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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2026 , Vol. 81 >Issue 2: 342 - 362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602003

Theory and Methodology Exploration

A study framework for the geopolitics of railway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technology-power complex

  • SUN Man , 1, 2 ,
  • SONG Tao , 1, 2 ,
  • LIU Weidong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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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1-15

  Revised date: 2025-12-06

  Online published: 2026-02-05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71180)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3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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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ilways, as a majo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emerging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symbolize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human civilization. Beyond their technical essence, railways embody political, social, cultural, and military dimensions, and should therefore be regarded as geopolitical entities integrating material and immaterial carriers of power across multiple spatial scales. Building on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railway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riadic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power to explore railway geopolitics, and identifies three generativ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railway geopolitics is constituted.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the paper traces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ies of railway geopolitics across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and compar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geopolitics has been generated in each period.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geographical, technological, and power attributes form the internal logic of railway geopolitics. The co-construction of material, institutional, and discursive mechanisms reveals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specific pathways of railway geopolitics. Across five historical stages—nationalism, imperialism, global turmoil, neoliberalism, and connectivity—railways have exhibited distinct geo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geopolitical attributes of railways are different, and the mechanism of railway geopolitics is also different. Its evolution reflects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power forms: from territorial control to rule-making, and further to struggles over meaning. With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railway network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diversification of power actors, the connotations and manifestations of railway geopolitics continue to evolve, intensifying contests over issues such as finance, debt, sovereignty, and labor. Conducting research on railway geopolitics amidst unprecedented global changes enriches domestic geographical studies on infrastructure and provides practical insights for major national strategies lik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 words： railway; geopolitics; geography-technology-power complex; material-institutional-discursive mechanisms;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ite this article

SUN Man , SONG Tao , LIU Weidong . A study framework for the geopolitics of railway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technology-power complex[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6 , 81(2) : 342 -362 . DOI: 10.11821/dlxb202602003

1 引言

自经济危机以来，以资本积累为特征的基础设施投资热潮席卷全球。“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填补了全球南方的基础设施缺口。以欧盟“全球门户”全球基建计划为代表，世界强权和国家联盟纷纷提出全球性的基础设施倡议，标志着以铁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再次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焦点领域[1-2]。作为工业革命以来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铁路长期是国内交通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主题。学者们从功能性的视角将其视为一种物理上的工程技术[3]，广泛探讨了铁路的可达性、网络、空间效应、竞合关系等议题[4-5]。然而，铁路不仅是物质上的基础设施，其背后蕴含着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文化等要素[6]。同时，铁路还具有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技术含量高、覆盖区域广、连通性强等特点，在国家整合、国防军事、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7]。因此，铁路自诞生起就一直充斥着国际议程和权力博弈的矛盾。在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中，铁路被视为对具有战略价值的区域、通道、节点以及资源的潜在控制，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8]。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横贯大陆的铁路改变了海权与陆权的力量对比，麦金德基于铁路的变革性影响提出了“陆权论”，并预测了20世纪内亚欧大陆将被铁路网密布。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地缘政治学一度衰落，仅有少数研究探讨了铁路对于国家权力、军事能力及地缘关系等的作用[9-10]。
21世纪以来，从美国对中国高铁快速发展的忧虑，到中国和印度围绕边境铁路的博弈，再到日本与中国在东南亚铁路市场的激烈竞争，铁路的地缘政治竞争正在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中[11-12]。诚然，当今的铁路地缘政治已不是古典地缘政治时代下权力的领土逻辑所主导的铁路扩张[13]。然而，目前全球铁路市场的激烈竞争，已然受到地缘政治的剧烈影响，同时也正在塑造新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1]。因此，在全球互联互通的新时期，铁路地缘政治应当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如何解析铁路及其背后的话语、知识、叙事和实践[14]，揭示隐匿在这之后的多尺度权力主体及其动态博弈关系[15-16]，成为铁路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一些批判地缘政治学者已经围绕铁路背后的权力展开探讨，研究了铁路如何被叙述为各自权力中心的民族主义历史和未来的一部分[17]，铁路的合法性配置以及如何在霸权方面发挥作用[18]，铁路背后蕴含的多尺度权力如何影响地方[19]等。综上所述，经济地理学从“功能性”的视角探讨铁路的属性或分布如何影响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同[20-21]。批判地缘政治学更加关注铁路背后的权力与话语，相对忽视了铁路基础设施的“物质性”。可以说，现有铁路地缘政治的研究仍然方兴未艾，尚未形成逻辑体系完整、方法论成熟的研究范式。
鉴于此，本文尝试以地缘政治学理论为指导，结合多学科理论演绎、历史演化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解析铁路地缘政治的内涵，构建“地域—技术—权力”三位一体的铁路地缘政治分析框架，剖析铁路地缘政治的生成机制，并刻画世界铁路的地缘政治演变。本文可丰富基础设施与地缘政治的关联研究，充实地缘政治的理论探索，为中国铁路“走出去”以及“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提供参考。

