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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研究
  • 城市研究
    方创琳, 关兴良
    2011, 66(8): 1011-1022.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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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群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是中国主体功能区划中的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在全国生产力布局格局中起着战略支撑点、增长极点和核心节点的作用。但城市群高密度的聚集导致高强度的相互作用,在拉动城市群高速度成长的同时,造成了高风险的生态环境威胁。如何客观评价城市群高密度集聚的效果?基于这一问题,本文从投入产出效率视角,构建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指标体系,采用CRS 模型、VRS 模型和Bootstrap-DEA 方法,综合测算了中国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变化趋势及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总体较低且呈下降趋势,2002 年、2007 年中国城市群投入产出综合效率为0.853 和0.820,分别达到最优水平的85%和82%,平均综合效率下降了0.033;基于Bootstrap-DEA 纠偏后的中国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更低,但更可靠有效;城市群投入产出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总体表现为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的区域空间格局,呈现出与中国东、中、西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相似的特征;2002-2007 年中国城市群规模效率指数微弱上升,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综合效率指数、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以及纯技术效率指数下降趋势显著。该研究旨在为评估我国城市群高密度集聚的效果提供定量的测算依据,进而为提高中国城市群的投入产出效率与空间集聚效率奠定科学的决策基础。
  • 城市研究
    马静, 柴彦威, 刘志林
    2011, 66(8): 1023-1032.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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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低碳城市逐渐成为众多学科关注的焦点所在,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其开展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但从微观层面深入探讨城市交通碳排放的影响机理的研究相对较为缺乏。利用北京市居民活动日志调查获取的第一手数据,基于居民日常出行行为计算微观层面的城市交通碳排放,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挖掘居住空间、个体行为以及交通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出行距离、机动出行概率对交通碳排放产生显著的正效应,而出行频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出行结构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出行总量的影响。另外,城市空间结构对城市交通碳排放产生显著影响,单位社区居民的出行行为整体具有“低碳”性质,应从低碳视角对单位社区进行重新审视。
  • 城市研究
    龙瀛, 毛其智, 杨东峰, 王静文
    2011, 66(8): 1033-1044.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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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能耗占全球能耗的比重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而增大,交通能耗作为城市能耗的重要构成部分,已有较多研究证明城市形态对其具有显著影响,这些研究多属于城市间层次,而少有城市内的研究对城市形态与交通能耗、环境影响的关系进行定量识别。本文拟建立城市形态、交通能耗和环境的集成模型,对单一城市内的不同空间组织(即城市形态),如土地使用方式、开发密度、就业中心的数量和分布等,对潜在的通勤交通能耗和环境影响的关系进行定量识别。该模型采用多智能体(multi-agent) 方法,一方面针对同一假想空间采用蒙特卡洛方法根据约束条件生成多个城市形态,并采用就业地斑块数目、平均斑块分形指数、香农多样性和平均近邻距离等14 个指标表征城市形态。另一方面,固定数量的居民agent 在所生成的每个城市形态内,选择居住区位和就业区位,根据通勤距离和社会经济特征选择交通方式,进而计算通勤交通能耗和环境影响,在城市层面统计通勤交通能耗和环境影响总和。最后分析城市形态与通勤交通能耗和环境影响的定量关系,主要得到以下结论,① 对于不同的城市空间布局和密度分布,通勤交通能耗的弹性范围约为3 倍;② 城市形态评价指数中,就业中心斑块的数量是对通勤交通能耗影响最大的变量;③ 多种城市形态所对应的通勤交通能耗基本呈正态分布。此外,还对城市形状对通勤交通能耗的影响进行了识别,并针对假想空间的多个典型城市形态(如紧凑与分散、单中心与多中心、TOD政策、绿隔政策),进行了通勤交通总量的计算,进而对典型规划理念进行了定量对比。本模型不仅可以用于识别城市形态与通勤交通能耗和环境影响的定量关系,定量对比典型的规划理念,还可以用于空间规划方案的能耗和环境影响评价。
  • 城市研究
    宋佳楠, 金晓斌, 唐健, 张志宏, 丁宁, 赵婕, 周寅康
    2011, 66(8): 1045-1054.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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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地价的影响因素众多且复杂,地价水平和地价变化趋势受到社会、经济、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论文从城市土地供需和宏观政策角度选取房地产投资额、市辖区建设用地面积、耕地占用税等10 项影响因素,采用2008-2010 年全国105 个土地市场较发育城市分季度地价数据,建立地价水平值与地价增长率影响因素的多层线性模型,定量分析了不同行政层次下,各影响因素对城市土地价格和地价增长率的影响程度。研究结论显示,地价水平值与地价增长率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且主导因素差异显著:在市级地价影响因素中,房地产投资增长是地价上升的直接动力,而地价增长率则主要受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房地产投资额的影响较;省级耕地保护政策对平抑地价、控制地价涨速作用显著,其中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占用税是省级层次影响最显著的两项政策指标。
