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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2023 , Vol. 78 >Issue 4: 997 - 1014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304014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Geography

Evolution of homeland heritage and place reconstruction in ethnic village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 TAO Hui , 1, 2 ,
  • ZHANG Mengzhen 1 ,
  • LIU Jiaming , 3
Expand
  • 1. School of Manage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 2.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Research Center in Beijing, Beijing 100081, China
  • 3.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1-25

  Revised date: 2023-02-14

  Online published: 2023-04-14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01180)

Fold

Abstract

As the material carrier of native land, architectural heritage not only presents productive, living and ecological values in history, but also reflects changes of local people in mentality order and reproduces the character of symbolic communication of things due to its modernity practice, which reshapes material values and identities with the evolution of practice field. Diaojiaolou-the traditional stilted buildings, as a site of daily life practices for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Wuling mountain area, which contain local meanings on multiple levels, including material, institutional and spiritu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dialectical framework of "time-space-pl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ngs", to dynamically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omeland heritage and cultural subjects as well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order in the Wuling mountain area: (1) the presence of "things" represents the historical response to folk preservation and generation inheritance, carrying home culture and local memory; (2) The declining and disembedding of "things" implies the game and integration of macro power and individual behavior under the penetration of modernity, as well as the deconstruction, negot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local subjectivity; (3) The appearance of "things" suggests that the home is placed in a regional cultural value system at a deeper level, which shows up the spatial value of ethnic architecture, thus participating in the tourism context as a form of cultural capital. Furthermore, the paper tried to explo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order of material, social and human ecological spaces of homeland heritage from a local perspective: (1) Spatial empowerment: landscape genes renew space value in the aspect of production; (2) Order reconstruction: social motivation activates space value in the aspect of life; (3) Local knowledge: multiple subjects nurture space value in the ecological aspect. Through the localization of "things",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hings", which have been hidden in the folk, attract multiple subjects to create a "field of memory" along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ethnic area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rder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daily "home" to the "place", thus exploring new paths for the survival of homeland heritage and the creation of "poetic dwelling"in China's ethnic areas, as well as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homeland heritage; social life of things; place reconstruction; ethnic village; Wuling mountain area

Cite this article

TAO Hui , ZHANG Mengzhen , LIU Jiaming . Evolution of homeland heritage and place reconstruction in ethnic village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 78(4) : 997 -1014 . DOI: 10.11821/dlxb202304014

1 引言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与出发点，地理学家Sack认为“家”是这门学问最要紧的概念，心中对家的认知引导着人们如何在自然中筑造和栖居[1]。作为一个可量化的地理空间单位，“家园”是被人类社会实践所建构的特殊“自然—人文”生态系统，以家屋建筑为代表的物质构件及其聚落环境随着时空变迁不仅形塑了地方的外在风貌，也成为居民历史记忆、权利表达、社会互动的重要表征[2]。近年来，由于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颠覆性变革，作为后发展区域，民族地区大量人群离乡谋生，呈现钟摆式的时空流动，从而在地理和情感上拉开了他们与“家”的距离，由此引发的传统文化消逝、物态空间破损与“熟人社会”瓦解等问题日益凸显[3]。《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传承传统建筑文化，使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融入乡村建设与维护”。因此，在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实践中如何“实施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物证征藏工程”，并将其运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中，成为乡村振兴必须思考的问题。
吊脚楼是土家族最具特色的建筑形制，并以强大的生命力一直延续在湘鄂渝黔交汇的武陵山区[4]。然而这些遗产资源或尘封于文保名录的认证体系中因现代化功能的受限成为“孤岛式”文化景观，或在市场化浪潮中成为新一轮旅游资本下乡的猎物，被改造为千篇一律的样板工程，损毁了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家园遗产系统。当前，学界对于家园遗产的研究聚焦于文化主体性与遗产保护的批判性转型等，大多将家园遗产视作静态的、被动呈现的载体符号，对于物与人的互动以及物的“能动性”关注不够，缺乏以动态的、过程性的视角考察家园遗产[5-6]。因此，探究民族地区社会空间变迁中家园遗产与地方性的价值演变与交互规律，藉由其现代化嬗变与续存来呈现建筑所承载的“人”与“物”的互动秩序、社会意义与地方性表达，成为乡村振兴重要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类学家Appadurai在其编著的《物的社会生命》中强调物的主体性，即主张关注不同语境中的物，并以历时性的方式将物置于社会文化史中加以叙述[7]，自此开启了学者们对物的社会性指向的关注。本文尝试在“物的社会生命”分析框架中建构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典型的干栏式建筑的空间志文本，抑或说为深藏于武陵山土家族栖居的“吊脚楼”的价值嬗变与地方重塑书写传记。从微观层面，作者将主观的感官经验加入到吊脚楼的物质文化考察中，通过“体物入微”的“进入”到吊脚楼空间中的研究，体察人、物与地方之间的相互交织与建构。从宏观角度，本文将吊脚楼置于时空的流动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去理解它从“在场”到“出场”的价值流转与再造，通过“物”的遗产表征去探询背后深层的地方价值与文化再生产。本文通过探索式的案例研究演绎中国民族村寨现代化变迁的整体特征，通过方法论层面上“物”的本体回归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家园遗产对于民族文化事业保育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可以帮助人们透过建筑价值的流转重新思考乡村的发展逻辑，从而明白那些在我们周围惯常生长着、延续着的“物”的印记，都来自于每个相关的、鲜明特色的“地方”。“地方”的身份也由此让每一个相互关联的“我”终将成为“我们”。这对反思和理解由国家与地方、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地方性等所构造的“现代社会”的内涵和实践至关重要。

