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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2025 , Vol. 80 >Issue 12: 3324 - 3339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512012

Gentrific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Rethinking gentrific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 HE Shenjing ,
  • ZHANG Qing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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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3-24

  Revised date: 2025-05-30

  Online published: 2025-12-05

Supported by

Research Grant Council,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of Hong Kong, General Research Fund(1761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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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erged as a cutting-edge research agenda in urban studies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go, gentrification remains an evergreen and debatable topic in the practices and research of urban and rur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response to the lasting and heated debates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ademic communities, it is of vital significance to examine and clarify the prevalent discourse of "Chinese-style gentrification" and conduct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s on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conceptual boundaries,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theoretical value. This paper situates Chinese-style gentrification into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Global East by highlighting its unique features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Western contexts. We dissec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ontemporary identity of the "gentry" class in China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The research contends that studies on Chinese gentrification should grasp three fundamental elements: "dynamism", "scale", and "process", namely, to understand the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the right to the city" conjuncturally, to develop a multi-faceted comprehension of the multi-scalar relationships in urban and rural governance, and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local experiences. Grounded in the specific "state-market-society" interactions in the Global East and China, the inherent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Chinese-style gentrification will transcend the paradigms of Western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and make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onal debates. Currently, the processes of gentrification in China have engendered more profound social and spatial ramifications compared to that in the Global North. Balancing efficiency and equity will be a key task for promoting effective governance in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in China. In this new era, exploring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enhancing urban and rural governance and residents' well-being, engaging in comparative studies and constructive dialogues with international researchers should be our utmost tasks. In light of this, researchers should re-examine Chinese-style gentrification in an open-minded yet rigorous, critical yet scientific manner, drawing on but not being constrained by local experiences to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is ever-green and ever-evolving research field.

Key words： gentrification;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entrepreneurialism; the Global East; localization

Cite this article

HE Shenjing , ZHANG Qingyuan . Rethinking gentrific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5 , 80(12) : 3324 -3339 . DOI: 10.11821/dlxb202512012

1 引言

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和土地开发建设进程，社会阶层分化与社会空间分异进一步加深，“绅士化（Gentrification）”已经成为城乡治理实践中的前沿问题[1]，并愈发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然而，作为一个舶来语，发源于西方的绅士化理论能否适应和应用于中国等非西方语境，却长期面临来自国际和国内学界的质疑和争鸣[2-4]。一方面，对于能否将自由市场逻辑下诞生的绅士化概念，简单引入中国等政府主导的发展型国家语境，学界尚存在争论[5-6]；另一方面，一些后殖民主义学者批判英美学术霸权（Anglo-American Academic Hegemony）在亚太地区的概念扩张，并对绅士化研究的“语境多样性（Contextual Diversity）”展开了积极探讨[7-8]。这些声音既反映了国内学者对于如何平衡国际接轨与本土化学术创新的审慎态度，以及国际学者对于“绅士化”概念泛化的质疑，也体现了国际学术界对“全球南方/东方”城市理论化的期冀。然而，来自“全球南方/东方”的理论创新不等同于完全摒弃既有的研究传统及其延续性和系统性。在比较主义认识论（Comparative Epistemology）愈发得到国际学界重视的背景下，如何解决绅士化的“跨语境”研究问题，其关键在于根据其具体应用语境做出更精确的评估，并结合其时空特征进行充分的理论化，而非将概念本身的范畴扩大并使其泛化。本文希望通过对绅士化概念在中国语境下的反思，提炼中国研究对“全球东方”理论创新的贡献，并厘清中国绅士化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从时间序列上看，“绅士化”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概念。早在Glass进行概念化之前，绅士化现象就已经长久存在。Smith就曾提出“原型绅士化（Proto-Gentrification）”的概念[9]，用以描述符合绅士化一般逻辑但发生时间更早的城市改造及相应的阶层分化现象，譬如19世纪中叶豪斯曼对巴黎的大改造以及与之类似的曼彻斯特的阶层分隔[10-11]，乃至西方殖民者对殖民地旧城的升级改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各国各式的社区升级改造等[9,12 -13]。从这一角度来看，“绅士化”一词虽然诞生于英国，绅士化作为一种城乡发展现象却未必起源于英国甚至西方国家。从空间范畴上看，全球范围内的绅士化现象是根植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语境涌现和生长起来的。近年来兴起的“星球绅士化（Planetary Gentrification）”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对此做出了回应，提炼了绅士化的普遍性、蔓延性和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14]。然而在方法论层面，星球绅士化尽管强调从比较主义视角考察“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绅士化现实，却并未对非西方案例的地域性和文本性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解读。在全球知识生产日益多元化的时代，这种相对简单的理论化方式很难真正推动“全球南方/东方”的本土化理论构建。当前中国的绅士化经验愈发受到国际和国内学者的关注，如何科学、严谨地审视“中国式绅士化”的内涵与外延，并推动其国际对话，已经成为学界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本文主要回答3个根本问题：何为中国式绅士化?如何研究中国式绅士化?研究中国式绅士化意义何在?首先，本文对中国语境下的绅士化意涵进行详细的溯源和剖析，并简要总结当代中国绅士化的具体特征；然后，提出研究中国式绅士化需要掌握“动态性”“尺度性”和“过程性”3个基本的概念化方向；最后，回应国际与国内同行对中国式绅士化研究的质疑，提出中国绅士化研究需要与“全球东方”的特殊语境和特殊贡献相结合，超越西方绅士化研究的典型范式：从根据绅士化“指征”按图索骥，到结合城市和乡村治理目标来解读中国绅士化的底层逻辑和特殊表征。

