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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岭中部山地落叶阔叶林超级垂直带的发现与意义
    张百平, 姚永慧, 肖飞, 周文佐, 朱连奇, 张俊华, 赵芳, 白红英, 王晶, 余付勤, 张兴航, 刘俊杰, 李佳宇, 蒋娅
    地理学报    2022, 77 (9): 2236-2248.   DOI: 10.11821/dlxb202209007
    摘要3003)   HTML190)    PDF (3374KB)(749)   

    山地垂直带谱是气候和植被水平地带变化和更替的缩影,垂直带的带幅、带间过渡方式、带内结构和垂直带组合方式都表现出高度的异质性和复杂性。本文发现在中国南北过渡带中部太白山发育了世界上最宽的山地垂直带——山地落叶阔叶林垂直带。该垂直带从基带到典型垂直带再到先锋性垂直带皆为山地落叶阔叶林,3种本来可以独立存在的垂直带,连续分布形成了包含3个栎林亚带、2个桦林亚带的“三层五亚带”超级垂直带,远远超过正常情况下山地垂直带1000 m的阈值,且其上限达到了海拔2800 m。它的形成与秦岭所处的过渡性地理位置、秦岭中部垂直带谱的完整性、丰富的落叶木本植物种群及其形成的强大群落竞争优势等因素紧密相关。超级垂直带的发现有多方面的意义:它是中国南北过渡带又一重要的标志性自然地理特征;它表明山地垂直带在特殊的山地环境中可以具有非常复杂的内部结构和宽大带幅,这扩展了我们对山地垂直带谱结构及机理认识的广度,对于创建山地垂直带谱结构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超级垂直带的发现,也说明中国南北过渡带还有很多科学内容有待我们去探索和发现,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学界对超级垂直带形成的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因素、地理过渡带的结构和生态效应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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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2015年亚洲内部人口迁移格局及影响因素
    刘晔, 王晓歌, 管靖, 古恒宇
    地理学报    2022, 77 (10): 2409-2425.   DOI: 10.11821/dlxb202210001
    摘要2807)   HTML131)    PDF (2817KB)(495)   

    把握亚洲内部跨国/地区人口迁移规律,有助于新时期中国制定合理的国际移民政策,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迈向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1990—2015年国际双边移民流量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滤波面板负二项引力模型,阐明亚洲内部跨国/地区人口迁移的时空格局与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1990—2000年亚洲主要迁移流集中在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各区域内部,且大多发生在邻国之间,2000—2015年出现多条横跨上述三大区域的大规模迁移流;② 人口迁移网络强度相对较低,联系紧密程度先升后降;③ 政治不稳定与战乱冲突是人口迁移的重要推动力,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国民收入差异是重要驱动力,多维邻近因素(经济邻近和文化邻近)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④ 25年间,经济差异的影响先增后减;政治不稳定一直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对人口迁出的影响更大;进出口贸易发展在部分时期积极促进人口流动,留学吸引力影响呈波动趋势;⑤ 非经济和结构性力量在亚洲内部跨国/地区人口迁移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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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演化与优化路径
    刘彦随, 杨忍, 林元城
    地理学报    2022, 77 (12): 2937-2953.   DOI: 10.11821/dlxb202212001
    摘要2292)   HTML337)    PDF (5350KB)(1116)   

    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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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视角下地理科学融合发展路径探索
    熊巨华, 高阳, 吴浩, 孙维君, 刘小茜, 刘建宝, 杨刚, 张中浩, 毛德华
    地理学报    2022, 77 (8): 1839-1850.   DOI: 10.11821/dlxb202208001
    摘要2193)   HTML125)    PDF (1001KB)(569)   

    随着整体科学的进步和国家社会的发展,地理科学已迈入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新阶段。通过学科间和领域间的深度融合寻求新发展路径,完善知识体系,充分发挥服务国家社会之功能,是当前地理科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本文基于自然科学基金视角,分析了中国地理科学融合发展的现状与问题,认为其与国际前沿未充分接轨,研究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有待加强,认为地理科学融合国家重大需求进行理论与技术创新的能力有待提升,认为学科内部体系要根据知识融合需求进一步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助政策引导下地理科学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学科交叉融合、面向国家重大战略的多领域交叉融合和面向申请代码优化布局的分支学科交叉三大融合发展路径与相应政策工具。未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立足于保持学科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通过政策创新来激励地理科学与其它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以建设更具有活力与创新性的学术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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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20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遥感制图及时空特征分析
    匡文慧, 张树文, 杜国明, 颜长珍, 吴世新, 李仁东, 陆灯盛, 潘涛, 宁静, 郭长庆, 董金玮, 包玉海, 迟文峰, 窦银银, 侯亚丽, 尹哲睿, 常丽萍, 杨久春, 谢家丽, 邱娟, 张汉松, 张宇博, 杨仕琪, 萨日盖, 刘纪远
    地理学报    2022, 77 (5): 1056-1071.   DOI: 10.11821/dlxb202205002
    摘要2092)   HTML130)    PDF (5124KB)(657)   