2 理论引证与研究框架

2.1 物的社会生命：家园遗产与地方

Kant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开启了主客对立的篇章，理论界将物视为没有生命亦延展不出任何活力的沉寂客体，从而聚集于主体忽略了客体的存在[8]。现象学为突破主客二元对立提供了关键理论资源，Husserl的“回到事物本身”试图突破传统哲学对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的割裂[9]。20世纪30年代，Benjamin关于建筑和时尚的物质文化研究与巴什拉的空间诗学奠定了“物的转向”的重要根基[10]。20世纪80年代，持续升温的物质文化研究形成了一股学术思潮。Appadurai主编的《物的社会生命》主张从时间维度追溯物质的变换及其与社会文化相互影响的动态关联关系，强调物不再是单纯的客体，而是同人一样具有生命且其生命历程凝聚了社会和历史的变迁[7]。随后学者们从流动的物入手，遵循“物的社会生命”的研究方法关注寻常物如何参与建构人的日常生活，强调将物置于不同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中开展身份、自我、物与人关系等议题研究[11⇓-13]。
近年来在日常生活实践的语境下，有学者将民居视为人类日常生活展演的基本物质空间，从而以“物”的视角梳理一个区域或族群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与样态，同时反映特定的“物”对社会逻辑的形塑以及内外互动关系[14]。这也为家园遗产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即将其视为植根于“地方”土壤的交流、交通和交换的介质，既可映射历史的空间范围，也可被凝视和分享，进而透过涵养这一遗产的建筑空间、物质实践与文化形态等对其价值进行整体性研究。但伴随城镇化发展，家园遗产所依存的历史空间与深深植根的生活土壤发生了改变，“地方性”特质出现日趋淡化的情势，开始出现包含着“地方—非地方”的共存体“样态”[15]。诸如此类的研究，尤其聚焦于少数民族地区凭借独特的聚落形态与文化习俗而被旅游资本侵入的空间，这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旅游反思”，学者们偏向于指摘旅游催化了原生性建筑遗产脱域与同质化趋势，建筑文化呈现出了原真与异化、传统与现代的对抗[16]。
目前学界主张文化遗产的“地方”回归，对此，遗产实践中已经有不同方式的探索，但应当认识到，诸多被纳入国家名录体系中的文化事象的核心与根脉仍在地方性的话语表述当中[17]。此外，当传统家屋开放给了参观者，家的私密空间被迫向外界展示时，家屋与景观的边界不单是自身物质性变迁问题，而是如Strauss对“家屋社会”（House Society）理论的解释，强化了家屋建筑在地方性研究中的独特地位，并打开了思考物质空间与社会文化关系的新入口，即建筑物作为组织地方关系的路径，在家园与地方的演化之中去考虑“人”与“物”的秩序[18]。