2 “绅士化”的咬文嚼字

2.1 “全球东方”语境下的中国式绅士化思考

自1964年概念提出以来，“绅士化”理论已历时60年[15]。在此过程中，绅士化所涉及的地域空间和价值论经历了复杂的变迁。绅士化的概念范畴最初主要指代“旧城区内中产阶级对低收入阶级住宅的翻新或重新开发”[16]，并包含鲜明的批判性观点。然而在20世纪中叶，以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为代表的传统城市理论深受古典经济学和达尔文主义（Darwinism）影响[17-18]，强调经济效用最大化和社会竞争的常态性。在现实层面，20世纪60年代后的西欧与北美经历了持续的去工业化，“金融化背景下的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nancially Fittest）”逻辑在伦敦等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蔓延[19-20]。在上述背景下，尽管以Smith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断强调绅士化的社会正义向度[9]，绅士化理论在西方语境下仍面临着持续争论以及概念泛化的风险[21-22]。作为一个学术“舶来品”，绅士化概念于20世纪90年代末被引入国内学界[23]。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中国绅士化研究已经覆盖了广阔的地域空间和多个现象类型，并不断与国际学界接轨[24]。然而在已有的经验研究中，存在对西方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叙事框架的简单套用，以及关注城乡（再）开发的经济效益结果、忽视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等倾向[4]。这些都可能使中国绅士化研究陷入过度泛化的严峻危机中。为此，结合“全球东方”背景及当代中国绅士化的整体特征，进而对绅士化及其涉及的国家—社会关系进行追溯，将是挖掘中国语境的内在丰富性并做出“本土化”理论贡献的重要基础。
绅士化与国家、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及其根据自身国情采取的政治经济策略具有密切的联系。从宏观尺度着眼，考察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中心—边缘关系，将为中国绅士化的本土化理论创新提供总体性的参考。20世纪70年代，Wallerstein提出三层世界体系理论（Three-Tier World-System Theory），用以描绘战后世界“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多层格局[25]。根据这一体系，世界格局总体上可以被划分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南方后殖民地国家3个阵营。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伴随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二分法逐渐成为思考世界格局的主要方式。聚焦绅士化研究领域，“星球绅士化”理论集中体现了这一思维方式[14]。在中东欧和拉丁美洲的绅士化经验中，来自西欧和北美的中产阶层对原住民进行替代，折射出南北间的政治经济差异在微观社区尺度上的具象化[26-27]。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南北方的二元论不足以解释全球差异的复杂性，并尝试从“全球东方”视角深入探索城乡发展的本土属性。作为一个介于典型“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地域范畴，“全球东方”总体上涵盖了亚欧大陆除却西欧的广袤地域，既包括俄罗斯等中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也包含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在国际经贸领域更加活跃的亚太国家[28-29]。在“全球东方”的绅士化经验中，政府机构在大规模居民迁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30-32]，与北美、西欧、大洋洲、拉丁美洲等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呈现出差异。
“全球东方”语境和经验的差异对传统西方知识体系提出了挑战[28]，并对构建更具本土性的绅士化学术话语提出了要求。相较于星球绅士化相对粗放的理论化方式，基于“全球东方”视角的绅士化探索将为其理论创新提供更加精确的方向，也将推动比较都市主义（Comparative Urbanism）向更加深入的方向演进[33]。聚焦当代中国语境，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主要经历了三波政府主导的绅士化浪潮[34]。其中，第一波绅士化发生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内城，以政府主导下的老城区改造和零星式私人投资为主要形式[35]；第二波绅士化集中始于21世纪初，受住房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以“三旧改造”为代表的城市再开发项目在城市内城和都市边缘区广泛展开；2010年后，金融化属性更强的第三波绅士化在大规模的经济适用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中发生，企业化的政府部门更积极地干预房地产市场和社会治理，将更大范围的城市、郊区和乡村地域纳入经济增长的机器中。在国家企业家主义（State Entrepreneurialism）逻辑下，各级政府通过结合政策规划和市场手段提高资本积累效率，在推进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的同时巩固了国家权力[36]。作为一个位于“全球东方”的典型发展型国家[37]，中国在其城乡（再）开发进程中充分动员韦伯式的现代官僚组织（Weberian Bureaucracy）、企业集团及民间团体，形成了多重委托—代理关系[38]。这些特征使得中国式绅士化超越了西方语境下相对“单纯”的阶级演替逻辑以及对“城市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的简单解读。更具体地说，中国绅士化的本土化理论创新需要深刻挖掘中国的制度条件和社会文化基底。

