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2026 , Vol. 81 >Issue 2: 472 - 490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602010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roundabout path of national export industrial upgrading driven by trade network embeddedness

  • WANG Wenyu , 1 ,
  • HE Canfei , 2, 3 ,
  • LI Zhibin 4
Expand
  • 1. Policy and Economic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Academ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 3. Peking University-Lincoln Institute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olicy, Beijing 100871, China
  • 4.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 P. 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1-17

  Revised date: 2025-09-12

  Online published: 2026-02-05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71169)

Fold

Abstract

As trade globalization rises, its impact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latecomer countries is uncertain, with coexisting low-end lock-in and upgrading phenomena. Using 6-digit BACI-CEPII trade data from 2001 to 2019,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a country's trade network embeddedness affects export industry upgrading, considering techn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difficulties, measured by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and chain length. Key findings: (1) High trade network embeddedness positively impacts export industry upgrading, with distinct paths; latecomers initially develop short-chain industries, shifting to long-chain as they reach middle/high-income stages, while developed countries focus on long-chain upgrading. (2) Trade network embedding facilitates upgrading by expanding niche markets and accessing high-quality intermediates. (3) China currently favors short-chain industry development, relying less on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 than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S-shaped meandering upgrading pattern further improves the theory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poses a development path strategy for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Key words： trade network; short industrial chai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global value chain; middle income trap

Cite this article

WANG Wenyu , HE Canfei , LI Zhibin . The roundabout path of national export industrial upgrading driven by trade network embeddednes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6 , 81(2) : 472 -490 . DOI: 10.11821/dlxb202602010

1 引言

推动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并实现价值链地位攀升，是中国面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加速的战略选择，也是支撑国内动力转换和产业升级的客观需要。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要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做好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和布局，事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1]，这要求进一步厘清国家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产业升级间的普适规律与现实特征。
全球化浪潮重塑了各国发展轨迹，为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传统生产模式倾向于在一国之内完成整个生产流程，如今在跨国公司主导下被分解为跨越国界的价值创造任务，通过全球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形成高效运转的全球贸易网络[2]。大量研究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使企业得以进入国际市场、专注核心任务、获取高质量复杂投入，并通过技术转让与溢出效应提升生产力、扩大出口[3]，使得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研究也成为价值链文献的核心议题之一。关于其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影响，现有文献结论不一，“产业升级”与“低端锁定”现象并存。本文重点探究价值链参与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业升级的影响程度，并分析中国模式是否独特。
目前关于全球化背景下出口产业或产品升级的文献，如参与全球价值链（GVC）、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出口等[4-5]，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谁更受益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对发达国家更有利。GVC使发达国家得以外包低附加值任务，专注高附加值环节，有利于发达国家产业升级[6]。这种专业化可能会使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开发自然资源、低成本劳动力或简单产品生产环节上，给发展中国家留下的升级空间较为有限[7]。第二种观点认为GVC为发展中国家升级提供了更多的机遇[8-9]。参与GVC能促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其无需掌握全流程知识与资源即可融入全球生产网络。通过执行简单任务进入先进制造业，在“干中学”中积累技术，逐步承担复杂任务[10]。这两种观点都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GVC收益分配不均，许多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预期发展，对国外市场依赖度高、出口集中的地区更易受国际冲击[11]；另一方面，升级非自发过程，受制于对GVC的掌控权、政治因素及升级主体行为，仅参与GVC不足以保证升级，存在产业链异质性与发展阶段匹配问题。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是个独特的案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对外贸易迅速扩张，经济快速发展，稳步推进出口产业升级。核心问题在于：为何中国能稳步升级?后发国家升级的产业结构演变与发展阶段关系如何?本文以产业异质性视角出发，分析各国参与全球贸易网络过程中，出口产业升级的动态演变过程。具体而言，本文从两个维度拆解产业升级，分别是采用产业技术复杂度衡量产业技术难度、以及用产业链长度衡量产业分工和产业组织协调难度。目前文献中对于全球分工现象有不同的描述方式：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生产片段化（Production Fragmentation）、离岸外包（Outsourcing）、全球供应链（Global Supply Chains）、全球价值链等，本质上都是对生产环节分工程度进行衡量。鉴于本文是从产业异质性层面分析参与全球化的产业升级过程，本文引入“产业链长度”这一概念，强调生产环节数量，以此作为组织协调难度的衡量。
综上，关于GVC参与如何影响产业升级的研究仍存争论。本文重点研究中国参与GVC对其出口产业升级的影响，对比其与发达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模式的差异。基于此，本文主要开展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实证分析中国参与到全球贸易网络后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二是构建产业供应链长度指标，区分长链与短链产业，用以揭示全球化升级效应的产业异质性及各国升级方式的差异。区别于传统研究主要采用附加值的增长或者劳动生产率等指标来衡量产业升级，本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视角，聚焦国家持续更新换代的能力，以复杂出口产业的衍生作为升级衡量指标，并结合产业链长短划分升级模式。

2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2.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产业升级效应

2.1.1 加入全球价值链对后发国家产业升级的必要性

加入全球价值链，对后发国家产业升级的作用有三：一是对于技术能力较弱的后发国家而言，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可获得优质的中间产品，帮助本国产品质量提升[3]。优质出口产品需要大量的中间产品投入，复杂的生产过程通常会超出单一公司或国家的生产范围。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出口产品时，不同质量的中间产品投入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行为，尤其是优质中间产品投入可以决定企业高端产品运营模式和定价能力[12]。二是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可以为企业创造快速技术学习和技能获取的机会[10]。上游合作伙伴通过资本和中间品互动将技术转移到供应链下游的公司，以帮助后者更有效地生产和提高其出口产品的质量[13]，体现为“种类效应”和“创新效应”[14]，可以选择更广泛的中间品，同时进口先进技术的中间品可以让企业生产出质量更高的产品。三是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促使企业核心生产业务的专业化，这对公司生产力提高有积极的作用[15]。参与GVC让出口企业将比较优势较小的生产环节外包出去，专注于具有竞争优势的核心活动，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生产资源。这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无需建立整个生产系统，就可以专业化生产利基产品[16]。

