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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2025 , Vol. 80 >Issue 12: 3203 - 3225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512006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daptation relationship and spatiotemporal interaction betwee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and people's well-be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 CHU Deping , 1 ,
  • SHAO Xiaobei 1 ,
  • LU Lin , 2
Expand
  • 1 School of Cultural Tourism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1-10

  Revised date: 2025-08-07

  Online published: 2025-12-05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3BZZ065)

Fold

Abstract

Revealing the adap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and people's well-being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issue in building a cultural power and enhancing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It is also a crucial link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6 cities at or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with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2 to 2022,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daptation mechanism betwee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and people's well-being,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s of the two, and employs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trend surface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o depict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spatio-temporal adaptation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is explored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fit model, spatial center of gravity model, and exploratory spatio-temporal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and the people's well-being index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rose dynamically. The development level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the inter-city disparity of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index tended to converge, while the disparity of the people's well-being index continued to expand. (2)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nitially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The overall adaptation level of the study area rose amid fluctuations, presenting an evolution process of "low-level coupling - run-in adjustment period - high-level adaptation".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has not formed a benign adaptation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well-being and health well-being. (3)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pattern between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and people's well-being shows a certain transfer inertia, featuring strong path dependence and spatial lock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gional synergy effect is not prominent. The study can offer a ge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 for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to enhance people's well-being and provide a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formulating differentiated cultural development plan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2026-2030).

Key word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people's well-being; adaptation relationship; spatio-temporal interaction;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Cite this article

CHU Deping , SHAO Xiaobei , LU Lin . Adaptation relationship and spatiotemporal interaction betwee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and people's well-be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5 , 80(12) : 3203 -3225 . DOI: 10.11821/dlxb202512006

1 引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这意味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要将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动力和依归，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也是改善民生的关键因素。随着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相应增长，并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等新特征，高品质文化生活日益成为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中国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客观上存在区域差异、城乡差异及群体差异[1]，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尚有一定距离。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具有天然的惠民属性，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路径；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要义。为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惠民功能，中央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关注点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到“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再到“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的持续改革与优化。进入新发展阶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亟需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协调适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一旦滞后于民生福祉水平，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就得不到满足；反之，若超前于民生福祉水平，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就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长三角城市群作为高质量发展样板区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良性适配，有助于平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全面提升居民幸福水平，筑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因此，厘清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适配关系，对于长三角城市群加快推进高质量协调发展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科学审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适配关系是新发展阶段深化文化建设与社会福利研究的重要议题：①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研究。主要从3方面展开：一是从参与主体[2-3]、供给方式[4-5]、运营机制[6-7]等方面分析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二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绩效评估，常见的评价方法包括综合指标评价法[8]、数据包络分析法[9]、熵值法[10]等；三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效应，主要有减贫效应[11]、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空间溢出效应[12-13]等。② 民生福祉研究。国外多聚焦于理论内涵[14-15]、福祉水平测度[16-17]及影响因素[18-19]等内容。国内以实证研究为主，早期主要关注经济因素对福祉的影响，如收入[20]和财政支出[21]；随着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的传播，社会关系[22]、身心健康[23]、生态环境[24]等非经济因素对福祉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地理学者侧重于从空间视角探究民生福祉的不平衡分布和区域差异状况，研究尺度以市域为主[25-27]。③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内在联系。已有研究多侧重于分析公共文化服务对主观福祉的单向影响，探讨两者双向互动的文献较少。许金富等[28]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公共体育服务对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息晨等[29]利用回归模型实证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对农民生活质量的积极影响；Wheatley等[30]通过协方差分析揭示了文体活动参与频率与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关系；Giovanis[31]运用有序Logit回归分析发现文化参与缩小了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距。
以上研究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关系的识别与剖析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仍存在如下不足尚待完善：① 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或民生福祉单一系统，或公共文化对民生福祉的单向影响，缺乏对两系统内在关联的深入探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适配机理及互动关系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适配性理论重点关注动态环境中各系统不断演化以实现平衡协调的过程，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皆为动态变化的复杂系统，揭示二者适配关系具有科学性与可行性。② 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多运用综合指标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方法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或民生福祉水平的若干时间截面进行静态分析，鲜少运用地理学时空数据分析方法测度两系统的动态演化特征，二者适配关系的实证分析更是鲜有涉及。③ 研究尺度上，现有研究多为省域或市域尺度，对城市群尺度的分析较少，而城市群是当今中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三大城市群之一，可对此加以关注。
鉴于此，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以2012—2022年为研究时段，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综合适配模型、重心迁移模型等多种方法探究两系统的动态演进及适配关系，并运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方法揭示两系统适配水平的时空交互特征，以期为以长三角为代表的国家级城市群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赋能高质量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经验借鉴。