2 铁路地缘政治理论框架

2.1 铁路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Geopolitics）”这一术语起源于19世纪末，其核心是探讨政治行为体如何通过对地理环境和地理要素的控制及其所形成的政治经济与空间关系来实现权力和利益[22-23]。地缘政治活动以追求权力为核心目标，而权力的实施总是与特定的空间联系在一起[24-25]，例如国家通过对地理环境和地理要素的控制和影响来追逐权力[26]。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受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的影响，批判地缘政治学兴起[14]。它将地缘政治定义为由一组政治话语、陈述和一系列的实践组成，致力于解构地缘政治话语，探讨权力关系的运作[15,27]。这一视角拓宽了地缘政治的研究视野，使权力的内涵更加多元化。
铁路作为重要的地理空间要素，深刻影响着空间格局，对地理系统具有分异和重塑功能[7]。在全球尺度上，铁路是陆权与海权的地理空间纽带，能够改变海权与陆权的平衡[28]。在区域尺度上，铁路在塑造区域经济发展、政治互信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作用独特而重要[29]。在国家尺度上，铁路是国家地理空间组织的命脉，是建立和维护国家合法性和发展，实现和固定想象和相关权力的重要场所[30-31]。由此可见，铁路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特征，因此时常成为多元主体间权力、利益和安全博弈的载体。张晓通将铁路的地缘政治定义为“国家之间对铁路及其相关地理实体控制权的争夺”[8]。本文认为，当今的铁路地缘政治已不限于国家间的争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内涵及外延正在不断拓展，铁路的地缘政治已经演化成为一个多尺度耦合的问题[32]。鉴于此，本文将铁路地缘政治定义为“国家或非国家等政治行为体围绕铁路及与铁路关联的地理要素的相关权力进行博弈，从而形成的一种集合了观念、实践和意象的物质—非物质复合体，进而塑造国际关系与政治经济格局”。
具体而言，首先铁路本质上是一种包含了多种物理组件的物质实体，它占据空间并具有一定的物理特性，如长度、宽度、材质及耐用性[33]。根据国际铁路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Railways, UIC）的定义，铁路是一种通过专门铺设的轨道进行车辆运输的系统，轨道通常由两条平行的钢轨组成，供火车、地铁、轻轨等车辆运行。然而，钢轨和列车等物质实体本身不具有能动性，需要通过其他运营设备，例如车站和信号系统，以及人为参与的运营管理将其组织起来，使其真正具备运输的实际功能。因此，在后人文主义拼装视角下[34]，铁路是物质—非物质、人—非人的复合体。
其次，铁路地缘政治蕴藏着技术进步与社会变迁等丰富的表征意义。铁路自出现以来便被视为现代化的象征，象征着文明与进步，代表着先进技术和工业能力[35]。时至今日，高速铁路仍然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铁路作为国家对国土空间进行规划和治理的重要工具，在国家意志延伸和领土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36-37]。铁路还具有制度文化的隐喻，是国家推动政治权力运作与文化认同构建的途径之一，因此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属性，又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治理能力息息相关[21]。此外，铁路还是历史记忆的载体，记录了社会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轨迹，并为集体劳动所表征的历史记忆提供了一种可视化的框架，承载了无数的故事和记忆[38]。
再次，铁路地缘政治是过程性的社会化产物。一方面，铁路建设是人改造自然环境的一种行为，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需求和技术水平；另一方面，铁路反过来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促进了人员、商品和信息的流通，重塑了社会关系、经济发展和地域结构[39]。铁路作为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交织的集合，既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被生产和再生产，又通过影响个体行为和社会结构发挥重要作用[40]。因此，铁路地缘政治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该过程中铁路这一物质实体被不断赋予丰富的价值隐喻和象征意义，使之成为物质与非物质的集合（图1）。
图1 铁路地缘政治的内涵

Fig. 1 Connotation of railway geopolitics

总之，铁路是一种技术人造物，是人改造自然环境的一种方式，具有“工程技术”的性质。然而，铁路还深刻嵌套在人类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蕴含着政治、社会、文化等多重内涵，因而它其实是一种物质与非物质的集合。在铁路建设、运营的过程中，铁路将人与物彼此关联起来，同时整合全球、区域、国家、地方、个体等不同尺度空间之间的权力结构[41]，在这种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中，铁路地缘政治复合体逐渐形成。下文将通过剖析铁路的“地域—技术—权力”属性，来阐述铁路地缘政治的内在逻辑。

2.2 “地域—技术—权力”复合体的铁路地缘政治分析框架

借鉴“技术—制度—文化”铁路复合体的理论框架[21]，铁路地缘政治体兼具地域属性、技术属性与权力属性，是“地域—技术—权力”的复合体。

2.2.1 地域属性

铁路作为一种物质实体，其存在必须占据一定的地理空间，因此具有地理空间依附性。这种依附性不仅体现在铁路线路、车站等的物理铺设上，也体现在铁路与其依附的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中。铁路本身就是特定地理环境的产物，其诞生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煤炭、钢铁和纺织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铁路在建设、运营及其功能实现的整个过程中，需要适应其所在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与制度文化环境，同时也会反过来对地理环境产生影响[42-43]。例如当前全球形成的多种铁路轨距的形成与19世纪、20世纪的国际关系密切相关，这种铁路物理割裂又反过来塑造了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7]。
铁路的地域属性还体现在铁路作为一种地理空间要素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的重要作用[44]。一方面，铁路及其要素可以作为界定不同空间、划分不同地域系统的标尺；另一方面，铁路又可以成为连接不同地域空间的媒介，它能够跨越地理边界，连接不同的政治单元或经济区域。铁路所涉及的地理空间往往是一种跨越城乡、省域、国家，甚至区域的多尺度空间，这将不同的地域系统联系起来。特别是近年来跨区域、跨国铁路盛行，使铁路的建设时常成为一种跨尺度耦合的过程[45]。
地域性是铁路地缘政治的基础属性，铁路与地理环境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铁路在地理空间中的独特价值与功能，构成了地域属性的主要内涵。作为地球表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物质设施，铁路对地球表层各区域的分布、作用和功能形成了有力干预，而铁路的地域性同时又导致了铁路的空间分布往往是不均衡的，因此必然会对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46]。

2.2.2 技术属性

铁路的发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之一，其基本工程原理是利用附有轮缘的车轮使机车滚动于轨道上[47]。铁路出现依赖于蒸汽机等多种技术的突破，1825年世界第一条公共铁路——斯托克顿—达林顿铁路通车，标志着人类迈入铁路时代。乔治·斯蒂芬森设计的1435 mm轨距也在日后被全球大部分地区所采用，开创了铁路史上技术标准化的重要先例。铁路在技术上有两个区别于始生代交通运输方式的显著特征。一是在铁路诞生以前，世界上所有无动力的车辆均是由人力或畜力牵引运行，行驶的路面也是由土石等天然材料组成的，而铁路使车辆与道路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二是以前的交通线路与运输方式彼此独立而存在，而铁路终结了这种自由状态，机车需要通过车轮和轨道这一套组合机械转化为空间中的移动，线路和交通工具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组成了铁路这一“集成机器”[33]。铁路的出现剥夺了自然空间曾有过的绝对性力量，借助这种技术手段，地理空间收缩了（运输时间缩短），同时又扩大了（可达性增强）。在铁路强大的时空压缩能力下，景观的空间被转变为地理的空间，人员、商品、信息的空间流动极大增强，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48]。这种影响还延伸到人们的观念和感知，正如拉德纳所说“距离的实际消失，与个体移动的速度正好成比例”[49]，铁路重塑了人们的时间观念和对地理空间的感知。
铁路技术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其中既包括线路设计、牵引动力、通信控制等工程建设层面的“物质技术”，也包括指挥调度、行车组织、维护管理等运营管理层面的“社会技术”[50]（图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铁路已经经历了蒸汽化时代、电气化时代、内燃机时代和高铁时代，并正在逐渐迈入磁悬浮和智能铁路时代，铁路的技术属性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
图2 高速铁路技术系统示意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high-speed railway technical system