2.1.2 升级效应在中等收入国家出现分化

GVC的升级效应存在显著地区异质性。GVC设计的升级路径，是从刚开始生产原始设备（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 OEM），到原始设计制造商（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 ODM），再到品牌制造商（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 OBM）模式。在现实中存在从OEM到ODM的案例较多，多数国家止步于ODM阶段。在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除了韩国等国家，极少有迈出中等收入国家序列的先例，大多数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拉美地区的国家等。升级异质性原因的观点主要有两种：第一种观点是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力较强，限制后发国家的升级空间。全球价值链具有权力层级，主导GVC的一般是发达国家的领先企业[17]，因此GVC的专业化分工本质是发达国家对生产分配和国家选择的结果，并不完全是市场化自发引导的结果。后发国家可能会长期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市场和组织的GVC中，而发达国家主导企业通过外包低附加值任务、专注高附加值环节，将后发国家锁定在简单生产中，从长远来看造成愈发不平等的发展格局[18]。第二种观点是技术溢出、“干中学”等效应会随着全球竞争加剧而逐步消失。理论上，发展中国家通过“干中学”的过程制造更复杂的产品，从而承接更多的生产任务，直到达到工资和技术均等的综合均衡[19]。但在整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发达国家会面临降级压力，这导致全球竞争加剧。全球生产网络（GPN）的相关文献有所论述，当区域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后，经常会面临全球性的动态竞争，当地方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竞争力下降的情况下追求产业升级，可能会面临跨国公司寻求新的生产地，导致跨国公司与地方耦合中断、本地产业退化，这种现象也被称为“GPN的阴暗面”（GPN Trouble）[20]。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
H1：参与到全球贸易网络有助于后发国家产业升级，但是在中等收入国家出现分化。

2.2 后发国家短链条升级的优势

2.2.1 产业链条长度对升级的异质性效应

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效应具有显著的产业异质性。生产链条的长度会影响产业升级效果，主要包括3个方面：① 影响参与全球价值链后的价值捕获。当生产链条越长，即全球外包分工越细时，进口的产品价格更低，企业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购买中间产品，从而可以更好地从全球贸易中获益[4]。② 影响生产效率。从斯密的理论可知，专业化分工有利于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效率，这一基本的思想是经济活动的分工细化会促进各环节的专业化程度提高，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同时，随着分工专业化，产品生产链条逐渐拉长，垂直专业化促进了同一环节市场规模的扩张，实现了规模效应，进而提高了总生产效率[21]。③ 有助于技术的积累。通过参与全球分工，把低效生产环节外包出去，短期内可以获得品质好、价格低的中间产品，长期会突出技术要素的作用，推动技术前沿的进步[22]。
目前针对链条长度与升级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主要存在两种解释。一是需要区分发展长链条行业的主要供应商，是来自区域内还是区域外。如果处在区域内，可以通过产业地理共聚或价值链环节空间重组，提升专业化模式来形成竞争优势；而如果发生在区域外，后发国家的企业对价值链的掌控能力有限，协调难度上升，对风险应对缺乏经验，不利于后发国家的升级。例如，刘维刚等[23]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发现价值链延长会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但是分为国内和国外两种情况，国内价值链延长对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有倒“U”型作用，而针对国际的价值链延长对生产效率有“U”型影响。二是长链条行业涉及的环节较多，在全球组织价值链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乘数效应”和“长鞭效应”，可能会放大来自区域外的冲击，而后发国家的产业韧性不足以应对该问题。例如，李优树等[24]发现长链条行业并不一定促进经济增长，与制造业增加值的关系展现出一种倒“U”型，即短链条行业有利于前期的行业发展，有利于获得行业的规模效应，但是生产环节变多的长链条，对缺乏全球价值链治理经验国家来说，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

2.2.2 中等收入国家能力约束，不适合发展长链条行业

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能力约束，可能使其无法顺利发展长链条行业，主要原因有3点：① 本地供应商数量不能满足产业链整合需求。当区域具备技术条件相近的产品越多，会更有利于具备该产业的生产能力[25]。从产业环节数量层面来看，短链条的行业由于环节较少，更容易满足本地供应链的需求。② 长链条行业更容易受到发达国家限制。在组织本地供应链中，中等收入国家受到发达国家进口先进设备和关键中间品的限制，同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压榨效应”和通过技术等方式的控制，使得在总装环节无法整合本地供应链，从而导致升级失败[26]。③ 缺乏组织能力较强的企业。组织价值链往往需要企业具备比较高的组织能力，来应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供应链中某一环节出现波动，可能会以放大的形势逐级传播，即“长鞭效应”[27]。长供应链产业需要更高的组织能力，这需要企业拥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处理和解决不同环节之间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冲突。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经验和能力，成为制约长供应链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等收入国家的升级应注重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的积累，适合发展短链条行业。本质上，后发国家在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中等收入国家“干中学”能够逐步积累中间产品的技术和生产能力，逐步内化形成基于区域内的生产体系，之后通过利用国内市场催化产品技术创新，形成在全球价值链的升级[28]。而中等收入国家的能力约束，导致并不适合将长链条行业作为主导路径，反而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短链条行业适合作为支柱产业。一方面，本地能力对产品出口竞争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相关的零部件在“干中学”期间逐步实现本地配套，生产短链条产品可以更容易利用好本地的生产禀赋，如本地区的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资源等，充分发挥地方的比较优势[25]。另一方面，不同于长链条行业对组织能力、信息共享和价值链上下游协同能力的高要求[29]，短链条行业组织价值链的成本更低，可以让企业在生产环节的工艺、技术创新更容易体现，中等收入国家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在本地技术能力的允许下选择生产工序。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升级路径示意图如图1所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
H2a：后发国家的升级效应，主要表现在长链条行业，依靠嵌入到全球贸易网络进行升级。
H2b：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升级路径，主要体现在短链条行业，主要依靠本地化发展。
H2c：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主要依靠长链条行业升级，嵌入到全球贸易网络有利于长链条的升级。
图1 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升级路径示意图

Fig. 1 Pathways to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3 模型与指标测算方法

本文使用的贸易数据来自CEPII-BACI数据库，选取了2000—2019年HS1996版本6位数产品数据，包括世界各国间的货物进出口信息，以此构建贸易网络数据集。本节使用的控制变量均来自世界银行。

3.1 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面板OLS模型回归计量模型分析国家产业层面的升级演化影响因素，虽然因变量是0-1二元变量，但是在大样本、两端无堆积条件下近似于Probit模型。模型如下：
E n t r y = α 1 E C + α 2 C h a i n + α 3 l n G D P + α 4 l n p c G D P + α 5 R C A + β 1 Y e a r + β 2 P r o d u c t + β 3 C o u n t r y + γ 1 E C × C h a i n + ε
式中： E n t r y代表某个高端产品成为一国的比较优势产品，为0-1二元变量； E C代表特征向量中心性，是一个国家在贸易网络的地位的衡量，代表国家在贸易网络的地位和嵌入程度； C h a i n代表产品供应链条长度，根据下文的产业链关联指标进行计算一个产品存在；CHN代表是否是中国； l n G D P、 l n p c G D P分别代表一国的GDP和人均GDP的对数；Year、Country和Product分别代表时间、国家和产品的固定效应； ε代表误差项。此部分的研究年限为2001—2019年，关注6位数HS贸易产品代码。为更好地理解关键解释变量的机制，分别设置了特征向量中心性、产业链条变量的交互变量，即 E C × C h a i n。
根据已有研究，贸易网络嵌入对产业路径升级的机制主要包括市场利基和中间产品进口。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方法检验贸易网络嵌入的产业路径升级机制，构建模型如下：
M = α 1 E C + α 2 l n G D P + α 3 l n p c G D P + R c a + β 1 Y e a r + β 2 P r o d u c t + β 3 C o u n t r y + ε
E n t r y = α 1 E C + α 2 R t m n m + α 3 R t i n t + α 4 C h a i n + α 5 l n G D P + α 6 l n p c G D P + α 7 R c a + β 1 Y e a r + β 2 P r o d u c t + β 3 C o u n t r y + γ 1 R t m n m × C h a i n + γ 2 R t i n t × C h a i n + ε
式中：M代表两个中介变量 R t m n m和 R t i n t，这两个变量分别代表出口市场端和进口产品端作用路径； R t m n m为每个国家每个产业路径出口到优势市场（具有比较优势的市场）占总出口的比例，衡量市场利基作用； R t i n t为每个国家每个2位数进口产品中，中间产品在该产品总进口的比例，用来衡量进口中间产品的作用。为检验贸易网络嵌入作用机制与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机制检验部分增加了两项交互项，分别是 R t m n m × C h a i n和 R t i n t × C h a i n。变量描述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

