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东北地区森林覆被变化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涵盖林业生产、疏林地向有林地转换和其他用地向有林地转换三个方程组成的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对森林覆被变化的驱动作用。在此基础上,应用土地系统动态(DLS)模拟系统预测了2000-2020年在环境保育情景、基准情景和发展优先情景下中国东北地区森林覆被变化的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自然环境条件是森林覆被变化的重要控制因素,对林业生产和林地面积转移有显著的制约作用;区位条件、退耕还林政策和天然林保护工程等社会经济因素也均在不同程度影响了东北地区森林覆被的变化。在2000-2020年间,东北地区林地面积整体将呈现增长态势。其中,有林地面积逐年增长,而疏林地和灌木林地均有所下降,其他林地变化幅度较小。本研究结论将为东北地区森林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林业发展规划提供决策参考信息。

基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3个县(市)、273个村庄、2774户农户的微观数据集,设计了一个两水平农户收入函数模型,实证分析地理因素对农户收入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样本农户收入61.25%的总变异由农户居住村庄的外部环境导致的,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人数和生产经营结构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在农户之间存在差异,可以利用地理因素进行部分解释。②地理因素导致农户耕地、林木等资源禀赋差异,直接影响农户收入。平原村农户比山区村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高14.53%;5km以内村庄农户比5km以外村庄农户人均纯收入高30.63%。③在控制地理因素和劳动力负担系数后,农户的物质资本、生产经营结构和人力资本中的劳动力素质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数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④地理因素影响了农户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外出务工等,从而间接影响了农户人均耕地、受过农业技术培训劳动力人数和生产经营结构对收入的效应。并提出了增加农户收入的政策建议。

200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蕤博士的《西夏地理研究》一书全面地探讨了西夏王朝的疆域、政区、气候、生态、经济、人口等问题,并对地理环境对西夏王朝的影响及西夏人对生活区域内环境的改造等问题做了深入地分析,将学界关于西夏时期西北地理及人地关系的研究推向了更高的水平。

利用1976、1988和2006年的3期陆地卫星遥感数据,采用面向对象的解译方法并结合专家知识分类规则自动提取珠穆朗玛峰国家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珠峰保护区)3个时期的冰川信息,并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图谱的方法对冰川时空分布特征和变化及其原因与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结果如下:(1)2006年珠峰保护区内冰川面积为2710.17±0.011km²,为研究区总面积的7.41%,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南部海拔4700～6800m的高山区;(2)1976-2006年,珠峰保护区冰川持续退缩明显,总面积减少501.91±0.035km²,冰湖扩张迅速(净增加36.88±0.035km²);研究区南坡子流域冰川退缩率(16.79%)高于北坡子流域(14.40%);珠峰保护区冰川以退缩为主,退缩冰川主要分布于海拔4700～6400m,退缩区上限海拔为6600～6700m;(3)1976年以来,气温显著上升和降水减少是冰川退缩的关键因素。

随着我国新一期冰川编目工作的进行和深入,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冰湖编目已提上日程。基于278幅大比例尺地形图(20世纪70-80年代)、38景ASTER影像和7景TM(2004-2008年),通过建立冰湖编目规范,对我国喜马拉雅山区冰湖进行遥感调查与编目,分析近30年来冰湖的分布及其变化特征。结果显示:(1)本区2004-2008年间共有冰湖1680个,总面积215.28km²;(2)近30年来我国喜马拉雅山地区冰湖变化总体呈现数量减少、面积增大的趋势,数量减少了4%;总面积增大了29%;(3)近30年来有294个冰湖消失,新增加224个冰湖,变化最快的为冰碛湖,在消失的冰湖中66%为冰碛湖,新增加的冰湖中88%为冰碛湖。进一步分析表明冰湖面积增加是气候变暖、冰川退缩和冰川加速消融的产物。

