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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2024 , Vol. 79 >Issue 12: 3095 - 3109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412011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economic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 YE Chao , 1, 2 ,
  • LUO Shen 2
Expand
  •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 2.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8-25

  Revised date: 2024-10-27

  Online published: 2024-12-27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42026)

Fold

Abstract

China is deeply interwoven with the world,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economic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mainly configurated by three relations: relation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lations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t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new journey of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Using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ttern evolution dialectic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arty discourse and multi-scal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fter 1840, the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disintegrated China's unified pattern, and the regional imbalance and rural-urban gap became prominent in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imbalance and gaps intensified in China amid the world's multipolar conflict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reated the path of the rural areas to encircle the cities and won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hich also changed the world pattern. After 1949, under the Cold War, China began to embark on the path of independently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lation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re shifting to balanc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late 1970s, globalization and multi-polarization have propell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imbalance has shifted from worsening to easing, and China has quickly become an important pole in the world.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unseen in a century, uneven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s fraught with uncertainties. Coordinating the three relations is the key to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hina-world relations have a U-shaped cycle of 50 years, regional relations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and rural-urban relations are the easiest to chang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f the economic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modernization, and integrate the three relations into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H-shaped pattern should integrate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reshape an open oriented, inside-out pattern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empowerment of talent resources.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dual structure; uneven development; governance; rural-urban relation;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

Cite this article

YE Chao , LUO Shen . The economic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4 , 79(12) : 3095 -3109 . DOI: 10.11821/dlxb202412011

