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地域系统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多维对象，其复杂性、动态性特征要求突破单一领域思维，通过系统科学理论、多源数据驱动的技术方法与可持续转型路径的深度融合，实现系统诊断—情景模拟—精准施策的全链条治理。本文基于人地系统科学理论与地理学多尺度分析范式，通过探究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级联分析体系，解析乡村地域系统与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阐明乡村地域系统多尺度演化规律与转型机理，开发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状态评估与情景模拟技术，梳理提出了乡村地域系统转型机理与模拟的“三器”（诊断器、探测器、模拟器）平台框架；通过创新多模态时空数据融合与智能解译方法，突破乡村地域系统要素定量反演的技术瓶颈，建立多要素协同观测指标体系与数据共享应用平台，揭示不同发展路径下的乡村转型空间格局，探索创建了“三大”体系，包括“自然—社会—技术”多维交互的乡村地域系统理论体系、跨平台乡村地域系统协同观测技术体系，以及乡村振兴科学路径及其管理标准规范体系。研究成果有助于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多源异构数据协同观测和情景模拟体系化，为科学编制乡村振兴规划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

在对新地缘政治理论演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新地缘政治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尝试弥合新地缘政治与传统地缘政治在范式上的差异，以此提升社会转型背景下地缘政治学的凝聚力。本文对新地缘政治研究的方法论构建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研究的多层级分析以及国家间交流领域的多样性两个方面。从多层级分析来看，新地缘政治在尺度和行动者维度作出了拓展，将城市、社区等多层级空间单元，以及草根群体等多元行动者纳入地缘政治分析框架。从国家间交流领域来看，新地缘政治刻画了文化、旅游等日常生活细节如何成为塑造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因素。此外，本文提议将民族志、文本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程序性地纳入地缘政治的研究方法中来推广，提供一种区别于传统地缘政治的观察视角。在全球化、信息化对全球地缘政治关系产生变革性影响的背景下，新地缘政治方法论的构建可以助力于刻画影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要素转型及其发生过程与机制，同时可以广泛指导新地缘政治研究的开展。在中国海外社会经济活动日趋活跃以及面临的来自“自下而上”的地缘政治风险日趋明显等的背景下，新地缘政治方法论的构建对于系统指导中国相关的地缘政治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流空间研究为城市与区域发展领域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有助于揭示和理解城市内部及区域间的动态交互作用。该研究不仅可为城市管理和空间规划提供科学的分析手段，还能通过优化资源分配和提高空间利用效率，为促进区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本文从概念、属性、特征和基本要素等方面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了流空间的内涵，提出并分析了流空间研究的演进框架，通过理论溯源、研究趋势和热点分析，发现流空间研究呈现“超核心、多中心、泛主题”的发展态势。更进一步，本文探讨了流空间研究的分析范式及其显著转变：研究领域从单一的经济联系扩展到涵盖社会、文化、生态和地理等领域的多维联系；研究数据从传统的统计调查数据发展为传统数据与多源大数据的结合；研究方法从定性研究向动态定量研究转变。未来创新数据采集与融合技术、开发先进分析工具、拓展跨尺度研究方法、加强理论与实证结合和推动跨学科协作等是进一步深化流空间研究的潜在方向。

城际竞争与合作关系是解析城市体系形态、过程和动力的重要途径；但相比合作型城际关系的成熟研究方法而言，城际竞争缺乏定量测度方法。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竞争型城际关系研究脉络的基础上，从企业竞争主体出发，综合考虑竞争类别（结构+规模、市场腹地）与竞争方向（有向与无向）提出了竞争型城际关系的量化逻辑；借鉴多学科的竞争关系测度思路，提出基于“结构+规模”的属性相似和市场腹地重叠的关系相似进行城际竞争关系的模拟方法。最后，本文基于创新企业数据对长三角城际竞争关系进行了测度展示，有效验证了所提出模拟方法的可靠性。本文有助于推动城际竞争关系的定量研究，亦有助于促使城市体系研究和城市网络研究更加关注竞争这一重要维度。