黄土高原广泛分布第四纪以来的粉尘堆积,是古气候变化的良好记录。但是,将黄土高原视为一个整体、从地质历史的角度来定量分析粉尘堆积—侵蚀的动态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的研究较少。本文利用遥感分析和地统计学中的克里格空间估值法,根据对具有代表性的84个实测黄土—古土壤剖面的分析,计算出黄土高原250ka以来各冰期和间冰期的粉尘堆积量和平均堆积速率,为认识区域粉尘沉降与轨道尺度气候变化的关系提供了新证据:间冰期气候偏暖湿,粉尘堆积较慢;冰期气候偏干冷,粉尘堆积加快。结合黄土高原现代降尘观测数据,进一步估算出黄土高原250ka以来各冰期和间冰期的面状侵蚀速率。初步结果发现,自然背景下黄土高原就存在较强的侵蚀作用;冰期的面状侵蚀速率略强于间冰期。

晚更新世以来,史前人类有3次向青藏高原东北缘扩张的历程,均与环境演变有密切的关系,第一次进军高原发生在40-30ka BP暖湿的气候背景下,其后由于LGM严酷的自然环境,人们在高原的活动极大萎缩,出现文化断层;末次冰消期迅速好转的自然环境驱动了向高原的第二次进军,其后持续暖湿的自然环境,保证了人们能在高原生存与扩散;6～4ka BP东部毗邻地区的马家窑居民,在全新世暖期的气候背景下再次进入东北缘,促使原先生活在高原的居民告别了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社会性质发生巨大提升。

通过对库姆塔格沙漠地表沉积物样品进行重矿物和主量元素分析,获得了其矿物和元素组成特征:矿物种类多,绿帘石和角闪石含量为主;化学组成上以Si、Al为主,和上陆壳平均化学组成相比,除Si、Ca外都有一定的亏损,Fe、Mg、Ca、P、Ti、Mn等元素的变异系数较高。库姆塔格沙漠地表沙物质组成特征与阿尔金山北麓出露的岩石和冲、洪积扇物质组成基本一致,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有很大的共性,反映了库姆塔格沙漠地表沙物质主要来源于阿尔金山。沙漠北区强烈的东北风将阿奇克谷地和疏勒河下游的河湖相沉积物搬运至沙漠腹地,构成另一个重要的沙物质来源。A-CN-K图解揭示了库姆塔格沙漠地表物质化学风化程度很低,处于较弱的去Na、Ca阶段,其他元素未发生明显的化学风化或迁移;A-CNK-FM图解表明,库姆塔格沙漠地表物质在搬运、沉积过程中Fe、Mg等元素发生显著分异,其原因主要是铁镁质矿物由于磨损、分选作用遭破碎和风化,使粒度较粗的沙漠沙Fe、Mg等元素相对亏损。

野外对临汾、太原盆地第四纪中晚期所发育的湖积地貌-沉积特征调查发现,湖盆在对应于S₈、S₅和S₁古土壤开始发育时期(时代分别为0.77Ma BP、0.55Ma BP和0.13Ma BP)曾发生了三次强烈湖退,这三次湖退都是构造原因所致的;而在L₁₁-S₈、L₈-S₅、L₅-S₁黄土古土壤堆积发育期间(时代分别对应于0.96～0.77Ma BP、0.74～0.55Ma BP和0.47～0.13Ma BP)、以及S₁古土壤发育以后的时期(时代为0.07Ma BP之后)出现的却是缓慢湖侵或盆地下沉。根据这些发现并结合地球物理学前期已获得的有关盆地深部上地幔结构及活动规律,本文提出了盆地湖侵-湖退过程的构造控制模式。在上地幔强烈上拱→减弱或渐趋稳定→再次强烈上拱的构造循环中,地表湖盆会以大幅快速湖退→缓慢湖侵→再大幅快速湖退这样的表现与之对应。盆地地表的地貌-沉积发育与地下的上地幔活动应具有因果关系。