1 引言

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中，格局问题是影响乃至决定未来发展的关键。自鸦片战争至今近两百年的历史，其实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和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国的发展受世界体系及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同时，作为世界现代化的重要部分，中国的现代化也深刻影响并改变了世界。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重心东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转折，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都被重塑。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构建新格局 ① 。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其要点在于统合对内的“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战略及对外的“一带一路”倡议，力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弥合不同国家和区域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从中国与世界相互影响的视角出发，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地理格局已成为紧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格局”一词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被广泛运用。中国古代的“格局”概念内涵丰富，既可以指人的谋划、志向、气度，也指诗文的意蕴和谋篇布局，也引申反映事物位置关系与整体发展态势。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不同学科和领域的“格局”概念涵义有较大差别。政治学、社会学中，格局可以理解为战略层面的社会关系形态和结构[1]。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中，格局是语言符号系统呈现的框架状态[2]。地理学、生态学、建筑学中，格局是各种要素的配置所形成的总体空间图式[3]。地理学者通常将格局翻译为“Pattern”，该词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景观形态学传统主导下暗含形式主义与结构化的世界观[4]。计量革命后，空间格局成为流行的术语[5]。综合而言，“格局”是一个涵盖空间特征、人的构想与话语表述的复杂概念，地理学中的格局研究主要是刻画要素的空间结构特征。本文试图综合格局的多重内涵，将格局作为一种理解国家发展“结构—能动性”因素的概念，以打破格局叙事中将空间状态和战略构想二元化的倾向。
没有不变的格局，本文探讨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地理格局属于发展格局。Chenery等最早提出发展格局（Patterns of Development）的概念，从国家尺度区分了偏重内向政策的“大国格局”和偏重外向政策的“小国格局”两种类型[6]。这种对发展格局的空间划分可以追溯到Smith，他很早就敏锐地揭示了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要点“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7]。其后，以李斯特、库兹涅茨等为代表和以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克鲁格曼为代表形成了两派[8]。马克思及其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试图从资本循环体系的角度探索国家发展和世界市场两个循环的综合运行机制，格局被视为资本全球流通的一个地理切片[9]。Jessop综合地理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调节学派理论，提出分析社会空间的“策略—关系”方法（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10]，认为地理尺度是资本积累和权力调节的策略，国家通过实施多空间元治理（Multispatial Metagovernance），整合多重空间关系并推进积累格局的转型[11]。Brenner等提供了一个分析多尺度积累调节的多样性框架，用以探究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重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替代方案[12]，为理解中国道路转型提供了地理政治经济学思路。
就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地理格局问题而言，城乡关系、沿海与内陆的关系（简称东西关系） ② 、中外关系是最主要的3对空间范畴，也是影响乃至决定现今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要力量。多尺度地理关系的相互作用是一个不平衡和综合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的过程[13]。多重权力博弈需要具有领导权的政党通过知识分子话语、战略制度等策略在城乡、区域、世界等尺度为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创造核心要素[14]。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报告中首次出现“格局”一词，从国际循环维度提出构建外交格局和开放格局；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提出构建“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和“地区之间互惠互利的经济循环新格局”，形成从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构想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地理格局的思路。21世纪以来，产能过剩、房地产价格剧升、政府债务加重和经济增长率下降等过度积累问题日益严峻，党更加强调空间的结构性改革，积极实行多尺度的“空间修复”战略。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整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三大空间战略，意图实现城乡、区域、中外三对关系协同演进，构建综合性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格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国内地理学者对不同阶段中国特定尺度的经济地理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15-16]，但较少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整合多尺度综论近代以来的经济地理格局演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空间特征和制度成因[17-18]，但欠缺社会空间的多尺度分析。鉴于此，本文厘清了格局的内涵，解析了形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空间关系，借鉴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近代以来中国城乡关系、东西关系、中外关系的演变态势，刻画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地理格局，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2 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地理格局需要历史与地理相结合的辩证视角。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化是农业社会向都市和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多方面的转型[19]。现代化潮流“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20]，构成人类“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却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的“自然的发展阶段”[21]。从地理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异乎常态的内外环境中孕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交互作用的产物[22]。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地理格局形成于现代化的进程中，最终回答的其实是世界与中国的关系问题[23]，这首先需要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2.1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及其演变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概念。鸦片战争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被迫开启。“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24]，以“中体西用”为主的思想和早期工业化成为当时主流的现代化意识[25]。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提出“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的现代化目标[26]，现代化内涵在“工业化”基础上增加“农业近代化”的内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27]，也就是“四个现代化”。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决定“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8]，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提出以“富强民主文明”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三步走”战略。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9]，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30]，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全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要求，强调了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5个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演变具有4个突出特征。在思想上，是从具体到抽象的理论生成过程。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之前，对现代化的论述更多强调哪些方面需要实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高度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的重大问题。从干什么到是什么的转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日益成熟的体现。
在动力上，它是一个从外生到内生的过程。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进行的现代化是一个深刻矛盾运动。正是外生推力打破旧的中国格局，而在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中国不断寻找适合自身的现代化模式，进行波澜壮阔的后发赶超的现代化历程。
在主体上，它是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中国人民觉醒、创造并贡献世界的过程。各种早期现代化方案脱离中国实际，得不到广大民众支持。“自从引入马克思主义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31]，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主动探索和建设、总结和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样本与新选择。
在效果上，它是一个从依附到富强的过程。依附性的政治经济状态下，近代小农和地主阶级的现代化难以推动社会大分工，资产阶级的现代化难以促进国家整合，加剧了中国社会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冷战”时期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到国际环境好转下的改革开放，从被孤立到逐步融入全球化，使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跨越，并迈向“强起来”的新征程。