Tab. 1 Variable description

类型 变量名 描述
被解释变量 Entry 高端新产品进入，基于产品复杂度衡量高端程度，取中位数作为是否高端产品的衡量。此变量是0和1变量，若该产品成为一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则为1，反之为0
解释变量 EC 特征向量中心性，代表一个国家在贸易网络的地位和嵌入程度
Chain 产业链条长度，根据产业空间算法计算，取百分位数作为产业链条关联的衡量，取对数处理
控制变量 RCA 该产业在该国的比较优势
lnGDP 该国GDP的对数
lnpcGDP 该国人均GDP的对数
中介变量 Rtmnm 每个国家每个产业路径出口到优势市场(具有比较优势的市场)占总出口的比例
Rtint 每个国家每个2位数进口产品中，中间产品在该产品总进口的比例

3.2 产业升级衡量

本文参考演化经济地理对产业升级的观点，使用每年地方新路径的出现作为衡量产业演化的标准，对产业升级定义为复杂的新产业路径出现，即复杂的新产业衍生。本文采用Hidalgo等提出的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经典方法[30]，在Tacchella等改进后[31]，计算方法如下：
F ˜ c n = ∑ P M c p Q p ( n - 1 Q ˜ c n = 1 ∑ c M c p Q p ( n - 1 → F c ( n ) = F ˜ c n [ F c ( n ) ] c Q c n = Q ˜ c n [ Q p ( n ) ] p             F ˜ c 0 = 1 ,   Q ˜ c 0 = 1
式中： c是指国家； p指的中国出口的贸易产品； M c p是国家 c和产品 p构成的二维矩阵。在矩阵中，当产品 p在国家 c具有比较优势时（ R C A 1）取值为1，否则为0。每迭代一次， F ˜ c n和 Q ˜ c n进行标准化，迭代50次后，得到四位数HS产品代码的产品技术复杂度 Q c ( n )。
为衡量高质量产品，本文使用技术复杂度中位数产品作为标准。高于中位数产品认为是高质量产品，低于中位数产品认为是低质量产品。本文同时将前四分位数作为判断标准，选取前四分之一的产品作为高质量产品，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样本。

3.3 产业链长度指标计算

本章节将产业链长度纳入到分析中，产业链长度通过计算产品上游投入的环节多少来计算，以此衡量产业组织协调难度。短链条表示该产品上游投入产品较少，协调上游投入成本较低，较少受到大公司对现有的生产网络的控制。在国家层面分析中，理论上这个变量应该通过世界产业间投入产出表（WIOD），但是受制于产品投入产出精度，WIOD数据库无法提供相对精细的投入产出数据，因此本文采用CEPII的六位数HS产品数据，通过产业关联的算法进行计算。首先，产业关联包含产业链关联的信息。尽管共现分析方法在测量产业链长度时可能引入广义上的产业关联，这并不完全偏离本文试图衡量的产业间复杂联系和带动效应。同时，产业关联作为一个后验的变量，是基于现有的结果反推的产业关联程度，其中包括产业链关联，也在最新的文献中有所验证[32]。其次，本文对产业关联算法进行了改良，使其更适合解释产业环节、产业链、垂直专业化、生产片段化和投入产出等概念，使用进口产品与出口产品在一个国家的共线概率，明确指向 i和 j的进出口关联关系，尽量与想衡量的概念保持一致。
Hidalgo等[25]采用共存分析法（Co-Occurrence Approach），计算两种产品被同一国家出口条件概率，以此作为产品间关联程度的度量。本文受到Hidalgo等[25]的启发，采用共存分析法计算出口产品与进口产品同时出现在一国的条件概率，以此作为出口产品上游投入环节的衡量标准。产品生产往往是跨国完成的，有些产品环节高度依赖外部中间产品投入，因此计算条件概率可以相对准确判断产品i与产品j之间是否存在投入产出关系，即如果进口产品i和出口产品j高频率地在同一国家出现，说明两产品i和j在生产环节中存在投入产出关系。计算公式与产品关联相似：
$\varphi_{i j}=\min \left[P\left(R C A_{c i}>1 \mid R C A_{c j}>1\right), P\left(R C A_{c j}>1 \mid R C A_{c i}>1\right)\right]$
式中： i和 j代表HS六位数产品； c代表国家； R C A c i代表产品i进口或出口在国家 c中是否具有比较优势。 P R C A c i 1 R C A c j 1是 i和 j两产品被国家 c同时作为进出口产品时的条件概率，其中作为条件的产品一定是出口产品，比如在这一项里 R C A c j为出口产品，而 R C A i是进口产品。如果 φ i j很高，说明 i产品有很大的概率是j产品的上游投入产品；反之，则投入度较低。为避免过大的估计两产品间的投入度，本文取两个条件概率的最小值作为衡量标准。计算每个国家产品比较优势公式如下：
R C A c i = V c i / V c V i / V
式中： V c i代表国家 c产品 i出口额或者进口额； V c代表国家 c总出口额； V i代表世界 i产品总出口或者进口额； V代表世界总贸易额。
根据进出口产品投出产出度，可以筛选出一个产品的进口关联产品组合，从而判断一个产品的产业链跨度长短。本文采用全部产业投入组合的百分位数作为标准，使用十分位数作为稳健性检验，高于百分位数的关联组合，被识别为产业链关联，从而形成每个产品的产业链关联长度（Chain）。典型行业的高端产品比例、各行业高端/低端产品平均链条长度、总体高端/低端产品中平均链条长度（图2）。其中，农产品（HS01-HS15）、矿产品（HS25-HS27）、化工（HS28-HS38）、食品饮料（HS16-HS24）、塑料橡胶（HS39-HS40）、木制品（HS44-HS49）、纺织（HS50-HS63）、金属制品（HS72-HS83）、机械（HS84）、电子（HS85）、交通装备（HS86、HS88、HS89）、汽车（HS87）、家具玩具（HS94-HS96）中的海关编码均为1996年版本。
图2 2019年全球出口贸易各行业高端产品比例与平均链条长度

