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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2024 , Vol. 79 >Issue 4: 1085 - 1096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404015

Academic Information

Academic life path and discipline tree of Professor Wang Enyong

  • WU Bihu ,
  • XIAO Ye
Expand
  •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creation and Tourism Research,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9-04

  Revised date: 2024-03-21

  Online published: 2024-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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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en approved that academic life path and discipline tree techniques developed by time geographers are effective methods to examine academic thoughts and related activity characteristics for scientists. This paper utilized the techniques to explore the personal academic history of Professor Wang Enyong (1927-2023), the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and a faculty member of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who had rich life experience,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 interests, and plenty of academic writings in his life span of 95 years. On the statistical basis of his 192 papers and books which could be accessed from Internet and libraries from 1954 to 2019,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It could be seen from the academic life path curve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Wang's works in the timeline showed the peaks off to the right. This reflected not only Wang's personal life growth path,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puls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other fields. (2) According to academic life path table, the changes of Wang's academic disciplines distributed in the timeline could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the period of physical geograph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period of research stagnation and exploration, the period of multi-field exploration dominated by cultural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the period of socialization and promotion of geography, which demonstrated both the shifts of Wang's personal research interests and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the whole Chinese geography in the past 70 years. (3) The integrated discipline tree displayed Wang's personal academic system, which included three levels of disciplinary relations: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composed of geography,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edagogy; in-depth research of human geography consisting of cultural geography,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tourism geography; research on applied geography comprised of tourism planning, urban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 The core academic graph displayed his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centered on the analysis main line of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in the fields of cultural geography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The discipline tree outlined the entire landscape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Wang managed throughout his life, together with the core academic graph revealing his profound academic influence till the end of the world.

Key words： Wang Enyong; academic life path; discipline tree;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thoughts

Cite this article

WU Bihu , XIAO Ye . Academic life path and discipline tree of Professor Wang Enyong[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4 , 79(4) : 1085 -1096 . DOI: 10.11821/dlxb202404015

1 引言

王恩涌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地理教育家①(① 王恩涌生平简介：王恩涌1927年11月6日出生于安徽凤阳；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地理系地理组，1952年因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1953年毕业留校任教；1994年4月退休，后长期受返聘参与研究生培养工作，笔耕不辍。2023年2月2日王恩涌于北京逝世，享年95岁。)，曾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地理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人文地理》副主编等重要学术职务。作为杰出地理学家，王恩涌2009年荣膺“中国地理学会科学技术奖终身成就奖”，2013年荣获北京大学教师最高荣誉——“蔡元培奖”。
王恩涌先生的学术一生波澜壮阔，他由早期的自然地理训练转向人文地理开创，尤其在文化地理和政治地理方面独辟蹊径，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关于王先生的学术思想和贡献成就，已有一些学者和机构加以综述和讨论[1⇓⇓-4]，但尚未见综合其一生学术成果进行诠释的系统定量研究。生命路径（Life Path）是时间地理学的基本概念，由瑞典地理学家Hagerstrand提出，即个体生命活动在时空间轴上的连续表示，早期应用于人口移动的传记性研究[5]。1977年Pred提出可以运用时间地理方法，以某位关键人物的一生为主线来总结学科发展的历史[6]。2001年吴必虎将生命路径概念扩展，提出学术生命路径（Academic Life Path），并建立学术树（Discipline Tree）概念，研究已故当代中国著名地理学家、旅游学家陈传康先生的学术史[7]。此后，陆续有相关研究将学术生命路径方法应用于重要学者的学术体系剖析[8-9]。
基于此，本文拟从学术生命路径视角出发，收集、整理王恩涌一生学术成果进行综合定量研究。诚然，受彼时生活时代所限，以当前流行的论著篇数、影响因子等标准不足以充分衡量先生的学术影响，本文仅以此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切入，以期直观、饱满地勾勒王恩涌先生的学术生平，更加全面地理解其思想脉络与学术贡献。

