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功能区划是构筑我国有序区域发展格局的依据，对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创新提出了紧迫的需求。在分析地域功能基本属性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模型， 认为标识任何区域综合发展状态的人均水平值趋于大体相等。基于该结论，阐释了功能区形成应有利于实现空间均衡正向(差距缩小) 演变过程，空间均衡的前提是资源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探讨了地域功能演替对空间均衡过程的影响，提出了区划方案效益最大化是同区域如何划分和对地域功能随时间变化的正确把握程度相关的。进而分析了主体功能区划的 “开发”与“保护”双重功能的复合、指标体系选择、时空属性相关问题的科学基础。探讨了通过立体流和立体空间均衡实现效率与公平并重目标的合理性。并从法律、规划和政策构成的空间管治制度安排层面，对主体功能区划的定位、实施和协调进行了讨论。
市域空间发展类型区划分是新时期我国从空间管治角度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这一工作一方面是我国既有区划工作的延续，另一方面又隐含着重大的方法论创新的内在需 求，即需要由原来的基于均质区域背景的区划论升格为基于均质区域与功能区域并重的新的区划论。为此，我们专门开发了适合于空间发展类型区划分的信息系统(SPIS)，以解决不同类型因子的空间赋值以及分值迭加问题，尤其是侧重解决不同等级、不同形态的服务设施， 基于路网结构的不同类型、不同方式、不同半径的空间扩散的技术实现问题，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空间发展类型区划分的指标判别法和指标迭加法，并以仪征为例进行了空间发展类型区划分的有效尝试。由于以自己开发的专用软件为定量分析工具，故整个区划过程公开透明，提供了从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系统处理、多方案比较的动态分析过程，从而为空间发展类型区划分的科学性、规范性，以及有深度的定量分析提供了方法论角度的探索。
采用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和GIS 中的相关方法和技术， 对西藏 1951~2004 年期间产业结构演进的特征进行了定量评价。分析了1951~2004 年西藏产业结构演进的四个阶段及其特征，利用指标计算分析了三次产业及其内部结构、就业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升级转换等层面的动态演进过程， 然后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SSM) 计算了1975~1984 年、1985~1994 年和1995~2004 年三个代表时段产业结构演进的数量特征，并结合GIS 方法分析了西藏农林牧渔业产业重心的时空动态演进过程。最后，归纳出西藏产业结构 演进的主要驱动力是需求结构约束、资源禀赋差异、政府引导的巨大作用和潜力较大的高原特色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化第三产业结构，保证第一产业发展，重点 扶持第二产业”的对策。
地貌环境是人类一切生活最基本的场所和物质基础。地貌环境特征研究是人类对地球表层最基本、最直接特征——地貌形态的探索和解释，其研究成果可在资源评价、土地利用、环境保护、减灾防灾等方面服务于区域可持续发展。选取深圳东部海岸地区，运用现代地貌学理论和方法，借助3S 技术手段，深入研究东部地区地貌环境特征，提取主要地貌特征因子，划分地貌类型，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从地貌环境的适应性、脆弱性及恢复性三方面对区域资源环境和滨海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进行了评价。通过本次研究和实例分析可知，以“3S”技术支撑的现代地貌学理论和方法可在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基础作用。
北京从20 世纪80 年代末开始出现郊区化，其住宅郊区化特点尤为突出。北京市住宅郊区化的驱动力与西方城市的郊区化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差异，相似之处是：都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以及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和城市规划的引导； 不同之处在于北京的住宅郊区化是一种被动的郊区化，居民本身并不想离开市区，但是旧城改造与市区内高昂的房价迫使居民不得不到郊区购房。随着住宅郊区化的大规模发展，北京也出现了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问题，这种空间错位虽然与美国郊区化过程中空间错位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出现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分离，造成低收入阶层通勤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增加，导致交通拥挤、社会隔离等社会问题。
城市人居环境是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载体，城市经济是人居环境发展的坚实保障和前提。只有实现两者的协调，才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定量评价，是测度两者发展状态的工具，对城市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 示功能。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存在于整个城市生态系统中，由于系统的复杂性，其中存 有多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因此，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下，如何建立评价体系，采用什么样 的方法进行评价是当前研究的难点之一，也是学术界面临的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尝试对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评价体系构建的原则，引入模糊数学方法，提出了一套基于不确定性的综合评价方法与模型，并将该方法应用于长沙市的实证研究中。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大体吻合。该方法不仅能反映城市发展整体协调状况，而且能模糊辨别系统间相互作用的模式与演进方式，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可操作性。