家庭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构成单元，是理解城市社会、活动和空间的关键对象。但在城市尺度内系统性探究家庭活动与城市环境的交互特征和规律的研究尚不充分，且在现实生活中两者关系经常处于失衡状态。因此，有必要将人地关系引入家庭研究领域，探究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与城市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即城市中家庭的人地关系研究（简称“家地关系”）。为此，本文基于时空伴随行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提出一种基于手机定位大数据的家庭及其时空间行为的识别方法；并以武汉市为例，利用联通手机信令数据验证了家庭识别方法的有效性，证实了该大数据家庭识别结果可作为现实家庭分布的大规模抽样样本。最后，立足人地关系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尝试构建了面向城市微观尺度的“家地关系”研究框架，以及家庭大数据在该框架中的应用路径。本文为探究城市层面的家、地二元交互规律提供了一套理论框架和基于大数据的研究方法，为更准确地诊断“家地”失衡状态、更有效地制定“以家庭为导向”的环境优化策略提供了支撑，对于家庭生活质量提升、家庭友好型城市建设和城市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对外援助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也是透视美国国家战略的窗口。在当前全球局部冲突与动荡频发之际，探讨美国对外援助的动机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美国的国家战略意图。本文利用2000—2019年美国对外援助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从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3个方面，探讨美国对外援助的空间演化规律及其驱动路径。研究发现：① 美国对外援助呈现出先增后稳的基本趋势，军事安全和经济发展援助是重点援助类型。② 美国对外援助时空分异显著。中东和北非长期是援助重点地区但有降低趋势，主要受军事安全、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是新的援助增长极，主要受社会部门、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其他地区受美国援助规模较小且逐步降低。③ 美国对外援助的关键驱动因素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出口规模向地缘战略、政治关系和制度质量因素拓展，总体呈现出由经济利益驱动逐步向地缘政治利益驱动转变的趋势，这可能与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有关。从具体援助类型来看，经济发展、社会部门、人道主义和其他援助属于经济利益驱动型，军事安全援助属于地缘政治利益驱动型，民主政治援助属于民主价值驱动型。不同类型援助服务于不同的对外政策目标，共同构成美国追寻自身利益的工具。本文可为中国对外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商标是衡量产品创新和行业变化的潜在指标，表征更广泛的创新活动和未被专利捕获的软创新。而目前关于商标与创新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从商标视角探究中国城市软创新的研究尚未开展。因此，本文基于1980—2021年的商标数据，融合大数据挖掘、数理统计、GIS空间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刻画中国城市软创新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商标规模呈现持续增长和波动变化的复合演化特征，表现出双周期和三阶段演化态势；城市软创新产出呈现出自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递减的“阶梯式”空间分布格局，遵循区域高度集聚规律，等级变化具有稳定性和变化性的双重特征。② 商标类别分布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服务类比重不断上升，小类集中在消费品领域，且保持稳定增长；其空间分布呈现集聚和分散特征，集中类别基本与产业发展趋势及创新驱动特点吻合，呈现与产业结构格局同构态势。③ 互联网发展、新企业的形成、技术创新对商标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口规模、人均GDP和城市货物出口对商标强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商标申请强度在不同行业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商标活动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而与政府服务部门之间存在负相关。

不断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是中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本文融合夜间灯光数据与GDP统计数据构建实际经济指数（GEI），运用泰尔指数、尺度方差模型和空间过滤模型对2000—2020年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时空演变进行了多尺度分析。研究发现：① 2000—2020年中国区域经济绝对差异逐年扩大，但相对差异整体趋于缩小；② 不同区域划分下，中国区域经济尺度方差均呈现出市级>县级>省级>大区域的递减格局，市级的尺度方差增幅最大且贡献率最高，缩小市间差异是缩小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关键；③ 2000—2020年空间自相关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率由23.804%提高至26.079%，不考虑空间自相关因素会导致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高估；④ 空间自相关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具有尺度敏感性，空间尺度越小，区域经济差异对空间自相关的敏感性越强。经空间过滤后，即剔除空间自相关因素后，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由市间差异最大变为县域间差异最大；⑤ 人力资本、产业结构、消费规模、财政分权对中国实际经济指数的影响显著为正，但这些因素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本文可为中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多尺度、精细化、差异化的决策参考。