2.2 国家—社会关系下中国“士绅”阶层的历史演变

中国的城乡（再）开发及绅士化受到国家—社会关系的驱动。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有其历史延续性，“士绅”阶层在这一关系的演变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历史时期，“绅士”“士绅”“搢/缙绅”等是异名同体的社会阶层。从构词角度来看，“士”多为取得功名的知识分子，“学以居位曰士”（《汉书·食货志》） ① 。“绅”“搢/缙”原意均与装束相关，引申指向社会身份：“绅，大带。以带束腰，垂其余以为饰，谓之绅”（《论语·卫灵公》） ② ；“所谓搢绅之士者，搢笏而垂绅带也”（《晋书·舆服志》） ③ 。士绅与农民构成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主体，后者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前者则是以地租为生的少数知识地主和退隐官僚。作为民间的社会精英，士绅阶层与封建官僚共治地方，是乡土社会的基本权力结构[39]。不同于以官僚制度为架构的正式权威，士绅阶层代表了一种以道德秩序和土地所有权为基础、以农业生产关系为土壤的非正式权力[40]。明朝中期以后，“皇权”与“绅权”的二元结构成为国家—社会关系的核心形式，二者围绕财税制度和地方治理架构等展开合作与博弈[41]。一方面，在缺乏流动性的乡土社会，士绅阶层在皇权中央和地方基层之间起到“安全阀”的作用[42]，缓解了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38]。另一方面，地方官僚和士绅集团依据地方实际的财政和预算情况，结合自身的利益诉求，灵活执行皇权中央的指令。针对这一状况，明万历和清雍正时期推行“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等政策，用以重新分配皇权中央和士绅集团之间的财税收益，然而最终均未从根本上对后者形成制约。在组织层面，清代尝试通过设立保甲制对绅权进行抑制[43]，然而最终结果是乡绅成为保甲和团练制度的实际掌控者，士绅阶层的非正式权力超越乃至控制了国家正式权力[4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通过集体化组织嵌入社会，在制度层面塑造了一个国家对社会经济资源全面掌控的“总体化社会（Totalized Society）”[45]。具体地，国家在城市地区设立以单位制为核心的社会管理模式[46]，在乡村地区设立合作社、人民公社等动员民众[47]。通过阶级斗争等形式，作为税收中间掮客的士绅阶层和旧式官僚组织被瓦解[48]，但原有的城乡市场体系也遭到破坏。这一时期，国家采取“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的生产导向型策略，社会整体上仍“以乡土为边界（Earth-Bounded）”[42]，维系了流动性低、组织扁平、邻里关系密切等特征[49]。这一模式被Walder称为“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50]。1978年改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基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留存的乡村工业基础和动员体系开展乡村工业化，并通过政治激励将地方政府转变为企业化代理人[51-52]。一般认为，政治权力向技术官僚组织转移，是现代化国家发展的普遍趋势[53]，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总体遵循这一规律。然而在幅员辽阔的一统体制国家，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开展有效的社会治理始终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为实现这一目标，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经济任务的过程中采取合作与分包方式，形成了更加复杂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南方沿海省份，以宗族、村集体等为基础的地方法团组织在市场化的产业经营和土地开发中保持相对自主权[54]，反映了地方政府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的延续[55]。与之对应的是计划经济和单位体制的解体，东北、华北等地区的工矿城市和工人社区集体衰落[56]，为当地后续的绅士化提供了前置条件。
从结果来看，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中央通过官僚组织和技术精英作为主要的地方代理人[57]，积极参与城市和乡村的治理过程，使得国家较之历史时期获得了更强的权威与能力。另一方面，兼备经济和文化资本的中产阶层规模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参与城市和乡村治理的重要新兴力量[58-59]。在此背景下，尽管当代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在政治权力方面与传统士绅阶层存在结构性的差异，但由于在社会资本、信息、管理、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其在塑造新的国家—社会关系中仍发挥重要作用。譬如，在苏南地区，企业家、艺术家等中产阶层与村集体开展协作治理，对乡村空间进行有限度的开发并建立可协商的退出机制，在避免阶层替代和绅士化的同时推进了乡村振兴[60]。换言之，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产阶层在城乡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与绅士化现象相等同，这也是避免绅士化概念过度泛化的要点之一。在当代中国语境下，深刻认识中产阶层与中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中国式绅士化的关键。在公民社会相对薄弱的背景下，公平地保障不同户籍地城市和乡村居民的权利[61]，是避免绅士化及其负面效应的可行路径。2011年以来，随着国家在法规层面对国有土地房屋所有权的进一步保护 ④ ，城镇居民群体与各级政府在城市（再）开发中的利益关系得到巩固，反映了新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然而，当前流动人口等弱势群体面临的城市权利问题依然严峻，他们在绅士化过程中遭受的社会挤出效应往往更为隐蔽[62-63]。对该群体生计状况进行合理关注，使他们参与新一轮城乡发展及相应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过程，可能是未来国家—社会关系进一步良性调整的方向。