    持续地开展国家尺度土地利用/覆盖变化遥感监测对于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和“美丽中国”蓝图绘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本文采用Landsat 8 OLI、GF-2等卫星遥感数据,融合遥感大数据云计算和专家知识辅助人机交互解译方法,研发了中国土地利用变化(2015—2020年)和2020年土地利用现状矢量数据(CLUD 2020),建立了完整的30 a(20世纪80年代末—2020年)每隔5 a的30 m分辨率中国土地利用动态数据库。基于CLUD 2020数据,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尺度揭示了2015—2020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总体规律、区域分异和主要特征。研究表明:将遥感大数据云计算生成的30 m分辨率植被覆盖变化和地表类型变化检测信息融入到人机交互遥感解译方法,可有效地提高大范围土地利用变化遥感制图的效率和变化图斑辨识的准确性;精度评价表明,CLUD 2020一级类型制图的综合精度达95%。总体上,全国范围内国土空间开发强度与2010—2015年比较进入相对稳定状态。期间全国耕地面积仍保持减少态势,空间分异特征为耕地南减北增,东北松嫩平原及其与三江平原交界区大规模的旱地向水田转移,西北新疆南部开垦和北部退耕/撂荒并存;全国城乡建设用地持续增加,空间分异特征表现为由以往的沿海地区和超大、大城市集聚转向中西部地区的大中小城镇周边蔓延为主。全国范围的林草自然生态用地面积持续减少,但强度与2010—2015年比较有所下降;受气候变化的持续影响,青藏高原地区的河流湖泊等水域面积显著增加。以上土地利用变化格局与“十三五”期间国家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宏观战略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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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19年中国重大生态工程生态效益遥感评估
    邵全琴, 刘树超, 宁佳, 刘国波, 杨帆, 张雄一, 牛丽楠, 黄海波, 樊江文, 刘纪远
    地理学报    2022, 77 (9): 2133-2153.   DOI: 10.11821/dlxb202209001
    摘要2068)   HTML224)    PDF (10476KB)(945)   

    本文提出了重大生态工程实施生态效益评估理论框架,在选取生态系统宏观结构、生态系统质量和生态系统服务3大类、6个一级指标和9个二级指标的基础上,利用地面和遥感数据,结合模型模拟,生成了2000—2019年长时间序列评估指标参数数据集,定量评估了中国重大生态工程实施20年后的生态效益。结果表明:生态恢复程度中等、较高和高的区域面积分别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4.1%、11.9%和1.7%,生态工程实施数量越多的地区,生态恢复程度越高,生态恢复程度较高和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北方农牧交错带、东北平原、川滇黔渝湘结合部等地区;气候因素和生态工程对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85.4%和14.6%,对水蚀模数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69.5%和30.5%;中国植被覆盖度有20%的恢复潜力,森林植被覆盖度恢复潜力为6.4%,草地植被覆盖度恢复潜力为23%;气候条件是生态恢复的重要限制因素,生态恢复程度较高和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年均温大于0 ℃和年降水量大于300 mm的地区。因此,重大生态工程的部署,应充分考虑气候条件的限制性,避免实施单一生态工程或单一生态恢复措施,充分发挥生态工程组合措施的综合效应,提高生态投入资金的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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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高原及横断山区地质灾害易发区空间格局及驱动因子
    申泽西, 张强, 吴文欢, 宋长青
    地理学报    2022, 77 (5): 1211-1224.   DOI: 10.11821/dlxb202205012
    摘要1657)   HTML77)    PDF (4533KB)(307)   

    青藏高原及横断山区位中国西南部,地貌类型复杂,地质灾害频发,严重威胁到西南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尤其影响进藏交通线的通达度。系统研究该区地质灾害易发区空间格局及驱动因子,可为青藏高原及横断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及地质灾害的防灾减灾救灾提供重要理论支撑。研究结果表明,基于随机森林构建的判识模型对于灾害点的判识精度均高于80%,甚至达到91%,可准确模拟与预测研究区各分区的地质灾害点。研究区地质灾害易发点主要分布在横断山区南部与东北部以及青藏高原中南部地区,且以小型及中型规模地质灾害为主(占比为87%)。综合分区Ⅰ~Ⅲ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面积分别为17.5万km2、17.4万km2与27.5万km2。各综合分区地质灾害驱动因子研究表明,横断山区南部区域(综合分区Ⅰ内)小型及中型地质灾害的主要驱动力为道路建设导致的沿途坡面稳定性变化(贡献率为20.2%);横断山区东北部区域及青藏高原地区(综合分区Ⅱ~Ⅲ)小型及中型地质灾害的主要驱动力为植被覆盖状况的变化对于坡面稳定性的影响(贡献率分别为23.6%与27.3%)。此外,综合分区Ⅱ~Ⅲ内影响小型及中型地质灾害空间格局的第二个驱动因子为道路建设导致的沿途坡面稳定性的变化(贡献率为15.7%)与河流对于周边坡面的侵蚀作用(贡献率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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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融合发展机理与演进规律的理论解析
    方创琳
    地理学报    2022, 77 (4): 759-776.   DOI: 10.11821/dlxb202204001
    摘要1643)   HTML155)    PDF (3366KB)(522)   