陆海多要素匹配是海岸带韧性演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探究陆海多要素匹配对海岸带韧性的影响机制是沿海地区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2005—2021年面板数据，运用可变模糊识别模型和秩匹配度方法测度中国海岸带韧性与陆海多要素匹配度，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陆海多要素匹配对海岸带韧性的影响机制，并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设置了4个仿真情景，模拟陆海多要素匹配与海岸带韧性的发展演变趋势。研究发现：① 中国海岸带韧性呈稳定增长趋势，广东、上海的韧性水平相对较高，广西、海南的韧性水平较低。② 陆海多要素秩匹配度呈“匹配→不匹配→匹配”的波动趋势，广东和上海匹配度较高，辽宁和广西匹配度较低。③ 陆海多要素协调匹配有利于提升海岸带韧性，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城镇化等因素对海岸带韧性也具有正向影响。④ 通过比较4个情景方案，情景四即综合调控陆海多要素匹配关系，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海岸带韧性。研究成果可为中国海岸带韧性发展规划多方案模拟、评估和决策提供科学服务。

居民生活用电的平等性问题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7的重要内容，而广东省是中国城乡融合的领先省份，其城乡居民生活用电的平等性及其变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然而，目前缺乏基于精细尺度数据实现地理空间的城乡居民生活用电统计和分析。本文基于夜间灯光遥感、全球人类居住层（GHSL）等数据，研发了2000—2020年连续21年的500 m网格城乡居民生活用电数据集，刻画了广东省居民生活用电的城乡不平等性及其时空特征。研究表明： ① 2000—2020年广东省城乡居民生活用电不平等的相关指数大幅下降，不平等性指数和总体泰尔系数降至0.83和0.013，城乡内部不平等愈发重要。② 珠三角城乡居民生活用电水平最平等，其极低密度乡村地区已经超过城市中心区成为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最高的区域。③ “城市中心区集中”和“极低密度乡村地区反超”成为城乡居民生活用电的两个显著空间特征。④ 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显示，不同地级市的城市中心区居民生活用电最平等，而半密集城市聚集区和乡村聚集区最不平等。本文突破了统计调查数据成本高、精度低的客观局限，丰富了城乡多元空间视角下的能源研究，为从空间上刻画中国及世界其他区域城乡能源电力消费特征提供了普适性框架。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认识广东省城乡能源不平等性、推动区域能源协调发展提供科学参考和决策支撑。

作为地球“第三极”和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青藏高原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基于SDGs构建了经济发展、社会包容、公共设施和环境保护4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了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个年份青藏高原县域工业化、城镇化和转移支付的可持续发展效应，揭示了青藏高原工业发展模式和城镇人口集聚度的可持续发展影响。研究发现：① 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不同维度差异较大，环境指数高，经济指数低，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压力相对较小，从2000年到2020年经济、社会和公共设施都获得了大幅提升，环境指数保持平稳，可持续发展总体水平取得了长足进展。② 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区域分异明显，高原主体西藏和青海低于外围，柴达木—湟水谷地、横断山区和“一江两河”东段地区为可持续发展高水平地区，三江源地区、藏北高原和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为可持续发展洼地。③ 工业化、城镇化与转移支付对经济发展、社会包容、公共设施3个维度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环境具有负向效应，对总体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以正向效应为主。转移支付在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④ 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和城镇人口集聚度的提升能够有效降低工业化和城镇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摒弃小散工业化模式，走集中式城镇化道路，有利于推进可持续发展各个维度之间的平衡，走向全面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