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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2025 , Vol. 80 >Issue 4: 871 - 885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504002

Theory and Methodology Exploration

Theoretical evolution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new geopolitics

  • AN Ning , 1 ,
  • LIU Yungang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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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graphy, Guangdong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070,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Centre for Asian Geography Studi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7-16

  Revised date: 2024-10-08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3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71226)

The State Key Program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230705)

Foundation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20YJC63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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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racing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new geopolitic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new geopolitics studies, trying to bridge the paradigmatic gap between new geopolitics and traditional geopolitics, thus enhancing the cohesion of geopolitics on the discipline level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backgroun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method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geopolitics studies in this paper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multi-level analysis and the diversity of inter-state exchanges in the wide geopolitical discus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level analysis, new geopolitics has expanded in terms of scale and agency dimensions, including multi-scale spatial units such as cities and communities, as well as multiple actors such as grassroot groups into the discussion of geopolitics. Whi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tate exchange, new geopolitics depicts how the details of people's everyday life such as culture and tourism become key factors in shaping global geopolitics. Moreover,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to procedurally incorporat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ethnography and textual analysis, which is based on the discussions of the multi-level analysis and the diversity of inter-state exchanges, into the methodology of geopolitics, in an attempt to provid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from traditional geopolitics to re-understanding and studying geopolitics in the new era context. Under the backdrop of the revolutionary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upon the inter-state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 the method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new geopolitics in this paper can help to describ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geopolitical pattern and its occurrence process and mechanism, and can also widely guide the processing of new geopolitics studies. Furthermore,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increasingly active overseas socio-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he increasingly obvious geopolitical risks from the "bottom-up" perspective, the method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new geopolitics also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for systematically guiding the studies on geopolitics related to China's overseas socio-economic activities.

Key words： geopolitics; new geopolitics; state; multi-scale analysis; methodology

Cite this article

AN Ning , LIU Yungang . Theoretical evolution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new geopolitic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5 , 80(4) : 871 -885 . DOI: 10.11821/dlxb202504002

1 引言

地缘政治一直致力于探讨全球政治的地理归因，如地理环境优劣对国家竞合关系的作用等[1]。其中，有关“全球政治”的理解通常都被视为基于国家尺度的宏大议题。因此，讨论国家间关系成为地缘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然而，地缘政治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期间经历了重大变革。自二战后复兴以来，地缘政治研究已经呈现出高度多元和极其多样的特征[2-3]。一方面，随着大国政治时代的回归，传统地缘政治学理论依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一些地缘政治学者在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地缘政治理论，如批判地缘政治[4]、流行地缘政治[5]、女性主义地缘政治[6]、日常地缘政治[7]、情感地缘政治[8]、旅游地缘政治[9]以及城市地缘政治[10]等，尝试探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在区域、城市、社区和个体等微观视角中如何被书写、抵抗或者颠覆。这些理论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在人文地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掀起了一股重新审视地缘政治研究的热潮。正如Agnew在“领域陷阱”观点中所指出的，简化的以国家为中心的领域假设无法把握世界政治中的复杂地理现实[11]。因此，甚至可以断言，地缘政治学的复兴都是以多尺度的形式出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地缘政治学者们在吸收传统地缘政治学知识的同时，对空间权力与领域政治现象进行了广泛的多尺度透视，已成为当代地缘政治研究的共识[2-3]。
从地缘政治的发展脉络来看，新地缘政治理论百花齐放且呈现出日趋体系化的趋势，例如，地缘政治学者关于“地球书写（Geo-writing）”与全球权力变化之间经典的、福柯式的“知识—权力”关系的讨论，已经成为新地缘政治研究普遍认可的理论基础[12]。尽管如此，新地缘政治研究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也因此面临一定挑战。① 新地缘政治与传统地缘政治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且又因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研究范式的差异，呈现出愈加明显之势。就传统地缘政治而言，其探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的地理位置、资源分布等环境要素对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影响以及国家如何通过地理空间的控制和分配来实现国家利益等[1]；而新地缘政治则侧重于“地球书写”对于全球权力的空间呈现的影响，主要研究对象是空间的社会化过程（如地理想象、地方知识的产生等），在方法论上也较为依赖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12]。在很多情况下，新地缘政治甚至被视为与传统地缘政治完全不同的领域，这无疑弱化了新地缘政治作为传统地缘政治的延续和补充的学科身份。② 新地缘政治理论涉及的概念繁多，缺乏明确且凝练的方法论体系。二战后的新地缘政治理论发展呈现出巨大的多样化特征，涉及对国家尺度以外的多层级空间尺度、多维行动者以及不同领域的广泛关注，广泛讨论了如政治精英[13]、文化机构[14]、跨国移民[15]、旅游产业[16]以及日常生活[17]等相对微观的视角和元素在理解全球地缘政治变化中扮演的角色等。这与全球化、信息化等时代背景的深刻影响紧密相关，全球化带来了地球表面各类要素的高速流动和联通，而信息化则加速了人类社会边界的消失，它们合力塑造了一个日趋扁平化的人类社会组织。因此，从微观的视角来理解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成为新时代地缘政治研究的新诉求，正如胡志丁等[18-19]、熊琛然等[20]对地缘环境相关理论进行建构时表现出来的对它们出现的时代背景的关切一样。但是，这些新地缘政治理论仅仅是在某些领域的精细拓展，整体来说，仍然缺乏相对系统的分析框架来整合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开展地缘政治研究的方法论。尽管Dittmer等[7]对新地缘政治的方法论进行了有益地讨论，但是仍然局限于倡导地缘政治研究应该转向对日常生活等微观领域的关注，始终没有形成更为广泛的分析框架，这显然不足以把握新时代背景下影响全球政治景观关键要素的变化以及科学认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及其过程和机制。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的核心目标是对现有的新地缘政治理论其演化脉络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对凝练的有关地缘政治分析的方法论框架，以此弥合新地缘政治与传统地缘政治研究间日趋明显的隔阂，提升地缘政治学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学科整体性及归属。本文主要分为下述3个方面：① 对二战后新地缘政治的理论脉络及相关知识体系进行了梳理；② 在对新地缘政治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构建了新地缘政治研究的方法论框架，重点讨论了新地缘政治研究是如何调解微观与宏观尺度之间的互动，从而成为新时代理解全球地缘政治变化的一种新的观察视角；③ 对新地缘政治的未来发展方向及潜在应用进行了展望。