    城市与乡村始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融合体,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过程就是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过程。“城市病”因乡村病而生,“乡村病”也因城市病而生,“城市病”与“乡村病”同病相连,互为病因,复合叠加形成“城乡病”,根治“城市病”必须通过乡村振兴,根治“乡村病”也必须通过新型城镇化。本文在对国内外城乡融合发展研究综述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城乡病理病根及对立格局,解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控要素、驱动机制、城乡融合发展的规律性和持续性,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测度试验系统,提出了城乡多融合发展的三角模式,验证了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正处在城镇化后期城多乡少的高度融合阶段,未来将迈入城镇化终期城多乡少的深度融合阶段。从政策层面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有关城乡发展政策的演进路径,总体经历了从城乡二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演进过程,这些政策对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从路径层面建议合并召开中央城乡工作会议,合并编制《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实施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战略,把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时作为解决城乡病、提升城乡发展质量的两种不同手段,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方法,构建评估体系定量评判城乡融合发展程度,建设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向高度同步化、深度融合化和共荣化方向发展,同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和乡村发展质量,同步实现城市现代化和乡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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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技术体系构建的方向与任务
    陈军, 武昊, 张继贤, 王东华, 廖安平, 刘万增, 张俊, 苗前军, 冯文利, 卢卫华
    地理学报    2022, 77 (5): 1041-1055.   DOI: 10.11821/dlxb202205001
    摘要1600)   HTML49)    PDF (2668KB)(360)   

    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技术体系(简称《技术体系》)的构建与应用,是建立健全自然资源监管体制、推动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一项内容众多、复杂艰巨的科技工程。本文根据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的任务与要求,从调查监测信息过程的整体性特征和工程化业务实施的系统性特征出发,分析了《技术体系》构建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提出了基于整体性的《技术体系》的总体架构;继而以协同化数据感知、自动化信息处理、精细化场景管理、智能化知识服务等为主线,论述了《技术体系》的发展方向;然后根据先进性与适用性相结合的要求,分析了《技术体系》的数智化实现路径,提出了“空天地海网”一体化协同感知网络体系构建、信息自动处理平台研发、时空场景模型构建、自然资源时空知识服务系统研发、工程化技术重构等主要研发任务。为了切实地做好该技术体系的构建与推广应用,今后还应进一步加强战略需求分析,推动关键技术创新,促进跨学科交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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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梯田撂荒程度及空间格局分异研究
    董世杰, 辛良杰, 李升发, 谢花林, 赵宇鸾, 王学, 李秀彬, 宋恒飞, 卢亚晗
    地理学报    2023, 78 (1): 3-15.   DOI: 10.11821/dlxb202301001
    摘要1493)   HTML311)    PDF (2847KB)(929)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驱动下,中国丘陵山区耕地逐渐被边际化,耕地撂荒范围也迅速从劣质的坡耕地延展至优质的梯田,大规模梯田撂荒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和生态效应,科学评估中国山区梯田的撂荒程度及空间分布将有助于有效地应对耕地撂荒问题。本文通过全国抽样调查的方式对中国梯田的撂荒程度进行了调查,利用获取的中国329个县的560份村问卷测算了中国梯田撂荒规模,并进一步分析了梯田撂荒空间分异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 全国梯田撂荒现象分布广泛,发生梯田撂荒的村庄占总调查村庄的比例为54%,撂荒面积占梯田总面积的比例达到9.79%;② 梯田撂荒程度呈现“南高北低”的特征,南方丘陵山区较为严重,尤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最;③ 梯田撂荒的主要因素可归结为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梯田耕作机械化程度、灌溉条件、耕作交通条件等。减缓梯田撂荒,应因区精准施策,提高梯田区机械化水平等措施具有普适性,针对质量较差的梯田,可有序“退耕”,对于质量较好的梯田,可采用调整种植结构、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流转与规模经营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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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时空变动与演化机理
    赵逸才, 王开泳, 华林甫, 王甫园
    地理学报    2022, 77 (12): 2972-2990.   DOI: 10.11821/dlxb202212003
    摘要1452)   HTML158)    PDF (3834KB)(441)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分析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时空变动格局和影响因素,能更好地借鉴和发挥行政区划设置在国家与地方治理中的支撑作用。综合梳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清史·地理志》的考证结果,参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档案、《清实录》《清会典》《大清一统志》以及清代地方志等历史文献,全面分析1683—1911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的时空变动过程与演变规律。研究表明:①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主要有9类调整模式,以自下而上的申报调整为主,关键是总督和巡抚的提议权,督抚体制是行政区划调整推进的制度保障;② 行政区划调整的频次受最高统治者的治理理念影响较大,波动明显,雍正朝是清代行政区划调整的绝对高峰期,光绪和宣统两朝是一个相对高峰期,道光、咸丰到同治时期调整最少;③ 县级行政区划的调整以新设最多,其次为改隶和析分,同级变更和合并是频次较少的两类调整;④ 升级、迁治、裁撤、新设4类调整在清代23个省的分布范围较广泛、各省域分布较为广泛均衡,变更专名、合并、改隶、同级变更4类调整的分布范围集中于直隶、河南、山西等省;⑤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格局的形成与演化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安全和统治方便是决定性因素,总体上体现出层级明确、权责明晰、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国家治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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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地理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走向
    李小建
    地理学报    2022, 77 (8): 1873-1891.   DOI: 10.11821/dlxb202208003
    摘要1385)   HTML112)    PDF (2628KB)(435)   

