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影响的不断加强与深入，城市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城市变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引发了风靡全球学术界的关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城市全球化的研究。已有的研究集中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少数城市，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涉及甚少。由此产生的问题是：除少数的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外，一般的城市是否经历全球化的过程?本文构建了衡量城市全球化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运用专家打分法赋予各指标不同的权重系数。通过加权计算的方法对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在1984、1990、1995、2000、2004、2007 年共6 个主要年份的全球化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探讨了中国城市全球化的变化过程。研究表明，1984-2007 年中国所有城市都经历了全球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说明城市的全球化并非少数城市的专利，而是所有城市共同经历的过程。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在中国城市全球化的领先地位日益突出，并日益接近世界上最高等级的全球城市。制造业功能对中国“世界工厂”类型的城市全球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高密度城区是城市的核心区，也是城区扩展的源，对该区域的精确识别以及扩展模拟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以广州市海珠区1979、1990、2000、2008 年4 期Landsat 影像为数据源，运用非渗透表面端元选取模型(V-I-S) 与归一化混合光谱分析模型(NSMA) 相结合的方法，辅以单窗算法反演地表温度数据(LST)，高精度提取非渗透表面丰度，进而设置合适阈值表征研究区高密度城区范围。在此基础上基于SLEUTH模型设置4 种场景模拟和预测海珠区高密度城区扩展，并用景观指数分析方法对研究区1979-2050 年长达70 年的空间扩展状况进行分析。主要结论为：① SLEUTH模型同样适用于小尺度区域的扩展模拟。② SLEUTH模型模拟中基于自然、人文以及城市扩展内在动力机制等条件参数的设置，促使模拟结果精度更高。③ SLEUTH模型模拟结果表明，自1979 至今，海珠区高密度城区以较快扩展速率扩张，尤以1990-2004 年间变动增长最快；未来的20 年其增长速率减缓，并于2030 年前后趋于稳定。这种扩张格局与变化状况与研究区产业结构、经济政策、土地规划决策等因素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后广州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吸引了大批外籍人士迁入，其中日本移民的增长尤为显著。本文以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对居住在广州市的日本移民的生活活动空间进行研究。从宏观上探讨其聚居形态，从微观上把握其居住、购物、饮食、教育、交友等生活活动的空间行为特征及其制约因素。研究表明，在广州的日本移民主要为受企业派遣的旅居移民及其家属，其生活活动空间相对孤立和封闭。促成其封闭性或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由于多语言环境、针对移民的政策法规及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等制度环境的影响，二是由移民的生活习惯及民族性格所造成的文化特性使然。日本移民的生活空间具有主动集聚和被动隔离的特征，而提高城市的国际化水平有助于增加其选择机会，减少封闭性的形成。

随着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和影响日趋深远，各级政府在制订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区域与城市规划等各类重大决策时，亟需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不同地域类型。本文在综合比较现有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划分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考虑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的复合型指标及其修正方法，并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区县的流动人口数据，运用以上多种划分方法实证研制出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多种划分方案，并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 综合考虑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的复合指标法，可以同时测度区域流动人口的方向性与活跃度，兼具以上两种单一性指标法的特色和优势，特别是能清晰地分辨出区域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的规模均比较大的平衡型活跃区这种独特类型，具有显著的优势。② 进一步考虑份额指标的修正型复合指标法，能有效地消除因区域人口总量过小或过大而导致流动人口活跃度被高估或低估的偏差，划分结果更加符合实际。③ 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其自然环境、人口密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关系密切。中国各类流动人口活跃区主要分布在位处第三阶梯和大于800 mm等降雨线的东部季风区，其人口密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遵循长春城市空间发展变化过程，揭示了伪满之前长春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特征，发现至伪满成立前，长春已经形成了“中—俄—日”三极分化的社会空间结构。伪满成立后，在“国都”城市性质、“消费”经济功能、城市空间扩张、外来移民流入等背景下，长春城市社会空间开始呈现出“中日分化”的总体格局，城市中轴线成为这一格局的空间标识。总体来看，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已分化为伪满高级官署区、日本人居住区、民族商业区和中国贫困农民居住区等社会区类型，空间结构模型呈现出围绕城市中心形成的同心圆与扇形结构和城市边缘“孤岛”相结合的形态模式。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基础，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城市建设的殖民地本质以及“新京”城市规划等是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机制。