2 数据和方法

根据公开资源统计，获取王恩涌在1954—2019年间正式发表论著176种次（包括期刊论文161种次，专著译著15种次），内部印刷稿件6种次，指导硕博学位论文（含博士后出站报告）10种次②(②受年代和载体所限，油印稿和手稿等非正式出版物获取不完全；此外，对正式发表的论著进行了一稿数发剔除处理，对已有正式发表版本的内部印刷稿件也进行了剔除，采纳的为去重数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https://www.cnki.net/）、读秀知识库（https://www.duxiu.com/）、北京大学图书馆（https://www.lib.pku.edu.cn/）、中国国家图书馆（https://www.nlc.cn/web/index.shtml）和孔夫子旧书网（https://www.kongfz.com/）的电子数据库与馆藏纸本资源。为充分展现王恩涌的学术思想脉络和研究旨趣，本文将上述获取的所有学术成果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一生的学术生命路径和学术树特征，合计192种次。
研究技术路线上，首先，在时间维度上建立学术生命路径曲线和学术生命路径表，用以统计分析王恩涌学术著述的数量变化和内容变迁过程；其次，利用学术树的概念，结合学科领域、创作量及其科学关系系统构筑先生的个人学术体系，最终勾勒出其一生经营的学术群落的整体景观。

3 学术生命路径分析

3.1 学术生命路径曲线

王恩涌的学术生命路径曲线如图1所示，它所展现的王恩涌著述数量在时间轴上的分布呈现出波峰右偏的特征，不仅反映了个人的生命成长路径，也与社会发展轨迹紧密相关。① 1959—1979年著述陷于停顿③(③20世纪70年代的少数学术成果为非正式出版的油印稿。)：在人生最富创造力的中青年时期，王恩涌将职业生涯奉献给学科建设。1958年由于北京大学地理系的迅速发展和迫切需要，王恩涌暂停教学科研，专职服务学科建设与管理。② 1980年后涌现3个创作高峰：改革开放后，王恩涌依然保持着对地理学的热爱与使命感，投身于迟到的学术生涯。1984年王恩涌赴加拿大进修归国，引入西方文化地理体系，转向人文地理教学与研究，笔耕不辍。
图1 王恩涌的学术生命路径曲线

Fig. 1 Wang Enyong's academic life path curve

3.2 学术生命路径表

学术生命路径表表示学者一生的学术研究领域随时间的变化。纵观王恩涌一生的学术生命路径表（图2），大致可以分为以下4个时期。
图2 王恩涌的学术生命路径

注:括号内数值为为数量(种次)

Fig. 2 Wang Enyong's academic life path table

3.2.1 苏联影响下的自然地理学时期（1954—1958年）

最初的20世纪50年代，王恩涌的学术研究受苏联影响较深，他原先研究兴趣为植物地理，而后拓展了景观学和综合自然地理学方向。这一时期他与陈传康先生合作较多，关注景观、土地等自然地理综合体，并翻译了数本苏联自然地理领域前沿专著，如《景观地球化学概论》《自然地理学基本问题》。

3.2.2 研究停滞与探索时期（1959—1983年）

1958年后，由于学科发展需要，王恩涌全身心投入北京大学地理学科建设与管理工作，学术研究陷于停滞。作为北京大学地理学早期阶段的主要领导者，从20世纪50年代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际的地理系初创建设，到70年代的学科应用转型，再到80年代复兴人文地理④(④潘聪平. 地理学家王恩涌：情系山河，桃李天下. 北京大学新闻网, 2018-04-19。)，王恩涌为促进北京大学乃至中国地理学科的建设与革新作出了积极贡献（图3）。
图3 王恩涌与北京大学地理学科建设

注：根据北京大学新闻采访内容绘制。

Fig. 3 Wang Enyo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eography discipline in Peking University

其中，在20世纪70年代的学科应用转型中，作为前自然地理专业教师，王恩涌为环境保护方向的设立进行了积极探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1973年自然地理专业正式设立环境保护方向的前一年，王恩涌积极组织翻译西方环境科学领域文献，为新方向设立作准备，并在此后翻译了数本英文教材，如《河流污染的科学分析》《环境科学导论》。