    中国经济地理思想史是一部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思想的进展史。古代时期产生了以适应和利用地理条件发展经济活动的思想;近代时期经济地理学作为学术领域出现;现代时期I重视自然条件的利用,从国家需求角度研究生产布局与地理条件的关系;现代时期II从国土整治与国土规划角度切入人地关系,构建“点—轴系统”理论等空间结构理论,根据区域差异扩大趋势提出调控思想;现代时期III结合主体功能区研究人地关系,注重产业集聚、都市经济区、农区衰退及振兴等问题。中国经济地理思想演化可以梳理出3支脉络:① 史志脉络通过历史文献对经济区位和地方差异的描述,逐步探究经济活动与地理条件的关系;海量的地方志,以实例支持人地关系思想。② 从游记考察到现代考察和观测分析,为经济地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事实发现手段。③ 国外引进脉络与多元思想本土化,带来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思维逻辑。后两支脉络逐渐融入前一脉络,以突出中国特色之趋势。经济地理思想史研究可对当前经济地理学发展提供3点启迪:① 加强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条件规律探索;② 鼓励问题导向的批判性思维;③ 弥补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弱项,如与整体论对应的还原论,与归纳法对应的演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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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2019年黄河流域地表水体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李崇巍, 王志慧, 汤秋鸿, 胡青峰, 肖培青, 吕锡芝, 刘杨
    地理学报    2022, 77 (5): 1153-1168.   DOI: 10.11821/dlxb202205008
    摘要1342)   HTML75)    PDF (7756KB)(448)   

    黄河流域水资源严重短缺,对地表水面积(SWA)开展动态监测有助于明晰地表水资源时空变化规律及其驱动机制。本文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云平台技术,综合利用混合指数规则集、线性斜率、多元线性回归和偏微分分解等方法,揭示了黄河流域SWA的年际变化及其空间分异规律,厘定了降雨、温度、植被叶面积指数、前一年SWA和水利水保措施与人类用水活动等其他因素对SWA的影响量和相对影响率。结果表明:① 地表水体总体识别精度为97%。1986—2019年全流域永久性SWA年际增长速率49.82 km2/a,其中主河道区贡献83.2%,且2001年为SWA变化由减小到增加的转折点;季节性SWA年际减小速率-79.2 km2/a,其中子流域区贡献61.8%。② 除红碱淖SWA呈显著持续减小外,其他主要天然湖泊SWA均较为稳定;6个主河道大型水库中,小浪底和龙羊峡水库SWA增加趋势最为显著;在86个子流域中,50个子流域SWA呈增加趋势,主要分布于流域中下游。③ 非气象要素对SWA的影响均大于气象要素影响作用。降雨对SWA的增加作用最小,温度上升造成中游地区SWA减小,但却导致源区SWA增加。植被叶面积指数增加导致主河道区和子流域区SWA变化斜率分别增加10.12 km2/a和7.26 km2/a。其他因素对子流域区SWA增加呈负作用,这表明子流域内剧烈用水活动对SWA的减小作用大于水利水保措施对SWA的增加作用,但是分布于主河道中的大型梯级水库调蓄功能可显著提升其对主河道区SWA的增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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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王秀伟, 李晓军
    地理学报    2022, 77 (4): 900-917.   DOI: 10.11821/dlxb202204009
    摘要1143)   HTML88)    PDF (5352KB)(630)   

    乡村旅游重点村是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示范,对优化乡村旅游供给、引领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分析了中国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结构特征,揭示了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异规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矢量缓冲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了影响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① 乡村旅游重点村总体呈“东多西少”的空间分布格局。省际空间密度分层特征明显,“双核心—环核群—带状区”的空间分布规律突出。② 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地域间呈冷点分散、热点集中的空间分异格局。③ 6类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核密度呈一高五低、分异鲜明的类型特征。④ 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是自然生态、社会经济、交通配套、景区资源、政策环境五大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人均GDP和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客源市场距离及交通通达距离是负向影响因素。⑤ 各类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各异,与村落资源禀赋和发展特点具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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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乡村空间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
    戈大专, 陆玉麒, 孙攀
    地理学报    2022, 77 (4): 777-794.   DOI: 10.11821/dlxb202204002
    摘要1098)   HTML61)    PDF (2252KB)(487)   