2 新地缘政治的理论演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地缘政治研究一度受到严重影响，以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为代表的地缘政治思想在二战后被封存20余年[21]。地缘政治复兴始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地缘政治复兴不仅表现为传统地缘政治强势回归历史舞台，也表现在层出不穷的新地缘政治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冷战”和全球化等时代背景的刺激下，一部分地缘政治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新地缘政治理论。相比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这些新地缘政治研究表现出非常显著的变化。
首先，在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地缘政治研究开始由侧重自然环境分析向侧重人文环境分析转变，重点关注了地缘政治关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国家间竞合关系并非完全取决于自然环境，人对环境的刻画对全球政治也同样重要[22]。其次，地缘政治研究中多尺度分析的出现[23]。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关系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去领域化”特征，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多元行动者开始涌现，这些组织及相关活动所形成的全球网络正在消解现代民族国家领土与领土之间的严格界限[11]。正是国家间这种对抗性的消减，使得多层级空间上的多维度行动者在军事对抗、能源争夺等高敏感领域外进行了许多相对温和的国际关系交流，也造就了跨国公司、国际组织、跨国移民等多元行动者在全球政治关系重塑中的重要角色。
与此同时，后结构主义思潮在人文地理领域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地缘政治研究的精细化转型。后结构主义一方面继承了结构主义关于“人移心化”的基本观念；另一方面又反对结构的绝对化，对等级化的结构进行解构，试图消除中心权威和二元对立，强调结构的不稳定性、可变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性[24]。后结构主义的本质是通过解构的方法认识被建构的世界，从而探究其原因，实现主体的回归，广泛涉及人的身份、属性和关系等复杂的社会过程和变化[24]。在人文地理学中，后结构主义提倡将空间的讨论与当代文学、性别和阶级以及后殖民主义的特定语言联系起来，通过空间隐喻的方式来理解人们生活的地理环境。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地缘政治研究也开始广泛关注符号系统、人类社会的性别差异等要素对空间意义的建构及其与全球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上述理论与现实背景下，地缘政治领域涌现了一系列的新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批判地缘政治、女性主义地缘政治、流行地缘政治、日常地缘政治、情感地缘政治、城市地缘政治、旅游地缘政治和移民地缘政治等（表1）。需要明确说明的是，尽管新地缘政治呈现出来的是时间维度上的“新”，例如表1所列的新地缘政治理论皆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但是时间并不是区别新地缘政治与传统地缘政治的关键依据，因为，新地缘政治理论的兴起并没有取代传统地缘政治，即便是20世纪90年代新地缘政治理论流行以来，传统地缘政治分析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们二者之间是延续和互补的关系。而新地缘政治与传统地缘政治的本质区别主要体现于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等研究范式上的差异，譬如，相较于传统地缘政治而言，新地缘政治更侧重于探讨“地球书写”对全球权力空间的影响、更关注空间的社会化过程、更加注重多层级分析以及聚焦微观和宏观之间串联等。为了更加深入理解新地缘政治及其时代使命，阐明其与传统地缘政治的区别和联系，本文在此先对这些新地缘政治理论进行简要介绍。
表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代表性新地缘政治理论及特征

Tab. 1 Representative new geopolitical theories and their features after World War II

