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企业区位和城镇体系布局的空间耦合关系是地理学综合性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协调工业区位选择与城镇体系布局, 促使工业化和城镇化在空间关系上形成良性互动, 现实意义重大。在初步探讨了工业企业区位与城镇体系布局空间耦合的价值和一般过程的基 础上, 以洛阳市为例, 讨论了不同时期内洛阳市工业布局指向对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以部门和典型企业走访、企业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 重点调查大型工业企业近期研发和管理、核心生产、配套企业等生产链不同环节的布局区位指向, 分析其对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演化可能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 基于企业近期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取向的工业企业区位选择同城镇体系空间组织模式的耦合关系不尽合理, 这不仅对城镇体系的完善、也对工业企业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基于此, 提出符合城镇服务功能最大化的城镇体系布局意向及其对工业发展区位的期望, 分析了在符合企业意愿和政府作为的基本前提下, 引导大企业的配套企业向距离中心城市30 km 县城集聚的可行性。并进一步从中心城市与县城的快速通道建设、政府补贴弥补土地价格差价、提高县城的公共服务支撑能力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工业化与城镇 化良性互动所需要采取的措施, 为城镇体系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企业区位选择研究是从微观角度理解城市结构变动的重要视角, 本文构造了一个制造业区位选择作用于城市空间重构的理论框架, 并以南京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理论框架的 基础上, 首先采用计量模型检验了制造业企业郊区化扩散和重新集聚一系列影响要素, 其次 从要素空间分布及集聚经济的角度分析制造业的扩散和集聚的微观行为对城市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由于土地有偿使用、城市外围交通改善、政府“退二进三” 的规划管理、城市开发区建设等因素的作用, 南京制造业明显的郊区化扩散和集聚, 对南京城市的郊区化 和空间重构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 污染密集型制造业较其他制造业具有更加强烈的郊区化趋势, 这对提升城市功能和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提出了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概念, 通过分析1953-2005 年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过程与偏差, 构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强度系数模型、产业结构 演变的城市化响应机理模型, 探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形态及空间效应, 并划分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地域类型。研究表明： 1953-2005 年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与产 业结构变动整体呈波动性变化, 城市化与非农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的偏差;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 演变的城市化响应系数不断增大, 表明城市化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响应强度在不断增大, 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具有空间差异性; 城市经济密度提高、城市人口密度和规模的扩大以及区域人口数量的增长是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动力因素;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形态包括各类开发区、都市经济区、城市产业整合体、交通经济带、资源型城市和口岸型城市等, 各类形态的发育对产业结构演变发挥了重要的空间效应; 东北地区可以 划分为大城市地域、资源—加工地域、传统农业地域、边境口岸地域、生态环境脆弱地域五种地域类型, 产业结构优化与城市空间的整合、协调是各地域类型的主要调控模式。
上海南站综合运输系统的建设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也带动了房地产升值。 利用上海南站开通前后9 年的房地产交易数据, 建立多种特征价格修正模型, 并分析模型拟合效果, 选择最适模拟模型。然后, 分4 个时段具体分析了上海南站影响效应的时间变化规律： 在上海南站规划首次公布之前, 这一地区的房价较其他地区低; 从规划公布至正式动工之前, 对周边地区住宅价格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上海南站建设期间, 周边地区住宅已经对其 产生了反应, 由于人们对该地区的良好预期, 楼市出现了价涨量增的局面; 在上海南站建成开通之后, 其影响效应凸显。继而又从不同方向分析了上海南站影响效应的空间分异特征： 上海南站对住宅价格的增值作用平均范围为1.85 km; 分区域来看, 上海南站对沪闵路沿线 住宅价格的影响范围在2.2 km 内; 对上海植物园周边楼盘价格的影响范围在1.45 km 内; 对 沿中环线住宅价格的影响则不明显。
