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国金融服务业不断深入改革以及对外资金融机构的逐渐开放，金融服务业的空间格局更为复杂。以银行业为例，区域内服务地域范围不同的银行金融机构的组合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种组合就构成了地区金融系统(地区银行系统)。地区金融系统内的银行金 融机构可以划分为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等的外来型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 、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 等的本地型银行金融机构。研究表明：地区金融系统存在着萌芽期、发展期以及成熟期三个发展阶段，不同阶段具有明显的特点。地区金融系统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地方政策以及地区金融素养等因素影响。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利用中国30 个省市 (自治区) 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各地区金融系统的区域差异。在各地区金融系统中，外来型银行金融机构表现为：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外资银行集中于重要结点；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区域性集中趋势明显；对于本地型银行金融机构则具有城市商业银行分布不均；农村信用社填充国有银行撤出地区空白，但实际发挥的作用有限等特点。
对1990-2004 年云南省城镇发展差异进行分析，发现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云南省城市综合实力总体呈差异扩大的趋势，表现出小城市发展缓慢且分化不明显，少数高位城市极化，在空间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倾向等特征。其后，进一步展示云南省城市经济影响区空 间演化的阶段性规律：① 20 世纪90 年代以前云南省城市经济影响区被特殊的地理环境分割 成破碎且难以整合的小型离散化的格局；②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地区工业化和城市 化加速进行，交通通讯网络的发育和辐射，中小城市得以发育，伴随于城市经济影响区空间 扩张与收缩，云南省城市经济影响区逐渐从单层离散分布演变为三层嵌套结构，并不断朝更高级的结构形态演进，即云南省城市经济影响区空间呈现显著的、由小规模离散分布阶段、过渡转型阶段到嵌套复合阶段的时空演化序列。最后，针对这种时空演化序列，笔者解析出云南省城市经济影响区在不同时空条件组合下的三种空间扩展类型：单向拓展类型、多向拓展类型和邻接扩展类型。
基于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深入探讨了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通过计算不同地理尺度下的制造业产业分布基尼系数和Moran's I 系数，发现中国制造业高度聚集在珠三角、长三 角以及环渤海地区，在华北、东北、四川以及两湖地区有一些连片分布；空间尺度越小，产业划分越细，制造业在空间上越集中，省市县尺度的产业地理集中程度显著相关。基于比较 优势、全球化和制度分权以及集聚经济等相关理论，本文构建了考察影响产业地理集聚因素 的计量模型。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接近资源优势，农产品投入较多的产业较分散，金属矿物投入较多的产业较为集中，非金属矿物依赖性产业在四位数层次集中，在三位数层级显著分散。利用外资和参与国际贸易有利于产业地理集聚，区域分权促使制造业分散布局，在省级 层次尤为显著。集聚经济显著推动制造业地理集聚，但在县级层次更为重要。高技能劳动力比重较高和外部科研力量依赖性产业则较为分散，产业联系没能促进中国产业的地理集聚， 可能与地方保护和模仿政策等反市场力量有关。研究表明，空间尺度和经济转轨引致的制度变化对于理解中国制造业地理格局非常重要。
在重新认识长江经济带的空间范围及空间结构内涵的基础上，运用空间数据分析的一般方法，获得了长江经济带空间分异的基本特征。经过独立发展阶段、区域集聚与链接阶段、 行政经济区阶段和空间竞争与链接阶段等4 个时期的发展，长江经济带形成了特殊的条形核 心—外围—边缘结构，存在三大核心、一条主轴、一条辅轴、四条地方轴、一个外围地区和 一个边缘地域。运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从互补性、通达性和介入机会等方面分析了长江经 济带空间结构形成与演化的基础。为加快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的优化，首先要求空间管理组织的创新，其次是空间结构要素的优化。一个以政府、城市管理与经营者和具有跨国或跨区 域网络的精英企业三者组成的长江经济带空间组织与管理机构，是管理长江经济带的理想组 织模式，只有当政府、城市管理与经营者和企业建立起三者协商与联合的机制，才能进行有 效的空间管理。长江经济带的空间结构要素中，节点和通道是骨架，也是空间结构优化的两 大关键要素。
