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与农业地理” 栏目所有文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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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土地利用与农业地理
    吴得文, 毛汉英, 张小雷, 黄金川
    地理学报. 2011, 66(8): 1111-1121.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8010
    Baidu(416)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状况直接影响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建设。基于数据包络法对全国655 个城市土地投入产出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① 目前中国城市土地投入产出效率普遍较低,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中西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存在规模等级递增效应,但小城市表现出明显的特殊性。② 影响中国城市土地投入产出效率较低的因素较多,其中,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投入过多尤为突出,固定资产投资和建设用地也存在一定冗余,环境产出效益相对不足。③ 中国大部分城市土地规模效率处于递增状态;城市土地规模效率空间分布亦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中西部低的格局,且存在规模等级递减效应。对不同空间尺度和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子分析,对各级政府制定城市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土地利用与农业地理
    王鹏飞, 申玉铭
    地理学报. 2011, 66(8): 1122-1230.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8011
    Baidu(8)
    基于对加拿大南安大略农业地域不同经营类型的案例农场的实地调查,分析了南安大略农业地域的变化与农业的特征,结论如下:① 南安大略许多农场在商业化、专门化发展的同时,依然保留有传统混合农业经营的特征。同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兼职机会的增加,弥补了农业收入的不足;② 品种改良与交通基础设施的改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农产品贸易的国际化等是影响安大略农业地域变化的主要因素。③ 自然条件的差异与开发过程的不同和城市化的影响、以及国际贸易下经济、政治环境因素,对农业地域分异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农业经营、种植结构、国家政策等方面就我国农业生产的现状与案例地区进行了对比,并提出了合理建议。
  • 土地利用与农业地理
    刘斌涛, 刘邵权, 陶和平, 史展, 郭仕利, 曹伟超
    地理学报. 2011, 66(8): 1131-1140.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8012
    土地资源是制约山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关键因素,土地资源安全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山区的资源环境安全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分析山区土地资源安全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论文构建了以建设用地安全指数和粮食安全指数为基础的山区土地资源安全评价模型。该模型使用城镇化率作为建设用地安全指数的权重,以反映建设用地安全在区域土地资源安全中的重要性;使用非城镇化率作为粮食安全指数的权重,以反映农村土地安全状态在土地资源安全中的重要性。在GIS 软件支持下,利用该模型对四川省凉山州各县市的土地资源安全指数进行了评估计算,结果表明凉山州土地资源安全情况总体不容乐观,土地资源安全等级为安全和较安全的县市仅有3 个,占全州县市总数的县市总数的17.65%,国土面积的17.23%;而土地资源不安全与临界安全的县就有10 个,占全州县市总数的58.82%,国土面积的55.03%。土地资源安全主要受地形条件约束,地形起伏度每下降0.09,土地资源安全指数约上升0.97。同时,土地资源不安全区与贫困区具有高度叠加的特点,这表明土地资源是主导山区发展和山区资源环境安全的关键因素,提高山区土地生产潜力,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保障山区土地资源安全及资源环境安全的重要措施。
  • 土地利用与农业地理
    王成, 王利平, 李晓庆, 李阳兵, 邵景安, 蒋伟
    地理学报. 2011, 66(8): 1141-1152.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8013
    农户生计资产决定着农户生计方式选择与生计策略行为,作为当前农户主要消费性投资行为的农村居民点建设消费受制于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产量,基于此引导农户的居民点建设消费行为、开展农村居民点整合已成为当前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农户生产生活条件的关键。研究选取重庆市沙坪坝区白林村为样点,采用“PRA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3S”相结合的方法,以地理坐标为标识码,建立农户属性数据与地块的空间数据相链接的“农户—土地”数据库。运用该数据库,构建农户生计资产量化指标体系,量化农户生计资产进行农户分化,剖析不同农户的后顾生计来源及其住居意愿,开展农村居民点整合。结果表明,农户生计资产的配置结构差异明显,8%的农户各项资产产值高于平均水平,23%的农户各项资产产值处于中等水平;以农户拥有的自然资产产值为主辅以其他各项资产产值,将农户划分为农业多样化发展型(16%)、农业专业化发展型(8%)、兼业化发展型(23%)、非农多样化发展型(31%) 和非农专业化发展型(22%) 5 类;根据不同生计来源农户的住居意愿并结合国家与地方发展战略,构建了社区型(非农多样化发展型与非农专业化发展型)、组团型(农业专业化发展型)、块状型(农业多样化发展型) 和带状型(兼业化发展型) 4 种农村居民点整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