技术属性是铁路地缘政治的核心属性，铁路强大的时空压缩能力能够改变相对区位和地理空间格局，因此能够重塑地缘政治格局。同时，铁路的技术属性又直接影响了各种权力主体间围绕铁路技术的竞争与合作，影响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

2.2.3 权力属性

铁路既是权力运作的场所，也是权力博弈的结果。权力隐含着影响力和控制力[51]，也隐喻着权力主体与客体的关系[26]。铁路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产，背后涉及众多权力主体的复杂政治经济利益。多元权力主体基于其自身利益诉求对“铁路”这一客体进行带有情感、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地理建构，产生了不同的地理想象[52]，并在这一过程中孕育出一种隐含了历史、社会、政治和知识的权力关系[53-54]，构成了铁路的权力属性。例如，对于主权国家来说，铁路能够有效连接各个地区，又是军事运输的首选方式，对于疆域领土的控制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铁路能够发挥“文明教化”的功能，国家通过将其叙述为民族主义历史的一部分以增强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10]；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铁路更多地起到改善区位条件、刺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55]；而对于普通居民来说，铁路是一种为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交通方式。不同主体围绕铁路施加权力，从而形成了涉及国际、区域、国家、地方、个人等多个尺度层级的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
既然铁路背后涉及如此复杂的权力关系，那么铁路的权属关系，即谁来出资，谁来修建，谁来运营管理，以及谁掌握所有权，便成了关键的权力问题。在大型铁路项目中，出资方通常是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国家政府、大型企业或金融机构，它们不仅在资金安排和预算控制上拥有决定权，还能够通过融资条件和投资结构对铁路产生深远影响；建设方往往是具备专业技术的大型工程承包商，它们影响了铁路项目的技术标准和建设进度，是铁路规划、设计和施工整个流程中最为关键的角色；运营管理方可能是政府部门，也可能是国有或私营企业，它决定了铁路项目的长期管理和服务质量，是影响铁路持续发展和效益实现的重要角色。铁路的所有权在不同时间、不同国家或区域及不同项目中有着不同的表现，但在国家尺度之上，铁路的所有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符号，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56]。铁路的权属关系不仅涉及经济利益的分配，更是政治权力博弈与平衡的结果，这种复杂的权属关系是理解铁路权力属性的重要视角。
权力属性是铁路地缘政治的根本属性。在多元行为体博弈过程中，铁路在地域和技术上的意义就被转译成为一种政治编码，从而产生了铁路的权力属性。跨越多个尺度的多元行为体围绕铁路及其相关要素施加影响力，突显了铁路既是权力运作场所，又是权力博弈结果的内涵，展现了铁路地缘政治的根本特征。
综上所述，铁路的地域属性、技术属性和权力属性揭示了铁路及其相关要素为何能够影响地缘政治（图3）。地域属性揭示了铁路与地理空间的深层次联系，铁路依附于特定的地理空间，反过来又作用于地理环境。技术属性反映了铁路作为一种物质技术与社会技术的集合，其强大的时空压缩能力对政治经济和地缘格局具有颠覆作用。而在地域属性和技术属性的基础上，多元行为体围绕铁路及其相关要素的复杂博弈则反映了铁路的权力属性。这3种属性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铁路地缘政治的内在逻辑，并为铁路的地缘政治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的框架。
图3 铁路地缘政治的分析框架

Fig. 3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railway geopolitics

2.3 铁路地缘政治的生成机制

本文进一步从“物质—制度—话语”机制揭示铁路地缘政治的生成机制和具体路径。

2.3.1 物质性机制

物质性机制指铁路通过其物理存在和技术具身性，直接干预地理空间环境并重塑地缘政治格局的过程。① 铁路通过物质性基础设施连接不同地理空间，并通过地形改造、线路走向、站点分布等物质实践改造自然环境，直接对地理空间产生影响，重塑地缘格局[57]。铁路的规划设计往往反映了国家战略或资本扩张需求，而铁路的物理连接又催生了新兴城镇、物流枢纽、经贸区，这种物质性实践体现了铁路的空间生产动态[58]。② 物质性机制还体现在铁路技术标准对领土性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标准成为权力的工具，而非仅仅是影响。特别是在跨国铁路中，铁路的牵引动力、通信信号、运营调度等嵌入式技术通过技术锁定效应重塑了国家间的依赖性，体现了其背后地缘政治权力的投射[59]。③ 铁路基础设施（例如铁轨、隧道）与人类（例如劳工、乘客）身体的具身互动超越了纯粹的物质主义，重构了权力关系并催生了情感地缘政治[60-61]。

