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在借鉴经典区位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世界贸易、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改造并创新了传统区位理论,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一套新的空间区位理论—称之为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以在该领域及此前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形势预测方面的贡献,获得了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在新形势下取得的新成果,解决了许多传统区位理论未能解决的难题,而且使经典区位理论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但是,长期以来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被认为与地理界所研究的经济地理学关系不大,未引起地理学界的足够重视。本文从地理学的角度对克鲁格曼所研究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内涵、研究意义及其与传统区位论的关系等方面,重新解读和审视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该理论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影响,以期对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创新研究和制订区域科学发展路线图提供参考。
通过对2008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相关数据分析,揭示出中国大中型企业总部的区位特征,并解释了企业总部区位特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500强总部主要集中于沿海三大经济区,以及长江、黄河沿线区域,并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山东地区占主导地位;中国特大城市是企业总部的重要集聚地,北京、上海、天津和深圳具有较强的总部控制能力。影响企业总部区位的因素包括城市规模、市场容量、国内外投资、金融能力、科技水平、基础设施和城市区位等,其中,城市经济实力具有较强解释性,以北京、上海、深圳为核心的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凭借此方面区位优势吸引着企业总部进一步集聚。
高科技产业是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与区域竞争的关键,但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空间极不平衡,空间要素显著影响高科技企业区位选择及空间集聚。针对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省等大尺度单元,本文引入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探讨了1996-2006年间苏州市区不同空间尺度上信息通讯企业的时空集聚特征。研究发现:在0~6km的尺度上,信息通讯企业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并随着尺度的增加呈现出倒"U"型集聚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空间集聚的"热点地区"逐渐从老城区向外围推移,但是集聚峰区依然主要分布在老城区及其外围的国家和省级开发区;同时,新企业的选址与原有企业的分布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运用计数模型的计量结果也表明企业集聚特征对新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同时起作用的还有地方政府政策影响下的开发区建设、城市内外交通条件、自然环境条件等因素。
结合国家汶川地震灾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的工作任务,对区域人口容量分析的方法和技术流程进行了研究。依据区域人口和城镇化发展的基本理论和汶川地震灾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以耕地总量为基本约束的人口容量测算思路,并对影响区域人口承载能力的各种区域经济发展条件进行了预测和分析,由此确定了测算人口容量的政策参数。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人口容量分析的计算机辅助决策模型,对灾区各县市的合理人口容量、人口超载情况及人口超载的不同类型,灾后人口调整方案进行了分析和测算,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分析表明,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区的51个县市区的灾后实际人口为2025.91万人,而整个区域未来可以承受的总人口在2970万人左右,整个区域的人口容量尚有较大富余。为了避免跨县跨区域人口迁移的后续难题,应该重点解决由于地震而引起的部分县市的人口超载问题。在51个县市区当中,这样的县包括汶川、北川和茂县,三县的超载总人口为10万人左右。3县目前在外打工的人口较少,仅靠打工所在地省市对于这一部分人口进行就地安置不足以解决10万人口的超载问题。为此,有必要采取更加直接的中长期人口对策,包括实施跨县人口转移,提高耕地的复垦率、通过政策扶持的手段提高城镇化率、降低农村居民对于耕地的依赖度等。
基于问卷、访谈及统计数据资料,采用因子分析、数学建模等综合分析方法,以知识经济下城市创新职能及城市体系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中国城市的创新格局、网络、等级体系及城市的创新联系,研究表明,中国创新城市体系空间格局形成以上海、北京为顶级城市的五级塔型城市体系结构,东部沿海城市在中国创新城市中具有重要地位,省会城市及经济强劲的城市一般成为区域性的创新中心。中国创新城市体系受城市创新规模、城市科研规模与效率、城市创新潜力因素、城市创新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以城市间合作论文数量来测度城市之间的创新联系,结果表明,北京在知识传播和知识合作创新中的处于中心位置,高层级的城市在知识传播与合作中明显比较高层级与中层级以及低层级城市多,省会城市及经济实力强劲的区域中心城市在知识传播中起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城市交通拥挤现象日渐突出,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单一交通供给已经很难满足交通日益增长的需求,交通需求管理成为解决交通拥挤问题的又一出路。因居民居住与就业地空间分离而产生的日常通勤是构成高峰小时交通需求的主要原因。以广州市为例,采用追溯式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分析1996-2007年居民居住与就业地区位选择与变迁,并探讨其影响因素和机制。研究发现,体制转型对居民居住与就业地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街区,居民的居住地与就业地相对稳定;市场化改革后新建或改建的街区,居民搬家和换工作的频度较高。在1996-2007年期间,居民居住地与就业地距离总体上呈现增加趋势,以商品房小区最为明显,价格、环境与岗位属性是影响居民搬家和变换工作的主要原因,在与短距离通勤无法兼得的情况下,很多居民选择以长距离通勤为代价换取更好的居住与就业条件。其次,保障性住房政策下形成的典型街区内部居民分化明显,形成原住户、转售后的商品房住户、转租房住户等三类为主导的住户结构,前两者存在较明显的居住与就业空间不匹配现象。此外,区位和个人属性也影响着居民居住与就业地的选择两者的空间距离。在区位方面,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吸引力仍较突出,靠近中心区的住户居住与就业距离较短,且呈近距离重新择居或择业;由于居住外迁和产业外迁而分别引发的长距离向心型和外向型通勤共同存在,尤其是前者;在个人属性方面,中等收入水平的阶层是搬家和变换工作相对频繁的阶层。宏观层面上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的不匹配、城市空间拓展、单一功能外迁下的用地结构、社会经济转型与政策性福利以及阶层分化背景下引发的个性化选择等是影响居民居住地与就业地空间关系的重要原因。