Fig. 2 Proportion of high-end products and average chain length by industry in 2019

从各行业高端产品的数量来看（图2），机械、汽车、电子、化工、交通装备等高端行业的高端产品比例最高，而农产品、家具玩具、纺织、食品饮料等低端行业的高端产品比例最低，这一分布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在考察高端与低端产品的平均链条长度时，高端产品的平均链条长度显著小于低端产品，这主要是因为高端产品通常属于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产品，而非涉及众多产业链环节的组装环节或最终产品。不过典型行业的高端/低端链条长度，与整体的情况有所差异。例如，纺织、木制品、食品饮料等整体低复杂度的产业，其低端产品的平均链条长度远大于整体低端产品的平均链条数量，而其高端产品的平均链条数量，远低于整体高端产品的平均数。同时，机械、汽车、电子等相对生产复杂的行业，出现相反的情况，高端产品远高于平均水平。这一结果符合产业迂回发展的逻辑。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以低端产业的低端产品生产为主，表现出平均产业链条较长、平均产品复杂度较低的情况，例如纺织、木制品、农产品等；到达工业化中期，发展中国家主要向一些高端产业的低端产品或低端产业的高端产品延伸，这两类产品都属于产业链条较短的产品；而到工业化后期，往往从事高端产业的高端产品，表现出平均产业链条较长、平均产品复杂度较低的情况，如汽车、机械等。

3.4 贸易网络嵌入性指标计算

特征向量中心性反映节点的重要程度与邻居节点数量和重要程度相关的指标。计算公式为[33]：
E C i = x i = c ∑ j = 1 n a i j x j
式中： E C表示特征向量中心性； x j表示相邻节点 j的特征向量中心性； c为比例常数； a i j表示网络的邻接矩阵。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分析

图3展示了重点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端产品数量的演变趋势，即因变量所衡量的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端新产品累计情况。从演变趋势可以观察各国的产业升级情况，当高端产品的数量逐步上升时，即表示正在逐步地进行产业升级。从图3可知，2001—2019年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的平均优势高端产品变动非常小，几乎分别稳定在600和400左右的区间内，发达国家显著超过金砖国家。而中国一开始优势高端路径数量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产业升级速度非常快。从2001—2019年中国优势产业路径总量达到第5名，几乎与日本和美国齐平。近20年间重要的发达国家变化巨大。其中，德国几乎没有变化，其优势高端路径数量一直稳定在全球最高水平，仅在2014年开始有略微的下降趋势。而美国的变化非常明显，从2005年开始一直处在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在2006—2008年金融危机的前夕，2012—2014年以及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后。有趣的是，美国的路径优势下降伴随着中国路径优势上升，这可能与上文贸易网络中发现的结论相关，即与美国的优势市场被中国快速占据相关。
图3 2001—2019年各国出口高端优势路径数量演变

Fig. 3 Evolution of the number of high-end advantage pathways from 2001 to 2019

图4展示了2001—2019年各国发展路径升级演变过程。首先，各国的发展模式呈现出“S”型的产业发展阶段演进过程。后发国家先从低端的短链条产品转移到长链条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参与到贸易网络，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完成长链条的组装过程，进而在“干中学”中提高本国生产能力，逐步提升产品复杂度，相关案例包括越南、菲律宾等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升级模式主要是产业链条变短、产品复杂度变高，逐渐从加工、组装长链条产品过渡到短链条产品，通过发展短链条产品积累技术，稳步提升本国产品技术复杂度，相关的案例包括中国、阿根廷等；发达国家的升级模式主要是产业复杂度基本不变、发展长链条产品，相较于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产品复杂度提升空间有限，逐渐从短链条往长链条产品演化，尤其是主导GVC来形成长链条的生产网络。
图4 2001—2019年各国产业路径升级过程

Fig. 4 Industrial upgrading pathways across nations from 2001 to 2019

从图5可知，不管从增长率或者增长数量来看，中国的产业路径升级拐点可能在2008—2011年。中国在2008年—2011年发现产业升级出现拐点，产业迭代速度放缓。结合图4，中国目前处在经济赶超的过程，通过短链条产品稳步提升经济复杂度，可能开始重视转变发展模式，由短链条模式开始重视长链条模式，由依靠GVC和出口导向转向到开始构建自己的生产网络，成为GVC的布局者。
图5 2001—2019年中国出口产业路径升级拐点

Fig. 5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xport industry upgrading from 2001 to 2019

4.2 基准回归结果

表2展示了计量回归结果。前3列是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其中第一列是只有贸易网络嵌入变量的回归结果，第二列加入了产品链条变量，第三列加入了控制变量。结果发现，参与到全球贸易体系可以显著地促进各国高端产业的衍生。一个国家在贸易网络地位越高时，往往在等级权力关系特征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占据优势地位。所掌控的权力越大时，可以获得更多的企业间的合作和可信赖的承诺，可以不需要在国内生产所有环节，而是通过全球价值链参与获得更好、更便宜、更广泛的投入和获取更多技术知识，这会极大降低生产成本来获得更高的生产能力，从而更容易实现产业升级。例如，Khan等对巴基斯坦汽车行业的研究表明，当地公司更有可能通过参与地理上分散的网络而不是面向本地的网络来获取技术知识并开发新能力，并通过与全球领先企业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就可以获得这些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同知识库和专有技术[34]。从模型（3）和模型（4）的链条长度变量（Chain）并不显著，说明在全样本条件下对产业升级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表2 基准回归

