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合作是长江三角洲城市与区域发展中的新现象, 并且已经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 的焦点问题。选择长江三角洲的苏锡常都市圈规划、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和江阴经济 开发区靖江园区三个典型的城市合作案例, 从伙伴关系的理论视角, 进行城市合作的实证研究, 分别探讨了科层的城市合作、自发的城市合作和混合式的城市合作三种类型伙伴关系的制度安排。基于长三角的经验, 该研究在区域尺度上对伙伴关系理论的应用进行了拓展。研究的焦点在于三种模式城市合作的有效性(绩效)。通过对伙伴关系形成过程和利益相关者互 动的追踪, 研究认为合作是否有效取决于合作的机制、合作的过程、合作的性质和领域、伙伴的选择和伙伴关系形成中利益相关者的作用。
从城市职能是城市人口规模扩张动力的观点出发, 利用经济基础理论模型, 在计算城市职能基本部分的基础上, 讨论了中心地职能、中枢管理职能、工业职能、门户职能对1982 年和2000 年山东省城市人口规模变动关系的时间变动, 有以下结论: 第一, 中心地职能/ 工业职能、中枢管理职能/ 工业职能分别是1982 年、2000 年城市人口规模差异的最为重要的职能因素。期间, 中心地职能的地位下降, 中枢管理职能的地位抬升, 工业职能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门户职能则在门户封启过程中, 通过加强或者削弱工业职能、中枢管理职能得以充分体现。第二, 工业职能和门户职能的增减变化是导致1982~2000 年城市人口规模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伴随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 工业职能扩张已经不再是城市人口增长的重要 驱动力, 门户职能与城市规模变动的正向关系体现了门户开放对城市人口增长的强力驱动。
首先剖析城市化过程PRED 演变的“五律协同”原理和PRED 演变轨迹的数学概念模型, 在此基础上提出海湾地区城市化过程PRED 演变的“六位一体”宏观调控模型及其指标体系和灰度评估模型; 然后从规划的角度设计海湾地区“六位一体”的调控方案框架, 通过 “六位一体”指标的评估和调控, 确保海湾地区PRED 遵循“五律协同” 原理有序协调地演 进; 最后以厦门海湾为例。厦门城市已进入较高级的发展阶段, 第一产业已基本为第二、第 三产业所替代, 海湾资源的开发利用相当密集, 湾内有中华白海豚、文昌鱼等海洋珍稀物种, 还有以红树林为代表的海洋生态湿地; 经分析评估, 其城市化过程PRED 演变“六位一体” 的灰度值为75.725; 保持PRED 协调演进应加强调控的主要方面是: 保护重要的生态源和海陆之间的生态廊道、防止深水港口岸段和航道的淤积、“控源导流”缩减陆源污染、塑造海湾特色景观和岛链景观、保持港口航运业和滨海旅游业的主导作用并选择性地发展临海工业和海洋新兴产业等。
为了推动城市居住区环境设计与管理模式的创新, 为相关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有必要定量地把握环境设计与管理所带来的经济价值, 以及伴随政策导入各种利益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化。运用北京市亚奥地区居住小区的调查数据, 探讨了居住区环境设计与管理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与居住区环境政策密切相关的经济利益驱动机制问题。分析表明, 居住小区的规划设计、与周边住宅区的协调性, 以及物业管理是居住区环境品质中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同时, 分析定量地证明了居住区环境设计和管理的经济价值, 由此明确了在居住区实行环境设计和管理的潜在动机, 和改善环境设计与管理对提升地区价值所产生的效果。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推进旧住宅区的物业管理体制改革、通过政策来诱导和推动地区的有机融合、在居住区规划设计和管理方面注重地区文脉、设定适宜的物业收费标准等建议。
在定量化和空间化模拟分析的基础上, 探讨了城市化对传染病传播影响的模型框架。该模型框架是通过人口空间分布表面, 集成了元胞自动机土地开发模型、人口预测矩阵模型和 元胞自动机传染病模型, 在动态的, 随机的模拟环境中将城市化与传染病传播结合起来。以英国南安普顿市为研究区, 对南安普顿市的“郊区化”对传染病传播的影响进行了动态模拟, 场景模拟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 4 个模拟预测年期(2001 年、2011 年、2021 年和2031 年) 的平均传染病例数没有太大的变化, “郊区化”对传染病的传播没有太大影响。但是, “郊 区化”中的城市局部的家庭迁移和全市的年轻年龄组的迁移可能会通过在同年份减少平均传染病例数而影响传染病的传播。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 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粮食生产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20 世纪90 年代全球农业生产徘徊不前并不仅是一种由特定政策或市场因素导致的短期现象。因此, 认识在长时间尺度上农田生产力变化的特征及其控制因素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制定农业政策及调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稳定少动但对农田生产力形成有 重要影响的地形因子对农田生产力变化的作用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生态系统生产力遥感 机理模型能够清晰地表达国家尺度农田生产力的时空格局, 应用1981~2000 年的NOAA/AVHRR 卫星遥感数据驱动GLO-PEM 模型, 以10 年为时间尺度分析20 世纪80 年代 到90 年代农田生产力变化的空间格局特征。研究结果表明, 在10 年的时间尺度上, 地形特征控制着农田生产力变化空间格局分异规律, 农田生产力降低的几率随地形起伏度增大而增加, 山区耕地发生生产力下降的可能性比平原耕地高10%~30%。在研究时期内尽管中国农田生产力总量增加, 但仍有24%的农田发生农田生产力下降, 其中71%在丘陵山地, 尤其是地形起伏破碎的黄土高原及云贵高原地区。