在总结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水资源承载力的内涵和特点,对目前各种水资源承载力的定义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深层次的联系,提出了以"可支撑的合理规模"来描述水资源承载能力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从"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角度综合分析了节水措施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影响,提出了基于现代进化算法的思想的水资源承载力计算思路。将该模型应用于辽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中,分析计算了该地区在规划水平年水资源可承载的规模。实例证明,该模型能够综合反映出水资源的承载规模,可以为当地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选取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湛江市为研究区域,对该市土壤进行了系统采样分析,测定了61个表层土壤样品中的17种有机氯农药的含量。利用多元地统计和GIS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17种有机氯农药的残留状况及空间分布情况。结果表明,17种有机氯农药在42个土壤样品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其中p,p'-DDE检出率为100%,3种有机氯农药检出率在90%以上。其中六六六和滴滴涕残留较普遍,六六六未达到污染水平,有一个土壤样品滴滴涕超过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一级标准。分析显示,近期可能仍有新的六六六输入土壤环境,而滴滴涕则主要来自过去施用农药的残留。主成分分析显示17种有机氯农药可以由6个主成分反映,分别对应于工业HCH和林丹的使用、农药使用习惯以及当地病虫害特点等。采用克里格插值法对有机氯农药在研究区的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有机氯农药在研究区分布存在很大差异。

历史民族地理是历史地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由于资料的极度匮乏及其它因素的制约，有关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地区设置的羁縻州的研究成为历史地理学界甚至民族史学界的难题之一，这一点从向来视为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唐宋部分相关羁縻地区的大片空白或标注失误可窥一斑。

利用统计数据考察日本国内3302家R&D企业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现象,发现日本的R&D企业高度集中在三大都市:东京都、大阪府和名古屋市;东京都的R&D企业多属于接近公司总部型,名古屋市的R&D企业则多属于接近工厂型,大阪府的R&D企业则介于总部型+工厂型之间。三大都市的研发产业结构与当地的优势行业基本一致。本文结合美、欧、日等国家关于产业集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概括总结了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时空过程、驱动力量和影响因素。经济发展周期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在日本研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策驱动和市场驱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在营建产学合作网络以及区域创新环境方面,极大地激励了日本研发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以大型企业为代表的企业研发机构成为近年来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重要力量。

利用长江流域气象站1960-2005年的观测资料(包括常规气象站点资料和辐射站点资料)、NOAA-AVHRR遥感数据(反演地表反照率),以1km×1km的数字高程模型(DEM)反映地形状况的主要数据,通过基于DEM数据的起伏地形下天文辐射模型和地形开阔度模型,分别建立了长江流域太阳直接辐射、散射辐射和地形反射辐射分布式模型,实现了长江流域太阳总辐射模拟,并对总辐射模拟结果进行了时空分布规律分析和对其受季节、纬度、地形因子(高度、坡度和坡向等)影响的局部规律分析,以及模拟结果的误差分析和站点验证分析。结果显示:太阳总辐射在季节上受影响的程度依次是春季>冬季>夏季>秋季;随着高度、坡度、纬度的增加,太阳总辐射受坡向影响的程度呈增强趋势,从坡向上看,向阳山坡(偏南坡)对太阳总辐射量明显高于背阴坡(偏北坡)。模拟的平均绝对误差为13.04177MJm^-2,相对误差平均值3.655%,用站点验证方法显示:模拟绝对误差为22.667MJm^-2,相对误差为4.867%。

以1993 年和2000 年对中国七个不同乡镇的近百家乡镇企业和近4000 名企业职工两次 实地调研的数据为基础， 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探讨了20 世纪90 年代中国乡镇企业改制过 程中乡镇财政收入、乡镇企业职工工资和福利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变化。结果表明： 乡镇 企业改制对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由于乡镇工业发展缓慢和集体工业的改制， 私营经济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 其与乡镇政府的直接经济联系有所减弱， 乡镇企业税收对财政的支撑作用有所减弱； 乡镇企业职工工资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但增长幅度不大， 乡镇企业职工的福利没有得到显著改善，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十分突出； 私营企业 通过提高劳动效率、加大劳动强度和增加劳动时间来增加企业效益， 这也导致90 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对劳动力吸引能力的减弱。乡镇企业劳动力市场基本还局限在镇区范围， 只有当镇区劳动力资源短缺时， 跨区域的劳动力市场才会发育。