2.3 中国式绅士化的概念边界与独特性

综上，中国式绅士化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具体的界定和拓展。一方面，对中国式绅士化的理解，需要建立在对绅士化既有概念边界和研究传统充分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在Glass最初的定义中，绅士化指代伦敦工人社区所遭受的“中产阶级—包括上层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入侵”，并将导致“所有或大部分原来的工人阶级居住人口搬走，整个地区的社会特征发生明显改变”[15]。在《人文地理学词典》中，Smith指出绅士化是“资本在城市中心的再投资，旨在为比目前占据该空间的更富裕的阶级提供空间”[64]。有别于芝加哥学派的“达尔文主义”城市发展视角，在新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绅士化与资本对空间的剥夺和阶级排斥具有密切关联，并将导致不同尺度、不同程度的社会不平等。而当前全球范围内的反绅士化运动和社区治理，正是维护空间正义和推进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环节。面对批判性观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地产开发商等利益团体便尝试以“街区资源再利用”“升级改造”“复兴”等词汇取代具有强烈批判意味的“绅士化”，以削弱其阶级属性并暗示改造的必要性[9]。从“实然”的层面来看，绅士化是全球城市已经和正在经历的普遍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地区的经济效益。然而，绅士化造成的阶层替代和排斥效应将导致更严峻的社会经济危机，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它依然是一个需要引起警惕的现象。因此，对中国式绅士化的定义依然需要把握“建成环境改造”和“优势阶层对劣势阶层的替代”两个核心特征。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性和隐喻性的概念，“Gentrification”暗示了在社会、经济、文化资源乃至政治地位占主导性的阶层群体根据其居住、生活品位和审美偏好对建成环境的改造，因而“绅士化”的中文直译是妥帖而全面的。与此同时，“绅士化”的隐喻色彩对研习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需要更细致、准确地进行概念辨析和理解，在研究过程中避免概念的过度泛化。
那么，在中国语境下，绅士化是否应被视为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议题呢?这需要从其独特性来进行回答。首先，从历史变迁角度来看，中国式绅士化与士绅文化具有内在关联。尽管当前的城市中产阶层与历史上的“士绅”“缙绅”群体在政治话语、阶级身份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作为土地租金的实际获益者，他们在生产关系、社会地位和治理角色等方面仍具有相似性。尤其是在新一轮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富裕/中产阶层往往作为地方代理人，参与城乡（再）开发的具体进程。其次，中国式绅士化见证了中国从乡土社会向都市社会的系统性转变。改革开放后，传统主义、集体主义和亲密的邻里关系在都市进程中逐渐瓦解，绅士化蕴藏在这一宏大变革中，与西方国家战后的绅士化乃至更早的原型绅士化均存在显著差异。这是中国绅士化研究可挖掘的另一独特属性。最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探究绅士化以外的城乡空间实践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基层组织建设”已经成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倡导社区自治、多元共治和非商品化住房建设（譬如保租房、公租房）等成效初显，并已逐渐成为避免过度商业化和绅士化的可行替代性方案。能否将单一的绅士化开发和改造向这些方向进行引导和转型，也是绅士化研究者可深入探索的方向。因此，与其对绅士化采取“讳莫如深”或美化、泛化的态度，不如正视其负面社会空间效应，并对其可能的治理方式和替代方案展开思考和探讨，这或许是一个更符合学术精神且具有现实意义的路径。

3 绅士化研究呼吁概念的“动态性”“尺度性”和“过程性”