出现时间 新地缘政治理论 主要特征
20世纪90年代 批判地缘政治(Critical Geopolitics) 强调话语等概念，关注人对环境的刻画及其与全球政治之间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 女性主义地缘政治(Feminist Geopolitics) 提倡关注边缘群体(尤指性别)及其与全球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
21世纪初10年 流行地缘政治(Popular Geopolitics) 关注大众和流行文化等角色在地缘政治话语生产中的作用
21世纪初10年 日常地缘政治(Everyday Geopolitics) 提倡关注日常生活领域及其与全球地缘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
21世纪初10年 情感地缘政治(Affective/Emotional Geopolitics) 提倡将情感纳入到地缘政治分析中，形成具有反理性、个体化特征的地缘政治研究范式
21世纪初10年 城市地缘政治(Urban Geopolitics) 关注地缘政治议程在城市尺度的下沉，探讨城市与地缘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21世纪10年代 旅游地缘政治(Tourism Geopolitics) 关注旅游流动、旅游产业与全球地缘政治景观之间的联系
21世纪10年代 移民地缘政治(Migration Geopolitics) 关注跨国移民与全球地缘政治景观之间的联系

注：“出现时间”以该方向文献较为集中的出现时间为准。

（1）批判地缘政治。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源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关注人对环境的刻画以及地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及其在全球政治景观塑造中扮演的重要作用[4]。这种地缘政治研究的创新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冷战”有莫大的关系，如批判地缘政治理论的代表性人物Agnew、Dalby和Ó Tuathail等就多次撰文关注“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之间如何通过地方形象的话语建构来为自己的外交政策提供支持[25-26]。
（2）女性主义地缘政治。当批判地缘政治开始代表一种新的地缘政治流派时，女性主义地理学者也对这个主题产生了浓厚兴趣。有女性主义知识背景的地缘政治学者将女性主义对性别空间“政治/非政治”的隐喻引入到全球政治及其能动者网络的分析中来，相比于传统地缘政治高度男性气质的关联，女性主义地缘政治研究批判并且重新书写了全球政治中被边缘的群体（不完全指女性）在地缘政治话语和实践中的重要价值[6]。
（3）流行地缘政治。与女性主义地缘政治学者的批判类似，部分地缘政治学者认为批判地缘政治过于偏重精英的讨论，认为需要关注流行和大众文化对全球空间和政治的书写，这一反思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及其所导致的扁平化空间权力网络的社会语境下显得尤为重要[27]。因此，在批判地缘政治的基础上，流行地缘政治学者对精英主导的全球地缘政治话语生产和传播的研究路径提出了质疑，因而提倡对自下而上的流行文化和大众媒体（如报纸、杂志、电影、漫画、音乐、电视剧和电子游戏等）等场域进行查验，以解构地理知识生产与全球政治变化之间的更加细致的联系[28]。
（4）日常地缘政治。批判地缘政治开拓了分析地理知识生产与全球空间权力之间的联系的研究范式，而日常地缘政治进一步将探讨生产和传播地理知识的场域拓展到日常生活领域，去关注普通老百姓及其日常生活与地缘政治之间的联系[7]。但是与批判地缘政治理论不一样的是，日常地缘政治提倡摆脱对文本权力的解构，将地缘政治话语的讨论延伸到生活实践维度，这也是日常地缘政治与批判地缘政治理论之间的最大区别[29]。
（5）情感地缘政治。21世纪初以来，有一部分地缘政治学者突然意识到，既有的地缘政治分析在讨论“人”对地缘政治的作用时，将其理所当然地视为“理性人”，因而将人的情感以及情动氛围的营造纳入到地缘政治分析中来，形成了具有反理性、个体化和日常生活化的地缘政治分析路径。譬如，既有研究讨论了国际关系领域人的情感（如恐惧、希望和绝望等）是如何支配全球空间政治的演变[30]等。
（6）城市地缘政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成为全球生产与消费网络中的关键参与者，全球乃至国家内部诸多议程都开始下沉到城市尺度，包括地缘政治领域的议程。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地缘政治学者开始探讨地缘政治议题如何深刻影响城市空间的发展与城市体验[31]，同时也关注了城市作为地缘政治展演的场所，讨论了如何通过城市这一地理单元和空间尺度来透视地缘政治的演变规律，如讨论城市事件和城市建设与地缘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32]等。
（7）旅游地缘政治。新地缘政治的不断发展，也引起了人文地理其他分支方向和其他学科的兴趣，因而产生了一些具有明显交叉学科特征的新的研究方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旅游地缘政治。在全球化快速演进以及国际旅游大众化等社会背景下，一批地缘政治学者和旅游研究学者开始关注旅游活动中游客、旅游产业以及旅行政策的制定等与全球地缘政治变化之间的复杂关联，将地缘政治分析拓展到旅游这一看起来与地缘政治毫无关联的领域[9]。
（8）移民地缘政治。同样，在全球化背景下，移民（尤其是跨国移民）与全球地缘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也吸引了许多人口学领域以及地缘政治学者的关注。除了讨论国家间地缘政治关系对于移民流动政策的影响[33]之外，移民地缘政治也开始关注移民作为一个自下而上的具有跨国流动能力的行动者在国际关系塑造中扮演的关键作用，比如通过他/她们的日常生活来强化、弱化或者抵抗国家宏大的地缘政治意志或软实力[34]等。
在社会不断转型的背景下，新的地缘政治理论还会不断涌现。就现有这些理论来看，它们各自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相互之间也有衔接和交叉，如女性主义地缘政治和流行地缘政治都是与批判地缘政治一脉相承的，流行地缘政治、日常地缘政治以及旅游地缘政治和移民地缘政治又是层层递进的关系等。尽管如此，这些理论并没有被系统地整合起来与传统地缘政治形成有效的对话，尤其是缺乏分析框架和方法论层面的总结，这也导致新地缘政治研究缺乏与传统地缘政治之间延续性的讨论，并且在对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阐释中始终处于缺位的状态。鉴于此，下文将广泛结合新地缘政治理论，尤其是在它们对空间社会化、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以及多层级多维度领域的共同关注的基础上，尝试构建起新地缘政治研究的方法论框架。