    新时期乡村振兴挑战与空间利用问题密不可分,基于空间治理建构乡村振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诉求→效应→路径→策略”解构方案,探讨了基于空间治理的乡村振兴可行性和内在逻辑体系。结果表明:① 乡村价值重构是确保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关键环节,乡村空间管控和发展权利配置可从乡村空间治理寻找突破口;乡村空间治理从物质空间治理、空间组织治理、空间权属治理入手,重构物质空间结构功能,重组空间组织关系,重塑空间价值分配体系;② 空间治理振兴乡村的效应从城乡互动关系优化、乡村内生动力激发、基层组织能力强化等层面加以呈现。③ 乡村空间治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激活乡村内生发展、保障组织机制,是落实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④ “上下结合型”乡村空间治理有利于落实空间开发权利的合理配置;多元主体参与空间治理的渠道、能力与效应,推动空间发展目标落地和公平权益体系建设;“权利共享型”空间治理可在城乡共享、主体共享和区域共享中落实乡村振兴目标。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乡村空间治理科学体系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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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模式研究——以大型数据中心为例
    王姣娥, 杜方叶, 肖凡
    地理学报    2023, 78 (2): 259-272.   DOI: 10.11821/dlxb202302001
    摘要1072)   HTML279)    PDF (2376KB)(726)   

    数据中心是一种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是社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其对区域经济发展本底要求、人才需求、电力需求等方面与传统基础设施存在差异,故布局原则存在异质性。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数据中心宏观空间布局的四大原则,需求导向、成本导向、运营环境和安全导向。进一步分析并总结其演化特征、影响因素及布局模式。结论显示:① 中国数据中心呈现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格局。② 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数字产业、人力成本和科教资源等对中国数据中心宏观布局始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数据中心不断建设,区位条件、用地成本和布局政策对其宏观布局影响逐渐显现。③ 中国数据中心呈现出3种布局模式:需求导向型、成本导向型、需求—成本—运营环境综合导向型。早期数据中心布局以需求导向型为主,并逐渐向需求—成本—运营环境综合导向型演变。研究结论可为数据中心的科学选址及优化布局提供指导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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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居民城际出行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
    潘竟虎, 魏石梅, 张蓉, 杨亮洁
    地理学报    2022, 77 (10): 2494-2513.   DOI: 10.11821/dlxb202210006
    摘要1069)   HTML51)    PDF (9983KB)(231)   

    利用腾讯迁徙数据构建居民城际出行网络,分析了不同时段、不同交通方式下中国居民城际出行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以及主要城市群的对内、对外居民城际出行模式。研究发现,2018年中国居民城际出行网络呈“东密西疏”空间分布格局,形成以京、沪、穗—深、蓉—渝等高中心性城市为顶点的顶层跨区级“钻石型”网络结构。“春运”时段城际出行的重心相较日常出行更偏向于西南,居民城际日均出行规模亦高于其他时段,特殊节假日城际出行具有显著的空间邻近效应。不同出行方式下的出行人口、出行范围和出行交通网络差异显著,航空、铁路、公路出行分别承担国家级、区域级和地方级城际出行的人口集散。主要城市群对内出行网络呈现“核心—邻近—边缘”空间格局,以多中心双核出行模式为主,对外出行网络则呈现“跨区—邻域—地方”的格局,以单中心单核出行模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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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遥感解译的中国农房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李郇, 许伟攀, 黄耀福, 陈浩辉, 秦小珍, 李颖, 邓明亮, 姜俊浩, 秦雅雯
    地理学报    2022, 77 (4): 835-851.   DOI: 10.11821/dlxb202204005
    摘要1052)   HTML79)    PDF (7852KB)(330)   

    中国农房分布研究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本文利用Mask R-CNN深度学习框架,采用亚米级遥感影像,基于中国各省农房的人文地理特征,分省训练出适用于本地的农房遥感解译模型,共识别1484个县的1.54亿栋农房,总建筑面积达298.2亿m2,创建出以单体农房为基础的多尺度中国农房数据库。本文分别以县域、镇域和聚落为单元进行农房密度分析:县域单元的农房密度呈现“东密西疏”的分布特征,与胡焕庸线揭示的人口分布格局相符;镇域单元的农房密度沿三大地形阶梯自西向东递增,分布从集中走向平均,与农业区划的农业生产力、地形地貌特征高度耦合;聚落单元的农房分布则呈现“南密北疏”特征形态,与气候条件、地形地貌、人均耕地等相关联。中国农房数据库的建设将为“可计算的”乡村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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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学风与创新文化的几点认识
    陆大道
    地理学报    2022, 77 (6): 1291-1298.   DOI: 10.11821/dlxb202206001
    摘要1050)   HTML45)    PDF (1084KB)(240)   

    本文从5个方面叙述了笔者对当今部分地理界学风与创新文化的观察与认识。第一,基于地理学方法论,阐述了地理学的理论观点与概念判断都是来自对地球表层实际存在的客体的运动特征与空间投影的变化轨迹的观察、分析与概括;第二,结合实际,指出了“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知识积累与运用观对学者们的重要性;第三,对科学创新及如何实现创新提出了新的观点;第四,探讨了如何正确处理科研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第五,提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要面向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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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以来京津冀区域研究进展评论
    樊杰, 廉亚楠, 赵浩
    地理学报    2022, 77 (6): 1299-1319.   DOI: 10.11821/dlxb202206002
    摘要1016)   HTML85)    PDF (3182KB)(374)   