2.3.2 制度性机制

制度性机制指铁路在建设运营中通过规则制定、资源分配和多尺度主体间的互动，将地缘政治议程嵌入制度化框架的过程。它体现但不局限于以下几个方面。① 铁路通过其项目模式、融资结构和治理机制将权力制度化。特别是在跨国铁路项目中，设计—采购—施工（Engineering-Procurement-Construction, EPC）、建设—运营—移交（Build-Operate-Transfer, BOT）或建设—拥有—经营（Build-Own-Operate, BOO）等模式的不同直接影响铁路背后的权属关系。而融资更是成为权力博弈的金融杠杆，主权贷款、资源还贷款等模式常常附带隐形的政治条件[62]。治理机制则通过组织架构将权力程序化，利用“软制度”将权力渗透至铁路的日常运营中，并潜移默化地塑造不同权力主体间的关系。② 铁路通过多边协商和制度嵌套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主权边界[63-64]。在互联互通时代，越来越多的跨国铁路正在使作为国际专属领土划界制度基础的边界制度出现裂痕[65]。③ 铁路背后的权力主体是多尺度的，既包括国家、企业、金融机构，也包括社区、非政府组织、普通居民等。它不仅涉及到宏观和中观层面，也涉及微观层面的规则或制度。例如身体本身也是制定、执行和主张主权的场所，铁路会通过影响身体作用于地缘政治，这种路径在当代铁路项目的劳工管理制度中仍然清晰可辨[66-67]。

2.3.3 话语性机制

话语性机制指铁路通过地理想象、象征符号与公共叙事，塑造合法性认知并重构地缘政治的过程。其路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① 权力主体将铁路嵌套在发展主义的想象中，从而为其提供合法性庇护。殖民时期，英国将印度铁路宣传为“文明化使命的工具”“现代化的象征”，从而将殖民剥削美化为技术启蒙[68]。如今，对于主权国家来说，铁路依然是建立和维护国家合法性和发展的具有象征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要场所，用于促进当局对权威、合法性以及独立国家地位的追求[69-70]。② 铁路被作为安全化话语杠杆，对地缘政治重新编码。由于铁路在控制疆域和战争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常常被视为“战略通道”，服务于国家领土控制、能源安全等目的，从而对地缘政治经济产生深远影响[71]。③ 围绕铁路的反叙事抵抗也始终重塑着地缘政治，揭示了铁路如何作为地缘政治竞争的载体。例如中国的海外铁路项目时常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负面舆论的影响，它们试图通过“债务陷阱”“造成腐败”“破坏环境”等话语解构中国海外铁路项目的合法性[72]。非政府组织、地方社区、当地居民也会对铁路这一客体产生带有主观情感和意识形态的地理想象，并通过文学作品、杂志、媒体等媒介表达出来[73]。这种有关话语和叙事的“战争”通过塑造合法性认知并重构地缘政治意义体系，塑造了铁路地缘政治的复杂动态。
以上物质性、制度性和话语性机制体现了铁路地缘政治的3种生成路径，然而它们并非孤立运作，而是通过“物质—制度—话语”的共构共同产生地缘政治效应（图4）。铁路的物理存在及其物质性基础设施为制度规则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刚性框架，而制度规则（例如融资协议、运营规则）反向塑造铁路建设运营的物质实践；铁路的物理存在及其物质性基础设施为话语和叙事提供了物质载体，而话语和叙事反过来赋予铁路这一物质实体以意义，并影响其物质空间认知及其空间生产；制度规则催生了话语和叙事，又会对其提出限制，而话语和叙事不仅可以为制度规则的运作提供合法性，也能够影响制度规则的设计甚至颠覆既有制度。
图4 铁路地缘政治的生成机制

Fig. 4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ailway geopolitics

地域属性、技术属性和权力属性解释了铁路地缘政治的内在逻辑，而物质性机制、制度性机制和话语性机制则揭示了铁路地缘政治的生成机制和路径。在具体的铁路地缘政治研究中，需要灵活地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下文将运用“地域—技术—权力”这一框架具体阐述自铁路诞生以来的世界铁路地缘政治演变。

3 世界铁路的地缘政治演变

为验证“地域—技术—权力”三位一体铁路的地缘政治分析框架，本节对铁路发明之后铁路地缘政治的历史演变进行系统剖析。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依据为铁路发展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技术变革等，同时结合国际政治经济总体态势和全球结构性权力变迁。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世界铁路地缘政治演变划分为5个阶段：民族主义时期、帝国主义时期、大动荡时期、新自由主义时期和互联互通时期。铁路是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产物，自诞生起就与国家扩张、国际竞争、国防军事等息息相关，在不同发展阶段，“地域—技术—权力”三者关系动态演化，形成了差异化的世界铁路地缘政治演变图谱。

3.1 民族主义时期（19世纪初—60年代）

铁路是特定地理环境的产物，其诞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与技术突破的偶然相结合的结果。18世纪英国率先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释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随着蒸汽机的广泛应用，煤炭、钢铁等行业快速发展，传统马车运输已经不能满足工业化的需要，铁路作为一种全新的交通运输工具应运而生。1825年世界第一条公共铁路——全长27 km的斯托克顿—达林顿铁路通车，人类正式迈入铁路时代。紧接着，由于原棉运输的需求，1830年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开通，成为世界上首条全线采用双线并配有信号系统及时刻表的铁路，成为英国当时的“经济大动脉”[38]。由此可见，铁路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地理空间环境，极大促进了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
民族主义时期，铁路既是技术传播的载体，也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并对当时的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继英国取得领先之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英国的铁路技术，并根据本国实际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标准和惯例（图5）。作为一种新兴技术，铁路不仅打破了当时欧洲小型社区隔离的状态，将不同地区、种族联系在了一起，重塑了社会结构[74]。同时，还深刻影响了社会文化，铁路频繁出现在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中，人们将其视为文明、进步和友爱的象征。
图5 部分国家的第一条铁路开通时间及主要轨距类型

注：数据来源于国际铁路联盟(UIC)。

Fig. 5 The opening years of the first railways in some countries and the main gauge types

民族国家很快意识到铁路的深远影响，并将其作为国家权力延伸的工具，承担了民族统一、领土扩张和国家建构等多重作用。与早期的英国铁路主要用于经济产业发展不同，美国在南北战争中依赖铁路进行大规模、高效率的运输，战后利用铁路开发西部和维护统一[75]。德国在三次德意志统一战争中利用铁路推动民族国家的形成[76]，并在统一后借助铁路消除地方狭隘和隔阂，推动国家建设和民族意识建构。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无一例外，都在这一时期将铁路纳入民族国家宏伟计划的一部分，对其进行规划和支持。