以北方土石山区27个小流域样本数据为基础,针对流域粮食生产、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对土地的需求,构建了土地压力定量评估方法,评估了各流域的土地压力,并将其与实际土地生产力进行了比较,进而从各小流域的经验事实中提取出使两者平衡的有效途径。结果表明,土地压力在空间上具有非均衡性,但相对于土地生产力的相对土地压力则存在空间均衡化的趋势。2000年前后,只有76%的样本小流域能够支撑人均300 kg/a的粮食生产压力,只有约20%的样本小流域能够支撑其经济发展压力,但这些小流域的土地压力最终都得到了有效缓解。劳动力转移、发展经济林果和特色产业等是缓解上述压力的主要途径。

构建涵盖农业生产、耕地向建设用地转移和耕地向林/草地转移的江西省土地用途转移驱动机理模型,采用分段估计逐步增加解释变量的方法测度了人口、社会、经济、区位和自然因素等驱动土地用途转移的机理。研究表明,人口规模是江西省土地用途转移的重要驱动力,社会经济因素在短时间内起决定性作用,各种驱动力以各种方式组合来增强或者减弱其对区域土地用途转移的作用效果。其中,农业人口规模及生产投入要素是影响江西省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人口规模、平原面积比例及土地管理政策是江西省耕地向建设用地转移过程的重要解释变量;农业人口比重、地形坡度、粮食产量及非农产业是江西省耕地向林/草地转移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并揭示了解释了江西省在众多驱动力作用下土地用途转移规律。

采用模型模拟的方式, 根据中国社会发展规划, 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情景与区域气候模型、水资源模型和作物模型相连接, 综合评估和分析未来中国的粮食生产状况, 以期为宏观决策提供科学参考。结果表明, ①气候变化将影响未来三大作物单产, 如果不考虑 CO₂ 肥效作用, 未来雨养作物单产将受到更大冲击; 当灌溉条件保障后, 水稻受到冲击更大, 单产降低最多, 尤其是 A2 情景。如果考虑 CO₂ 肥效作用, 未来玉米平均单产变化不大, 小麦单产明显增加, 尤其是雨养小麦, 水稻单产也有所增加。②未来气候变化、水资源、社会经济发展将影响中国三大作物的需水量和农业供水量, 导致水稻、灌溉玉米和小麦的播种面积下降, 而雨养小麦和玉米的播种面积上升。③未来气候变化、 CO₂ 肥效、水资源和土地利用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较为复杂, 依情景和时段的不同而不同。农业可用水资源对粮食总产的影响最不利, 致使三大作物粮食总产量明显降低, 成为未来粮食生产的主要限制因素, 尤其是水稻生产; 土地利用对总产的负面影响最小; 气候变化和 CO₂ 的相互作用可使总量少许增加。未来各情景下水稻受到冲击最大, 而小麦和玉米则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增产。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加,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不仅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导致了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对外出口大幅度下降。因而,定量研究出口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变的作用,对理解金融危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投入产出表方法,计算了中国各省市区对欧、美、日的商品出口对各自产业增加值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对欧、美、日出口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沿海地区。

可达性空间划分是交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分析其与人口布局的关系,对当下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借助GIS 软件平台,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全国县 (市、区) 域单元的空间可达性并进行区域划分,进而探讨中国大区域交通可达性与人口分布的关系,揭示不同交通条件和不同区域类型中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内在机制,为区域规划、交通规划和中国人口配置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①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可以实现空间可达性概念从定性描述转向定量计算的精确转换;②中国县域可达性以低值为主,具有圈层状和"反自然梯度"空间结构,"黑河—腾冲"线为明显分界线;③中国大陆分为3大区:可达性高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可达性低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又可分为东南诸省亚区、陕甘宁晋亚区、吉林亚区;可达性低值区分为云川渝亚区、蒙黑亚区、新疆亚区、青藏亚区;④国家区域范围内县域可达性与人口密度具有明显的相关性,2.5小时圈是目前中国可达性与人口集聚产生作用的最远距离;中国县域可达性越高的区域,可达性对人口集聚产生作用圈就越大,而可达性值与人口数量的相关性越小,说明交通条件对落后地区人口集聚所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发达地区。