可达性空间划分是交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分析其与人口布局的关系,对当下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借助GIS 软件平台,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全国县 (市、区) 域单元的空间可达性并进行区域划分,进而探讨中国大区域交通可达性与人口分布的关系,揭示不同交通条件和不同区域类型中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内在机制,为区域规划、交通规划和中国人口配置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①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可以实现空间可达性概念从定性描述转向定量计算的精确转换;②中国县域可达性以低值为主,具有圈层状和"反自然梯度"空间结构,"黑河—腾冲"线为明显分界线;③中国大陆分为3大区:可达性高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可达性低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又可分为东南诸省亚区、陕甘宁晋亚区、吉林亚区;可达性低值区分为云川渝亚区、蒙黑亚区、新疆亚区、青藏亚区;④国家区域范围内县域可达性与人口密度具有明显的相关性,2.5小时圈是目前中国可达性与人口集聚产生作用的最远距离;中国县域可达性越高的区域,可达性对人口集聚产生作用圈就越大,而可达性值与人口数量的相关性越小,说明交通条件对落后地区人口集聚所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发达地区。

采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以市辖区(县、市)为基本地理单元,对广东省的21个地级市133个样本进行性别与就业空间的实证研究。通过分别对男性和女性6类就业区的比较分析发现,①广东省不同性别的就业整体同构与一定程度的性别隔离并存。整体同构来自互补性的就业角色,两性关系是平等的;性别隔离来自于隔离性的就业角色,两性之间存在着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女性就业在与男性总体平等的同时,也存在被边缘化的现象。②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制造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不同性别的就业空间形成了中心—边缘结构。高度集聚的就业活动分布在环珠江口的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中心区,与珠三角以外的其他就业区在空间上形成了核心—边缘结构。③不同性别的就业空间具有权力特征,具有生产性。中心—边缘结构构建了一种以广州和深圳为极点的就业空间秩序,这种结构制约着区域就业空间新秩序的出现,也体现为区域就业秩序下一种社会经济关系的生成。④在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下,除粤东部分传统地区之外,广东不同性别的就业差异并未构成整体的就业空间性别化。

深圳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为应急处置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需要实时获取高分辨率的人口动态分布信息。本文利用"基于移动基站的人口分布动态监测系统"提供的时间分辨率1 h,空间分辨率1 km的人口密度信息,分析了深圳市人口细网格动态特征。深圳城市移动用户总人口是1082.59万人,平均人口密度5545人/km²,最高16.5万人/km²,超过5.0万人/km²高密度人口主要分布在商业中心、海关口岸、火车站和居民集中居住区。最高人口密度的数值与选择的网格尺度有关,1000 km²网格和1 km²网格之间可以相差18倍。在深圳50%的人口聚集在10%的空间范围内,60%的人口分布在海拔高度50～100 m的土地上;网格上的建筑密度、道路密度与人口密度线性相关,建筑密度增加1%,对应人口增加约1000人,道路密度增加0.01%,人口增加约2000人。城市总人口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固定,变化幅度在4%以内,逐日之间变幅在1%左右。深圳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春节期间由于大量人口返乡或外出旅游,总人口净减少48%。本文选择9个典型网格分析人口日变化规律:海关口岸属于早高峰型,大量的出境、出行、出游人员在早晨8时前后集中;城镇集市区属于午高峰型;商业中心区属于晚高峰型,高峰前后每小时的净流入 (出) 人员可达2万人;居民区属于午低谷型,周末与周日相比各时段人口均偏多;政府行政办公和公共服务区,周末比周日人口明显减少,春节期间减幅75%;工厂区因错峰用电,夜间4时形成人口高峰;郊野公园春节期间人数不减反增;偏僻乡镇人口日变化振幅很小;农业区在上午9时形成人口低谷,与日出而作的传统习惯相对应。

集对分析是研究客观事物之间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联系的一种有效的系统理论与方法。将多个评价指标合成一个与最优评价集的相对贴近度,用来评价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程度。基于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内涵,从经济系统对区域可采石油资源逐渐枯竭的敏感性及应对能力两个方面建立了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运用集对分析法构建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估模型。以典型石油城市大庆为例,分析1991年以来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演变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大庆经济系统对不利扰动的敏感性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由1991年的0.504增至2007年的0.573;区域应对不利扰动的能力不断增强,由1991年的0.268增至2007年的0.771;经济系统脆弱性整体上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由初期的0.619降至2007年的0.402。②应对能力的强弱对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具有主导作用。③原油产量增长率、人均GDP和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是影响经济系统脆弱性程度的关键因子。④区域应对能力的"障碍度"分析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一直是第一障碍因素,而产业结构的限制集中出现在2000年以前。研究认为,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呈下降趋势,但仍处于中等脆弱状态,需要重点关注主要敏感因子与障碍因子的发展变化。