3.1 动态理解“城市权利”的时空变化

绅士化是一个涉及城市建成环境变化和社会公平性的概念，“城市权利”是开展绅士化研究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向度。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面对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及其引发的一系列不平等现象，Lefebvre开创性地提出“城市权利”的口号，呼吁通过公民运动等斗争方式使更多城市居民参与到都市空间的建设与分配中[65]。近半个多世纪，这一带有鲜明政治理想色彩的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社会运动和学术话语构建中引发了强烈反响，提升了公民权利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正如Harvey所言，城市权利是“一项通过改变城市来改变自我的权利......它是一种共同而非个体的权利”[66]。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中国城市开发和再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以绅士化为代表的一系列城市改造和空间正义问题开始涌现。与豪斯曼对于巴黎的集中改造类似，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开发和再开发有效缓解了特定时期的工业资本过剩和失业问题[66]。因此，在以国家经济建设为核心政治目标的时代背景下，尽管中国的城市改造过程中存在“钉子户”现象和城中村的法团主义（Village Corporatism）等抗争性力量，但围绕城市权利的博弈及解决手段仍主要集中在经济利益层面[54,67]。这种整体性的社会意识也体现在规划以及学界的知识生产中。正如20世纪芝加哥学派对新马克思主义的压制，经济效益和自由竞争导向无形中抹杀了中国城市（再）开发中必然涉及的空间正义问题。在中国的绅士化研究领域，强调结果正义（Resultant Justice）而忽视程序正义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学术话语[4]。这一现象在弱化绅士化的城市权利向度的同时，也导致了绅士化研究中批判精神的弱化和绅士化概念的泛化。
在中国语境下，大规模的城市开发使得绅士化伴随着更加剧烈的城市权利变化。一方面，快速城镇化造成了显著的“时空压缩”效应，更大范围的地域空间和社会群体被纳入城市开发和再开发的宏大进程中。城市中心和次中心的动迁户、郊区征地村民、外来农民工等群体在此过程中经历居住环境、邻里关系和社会身份等的一系列变化，引发了围绕城市权利的动态博弈。另一方面，在中国城市梯度化规划发展和户籍制度的控制与约束下，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城市权利差异更加显著，这一现象在中国的大都市地区表现尤为明显。以上海大都市区为例，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住宅拆迁和安置总体上遵循从中心城区到近郊区、再到远郊区的开发策略[68]。中心城区逐渐成为富裕中产阶层和都市白领聚集的金融化空间[69-70]，契合了不均衡发展（Uneven Development）和租隙（Rent Gap）理论的一般规律[71]。21世纪10年代后，随着上海新城规划建设的深入，卫星城等大型城市项目成为新的地方增长机器（Local Growth Machine）[72]。与之相对应的，上海大都市区的空间层级及相应的居民社会身份进一步分化。远郊区的本地户籍居民逐渐进入到绅士化的增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中，巩固了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再）开发的合法性基础，提高了以土地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效率。但这一过程也造成了流动人口的进一步迁离，反映了该群体在城市权利方面的长期缺位[73]。近年来，以绿色/环境绅士化为代表的城市郊区绿地开发与高端房地产项目呈现出强关联[74]，绿色空间的分配正义问题成为城市权利议题的新表现形式。上述城市进程均反映了城市权利与城市开发的密切动态关系，是中国绅士化研究需要关注的重要方向。

3.2 多元认知城乡治理的尺度关系

尺度视角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基石。在绅士化研究中，从不同的空间尺度切入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结果，进而对绅士化包含的政治性话语和相应的治理策略产生影响。最初的绅士化研究聚焦于城市内城的社区尺度，探讨城市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居住社区的侵入和替代[15]。这一研究传统也深刻影响了后续半个世纪的绅士化研究者。然而，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绅士化现象也随着城市和乡村发展进程在更广泛的地域空间中涌现出来，表现为一种“全球都市策略（Global Urban Strategy）”[75-76]。尽管绅士化从“全球北方”向“全球南方/东方”、从城市向郊区和乡村蔓延的逻辑，受到后殖民主义和比较都市主义学者的质疑和批评[77-78]，但必须承认的是，绅士化现象背后的资本和人员流动是具有尺度性和方向性的[79-80]。把握特定国家和地区某个时间阶段的“流空间（Space of Flow）”动向，是从尺度视角探究绅士化发生机制和社会效应的一个更加精确的方向。从全球范围内已有的经验来看，绅士化在“全球南方/东方”表现出明显的跨尺度和多尺度特征。譬如，在俄罗斯，制度变革后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跨越城乡尺度购置乡村住宅并改造为第二居所，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绅士化形式[31]。在拉丁美洲和中东欧，来自北美和西欧的高收入阶层跨国前往当地历史街区和小镇进行休闲游憩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度假方式；旅游导向的城市改造成为当地重要的政策导向，在增强目的地经济活力的同时也造成了部分原住民的迁离[26-27]。这种大尺度的跨国绅士化（Transnational Gentrification）既受到生活方式移民和旅游数字平台的综合影响，也反映了全球化租隙（Globalized Rent Gap）影响下地方政府的政策推动[81-82]。
在空间格局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与“全球北方”相似的国家尺度重组（State Rescaling）[83]。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将经济增长的主要尺度定位于大都市地区，建立了新的中央—地方间的尺度联系。在竞争性区域主义（Competitive Regionalism）的地方治理形式下，各地政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再）开发运动。在此背景下，从社区尺度到城市尺度、从微改造（Micro-Regeneration）到巨型绅士化（Mega-Gentrification）[84-85]，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绅士化在城市内城、都市边缘区和腹地乡镇等地域广泛发生。从发生机制来看，尽管强调政府主导已经成为描述中国绅士化特征的一个相当普遍的叙事习惯，但这些绅士化现象实际上受到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推动和维系。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多重的尺度政治关系，且这些关系并非单向传递和一成不变[86]。具体来看，在中国行政分包制的政策激励下[52]，地方官僚组织在城镇化中呈现出显著的企业家主义倾向。通过土地征收和招拍挂等出让方式，地方政府可以在绅士化中获得可观的租隙收益[87]，并基于房地产开发撬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常面临城市（再）开发的合法性危机，并受到来自同级竞争和上级权威的政治压力，他们也可能扮演着利益联盟代言人的角色。对中产阶层而言，绅士化契合了其在经济回报和社会心理方面的双重诉求。一方面，通过购置高档商品化住宅和改造历史街区建筑等方式，中产阶层获得了稳定的投资渠道[88]。另一方面，绅士化住宅所呈现的符号价值是城市中产阶层彰显社会身份和审美偏好的有效途径[89]。对原住民而言，过往研究常将他们描述为失所叙事下的单一受害者[90]，忽视了社区居民的多元性以及绅士化可能带来的差异性结果。绅士化对房地产价格的积极影响可能会使原住民在经济层面获益，在此背景下，社区居民也可能基于家庭经济情况对绅士化持不同态度[91]。譬如，在广州的学生绅士化和乡村绅士化进程中，尽管原住民在社会文化上被边缘化，部分村民仍从中获利成为食利阶层，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92-93]。与之对应的是城市贫民和流动人口等租住客群体，他们难以参与到绅士化的分利过程中，并在社会治理中面临长期“双失”——失所与失语的艰难处境。从城市和区域的尺度上看，局部社区或部分城市在整体的绅士化进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并承担了不同的绅士化后果。从结果正义角度强调整体城市和区域的社会经济利益平衡，并不能作为忽略程序正义、合理化绅士化的理由。