采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以市辖区(县、市)为基本地理单元,对广东省的21个地级市133个样本进行性别与就业空间的实证研究。通过分别对男性和女性6类就业区的比较分析发现,①广东省不同性别的就业整体同构与一定程度的性别隔离并存。整体同构来自互补性的就业角色,两性关系是平等的;性别隔离来自于隔离性的就业角色,两性之间存在着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女性就业在与男性总体平等的同时,也存在被边缘化的现象。②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制造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不同性别的就业空间形成了中心—边缘结构。高度集聚的就业活动分布在环珠江口的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中心区,与珠三角以外的其他就业区在空间上形成了核心—边缘结构。③不同性别的就业空间具有权力特征,具有生产性。中心—边缘结构构建了一种以广州和深圳为极点的就业空间秩序,这种结构制约着区域就业空间新秩序的出现,也体现为区域就业秩序下一种社会经济关系的生成。④在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下,除粤东部分传统地区之外,广东不同性别的就业差异并未构成整体的就业空间性别化。

选取农业政策相对稳定的1985-2004年,全国2075个县(市)的粮食单产数据和全国730个基础气象站点的逐月气温、降水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方法提高了气候变化敏感区的辨识能力,得到以下结论:(1)典型相关分析结果说明4-10月温度,其次5-9月降水是影响中国粮食单产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2)在240个单产趋势增加显著地区中,识别出137个地区的单产趋势增长与4-10月温度变化存在长期互动关系,主要分布在地势阶梯转换带以及长江沿线等重要地理过渡带上;(3)在数据有效的328个地区中,有41.6%的地区粮食单产波动项对4-10月温度和5-9月降水两个气候波动项都敏感,主要集中分布在:①夏季风区与非季风区分界线和胡焕庸人口地理线之间的地区,常年缺粮区占优势,秦岭以北单产波动系数很高,②江西、浙江、福建是余粮区和常年缺粮区并存、单产波动变化很小的地区,③吉林、辽宁东部、河南、安徽,粮食播种总面积的波动系数低,单产波动系数较全国高,主要为受气候波动变化影响而产量不稳定的主要余粮区,这说明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粮食供应稳定性下降。

深圳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为应急处置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需要实时获取高分辨率的人口动态分布信息。本文利用"基于移动基站的人口分布动态监测系统"提供的时间分辨率1 h,空间分辨率1 km的人口密度信息,分析了深圳市人口细网格动态特征。深圳城市移动用户总人口是1082.59万人,平均人口密度5545人/km²,最高16.5万人/km²,超过5.0万人/km²高密度人口主要分布在商业中心、海关口岸、火车站和居民集中居住区。最高人口密度的数值与选择的网格尺度有关,1000 km²网格和1 km²网格之间可以相差18倍。在深圳50%的人口聚集在10%的空间范围内,60%的人口分布在海拔高度50～100 m的土地上;网格上的建筑密度、道路密度与人口密度线性相关,建筑密度增加1%,对应人口增加约1000人,道路密度增加0.01%,人口增加约2000人。城市总人口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固定,变化幅度在4%以内,逐日之间变幅在1%左右。深圳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春节期间由于大量人口返乡或外出旅游,总人口净减少48%。本文选择9个典型网格分析人口日变化规律:海关口岸属于早高峰型,大量的出境、出行、出游人员在早晨8时前后集中;城镇集市区属于午高峰型;商业中心区属于晚高峰型,高峰前后每小时的净流入 (出) 人员可达2万人;居民区属于午低谷型,周末与周日相比各时段人口均偏多;政府行政办公和公共服务区,周末比周日人口明显减少,春节期间减幅75%;工厂区因错峰用电,夜间4时形成人口高峰;郊野公园春节期间人数不减反增;偏僻乡镇人口日变化振幅很小;农业区在上午9时形成人口低谷,与日出而作的传统习惯相对应。