    1980年以来,因研究内容和空间治理重点不同,京津冀、京津唐、环渤海、大渤海等区域名称与区域范围多次变动。作为中国最早开展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区域,越来越受到经济贸易、生态环境、城乡规划等多学科关注。本文基于学术论文和专著、具有影响的科研项目,对1980年以来京津冀及相关区域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和评论。归纳起来,研究对象区域经历了“京津唐(塘)—大(环)渤海—京津冀”的变化过程。整体上可分为4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面向京津唐地区,国土规划为主的经济地理学区域研究,研究规模有限;20世纪90年代拓展到大(环)渤海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开展经济贸易科学与地理学交叉研究;21世纪前10年,回归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科学和城市规划科学大规模介入的融合研究;21世纪10年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多学科区域综合研究。其间,中央政府在该区域开展的一系列重大规划,包括20世纪80年代京津唐国土规划和90年代环渤海经济协作区规划,21世纪前10年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和21世纪10年代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与区域研究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在显著增强空间规划和战略决策的科学性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发展,推动了人和自然相互间强烈作用状态下区域复杂系统演化规律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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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镇用地空间格局类型演变及其驱动力多维探测
    鞠洪润, 张生瑞, 闫逸晨
    地理学报    2022, 77 (5): 1086-1101.   DOI: 10.11821/dlxb202205004
    摘要1007)   HTML98)    PDF (6890KB)(496)   

    深入研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城镇用地空间格局类型,探索土地城镇化多维和交互驱动机制,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模糊聚类,从规模、形态和分布3个维度划分和定义粤港澳大湾区城镇用地空间格局类型,利用地理探测器测度城镇用地空间格局多维变化驱动力及其交互作用。结果表明:① 粤港澳大湾区城镇用地空间格局类型包括分形/复杂大面积型、分形小面积型、复杂小面积型、简单小面积型和散布型5种类型,城镇用地规模和形状复杂性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2010年后用地规模趋于稳定,形态的规则性和紧凑性得到优化,分布集中。② 人口、GDP、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额和路网密度等社会经济因素对城镇用地面积和形态变化影响显著,核心城市对城市群发展的牵引作用在2000年后得以显现。2010—2020年各影响因子对城镇用地面积、分布和类型变化的作用差异有所减弱,但社会经济因素对形状特征的影响力上升。③ 城镇用地面积特征变化的影响力交互作用最为多样,表现有非线性增强、协同增强、单因子减弱和非线性减弱4种类型;对形状、分布和空间格局类型变化的影响力交互作用主要表现为协同增强和非线性增强。核心城市牵引力、路网密度、河网密度与多数因子交互产生“1+1>2”的效果,反映出城市群核心区位、交通优势对城镇用地扩展的强烈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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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高原城镇化发展的特殊思路与绿色发展路径
    方创琳
    地理学报    2022, 77 (8): 1907-1919.   DOI: 10.11821/dlxb202208005
    摘要955)   HTML96)    PDF (3742KB)(410)   

    青藏高原城镇化肩负着捍卫国家安全屏障与护卫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及“亚洲水塔”的特殊使命,对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确保“地球第三极”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现代化、让青藏高原各族人民生活更幸福、使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更牢固、使国家安全屏障更坚固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详细论述了青藏高原新型城镇化与内地截然不同的特殊驱动过程、特殊发展道路、特殊发展目标、特殊发展格局、绿色发展模式与路径,认为青藏高原城镇化是一个在高寒缺氧环境下,由单一投资拉动、游客带动、服务驱动、对口支援等特殊驱动形成的低度开发型、文化传承型、守土固边型、护卫水塔型、小聚大散型、社会包容型、生态富民型城镇化过程。未来发展思路是:以守土固边为先导,保障国家安全,快稳有度,确保边境和农村地区有足量人口,到2035年高原常住人口将达到1600万人,城镇化率宜为52.5%左右,将长期稳定在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全面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以绿色发展为主导,不断提高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能力及水平,突出特色,彰显民风,弘扬文化,住在镇里,牧在乡里,就近就地镇民化,建设高原美丽城市与城镇;以小聚大散为布局原则,聚散有度,在散聚中形成由“三圈四带多节点”构成“星星点灯”式固边型城镇空间格局,突出“三圈”(西宁都市圈、拉萨城市圈和柴达木城镇圈)、“四带”(青藏铁路沿线城镇带、川藏铁路沿线城镇带、唐蕃古道沿线城镇带、边境地区固边城镇带)和“多节点”(多个重要城市节点和重要固边城镇)的集聚效应;以通道建设为保障,超前建设青藏高铁等基础设施,筑牢国家安全保障线,加快引进“新基建”上高原,建设高原智慧城市;加快边境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建设边境土地改革试验特区,以国土安全为重,在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和国土空间规划中优先考虑边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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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超大城市空间扩张及分形特征研究
    侯亚丽, 匡文慧, 窦银银
    地理学报    2022, 77 (11): 2687-2702.   DOI: 10.11821/dlxb202211001
    摘要909)   HTML61)    PDF (6766KB)(263)   