3.3 系统考察本土经验的历史沿革

绅士化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沿革的历时性社会空间现象。从本体论的层面来看，Smith所提出的原型绅士化概念，对“全球南方/东方”的绅士化本土经验挖掘产生了有益的启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关注特定绅士化现象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表征，将直接影响所得出的研究结果和价值判断。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对绅士化本土经验进行历时性和系统性的考察。受限于概念引入的时间和开展追溯性田野工作的可行性，目前已有的中国绅士化经验研究多聚焦于21世纪后逐渐涌现出的绅士化现象，针对20世纪90年代及更早绅士化的探索仍相当稀缺。近年来，基于历时性的资料开展绅士化的经验研究成为一种更具解释力的研究范式[94]。然而，与中国城镇化研究中呈现出的一般叙事相似，改革开放被普遍作为一个关键的叙事起点，这种近乎“约定俗成”的单一化叙事方式可能会使中国绅士化研究陷入“普遍而狭隘”的知识生产陷阱中。作为一种立足于居住环境变迁的现象，绅士化的过程和结果与住宅初始的条件和属性密切相关。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单位制社区和城镇街道、自然村落等传统社区是主要的居住类型。这些高度组织化的社区为国家开展有效的基层治理奠定了基础，同时保留了中国乡土社会紧密、稳态的社会关系。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表现出“离开乡土”的整体趋势，这一趋势在城乡社区的变迁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在资本积累逻辑的驱动下，单位大院、城市街道和乡镇聚落逐渐被商业价值更高的商住综合体、门禁社区和旅游街区等取代，未被（再）开发的则沦落为城中村或人口流失腹地[49]。这一过程见证了中国绅士化的历史延续性，因此开展更为深入的历时性研究是有必要的。
如果将视野拉长到更远的时间线，可以发现中国的绅士化现象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及更早的半殖民时期。在19世纪及更早的时期，中国的城乡关系整体上表现为以乡土为核心的一体化关系，城镇和乡村在商品贸易、人口流动等呈现出双向互动特征，Skinner称其为“城乡连续统一体（Urban-Rural Continuum）”[95]。这种一体化的社会空间结构有深刻的阶层基础。一方面，士绅阶层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主要集中在乡村地区，一些入仕并居住在城镇地区的士绅在经济基础和宗族交往方面仍与乡村保持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在重农抑商的低流动性社会，普通民众对城市商业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乡土社会能够基本满足其生计和日常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因此，区别于欧洲城市的宗教教区传统和工业革命后单向的城乡关系，中国传统社会中城市对乡村并不存在显著的优势，这也为后续中国独特的绅士化进程奠定了与西方语境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基底。19世纪中叶后，随着西方殖民体系入侵中国的沿海、沿江城市，进出口贸易使得通商口岸城市的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急速增长[12]，口岸城市尤其是租界地区工商业的迅速崛起使得城乡之间不断分野。以上海为例，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不同国籍、种族的海外移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国内移民聚集在租界地区。与豪斯曼改造时期巴黎的社会隔离相类似，这些移民群体有着十分鲜明的阶层划分和相应的住宅类型。以外国富商和买办为首的精英阶层多居住在豪华的西式洋房，小市民阶层多居住在里弄住宅，而城市贫民则居住在棚户区。其中，租界区洋房与里弄住宅的变迁见证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化房地产市场的兴起及原型绅士化。19世纪70年代—20世纪40年代，在西方房地产巨头和买办的主导下，上海南京路大量的老式房屋被改造成联排式的里弄住宅，成为当时富裕移民家庭偏好的居所[12]。这些街区随后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期间几经大起大落，当前又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网红经济的风潮下再次经历绅士化乃至超级绅士化。这些特殊地区经历的数轮绅士化过程根植于中国近现代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全球化和跨国文化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这些“原型绅士化”的前世今生进行探究，也可以成为中国绅士化本土化理论创新的重要方向。