2.2 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互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虽曲折多变，但其核心逻辑未变，即中国发展与世界潮流紧密相连、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32]。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效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把握世界发展与中国发展的辩证关系。
世界发展影响中国道路。中国位于太平洋西岸、亚欧大陆东端，大体上是一面临海的地理条件。受这种地理条件制约与影响，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海洋贸易长期受限，但宋朝之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重心具有从内陆向东南沿海迁移的趋势。地理不平衡及其变迁深刻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是工业革命和大航海的产物，海洋文明勃兴推助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33]，世界市场的开拓凸显临海区位和海洋交通的重要性[34]。殖民贸易主导的资本流动塑造二元对立的现代世界[35]，“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0]；世界不平衡发展矛盾激化，形成了“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态势[20]。城乡对立与区域、国家不平衡发展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的初始格局。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市镇变为通商口岸，资本通过沿海和沿江的口岸城市渗透，沿海与内陆差距凸显。传统城乡分工被殖民贸易打破，列强通过商品倾销建立“以城侵乡”的流通顺序，通过资本输入的城镇化，近代城市脱离乡村而依附于世界市场，造成城乡分离的态势。
中国变革推进世界发展。世界各国基于不同海陆条件孕育多元文化并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从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变迁看，全球发展重心具有从守成大国向新兴国家迁移的趋势[36]。新兴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在全球后现代和后殖民转向过程中，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多元文化不断融合结晶[37]，制度与文化因素对世界格局的塑造日益明显。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日益显露，“东升西降”的世界变局浮现[38]。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以人的逻辑驾驭资本逻辑的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现代化的新途径[39]。
中国与世界持续互动互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地理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世界现代化进程塑造了中国城乡、区域二元结构[40]。中国在历史进程中凝聚出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41]，并在推进城乡与区域一体化格局[42]。世界和中国的相互作用所生成的“二元一体”格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地理基础。这一格局蕴含着“时间消灭空间”与“空间颠覆时间”的张力：一方面，资本的全球流通“消灭”了各国社会文化多元性但也增强了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另一方面，从中西文化碰撞中孕育的中国道路创造性地“颠覆”了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时间线[43]。在时空张力的演进作用下，近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地理格局产生分化与融合、均质与差异、不平衡与平衡的多重可能，表现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发展态势。

3 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地理格局的发展演变

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地理格局处在发展演变过程之中。城乡、东西、中外三大关系互相交织和影响，使格局充满变数。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0]，精准刻画了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突出难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指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而理解和解决此难题又需要将中国置于全球体系之中，透彻理解和妥善处理中外关系。因此，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地理格局的发展演变过程和态势，是解决主要矛盾并形成新格局的基础。

3.1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49年）的两极分化格局

1820年以来，美国、英国、日本国力迅速上升（图1），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逐渐边缘化。面对危局，清王朝及其后的中华民国（1912—1949年）政府开、自开口岸100余处[44]，对外贸易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区域不平衡发展加剧（图2）。中国工业总产值由1887年的26.61亿元上升至1920年的56.52亿元，增幅达112%，农业总产值仅增长45%，达173.46亿元[45]，乡村缓慢发展与城市大幅进步使城乡分化态势逐渐明显（图2）。20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处于从欧美多极向美苏两极过渡时期。位于世界外围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工人阶级壮大并登上政治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外资加大对中国的入侵，进出口额比迅速上升，中外不平衡矛盾激化，沿海和内陆差距逐渐扩大；工农业产品物价指数比也呈逐年上升趋势（图2），繁华的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
图1 1820—2022年世界主要国家GDP总量演变

注：主要国家1960年以前GDP数据来源于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1960年以来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港澳台地区数据暂缺。

Fig. 1 The evolution of the aggregate GDP of the world's leading countries from 1820 to 2022

图2 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地理格局演变

注：进出口贸易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贸易史教程》《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1978年后的对外开放态势增加投资数据来参考，外商来华投资与中国对外投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1949年以前沿海与内陆差距以财政收入代替，数据来源于《石渠余记》《民国财政史》《续民国财政史》《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48》；1949年后人均GDP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1949年前城乡差距以工业与农业产品物价指数比代替，数据来源于王玉茹《中国近代的经济增长和中长周期波动》；1949年后为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数据来源于《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和中国统计公报；港澳台地区数据暂缺。

Fig. 2 The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46]，从中国和世界的辩证关系看待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至关重要。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进一步刻画和分析了中国不平衡的社会空间关系[47]，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并提出“资本—空间—权力”构成的三元分析框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
剧烈分化的格局最终产生两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使一切革命者分化成两个派别、两种命运。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扎根内陆乡村发展农村根据地，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统治重点则放在城市，而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严重破坏了作为国民党统治根基的中国东部地区城市，沿海和内陆、城乡差距呈下降趋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依赖美援加快对沿海地区的经济重建，沿海和内陆差距迅速回升至战前水平。