2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适配机理

2.1 概念内涵与维度划分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定义，公共文化服务是为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产品、活动及相关服务。本文使用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概念强调以政府为主体、以财政拨款为主要资金来源、向公众免费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公益性和开放性是其基本特征。参考已有研究对文化服务供给的维度划分[32]，本文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分为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2个维度。
民生福祉是“民生”和“福祉”概念的集成，即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良好生活状态。民生福祉通常包括经济福祉和非经济福祉[33-34]。经济福祉直接反映居民的物质生活质量，主要通过收入与财富来衡量，是早期福祉研究的重点[35-36]；非经济福祉反映居民生活质量中的非物质层面，是由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卫生健康、生态环境等多维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37-39]。本文在继承“经济—非经济”二元划分的基础上，对非经济福祉的具体内涵进行细化。可持续发展领域常用的真实财富模型将国民财富分为人造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5种类型[40]，本文借鉴该模型，将民生福祉解构为经济福祉、社会福祉、健康福祉、文教福祉、生态福祉5个维度，其中经济福祉对应人造资本，社会福祉对应社会资本，健康福祉对应人力资本，文教福祉对应文化资本，生态福祉对应自然资本。

2.2 适配机理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适配是公共文化服务发挥诱导作用和溢出效应，实现与民生福祉客观需要相适应和匹配的过程，二者之间存在相互吸引、相互作用的关系。其中，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由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2个子系统组成，民生福祉由经济福祉、社会福祉、健康福祉、文教福祉、生态福祉5个子系统组成。
（1）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力量。①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居民经济福祉。以图书馆为代表的公共文化场馆为新兴前沿知识的传播提供载体，吸引创新要素集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加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地区劳动力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劳动生产率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提升，同时劳动报酬也实现持续增长[41]，从而为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整体跃升提供条件。②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进社会福祉。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可以通过开发本地文化资源引导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文旅产业具有较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对于解决“就业难”这一重大民生问题具有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较高的地区，民众对于生活品质的需求通常会“水涨船高”，倒逼地方政府加大养老、就业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力度，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③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够引导公众形成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健康福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可凭借其受众面广的优势，与医疗卫生专业机构合作建立公共健康信息服务平台[42]，向民众提供健康知识普及教育，传播健康生活理念，促使个体提高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并增加医疗保健方面的投入，最终增强全体人民健康素养，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营造良好社会环境。④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够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直接增进文教福祉。公共文化服务可凭借其社会教育功能，普遍提升居民的精神文化素养，缩小地域、城乡间的文化发展鸿沟，有力支持文化贫困治理[43]；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还有利于引导居民增加文化娱乐消费开支，提升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44]。⑤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有利于区域绿色发展，提升生态福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较高的区域更易吸引文化产业集聚，文化产业本身属于低能耗、低污染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显著的绿色红利[45]。此外，文化产业还可以通过与其他产业的多样化集聚产生Jacobs外部性，对制造业企业发挥技术溢出和创新示范效应，刺激传统生产模式朝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助推区域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大局。
（2）民生福祉是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逻辑起点和内在动因。① 公众对于民生保障的需求引导公共文化服务充实和完善供给。文化权利属于基本人权，文化福祉是民生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全社会提供普惠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履行法定职责、回应民生关切的必然要求。政府基于对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精神文化需求的调研分析，提供数量充足、内容丰富的公共文化设施、产品及活动，做到“以需定供”，逐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扩大基层覆盖面，实现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46]，保障人民平等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从而破除文化发展中的“马太效应”。② 民生福祉的提升可通过消费升级刺激公共文化服务提高供给质量。经过近5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的整体福祉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中等收入群体和“有闲阶级”规模持续扩大。生活质量的改善引起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恩格尔系数普遍下降，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逐渐取代生存型消费成为主导消费类型。在消费升级过程中，文化消费出现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消费转变的趋势[47]，居民的文化消费转型不仅对文化产业升级具有刺激作用，也会倒逼公共文化服务改革创新，以提高供给质量和效能，实现公共文化领域高品质消费与高质量供给的良性适配。
综上，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存在密切的协调适配关系（图1），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优化升级离不开高水平民生福祉的牵引，民生福祉的持续改善也有赖于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支持。若两系统相互拮抗，便会阻碍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和民生福祉进一步跃升；只有当两者协调适配时，才能同时满足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需要，切实推进共同富裕。
图1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适配机理

Fig. 1 Adaptation mechanism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and people's well-being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区概况

长三角城市群位于“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区域。依据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城市群横跨江苏、安徽、浙江及上海三省一市，包含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图2），总面积21.17万km2。虽然2019年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将规划范围定为沪、苏、浙、皖全域41市，但原先的26市作为长三角核心区域，历史上人文交流更加频繁，在“江南文化”积淀下形成的地缘关系也更为紧密。鉴于本文研究主题，结合相关文献的研究区界定[48-50]，仍将26市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范围。2023年长三角城市群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5.42万亿元，约占全国总量的20.1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5万元的城市有11个，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万元的城市有17个，人民生活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长三角城市群文化资源丰富，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水平较高，截至2022年区域内共有备案博物馆908家，其中一级博物馆32家，分别占全国的13.83%和15.69%；2011—2018年中央先后发布4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名单，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共有11个城市入选，占全部地级及以上入选城市的11.70%。然而，由于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文化资源禀赋、国家政策支持力度不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民生福祉水平及二者适配状况客观上存在区域差异。提升民生福祉的基本要求之一是缩小区域差异，因此长三角城市群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适配关系的研究区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图2 研究区范围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0)4619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下同。

Fig. 2 Scope of the study area (Yangtze River Delta)