3.2 帝国主义时期（19世纪70年代—20世纪10年代）

铁路的广泛传播几乎与帝国主义的扩张在相同的时空融会贯通，构建起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空间联系[8]。19世纪末，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在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区域通过铁路的铺设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殖民铁路既用于将资源运回本土，也服务于商品倾销。铁路给殖民地带去了剥削和压迫，但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现代化的契机，打破了殖民地的空间孤立，使其嵌入全球网络中，提升了区域间连通性和要素流动[77]。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与内燃机车的发明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铁路开始发挥越来越多样的功能。19世纪下半叶，欧美主要国家及其殖民地基本都已修建了铁路，铁路不只运输矿产和商品，也开始成为民众出行的日常工具。铁路引导人们树立起时间观念，催生了“通勤”和“准时制”的概念，从而造就了一个更加有序的世界[78]。铁路跨越地形障碍的能力也显著提升，1854年建成的赛梅林铁路首次跨越阿尔卑斯山，成为铁路工程史的一个里程碑。铁路的跨国扩张也推动了技术标准化，1890年欧洲国家签署《国际铁路货物运送规则》（伯尔尼公约）以推动信号、电气和安全系统等的兼容，标志着铁路国际协同的开始。
帝国主义时期，铁路作为“最具革命性的权力工具”，成为列强控制殖民地并攫取其资源和市场，划分势力范围的关键手段[79]。19世纪末，随着德国、美国等国家相继实现现代化，英国的霸权相对衰落，有限的地理空间加剧了列强的竞争，催生了跨大陆主义[80]。德国试图以“3B铁路计划”（柏林—小亚细亚—巴格达）挑战英国的“3C铁路计划”（将开普敦—开罗—巴格达—加尔各答），然而，这一铁路计划遭到英、法、俄三国的联手遏制，并最终成为一战的导火索之一[81]。“3B铁路计划”只是一个缩影，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各国围绕铁路的战略规划和权力博弈深刻改变了国际关系，并导致了世界格局的结构性调整。此外，铁路权力的博弈还体现在殖民统治结构中，殖民铁路往往成为一个赤裸裸的帝国工程。例如，印度铁路由英国资本主导，但印度政府却需提供财政保障，印度劳工还要承担极高劳动强度和死亡风险。此外，车厢按种族严格分级，一等车厢几乎专供白人，而殖民地民众则被限制在低等车厢，这种铁路权力的等级分化深刻改变了殖民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结构。

3.3 大动荡时期（20世纪20—60年代）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深刻重塑了世界铁路的发展轨迹和地理格局。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前是铁路空前繁荣的时期，世界铁路网几乎以10000 mile/年的速度持续增长，并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空前增长。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铁路主要被用于军事运输。例如德国在一战中依托发达的铁路网实施“施里芬计划”[82]，二战中借助铁路支撑纳粹的侵略和扩张。然而，在东线战场中，由于苏联铁路轨距、地基枕木的材质、承载力标准等的不同，再加上盟军的破坏，使德国未能顺利接管铁路网络，最终战事失利。由此可见，铁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反过来战争期间的建设和破坏也重塑了世界铁路的格局。
随着内燃机车和电气化铁路技术的进步，国家权力和文明随着铁路得以在空间上更广泛地延伸，横贯大陆的跨洲铁路开始出现。西伯利亚大铁路于1904年大致建成铁路干线，20世纪30年代完成复线工程，全长9298 km，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长的铁路，但始终面临沿线政治不稳定和技术标准不统一的挑战；南北连接非洲的开普—开罗铁路由于在不同的国家采用了不同的轨距而未能整体贯通[77]；跨安第斯铁路于1910年开通，然而由于智利和阿根廷两国分段运营，该铁路一直处于苦苦挣扎中[83]。由此可见，这种大规模长距离的跨洲铁路建设尽管展现了空间连接的潜力，但技术差异和地缘政治局势始终限制了其效能。在这一时期，德国试验成功的架空接触导线供电系统为电气化铁路的普及奠定了基础，许多国家开始对本国铁路线路进行电气化改造。同时，美国和法国制造了更高效的内燃机车，降低了能源消耗和维修成本。此外，铁路旅客服务的升级也成为新的趋势，例如圣达菲铁路开创的餐饮服务成为现代航空服务的先驱[74]。尽管技术进步显著，但由于公路和航空运输快速发展带来的冲击，许多铁路线路逐渐失去经济吸引力而被废弃。
两次世界大战也重塑了铁路背后的权力关系。英美铁路以私营为主，即使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加强了国家监管，如英国成立了国有的“英国运输委员会”，而美国铁路系统则经历了一场“合并浪潮”。相比之下，德国、法国、日本和苏联等国家普遍推行铁路国有化。战后新兴独立国家的铁路建设同样充满权力斗争的色彩[81]，一战后中东欧涌现出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新兴独立国家在继承奥匈帝国和沙俄铁路网络的基础上发展本国线路，却在二战中再度被大国控制，战后又被苏联控制纳入华约铁路体系[84]。亚非独立国家在去殖民化浪潮中也开始尝试自主建设铁路，但因技术和资金的限制，许多国家不得不依赖原宗主国或其他大国的援助，铁路建设反而成为新的地缘政治博弈场[8]。这一时期，世界最大的两个具有国际协约性质的铁路国际组织——国际铁路联盟（简称“铁盟”）与铁路合作组织（简称“铁组”）相继成立，推动了铁路标准和规范的统一，然而这两大组织本身也是大国利益平衡和地缘竞争的产物（图6）。
图6 铁盟及铁组成员国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16)1665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数据截至2025年1月。