    超大城市是全球经济、文化以及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承载体和重要纽带,其形态结构特征和人口聚集效应是城市化影响的典型表现,然而当前对于全球超大城市形态特征及扩张模式的研究相对不足。基于2000—2020年全球城市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数据(GULUC-30),利用城市扩张强度差异指数分析了超大城市用地的时空变化规律;而后运用面积—半径标度分析模型研究了超大城市的分形特征及扩张模式,最后基于城市用地面积和城市人口之间的线性关系评价城市用地效率。结果发现:① 2000—2020年东南亚和东亚的中国超大城市用地扩张最剧烈,城市用地面积分别扩张了3148.32 km2和5996.26 km2,城市扩张强度差异指数平均值大于3;② 2000—2020年超大城市的形态特征和扩张模式向着更加集约和紧凑的方向发展,径向维数平均值由1.54增加至1.56,分维差呈逐年减少趋势,城市内部结构一体化特征显著;③ 北美和欧洲的超大城市用地效率低,2020年城市用地面积与城市人口比值系数范围为0.89~4.11;南亚和非洲城市用地效率高,比值范围为0.23~0.87。超大城市空间扩张格局和形态变化的认识对于城市用地的集约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严格控制超大城市扩张规模,促进城市用地的均衡发展是建设韧性城市和实现城市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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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2020年中国地表温度时空分异及归因分析
    田浩, 刘琳, 张正勇, 陈泓瑾, 张雪莹, 王统霞, 康紫薇
    地理学报    2022, 77 (7): 1713-1729.   DOI: 10.11821/dlxb202207010
    摘要893)   HTML125)    PDF (5395KB)(631)   

    地表温度(LST)变化对陆面过程的能量收支平衡与生态系统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MOD11C3数据,使用回归分析、GIS空间分析、相关性分析及质心模型等方法,分析了中国2001—2020年LST变化及其时空分异格局;运用地理探测器识别中国38个生态地理分区下LST变化的主导因子,进而探寻其形成原因。结果表明:① 中国2001—2020年LST气候平均值为9.6 ℃,整体呈东南及西北干旱区高、东北及青藏高原低,平原高、山区低的基本格局;LST与海拔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达-0.66;第一阶梯负相关性最为显著,相关系数达 -0.76,LST递减率为0.57 ℃/100 m;② 中国2001—2020年LST倾向率为0.21 ℃/10 a,升温区占国土面积的78%,整体呈现“多核式升温,轴线式降温”的空间特征;③ 中国LST及变化具有显著的季节性特征,冬、夏两季均温空间分布较其他季节的差异较大且波动更为明显;季节性升/降温区的质心轨迹呈环状,且运动呈现出对应的季节性反向轨迹,降温区质心移动幅度更大,说明降温区的区域差异性和季节变异性较大;④ 中国LST变化由自然影响与人类活动共同驱动,其中自然因素贡献更大,日照时数和海拔是关键因子;两大主导类型在空间分布上与“胡焕庸线”高度吻合,其以东区域多以人类活动强度为主导并与地形因子共同作用,而以西区域则多以自然因素为主,通过与气候、地形、植被等因子的相互耦合从而增强/削弱LST变化幅度。本文可为应对气候变化、解析地表环境模式、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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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以前青藏高原探险和科学考察活动概况
    陈发虎, 王亚军, 丁林, 姚檀栋
    地理学报    2022, 77 (7): 1565-1585.   DOI: 10.11821/dlxb202207001
    摘要892)   HTML102)    PDF (3753KB)(568)   

    本文收集整理了1949年以前对青藏高原区域的主要探险和考察活动。青藏高原的探险和考察主要可划分为4个阶段:① 古代主要是与国内外宗教活动相关的附带零星记录;② 晚清时期主要是西方人以科学名义的初步科学考察;③ 1912—1949年中外联合科学考察; ④ 1912—1949年中国学者主导的较系统科学考察。清代以前对青藏高原的考察,以地理现象描述、资料收集、单学科考察和研究为主,1912—1949年科学考察已过渡到采用简易科学仪器进行地理要素的测量、对某一专题(如植物)的局部区域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1912—1949年中国学者从配合西方科学家开展联合科学考察发展到政府组织国内学者对青藏高原地理、地貌、地质和气象气候、植物等的考察和研究,中国学者的一些成果也开始走向国际,扩大了国内外对青藏高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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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
    徐旳, 徐彦
    地理学报    2022, 77 (10): 2439-2456.   DOI: 10.11821/dlxb202210003
    摘要874)   HTML58)    PDF (4765KB)(186)   

    以户籍人口数据为基础,运用多种人口密度模型,探究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特征,探讨了单中心与多中心城市人口密度模型的适用性,归纳总结了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与响应机制。研究表明:① 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数量呈扁“S”型阶梯式增长态势与向心式“大分散、小集中”的户籍人口分布格局,以秦淮河为核心的人口集聚区一直是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分布的主中心;② 百年尺度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空间结构特征呈现点状单中心、轴式双中心、飞地式复合多中心与放射圈层式多中心等4个发展阶段;③ 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分布格局可归因成距离衰减规律、异速增长效应、空间极化特性、区域边缘结构等4种空间区位法则的共同作用结果。基于中心地理论的多中心模型假设验核效果最优,符合城市户籍人口分布格局的识别特征;④ 近百年来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历程是中国近现代城市转型的缩影。南京历经百年制度变迁,城市户籍人口的“强中心”空间格局一直保持稳定,未见逆城市化端倪。中国传统城市人口居住中心与西方以城市规划用地功能为基础的中心商务区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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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县域陆路交通优势度格局演化及经济效应
    陈舒婷, 李裕瑞, 潘玮, 王武林, 金凤君
    地理学报    2022, 77 (8): 1937-1952.   DOI: 10.11821/dlxb202208007
    摘要817)   HTML62)    PDF (4010KB)(330)   