3.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年）趋于平衡的经济地理格局

1950年后，世界分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外关系趋于平衡。进出口额比降至1.00左右；区域差距逐渐缩小，沿海和内陆GDP比由1950年的1.64缓降至1958年的1.43；城乡不平衡态势急剧凸显，城乡消费比由1952年的2.37攀升至1960年的3.23（图2）。为遏制城乡分化趋势、解决城镇口粮和人口管理难题，开始设立户籍制度限制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固化。中外关系保持平衡，进出口额比稳定在1.00左右。
20 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通过“三线建设”推动生产力内向分散布局，通过“上山下乡”使城市人口回流乡村。区域和城乡差距大幅下降，沿海和内陆GDP比下降至1967年的1.34，城乡消费比陡降至1970年的2.36（图2）。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缓和，外资引进使得生产力布局重新向沿海地区倾斜。区域和城乡差距缓慢扩大，沿海和内陆GDP比缓升至1978年的1.68，城乡消费比上升至1978年的2.93（图2）。
两极博弈的紧张世界格局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建设模式的道路，这过程中出现了城乡差距变化剧烈、区域差距逐渐反弹的格局态势，经济地理格局在平衡中走向转折。

3.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年）的不平衡格局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外、城乡与区域格局。外商来华投资数量大于中国对外投资，投资比走势与城乡差异走势高度一致。通过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工业化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使乡村涌现大量小城镇，城乡消费比从1978年的2.93迅速下降至1982年的2.17，并在将近10年中保持稳定（图2）。为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理论，指明“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48]。“六五”计划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为发展重点，“七五”计划遵循优先东部、后中部、再西部的发展顺序，沿海和内陆GDP比从1980年的1.67缓慢扩大到1990年的1.78（图2）。在上述综合影响下，固化的二元格局开始松动。
1990年以后，世界进入新旧格局转换期，中国对外积极寻求“走出去”，同时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49]。“八五”计划加大中西部地区建设和沿边开放，“九五”计划意图构建七大协调经济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乡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及大城市涌入，促进城镇化高速发展。由于治理体系和能力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快速发展，空间管制无法遏制区域和城乡差距扩大趋势[50]，沿海和内陆GDP比、城乡消费比陡升至1999年的2.22和3.54（图2），二元结构加剧。
进入21世纪，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出口额比长期在0.8左右；2014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16年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在“五个统筹”发展理念下，“十五”计划实施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通过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后，进一步形成“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3个支撑带，区域关系更加协调[51]，沿海和内陆GDP比由2000年的2.24迅速下降至2016年的1.75。“十五”计划正式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促进城乡共同进步；“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2012年以后，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城乡关系趋于协调，城乡消费比自2010年以来快速降回2左右（图2）。三大关系趋于协调。
在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中，中国GDP总量以1990年为节点呈“上升—加速上升”态势，沿海和内陆GDP比以1990年和2003年为节点呈“上升—加速上升—下降”态势，城乡消费比以1990年和2000年为节点呈“下降—上升—下降”态势。从政府管制到市场化管理、再向空间治理转变，体现出从管理到治理的深刻转型。

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至今）新发展阶段下的新格局

百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程为新时代经济地理新格局积累了由内而外发展和开放这两条重要经验（表1）。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响应，三者是辩证互动的关系。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握新发展阶段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52]。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中之重。
表1 1840年以来世界格局与中国道路演变

Tab. 1 The evolution of world pattern and China's development formulation since 1840

现代化阶段 世界格局 中国道路
中外关系 城乡关系 东西关系
1840—1949年 多极 依附 农村包围城市 不平衡
1949—1978年 两极 独立自主 工业化与城乡二元 全国“一盘棋”
1978—2012年 一极 开放融入 城镇化与城乡改革 两个大局
2012年至今 多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 协调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南北发展差距依然巨大。另一方面，全球分工秩序面临重大转型，中国崛起态势明显，美国虽有衰退趋势但影响力仍然巨大。美国GDP占全球比重自2008年以来持续下降，中国快速上升，2018年中国和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3.12%、21.61%（按2010年国际价格衡量）。新兴国家崛起推动全球发展重心东移，诸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图3），多极格局更加清晰。
图3 2018年世界形势与2020年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地理格局