Fig. 6 Distribution of member states of UIC and OSJD

3.4 新自由主义时期（20世纪70年代—21世纪初）

战后世界经济逐渐复苏，铁路被嵌入特定的基础设施想象中，成为区域联通和经济融合的媒介。20世纪下半叶，跨欧洲特快列车开始组建，尽管最初由于技术差异需要换乘，但欧盟通过技术标准共享和“一揽子”计划，成功实现了铁路网络的无缝对接。由英法比荷（2021年加入）4国铁路部门联营的“欧洲之星”穿越英吉利海峡将英国与欧洲大陆连接起来。2007年由欧洲多国铁路公司组成的铁路联盟（Railteam）进一步消除了国界障碍，使跨国出行更高效便捷。铁路不仅促进了区域一体化，刺激了经济增长，还推动了产业转型、人口流动与社会结构的重塑[85-86]。这一时期，铁路脱离了战争年代的军事运输功能，成为一种重要的投资方式，反映了国家发展议程与治理想象的变迁[87]。
高速铁路和重载铁路的技术突破开辟了铁路技术史新纪元。20世纪60年代，日本东海道新干线（Shinkansen）的问世开启了“高铁时代”，随后，法德意等国迅速跟进，掀起全球铁路效率革命。在货运需求的推动下，美国率先发展了重载铁路，提升了大宗货运能力。尽管铁路在速度和运量上实现飞跃，安全技术发展则相对滞后，自19世纪70年代自动空气制动机普及以来，鲜有革命性变革。铁路技术的发展也促使了国际规则的调整，20世纪70年代《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公约》（CIM）和《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CMCC）相继修订，为铁路国际化运输提供保障。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兴起重塑了铁路背后的权力关系和结构，使其深度融入资本运作逻辑，西方国家开始进行铁路市场化改革[88]。英国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将铁路部门垂直拆分，由不同公司运营基础设施、客运和货运。美国则保留了国家铁路客运公司（AMTRAK）提供全国性客运服务的模式，货运则由私营公司主导。多数欧洲国家以及日本也都尝试了私有化，即使一些国家，例如德国和法国最终又回归国营为主，试图在市场效益与公共服务之间取得平衡。这一时期，铁路深刻嵌入资本逻辑与市场体系，铁路公司与公共部门的关系被重构为一种基于市场逻辑的价值榨取体系[89]。

3.5 互联互通时期（21世纪初至今）

进入21世纪，全球掀起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浪潮，铁路成为国家间、区域间互联互通的重要领域。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各国逐渐意识到政策干预是必要的，并纷纷以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2,90]。连通性替代了领土成为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而铁路是实现连通性的重要方式之一[91]。在此背景下，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铁路越来越广泛地跨越了国家政治边界，然而，随之带来了社会、制度、文化等层面的挑战。作为一种典型的变革性项目和嵌入式技术转移[92]，铁路与其所依附的法律体系、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土壤”相互碰撞，使铁路的地域性愈加突出[93-94]。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推动铁路向智能化、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一方面，高铁技术持续发展，日本、法国、德国各具特色，而中国则通过引进吸收并自主创新实现了赶超，在速度、规模里程和运营管理方面均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图7）。另一方面，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下，铁路加速迈向低碳化。比利时的太阳能火车、德国的氢能铁路、中国中车的新能源机车均代表了铁路绿色转型的新趋势。随之而来的，是国际铁路标准与规范协调需求的上升，尽管国际标准化组织“铁路应用”技术委员会（ISO/TC）和国际铁路联盟（UIC）等组织持续推动，但是由于历史背景、国家利益等的影响，事实上铁路技术标准的统一仍面临诸多障碍[7]，这也因此成为铁路地缘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
图7 世界铁路线路总里程及高铁运营总里程排名前10位的国家

注：数据来源于国际铁路联盟(UIC) ①

，截至2024年12月。

Fig. 7 Top 10 countries by total mileage of railway lines and the total operating mileage of high-speed railways

互联互通时期的铁路不单是国家间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更涉及多尺度权力主体的复杂权力网络。在国家尺度，跨国铁路项目成为国家间地缘政治对抗和追求政治杠杆的工具，例如中日为争夺印尼雅万高铁项目在融资贷款和外交游说方面频频出招[95]。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同样也围绕价格、融资和土地开发权复杂博弈[96]。企业层面的竞争日趋激烈，法国阿尔斯通与德国西门子多次尝试合并铁路业务以应对中国中车的全球扩张[97]。此外，铁路项目还涉及企业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与矛盾，例如在蒙内铁路中因文化差异和劳动权益纠纷而引发的罢工体现了跨国铁路项目的社会张力[21]。可见，互联互通时期铁路深植于多元主体交织的权力网络，由此带来的地缘政治博弈也更为复杂。

3.6 铁路地缘政治的总体演变和特征

铁路自1804年问世以来几乎贯穿了人类整个近代工业化历程。一条条贯通地理空间的钢铁大动脉，以其庞大的运输能力，成为国家获取资源市场、拓张领土和巩固权力的利器，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可以说，铁路天然具有地缘政治特性，然而，不同历史时期，铁路所承载的地缘政治意义各有不同。首先，铁路的地域属性表现在铁路与其所嵌入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经济环境的互动之中，铁路诞生初期，铁路承担了民族统一、领土扩张和国家建构等多重作用。随着生产力的进步，铁路的范围和规模越来越大，成为连接不同地理空间的重要载体；技术属性则体现为铁路技术从蒸汽到电气、高铁，再到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持续迭代，对效率提升和权力重构具有深远影响；而权力属性则反映在不同时期多元权力主体赋予铁路的不同想象，以及由此构建的复杂权力网络。总体而言，不同的历史时期，铁路的地域属性、技术属性与权力属性的特征和表现不同。

4 铁路地缘政治的作用机制演变：“物质—制度—话语”机制的共构

铁路通过“物质—制度—话语”3种机制的共构共同产生地缘政治效应。然而，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情境下，铁路地缘政治3种生成机制的主导地位、具体表现形式及其互动关系不同。

4.1 民族主义与技术初兴：物质性机制主导

民族主义勃兴与现代国家建构初期，物质性机制是铁路地缘政治的主导性机制。作为一种变革性技术，铁路以其远超人力和畜力的运输能力和速度，对当时的地理空间格局进行了深刻压缩与重构。在铁路影响工业化、城市化及现代民族国家疆域整合与权威巩固的过程中，其物质连接是直接和核心的作用方式[76]。此时，制度性机制与话语性机制虽已显现，但作用相对有限且依附于物质性基础之上。国家层面开始出现对铁路投资的初步制度安排，话语上则将铁路赋予“文明”与“进步”的象征意义，服务于民族主义叙事下的国家现代化目标（表1）。然而，这些制度与话语努力，根本上是为了更有效地组织和引导铁路强大的物质性力量。因此，在这一时期，物质性机制占据主导地位，铁路的空间重塑功能是其地缘政治效应的核心来源，初步显现的制度性机制与话语性机制则围绕并服务于物质性机制。
表1 铁路地缘政治的演变阶段和特征