    基于2009年、2014年和2018年全国陆路交通数据,集成路网密度、人口加权平均交通邻近度和区位优势度3个指标,构建陆路交通优势度评价模型,刻画2009—2018年中国县域陆路交通的规模、邻近水平和通达水平,揭示陆路交通优势度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经济效应。研究表明:① 2009—2018年中国陆路交通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陆路交通优势度增长热点具有由城镇密集区向区际通道拓展的特征,与“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密切相关,陆路交通劣势主要位于西部、东北和省际边界地区,是交通均衡发展补短板的关键区域。② 中国陆路交通优势区域的空间结构在不同区域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其演化过程大致经历极核式、点轴式和轴辐式3个阶段,未来交通建设应强化重要区域、交通主轴、关键走廊之间的衔接。③ 中国陆路交通优势度的总体经济效应为显著正效应,其间接效应约为直接效应的1.5倍。但是交通建设并不总是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交通优势的不同维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同,在不同区域背景和经济发展阶段也存在差异,需要重视区位优势度改善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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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作用机制
    王小华, 杨玉琪, 罗新雨, 温涛
    地理学报    2022, 77 (8): 1920-1936.   DOI: 10.11821/dlxb202208006
    摘要800)   HTML81)    PDF (3494KB)(277)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本要求,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路径和遵循经济实践规律的根本所在。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和二次指派程序(QAP)分别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空间关联网络的关联度一直为1,且网络密度稳定在0.2~0.26之间,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通达性较强且存在多重叠加现象和一定的等级性,但关联紧密程度有待提高,各网络指标保持相对稳定。② 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可以分为4个板块,其中以西部省份为主的“净溢出”板块获益最小;以中部省份为主的“经纪人”板块起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以环渤海省份为主的“双向溢出”板块和以长三角、东南沿海省份为主的“净受益”板块在空间关联网络中的掌控和支配作用更大,且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极化作用大于涓滴作用。③ 人力资本、城市化水平、金融科技和环境质量的地区差异都会直接造成地区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差异,人力资本差异对其贡献超过了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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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贸易视角下中国省域隐含土地流动研究
    王少剑, 王婕妤
    地理学报    2022, 77 (5): 1072-1085.   DOI: 10.11821/dlxb202205003
    摘要794)   HTML26)    PDF (4751KB)(252)   

    随着区域间的连通性不断增强,土地资源通过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间接使用在土地资源利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有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且研究成果十分匮乏。本文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从区域贸易的视角核算了中国2012年30个省份和8大区域的隐含土地的使用情况,并进一步分析了隐含土地流动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显示,中国区域间贸易所占据的隐含土地量占全国土地总量的21.39%,各省平均38.54%的土地需求是通过其他省份土地满足的,其中北京、天津和上海80%以上的土地资源消耗来自外省。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河北分别是最大的耕地、林地和牧业用地、渔业用地和建设用地净流出省份(流出量占全省相应土地类型面积的42.26%、27.53%、38.66%和35.28%),而广东、山东和浙江是主要的土地净流入省份。农业土地(耕地、林地、牧业用地及渔业用地)的流动总体上呈现由西向东和由北向南的趋势,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农业用地流失规模最大,其主要流入华东和华南区域;此外,中国8.43%的耕地、7.47%的林地、6.41%的牧业用地、6.88%的渔业用地和18.35%的建设用地都通过国际贸易供给国外使用。本文的分析为解决中国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及实现土地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的思路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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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最优供需分配的公共设施空间可达性分析
    翟石艳, 何新新, 孔云峰, 罗静静, 宋根鑫
    地理学报    2022, 77 (4): 1028-1038.   DOI: 10.11821/dlxb202204017
    摘要776)   HTML51)    PDF (4026KB)(326)   

    空间可达性是衡量公共服务设施公平性的重要指标,在医疗、教育、休闲等公共服务的布局规划中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已有设施服务可达性模型难以充分反映服务供需关系,计算指标也缺乏物理意义。本文提出新的最优供需分配的公共设施空间可达性计算方法(OSD)取代现有方法。该方法基于最优供需分配模型,将设施服务分配给需求者,根据分配结果计算空间可达性指标。给定服务设施与需求的空间分布,以最小化旅行成本为目标,顾及设施服务能力,采用经典的运输问题模型确定最优的服务供需分配方案,进而度量服务的空间可达性。以郑州市金水区社区卫生服务为例,求解25个中心与1333个居住小区的最优服务配置。使用最优配置结果确定每个设施的服务范围、每个居住小区使用服务的旅行时间,以及特定时间阈值的服务覆盖比率。与流行的两步移动搜索法相比,新方法的计算指标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本文提出的可达性评价方法无需参数,计算高效,结果易于解释,在公共服务评价及设施布局规划方面具有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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