3.2.3 以文化、政治地理为主的多领域探索时期（1984—2002年）

1983—1984年王恩涌受委派赴加拿大进修，认识到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地理学应把“人”和“地”放在同等地位，将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并重。归国后，王恩涌由自然地理转向人文地理教学与研究，以开拓文化地理和政治地理为支点，研究兴趣和涉猎领域迅速增加和扩大，涉及综合人文地理、文化地理、政治地理、城市地理、经济地理、旅游地理等，并问津教育学研究，可以称之为多领域探索时期。
在人地关系思想主线引领下，王恩涌在文化地理和政治地理领域不断深耕。王恩涌是国内第一个引入西方文化地理学叙事体系的人，构建了人—地—文化框架，率先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化地理学”课程[4,10]⑤(⑤关于首次开设时间，王恩涌先生曾在自撰论文[10]中记载首次开设年份为1986年，周尚意教授[4]则根据许伟麟在北京大学档案馆查阅的资料确定1987年王恩涌先生在北京大学首次开设“文化地理学”。)，并于1989年出版《文化地理学导论：人·地·文化》重要教材，持续探索文明起源与发展，阐释文化生态与人地关系，创新文化区与文化景观；20世纪80年代末，王恩涌以研究生培养为契机[11]，凭借常年阅读《参考消息》的敏锐政治嗅觉，开拓政治地理教学与研究，引介了系列西方古典地缘政治学说，融合文化地理视角解析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与国家战略，世界大国兴衰与中国首都变迁，并于1998年编著教材《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
20世纪90年代末，王恩涌关注到旅游地理在国内的兴起，充分肯定了旅游地理作为一门综合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独特性[12]，陆续指导了旅游地理尤其是区域旅游规划方向的硕博学位论文，同时大力推动旅游地理知识的应用转化，积极投身地方旅游开发与规划实践（表1），古稀之年仍然活跃于祖国各地，为地方发展“号脉开药”。
表1 1997—2004年王恩涌主要参与的旅游规划项目

Tab. 1 Tourism planning projects with Wang Enyong's participation from 1997 to 2004

年份 项目名称
1997 江西省宁冈县旅游开发总体规划
1998 北京海淀区山后区域旅游规划
1999 北京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1999 黑龙江省伊春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1999 辽宁省五女山风景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1999 湖北省大别山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
2000 长江三峡两坝间黄牛岩生态旅游风景区旅游总体规划
2000 山西省运城市黄鹤楼景区旅游发展策划
2001 安徽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2001 吉林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2002 山西省运城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2003 长江三峡区域旅游发展规划
2004 贵州省绥阳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注：根据校友回忆，为不完全统计。

此外，作为北京大学地理学科建设与革新的参与者、见证者，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王恩涌还热衷地理教育，凭借多年教学管理与实践经验，从国际比较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等视角，积极为中学和大学地理教育改革建言献策。

3.2.4 地理学科社会化推广时期（2003—2019年）

王恩涌先生晚年依然笔耕不辍，不仅关心地理教育，而且热衷地理知识普及，以地理学科的社会化推广为己任。他陆续编著了《中国政治地理》《中国文化地理》等专业著作，并撰写了《文化地理随笔》《地理学是什么》等科普书籍；同时，他以《中学地理教学参考》作为重要传播窗口，通过系列短文从地理视角回溯中国历史政治与文化现象，将农业起源、聚落演变与政权更迭等问题娓娓道来，致力于展现地理学的五彩斑斓，让地理学在大众生活和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 学术树分析

以王恩涌的192种次学术著述和其参与的相关规划研究为基础，构建得到如图4所示的学术树，显示了其一生经营的学术领域范围、创作量及其科学关系的系统框架。从图4中可以观察到3个层次的学科关系，第一层学术树：以地理学、环境科学和教育学为土壤成长起来的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课程与教学论等基础科学研究；第二层学术树：以上述各分支地理学为土壤，不断开拓和深耕而生发的人文地理学分支纵深研究，包括文化地理、政治地理和旅游地理；第三层学术树：在地理学科学土壤和相邻学科营养基础上，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现实而生发的应用地理学研究，包括旅游规划、城市规划、环境规划等。
图4 王恩涌的学术树

Fig. 4 Wang Enyong's discipline tree

4.1 第一层学术树

在第一层学术树中，可以清楚地勾勒出王恩涌以地理学为主体的多学科结合的学科系统，本文将其划分为地理学及其紧密关联科学和教育学2个群落。在地理学及其紧密关联科学的群落中，王恩涌的研究较为深入地涉及了第一级的地理学理论与思想[13-14]、环境科学[15-16]内容；第二级的自然地理学[17]和人文地理学[18]内容；以及第三级的植物地理⑥(⑥植物地理为王恩涌最初的学习与教学方向，本文暂未获取相关学术成果，但从学术树构建完整性角度出发，将其纳入其中。)、景观学[19]、综合自然地理学[20]等自然地理学领域和城市地理[21]、经济地理[22]、综合人文地理学[23]等人文地理学领域。在教育学的群落中，他结合切身经验从教育学视角涉猎了地理课程与教学论[24-25]和地理比较教育[26]，聚焦中小学尤其是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地理教育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为地理教育发展与改革提供真知灼见。当然，除专门的地理教育学研究，王恩涌在所有地理学分支的探究，亦包含了对地理教育思想的探索，二者相互滋养。上述领域的研究成为第二层学术树的重要养料来源。由此可见，王恩涌先生是一名典型的“交叉型”学者，这既得益于他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中的丰富经历，也来源于个人主动的知识积累与融会贯通。