Tab. 1 Evolution s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ailway geopolitics

时间 阶段 背景 铁路地缘政治的典型特征
铁路的地域属性 铁路的技术属性 铁路的权力属性
19世纪初
至19世纪60年代		 民族
主义
时期		 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
萌芽		 铁路与生产力相互作用，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铁路进入蒸汽时代，推动技术传播和经济发展 铁路承担了民族统一、领土扩张和国家建构等多重作用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 帝国
主义
时期		 第二次工业革命、帝国主义
殖民扩张、欧
洲证券交易危机		 铁路迅速传播并开始跨越国界，呈现出主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紧密的地域关系 铁路开始发挥越来越多样的功能，重塑社会结构和人们的观念 帝国列强纷纷通过攫取海外铁路筑路权以实现权力扩张，建立殖民统治，导致了世界格局的结构性调整
20世纪20年代至20
世纪60年代		 大动荡
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凯恩斯主义兴起 铁路成为军事运输的主要方式，同时战争期间的建设和破坏也重塑了世界铁路格局 内燃机车和电气化铁路技术普及，跨洲铁路盛行 铁路受到战争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出现私营和国营等不同趋势
20世纪70年代至21
世纪初		 新自由主义
时期		 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 铁路被嵌入特定的基础设施想象中，成为区域联通和经济融合的媒介 高速铁路和重载铁路的技术突破开辟了铁路技术的新纪元 在资本逻辑主导下，铁路成为一种重要的投资方式，反映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目标
21世纪初
至今		 互联
互通
时期		 经济危机、基础设施主导发展的全球体制、“一带一路”倡议 铁路越来越广泛地跨越国家政治边界，成为互联互通的重要领域 智能化、数字化和低碳化成为世界铁路发展的重要方向 铁路成为多元权力主体在空间和时间上实现和固定想象和相关权力的工具，形成了复杂的权力网络

4.2 帝国扩张与殖民体系：制度与话语的强化与裹挟

帝国主义全球扩张时期，制度性机制和话语性机制显著强化，共同服务于殖民权力的再生产与合法化。物质性机制——铁路强大的运输与连接能力——依然是基础，但其地缘政治效应被深刻地“殖民化”了。制度性机制体现为帝国主义国家通过精细的融资、运营、规制将殖民铁路工具化为帝国利益服务的制度化管道，构建起严密的殖民权力延伸与控制框架[77]。与此同时，一套精心构建的殖民主义话语体系应运而生，将铁路包装成“传播文明”“开化蛮荒”的进步象征[68]，系统地掩盖了殖民掠夺的实质，这种话语建构为殖民铁路的物质性联通和制度性控制提供了合法性外衣。因此，这一阶段铁路地缘政治3种机制的作用路径为：制度性机制构建了控制框架，精确地引导铁路物质性力量服务于帝国利益；话语性机制提供了合法性论证，赋予殖民统治以正当性。两者协同强化，共同裹挟、定向并重构了铁路地缘政治的物质性机制。

4.3 战争震荡与秩序重构：物质性回潮与制度话语分化

两次世界大战是全球动荡和秩序重构的时期，极端的战争状态使物质性机制再度凸显。在战争中，铁路大规模、高效率的战略运输和动员能力成为决定战争走势和国家存续的关键要素之一。战后，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制度性机制呈现出深刻裂变。在国家层面，铁路系统被深度整合进不同的国家各自的发展模式和政治经济体系中[43]。而在国际层面，铁路制度则沦为意识形态对抗的场域，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通过制度规则的争夺试图建立“柔性领土边界”。话语性机制同样服务于时代主题的转换，战时铁路被纳入国家动员和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战后则迅速被“冷战”双方征用，分别融入资本主义阵营的“复兴”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话语体系。总的来说，在这一特殊时期，铁路的物质性机制再度回潮并凸显其基础性作用，而制度与话语则发生分化与对抗。三者互动关系复杂，共同反映了全球权力格局剧烈动荡下的地缘政治逻辑。

4.4 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制度性机制主导与规则治理转向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使铁路的治理逻辑逐渐凸显，制度性机制成为铁路地缘政治的主导性机制。物质性机制仍然存在，但铁路的物理连接和空间不再是纯粹国家边界的象征。全球范围的私有化、市场化浪潮及区域一体化趋势，将铁路重构为遵循市场逻辑的“商品”与跨国资本流动的节点。这些铁路领域的制度性变革重新配置了国家、市场与资本在铁路领域的关系，作为全球治理机制的一部分，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地缘经济和政治格局[63]。与这一制度转型相伴随的，是话语性机制的转向，主导话语从强调国家发展与战略控制，转变为推崇“市场效率”“投资回报”“放松管制”等新自由主义理念。总的来说，制度性机制成为这一阶段铁路影响地缘政治的主要路径，物质运作的规则与话语传播的语境更多地嵌套在制度框架中发挥作用，体现了铁路地缘政治竞争从“主权控制”向“规则治理”的范式转变。

4.5 全球基础设施竞争：话语博弈与协同共构

在全球基础设施竞争时代，物质性、制度性与话语性3种机制高度融合、相互交织，共同重构地缘政治格局。在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众多大型跨国铁路项目跨越国家边界，直接、深刻地改变了自然地理景观，重塑了区域空间连接，是物质性实践的强力展现。而制度则成为施加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隐蔽杠杆，融资规则、运营管理、债务条款等通过将权力制度化，把地缘政治议程嵌入制度化框架[62]。与此同时，围绕铁路的话语争夺空前激烈。主要大国积极构建并推广诸如“互联互通”“南南合作”“全球发展新范式”等话语体系为自身的铁路扩张提供合法性[12]。话语成为争夺项目意义阐释权、塑造国际规范认知以及进行软实力竞争的核心场域。在这一时期，物质性机制、制度性机制和话语性机制高度交织融合在一起，共同塑造铁路地缘政治的动态。

