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样带这一综合与集成研究的工具,选取无论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还是自然环境要素变化等方面都存在明显梯度的长江沿线样带为研究区,采用横向比较的研究方法,基于一定的理论假设,研究了区内的农村宅基地转型。研究表明：1987~2001年研究区根据土地利用变化的聚集度指数划分的各区段农村宅基地在建设用地增加中所占比例总体上看,从上游至下游,从甘孜—玉树区到泸州—迪庆区、恩施—重庆区、铜陵—宜昌区直至上海—巢湖区,这一比例逐渐降低;长江沿线样带各区段所处的农村宅基地转型阶段与样带内各区段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基本上验证了此前的理论假设。据此,目前由各省 (区、市) 自行制定农村宅基地标准不利于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国家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分区、分类制定农村宅基地标准。针对研究区目前农村宅基地的发展现状,根据区域农村宅基地转型阶段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
品牌是企业产品的标记,其内涵是企业和消费者之间长期形成的一种价值契约,品牌价值反映了企业的某一产品的市场地位、竞争力及其发展的优势,品牌的价值和市场成绩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影响着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力,一个地区知名品牌的数量和质量将影响着这一地区的发展趋势,从而进一步影响着我国地区经济的格局。利用世界品牌实验室 (World Brand Lab) 推出的2004年《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 》中的相关品牌价值的数据,并结合各省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数据,运用经济地理的空间分析方法,以省区为基本区域单元,分析了我国500强品牌的数量和品牌价值的地区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形成原因和今后的演化趋势,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研究了基于微观竞争主体竞争能力的区域竞争力的演变趋势,及由此可能引起的区域竞争格局的变化。
可持续发展要求必须在一个地球的约束下,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发展需求。通过分析生态足迹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从可更新和不可更新资源利用效益角度来看,在发展的可持续性上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地球容纳环境和社会期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同时,气候变暖的事实说明,人类对不可更新化石燃料的开采和利用速率已经超过地球上生态系统吸收CO2的能力。各国要取得社会发展并使之具有可持续性,应该在地球的可持续性尺度范围内增加自己的全球足迹份额,而不是简单的减少足迹。以中国的南水北调、北粮南运,粮食安全及世界石油消费利用为例说明了社会资源在缓解和减轻环境影响方面的作用。在剖析经典的IPAT等式及其变种等式ImPACT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可持续性评价研究框架——ImPACTS等式,并讨论了新等式的政策含义。在ImPACTS等式中,新增项S代表社会资源的状态 (社会发展状态),m代表管理,用来强调人类采用协调的方式来解决超过可持续性尺度这一问题的重要性,I因此变成了集成的影响评价——对环境的影响和社会发展的损益评价。
以黑牛河小流域为例,在详细分析东北低山丘陵区小流域可持续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该小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定量评价：从效益显著性、资源与环境可支撑性和系统运行稳定性3个方面,选择31个因素作为参评因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精度较高的均方差法确定指标权重,以消除人为经验主观判断,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率;运用递阶多层次综合法建立二级层次指标 (效益显著性、资源与环境可支撑性和系统运行稳定性) 评价模型,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建立流域系统综合评价模型,评判出了该区小流域的二级层次指标和综合指标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小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对策和建议。