生态旅游区的发展受到诸多确定性因素和随机性因素的共同作用，并反映于旅游区游客观测序列。通过构建游客序列分析框架，提出了游客序列分析的理论模型。并以江苏盐城麋鹿生态旅游区为例，集成多种数学方法，进行了游客序列的分解、调整和综合预测的实证 分析。运用Tramo/Seats 方法进行季节调整分析可有效提取时间序列各组分，从而获得了不同尺度的作用模式，所获得的去噪序列为预测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基于ARIMA 模型、Winter 加法模型、Winter 乘法模型和Tramo/Seats 模型的综合预测表明，麋鹿生态旅游区未来两年年平均新增游客数量在1.95-3.14 万人次之间。各方法预测结果间的差异与其建模思路及实现方法有关，因此集成多种方法进行预测，并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获得对游客波动变化更为全面的认识，同时所提供的多种可能预测方案，可为生态旅游区容量控制、旅游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及旅游区的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通过x2 检验等方式提出，全新世中期西辽河流域聚落对海拔400~500 m 高程区域选择倾向十分明显，在这一高程内又偏重于距河床10~40 m 的坡地，兴隆洼、赵宝沟以及红山文化期这一特征最突出，夏家店下层文化期聚落位置表现出以400~500 m 高程区为核心向高、低两个方位发展。针对上述聚落环境选择特征指出：① 根据人类生存方式可将西辽河流域划 出林地与草地两大地带，两者的交界处即400~500 m 高程区域内以坡地为主的林缘地带，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人类的采集、渔猎活动主要集中在这里，随着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期 原始农业的发展，聚落选址从原来的林缘地带向草地甚至林地扩展，前后不同考古文化期的 聚落位置界定了自然环境的空间属性与地域差异。② 西辽河流域受地带性环境因素制约，即使在全新世大暖期林缘地带的动植物资源也并不丰富，仅能满足人口密度极低的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人类获取食物的需求，红山文化以后随着人口增殖原始农业逐渐发展起来。③ 全新世中期西辽河流域聚落密度很低，人口规模在这一地区的环境容量之下，农业开发尚未对西辽河流域带来明显的环境扰动。
依据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恢复了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变过程，即清代、民国是一个由自发开垦到政府组织开垦、由汉人租佃开垦到蒙汉共同开垦、由鄂尔多斯周缘 向其内部深入的过程。进而从自然条件、人口压力、经济利益和民族融合等因素的作用探讨 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变机理。清代气候进入暖湿期，为土地开垦奠定了条件； 生态系统脆弱性又阻碍了过度开垦。中国人口空前增长和耕地单产徘徊促使耕地开发向边疆 拓展；鄂尔多斯与周边的人口梯度力以及黄土高原土地退化对人口的排斥力是促进鄂尔多斯土地开垦的根本动力。无论是民间自发的还是政府组织的，都是在追逐利益中促进了土地开垦；同时，中央与地方、蒙古人与汉人、豪强与贫民之间的利益争夺阻碍了开垦进程。蒙汉 人口结构改变和开垦中建立的共同利益关系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的彼此接受和排斥，既加强了农业的地位，又巩固了畜牧业的地位。鄂尔多斯的农牧交错土地利用格局正是这些因素 的共同驱动和阻碍的平衡中形成和发展的。
破碎化是当今地表自然景观演化的重要形式。基于县(区) 行政单元，利用GIS 技术和景观生态方法，定量探讨了长江三角洲生态用地破碎分区及其城市化关联，研究结论有：① 建立了生态用地破碎度综合模型，并与城市化规模和空间构型等参数聚类，将全区划为2 个 高破碎区、3 个中等破碎区和2 个低破碎区；② 基于区县尺度和30 m 分辨率影像的生态用 地破碎度是城市化、生态用地特征及其他干扰源的综合表现，与城镇化水平和城镇用地比例 等规模参数相关性不明显，相关系数分别为0.303、0.432，但与城镇用地聚合度呈现明显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807；③ 破碎分区及破碎度的城市化关联为不同生态用地空间战略的选择提供依据，对面向生态保护的城市化空间引导和规划具有指导意义。
为了揭示不同区域土地利用变化之间的空间联系，借鉴经济学中的区域优势理论，提出了区域土地利用优势的概念及其度量方法；进而利用该方法以及国土资源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1996-2003 年间土地利用的分区优势以及分区优势的演变。研究发现上海、 天津、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建设用地具有明显优势的地区，建设用地优势指数快速上升，上升幅度在0.17 以上，使得这些省区建设用地的优势越发明显，而农地优势有所下降；河北、福建、海南、吉林等原本就具有农地利用优势的区域，农地优势上升较大，而广西、云南、宁夏、甘肃、新疆、内蒙等省区农地优势则略有上升。同时河南、安徽、湖南、 黑龙江、四川林草地优势明显上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土地利用的分区优势在其演化过程中存在高端极化机制、梯度外推机制和生态阻拦机制。这三大机制在全国尺度上不仅主导中国土地利用分区优势的演化过程，同时也主导中国近期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
依据《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数据库，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地理学报》(1934-2006 年) 载文被CSSCI 来源期刊在1998-2006 年期间的引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和评价，从论文被引用的角度来揭示《地理学报》载文在CSSCI 来源期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 的影响力，并为地理学科的研究和进一步扩大《地理学报》的影响力提供参考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