Northam 认为城镇化呈“s” 型曲线发展, 其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这为众多研究证实和引用, 但其阶段分界点长期缺乏严格的数学定义。运用高等数学方法, 推演出城镇化 “s” 型曲线的Logistic 增长模型关于时间变量t 的方程表达式, 并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 推导 出该曲线的三个特征点及其数学表达式。对Northam 城镇化发展阶段划分思想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提出城镇化发展“s” 型曲线上两个曲率最大点为城镇化三个阶段的分界点; 验证了在拐点处城镇化发展速度最大加速度为零, 之前速度逐渐加大, 之后速度逐渐减小; 给出了阶 段划分点、拐点和第二阶段历时与平均速度的计算公式。选择日本和其他22 个国家城镇化历史数据进行拟合分析, 城镇化阶段划分结果与相关研究非常吻合, 并且符合世界城镇化发展 的总体趋势, 还特别证明并指出2004 年中国城镇化发展已经出现速度拐点, 验证了模型推导的结果。最后讨论了该方法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构建了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国转型期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分布理论模型, 并以兰州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利用高精度卫星影象和大规模实地调查方法获取数据, 采用GIS 手段和数理统 计方法, 利用建筑高度指标, 分区、分行业对兰州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同时, 采用资本存量增量(或增长率)/ 建成区面积增量(或增长率) 的指标衡量资本角度的城市紧凑化程度, 研究了城市紧凑化变动过程。结果表明： ①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资本空间密度为缓慢波动下降或均衡分布规律, 甚至出现上升趋势。转轨期(中国)城市资本空间 密度由中心到外围的相应规律则居于两者之间, 存在向市场经济空间模型靠近的趋势; ② 中国城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用地空间由中心到外围呈现商务→住宅→工业→农业的模式, 而转轨期依然基本保留了此特征; ③ 转轨期的建筑高度提高速度存在加速趋势, 住宅、商业、办 公等类建筑高度明显高于计划时期, 其空间分布模型也更接近市场经济体制模型; ④ 从资本视角审视, 中国城市将更加紧凑化, 且随时间的推移, 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变化曲线大致存在较为明显的“雁行波动上升式” 规律。
依据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利用ArcGIS 的空间分析功能, 将人口密度图分层显示, 并形成中国人口分布图系。在此基础上, 建立人口重心曲线, 根据人口重心曲线 上点的邻近性实施人口密度再分级, 由此获得了更具空间集聚特征的人口密度图。基于人口密度分级的多圈层迭加分析表明： 随着人口密度增大, 人口分布重心逐渐由西北向东南移动, 由稀疏趋于稠密, 中国人口分布多圈层集聚特征明显。人口重心曲线表明, 人口分布总体上是从高密度向低密度分布过渡的, 其中在低密度中也有高密度地区分布, 高密度地区也有相对稀疏的地区。基于人口重心曲线的中国人口密度再分级表明, 中国人口密度可以适度划分 为9 级, 据此可以将中国人口地理分布划分为集聚核心区、高度集聚区、中度集聚区、低度 集聚区、一般过渡区、相对稀疏区、绝对稀疏区、极端稀疏区、基本无人区等9 大类型区。 统计表明, 中国3/4 以上的人口集中分布在不到1/5 的国土面积上, 半数以上的国土面积上居住着不到2%的人口, 研究结果较好地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规律性。
极化区作为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区域发展模式和空间组合形式, 日益成为集聚经济要 素和支配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命脉的巨大载体, 承担着引领国家经济发展、参与世界竞争的功 能。长江三角洲地区经过了近30 年的高速发展, 已经初具极化区的特征。但是, 与其它世界 级极化区相比, 长江三角洲地区整体实力和带动能力仍然不足, 国际竞争力还很有限。通过 扩展极化区范围, 可以扩大长江三角洲核心地区的腹地, 缓解极化区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关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合理范围, 各界意见纷纭, 争论较多。基于“长三角” 作为世界极化区 的要求, 从极化区的科学概念、条件和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完善极化区功能的目标出发, 通 过区域内城市之间的功能互补和经济联系分析, 结合区域一体化的现实性, 研究了扩大“长 三角” 的合理范围, 得出了应把温州、金华、盐城、淮安、马鞍山、芜湖、铜陵、巢湖、合 肥、滁州、宣城等城市作为扩展优先选择区, 把宿迁、徐州、连云港、丽水、衢州、池州、 安庆、蚌埠、黄山、宿州等城市作为扩展保留资格区, 从而把长江三角洲地区从16 个城市逐 步扩大到37 个城市的结论。
随着草地退化和药材资源减少, 青藏高原东部农牧民的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农牧民 如何利用生计资产实现生计多样化是该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实地调查采用PRA 法, 结合调查结果调整了生计资产评估指标, 从样带尺度定量分析了高原东部高山峡谷区、 山原区和高原区农牧民的生计资产现状、生计多样化特点和今后的生计策略。结果表明： ① 生计多样化是农牧民普遍采用的生计策略。高山峡谷区农牧民生计多样化水平较高, 从事二三产业较多, 普遍寻求发展型生计。而随着海拔升高, 农牧民的生计多样化水平降低, 从事 的生计活动类型减少, 发展型生计的比例也降低; ② 海拔较低的高山峡谷区和山原区, 生计 资产总值高, 而海拔越高的高原区, 生计资产总值较低, 主要反映在人力资产和自然资产上; ③ 居民所拥有的生计资产与生计多样化水平高度正相关; ④ 农牧民近期仍基于生计资产改 善生计策略; ⑤ 高山峡谷区和山原区农牧民寻求发展型生计为高原区牧民提供了很好的借 鉴。建议政府围绕生计多样化的制约因素进行投入, 以提高牧民的能力, 协助高原区牧民建立发展型生计。
减缓以CO2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瞩目。目前有关的国际协定主要以国家本土温室气体排放为基准核算国家的碳排放责任和减排 成效, 忽略了国际商品贸易流引起的排放区位与产品消费区位的空间分离。本文利用 2000~2006 年中国海关货物进出口商品分类数据, 采用投入产出法, 分析了中国货物进出口 贸易产生的CO2排放区位向中国的转移效应。结果表明, 中国出口商品内涵的CO2排放量从 2000 年的9.6 亿t 增加到2006 年的19.1 亿t, 每年占全国总排放的比重基本在30%-35%。扣 除进口商品使我国避免在本土排放的CO2, 货物进出口贸易使净转移到我国的CO2 排放量至少从2.3 亿t 增加到7.2 亿t, 中美贸易顺差、中国与欧盟贸易顺差是产生净转移的主要原因。 结论主张相关国际协定从排放区位与消费区位相结合的角度制定温室气体减排政策。
运用科学计量学中的聚类分析和社会网络等方法, 分析SSCI 数据库中收录的44 种人文地理学期刊之间的关系。首先在Web of Science 中检索期刊的共被引次数矩阵, 计算共被 引率矩阵, 然后进行CONCOR 聚类分析和网络结构分析。统计中国地理学者发表的SSCI 地 理学论文, 分析中国地理学期刊在Web of Science 中的被引情况, 定量考察中国地理学在国 际学术界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