Tab. 2 Benchmark regression

变量 全样本 低收入 中低收入 中高收入 高收入
(1) (2) (3) (4) (5) (6) (7)
EC 0.177***
(0.009)		 0.177***
(0.009)		 0.191***
(0.010)		 0.139***
(0.021)		 0.145***
(0.017)		 0.293***
(0.023)		 0.197***
(0.026)
Chain < -0.001
(0.000)		 < 0.001
(0.000)		 < -0.001***
(0.000)		 < -0.001***
(0.000)		 < 0.001***
(0.000)		 < 0.001**
(0.000)
EC_Chain -0.021***
(0.005)		 0.023***
(0.004)		 0.083***
(0.005)		 0.053***
(0.006)
RCA < 0.001***
(0.000)		 < 0.001***
(0.000)		 0.001***
(0.000)		 < 0.001***
(0.000)		 < 0.001***
(0.000)
lnGDP < -0.001
(0.001)		 -0.014***
(0.003)		 0.020***
(0.002)		 -0.003
(0.002)		 0.005***
(0.001)
lnpcGDP < -0.001
(0.001)		 -0.014***
(0.003)		 0.020***
(0.002)		 -0.003
(0.002)		 0.005***
(0.001)
常数项 0.016***
(0.001)		 0.016***
(0.001)		 0.020
(0.012)		 0.271***
(0.058)		 -0.278***
(0.036)		 0.049
(0.037)		 -0.033**
(0.017)
国家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产品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7104739 7104739 6847934 1189118 1817375 1785911 2055530
F 296.869 295.876 307.316 70.243 130.634 107.130 157.078
R2 0.012 0.012 0.013 0.010 0.015 0.011 0.013
p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注：显著水平：*：p < 0.1，**：p < 0.05，***：p < 0.01；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模型（4）~（7）展示了不同收入国家之间发展模式的比较。根据世界银行的收入区分标准① (World Bank Country and Lending Groups. 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本文区分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其中模型（4）为低收入国家样本，模型（5）为中低收入国家样本，模型（6）为中高收入国家样本，模型（7）为高收入国家样本。从模型（4）~（7）可知，贸易网络嵌入（EC）的系数始终为证，说明可以显著促进产业路径升级。而从变量EC的系数来看，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国家的EC系数逐步上升，嵌入到贸易网络对后发国家产业升级的作用具有正向的作用。同时，中高收入国家样本中的回归系数比中低收入国家有跃升，由此验证本文的假说1。
从模型（4）Chain的系数为负可知，说明产业链条越长，越不适合低收入国家发展作为升级路径。从交互项（EC_Chain）的结果来看，模型（4）交互项结果为负，可以看出当后发国家参与贸易网络程度越深入，越不会选择长链条的产品作为升级的主要路径。模型（4）不完全符合假说2a，结果证明后发国家依靠加入全球价值链升级，但是主要依靠短链条行业升级。对于假说2a，其实这与描述性分析的结果结合可做解释。图4描述性分析可以看出低收入国家在升级过程中，普遍具有平均链条长度迅速变短的阶段，同时在迅速变短的拐点之前，产业链条长度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而图2展示过低端产业的低端产品普遍链条较长，高端产业的低端产品普遍链条较短。造成与假说不符的主要原因，是后发国家一开始参与全球化极少会做高端的产品，主要从事低端产业的低端产品和高端产业的低端产品，而这两种产品的链条长度区别较大，低端产业的低端产品链条长度很长，而高端产业的低端产品产业链条较短。发展低端产品，可以快速提升国民收入，迅速迈入到中低收入国家，就会出现图4中的拐点。同时这种从事的产品链条长度差异，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升级过程中极少出现产品平均复杂度上升、链条长度波动较大的现象。这主要可以解释为什么与假说2a不相符的问题。
模型（5）的Chain显著为负，说明产业链条越长，越不适合中低收入国家作为升级路径，借助短链条的产业来升级的居多；同时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加入到全球价值链会削弱长链条行业发展的抑制效应，说明加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发展长链条行业，而不利于发展沿着短链条行业进行升级。结果符合假说2b。需要解释的是，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并不代表不利于中低收入国家的产业升级，而是不利于沿着短链条行业的路径进行升级。从模型（6）和模型（7）中Chain系数分别为正来看，说明产业链条越长的产品，越容易成为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升级路径；交互项（EC_Chain）均显著为正，说明参与全球价值链越深入，越会促进依靠长链条行业进行升级。这验证了假说2c。

4.3 影响机制检验

上一小节发现国家在贸易网络的嵌入显著促进该国的产业路径升级，且绝大部分国家是通过发展精细化分工的长链条行业进行产业升级。这一小节主要目的是验证贸易网络嵌入的作用机制，以及为何长链条行业更容易作为大部分国家产业升级的首选。表3中第（1）~（3）列验证了贸易网络嵌入的两个中介机制，分别是市场迂回机制（Rtmnm）和中间产品进口机制（Rtint），说明国家在贸易网络的地位可以扩充自身优势市场范围，打造有利于自身产业发展的利基市场，同时可以获得更多优质的中间产品，从而促进本国的产业路径升级。从表3中模型（4）和（5）可知，贸易网络嵌入的两个机制都可以显著促进长链条产业的发展，说明长链条可以更好地利用本国的利基市场和贸易网络中的中间产品资源，符合长链条行业分工深入、产业链条多的特征。
表3 贸易网络嵌入作用机制检验

Tab. 3 Testing the embeddedness mechanism in trade networks

变量 Rtmnm Rtint Entry
(1) (2) (3) (4) (5)
EC 3.420***(0.038) 0.086***(0.005) -0.014(0.027) 0.161***(0.027) -0.004(0.027)
Rtmnm 0.055***(0.000) 0.053***(0.000)
Rtint 0.010***(0.003) 0.006**(0.003)
Chain 0.009***(0.000) 0.008***(0.000)
EC_Chain 0.640***(0.006)
Rtmnm_Chain 0.006***(0.000)
Rtint_Chain 0.066***(0.001)
常数项 -1.627***(0.047) 0.066***(0.006) 0.594***(0.033) 0.471***(0.033) 0.565***(0.03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 Yes Yes Yes Yes Yes
产品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N 2988757 2988757 2988757 2988757 2988757
F 4592.289 74094.772 2961.414 2958.246 2996.894
R2 0.255 0.847 0.182 0.182 0.186
p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注：显著水平：*：p < 0.1，**：p < 0.05，***：p < 0.01；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表4展示了贸易网络嵌入作用机制的地区异质性。从模型（1）~（5）可以发现，除了发达国家外，中间产品和利基市场的中介效应具有差异性。发展中国家和东亚赶超型国家的中间产品效应并不显著，不过两者的原因可能并不相同。发展中国家更多处在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可能还没到组装加工环节，所以中间产品的作用并不显著；东亚赶超型国家主要发展短链条行业，自身产业链条较为齐全，对外部中间产品的依赖作用并不明显。金砖国家比较依赖中间产品的中介作用，但是对贸易网络中利基市场的作用并不显著。
表4 贸易网络嵌入作用机制地区异质性

Tab. 4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embeddedness mechanism of trade networks

变量 全样本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金砖国家 东亚国家
(1) (2) (3) (4) (5)
EC -0.005(0.027) -0.053**(0.022) 1.353***(0.304) 0.182(1.256) 10.445*(6.332)
Rtmnm 0.056***(0.000) 0.058***(0.000) 0.038***(0.002) -0.006(0.004) 0.059***(0.008)
Rtint 0.018***(0.003) 0.021***(0.003) 0.008(0.020) 0.329***(0.040) 0.011(0.120)
Rtmnm_CHN 0.130***(0.010) 0.127***(0.008) 0.121***(0.016) 0.146***(0.013) 0.043***(0.016)
Rtint_CHN 1.774***(0.113) 1.796***(0.093) 1.009***(0.179) 1.578***(0.163) 0.026(0.263)
常数项 0.585***(0.033) 0.617***(0.029) 2.748***(0.302) -7.728***(0.976) -10.367**(4.12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 Yes Yes Yes Yes Yes
产品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N 2988757 2491565 515014 89091 53466
F 2937.497 1325.182 2553.690 722.933 1320.798
R2 0.182 0.096 0.235 0.236 0.471
p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注：显著水平：*：p < 0.1，**：p < 0.05，***：p < 0.01；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4.4 中国升级模式