注：各国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各省份对外贸易数据(含进口额和出口额)、人均GDP数据、城镇化率数据来源于《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中国统计年鉴》、“七普”数据、各省份地方志和统计公报；世界地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16)1666号的标准地图制作，中国地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19)1825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港澳台地区数据暂缺。

Fig. 3 The world situation in 2018 and the economic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2020

新世界格局下，中国沿海和内陆、城市和乡村发展不平衡态势短期内仍将存在。一方面，二元格局持续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针对区域治理施策众多，但沿海和内陆GDP比值变化幅度不大，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保持在1.5以上，2012—2017年这一比值保持稳定（图2）。当前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图3）、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部分区域发展面临较大困难，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② 城乡融合需要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的重心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游移，总体的城市偏向使城乡发展不平衡并未产生彻底改变，“十四五”乃至之后的新型城镇化又面临新的形势。城乡、区域不平衡发展仍是共同富裕的主要难题。
另一方面，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地理格局融合趋势更加凸显，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现实基础日益成熟。① 二元格局持续松动。2011年以来引进外资额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16年以来对外投资额也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投资比趋于1。沿海和内陆人均GDP比值自2017年开始加速下降至2020年的1.58，未来30年应努力使其在1.0~1.5之间波动；城乡消费比自2017年开始急速下降至2020年的2.25，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低水平（1985年为2.17），未来30年应保证其稳定在1.5~2.0之间，发达地区和共同富裕试点地区可向1迈进，通过城乡共治建设“无差别城乡”。② 格局间协调性不断增强。对外开放、区域发展、城镇化重心的位置更加集聚，区域发展轨迹在城镇化和对外开放轨迹中的空间中介地位持续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地理格局的重心向西南快速移动（图3）。
需要将城乡、区域、中外关系与诸多国家战略结合起来，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图4）。一方面，以协调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差距，优化内部空间结构。通过新型城镇化汇聚人口并推进技术创新，通过乡村振兴使乡村吸纳人才和资本，培育文化生产和绿色发展的新内生动力；通过生态文明建设重塑国土空间，构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转化路径，保障资源能源供给安全，通过区域协调发展使产业布局更加合理，推进核心技术本土创新。另一方面，以开放发展打破三大关系间的壁垒，促进内外格局融合。以门户城市和沿海地区为重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新的耦合关系，重塑全球生产网络，进而全面变革世界体系，以外生力量进一步激发乡村和内陆活力，实现国土相对均衡的发展，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图4 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地理格局的要点

Fig. 4 The key points of the economic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4 中国式现代化的“H”型经济地理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的格局形成于既定的历史和地理、社会等条件之上，又处于剧烈变动之中。人文经济地理学者要提高对中国式现代化与格局的关系认知，强化格局理论创新，贯通中国古代经济地理、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地理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地理研究，深刻理解推进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地理格局的历史逻辑，将空间治理理论化。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地理学就城乡、区域关系的经济地理格局形成了“点—轴系统”“T”字型模式、主体功能区、菱形结构等理论，但将中外关系统筹考虑得还很少。本文认为，三元尺度空间关系的衔接是畅通现代化大循环的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地理格局至少应是城乡、区域、中外三对关系在历史和地理维度上的耦合。为了实现这一构想，应在现有空间战略基础上有机生成协同三对关系的地理格局理论，特别是形成具有良好中介调节作用的区域格局理论。基于水路主轴和城乡发展自然顺序，已经形成中国现代化的“T”型区域模式。“一带一路”在宏观尺度设定新的格局情境，需要城乡区域发展弥合战略轴带的空间断裂。在西北、西南、东北方向，经由中欧国际班列西部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东北亚陆海大通道，自然延伸与“一带一路”关键轴带的联系，或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H”型经济地理格局（图5）。以长江中轴连接南北向海陆双轴，分阶段实现国土空间均衡发展。到一定时期，长江中轴可进一步向西与泛第三极地带的陆桥轴线衔接，向东与海洋航线衔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轴心地带。
图5 中国“H”型经济地理格局构思