3.2 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指标选取系统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原则，结合上文所述适配机理，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and people's well-being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权重 属性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供给数量 每百万人博物馆数 个 0.077 +
每百万人公共图书馆数 个 0.167 +
每百万人文化馆数 个 0.145 +
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册 0.119 +
供给质量 博物馆定级得分 - 0.281 +
公共图书馆定级得分 - 0.138 +
文化馆定级得分 - 0.073 +
民生福祉 经济福祉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0.039 +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0.045 +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 0.042 -
每万人专利授权数 件 0.055 +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 0.048 +
社会福祉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0.145 +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0.160 +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0.019 +
城镇登记失业率 % 0.031 -
健康福祉 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数 个 0.022 +
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0.036 +
每万人执业(助理)医师数 人 0.031 +
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 % 0.013 +
人口全因死亡率 ‰ 0.023 -
文教福祉 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人 0.085 +
普通高等学校生师比 - 0.034 -
城镇居民文教娱乐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 % 0.022 +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0.027 +
生态福祉 单位GDP电耗 kW·h/万元 0.059 -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0.011 +
空气质量优良率 % 0.018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 0.019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016 +

注：博物馆定级得分=一级博物馆数量×0.5+二级博物馆数量×0.3+三级博物馆数量×0.2，具体数量来源于中国博物馆协会公布的第二批至第四批博物馆定级评估名单；公共图书馆定级得分=一级公共图书馆数量×0.5+二级公共图书馆数量×0.3+三级公共图书馆数量×0.2，具体数量来源于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第四次至第六次全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名单；文化馆定级得分=一级文化馆数量×0.5+二级文化馆数量×0.3+三级文化馆数量×0.2，具体数量来源于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第三次至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名单。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本文以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为对象，构建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2个一级指标和7个二级指标：① 供给数量反映公共文化服务的规模大小，通过每百万人拥有的博物馆数、公共图书馆数、文化馆数及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4个指标衡量[10,51 -53]。② 供给质量是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体现，选取博物馆定级得分、公共图书馆定级得分、文化馆定级得分等3个指标衡量[53]。
民生福祉方面，构建经济福祉、社会福祉、健康福祉、文教福祉、生态福祉5个一级指标和23个二级指标：① 经济福祉是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选取每万人专利授权数代表城市创新发展水平[54]，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反映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状况[5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等3个指标表示居民个体物质生活条件[56-58]。② 社会福祉是居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选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失业保险参保人数、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城镇登记失业率等4个指标进行表征[33,53,59]。③ 健康福祉是幸福生活的首要前提，选取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数、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每万人执业（助理）医师数等3个指标表征城市整体卫生健康水平[27,60]，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和人口全因死亡率反映居民个体健康发展水平[61-62]。④ 文教福祉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选取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普通高等学校生师比反映城市教育发展水平[60]，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表征城市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质量[63]。⑤ 生态福祉是人居环境质量的直观反映，选取单位GDP电耗、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空气质量优良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5个指标衡量城市资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水平[64-67]。
为消除各指标属性和评价标准的差异性，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① 运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② 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③ 通过线性加权方法分别测算研究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指数和民生福祉指数。

3.3 研究方法

3.3.1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主要以连续密度曲线的形式来反映变量分布特征。本文借助高斯核函数刻画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分布位置、形态、延展性及极化特征，展现其动态演化规律，公式为：
$f\left(x\right)=\frac{1}{nh}\sum _{i=1}^{n}K\left(\frac{{x}_{i}-\stackrel{-}{x}}{h}\right)$
式中：f(x)为核密度函数；n为观测值的个数； $\stackrel{-}{x}$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或民生福祉指数的均值；K(·)表示核函数；h为带宽。

3.3.2 重心迁移模型

重心迁移模型是勾勒要素空间格局演变特征的重要方法，通过比较两系统重心的偏移轨迹，从宏观层面考察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适配情况[68]，公式为：
$D=\sqrt{({X}_{PA}-{X}_{PS}{)}^{2}+({Y}_{PA}-{Y}_{PS}{)}^{2}}$
式中：D为两系统的重心距离；XPA、YPA分别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指数的经度坐标和纬度坐标；XPS、YPS分别为民生福祉指数的经度坐标和纬度坐标。D值越小，说明两系统距离越近，适配性越高。