流域是涵盖众多因素的复杂巨系统,其健康持续的发展需要科学的综合规划。作者采用不确定性多目标规划 (IMOP) 模型来研究这一复杂系统。该模型是传统多目标规划法的一种拓展,它将多种系统组分纳入一个框架综合考虑,较好地协调多个目标,尤其能有效处理系统中的不确定性信息。基于此模型,针对流域环境—经济系统特点,建立了流域环境—经济系统不确定性多目标规划模型 (IMOPWEES)。同时,将模型运用于四川省邛海流域规划,得到2种情景不同阶段下的优化方案,以种植结构、旅游服务业结构、水资源配置、污染物排放、森林扩展及水土流失为例予以结果说明和情景比较。研究表明,IMOPWEES用于流域环境—经济系统规划,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其为流域相关研究工作提供了一种有效工具。
以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了耦合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出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关联度模型和耦合度模型,定量揭示出中国省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的主要因素,并从时空角度分析了区域耦合度的空间分布及演变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要素之间的耦合是复杂的,总体上表现在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胁迫作用和生态环境对城市化的约束作用两个方面。通过关联度计算遴选出作用于生态环境的16项城市化指标和影响城市化的10项生态环境指标,它们较为全面反映出系统交互耦合的机理;(2) 中国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布基本符合东、中西空间分异的规律。根据耦合度大小并结合区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阶段,大致将全国省区划分为协调、磨合、拮抗和低水平耦合等4种类型,其中以拮抗类型为主;(3) 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的时序变动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波动性。
以银川为案例城市,通过2596名商场顾客、46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购房对象、10 123名建筑工人、528辆就餐汽车、858名中学生等不同领域的实际调研,对银川市城市中心职能的特征与成因进行了科学诊断;从理论层面上试图归纳影响银川区域发展空间结构的中心地系统变化的基本模式以及区域性中心城市服务功能的变化趋势;探讨了强化我国西部地区中心城市服务功能的主要途径。
广告业是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必然结果,世界发达国家的广告业具有明显的创意和文化产业之特点。我国广告业在改革开放以后获得了恢复和快速发展。以深圳为例,将广告业作为文化产业服务与生产体系,采用广告业业内人士的分类框架,建构和分析了深圳广告产业的基本结构特点。运用GIS空间分析工具,识别了广告业在城市空间的分布和集群形态。结合对广告公司的深入访谈,提出广告业集群的形成和关联机制具有广告主主导型、媒体依赖型、产业关联型、成本导向型、环境氛围导向型和社会关系型等6种模式。由“广告公司—广告主—广告媒介”组成的三角博弈关系以及三方各自可能到达的地理空间范围,共同作用,构成了广告公司生存、发展、区位选择、空间流动和地域拓展的核心动力机制,任何一方的实力和地理空间变化都可能影响一个城市和地域整体广告业的生态格局。
人口密度网格化比人口密度行政单元化更接近人口的实际分布,而且是实现人口数据与其他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资源数据、环境数据复合,提高人口、资源、环境综合管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选用专门针对亚洲地区开发的DMSP/OLS非辐射定标夜间灯光平均强度遥感数据模拟了中国的人口密度：基于灯光强度信息模拟了灯光区内部的人口密度,基于人口—距离衰减规律和电场叠加理论模拟了灯光区外部的人口密度,是应用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模拟人口密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研究结果与其他研究基本一致,但所需数据量较少,更适合于大尺度人口密度的快速估算,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结果表明,DMSP/OLS夜间灯光强度数据具有实现人口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数据空间网格化的巨大潜力。