我国北方地区初霜冻出现的早晚对秋粮产量影响极大,但目前我国关于初霜冻日期的气候研究及其气候预测业务存在定义要素不统一、同一要素定义多样化和业务预测、服务产品参考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严重阻碍了研究和预测业务的发展,也给农业部门在使用相关气象信息产品时带来了困难。本文针对以上问题作了3方面的工作:第一,将国家气候中心原有北方地区(30oN以北)初霜冻预测业务代表站由65个增加到233个,空间精细度达到行政县级,并且分析了233个测站分别用地面0cm日最低温度和百叶箱观测日最低气温定义的初霜冻日期与气象观测日期的差异,结果表明在北方地区用地温定义的初霜冻日期普遍要更接近于初霜冻观测日期;第二,本文整理分析了1961-2008年北方地区233个站地面0cm日最低温度定义的初霜冻日期的年际/年代际气候变化特征,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各地初霜冻日期推迟最为明显,而且黑龙江东部地区初霜冻日期推迟到了9月30日以后,另外在北方许多地区初霜冻日期在20世纪80年代较90年代偏晚;第三,分析了黑龙江省初霜冻日期早晚对秋粮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成熟期之前若无持续性异常低温时段,初霜冻日期早晚变化对水稻和玉米单产有显著影响,但其影响大小还受到作物成熟前各生长阶段的气候条件和气候条件的年代际背景调控。

以住房子市场理论为框架建立研究假设,用主成份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刻画厦门市的住房市场特征。对住房类型子市场与聚类划分子市场进行对比分析,并采用Hedonic多重回归法对不同子市场划分方式的合理性进行验证。在此基础上,采用特征价格函数和子市场样本密度分布展开空间分析。结果显示:厦门市区划分为四个住房子市场,由城市中心地区向外呈现非均衡的层级化空间分布特征。城市中心与外围局部地区子市场的极化分布形成了"空间分割",降低了住房消费的空间替代性。多元产权结构下的市场环境、非均衡的住房用地拓展以及缺乏弹性的住房开发控制共同导致了空间分割。充分认识住房市场的结构与特征,将有助于提高城市住房公共政策的效率。

自然灾害情景模拟与风险评估是灾害研究的核心内容和热点问题之一,但城市自然灾害风险评估至今却缺乏统一的程序与范式。本文选择了城市频发的暴雨内涝灾害为研究对象,结合上海市静安区实证研究,提出了一套基于小尺度的城市暴雨内涝灾害风险评估的思路与方法。基于灾害风险的基本理念,从致灾因子分析、脆弱性分析和暴露分析三方面入手,探讨不同情景下的小尺度城市暴雨内涝灾害情景模拟与风险表达方式;提出了小尺度城市暴雨内涝灾害风险评估宜采用情景模拟和综合分析方法,充分考虑城市的内部地形特征、降水、径流和排水等因素,创建一个基于GIS栅格的城市内涝模型,并基于多种重现期灾害情景,更客观地模拟内涝积水深度和淹没面积;采用多次实地调查获得的内涝损失数据,拟合出居民房屋和室内财产的灾损曲线;利用灾损曲线评估脆弱性、暴露要素和损失,建立超越概率-损失曲线,创建了基于GIS栅格城市暴雨内涝灾害的风险评估模型与范式,为制订城市暴雨内涝灾害风险管理和规划奠定了基础。这亦为进一步开展小尺度城市自然灾害情景模拟和风险评估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探索。

运用样条函数法、线性回归、最小二乘法和趋势分析等方法,对横断山区27个气象站1960-2008年日平均气温和降水资料分析表明,近50年来横断山区气温呈现统计意义上的变暖趋势,其中60和80年代气温相对较低,其他年代则较高,2000-2008时段年均温比多年均值高0.46^oC。横断山区年均气温、春季气温、夏季气温、秋季气温和冬季气温的倾向率分别为0.15^oC10a^-1、0.589^oC10a^-1、0.153^oC10a^-1、0.167^oC10a^-1和0.347^oC10a^-1,升温幅度表现出随纬度增高而加大的趋势,整个横断山区以沙鲁里山和大雪山南缘区域及梅里雪山地区为中心,春季升温幅度最大,冬季次之。横断山区年降水在60和70年代偏低,80年代以后相对偏高,特别是90年代比多年均值高29.84mm,进入2000年后相较90年代明显下降。横断山区年降水、春季降水、夏季降水、秋季降水和冬季降水倾向率分别为9.09mm10a^-1、8.62mm10a^-1、-1.5mm10a^-1、1.53mm10a^-1和1.47mm10a^-1,只有春季倾向率通过了显著水平检验;除夏季降水外,其他季节降水均表现出由西南向东北和由南向北递减的趋势,这是纵向岭谷对流经该区的东亚季风和南亚季风同时起着东西向阻隔作用和南北向通道作用的体现。横断山区季风期气温和降水的倾向率分别为0.117^oC10a^-1和6.01mm10a^-1,最为明显的是2000年后季风期降水明显降低;横断山区非季风期气温和降水的倾向率分别为0.25^oC10a^-1和7.47mm10a^-1,均高于季风期。