取1990 年、1995 年、2000 年和2005 年4 个时相覆盖广州市的TM 遥感影像为数据源, 经非监督分类及人工目视解译, 获得研究区各时相土地覆被类型图。以高速公路为轴线 应用缓冲区技术, 形成南北和东西两条样带, 同时以城市中心区域向外等距扩展而形成辐射状梯度圈。通过样带和梯度圈剪裁形成土地覆被类型图, 计算土地覆被类型图的景观指数, 分析广州市15 年间土地覆被动态过程, 揭示区域景观动态的方向和梯度分异特征。数量结构与样带研究结果表明: 广州市因经济发展而使土地覆被景观恶化的趋势已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城市发展逐步进入理性控制阶段, 但是存在方向分异, 东西样带上的土地覆被景观的多样性持续下降, 斑块破碎化程度加剧; 辐射梯度圈研究结果显示, 向外围扩展的城市化过程使广州市呈现出多个次级中心的格局, 对城市土地覆被景观的干扰强度自中心城区向郊区递减, 方向分异不显著; 东南方向的辐射梯度圈内土地覆被景观的分维数和多样性指数变化特征表明, 自2000 年始, 经济发展已开始侵占南部海域。
就业问题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社会问题, 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对中国就业空间分布进行区域划分有利于国家流动人口的引导、就业政策的制订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利用2000 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采用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 对中国2343 个县(市)、市区的就业结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① 中国就业形成了连续型圈层、非连续型圈层、跳跃式圈层、混合型圈层、多核心圈层、带状等6 种就业空间模式; ② 中国就业区可划分为东部沿海、东北、京津、中部、西部等5 个就业区, 其中, 西部区可划分为陕甘宁青川渝、云贵藏和新疆等3 个就业亚区。
根据地方专业化指数与负指数函数模型方法, 利用上海市1996 年和2001 年两次基本单位普查基于工作地的从业劳动力数据, 分别以不同圈层、区县及乡镇街道为基本地域单元, 系统地考察了1996~2001年间上海从业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动特征。发现上海从业劳动 力分布总体上呈都心区密度最高、由此向外依次降低的负指数函数分布的圈层结构模式。其 变动呈现都心区密度下降、周边地区上升、从业劳动力由都心区逐步向周边地区扩散的均衡化趋势。第二、三产业从业劳动力的分布变动互不相同: 第二产业主要表现为由中心城区向郊区扩散的较大范围的单向均衡化变动; 第三产业从业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变动则相对更向中心城区集聚, 表现为在距离市中心15 km 圈内由都心区向其边缘区扩散、15 km 圈以外地区特别是远郊区则反呈趋向中心城区的集中化变动。上海城市功能分异正向中心城区以“商” 为主、郊区以“工”为主, 空间模式由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演变。从业劳动力的这种空 间分布模式及其变动趋势, 基本符合大城市空间发展的一般规律。
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中有关女性地理的研究基本缺失, 而以往人才地理学研究中对女性人才的忽视, 以及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中女性人才研究的薄弱, 都使女性人才地理研究有了自己的空间。利用人才数量、类型和籍贯三个指标对活动于1840~1949 年期间的中国著名女性人物资料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在此基础上, 对近现代中国女性人才的数量和地位、分布 领域和特点以及地理分布格局进行了论述, 并对影响其数量、类型和区域分异的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 与同一时期的男性人才相比较, 近现代女性人才数量仍然偏少, 但相对于过去, 其数量却有所增加, 影响领域也更扩大; 近现代女性人才集中分布于中国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以及中部地区的少数几个省份, 西北地区较少; 湖南、广东、浙江、江苏四省女性人才尤为突出, 其中, 湘粤两省在社会政治领域影响较大, 江浙两省在科学、教育和文化领域占有较大优势。近现代女性人才数量的增加和影响领域的扩大受近现代中国政治改良运动和政治革命的影响, 而其区域分异特点则充分体现了中国近现代政治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地区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