4 中国式绅士化的特殊贡献

4.1 中国式绅士化与“全球东方”语境

作为一项与全球城乡发展关系紧密的前沿议题，绅士化的理论创新既需要扎根于多元化的本土语境，也需要与既有的理论和概念传统开展深入的关联和对话。对于中国式绅士化而言，将绅士化纳入更广泛的城市/乡村议题和政治经济背景中，基于“全球东方”的特殊语境分析国家、市场、社会的动态联动，将有助于建立普遍化理论与本土化经验之间的联系，从而为中国经验的国际接轨和经典理论的不断革新作出贡献。从“全球东方”的视角来看，政府机构主导下的大规模地产开发及相应的居民迁移，连同遴选式、小范围的特色街区的美学化改造与商品化运营，已经成为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绅士化的共有地方属性[29]。一方面，这些属性与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城市企业家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模式形成了显著差异[96]。另一方面，与北大西洋面临全球化和金融化背景产生的城市治理转型相比，“全球东方”的城市进程同样与其后发国家的历史沿革和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背景具有深刻关联。对比“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城市发展经验可以发现，“全球东方”和中国绅士化的本土经验与现有国际知识体系仍存在相当大的研究间隙，搭建二者间的理论桥梁已成为一个意义重大且紧迫的理论问题。以面向未来的发展式眼光来看，这种相互参照而非简单套用既有理论的方法可以被视为一种情境都市主义[97]，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更为全面、辩证和批判性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构建方式。引申到绅士化研究领域，这种方式将有助于回应国际学界对英美学术霸权的批判，并对绅士化研究的语境多样性做出更为具体的建构与补充。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显著的发展中大国，其绅士化过程较之“全球东方”的其他亚太国家和后社会主义国家更为复杂。中国的绅士化反映了地方在城市开发层面对宏观政治经济的响应，国家、市场、社会的动态关系是推动绅士化进程的核心机制[34]。具体地，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设立严格的住房建设管控措施和基于房屋产权的“城市权利”准入制度[73]，加速了房屋实际价值与市场化地价之间差距的扩大，为可能导致的绅士化积蓄了强大的张力。近年来日益增长的社会和市场机构在城市开发过程中更多扮演分利者的角色，在制定社区开发方案和治理措施等方面的话语权仍较弱。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的绅士化在微观层面上映射了政府与资本选择性的动态联合与博弈，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联盟对部分社会群体的让步和拉拢。国家、市场和社会在此过程中达成微妙的平衡，共同推动了不同尺度、不同类型的城市开发与再开发及与之相伴的绅士化过程。鉴于此，需要结合“全球东方”和中国语境对绅士化进行新的定位，探寻这一新定位与西方经典绅士化话语之间的细微差别，这是中国式绅士化理论创新的可行方向。值得重点关注的是，绅士化及中国式绅士化始终是一项处在动态历史和地理进程中的理论议题。它既包含多元化、差异性的本土经验和难以回避的持续争论，也拥有清晰明确的概念边界和研究传统。因此，扎根于“全球东方”和中国语境，基于历时性研究拓展中国式绅士化的研究广度，基于制度条件和政治经济背景探寻中国式绅士化的研究深度，将有助于在避免概念过度泛化的前提下为国际绅士化研究做出有效的知识贡献。

4.2 中国式绅士化与城市/乡村治理

在“全球东方”的后发国家和发展型国家语境下，绅士化已经并正在造成比“全球北方”更加剧烈的社会空间转型[4]。在中国当前城乡要素加速流动的经济地理格局下[98]，绅士化不仅是一个前沿理论议题，更是一个关乎城市和乡村治理的实践问题。参考中国绅士化研究者的已有工作，中国的绅士化总体上经历了由城市内城向都市边缘区和腹地乡镇的演化脉络，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社会空间转型和人口迁移的一般趋势[99]。这些经验研究多聚焦于绅士化现象的识别，以及对绅士化过程、特征和发生机制的探讨，对绅士化涉及的治理问题关涉相对较少。如前所述，绅士化是一个涉及土地利用转型和社会阶层流动的研究议题，它包含在中国城乡变迁的动态历史和地理进程中。换言之，面对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绅士化进程，研究者不能仅将其作为一个静态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将绅士化与城市和乡村治理目标相结合，深层次地解读和预判绅士化。具体来说，在治理目标方面，中国当前绅士化现象背后的城市和乡村（再）开发，已经由相对单向度的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地方经济增长，向更加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元化目标转型。在宏观的政治经济层面，这些现象契合了资本从建成环境向文化、教育、科研、社会再生产等第三重积累循环（the Third Circuits of Accumulation）转移的一般逻辑[100]。在此语境下，如何保障城乡居民的社会福祉，推进城市和乡村治理向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需要绅士化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们结合城乡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开展更加细致深入的探究。
在城乡治理目标、政治经济逻辑和绅士化发生机制均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对绅士化过程和结果的价值判断也将变得更具挑战性，这对绅士化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诚然，绅士化是一个具有鲜明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研究议题，它所涉及的深刻而复杂的城市和乡村转型及治理问题并不是价值无涉的。从2000年以来中国绅士化的经验研究来看，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关注到了绅士化造成的负面效应[99]。这些批评的声音多集中于与绅士化关系紧密的阶层分化、居住隔离和社会挤出效应等，反映了研究者对经济效益之外的社会正义与城市权利等问题的重视与思考。结合中国绅士化与城乡治理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应当认真思考以何为目的开展绅士化研究，同时要警惕只破不立、“为批判而批判”的研究。换言之，研究者不能仅仅将绅士化视为一个静态、已完结的研究对象，而更应关注当下和未来，建立绅士化现象与中国更广阔的城乡治理的动态联系。当前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在土地利用方面已经逐渐由“增量经济”转向“存量经济”增长模式。在生态文明、乡村振兴、城市社区“微改造”等国家战略和地方行动的推动下，跨尺度和多尺度的绿色绅士化、乡村绅士化、旅游绅士化、零售绅士化等日益成为城乡社会空间转型的新形式。在此过程中，除却传统意义上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富有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知识阶层、艺术阶层、“新乡贤”和大学生群体也日益成为多元绅士化的重要行动主体。这些变化将对今后的城市和乡村治理带来深刻的影响，也将催生出内容更加丰富的绅士化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绅士化是洞察新时期中国城乡治理的一个有效的理论工具，它不仅仅是话语和基质，将为城市和乡村研究者提供有用的视角和方法。