以甘南州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为例,构建以机会成本、交易成本和实施成本为参数的参与成本模型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基于生态补偿资金效率的考虑,构建以土地所有者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土地所有者的参与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受损风险为参数的空间选择模型,以乡镇为研究单元,对生态补偿区域进行选择,采用聚类分析将全州划为5大等级补偿区:优先补偿区、次级优先补偿区、次级补偿区、临界补偿区和潜在补偿区或可能补偿区,并对各类补偿区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构建生态补偿额基尼系数与生态补偿资金效率评价模型,分别评价了补偿额在受偿群体和补偿区域中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与不同等级补偿区的补偿效率。结果表明:①以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4776.4元/hm²·a)和机会成本(621.3元/m²·a)作为补偿标准的上下限,结合参与成本确定甘南州草地生态系统补偿标准为1999.8元/hm²·a;②草地生态系统的补偿优先度与生态重要性、生态脆弱性呈现出吻合趋同的状态,即草地生态系统优先补偿区既是高效补偿区,又是重要生态区和生态脆弱区;③受偿者(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供给者)得到的补偿额有明显不均衡状态,而在补偿区域(草地生态系统)上的分配却处于绝对平均范围内;④草地生态系统补偿区的优先等级次序与补偿效率吻合,即草地生态系统的优先补偿区的补偿效率最高,每元获取的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为38.18,是临界补偿区的14.68倍;次级优先补偿区的效率仅次于优先补偿区,每元补偿的生态系统服务为21.02。

李小建教授的新作《农户地理论》以不同于一般经济地理和区域经济学者的视角阐述了农村经济的主体—农户各种活动的空间区位及空间结构。这部著作是古典区位理论到现代区位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成果，丰富了区位理论的学术园地。著作中阐述了农户耕作、农民外出务工和从事工商业、文化活动以及农户居住的空间规律，在此基础上，从地域空间角度揭示了农户自主发展能力和对于城镇化、工业化、全球化等的响应，总结了农户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理论性。这项研究吸取了西方区位论和空间结构理论的精华，以大量的农户调查、统计分析和模拟为基础，多角度总结出农户活动模式及其形成的空间结构。就研究的长期性、一手资料的翔实程度及空间模式的科学意义及实际意义等方面，本书确是我国近年来的优秀成功之作。

将乐业地质遗迹划分为7种景型,10种景域,19种景段,32种景元,若干处典型地质遗迹实体。同时在对公园区域成景背景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按不同地质时期及形成于该时期的典型岩溶地貌,将公园成景过程划分为:峰丛期、地下河和洞穴期、天坑期、现代岩溶作用期。而受构造运动多期由极强→较强→趋弱→平稳周期性演变的宏观控制和影响,及受气候因素、地层岩性和岩溶过程的具体控制和影响,产生不同的"构造—地表过程—气候"响应过程:(1)S岩溶地块,沿地表地下同时发育;(2)碎屑岩地块,多发育于地表;但两者的成景过程沿同一方向演变:各向分散独立成景→各向单一网络式成景→统一网络式成景。期间碎屑岩地块总是S地块的侵蚀基准面和排泄区域,相互制约和影响着各自不同的成景方向、强度和规模,与孤岛和大海间相互制约和影响的过程极为相似,在此基础上提出乐业地质遗迹的孤岛型成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