1990 年以来中国城市的内城区传统工业向郊区外溢，郊区大量劳动密集型国际资本进驻等因素带来城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格局的重构。以1990 年、2000 年广州市“街道层面”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主要数据源，借用经济学中的区位商指标，分析1990~2000 年广州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分异特征，发现工业、低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及政府 机关职员等从业者呈现出差异化的空间分异特征。工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从内城区向近郊区、远郊区等转移，低端服务业从业者的居住地一直高度集中于内城区，高端服务业从业者聚居于政府机关附近和高校、科研机构密集区，政府机关职员居住区完全与政府机关相重合。就业地与居住地的临近性是20 世纪90 年代广州城市从业者居住空间最为显著的特征。旧城区产业结构调整、城市空间扩展、郊区国际生产资本进驻、政府为迎合全球化而进行的政策及空间的调整、土地开发与住房商品化以及原有国家事业机关“单位制”居住模式的惯性等成为1990~2000 年广州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社会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基于区位商的方法来分析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分异，为深入解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利用蒙、汉、日语多种文献资料就科尔沁近百年的人口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 一个世纪以来科尔沁人口增加很快，平均人口密度从民国初期的2.40 人/km2 增加到2000 年 的39.72 人/km2，约为世纪初的17 倍；新增人口主要为1949 年前的关内流民、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移民以及移民生育；人口增加最高峰出现在1949 年后的计划移民时期， 伪满时期的流民则构成了研究区近百年另一个显著的移民高潮；移入人口在科尔沁的分布受 距离农区的空间间隔、科尔沁自然环境条件及其变化、城镇化等因素影响，人口密度呈现从 科尔沁外围到腹地、从农耕区到农牧交错区和牧区、从城镇到农村牧区逐渐降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移入人口成为20 世纪科尔沁的农耕主力军。
长时间序列的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数据是开展全球变化、可持续发展及生态安全等各项研究的重要基础。然而，早期的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数据，特别是卫星遥感数据出现之前 的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信息通常很难获取。利用TM、MSS 遥感影像数据和地形图、气候、地质、地貌、土壤、植被、水文等自然环境背景图件以及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等多源数 据，选择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作为典型案例区，在GIS 技术支持下建立了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数字重建模型，再现了典型研究区20 世纪30 年代和50 年代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空间分布状况。通过野外调查和历史文献资料对土地利用数字重建结果进行精度评价并初步得到以下结论：① 采用逐个图斑跟踪记录的方法对研究区各个时期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的敏感 性进行分析，有利于揭示区域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变化的规律；② 在定量、定位分析环境背景对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分布及其变化的影响基础上，综合判断各种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分布概率，其结果可为土地利用数字重建提供依据；③ 对1:10 万地形图提取土地利用信息的可行性与可信度分析表明，地形图中土地利用信息完全能够达到一级土地利用分类精度，同时疏林地、灌木林、沼泽地、盐碱地、沙地等二级分类信息也能获取。
以Landsat MSS、TM、ETM 卫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利用遥感和GIS 手段，提取了长江三角洲地区5 个时相(1979 年、1990 年、1995 年、2000 年、2005 年) 城市用地信息，分析了城市用地扩展速度、扩展强度、空间结构的变化特征，进而探讨了长江三角洲1979 年以来的城市空间生长过程。结果表明：① 1979 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城市用地增长呈明显的加快趋势，城市用地总体扩展强度也表现为不断提高。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用地的扩展强度表现为直 辖市> 地级市> 副省级市> 县(县级市)。② 长江三角洲城市用地空间结构的分维和稳定性特征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城市用地的空间结构特征与城市用地增长过程和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联系。③ 长江三角洲城市生长表现出“一核二带”、“二核三带”、“四核四带”和“五核五带”的空间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