3.3.3 综合适配模型

根据适配性理论，适应性反映某系统对另一系统的刺激作出的响应强度，匹配性表征两系统整体或内部要素的契合程度，适配性是对适应性和匹配性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用以测度两系统之间交互作用的强度[33]。本文从适应度和匹配度两方面构建适配度综合评价模型。
（1）适应度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能够测度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协调程度[58]，本文采用该模型测算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适应程度，公式为：
$D=\sqrt{C\times T}$
$C=\frac{2\sqrt{xy}}{x+y},      T=\alpha x+\beta y$
式中：x、y分别表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指数、民生福祉指数；C为耦合度，D为耦合协调度，即适应度，取值范围均为[0,1]；T为综合评价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α+β = 1，由于两系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取α = β = 0.5。
（2）匹配度评价模型。基于数列的匹配度可以反映不同发展阶段两系统的配合程度，本文采用该方法衡量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匹配水平，公式为[69]：
${M}_{j}=1-\frac{\left|{n}_{j}-{m}_{j}\right|}{U-1},       (j=1, 2, \cdots, U)$
式中：Mj为第j年匹配度；nj、mj分别为式（4）中x值序列和y值序列从小到大的排序数；U为研究单元个数。Mj越接近1，两系统匹配性越好。
（3）适配度综合评价模型。在计算得到适应度和匹配度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加权法测得两系统适配度，公式为：
Aj=aDj+bMj
式中：Aj为第j年适配度；Dj为第j年适应度；Mj为第j年匹配度；a、b分别为适应度和匹配度所占权重。参考麻学锋等[59]的研究，取a = 0.6，b = 0.4。同时，参考贺小荣等[70]的划分方法，将适配度划分为5个类型：0 ≤ A < 0.5为极不适配，0.5 ≤ A < 0.6为较不适配，0.6 ≤ A < 0.7为基本适配，0.7 ≤ A < 0.8为中度适配，0.8 ≤ A ≤ 1为高度适配。

3.3.4 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

本文运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描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适配水平的时空结构特征，以进一步解释两系统的时空交互关系。
（1）LISA时间路径。LISA时间路径反映了在Moran散点图中LISA坐标的移动几何特征。通过对适配度及其空间滞后值的迁移情况比较，对应解释两系统的时空交互特征，公式为[71]：
$d=\frac{N{\sum }_{t=1}^{T-1}d({L}_{i,  t}, {L}_{i, t+1})}{{\sum }_{i=1}^{N}{\sum }_{t=1}^{T-1}d({L}_{i, t}, {L}_{i, t+1})}$
$\beta =\frac{{\sum }_{t=1}^{T-1}d({L}_{i, t}, {L}_{i, t+1})}{d({L}_{i, 1}, {L}_{i, T})}$
式中：d为相对长度，β为弯曲度；N为地理单元的数量；T为年度间隔；Li, t为单元i在第t年的LISA坐标；d(Li, t, Li, t+1)为单元i从第t年到t+1年的移动距离，d(Li, 1, Li, T)为单元i从首年到末年的移动距离。d > 1表示地理单元i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适配度呈现动态局部空间结构，β > 1则表示适配度的局部空间依赖变化过程更具波动性。
（2）LISA时空跃迁。为进一步考察两系统适配度空间关联类型的转移情况和移动路径，借鉴时空跃迁理论[72]，将传统马尔科夫转移矩阵与LISA时间路径相结合，构建时空跃迁矩阵，并根据转移状态将其划分为4种类型[73]（表2）。
表2 时空跃迁类型划分

Tab. 2 The classification of spatio-temporal transition types

类型 时空跃迁形式 符号表达
I型 自身跃迁、邻域稳定 HH→LH、LH→HH、HL→LL、LL→HL
Ⅱ型 自身稳定、邻域跃迁 HH→HL、LH→LL、HL→HH、LL→LH
Ⅲ型 自身跃迁、邻域跃迁 HH→LL、LL→HH、LH→HL、HL→LH
Ⅳ型 自身稳定、邻域稳定 HH→HH、HL→HL、LL→LL、LH→LH

3.4 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对象，以2012—2022年为研究时限，涵盖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3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来源主要为2013—2023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及各地市统计年鉴，少量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填补。

4 结果分析

4.1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时空演变特征

4.1.1 时序演进特征

由箱线图（图3）可知，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指数由2012年的0.181增至2022年的0.239，年均增长率为2.813%；民生福祉指数由2012年的0.283上涨至2022年的0.425，年均增长率为4.147%。两系统均呈动态上升趋势，民生福祉的增速更快且历年指数均高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说明长三角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于居民综合福祉水平。比较各年份极值发现，民生福祉的绝对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区域差异相对稳定，原因在于2012—2022年间上海、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社会经济保持良好上升势头，民众生活水平进步明显，而长三角普通地级市的经济增速虽与中心城市大致相当，但由于基数较小，福祉水平的总量差距有所拉大；同一时期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在中国全面推进，长三角各城市居民享有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均出现增长，且增速差距不大，因此城际差距没有明显变化。
图3 2012—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时序变化

注：各年份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或民生福祉数据点均表示研究区全部26个城市。

Fig. 3 Temporal change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and people's well-be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2 to 2022

在宏观把握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民生福祉总体水平的基础上，为从更细粒度考察时序演化，比较不同城市和区域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本文选取长三角城市群的7个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作为研究区26个城市的代表，分析两系统指数的年际变化（图4）。结果表明：① 2012—2022年各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指数变化相对平稳，民生福祉指数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表明相较于民生福祉，长三角城市群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增长较为缓慢，原因主要在于公共文化事业投资回报率较低，文化场馆建设速度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②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指数上，多数城市在2016年有明显提升，其原因与2015年《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中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支持有密切关联；大多数城市在2019—2022年增长显著，2021年《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长三角省级层面也相继制定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或促进条例，加强了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和法治保障。民生福祉指数上，多数城市在2016年和2021年升至新的台阶，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指数的演变轨迹有一定相似之处。2016年国务院批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9—2021年国家层面先后出台多项旨在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政策措施，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水平在这两个阶段有了质的提升，推动了民众福祉水平的跃升。③ 城际比较可发现，长三角中心城市上海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民生福祉指数均稳居榜首，副中心城市杭州、南京分列第2和第3，而省会城市合肥在多数年份位居末位，与苏州、宁波等东部非省会城市尚有差距，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三角内部存在中心与外围、沿海与内陆的梯度发展格局。由于地理区位、历史积累和政策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沪苏浙城市无论在国民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文化建设方面，对比安徽省内城市均具有明显优势，这种梯度差异的打破有赖于加强跨省合作，助力安徽形成具有较强吸引力的中心城市，以带动边缘地区的中小城市发展。
图4 2012—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主要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指数