  • 城市研究
    冯长春, 李维瑄, 赵蕃蕃
    2011, 66(8): 1055-1062.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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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北京地铁5 号线为例,研究了地铁沿线两侧2 km范围内,轨道交通对其沿线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程度。① 通过分析商品住宅价格特性和影响因素,建立了轨道交通沿线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因素体系,包括商品住宅项目距最近地铁站的最短路径距离、距市级商服中心距离、周边1 km内公交站点数、中小学及项目容积率、物业类型等10 个因素;② 通过显著性检验,重点中小学、普通中小学、公园3 个变量对商品住宅的价格影响很小,予以剔除后,构建了影响商品住宅价格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③ 将采集到的193 个项目的有效样本进行运算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轨道交通对沿线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最大,并随距轨道交通距离的增加,住宅价格呈指数衰减,至2 km以后,对住宅价格影响不显著。针对研究结果,建议地铁沿线土地利用强度和住宅价格确定时,要充分考虑轨道交通的影响。
  • 城市研究
    黄耿志, 薛德升
    2011, 66(8): 1063-1075.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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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针对某些群体的复仇型或后公正空间政治成为西方城市地理学理解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城市转型的重要理论。现有的研究注意到了这种空间政治嵌入地方的多样形态,但对其内含的对立性缺乏研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现实空间矛盾为开展我国背景下的公共空间政治研究提供了源泉。本文基于列菲弗尔的基本空间理论,采用结构—能动的分析路径,运用宏观的政策和制度分析与对典型案例的观察、半结构式访谈、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以摊贩现象为切入点对90 年代以来广州城市空间政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一种排斥性公共空间政治内在地包含了由结构性的规训与能动性的反规训构成的对立性,这一特性在广州表现为:① 对摊贩的排斥性空间政治是作为解决发展的潜在危机而实施综合环境改善战略的组成部分而产生,并导致一种更为明显的“全景敞视主义”式规训机制的形成。② 对立的空间通过摊贩日常式的伺机而动和温顺的不遵守与插曲式的个体暴力和集体行动而形成,结果战略空间被重构为以维持个体生存、摆脱贫困和追求自由为目的的工具空间。这种对立性在根源上是一种社会产物,而产生的实际冲突状况则将取决于空间发展观念及规训策略与反规训力量两者之间的对抗或协调程度。
  • 区域发展
  • 区域发展
    王成金, 丁金学, 杨威
    2011, 66(8): 1076-1088.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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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地方政府对高速公路的追求,高速公路规划和建设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的突出问题。本文分析了中国高速公路网的规划规模与空间体系,重点对比集成网和国家网的规模总量和空间网络,结果表明中国高速公路网中长期目标达17.4 万km,中西部省份的规模拓展明显;揭示了中国高速公路规划网引致的空间效应,包括连通性、空间服务水平和国土碎化,结论证明省级单位拓展后的集成网过于超前,新增路线主要连接人口和经济规模较小的城镇及偏远地区,覆盖效率低,偏离了中国经济发展、人口分布、城镇体系及地理环境的国情,高速公路规划规模与覆盖水平背离了其技术经济属性。然后,重点从政策角度分析了高速公路规划规模持续扩大的机制,认为高速公路规划审批体制、融资体制、收费政策、经济危机应对政策及政绩追求等是促使省级单位拓展规划规模的主要原因。
  • 区域发展
    王法辉
    2011, 66(8): 1089-1100.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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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出现三大潮流,即“科学化”(强调借用自然科学的计量分析方法和模型)、“空间化”(关注社会经济现象的空间变化和相互作用) 和“应用化”(侧重于政策性规划性强的实用课题)。空间化的社会科学,尤其是应用研究离不开地理信息系统(GIS) 方法的应用,因为GIS 在整合、分析各种数据尤其是空间数据方面有独特优势。本文举例演示GIS 在相关领域(如经济学、语言历史、社会学特别是犯罪学、公共卫生和规划)的广泛应用。选取的案例来源于笔者多年研究的经验,包括美国联邦政府多家研究机构(NSF、NIH、NIJ) 资助的多项研究成果,旨在说明GIS在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 区域发展
    龚胜生, 周军, 张涛
    2011, 66(8): 1101-1110.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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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是中国中部崛起的重要支点,但其支点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其空间结构的战略性选择。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表明:联结武汉、宜昌、襄阳、荆门、十堰、恩施5 个极核城市所构成的“A型点轴结构”是湖北省区域发展的最佳空间结构。空间数据分析证明:“A型点轴结构”的轴线沿线是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精华地带,“A型点轴结构”中极核城市之间的梯度差异反映了整个湖北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应用“A型点轴结构”来统筹湖北未来的区域发展,其空间意象具有鲜明的“星座”、“脊梁”、“巨梯”和“飞箭”特征。