3 新地缘政治的方法论框架

3.1 理解新地缘政治的两个核心维度

从地缘政治的词源构成、定义以及相关研究来看，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地缘政治这个概念：其一是“地缘”，即国家是地缘政治分析最基本的地理单元，地缘政治主要通过国家地理要素的分析来探讨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其二是“政治”，即地缘政治关注的是国家间如何交流的，本文将其界定为“交流领域”。从前文对二战后新地缘政治理论的梳理来看，新地缘政治在这两个方面都与传统地缘政治有很大区别。① 是对国家作为地缘政治最基本的分析单元的解构。虽然传统地缘政治和新地缘政治都关注国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在传统地缘政治讨论中，国家是相对整体、均质化的存在，而新地缘政治则挑战了国家作为一个均质整体的预设，强调了它的异质性，对其内、外部多层级的主体如何参与地缘政治格局的塑造进行了拓展讨论（图1）。② 是对国家间交流领域的拓展。因时代背景的差异，传统地缘政治所讨论的国家间交流领域主要局限于军事、经济以及涉及其他国家核心利益的高敏感领域；而新地缘政治对此进行了拓展，一些看起来理所应当的或者微不足道的国家间交流领域（如文化、旅游等）在新时代背景下也与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产生了联系（图1）。鉴于此，本文在此节尝试解决的问题就是通过基于国家异质性的多层级分析和国家间交流领域的多样性两个方面来构建二战后新地缘政治的方法论体系。
图1 新地缘政治理论的方法论框架

Fig. 1 The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of new geopolitical theories