Fig. 4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and people's well-being index of major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2 to 2022

4.1.2 动态演化特征

采用核密度估计进一步分析两系统的动态演化趋势（图5）。结果表明：① 从分布位置看，两系统核密度曲线均呈右移趋势，说明研究期内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水平总体上保持增长态势。② 从分布形态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指数主峰峰值呈上升趋势，表明城市间离散化程度渐趋收敛，城市群内部差异不断缩小；民生福祉指数主峰峰值波动下降且宽度变宽，说明城际差异呈扩大趋势。③ 从分布延展性看，两系统核密度曲线存在明显的右拖尾现象，且民生福祉的右尾有拉长趋势，表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民生福祉水平均具有低值聚集、高值分散的特征，高值区的空间差异大于低值区，该特征在民生福祉指数上表现得更为明显。④ 从极化特征看，两系统核密度曲线在多数年份呈陡峭单峰分布，少数年份在主峰右侧出现1~2个发育初期的小峰，且随时间推移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小峰未发生明显抬升，民生福祉的小峰逐渐收敛抚平，说明研究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民生福祉水平不存在严重的多极分化。总体而言，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和民生福祉事业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如何加快后发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水平的增长速度，进而缩小与较发达城市之间的差距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图5 2012—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核密度估计

Fig. 5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and people's well-be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2 to 2022

4.1.3 空间分异特征

利用ArcGIS“地统计分析”模块中的趋势面分析工具，分别对2012年、2017年、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民生福祉指数进行三维空间拟合，以分析两系统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图6）。①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指数在东西方向上表现出“U”型分布趋势，南北方向上呈倒“U”型格局。具体来看，东西方向上，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指数呈东西两端高、中间偏低的“U”型格局，即由皖中、苏中向东西两侧上升；南北方向上，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指数呈现出由中部向南北两侧递减的倒“U”型格局，峰值出现在上海且表现出空间锁定效应，说明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是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区。2017年和2022年东西方向上的拟合曲线斜率超过南北方向，说明东西方向逐渐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产生空间分异的主要方向。② 民生福祉指数在东西方向上呈现出级差化分异特征，南北方向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倒“U”型格局。具体而言，东西方向上，民生福祉指数表现出自东向西递减的态势，即由沪宁杭地区向皖中、皖南地区渐次降低，东部沿海地区民生福祉水平明显高于西部。东西向拟合曲线的斜率大于南北方向，表明该方向是民生福祉水平空间分异的主要方向；南北方向上，民生福祉指数大致由上海、苏州等地向南北两侧递减，上海、苏南和浙东北地区是民生福祉高值区。2012—2022年，南北方向上的倒“U”型曲线趋于平缓，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民生福祉的南北差异逐渐缩小。
图6 2012—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趋势面分析

Fig. 6 Trend surface analysi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and people's well-be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2 to 2022

4.2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时空适配关系

4.2.1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关系检验

检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及互动关系是研究二者时空适配特征的基础。首先，采用ADF和PP两种单位根检验方法对两系统指数进行平稳性检验。为消除异方差影响，分别对二者进行对数化处理，得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lnPCS）和民生福祉（lnWB）。结果表明（表3），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民生福祉的两种单位根均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二者皆为平稳序列数据。其次，借助Johansen检验法对两系统指数进行协整检验，迹检验结果显示在99%的置信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说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存在唯一的长期均衡关系。最后，运用OLS模型验证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对民生福祉及民生福祉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均在1%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分别为1.310和0.716，证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优化升级对当地民生福祉的提升具有明显的驱动作用，而民生福祉的持续改善也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反馈效应。上述检验结果表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
表3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Tab. 3 Unit root and cointegration tes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and people's well-being

变量 ADF检验 PP检验
统计量 P值 统计量 P值
lnPCS -2.222 0.032** -5.390 < 0.001***
lnWB -5.851 0.015** -7.773 < 0.001***
原假设 特征值 迹检验统计量 临界值 P值
无协整关系 0.979 26.894 14.265 < 0.001***
最多有一个协整关系 0.065 0.467 3.841 0.494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4.2.2 空间错位特征