2.2 物的转向：空间消费、展示与再生产

20世纪60年代开始，地理学出现“文化转向”的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出现“空间转向”[19]。通常作为“客体”存在的建筑空间成为研究的“主体”，通过解析物的社会意义形塑过程，进而转向对社群文化结构的新认知。从此，空间的社会性指向变为多个学科的关注焦点，在相关的讨论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思维：一种是将空间作为地方结构与文化意象的物质载体，这是更为惯常的研究范式[20]；另一种是关注建筑物的空间能动性，即建筑空间不仅为物的生长、变迁与特性的承受者，亦是社会生产与人地关系的发生器[21]。随后，Appadurai提出的“方法论上的拜物教”（Methodological Fetishism）赋予了物的主体性指向，也使得以民族志文本的历史叙事方式为物质空间书写“传记”成为可能[22]。
近年来，基于地区发展的需要，由建筑聚落及其环境组成的家园遗产被视为旅游经济重要的资源，以一种“异质景观”进入了商品化、资本化的形塑轨道完成其展示性的功能，遗产沉积的整体性价值经过各种揉碎、变形或改造，以碎片化的形式进入不同的展示片段和体验场景[23]。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家园遗产依存的空间形制和文化生态正在被迅速改写，遗产的地方性主体也成为了景观社会中被消费的对象[24]。随着特定文化空间的瓦解、特定文化主体的分散和流失，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更多地成为资本与权力的“独自狂欢”，这也造成遗产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的断裂。因此，家园遗产的再生面临着突显其地方性价值的时代课题。
在面向“地方”与“非地方”的变迁过程中，对于家园遗产的研究，一部分学者从建筑学、艺术设计的角度分析装饰、景观生产以及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旧物进行修缮以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需求[25]；另一部分学者则在保护与变迁问题上展开现代性批判探讨，这一情形在当下中国传统村落或文化遗产保护的话语体系下尤为突出[26]。表面上看，人们争论的是传统民居外在的形制、素材，以及与地域整体空间的和谐关系，而实质上则是关于建筑物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以及在日常生活实践的语境下呈现出静态空间保护与动态的地方再生产之间的博弈。让遗产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让传统文化重回生活，这对于中国乡土文化的传承、武陵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挖掘、保护与开发极具现实意义。因此，对地方性的研究离不开物在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交易、分配消费与享有传承等过程的讨论，更与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从而意涵了空间的生产、生活与生态价值的多维主体性面向。

2.3 “时间—空间—地方”三元辩证研究框架

Lefebvre开启的空间生产、三元辩证等理念将人文社科焦点转向空间，随后学者们又提出空间不仅是作为“物质空间”存在，更是作为地方实践的结果[27]。在Harvey、Soja等社会学家的推动下，空间与地方成为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和主流议题。以Park为首的社会学家在对城市空间的研究中提出空间是动态平衡的生态有机体，并强调非人主体的竞争性互动在形塑社区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为解释一定范围内地方变迁发展与动态平衡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28]。Mckenzie进一步发展了Park的理论范式，将地方的变迁细化为聚集（Concentration）、离散（Dispersion）、侵入（Invasion）、适应（Accommodation）等生态过程[29]。其中，聚集是社区人口集中的过程，离散意味着人口向更为广阔的空间扩散，侵入是指土地利用形式的改变或土地占有者的更迭带来空间结构的更替过程，这一过程常常伴随着竞争与矛盾，适应是侵入的结果，它表征着一种新的空间平衡态。侵入与适应的连续性交替产生的结果使得社区出现了明确的分区，每个分区有其独特的经济与文化特征（图1）。
图1 三元交互视角下家园遗产的演变逻辑

Fig. 1 Evolution of homestead heritage based on tripartite reciprocal determinism