尺度问题在地理学、生态学和水文科学等众多领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随着对地观测技术和地理信息科学的飞速发展,解决地理数据的尺度转换问题成为目前地理信息科学及相关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在地理信息科学相关领域中,地图学和遥感科学研究人员从尺度概念的理解到尺度转换的理论和方法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对解决地理数据空间特征的尺度转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地理数据属性特征的尺度转换研究领域,地理信息科学研究者提出的面域插值方法是解决此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同时,在社会经济科学领域,“小区域统计学”也发展了一套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试图解决统计单元的变更问题。文章在全面回顾和比较不同研究领域解决“尺度转换”问题方法的基础上,重点介绍面域插值方法和小区域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典型应用。
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状态与景观动态变化息息相关,为深入探讨景观动态的生态响应,本研究选择陕北黄土高原为研究区,分别就景观动态的3种类型 (景观类型间变化、类型内组分变化及未变化) 与植被覆盖状态进行分析。其中植被覆盖状态主要通过植被覆盖值高低及年内植被恢复期、维持期与转折点等曲线特征体现。结果发现研究区景观类型的动态变化并不显著,而各动态类型与植被覆盖的相关程度各不相同,植被覆盖不仅和景观类型有关,亦与景观动态类型有关,而在植被覆盖对景观动态的响应上,则体现出由于景观动态类型的差异,造成同一景观类型的植被覆盖季节响应模式和强度完全不同。
结合2000~2002年塔里木河下游5次生态输水过程,通过对沿河40眼地下水监测井采集的水化学资料的分析表明：塔里木河下游地下水化学特征随五次间歇性生态输水发生明显变化。地下水化学对输水的响应表现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初期,地下水化学成分中的主要离子含量和矿化度都明显上升;中期逐步下降;输水后期又逐步上升。通过对地下水盐运移机理以及生态输水后地下水化学变化特征的分析得出,单一河道输水方式不如双河道,甚至多河道输水更有利于生态的恢复,另外,生态输水只是对地下水中盐分浓度起到了稀释作用,只有采取一系列工程和管理措施才能使下游水质真正好转。
结合地理信息系统,运用地统计学方法研究石羊河下游民勤绿洲近15年来的地下水矿化度的时空变异规律及其与土地利用变化的关系。结果表明：(1) 在1987年和2001年的两个时期地下水矿化度的实验变异函数值与理论变异函数拟合较好, F检验达到极显著水平;(2) 地下水矿化度在4 km以下小尺度上的随机变异SHR特别小,而在4~40 km的中尺度上的结构性变异SHA达99.9%,可以认为研究区域内地下水矿化度在整个尺度上具有恒定的变异;(3) Kriging插值及其与同期的绿洲景观类型图进行叠加运算表明,在变化趋势上,除坝区东南部略有下降外,整个绿洲地下水矿化度都增大,北部湖区最显著;在变化面积上,地下水矿化度在3.0 g/L以下的面积从1987年的75.26%降到了2001年的58.54%;而其>4.5 g/L的绿洲主要集中在湖区。地下水矿化度较低区域的耕地面积减少,而地下水矿化度3.0 g/L以上的耕地面积从7.03%增加到了14.32%,特别是湖区,地下水的矿化已严重威胁到了耕地的存在。
对长江口滨岸潮滩7个典型断面三态氮的界面交换通量进行了三年多的季节性连续观测,结果表明无机氮的界面交换行为存在复杂的空间分异和季节变化。NO-3-N和NH+4-N的界面交换通量正负变化范围较大,分别介于-32.82~24.13 mmol.m-2.d-1和-18.45~10.65mmol.m-2.d-1之间;而NOsup>-2-N的界面交换通量很小,仅为-1.15~2.82 mmol.m-2.d-1。NO-3-N的界面交换具有明显的上下游季节性时空分异特征,而NH+4-N的界面交换则表现为南北岸季节性时空分异现象。盐度是控制长江口滨岸潮滩NH+4-N界面交换行为的主要因素,而沉积物粒度、水体 NO-3-N浓度、沉积物有机质含量、水温和溶解氧含量则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共同制约着 NO-3-N在潮滩界面交换的时空分异格局。
运用泥沙收支平衡 (Sediment budget) 的概念确定长江中游宜昌-武汉河段的泥沙冲淤量,并运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了泥沙冲淤过程对水沙变化的响应。研究表明,所研究河段的输沙具有“多来多排”的特性,在平均的意义上,年输入沙量为年输出沙量的1.1345倍,由此求得总净来沙中有11.85%淤积在河道中。河段出口输出沙量随时间而增大,大致在1980年达到峰值,然后再减小。1980年以前河段出口输出沙量的增大,与3口分沙减少 (等价于河段净来沙增多) 和下荆江人工裁弯 (使河道输沙能力增大,因而可以将更多的泥沙输送到河段出口以下) 有关,1980年以后的减少,则与宜昌站来沙量的显著减少有关。建立了1980~1997年间宜昌—汉口#河段年冲淤量与宜昌站年来沙量之间的回归方程,通过该方程估算出使宜昌-汉口河段不淤的宜昌站临界来沙量为3亿t/a。为了定量评价宜昌站的来水量和来沙量以及3口分水比和分沙比、宜昌站洪峰流量的变化对于河段冲淤量的相对贡献,我们以1980~1997年和1955~1997年两个时间系列的数据分别建立了多元回归方程。1980~1997年间的方程表明,宜昌站的来水量和来沙量以及3口分水比和分沙比、宜昌站洪峰流量的变化对宜昌—汉口河段年冲淤量的贡献率分别为6.23%、31.56%、25.77%、32.71%和3.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