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影响的不断加强与深入，城市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城市变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引发了风靡全球学术界的关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城市全球化的研究。已有的研究集中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少数城市，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涉及甚少。由此产生的问题是：除少数的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外，一般的城市是否经历全球化的过程?本文构建了衡量城市全球化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运用专家打分法赋予各指标不同的权重系数。通过加权计算的方法对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在1984、1990、1995、2000、2004、2007 年共6 个主要年份的全球化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探讨了中国城市全球化的变化过程。研究表明，1984-2007 年中国所有城市都经历了全球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说明城市的全球化并非少数城市的专利，而是所有城市共同经历的过程。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在中国城市全球化的领先地位日益突出，并日益接近世界上最高等级的全球城市。制造业功能对中国“世界工厂”类型的城市全球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高密度城区是城市的核心区，也是城区扩展的源，对该区域的精确识别以及扩展模拟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以广州市海珠区1979、1990、2000、2008 年4 期Landsat 影像为数据源，运用非渗透表面端元选取模型(V-I-S) 与归一化混合光谱分析模型(NSMA) 相结合的方法，辅以单窗算法反演地表温度数据(LST)，高精度提取非渗透表面丰度，进而设置合适阈值表征研究区高密度城区范围。在此基础上基于SLEUTH模型设置4 种场景模拟和预测海珠区高密度城区扩展，并用景观指数分析方法对研究区1979-2050 年长达70 年的空间扩展状况进行分析。主要结论为：① SLEUTH模型同样适用于小尺度区域的扩展模拟。② SLEUTH模型模拟中基于自然、人文以及城市扩展内在动力机制等条件参数的设置，促使模拟结果精度更高。③ SLEUTH模型模拟结果表明，自1979 至今，海珠区高密度城区以较快扩展速率扩张，尤以1990-2004 年间变动增长最快；未来的20 年其增长速率减缓，并于2030 年前后趋于稳定。这种扩张格局与变化状况与研究区产业结构、经济政策、土地规划决策等因素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后广州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吸引了大批外籍人士迁入，其中日本移民的增长尤为显著。本文以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对居住在广州市的日本移民的生活活动空间进行研究。从宏观上探讨其聚居形态，从微观上把握其居住、购物、饮食、教育、交友等生活活动的空间行为特征及其制约因素。研究表明，在广州的日本移民主要为受企业派遣的旅居移民及其家属，其生活活动空间相对孤立和封闭。促成其封闭性或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由于多语言环境、针对移民的政策法规及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等制度环境的影响，二是由移民的生活习惯及民族性格所造成的文化特性使然。日本移民的生活空间具有主动集聚和被动隔离的特征，而提高城市的国际化水平有助于增加其选择机会，减少封闭性的形成。
随着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和影响日趋深远，各级政府在制订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区域与城市规划等各类重大决策时，亟需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不同地域类型。本文在综合比较现有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划分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考虑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的复合型指标及其修正方法，并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区县的流动人口数据，运用以上多种划分方法实证研制出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多种划分方案，并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 综合考虑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的复合指标法，可以同时测度区域流动人口的方向性与活跃度，兼具以上两种单一性指标法的特色和优势，特别是能清晰地分辨出区域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的规模均比较大的平衡型活跃区这种独特类型，具有显著的优势。