以住房子市场理论为框架建立研究假设,用主成份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刻画厦门市的住房市场特征。对住房类型子市场与聚类划分子市场进行对比分析,并采用Hedonic多重回归法对不同子市场划分方式的合理性进行验证。在此基础上,采用特征价格函数和子市场样本密度分布展开空间分析。结果显示:厦门市区划分为四个住房子市场,由城市中心地区向外呈现非均衡的层级化空间分布特征。城市中心与外围局部地区子市场的极化分布形成了"空间分割",降低了住房消费的空间替代性。多元产权结构下的市场环境、非均衡的住房用地拓展以及缺乏弹性的住房开发控制共同导致了空间分割。充分认识住房市场的结构与特征,将有助于提高城市住房公共政策的效率。

结合国家汶川地震灾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的工作任务,对区域人口容量分析的方法和技术流程进行了研究。依据区域人口和城镇化发展的基本理论和汶川地震灾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以耕地总量为基本约束的人口容量测算思路,并对影响区域人口承载能力的各种区域经济发展条件进行了预测和分析,由此确定了测算人口容量的政策参数。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人口容量分析的计算机辅助决策模型,对灾区各县市的合理人口容量、人口超载情况及人口超载的不同类型,灾后人口调整方案进行了分析和测算,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分析表明,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区的51个县市区的灾后实际人口为2025.91万人,而整个区域未来可以承受的总人口在2970万人左右,整个区域的人口容量尚有较大富余。为了避免跨县跨区域人口迁移的后续难题,应该重点解决由于地震而引起的部分县市的人口超载问题。在51个县市区当中,这样的县包括汶川、北川和茂县,三县的超载总人口为10万人左右。3县目前在外打工的人口较少,仅靠打工所在地省市对于这一部分人口进行就地安置不足以解决10万人口的超载问题。为此,有必要采取更加直接的中长期人口对策,包括实施跨县人口转移,提高耕地的复垦率、通过政策扶持的手段提高城镇化率、降低农村居民对于耕地的依赖度等。

基于问卷、访谈及统计数据资料,采用因子分析、数学建模等综合分析方法,以知识经济下城市创新职能及城市体系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中国城市的创新格局、网络、等级体系及城市的创新联系,研究表明,中国创新城市体系空间格局形成以上海、北京为顶级城市的五级塔型城市体系结构,东部沿海城市在中国创新城市中具有重要地位,省会城市及经济强劲的城市一般成为区域性的创新中心。中国创新城市体系受城市创新规模、城市科研规模与效率、城市创新潜力因素、城市创新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以城市间合作论文数量来测度城市之间的创新联系,结果表明,北京在知识传播和知识合作创新中的处于中心位置,高层级的城市在知识传播与合作中明显比较高层级与中层级以及低层级城市多,省会城市及经济实力强劲的区域中心城市在知识传播中起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城市交通拥挤现象日渐突出,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单一交通供给已经很难满足交通日益增长的需求,交通需求管理成为解决交通拥挤问题的又一出路。因居民居住与就业地空间分离而产生的日常通勤是构成高峰小时交通需求的主要原因。以广州市为例,采用追溯式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分析1996-2007年居民居住与就业地区位选择与变迁,并探讨其影响因素和机制。研究发现,体制转型对居民居住与就业地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街区,居民的居住地与就业地相对稳定;市场化改革后新建或改建的街区,居民搬家和换工作的频度较高。在1996-2007年期间,居民居住地与就业地距离总体上呈现增加趋势,以商品房小区最为明显,价格、环境与岗位属性是影响居民搬家和变换工作的主要原因,在与短距离通勤无法兼得的情况下,很多居民选择以长距离通勤为代价换取更好的居住与就业条件。其次,保障性住房政策下形成的典型街区内部居民分化明显,形成原住户、转售后的商品房住户、转租房住户等三类为主导的住户结构,前两者存在较明显的居住与就业空间不匹配现象。此外,区位和个人属性也影响着居民居住与就业地的选择两者的空间距离。在区位方面,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吸引力仍较突出,靠近中心区的住户居住与就业距离较短,且呈近距离重新择居或择业;由于居住外迁和产业外迁而分别引发的长距离向心型和外向型通勤共同存在,尤其是前者;在个人属性方面,中等收入水平的阶层是搬家和变换工作相对频繁的阶层。宏观层面上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的不匹配、城市空间拓展、单一功能外迁下的用地结构、社会经济转型与政策性福利以及阶层分化背景下引发的个性化选择等是影响居民居住地与就业地空间关系的重要原因。