4.2 第二层学术树

20世纪80年代起，王恩涌专注人文地理学领域研究，培育了以文化地理[27-28]和政治地理[29-30]为中心的新的学术树，这一研究转向一直延续至其学术生命路径末端，推动了中国人文地理的复兴。20世纪90年代末，王恩涌结合社会发展和学科革新需求，培育出以旅游地理[12]为中心的学术树，关心、支持和指导着中国旅游地理学科建设和旅游事业发展。其中，文化地理和政治地理群落的学术树是王恩涌学术丛林中最为引人注目、数量最多的领域，他在这两个群落不断深耕，系统引介西方理论体系的同时积极构建中国文化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分析视角，具有开创性的卓越贡献。基于此，本文构建了王恩涌核心学术图谱（图5），以他在长期研究中形成的人地关系分析主线为中心，列举其在文化和政治地理各研究主题下的代表性研究⑦(⑦2009年底，吴必虎、乔莹邀请王恩涌先生录制了一套人文地理方面的口述视频，该套视频浓缩了王先生在文化地理和政治地理领域的研究精华，本文在遴选各主题代表性研究时将其作为参考之一。此外，该套视频已于2023年7月由中国旅游出版社正式出版，命名为“王恩涌人文地理讲座”，以一种新的载体形式与传播路径延长并丰富了先生的学术生命路径。)，凝练核心学术概念与观点。本文将结合学术树和学术图谱，分别阐述王恩涌在文化地理、政治地理和旅游地理领域的学术贡献。
图5 王恩涌的核心学术图谱

Fig. 5 Wang Enyong's core academic graph

4.2.1 文化地理

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地理学的开拓者之一，王恩涌开创性地设立“文化地理学”课程并编撰《文化地理学导论：人·地·文化》[27]教材，首度系统引入了西方文化地理学叙事体系，后演变为由文化起源、文化扩散、文化生态学、文化区和文化景观五大主题组成的研究框架。在此研究框架下，王恩涌秉承人地关系视角积极开展全球与本土层面的实证探索，致力于解译人类文明的地理学密码。关于世界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不同于通常所称的“大河文明”“灌溉文明”，他敏锐地看到了文明起源与农业起源的深层关联，将东西方7个文明古国归纳为“小麦文明”“粟黍文明”“玉米文明”[31]，并进一步指出经济发展、技术扩散同样建立在农业扩散的基础之上，农业扩散带来了文明扩散和新的人地关系[32-33]。关于文化生态学，他辨析了人地关系中的体质适应与文化适应，并观察到当今欧亚大陆边缘的文明差异，形象地提出了由西欧、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组成的“文化四边形”，运用文化生态学剖析地理位置与饮食习俗、宗教信仰之间的环环相扣[34-35]。嵌入中国区域文化情境，他在差异性原则的普遍区划原则之上，创新性地提出整合行政区、民族区和语言区进行文化区划，并主张运用内容综合、空间综合和时间综合的综合观研究中国区域文化，彰显出地理学的区域性和综合性思维[28]。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沃土，他聚焦语言、建筑、宗教、民俗等文化景观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凸显出文化景观是地方文化的外在表征，而地方文化的内涵塑造了文化景观[36-37]。
在对文化地理的不断探索过程中，王恩涌逐渐形成了清晰的人地关系分析主线，从最初的“人—地—文化”拓展为“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制度文化和思想意识文化”四层一体、相互作用[28]。从更广泛的意义而言，王恩涌并不是将文化地理狭隘地视为地理学的学科分支，而是将其当作地理学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论。无论是其后续开拓的政治地理和旅游地理研究，还是应用地理学各分支实践，均受到了其文化地理思维体系的丰厚滋养，而这些思想光芒也深刻影响着无数后辈学人乃至当今地理学界。