② 进一步考虑份额指标的修正型复合指标法，能有效地消除因区域人口总量过小或过大而导致流动人口活跃度被高估或低估的偏差，划分结果更加符合实际。③ 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其自然环境、人口密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关系密切。中国各类流动人口活跃区主要分布在位处第三阶梯和大于800 mm等降雨线的东部季风区，其人口密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遵循长春城市空间发展变化过程，揭示了伪满之前长春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特征，发现至伪满成立前，长春已经形成了“中—俄—日”三极分化的社会空间结构。伪满成立后，在“国都”城市性质、“消费”经济功能、城市空间扩张、外来移民流入等背景下，长春城市社会空间开始呈现出“中日分化”的总体格局，城市中轴线成为这一格局的空间标识。总体来看，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已分化为伪满高级官署区、日本人居住区、民族商业区和中国贫困农民居住区等社会区类型，空间结构模型呈现出围绕城市中心形成的同心圆与扇形结构和城市边缘“孤岛”相结合的形态模式。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基础，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城市建设的殖民地本质以及“新京”城市规划等是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机制。
从收入增长和生态改善的空间均衡角度来看，区域发展空间失衡是空间开发状态与其区位供给能力不相匹配，空间的经济社会活动没有按照开发供给的比较优势进行地区分工配置。当区域开发规模及程度超过其可能的供给容量视为开发过度；若没有充分利用供给容量，则为开发不足。以江苏省县(县级市) 单元为例，采用开发强度与反映空间供给能力的生态重要性指数、环境敏感性指数、规模集聚指数、资源保障指数、运输经济指数的相关关系以及协调度，可以判断和评价空间失衡的状态。同时，资源环境价格市场不完善，政府调控要素导向不合理以及开发导向的财税和政绩考核体系等安排，都是导致空间失衡的制度原因。
：产业地理集聚存在产业差异和区域差异。本文结合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揭示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采用2004 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本文发现交通密度、政府支出比重、开发区数量以及贸易壁垒强度等区域特征显著影响产业集聚。在产业特性与区域特征交叉分析中发现，市场化促进了农业投入依赖性强、产业联系强、劳动密集型及研发密集型的产业的空间扩散，交通网络的完善有利于产业联系强的、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的分散布局，在市场潜力较大的省区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更为集聚；地方政府的产业和区域政策促进了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集聚，而拉动了利税率高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属于国家重点计划的产业分散布局；各级政府建立的开发区和园区则尤其不利于国家计划重点产业的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本文研究表明，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中国的制造业集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中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也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集聚需要一定的产业和区域条件，并非所有产业和所有区域内都能够实现高水平的产业集聚。
：从中国各类型生态系统(农田、草地、水域) 的实际的食物生产能力出发，结合进出口产品中的食物部分，得出全国实际的食物供给能力，根据食物营养成分表中的转化率，将各类食物折算成人类生存所需的3 大营养成分(热量、蛋白质、脂肪) 的产量来表示，并利用ArcGIS 进行草地和农田食物供给的空间分析。以2004 年为例，中国实际食物供给能力为：热量1.601×1015 kcal，蛋白质6.163×107 t，脂肪2.717×107 t。其中，中国内陆生态系统实际可供给热量1.454×1015 kcal，蛋白质4.996×107 t，脂肪2.074×107 t，分别达到了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潜力的32.46%、38.33 %和41.12%，内陆生态系统食物供给还有较大的增长余地。在小康水平下，中国的食物热量、蛋白质、脂肪分别可以供养人口19.12 亿，20.84 亿和11.03 亿人，按照2010 年营养目标和2020 年全面小康目标，热量和蛋白质的供给已经较为充足，而脂肪的供给有所不足，今后需要注重油脂作物的种植和生产。结果还表明：中国的食物供给能力中，农田占据了绝大部分，不过比例有下降的趋势，从1998 年的84.66%，下降到2004 年的74.72%；草地和水域生态系统所提供的食物所占比例分别为4.83%~5.80%、6.02%~7.51%，波动较小；净进口食物所占比例逐年增长，1998 年仅为4.04%，2004 年增加到13.82%。通过平衡模型计算，在温饱、小康、富裕水平下，2004 年中国可以供养的人口分别为：15.34 亿，15.00 亿和14.11 亿，这表明，如果能够优化种植结构，合理配置植物性食物向动物性食物转化比例，均衡营养消费结构，中国实际食物供给较为充足。