3.1.1 新地缘政治的多层级分析

新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与传统地缘政治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对国家作为地缘政治分析最基本的单元其具有的异质性的审视。虽然新地缘政治理论没有明确将基于国家异质性的多层级分析作为该领域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提炼出来，但是大量新地缘政治学者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是广泛采用了多层级的分析方法。因此，本文尝试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地缘政治理论如何指导开展研究进行一个方法论层面的建构。换言之，多层级分析是新地缘政治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维度，因此可以通过多层级的概念对新地缘政治的方法论进行整合。多层级分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尺度和行动者（图1）。
（1）尺度层面的多元性。从尺度来看，传统地缘政治对国家的异质性（或者说多层次性）缺乏充分地讨论，如在德国地缘政治学派中，国家被视为一种“有机体”，是浑然一体的[1]。事实上，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地理单元，在垂直维度上是有等级和丰富层级的，如国家通常是由“省—市—区”或“州—郡—县”等不同空间尺度构成的（图1）。而不同尺度空间之间也存在错位交流，如城市在国家间交流中并非总是与国家保持高度一致。这一点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体现尤其淋漓尽致，比如Taylor有关世界体系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观点[35]。Jones等[36]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讨论也佐证了这个观点，他认为“一带一路”并非一个所指明确、自下而上的“大战略”，而是一个相对松散、充满不确定性的计划，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国家和地方的协商和协调。从这个角度来看，尺度层面的多元性无疑是理解新地缘政治，尤其是对新地缘政治方法论构建的一个重要维度。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新地缘政治对多层级尺度空间的关注集中体现在城市地缘政治、社区地缘政治等议题。具体来讲，城市地缘政治将城市空间视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场所，将人类制造的暴力和冲突视为现代城市空间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31]，挑战了既有的地缘政治学研究国内和国际事务之间的传统区别[37]，既关注大规模政治暴力（如战争、种族屠杀和恐怖主义活动等）与城市空间生产之间的联系[10]，也关注微观背景下城市事件与地缘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38]。同样，新地缘政治研究所强调的多层级分析也反映在社区尺度。在全球—地方频繁互动的今天，国家与国家、地方与地方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边界逐渐模糊，区域、城市和其他一些更小尺度空间（尤其是社区）逐渐成为展演领地化、空间政治和国家间地缘政治想象的重要空间单元。就社区尺度而言，各个国家的移民社群以及相关的族裔社区（如广州的“非洲村”、海外的华人社区等）和社会网络等通常都在维持国家间地缘经济联系、国家形象以及国家认同的建构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39-40]。相反，在族裔社区发生的冲突可能会通过尺度升级的方式演变成为地缘政治事件，进而催生远在非洲的国家和地区爆发“辱华”事件[41]。
（2）行动者维度的多元性。新地缘政治的多层级分析也体现在行动者维度。新地缘政治在行动者维度发起的关于地缘政治研究范式的反思始于对“欧美白人男性”主导的地缘政治支配模式的挑战。传统地缘政治虽然没有明确的有关行动者的讨论，但是大都暗含了欧美白人男性精英主导的治国之术的讨论，对小人物（如后殖民主义讨论的东方国家、种族主义讨论的有色群体、女性主义讨论的女性以及流行和大众文化研究讨论的草根群体等）通常都是排斥的[42]。而新地缘政治的多层级分析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小人物的关注，讨论“草根文化”群体、女性、普通老百姓、跨国移民和游客等小人物是如何参与全球地缘中政治的空间—权力关系建构。新地缘政治研究的这个特征与地缘政治学者对福柯有关“知识—权力”关系理论[43]以及地理想象[44]等理论的借鉴有莫大的关系，通过这些理论将“自下而上”的主体及其对地理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纳入到国际政治演变的地理要素分析中来，有效地推动了地缘政治研究对不同层级上多元行动者的关注，尤其是它们如何刻画地理知识并作用于国际关系的演变。
目前大部分新地缘政治理论都涉及行动者维度的地缘政治多层级分析，主要包括流行地缘政治、女性主义地缘政治、日常地缘政治、情感地缘政治、旅游地缘政治和移民地缘政治等。其中，流行地缘政治关切了信息化时代“草根文化”群体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力量如何颠覆传统的地方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在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景观和认识方面产生了关键的作用，比如Dodds讨论了好莱坞电影作为呈现东方主义式的地方知识的场所，其对中东、中亚等地区的地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在21世纪初美国制定的全球反恐政策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45]；女性主义地缘政治则将传统意义上被边缘化、去政治化的女性群体纳入到地缘政治分析中，讨论了她们在地缘政治叙事中的作用，比如性别化的战争叙事被视为国家领土营建的一种方式[46]；日常地缘政治和情感地缘政治则将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广泛推广至个体，关注他/她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情感地缘政治尤为侧重个体情感分析）如何参与全球地缘政治景观的（重新）塑造，如在耶路撒冷这个具有争议的以色列殖民地，以色列人通过其日常通勤与殖民地原住民建立情感、经济联系，试图从日常生活层面合法化其宏大的殖民行动[47]，而另一方面，被殖民的巴勒斯坦人则通过城市墙绘将公共领域转化为民族的创伤记忆，以此来反抗殖民霸权[48]；旅游地缘政治和移民地缘政治则进一步将地缘政治分析的对象拓展到更为具体的（国际）游客和（跨国）移民范畴，来讨论这些群体如何参与到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塑过程中来，如安宁等[34]关于非洲的一个名为“爱心妈妈”（Love in Africa）的中国女性移民组织的研究发现，像“爱心妈妈”这样的移民组织在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兼顾了许多在宏观视野中被忽视的细节，这说明移民群体以不同于国家实践的形式与之形成的协同作用，形成一种以爱、关怀和跨国团结为特征的替代空间。
上述新地缘政治理论和相关研究从尺度和行动者这两个维度探讨了草根群体、女性、游客和移民等多层级行动者在城市、社区等多层级空间尺度上如何参与国家间地理知识生产和传播及其对全球地缘政治变化产生的影响。其本质是揭示了处于不同层级空间尺度以及涉及的多元行动者等微观要素如何推进、颠覆或重塑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换言之，即便是宏大的地缘政治议题，终归都要付诸具体的人、物、机构在特定的空间实践，势必牵涉到多层级尺度和空间范围内的利益相关者，这些多层级尺度上的互动在一个高度流动和透明化的时代又时刻存在被放大到国家间地缘关系的风险。这也意味着，全球地缘政治与区域、地方、城市和社区等多层级空间单元以及其中的行动者是相互嵌套、相互影响的。这印证了本文从新地缘政治理论整体发展的角度来构建相对统一和体系的方法论的科学性和重要价值。