注：G为货币，W是由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要素构成的商品，P代表生产过程，W'和G'分别代表包含价值增殖的新商品和货币；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19)182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5 H-shaped economic geographical pattern in future China

统筹城乡、区域、中外三大关系并构建空间战略联动机制是新世纪以来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十五”计划提出城乡区域结构关联发展，“十一五”规划提出“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以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统合城乡区域发展，“十四五”规划以新发展格局统合城乡、区域和开放战略。未来必须着力整合城乡与区域发展战略，重塑开放引领、由内而外的新格局。
开放是中国应对世界变局并屹立世界的唯一法则。当前中国正处于变革期，外部环境趋紧、社会矛盾转换，必须畅通国内价值流通大循环（G—W—P—W'—G'），构建“H”型经济地理格局。继续发展东部沿海地区，汇集全球金融、人才、数据等资本，通过调节使资本向内陆实体产业流动（G—W）。在横向的长江轴上，通过产业转移和技术创新孕育新的实体产业，吸纳回流人口就业和就近利用优质资源能源，也可以通过“一带一路”与战略伙伴进行原料和技术合作（W—P）。在西部陆路轴向，保障核心产业链嵌入内陆，联合上下游企业规模化生产，构建城乡区域生产网络，提升商品供给能力（P—W'）。丰富商品既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提升国土空间品质，也可以进行进出口贸易，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W'—G'）。

5 结论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后发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持续重组中追求独立和发展的过程。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深刻揭示了一个基本道理：世界发展影响中国格局，中国格局重塑世界发展。城乡、区域、中外三大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地理格局的集中体现，它是整体世界格局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深刻影响世界格局。只有透彻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深刻交织与互促共进，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地理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地理格局总体上经历了差别、对立、平衡、协调向融合迈进的过程。1840年后，城乡、东西、中外不平衡和差距凸显；20世纪初，城乡、东西、中外发展不平衡矛盾激化。1949年后，城乡、东西、中外关系在平衡中转折；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东西、中外不平衡从加剧转向缓和。新时代的三大关系在趋于平衡中发展但也充满变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外关系在新时代的集中体现。具体而言，1840年以来，表征中外关系的进出口额比曲线存在以约50年为周期的“U”型波动规律。在进出口额比高的1847年、1905年、1943年、1985年前后，往往是世界格局波折变动，中国“主动/被迫”开放的节点。在进出口额比由降转升的1872年、1927年、1973年前后，和洋务运动、国民政府“黄金十年”、中国实施“四三方案”等国内改革发展节点呼应。这种“U”型波动规律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地理格局受宏观尺度关系框定，是一个“开放—变革—开放”的波浪式演化过程。1949年以来，表征城乡关系的曲线变化最为剧烈，一定程度上说明城乡关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从曲线拟合关系上看，1949—1978年中外、区域关系曲线具有更相似演变特征，1978—2012年区域、城乡关系曲线在整体上具有相似演变特征，两个时期的经济地理格局都呈现二元尺度协调特征，结合区域发展重心轨迹的中间位置，表明区域关系在格局演化中扮演时空周期调节器的角色。进入新时代，三大关系曲线呈一致下降趋势，3类重心轨迹同向集聚，表明无论是单一尺度的空间关系还是三元尺度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地理格局正迈向均衡。
中国经济地理格局一百多年发展演变的最宝贵经验是：融入世界才能开创新局，由城市和沿海把握大局，从乡村和内陆打破僵局。从长期历史看，处理好中外、东西和城乡关系对走好乃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至关重要。这三大关系互相交织和影响，构成了中国经济地理的基本格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丰富的经济地理内涵，特别值得进行跨学科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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