中等收入阶段属于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极少发展中国家可以迈出“中等收入陷阱”，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GVC中，主要依靠资源和劳动力优势锁定在低端产业阶段，升级空间较小[7]。表5验证了产业路径升级的中国模式，其中模型（1）和（2）用来验证中国，模型（3）和（4）为验证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等典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模型（5）和（6）为验证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作为与中国模式的对比。其中，X代表国家，X与国家与贸易网络嵌入变量（EC）和产业链条（Chain）的交互项。
表5 升级模式对比

Tab. 5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pgrading models

变量 X=中国 X=巴西、阿根廷等 X=韩国
(1) (2) (3) (4) (5) (6)
EC 0.187***(0.010) 0.167***(0.010) 0.187***(0.010) 0.187***(0.010) 0.212**(0.094) 0.213**(0.094)
Chain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X 0.031***(0.003) 0.132***(0.009) 0.014***(0.002) 0.014***(0.004) 0.011**(0.005) 0.025***(0.009)
EC_X -5.198***(0.413) 0.029(0.180) -0.740**(0.368)
Chain_X -0.002***(0.000) 0.003***(0.000) 0.001*(0.001)
常数项 0.055***(0.012) 0.055***(0.012) 0.055***(0.012) 0.055***(0.012) -0.140(0.096) -0.154(0.09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产品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808240 5808240 5808240 5808240 1039694 1039694
F 248.566 247.370 248.566 247.171 1140.889 1123.666
R2 0.011 0.011 0.011 0.011 0.125 0.125
p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注：显著水平：*：p < 0.1，**：p < 0.05，***：p < 0.01；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从表5中模型（1）和（2）中代表中国的变量（X）可以看出，中国路径升级程度要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从中国与价值链地位和短链条变量交互项来看，中国在价值链的地位对于中国产业升级影响效应要显著弱于其他国家，而且相比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更倾向发展短链条产品作为升级路径。中国可能是参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最大的国家之一，然而相比于其他国家来看，中国的产业升级模式并没有过分依赖全球贸易网络，也没有发展适合于全球价值链模式的长链条行业，而是重视发展短链条行业，在短期内迅速推进产业升级。
从表5中模型（3）和（4）来看，巴西、阿根廷和土耳其等国家的新产业衍生，也显著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但是从交互项来看，这些国家更倾向发展长链条产业，这点与中国并不同。由前文得知，中等收入国家过度依赖全球市场会抑制高端短链条产业的衍生。拉美国家如果过度依赖全球市场，可能会导致难以发展积累技术能力和产业能力的高端短链条产业，导致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序列，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表5中模型（5）和（6）来看，日本和韩国的高端新产业衍生速度也显著快于其他发达国家，从交互项来看，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韩国似乎也不过分依赖全球化带来的产业升级效应，这一点与中国相同；与中国不同的是，日韩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更加依赖长链条的发展模式。有趣的是，不管是中日韩东亚三国，还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南美诸国，基本都比同样类型的其他国家具备更快的高端产业演化速度，其中中日韩主要的发展模式都是不过分依赖全球贸易网络，不同的是发达国家属于长链条发展模式，中国正在积极进行短链条升级模式。

5 讨论

本文从演化经济地理视角出发，旨在丰富传统价值链体系的升级理论。文献综述部分分析了后发国家融入全球化和实现产业升级的复杂过程，实证结果进一步印证了其出口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迂回性特征。研究发现，从产业异质性视角看，后发国家出口产业升级普遍经历3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此阶段为工业化前期和GVC理论中的OEM阶段。该阶段主要发展低端产业的低端产品或者是高端产业的低端产品，生产的复杂度不高，主要目的是通过出口导向积累国民财富。其典型特征是出口产业的平均复杂度攀升相对缓慢，同时可能会发展长链条的低端产品，导致产业链条长度波动较大。第二阶段是逐步进入中低收入国家序列，开始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属于GVC理论中ODM阶段。该阶段主要是发展电子、机械等行业零部件等高端的短链条产品，逐步积累产业能力和技术能力，培养优质企业。第三阶段是从中高收入国家转向高收入国家，该阶段仍然以高端短链条为主，逐步延伸到高端的长链条行业，进一步向服务化延伸，例如工业母机、工业机器人、汽车等。本质上属于ODM向OBM跃迁阶段，已经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可以承接更加复杂的生产环节。这一升级过程并非遵循传统GVC理论所预设的线性“OEM-ODM-OBM”路径，而是呈现为一个嵌套着产业链条“长—短—长”动态变化的、更为复杂的迂回模式。
在产业升级的迂回过程中，全球化的作用一直保持正向影响，但其角色发生了3次转变。在第一阶段，全球化主要通过提供开放市场和优质中间品，使后发国家得以承接发达国家低端产品外包，发展自身低端产业。受制于比较优势和生产效率，后发国家在生产长链高端产品方面缺乏优势且全球认可度低，因此产业升级主要依靠低端产业中发展基于要素优势的高端产品。第一次角色转化发生在第二阶段。在该阶段，经济体不适合直接发展高端长链产业，应聚焦于发展高端短链产品以积累技术和产业优势。然而，此阶段全球化的作用并不利于此类短链高端产品的发展。该阶段开始从简单来料加工到自主设计加工方式过渡，会利用大量的国内外零部件向复杂的加工贸易过渡，例如低端的电子信息制造业。第二次角色转换发生在迈向中高收入阶段。此阶段经济体适合发展长链产业，整合本国技术与产业能力向高收入国家迈进。高水平的全球化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驱动力，同时也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时期。第三次角色转换发生在高收入国家阶段，该阶段全球化的产业升级力量减弱，其功能更多转向持续促进高端长链产业的深化发展，以维持国际竞争优势。
实现后发国家产业迂回升级的关键之一，就是平衡全球化的两种升级机制，需要建立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从影响机制分析中得知，深度参与全球化主要有两种作用：一是大市场效应，二是获得优质的中间产品。这一点与现有文献保持一致[3,26,35]。进一步检验全球化机制的异质性作用发现，赶超型国家主要依赖参与GVC带来的大市场效应推动产业升级，对进口中间产品的依赖度相对较低；金砖国家则更多依靠大规模进口中间产品辅助产业升级，对大市场效应的依赖较弱。对于中等收入国家，顺利地迂回升级的关键在于大规模发展富集高端技术的短链条产品，而这些产品往往是优质的中间品。然而，在迂回的过程中，后发国家呈现出对全球价值链“又爱又恨”的矛盾点。一方面，大市场效应和优质中间品，可以有助于发展高端长链条产品；另一方面，大量的进口优质中间品，又会限制本国优质的短链条产品的衍生。因此，在中等收入国家迈向发达国家序列的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对全球价值链作用的平衡，主要是“扩大大市场效应”和“减小中间品依赖”之间的平衡，即扩大市场规模助力高端产品发展和针对优质中间品实现“进口替代”。这意味着在该过程中依靠本地化能力攻关优质的中间产品，发展高端短链条行业，同时又不能减弱全球化的步伐，需要继续扩大市场，尤其是发展“以我为主”的市场。换言之，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中国正面临“爬坡过坎”阶段，需要依赖发展高技术短链条产品来积累技术能力，实现产业升级。从历史层面来看，成功实现产业升级、迈入发达国家是十分困难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2008年间全球有101个经济体，仅有13个成功跨出中等收入陷阱[36]，而去掉小型经济体、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重新衰落的国家，仅剩下日本和韩国成功晋级发达国家序列。中国的升级模式不同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中国更加依赖高端短链条的发展，即积极进行优质的中间产品进口替代，这与日韩为代表的东亚赶超模式相接近。在该阶段中国的发展重点是依靠发展高端短链条产品来积极积累技术能力，下一步是逐步将散装的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进行集成，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高端长链条产品。目前这个阶段阻力会很大，尤其是受到现有GVC主导者的阻碍。通常领先企业或地区占据了价值的最大份额，而大多数价值链的外围参与者处于从属地位并承受着高成本压力，并且必须部署战略来对抗领先企业的力量[37]。新兴国家要迈向价值链的高端，就需要建立具有知识追赶的全球价值链，与拥有技术的跨国公司合作或者形成高技术的跨国公司，逐步领导全球价值链[38]。
中日韩的升级模式类似，都是依靠高端短链条作为升级路径，都出现不过多依赖全球价值链的阶段。该模式与国家赶超研究相契合。跨越式赶超主要发生在技术革命的范式变革阶段，后发国家借助范式变革的机会窗口，在新技术路径进行抢先投资，从而超越旧范式的控制、实现跨越式发展[39]，这一理论也在日本和韩国的赶超案例中验证了适用性[40]。赶超理论认为后发国家需要借助价值链融入全球生产体系，通过出口导向式发展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然后绕开全球价值链，并进入新兴行业，在国内需求和政策等本地化力量辅助下，发展与原有技术联系不那么密切的前沿技术，从而实现经济赶超[41]。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产业升级模式也符合赶超理论范畴，不过不完全一致。结果显示，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需要更依赖全球价值链，不过主要是更加依赖大市场效应、而不依赖进口中间产品，需要全球市场辅助本土中间产品的发展。现阶段中国已经到达中高收入国家，而本文的研究也发现，相比于日韩的升级过程，中国短链条迂回更加激进。在该阶段，中国可能需要部分绕开全球价值链，主要是不过度依赖短链条的中间产品进口，但是需要更加依赖全球市场来培育进口替代发展起来的高端短链条产品，这就需要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可能需要建立可主导或相对可控的全球价值链。