3.1.2 国家间交流领域的多样性

国家间交流领域是理解新地缘政治的另一个维度。本文对新地缘政治方法论建构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其对国家间交流领域多样性的关注。因所在时代背景差异，传统地缘政治讨论的国家间交流领域主要侧重于军事、经济、安全或其他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通常表现为战争、谈判和其他博弈。例如，Agnew在《地缘政治引论》中总结道，地缘政治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研究国家间在核心利益层面的博弈和竞争[49]。二战后新地缘政治的发展显然在国家间交流领域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将地缘政治对国家间关系的关注从冲突、战争、资源和安全等高度政治化的领域拓展到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些看起来已习以为常的和微不足道的领域中来，如文化、移民、旅游等（图1）。与上文讨论的多层级特征类似，尽管大量新地缘政治学者在具体的研究中对国家间交流领域的多样性展开了讨论，但是仍没有任何概念或理论对这一核心特征进行提炼。因此，本文尝试提出的新地缘政治的方法论其另一个核心维度就是对国家间交流领域多样性的探讨。
事实上，自二战结束以来，构建和影响世界秩序的要素越来越多地涉及更广泛的低敏感和非传统领域，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有Said提出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理论[44]以及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相关论断[50]，都强调了文化是塑造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关键因素。此外，前文提及的批判地缘政治、流行地缘政治和日常地缘政治等新地缘政治概念都强调了地理知识作为一种“话语”的形成过程、机制以及它们作为重要的全球权力的来源和合法性依据[12]。这也意味着地缘政治分析有必要对一些看起来具有“常识性的”“理所应当的”领域[12]是如何参与到全球地缘政治塑造中来展开探讨。鉴于此，本文认为构建新地缘政治研究方法论体系的另一个关键维度就是揭示多样化的（尤其是传统地缘政治分析不那么关注的，但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却越来越重要的）国家间交流领域作为新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展演场所其地缘政治机制和重要价值。
从新地缘政治理论及相关研究来看，目前对国家间交流领域多样性的关注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对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旅游产业等领域的关注，主要表现为流行地缘政治、日常地缘政治和旅游地缘政治等研究方向的兴起。从文化领域来看，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人类社会（包括国家）的组织方式愈加扁平化，文化传播的方式也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和影响。流行文化不再是扮演着愉悦大众的角色，更是成为一种文化和政治载体，承载着国家地理知识和地方形象塑造的功能[51]。流行文化也成为一种演绎空间与权力关系的重要领域，譬如电影[45]、漫画[52]、音乐[53]等都成为生产国家知识、重塑国际关系和唤醒民族情感与认同的关键场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国家或其他机构的支配，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的地缘政治认知。此外，旅游领域在国际旅游大众化的背景下也逐渐被视为一个地缘政治化的领域。一方面，从前文提到的行动者维度来看，游客的（跨国）流动使得这个群体成为地缘政治话语塑造和传播的一个重要媒介，在空间知识生产和国家认同营建等方面扮演关键角色，从话语层面对国家间关系进行了协商[12]。另一方面，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讲，旅游产业作为一种典型的服务产业，往往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支柱产业，而旅游流动却深受产业的发展以及流动政策的影响。因此，旅游产业也成为一种地缘政治工具，通过对目的地管理政策的调整、流动政策的制定（如“被批准的旅游目的地”系统的建立）、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如航线的设置和安排）以及旅游抵制等社会动员方式对国家间地缘关系的变化进行反馈和调解[54]。除此之外，移民企业[40]、基础设施建设[55]、碳排放[56]等非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和领域都成为现代地缘政治博弈的场所。
因此，从国家间交流领域来看，本文所构建的新地缘政治方法论框架其另一个核心维度就是讨论文化、旅游、移民企业、基础设施以及碳排放等国家间交流的多样性如何成为塑造全球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因素。这些领域都是非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研究议题，它们并不能囊括所有已经得到关注或还未涉及的非传统领域，只是对本文构建的新地缘政治方法论试图关注的国家间交流领域的多样性作更为具象的阐述，进而说明在传统地缘政治所关注的军事、经济、安全等高敏感领域外，这些看似“理所应当”、并不具有政治性且长期被忽略的领域也能够在全球地缘政治关系塑造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和作用。事实上，这些领域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现象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全球政治权力的来源和依据，尤其是考虑到它们在塑造（重构或者扭曲）地缘政治话语方面的重大潜力以及推动全球地缘政治景观变化的重要价值，因而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被视为从新地缘政治视角去研究和理解当今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维度。