构建了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国转型期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分布理论模型, 并以兰州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利用高精度卫星影象和大规模实地调查方法获取数据, 采用GIS 手段和数理统 计方法, 利用建筑高度指标, 分区、分行业对兰州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同时, 采用资本存量增量(或增长率)/ 建成区面积增量(或增长率) 的指标衡量资本角度的城市紧凑化程度, 研究了城市紧凑化变动过程。结果表明： ①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资本空间密度为缓慢波动下降或均衡分布规律, 甚至出现上升趋势。转轨期(中国)城市资本空间 密度由中心到外围的相应规律则居于两者之间, 存在向市场经济空间模型靠近的趋势; ② 中国城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用地空间由中心到外围呈现商务→住宅→工业→农业的模式, 而转轨期依然基本保留了此特征; ③ 转轨期的建筑高度提高速度存在加速趋势, 住宅、商业、办 公等类建筑高度明显高于计划时期, 其空间分布模型也更接近市场经济体制模型; ④ 从资本视角审视, 中国城市将更加紧凑化, 且随时间的推移, 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变化曲线大致存在较为明显的“雁行波动上升式” 规律。

依据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利用ArcGIS 的空间分析功能, 将人口密度图分层显示, 并形成中国人口分布图系。在此基础上, 建立人口重心曲线, 根据人口重心曲线 上点的邻近性实施人口密度再分级, 由此获得了更具空间集聚特征的人口密度图。基于人口密度分级的多圈层迭加分析表明： 随着人口密度增大, 人口分布重心逐渐由西北向东南移动, 由稀疏趋于稠密, 中国人口分布多圈层集聚特征明显。人口重心曲线表明, 人口分布总体上是从高密度向低密度分布过渡的, 其中在低密度中也有高密度地区分布, 高密度地区也有相对稀疏的地区。基于人口重心曲线的中国人口密度再分级表明, 中国人口密度可以适度划分 为9 级, 据此可以将中国人口地理分布划分为集聚核心区、高度集聚区、中度集聚区、低度 集聚区、一般过渡区、相对稀疏区、绝对稀疏区、极端稀疏区、基本无人区等9 大类型区。 统计表明, 中国3/4 以上的人口集中分布在不到1/5 的国土面积上, 半数以上的国土面积上居住着不到2%的人口, 研究结果较好地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规律性。

城市集聚增长日益显著以及城市间连接性的增强等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发 展的显著特征。通过运用GIS 环境下的Moran's I 等技术方法， 探讨了1990-2005 年中国城市 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结果表明： 尽管总体上城市人口的正空间集聚性不强， 但局部空间集聚特征明显， 存在较强的规律性， 主要表现为“T” 字型和沿主要铁路交通线 的发展态势， 而其演变过程体现了中国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正处在不断优化之中; 三大地带城 市人口空间集聚的特征反差明显， 东部城市区域基本表现为一体化发展趋势， 而中西部城市 区域则趋向于极化发展或表现出较差的整体协调能力; 进一步来看， 城市人口空间集聚的不 平衡性， 不仅体现于区域之间也体现于区域内部的城市之间， 且其作用范围进一步扩大， 集 聚区位有所变化。总体来看， 这一典型转型时期里， 中国城市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演变， 体现出了市场力量、经济发展状况、基础设施建设及国家空间开发政策等的积极作用。

根据1951-2001年奥地利人口调查统计数据,分析了近50年来奥地利人口变化的时空间规律,以及人口变化中的增长区和下降区的区域配置等特征,并建立人口变化模式。研究表明：20世纪后半叶奥地利经历了其他欧盟国所表现出的城市化、城市郊区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各个过程。特别是城市老龄化表现更为突出,据预测推算,到2035年奥地利将会有1/3的人口超过60岁。在分析过程中,不仅应用了行政区划的区域方法,而且也依据土地利用的经济性质,在“土地经济生产小区”的基底上,对人口的变化规律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透视。研究结果显示：奥地利西部阿尔卑斯山地中的城市区域人口增长幅度最大。沿着捷克和斯洛伐克边界伸展的北部和东北部区域是最严重的人口缺失地区。而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地东部的一些早期产业都市及其郊区,乃至更远一些的南部和东南部的老工业区域,目前由于普遍存在着经济的困境,也直接导致了这些地区人口的下降。但奥地利未来的总人口趋势将持续稳定。

从东北地区城市地理框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出发,对东北地区城市体系框架、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区、城市群和城市组群等城市地理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城市地理框架的形成演变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古代城镇形成时期—近代城市形成时期—现代城镇体系形成发展时期。将城市体系结构框架归纳为：自上而下先快后缓的城市化进程,“弱金字塔”型的等级规模结构,沿铁路分布的“T”型空间结构,由“单一”向“新型”发展的城市职能结构。东北地区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为中心城市的“四城市时代”已经到来,三省GDP向四城市高度集中,并且依托四市正在形成发展为“大哈尔滨”、“大长春”、“沈阳经济区”和“大大连”四个大都市区。作为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东北地区的城市群和城市组群也发育得相对完备而密集,已初步形成“三圈”的基本格局,即辽中南城市群以及吉中、哈大齐等2个大型城市组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