4.6 铁路地缘政治的“物质—制度—话语”机制演变

纵观世界铁路的地缘政治演变，物质性、制度性和话语性机制在每一个时期都共同发挥了作用。然而，在不同的时期，主导机制3种机制的表现及不同机制间的互动关系不同，这种动态深刻映射了现代地缘政治权力形态的转型轨迹。
首先，在主导机制的演变脉络上，整体呈现出以下趋势：从民族主义时期的物质性机制主导，到帝国主义时期制度性机制与话语性机制的显著强化，又到战争的特定情境下的物质性机制回潮与制度话语的复杂分化，再到新自由主义时期制度性机制主导，最终在21世纪的全球基础设施竞争时代走向物质性、制度性与话语性3种机制的高度融合与协同共构（图8）。
图8 铁路地缘政治的作用机制演变

Fig. 8 The evolution of the mechanisms of railway geopolitics

“物质—制度—话语”3种机制的互动体现出铁路地缘政治的作用逻辑。物质性机制始终是铁路影响地缘政治的基础，铁路其物理存在本身就能够直接地干预地理空间环境并重塑地缘政治格局。然而，制度性机制与话语性机制具有强大的能动性，制度性机制通过制度规则的嵌套定向物质实践服务于特定目标，而话语性机制通过意义生产赋予铁路这一物质实体以特定价值。因此制度和话语能够重构铁路物质实践原本的地缘政治内涵，并产生地缘政治效应。总的来说，铁路地缘政治依赖于3种机制的协同作用。物质实践需要制度的保障与话语赋予意义；制度规则依赖物质的支撑和话语提供合法性；而话语叙事则需要物质提供载体和制度提供框架。
铁路地缘政治机制的演变折射出现代地缘政治权力形态从领土控制，到规则制定，再到意义争夺的深刻转型。从依赖有形的物理空间控制，到制度规则的争夺，再到话语叙事成为权力博弈的新高地，这种趋势印证了当今铁路地缘政治的本质早已不完全是传统地缘政治学中的领土逻辑为主导，而是包含了话语、知识、叙事和实践等更加丰富的内涵。这一“物质—制度—话语”三维框架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学，采取一种更为综合的、关系的、动态的视角，提供了一个理解铁路地缘政治的理论透镜。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铁路是诞生于19世纪初体现人类文明的重大“工程技术”，蕴含了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多重内涵，因此应被视为集成多尺度空间权力的物质—非物质地缘政治体。本文从铁路地缘政治的内涵出发，尝试构建了铁路地缘政治“地域—技术—权力”复合体的逻辑分析框架，并提出了铁路地缘政治的3种生成机制。然后，本文依据分析框架刻画了不同历史阶段的铁路地缘政治演变。并对比了不同历史阶段的铁路地缘政治生成机制的差异。研究表明：
（1）铁路不仅是物质性基础设施，还深刻嵌套在人类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蕴含着政治、社会、文化等多重内涵，并与人类社会相互建构，因此铁路是一个地缘政治复合体。国家或非国家等政治行为体围绕铁路及与铁路关联的地理要素的相关权力进行博弈，并塑造和影响国际关系与政治经济格局。
（2）地域属性揭示了铁路与地理空间的深层次联系，技术属性反映了铁路作为一种物质技术与社会技术集合的本质，而权力属性则揭示了铁路背后复杂的权力博弈。地域属性、技术属性和权力属性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铁路地缘政治的内在逻辑。
（3）铁路既能够通过其物理存在和技术具身性直接干预地理空间环境并重塑地缘政治格局，又能够通过制度嵌套和话语叙事等方式影响地缘政治。物质性、制度性和话语性3种相互关联的机制揭示了铁路地缘政治的生成机制和具体路径。
（4）在不同的时空，铁路的地缘政治属性随之变化，自铁路出现以来，已经经历了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大动荡、新自由主义和互联互通5个历史时期。在这一历程中，物质性、制度性和话语性3种机制的作用与表现也不同，其演变折射出权力形态从领土控制，到规则制定，再到意义争夺的深层转型。

5.2 讨论

不同于传统的地理学功能主义视角，本文将铁路视为一种权力工具，从关系视角下透视铁路、地理环境以及人与不同权力主体的复杂关系。从学理上来说，本文从人地关系理论出发，将基础设施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联系起来，从更加多维、动态的视角探讨了铁路的本体认知并初步构建了超越人类的“地域—技术—权力”铁路地缘政治的分析框架，丰富了基础设施这一地理学核心议题的研究。同时，本文剖析了“物质—制度—话语”的铁路地缘政治生成机制[98]，呼应了批判地缘政治学长期对于话语实践的关注，同时重点考虑了相对受到忽视的“物质性”。铁路地缘政治本体论与研究范式的广泛热烈探讨，将有助于丰富基础设施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构建。
在实践层面，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基础设施主导发展的全球体制的驱动下，跨国铁路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领域[69]。如今中国以庞大的高铁网络建设成为无可争议的21世纪的铁路先锋，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推动铁路“走出去”。然而，在西方话语体系和国际舆论环境下，中国的海外铁路项目常常面临高度地缘政治敏感性与脆弱性[72,99]。因此，构建更加完善的铁路地缘政治理论体系，厘清铁路地缘政治的内在逻辑与机制，是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项目高质量建设的现实需求[100]。百年变局的地缘环境下，对中国海外铁路建设项目“地域—技术—权力”复合体的全面剖析与比较分析，将有助于规避海外风险，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此外，国内外铁路地缘政治“地域—技术—权力”复合体的比较研究与对话，将有助于中国海外铁路项目建设与运营的可持续长远发展。因此，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呼吁更多的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者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以重点领域和项目为抓手，开展铁路地缘政治的理论探讨与实践研究。发挥地理学“经世致用”的学科优势，为中国在新时期的国际竞争与合作中提供知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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