采用重心迁移模型勾勒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民生福祉发展水平的重心迁移轨迹，说明其空间错位情况（图7）。研究期内两系统重心均位于浙、皖、苏三省交界处的湖州境内，且均呈现出先向东南后向西北转移的“V”型偏移路径，二者区别在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南北向移动距离较大，民生福祉的东西向移动距离较大，反映出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南北差异大于东西差异，民生福祉的东西差异大于南北差异。研究期内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重心累计移动10.045 km，民生福祉重心累计移动12.258 km，说明2012—2022年间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区域差异变化幅度小于民生福祉。另一方面，两系统重心的错位距离由2012年的10.273 km扩大至2017年的12.763 km，而后缩小至2022年的9.903 km，空间错位程度先增强后减弱，说明两系统的空间发展格局由不协同逐步走向协同。究其原因，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出台后逐步构建了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发展机制，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区域协同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性进一步加强，成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领域。
图7 2012—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重心迁移轨迹

Fig. 7 The migration routes of gravity center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and people's well-be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2 to 2022

4.2.3 适配类型演变

在明确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重心移动轨迹基础上，通过综合适配模型计算适配度，并将适配类型跃迁过程以桑基图的形式呈现（图8）。总体来看，适配度由2012年的0.583增至2022年的0.624，即从较不适配转变为基本适配。截至2022年，57.692%的城市达到基本适配及以上状态。研究期内适配类型的演变存在一定的波动性，从基本适配到极不适配、从极不适配到中度适配等现象均有发生，“前进”与“后退”并存。由此可知，虽然文化繁荣和人民幸福是长三角城市群共同的发展目标，但由于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公共文化服务与民生福祉的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错位现象。中国经济从2012年开始进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领域容易出现失衡问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关系尚未理顺，表现为2017年两系统适配类型结构较2012年略有倒退。201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由保障人民基本文化需求向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层次文化需求转变，服务效能与质量逐渐提高，缓解了与民生福祉的错配矛盾，因此2022年适配类型结构有所优化，基本适配及以上类型占比达到研究期内最高水平。
图8 2012—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适配类型演变

注：图中数字表示该适配类型的城市数量(个)。

Fig. 8 Evolution of adaptation type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and people's well-be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2 to 2022

对2012年、2017年、2022年各城市的适配类型进行空间可视化（图9），以分析其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具体如下：① 2012年基本适配及以上类型的城市有12个，集中分布于上海、杭州、南京三大都市圈内；极不适配和较不适配类型城市则镶嵌于适配城市之间的空隙地区，并在芜湖、铜陵周边形成包围态势。沪宁杭地区经济基础好，政府财税收入较高，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公共文化服务与民生保障事业，对二者的协调发展有相对明确的规划，因此适配度较高；安徽等地区尚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加强物质文明建设是当时的中心任务，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文化与民生福祉的互动较弱。② 2017年基本适配及以上城市从12个减少至11个，极不适配和较不适配城市从14个增加至15个，“不适配区”扩大至安徽大部并向东深入上海都市圈、杭州都市圈腹地。绍兴、铜陵由2012年的基本适配转变为极不适配，滁州由基本适配转变为较不适配。原因在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发展不同步，致使两系统错位程度加深。其中绍兴的民生福祉增速大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铜陵和滁州则相反，民生福祉相对滞后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③ 2022年基本适配及以上城市增至15个，极不适配、较不适配城市减至11个，“适配区”向西延伸至滁州、马鞍山等地，并在以上海为中心、杭州为副中心的东海沿岸地区形成簇状集聚。本阶段南京加快公共文化场馆建设，于2022年基本建成城乡四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同时积极开发公共文化空间以赋能城市更新[74]，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从中度适配上升为高度适配，并对周边的扬州、滁州、马鞍山等城市产生溢出效应，带动其适配度一同跃升。上海则以建设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为目标，进一步促进本市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品质化，并借助2018年牵头成立的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合作机制加强与其他城市的协作，通过馆际交流、联合展演等方式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增进全体居民获得感与幸福感，实现南通、苏州、嘉兴等周边城市适配度的普遍提高。
图9 2012—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适配类型空间格局

Fig. 9 Spatial pattern of adaptation type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and people's well-be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2 to 2022

综上所述，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适配关系呈“低水平耦合—磨合调整期—高水平适配”的“U”型演化规律，同时展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异格局，这与各地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高度相关。