内城新经济研究认为创意企业对网络组织更有依赖，但是对于网络的关键动力则众说纷纭。中国发达地区创意产业网络是否存在，其驱动机理在哪里?这正是研究初衷。以上海9个创意产业集聚区为研究区域，以创意设计业为研究对象，利用74 份企业问卷和16 家企业深度访谈采集数据，并运用SPSS统计分析工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产业链分工协作仍然是网络驱动的重要逻辑，以人才、信息与知识流为核心的创意链正在形成。上下游企业协作有利于集体学习，它们之间的强联结对提高企业创意能力具有显著影响，然而从影响方式来看，关系内容远比关系强度更重要。“客户”和“高校”是地方网络的重要驱动主体，并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企业区位和创意能力。
生态补偿是当前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而科学制定区域生态补偿的空间分配标准又是生态补偿研究中的关键环节。当前对区域空间补偿标准的计算思路大致可分为两种：生态建设成本核算法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法。本文剖析了社会生态补偿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利用2007 年全国各省市的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各省地理要素禀赋差异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地理要素禀赋当量”的概念，分析了该指标在区域生态补偿政策和单项生态补偿政策制定中的应用前景。研究结论如下：① 实施社会生态补偿，是各区域获得平等的生存权、环境权和发展权的有力保障，也是促进区域间协调、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② 各地地理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引起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也是制定社会生态补偿标准的重要依据；③ 利用“地理要素禀赋当量”，可以科学确定区域间社会生态补偿的空间分配标准，有效地避免以往生态补偿政策制定中的“一刀切”现象。
随着中国逐步进入机动化社会，交通拥挤开始困扰中国城市。汽车改变了人们的空间感受尺度，推动了城市郊区化和城市空间重构。交通与城市系统的研究涉及空间分析，国内相关理论研究还较少涉及。本文引入了阿朗索模型族的双交通模型来分析交通模式与城市密度之间的关系，对模型的假设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并提取了中国城市的关键参数来模拟分析中国机动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得到的结果较好地模拟了中国公交城市的规模和密度分布。最后，本文通过敏感性研究定量分析了收入、农业地租、交通价格和交通用地等因素对交通拥挤、城市规模和密度的影响，并得出了相关的政策启示。
集装箱流反映了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枢纽城市在区域经济网络中具有重要地位，主导着物流网络的运行。依据图论原理，构筑了枢纽城市的识别模型，融合了城市交流的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对集装箱枢纽进行识别，发现中国形成了21 个集装箱枢纽，以沿海港口城市为主，枢纽牵引的集装箱交流体系显示“区域—门户”空间结构明显。然后分析了枢纽集装箱流的距离衰减规律，采用Pareto 和Newling 模型进行拟合，确定了主要衰减参数，Pareto 模型的衰减系数b 显示其数值越高，集装箱牵系的城市影响越限于近距离，Newling 模型的递增系数b1为正值说明枢纽附近存在影响塌陷区，最高影响不邻近枢纽。同时依据有向图的矢量属性揭示了枢纽集装箱流的集散规律，发现枢纽城市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呈明显的非均衡性，邻近地区形成影响塌陷区，一定距离范围内形成主影响区，各枢纽的本底决定了其主影响区明显不同，虽然各城市的辐射峰值和吸引峰值不同，但其集聚和扩散通道往往一致。
针对目前可达性研究技术的局限，设计网络分析与成本栅格加权集成法，并应用该方法生成高铁通车后城市等时圈图。利用日常可达性、潜力值与加权平均时间，比较有无京沪高铁两种情景下京沪地区中心城市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探讨高铁对中心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并采用场强模型计算高铁通车前后中心城市腹地范围。结果显示：高铁将扩展等时圈范围，实现城市日常可达性整体大幅优化，形成非均衡的时间收敛空间。高铁站点沿线成为时间收敛的最大受益者，它们的加权平均时间与潜力值变率高。在不同地理尺度下，高铁降低加权平均时间均衡性，对潜力值均衡性影响不一致。高铁扩大北京与上海的腹地，增强其区域辐射力。针对区域可达性变化，可达性变率高的城市可适时调整产业类型，变率低的城市可通过加强快速交通网络与高铁的衔接来提高可达性。
利用现代地理学方法，分析《中国旧海关史料》等海关出版物中的国际贸易和埠际贸易数据，考察了12 个主要港口城市的国际贸易网络，46 个港口城市埠际贸易的网络空间结构。结果表明：制度因素在港口职能变迁过程中作用巨大。贸易量在全国中位水平以下的小型港口，多存在由开埠初期吞吐平衡型港口向偏出口拉动型发展的趋势；在中位水平以上的港口，多趋向于进出口平衡发展。在本文研究时段内，国际贸易空间结构赫芬达尔指数较高，其集中度和垄断性很强，后期愈发明显。相反埠际贸易的指数一直低位运行，处于多极发展的态势。埠际贸易空间结构经历三个阶段发展，具备一定轴—辐结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