3.2 新地缘政治的研究方法

自新地缘政治理论兴起以来，以文本分析、话语分析、访谈法、参与式观察等为代表的基于中微观层面的案例研究方法已经被新地缘政治学者视为一种普遍接受的方案[57]。这与前文所提到的二战后新地缘政治对基于国家异质性、国家间交流多样性的细致查验有一定的关系。尽管如此，除了极个别研究专门对新地缘政治的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之外[58]，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对新地缘政治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的归纳，尤其是将基于微观分析的质性研究方法纳入到地缘政治程序性的方法论构建中来。因此，除了从方法论层面对新地缘政治理论进行重新梳理之外，本文认为也非常有必要对展开地缘政治研究所需要的具体方法进行梳理，将基于多层级分析以及多样化国家间交流领域等地缘政治议题的研究手段纳入到新时代地缘政治研究的方法论议程中来，以校准我们理解时下如何开展地缘政治研究。
从对已有研究的归纳来看，本文尝试提倡推广的新地缘政治方法主要是指通过对与多层级分析相关的尺度、行动者以及交流领域维度的新地缘政治现象展开研究所需要的质性研究手段，主要包括微观层面的以个案研究为主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例如，新地缘政治研究鼓励学者在他们的舒适区以外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如成为刚果—卢旺达边境地区居民的一部分，融入他们的日常社会文化实践，参与式地感受国家边界如何被构建、感知和挑战[59]，或陪同在南京的游客一同参观文化遗产地，观察和记录文化遗产地的物质环境如何塑造游客的情动氛围以实现历史地缘政治知识的再生产[60]。此外，新地缘政治研究也鼓励地缘政治学者长期浸染在他人的语言和文化中，与他们进行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访谈，以了解国家宏大叙事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被感知并产生反作用，如Han[61]关注的泰国社会中出现的富有争议的“再汉化”现象以及泰国社会对这种现象的差异化态度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等。同样，繁琐复杂的文本和话语分析工作也是新地缘政治研究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伴随着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出现的是地缘政治学者对大量档案进行的分析，像Dalby[25]关于“冷战”时期美国遏制策略相关文本的分析，以及Ó Tuathail[26]对美国后“冷战”时期外交策略演变的档案分析等，都是为了查验政治精英在地缘政治话语生产层面扮演的关键角色。
将民族志、文本分析等多层级的质性研究方法应用到新地缘政治方法在目前的研究中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特别是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地缘政治参与者，包括不同层级空间尺度上和来自不同领域的，无论是精英、专业还是非专业人士，都开始广泛地通过话语、想象、实践和政策制定等方式参与到空间意义的构建，并且将其与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空间权力联系起来，尽管它们参与的程度不尽相同。这一点在全球化、信息化等新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和明显。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提倡将这种研究方法程序性地纳入到地缘政治分析的方法论里来，并不是要将它们永恒地镌刻在地缘政治的研究范式中，而是尝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供一种重新认识地缘政治和研究地缘政治的范式，尤其是方法论层面提供一种多元验证的路径和方案。因此，本文提出的新地缘政治研究方法并不是放弃或者否定传统的地缘政治研究方法，而是在多层级尺度/行动者以及更加多样化的国家间交流领域的基础上，尝试去探讨这些要素如何参与并形成当代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并且改变地缘政治的运作模式。
换言之，新地缘政治研究方法并非否定基于国家间关系分析的宏大叙事，而是尝试构建调解微观和宏观的渠道，通过挖掘多层级（尤其是微观）空间尺度和维度背后的故事，来了解来自不同国家、区域和地方的人如何成为参与塑造地缘政治的行动者。例如，特朗普执政期间并没有直接呼吁发起仇视亚裔的社会运动，但是将他对中国的立场与美国人民的日常遭遇混为一谈，使得美国人都成为其对华政策的参与者[62]。同样，中国在非洲的跨国移民、企业及其与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邂逅，也被视为构建本土社区对中国的国家形象的关键要素[40]。尽管这些微小的要素在新地缘政治理论慢慢发展起来之后才开始被逐渐关注，地缘政治研究也因为它们的参与而变得去中心化和多样化，但事实上，这些微观要素一直在国家空间权力或其他核心—边缘空间权力关系及其变化中参与、感受、调解和颠覆这些力量[63]。从上述这些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新地缘政治所倡导的基于民族志、文本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提供了多维度的地缘政治分析，认识到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并且提供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地缘政治分析的重要的观察视角。