  • 土地利用与农业地理
  • 土地利用与农业地理
    吴得文, 毛汉英, 张小雷, 黄金川
    2011, 66(8): 1111-1121.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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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状况直接影响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建设。基于数据包络法对全国655 个城市土地投入产出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① 目前中国城市土地投入产出效率普遍较低,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中西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存在规模等级递增效应,但小城市表现出明显的特殊性。② 影响中国城市土地投入产出效率较低的因素较多,其中,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投入过多尤为突出,固定资产投资和建设用地也存在一定冗余,环境产出效益相对不足。③ 中国大部分城市土地规模效率处于递增状态;城市土地规模效率空间分布亦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中西部低的格局,且存在规模等级递减效应。对不同空间尺度和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子分析,对各级政府制定城市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土地利用与农业地理
    王鹏飞, 申玉铭
    2011, 66(8): 1122-1230.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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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对加拿大南安大略农业地域不同经营类型的案例农场的实地调查,分析了南安大略农业地域的变化与农业的特征,结论如下:① 南安大略许多农场在商业化、专门化发展的同时,依然保留有传统混合农业经营的特征。同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兼职机会的增加,弥补了农业收入的不足;② 品种改良与交通基础设施的改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农产品贸易的国际化等是影响安大略农业地域变化的主要因素。③ 自然条件的差异与开发过程的不同和城市化的影响、以及国际贸易下经济、政治环境因素,对农业地域分异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农业经营、种植结构、国家政策等方面就我国农业生产的现状与案例地区进行了对比,并提出了合理建议。
  • 土地利用与农业地理
    刘斌涛, 刘邵权, 陶和平, 史展, 郭仕利, 曹伟超
    2011, 66(8): 1131-1140.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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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资源是制约山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关键因素,土地资源安全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山区的资源环境安全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分析山区土地资源安全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论文构建了以建设用地安全指数和粮食安全指数为基础的山区土地资源安全评价模型。该模型使用城镇化率作为建设用地安全指数的权重,以反映建设用地安全在区域土地资源安全中的重要性;使用非城镇化率作为粮食安全指数的权重,以反映农村土地安全状态在土地资源安全中的重要性。在GIS 软件支持下,利用该模型对四川省凉山州各县市的土地资源安全指数进行了评估计算,结果表明凉山州土地资源安全情况总体不容乐观,土地资源安全等级为安全和较安全的县市仅有3 个,占全州县市总数的县市总数的17.65%,国土面积的17.23%;而土地资源不安全与临界安全的县就有10 个,占全州县市总数的58.82%,国土面积的55.03%。土地资源安全主要受地形条件约束,地形起伏度每下降0.09,土地资源安全指数约上升0.97。同时,土地资源不安全区与贫困区具有高度叠加的特点,这表明土地资源是主导山区发展和山区资源环境安全的关键因素,提高山区土地生产潜力,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保障山区土地资源安全及资源环境安全的重要措施。
  • 土地利用与农业地理
    王成, 王利平, 李晓庆, 李阳兵, 邵景安, 蒋伟
    2011, 66(8): 1141-1152.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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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户生计资产决定着农户生计方式选择与生计策略行为,作为当前农户主要消费性投资行为的农村居民点建设消费受制于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产量,基于此引导农户的居民点建设消费行为、开展农村居民点整合已成为当前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农户生产生活条件的关键。研究选取重庆市沙坪坝区白林村为样点,采用“PRA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3S”相结合的方法,以地理坐标为标识码,建立农户属性数据与地块的空间数据相链接的“农户—土地”数据库。运用该数据库,构建农户生计资产量化指标体系,量化农户生计资产进行农户分化,剖析不同农户的后顾生计来源及其住居意愿,开展农村居民点整合。结果表明,农户生计资产的配置结构差异明显,8%的农户各项资产产值高于平均水平,23%的农户各项资产产值处于中等水平;以农户拥有的自然资产产值为主辅以其他各项资产产值,将农户划分为农业多样化发展型(16%)、农业专业化发展型(8%)、兼业化发展型(23%)、非农多样化发展型(31%) 和非农专业化发展型(22%) 5 类;根据不同生计来源农户的住居意愿并结合国家与地方发展战略,构建了社区型(非农多样化发展型与非农专业化发展型)、组团型(农业专业化发展型)、块状型(农业多样化发展型) 和带状型(兼业化发展型) 4 种农村居民点整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