5 结论

全面把握国际绅士化研究的学术前沿和中国绅士化经验的本土历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绅士化的内涵、要点和研究意义，进而构建系统性的研究体系（图1）。中国的绅士化反映了后发民族国家在特定历史和地理语境下的宏观政治经济转型，以及在日常生活微观空间中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空间变迁。与概念的“舶来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绅士化在中国语境下的实践从来是具体而生动的，并呈现出了深刻的本土特征。因此，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化进程，对中国式绅士化开展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建构和反思是可行而必要的。本文紧密围绕中国绅士化研究的“四论”问题，力图为今后该领域研究提供一个可供延伸的理论起点。在回答“何为中国式绅士化”方面，这一概念面临着当前城市研究中广泛存在且十分重要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辩证关系问题[101]。如何在避免对西方理论进行简单复制的同时，保持概念边界的清晰准确和研究传统的合理延续，使之能够参与国际主流学术对话并产生独特价值，是中国式绅士化理论建构的关键。为此，本文从“全球北方”“全球东方”逐渐聚焦到中国本土语境，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进行综合性比较，力求围绕中国绅士化的独特性开展新的概念化。中国式绅士化是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发展演进中不断浮现出来的，在文化、经济、社会3个维度叠加了以传统主义（尤其是士绅文化）的演变、渐进式市场化和潜在公民社会的发育为特征的整体转型趋势。根据这一发现，可以推论出需要从“动态性”“尺度性”和“过程性”3个向度开展中国式绅士化的认识论思考，进而回答“如何研究中国式绅士化”的关键问题。在此，本文采取了一种更为整体的方式着眼于中国绅士化相对应的时空间格局，拓展其可能的理论向度和研究主题，并以具体的中国本土案例和经验作为深入诠释的落脚点和论据，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从这个意义来看，当今的中国式绅士化已经不单纯是一个代表西方价值观和研究范式的舶来概念，而是一个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本土情境、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制度密不可分、并在当代中国社会有着持续生命力和深远意义的研究议题。
图1 中国式绅士化的研究内容体系

Fig. 1 The research content system of Chinese-type gentrification

在回答“研究中国式绅士化意义何在”方面，本文在理论层面将中国式绅士化放置于“全球东方”的比较都市主义辩论中，力图从国家—市场—社会互动的角度来揭示中国本土经验的特殊贡献。这一研究路径背后的方法论基础是将城市作为一个过程而非仅仅边界明确的集中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星球城市化”对社会空间实践动态性的关注[102]。因为将城市视为演变的社会空间关系，才能够更好地审视不同国家、区域和地方之间的社会空间共性，进而呈现出中国绅士化本土经验的多样性。这也将为当前更倾向于将城市视为集聚经济活动的有界实体、更侧重于通过计量分析和技术手段开展城市研究的中国地理学界，提供一个未来可能的方法论革新和多元化发展路径借鉴。在实践层面，本文将中国的绅士化现象与城市/乡村治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结合和关联性思考。如何看待绅士化与城乡治理的关系，本质上是一个价值论问题。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精英引领和公民参与、推行正式化改造和保留非正式性等辩证关系的不同理解和侧重，将直接影响对绅士化现象的态度并产生相应的治理策略。我们对绅士化现象整体上持批判性的观点，呼吁从更为动态和整体性的视角审视其社会空间影响，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并重，立足于推进社会公平和保障居民福祉的角度开展更为全面的城乡治理。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前国内学界存在的回避绅士化议题的批判性、弱化绅士化现象的政治和社会属性、模糊绅士化与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的概念边界等倾向进行提示和可能的匡正。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并提出要“探索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的有效实现形式” ⑤ ，反映出国家对乡村绅士化等现象的态度和对未来社区治理方式的期冀。在中国社会经济由高速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不断反思绅士化并开展更为广阔的城乡治理，将是持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重要路径之一。希望更多研究者能够加入这一研究领域，共同推动学科和社会的优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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