6 结论

本文探讨了中国参与到全球贸易网络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与机制，并对比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已有研究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为后发国家企业提供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促使其聚焦核心业务领域，获取高质量中间品与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升生产率并扩大出口规模，推动产业升级进程。然而，现有研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参与到现有的价值链如何实现升级，尤其是针对后发国家。基于实证分析，本文提出3点核心结论：① 深度嵌入贸易网络对国家产业升级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存在路径分异。后发国家普遍优先发展短链产业，至中高等收入阶段转向长链产业；发达国家则以长链产业升级为主。② 嵌入到贸易网络对产业升级有两条作用机制，分别是扩大利基市场和获得更多优质的中间产品。赶超阶段需平衡两者，避免过度依赖进口中间品。③ 中国呈现独特升级模式。中国倾向于发展短链产业实现技术迂回，形成绕开价值链实现赶超的东亚路径。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针对全球价值链和区域发展理论。GVC的兴起使发达国家得以将低附加值环节外包，专注于高附加值活动，这种专业化虽降低了成本并优化了资源配置，但也可能导致参与GVC的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资源开发、低成本劳动或简单制造环节，限制其升级空间[7]。本文的研究并不支持这种看法。表面上看，后发国家因生产和技术能力不足而难以形成全球竞争力产品，导致其难以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升级过程需要分阶段进行分析和研判。处在工业化前期的后发国家，要素禀赋薄弱和技术能力较弱，深度参与到高度围绕发达国家组织的长链条价值链可能会陷入低端锁定。但当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进入发达国家控制相对较弱的短链行业，则有机会积累技术能力，实现产业升级。
中国产业升级的经验不仅可补充GVC的升级效应研究，亦能丰富基于赶超型国家的“赶超理论”。虽然中国的模式本质上符合赶超理论框架——作为后发国家，通过融入GVC、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继而绕开GVC、依靠本土化发展高技术前沿产品实现经济赶超。但本文并不完全赞同此结论。本文认为，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需部分绕开GVC：一方面避免过度依赖中间品进口，积极推行进口替代；另一方面仍需依托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利用全球市场培育本土高端短链产业，实现迂回升级。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认为中国目前正处在产业升级中“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该阶段的发展重点应该重视高端短链条产品的发展，政策制定者需要注重关键产品和技术攻关，完善产业链供应链生态，积累技术能力和产业能力。该阶段产业升级的外部阻力较大，尤其可能受到现有GVC主导者的阻碍，国际上“脱钩断链”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出现。因此，中国不应因全球形势而减弱对外开放与全球化参与度，反而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一方面，继续利用GVC的大市场效应，依托全球市场培育本土中间品与高端短链产品；另一方面，部分绕开GVC，构建可主导或相对自主可控的GVC体系，保障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产业链安全。下一阶段，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在于，逐步整合分散的生产与技术能力，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长链产品（如大飞机、高端装备制造等），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本文核心目的在于补充和发展产业升级理论，从产业链关联角度为国家产业升级提供新视角。分析结果表明，产业升级并非遵循GVC的线性模式，而是一个涉及产业技术难度与产业协调组织复杂性的迂回过程。本文在刻画产业协调组织难度的方法上可能存在不足。目前主流文献衡量产业组织复杂度，常借助产业关联、产业链条长度、市场分割、相关多样化、产品环节等概念与方法。本文采用改进的共线概率产业关联计算方法，以产业链长度作为产业协调组织难度的代理变量。一方面，产业关联作为后验的变量，是基于现有的结果反推的产业关联程度，其中包括产业链关联[32]；另一方面，借鉴已有研究思路，通过进口产品投入组合推算出口产品的技术关联，改进了仅基于出口产品计算共线概率的算法，使其更契合解释产业环节、垂直专业化、生产片段化等概念，并符合演化经济地理研究范式。鉴于数据可获性与方法局限性，本文提供了一个可行的代理变量来近似衡量产业链关联，为未来研究奠定基础。然而，该测量方式仍存在局限，未能完美刻画产业链关联。后续研究需探索更精确、全面的测量方法，以深化对产业升级复杂性的理解。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He Canfei, Li Zhibin.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oward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23(2): 112-119.

[贺灿飞, 李志斌. 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高质量发展. 社会科学辑刊, 2023(2): 112-119.]

[2]
Wang Wenyu, He Canfei.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rade network research.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3): 461-476.