4.2.4 适配度多维组合分析

在把握总体适配关系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探究公共文化服务与民生福祉细分领域的适配水平演变，分别计算民生福祉5个子系统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适配度，分析其时序演化特征（图10）。总的来看：① 2012—2022年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各维度的适配水平均有所上升，其中与经济福祉的适配度增幅最大。作为中国的科技创新高地，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发展步入快车道，苏南、杭州、合芜蚌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后获批建设，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创新驱动力重构了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方式，新型基础设施加速了公共文化服务数智化进程，从而强化了公共文化服务塑造创新社会氛围、吸引创新要素集聚的作用，文化与科技创新在互融中共同推动了长三角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居民的物质生活，因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经济福祉适配度得以在较短时间内超过其他各维度福祉。② 除2012年外，适配度位居前3的组合均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经济福祉、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生态福祉、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文教福祉。长三角地区是“两山”理念的发源地，绿色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75]。2012年生态文明建设上升至“五位一体”的战略高度后，长三角城市群协同推进区域绿色发展，于2019年获批建立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示范区内布局文化产业在内的生态友好型产业，并提供多层次、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通过引导文化产业发展，催生绿色创新产业集群，加快全域发展方式绿色化转型，从而实现生态福祉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较高水平适配。长三角教育事业发达，“双一流”高校数量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2012年以来教育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教育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长三角文化产业处于国内先进水平，网络视听、数字出版、沉浸式演艺等新兴文化业态快速成长，文化消费对内需市场的贡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能够为公共文化服务社教功能的发挥提供良好环境，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文教福祉有效融合，但由于教育事业投资回报周期较长，文化产业易受外部因素冲击而出现波动，因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文教福祉适配度的增长相对不明显。③ 2012—2022年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健康福祉及社会福祉的适配度几乎始终处于后两位，且低于同期的综合适配度。长三角医疗资源相对丰富，2012年以来通过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医疗联合体建设等措施，区域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进一步发展。但目前医疗系统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跨界合作甚少，公共健康知识普及主要由医疗卫生机构单方面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受众面广的优势未得到有效发挥，从而制约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健康福祉的协调适配。2012年以来长三角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覆盖率稳步提升，社保卡“一卡通”等政策也加快了社保一体化进程，然而相对于发达的区域经济，长三角城市群的社会保障总体水平不高且区域差异较大，因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社会福祉适配度虽有所上升，但与其他各维度福祉仍存在差距。
图10 2012—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多维民生福祉的适配度

Fig. 10 Adaptation degre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and multi-dimensional people's well-be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2 to 2022

4.3 适配水平时空交互特征

4.3.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借助全局空间自相关考察2012—2022年适配水平的总体空间关联特征（表4）。Moran's I指数由2012年的0.036增长到2022年的0.222，除2015年外均为正值且呈波动上升趋势，P值由不显著逐渐转为显著，表明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适配水平具有一定的空间正相关性，适配水平较高的城市在空间上呈集聚态势，反之亦然。在此基础上计算各城市LISA时间路径的相对长度和弯曲度，探究适配水平的局部空间结构和依赖方向等动态特征，并通过时空跃迁矩阵进一步研判局部空间关联类型的转移状态。
表4 2012—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适配度全局Moran's I

Tab. 4 Global Moran's I for the adaptation degre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and people's well-be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2 to 2022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Moran's I 0.036 0.052 0.105 -0.007 0.049 0.068 0.051 0.071 0.175 0.226 0.222
P值 0.280 0.238 0.144 0.389 0.235 0.202 0.238 0.196 0.065* 0.033** 0.033**

注：**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4.3.2 LISA时间路径分析

从相对长度看（图11a），16个城市小于均值1，占总数的61.538%，其中杭州、苏州等较发达城市相对长度均在0.7以下，表明其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适配水平的局部空间结构较为稳定，原因在于这些城市经济文化基础较好，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支柱地位突出，公共文化服务与民生福祉水平在长三角地区始终处于前列，且二者发展协调性强，已达到良性互动的较高水平适配状态。相对长度大于1的10个城市中有5个隶属于浙江，其中嘉兴和台州分别达到1.848和1.614。浙江作为沿海较发达省份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长期注重文化强省建设，2012年以来持续加大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力度，例如在全国率先提出打造“15 min品质文化生活圈”，推进县级图书馆、文化馆乡镇分馆全覆盖，在此背景下普通地级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迅速拉近了与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差距。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提升也带动了民生福祉的进步，二者适配水平动态变化显著，因而局部空间结构动态性较强。
图11 2012—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适配度的LISA时间路径几何特征

Fig. 11 Ge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LISA time path of adaptation degre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and people's well-be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2 to 2022

从弯曲度看（图11b），所有城市均大于2，表明两系统适配水平的空间移动方向较为活跃。其中合肥的弯曲度达27.403，远超城市群平均水平，局部空间依赖演化过程的波动性较强。究其原因，合肥、安庆两市邻近适配度低值区与高值区的交界地带，其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发展易受周边城市影响，适配水平的空间极化效应较强，表现出更加动态的局部空间依赖方向。金华、宣城、滁州等的弯曲度小于3，这些城市与周边地区有着相似的适配度增长轨迹，空间依赖的波动受到牵制，致使弯曲度相对较小。

4.3.3 LISA时空跃迁分析

由两系统适配度的时空跃迁矩阵可知（表5），2012—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适配水平的空间关联格局相对稳定，不同类型之间的跃迁较少，表现出一定的转移惰性和路径依赖特征。4种时空跃迁的发生概率分别为Ⅳ（0.731）>Ⅰ（0.192）>Ⅱ（0.077）>Ⅲ（0），即大多数城市未发生空间关联类型的转移。类型Ⅳ中发生概率最高的是HH→HH（0.308）和LL→LL（0.269），前者主要位于浙江，适配度稳居高位；后者主要位于安徽，是适配度的长期低水平区。类型Ⅰ中发生概率最高的是HH→LH（0.077）和HL→LL（0.077），前者为舟山、镇江，研究期内这两个城市的适配度出现下降，而周边城市的适配度普遍上升，导致其空间关联形态从“高原”变为“洼地”；后者为铜陵、无锡，两地在2012年是适配度低值区中的高值区，10年后铜陵的适配度降低，无锡与2012年基本持平，同期邻近城市的适配度变化不大，因此两地的空间关联形态从“孤峰”变为“平原”。以上跃迁情况反映出当地在发展过程中对文化的投入力度相对欠缺，公共文化事业与社会经济发展出现错位，也未能充分发挥城际协同效应。类型Ⅱ的具体时空跃迁情况为HL→HH（0.038）和LL→LH（0.038），分别对应滁州、宣城两地。滁州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对邻近地区产生溢出效应，带动周边低适配度地区共同迈向较高水平适配；宣城地处南京、杭州之间，极易受到两座中心城市的虹吸作用影响，人才与资本存在一定程度的外流，经济文化发展速度相对滞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适配水平低于周边城市，成为长三角中南部的“塌陷区”。
表5 2012—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适配度的时空跃迁矩阵