4.2.2 政治地理

王恩涌是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第一代开拓人之一，他突破性地设立“政治地理学”课程，并编著《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29]教材，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地理学的思想启蒙。世界形势风云变幻之下，王恩涌前瞻性地指出地缘政治学对国家与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38]。着眼于西方大国历史兴衰，他不仅看到了“海权”与“陆权”、“陆心”与“陆缘”之间的地缘博弈，更挖掘出了地理条件、科学技术、经济实力和社会政治之间的连锁关系[39]。新时代背景下，他扬弃了西方地缘政治理论[40⇓-42]，在摒弃德国法西斯侵略扩张主义的同时将其作为反抗侵略、谋求和平的思想武器，从而建立了自身的地缘战略态势分析逻辑，主张国家间关系的长久基调是合作而非对抗[4,43]，着力解析世界政治格局态势、国家战略与和平发展机制[44⇓-46]。除对全球地缘关系的深入探索，他还致力于挖掘中国内生性政治地理思想，凭借其博古通今的深厚知识底蕴透视中国历史政治现象，融合文化地理视角解读历代政权兴衰、王朝更迭与首都迁移[47⇓-49]。颇具代表性的是关于中国首都变迁的系列论文，在分析中国历代王朝首都迁移规律的基础上，提炼出首都选址中的“小三角”与“大三角”，指出中国首都区位选择不仅与城市区位条件（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相关，亦与王朝国力形势与民族问题有关[48-49]。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王恩涌在全球地缘政治和中国政治地理领域的持续深耕愈发凸显出其强烈的时代使命感，迸发出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4.2.3 旅游地理

王恩涌对于旅游地理的关注和探索受陈传康先生的影响颇深。20世纪80年代初，陈传康就多次向王恩涌提出建立旅游地理专业。1997年1月，在陈、王二位先生的支持下，吴必虎博士创立了北京大学旅游规划研究中心（后更名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1997年10月陈传康先生去世后，王恩涌成为吴必虎的博士后合作导师，以及其他在读研究生的联合指导教师，从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50]、旅游流空间结构[51]到旅游区开发与规划[52-53]，滋养了大批当代中国旅游地理领军人物的学术成长。虽然王恩涌的旅游地理研究论著不多，但他高屋建瓴地指出旅游地理作为一门综合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独特性，即不仅需要各分支地理学、建筑学、旅游学和经济管理方面的综合知识，还需要一种形象思维，超出地理学的一般综合分析对旅游资源进行塑造，使其创造更高的价值[12]。此外，他尤其注重产学融合，主张在参与旅游产业实践中检验与发展旅游理论。王恩涌先生不仅是继陈传康先生之后北京大学旅研中心的中流砥柱，同时为中国旅游地理学科的建设和中国旅游事业的发展贡献了重要的先驱力量。

4.3 第三层学术树

王恩涌不仅在科学研究领域贡献突出，还积极推动和投身应用地理学研究，运用地理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社会经济发展与地理系危机的双重背景下，王恩涌作为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改组组长深刻认识到学科应用性的重要性，积极结合社会需求谋求学科方向的应用转型。20世纪70—80年代，他随即参与到环境规划和城市规划工作中，如北京西郊水染污研究、黄河流域水污染调查、北京昌平城镇体系调查等，在实践应用中发挥地理学的作用与价值。90年代后期，随着王恩涌对旅游地理的关注和中国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他开始积极投身旅游规划实践，以顾问或评委身份热心参与地方旅游规划项目，凭借其过人的综合知识素养为地方旅游发展与文化挖掘提供独到见解。王恩涌在旅游规划实践中尤其强调“文旅融合”，主张区域文化的生命力，注重统筹文化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这一开创性的思想影响至今。

5 结语

纵观王恩涌的学术一生，大学毕业之后的前30年主要奉献给了学科建设，后40年投身于迟到的学术生涯。他由早期的自然地理训练转向人文地理开拓，尤其在文化地理和政治地理方面卓有建树，并积极投身地理学应用实践，是现代世界少有的具有综合地理学思想和能力的杰出学者，影响超出地理学之外。王恩涌先生的个人学术生命路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面对社会变迁他以个人的超常努力选择了一条非“标准模式”的学术道路，于时代洪流中奋力在地理学及其交叉领域开拓进取。他的研究往往跨越自然、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学科边界，也常常透过个人际遇思考国家、世界和文明发展的格局与方向，彰显出深刻的学术洞察力、炽热的家国情怀和厚重的时代使命感。生物意义的生命不会永远，学术之树却是长青的。我辈将传承王恩涌先生的丰厚思想遗产，在其构筑的学术树及其枝叶滋养下不懈开拓、持续探索，使其永葆葱郁、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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