4 展望

地缘政治通常都被视为专注于国家间尺度的宏大议题，曾经被认为是精英和治国方术专家的专属领域，但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等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各种多层尺度空间和多维度的行动者都开始参与到地缘政治中来，地缘政治已经变得十分扁平、复杂和多元。地缘政治及相关领域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不同尺度和维度的地缘政治参与者如何构建他们的知识系统，以及如何将这些知识与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权力联系起来，提出了更具包容性的解释。在地缘政治学中，这些类型的地缘政治被称为批判的[4]、流行的[5]、女性主义的[6]、日常的[7]、情感的[8]、城市的[10]、旅游[9]以及移民地缘政治。毋庸置疑，这些新理论和概念的出现在地缘政治领域掀起了一股重新审视地缘政治学的热潮。尽管这些新的理论尝试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去理解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但是它们整体来讲与传统地缘政治分析的范式区别较大，也缺乏明确且凝练的方法论体系，从而导致在学科层面缺乏足够的凝聚力和应用途径。因此，在对现有新地缘政治理论及其演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构建起新地缘政治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一方面，可以助力于刻画影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要素转型及其发生过程和机制，另一方面可以在方法论层面广泛地指导新地缘政治研究的开展。
本文对二战后新地缘政治研究的方法论构建主要体现在对地缘政治研究的多层级分析以及国家间交流领域的多样性两个方面。① 从新地缘政治研究的多层级分析来看，传统地缘政治讨论的是国家层面上全球政治的地理环境影响，倾向于将国家视为浑然一体的空间单元，忽视了国家内、外部的异质性和复杂性。而新地缘政治研究的核心是：一方面，在空间尺度上作出相应的拓展，将城市、社区等微尺度空间纳入到地缘政治的分析中来；另一方面，从行动者维度探讨了草根群体、女性、普通老百姓、跨国移民和游客等小人物如何实施、颠覆或重塑国家间地缘关系。② 从国家间交流领域来看，新地缘政治分析的另一个核心维度就是讨论文化、旅游、移民企业等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如何成为塑造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因素。地缘政治曾经一度与军事、经济、国家安全等高敏感领域捆绑在一起，而本文所讨论的这些看似“理所应当”、并不具有明显的政治性且长期被忽略的领域，在新地缘政治研究中也被与全球地缘政治关系的塑造关联在一起。除了构建新地缘政治的方法论体系之外，本文也探讨了新地缘政治的具体研究方法，提倡将基于多层级空间尺度、多维行动者以及多样的国家间交流领域等话题的研究手段（如文本分析、话语分析、访谈法、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纳入到新时代地缘政治研究的方法论议程中来，以校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开展地缘政治研究。
在2021年的一次集体干预中，Koopman等[64]提醒地缘政治研究者应警惕“精英主义的、去性别化的、无实体的”关于“国家”的地缘政治研究模式，这与本文寻求构建新地缘政治研究方法体系的目标不谋而合。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变化，知识和政府服务日益私有化，现在也出现了类似黑水这样的私营公司参与地缘政治情报售卖；在国家和超国家层面也有类似麦肯锡这样的公司参与地理知识的生产与协调；一些气候、人权和环保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参与到地缘政治想象的构建中来。上述这些现象无不说明，在当今世界全球化高度发达、信息化高度透明，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边界日益模糊和多孔的时代，新地缘政治理论的出现以及本文基于国家异质性和国家间交流领域多样性所展开的方法论构建，对于深刻理解和科学认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及其发生过程和机制具有重要的价值。当然，这里也需要明晰两点：① 不可否认，相较于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地缘政治竞争，根植于多层级分析的新地缘政治研究更加注重微观尺度的研究。但是，自下而上的地缘政治过程和实践并非只在微观尺度展开，如全球化、“一带一路”所涉及的日常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博弈，并非只依赖微观尺度，而是涉及不同尺度的互动和交织。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不同的意见领袖所形成的话语和行动的圈层，也是经常超越日常生活的尺度，与不同的组织、制度、行动者之间有复杂的嵌套关系。这也意味着，未来随着新技术的运用，地缘政治研究所涉及的尺度图景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②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建构的多层级、多维度的地缘政治实践，尤其是那些基于日常生活的地缘政治讨论，和国家主导的地缘政治绝非互相独立、相互排斥，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相反，两个领域之间是相辅相成，甚至存在正反馈的关系。例如，当前美国“反华”情绪、对于中国科技的无端打压并非只是国家机器运作的结果，而和日常生活尺度的民粹主义有很大的关系，且数字技术的运用推动了民粹情绪可以迅速转化为文化话语和实践，在更大的尺度上加以循环和传播。这意味着新地缘政治绝非对传统地缘政治的颠覆，而是传统地缘政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重要技术方法层面的补充。
最后，在地缘政治现象日趋复杂以及中国海外社会经济活动日趋活跃、面临的来自“自下而上”的地缘政治风险日趋明显等大背景下，从新地缘政治这一理论视角来展开地缘政治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以“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日趋频繁的海外企业和基础设施活动为例，去讨论这些项目所涉及的多元行动者在多层级空间以及非传统地缘政治领域所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包括如何参与地缘政治想象构建以及重组地缘政治关系等，对于理解当今中国如何参与到全球政治景观的重塑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因此，本文也建议地缘政治学者，无论是传统地缘政治还是新地缘政治，从多元、多维的视角来关注当今地缘政治的现象、表达及其构成，肯定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并在彼此的工作中相互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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