Tab. 5 The spatio-temporal transition matrix of adaptation degre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and people's well-be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2 to 2022

t\t+1 HH HL LH LL
HH Ⅳ(8, 0.308) Ⅱ(0, 0) Ⅰ(2, 0.077) Ⅲ(0, 0)
HL Ⅱ(1, 0.038) Ⅳ(3, 0.115) Ⅲ(0, 0) Ⅰ(2, 0.077)
LH Ⅰ(0, 0) Ⅲ(0, 0) Ⅳ(1, 0.038) Ⅱ(0, 0)
LL Ⅲ(0, 0) Ⅰ(1, 0.038) Ⅱ(1, 0.038) Ⅳ(7, 0.269)

注：括号内数值分别表示该跃迁状态对应的城市数量及其占总体的比例。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在借助核密度估计、趋势面分析等方法揭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时空演变特征基础上，利用综合适配模型、重心迁移模型等方法剖析系统间的时空适配关系，并运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方法阐明两系统适配水平的时空动态交互特征，主要结论如下：① 2012—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指数动态上升，民生福祉指数较高且增速较快；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指数的城际差异呈收敛趋势，而民生福祉指数的地区差异持续扩大；长三角东部的沪宁杭地区与西部的皖中、皖南地区存在显著的发展水平差距。② 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重心错位距离先扩大后缩小，空间发展格局在曲折中渐趋协同；总体适配水平波动增长，经历了“低水平耦合—磨合调整期—高水平适配”的演化过程；适配类型逐渐由极不适配、较不适配跃升为基本适配、中度适配；从民生福祉各维度来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经济福祉的适配度最高，与社会福祉、健康福祉的适配度较低。③ 从时空交互特征来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适配水平的局部空间结构相对稳定，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趋势明显；安徽部分城市的空间依赖方向活跃性较强，苏浙沿海城市则趋于稳定；区域协同效应不明显，高水平适配城市对周边地区的溢出作用有待加强。

5.2 讨论

本文为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协调适配提出如下建议：①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与民生福祉适配格局。面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总体水平滞后于民生福祉的现状，应基于对长三角城市群居民文化需求的精准调研，确定各地市的供给标准，填补公共文化设施与产品数量的不足，并结合当地民生福祉水平优化公共文化服务质量，重点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社会保障及卫生健康领域的互动关系，以达到协调适配的良好状态。② 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缩小区域间发展水平差距。上海、杭州、南京等中心城市要加强区域文化中心功能，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投资运营方式创新，引导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释放公共文化服务的福祉效应；皖中、皖南地区可依托当地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利用旅游业收益为文化服务供给提供资金支持，并以高质量的旅游公共服务带动本地公共文化服务优化升级，从而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与民生福祉的协同效应。③ 强化跨行政区合作，推动城际协调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应加强统筹协调，推动高水平与低水平适配城市协商互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发展机制，鼓励上海等高水平城市向西部低水平城市提供设备、人才和技术支持，带动其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协同发展，实现“虹吸”向“辐射”的转化，强化组团优势与集聚效应。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公共文化服务面临结构转变、功能升级、品质提升的时代新要求[76]，在此背景下探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适配关系极具现实意义。长三角城市群是国家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由于其内部各城市发展的阶段性差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适配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非均衡特征，适合从地理学空间视角展开探析。本文的边际贡献为：① 创造性地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联系起来，克服了以往仅对单一系统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的局限性。② 综合运用地理学空间分析、适配度综合评价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时空分异格局和适配关系演变开展深入研究，理清两系统的动态演进规律，拓宽了公共文化服务和民生福祉的研究视角，有利于推进地理学、文化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③ 引入LISA时间路径和时空跃迁分析，突破了传统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只能探究单一时间截面上变量空间属性的局限，进一步明晰了不同城市适配水平的时空交互演化特征，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囿于市域尺度公共文化服务数据获取的困难性，本文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内涵测度不够全面，若今后中微观尺度的文化统计数据进一步丰富，可构建更具系统性的指标体系，以提高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的契合度。此外，随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不同城市之间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共享性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对民生福祉的影响呈现出跨行政边界的趋势。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对邻近区域民生福祉水平的提升具有怎样的空间溢出效应，有望成为一个富有学术价值的课题，希冀未来对此开展深入研究。
关联数据信息：本文关联实体数据集已被科学数据银行ScienceDB（Science Data Bank）收录，获取地址： https://doi.org/10.57760/sciencedb.2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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