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中国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不高、交通堵塞日益突出以及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等问题。而现有的城市规划方法由于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交通规划的脱节,使得它并不能有效的解决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本文在分析城市交通对城市土地利用影响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轨道交通导向下的容积率规划新方法。以天津为案例,笔者对该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与天津现有的容积率规划方案比较发现,本文推荐的容积率方案不但比天津现有的容积率方案更能提高公共交通的载客数量、塑造良好的城市景观,而且还能节省10%的出通行时间、减少35%能源消耗和44%的污染物排放以及留有更多土地作为绿地、公园以及其它公共用地,从而使得城市环境更加宜居。因此,基于轨道交通导向下的容积率规划新方法,不但可以弥补中国现有城市规划方法的不足,还能解决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
理论分析表明,轨道交通对郊区住宅价格的影响要大于城市中心区。针对北京市地铁13号线周边住宅的实证研究结果验证了这一理论。在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1km内的住宅价格要比1km外高出近20%,而在中心区这一效应并不显著。此外,随着城市交通网络的完善,13号线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在开通2年后不再显著。同时,轨道交通在两个方面对城市的土地开发强度产生显著影响。13号线的建设推动了北京市土地开发向北部郊区的跳跃式发展;同时抬高了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土地开发强度—与13号线郊区站点的距离每缩短3.3km,住宅项目的容积率提高1.0。本研究的定量分析结论能够为"交通引导开发"(TOD)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以及轨道交通的费用效益分析和"溢价回收"策略提供决策支持。
以中国东北地区森林覆被变化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涵盖林业生产、疏林地向有林地转换和其他用地向有林地转换三个方程组成的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对森林覆被变化的驱动作用。在此基础上,应用土地系统动态(DLS)模拟系统预测了2000-2020年在环境保育情景、基准情景和发展优先情景下中国东北地区森林覆被变化的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自然环境条件是森林覆被变化的重要控制因素,对林业生产和林地面积转移有显著的制约作用;区位条件、退耕还林政策和天然林保护工程等社会经济因素也均在不同程度影响了东北地区森林覆被的变化。在2000-2020年间,东北地区林地面积整体将呈现增长态势。其中,有林地面积逐年增长,而疏林地和灌木林地均有所下降,其他林地变化幅度较小。本研究结论将为东北地区森林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林业发展规划提供决策参考信息。
基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3个县(市)、273个村庄、2774户农户的微观数据集,设计了一个两水平农户收入函数模型,实证分析地理因素对农户收入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样本农户收入61.25%的总变异由农户居住村庄的外部环境导致的,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人数和生产经营结构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在农户之间存在差异,可以利用地理因素进行部分解释。②地理因素导致农户耕地、林木等资源禀赋差异,直接影响农户收入。平原村农户比山区村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高14.53%;5km以内村庄农户比5km以外村庄农户人均纯收入高30.63%。③在控制地理因素和劳动力负担系数后,农户的物质资本、生产经营结构和人力资本中的劳动力素质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数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④地理因素影响了农户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外出务工等,从而间接影响了农户人均耕地、受过农业技术培训劳动力人数和生产经营结构对收入的效应。并提出了增加农户收入的政策建议。
旅游者行为是行为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评价是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一种认知评估,这种认知评估是旅游者认知在理性和情感层面的唤醒,其结果直接影响旅游者的行为意图。通过构建旅游者认知和旅游者感知价值、旅游者行为意图的结构方程(SEM),以西安入境旅游者为实例研究发现:①旅游者个体认知行为和感知价值及旅游者行为意图呈正相关关系,当个体认知评价水平增加时个体感知价值也对应增加,这种正相关关系使感知价值和行为意图也呈现正相关关系,即个体感知价值水平越高个体行为意图越强烈;②旅游者对旅游服务的感知价值、旅游设施的感知价值和旅游吸引力的感知价值是主导旅游者行为意图的主要因素;③该研究结果不仅在技术层面上证明了旅游者认知和旅游者感知价值、旅游者行为意图的关系,在理论和方法创新上也弥补了发生学中个体认知和其它行为变量之间关系研究的空缺,即个体认知评价和个体行为意图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这也支持了体验观点中"认知—感动—行为"的研究范例。研究结果说明了旅游者个体认知研究可以很好的预测旅游者行为意图,这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等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00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蕤博士的《西夏地理研究》一书全面地探讨了西夏王朝的疆域、政区、气候、生态、经济、人口等问题,并对地理环境对西夏王朝的影响及西夏人对生活区域内环境的改造等问题做了深入地分析,将学界关于西夏时期西北地理及人地关系的研究推向了更高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