DOI

[王文宇, 贺灿飞. 关系经济地理学与贸易网络研究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3): 461-476.]

DOI

[3]
Pahl S, Timmer M P. Do global value chains enhance economic upgrading? A long view.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20, 56(9): 1683-1705.

DOI

[4]
Liu Yi, Zhang Yifan, Huang Kaixuan, et al. Patterns and evolution path of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under globaliz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78(2): 351-370.

DOI

[刘逸, 张一帆, 黄凯旋, 等. 全球化下产业升级的区域模式与演化路径. 地理学报, 2023, 78(2): 351-370.]

DOI

[5]
Liu Weidong, Liu Hongguang, Tang Zhipeng, et al. The impacts of exports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65(4): 407-415.

DOI

[刘卫东, 刘红光, 唐志鹏, 等. 出口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分析. 地理学报, 2010, 65(4): 407-415.]

[6]
Bhagwati J, Panagariya A, Srinivasan T N. The muddles over outsourc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4, 18(4): 93-114.

DOI

[7]
Gereffi G, Humphrey J, Sturgeon T.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2(1): 78-104.

DOI

[8]
Navas-Alemán L. The impact of operating in multiple value chains for upgrading: The case of the Brazilian furniture and footwear industries. World Development, 2011, 39(8): 1386-1397.

DOI

[9]
He Canfei, Chen Hanghang.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export product upgrad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8): 1331-1346.

DOI

[贺灿飞, 陈航航.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与中国出口产品升级. 地理学报, 2017, 72(8): 1331-1346.]

DOI

[10]
Pietrobelli C, Rabellotti R. Global value chains meet innovation systems: Are ther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2011, 39(7): 1261-1269.

DOI

[11]
Courvisanos J, Jain A K, Mardaneh K. Economic resilience of regions under crises: A study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Regional Studies, 2016, 50(4): 629-643.

DOI

[12]
Halpern L, Koren M, Szeidl A. Imported inputs and productiv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5(12): 3660-3703.

DOI

[13]
Goldberg P K, Khandelwal A K, Pavcnik N, et al. Imported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Evidence from Indi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 125(4): 1727-1767.

DOI

[14]
Xu J Y, Mao Q 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mediate input imports and export quality in China.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18, 26(3): 429-467.

DOI

[15]
Amador J.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Maps and policy issues.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2015.

[16]
Morrison A, Pietrobelli C, Rabellotti R.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 framework to study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2008, 36(1): 39-58.

DOI

[17]
Dallas M P, Ponte S, Sturgeon T J. Power in global value chai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19, 26(4): 666-694.

DOI

[18]
Werner M. Geographies of production I: Global produc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9, 43(5): 948-958.

DOI

[19]
Lee K, Park T Y, Krishnan R T. Catching-up or leapfrogging in the Indian IT service sector: Windows of opportunity, path‐creating, and moving up the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14, 32(4): 495-518.

DOI

[20]
Yeung H W. The trouble with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21, 53(2): 428-438.

DOI

[21]
Liu Qinglin, Gao Yue, Han Junwei. Productivity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0, 45(2): 32-43, 108.

[刘庆林, 高越, 韩军伟. 国际生产分割的生产率效应. 经济研究, 2010, 45(2): 32-43, 108.]

[22]
Amiti M, Wei S J. Service offshoring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NBER Working Paper, 2006. DOI: 10.3386/W11926.

[23]
Liu Weigang, Ni Hongfu, Xia Jiechang. The effects of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on enterprises' productivity.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17, 40(8): 29-52.

[刘维刚, 倪红福, 夏杰长. 生产分割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世界经济, 2017, 40(8): 29-52.]

[24]
Li Youshu, Zhang Kun. Value chain length, domestic big cycle and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ommercial Research, 2022(1): 25-33.

[李优树, 张坤. 价值链长度、 国内大循环与经济增长: 基于我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商业研究, 2022(1): 25-33.]

[25]
Hidalgo C A, Klinger B, Barabási A L, et al. The product space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Science, 2007, 317(5837): 482-487.

PMID

[26]
Lv Yue, Chen Shuai, Sheng Bin. Does embedd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lead to Chinese manufacture's 'low-end locki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8, 34(8): 11-29.

[吕越, 陈帅, 盛斌. 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吗? 管理世界, 2018, 34(8): 11-29.]

[27]
Lee H L, Padmanabhan V, Whang S. Information distortion in a supply chain: The bullwhip effect. Management Science, 1997, 43(4): 546-558.

DOI

[28]
Zheng Jianghuai, Zheng Yu. Intermediate product innovation induce global value chain upgrading in an lager emerging economy: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China's experience.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20(5): 61-79.

[郑江淮, 郑玉. 新兴经济大国中间产品创新驱动全球价值链攀升: 基于中国经验的解释. 中国工业经济, 2020(5): 61-79.]

[29]
Ellison G, Glaeser E L, Kerr W R. What causes industry agglomeration? Evidence from coagglomeration patter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3): 1195-1213.

DOI

[30]
Hidalgo C A, Hausmann R. The building block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PNAS, 2009, 106(26): 10570-10575.

[31]
Tacchella A, Cristelli M, Caldarelli G, et al. A new metrics for countries' fitness and products' complexity. Scientific Reports, 2012, 2: 723. DOI: 10.1038/srep00723.

PMID

[32]
Li Y, Neffke F M H. Evaluating the principle of relatedness: Estimation, drivers and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Research Policy, 2024, 53(3): 104952. DOI: 10.1016/j.respol.2024.104952.

[33]
Fagiolo G. The international-trade network: Gravity equations and topological proper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raction and Coordination, 2010, 5(1): 1-25. DOI: 10.1007/s11403-010-0061-y.

[34]
Khan Z, Lew Y K, Sinkovics R R.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as boundary spanners: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ransfer in an emerging economy.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2015, 5(1): 48-68.

DOI

[35]
Lv Yue, Huang Yanxi, Chen Yongbing. The effect of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on productivity: An analysis of its impact and mechanism.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17, 40(7): 28-51.

[吕越, 黄艳希, 陈勇兵.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影响与机制分析. 世界经济, 2017, 40(7): 28-51.]

[36]
World Bank.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society.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13.

[37]
Grabs J, Ponte S. The evolution of power in the global coffee value chain and production network.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19(4): 803-828.

DOI

[38]
He S W, Khan Z, Shenkar O. Subsidiary capability upgrading under emerging market acquirer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8, 53(2): 248-262.

DOI

[39]
Perez C, Soete L. Catching up in technology: Entry barriers and windows of opportunity// Dosi G, Freeman C, Nelson T, et al.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8.

[40]
Lee K, Malerba F. Catch-up cycles and changes in industrial leadership: Windows of opportunity and responses of firms and countries in the evolution of sectoral systems. Research Policy, 2017, 46(2): 338-351.

DOI

[41]
Lee K. The Art of Economic Catch-up:Barriers, Detours and Leapfrogging in Innovation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Options
Outline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