武陵山地区民族村寨现代化的过程同样遵循着这样一种从集聚、离散到侵入与适应的交织平衡的过程，主要是为了实现人对自然环境的择居与适应。但与城市空间的变迁略有不同，集聚是为了防御或生存的便利性，离散是求生的多元机会，侵入是现代化因素的嵌入与竞争，适应（或者说再适应）是侵入性社会张力的后果，它意味着一种新的空间平衡重新建立，是地方能动性的呈现。侵入与适应交替性进行的连续性过程又不断塑造着一定区域内独特的经济与文化特征。每一时期空间功能的变迁都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参与，在与地方的互动中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空间—地方”也随时间的沉淀不断到达新的循环起点。
建立以旅游为主体的生态产业体系是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因地制宜的主要发展策略，本文通过对武陵山区土家族传统村寨家园遗产现代化变迁的追踪调研，通过透视“物”的社会生命语境下文化遗产的价值再现和乡村现代化实践的逻辑，探讨如何认识和理解武陵山民族村寨居民对传统的坚守与发展的诉求，为武陵山区现代化转型发展提供参考。

3 研究方法与研究区概况

3.1 研究区域

作为中国扶贫攻坚主战场的14片集中连片特困区域之一的武陵山区，地涵湘鄂渝黔4省市71个县（市、区），国土面积17.18万km2，是包括土家、苗、侗等9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区，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保育民族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基地。自20世纪90年代，武陵山区凭借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旅产业，文旅收入成为地方生产总值的主要来源，其中恩施地区最具代表性，近5年连续多次被评为最受欢迎的国内旅游目的地。
本文选取彭家寨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剖析主要基于以下3点理由：① 武陵山吊脚楼建筑遗产价值的典型。彭家寨地处武陵山区西部的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两河口村（图2），寨内吊脚楼始建于清代前期，现存建筑大部分为近代，被认定为国家级文物的核心建筑共计21座（被收录于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单位名录），其中包括清代以来的20座传统民居和1座公共建筑，建筑面积共计8651.5 m2，是目前恩施州所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干栏式建筑群，是武陵土家族聚落典型选址。张良皋等称其为土家吊脚楼群的“头号种子选手”[30]。② 武陵山民族村寨文化凋敝的代表。纵然吊脚楼群价值显著，但是当地居民仅将其视为日常生产生活实践的场所，保护意识淡薄，部分吊脚楼建筑年久失修甚至被推倒建起了“洋房”，村里年轻人流失严重，空心化现象严重，村寨式微之势正是中国西部地区空心村之缩影。③ 现代语境中地方重构的聚焦。武陵山区作为后发区域，不同于中国东部沿海村落依托市场实现转型，以彭家寨为代表的诸多民族村寨凭借强有力的政策扶持，辅之以资本与智力支持从而实现地方重构。2016年起，在地方政府主导下，旅投公司与高校学者进入彭家寨地区，以吊脚楼群为核心，以文化创新和旅游产业为载体，建成了一个活化的、动态的、再生的土家泛博物馆，再现和展示土家人原真的生产生活场景。2018年以来，彭家寨两次参加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向全球展示了代表中国地方建筑遗产活化的杰出成果，这也唤醒当地居民重新参与到家园遗产价值的重构中。武陵山区吊脚楼群风貌保存完好的聚落已是凤毛麟角，彭家寨在面向现代生活转型中平衡着保护与发展，避免沦为“文化孤岛”，其实践路径可作为武陵山地区民族村寨可持续再生的理性参考。
图2 彭家寨区位示意图

Fig. 2 Location of Pengjiazhai Village

3.2 研究方法

Eisenhardt总结出适用于案例研究方法的6类基本条件，本文研究的问题符合探索式案例研究标准[31]。该方法适用于以计量经济或其他实证方法尚无法探究出规律的复杂演化过程，由此需要从繁杂的数据中提取观点，并将其发展为研究框架或理论模型[32]。在民居建筑的社会生命发展的研究中，“时空—地方”的互动机制及其引发的价值嬗变尚未明确，需要理论探索，因此，本文采用探索式研究方法。在探索式研究常用的分析方法中，单案例的嵌入性分析既可以保证案例挖掘的深入性和案例细节的完整性，又能发挥案例研究中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的作用，增强案例研究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因此，本文对彭家寨进行嵌入性分析，嵌入性分析的单位是沙道沟镇政府、彭家寨旅游公司、本地村民等利益相关要素。
本文以彭家寨为研究对象，案例的适用性在于：① 该村旅游发展推动家园遗产演化与地方价值重构特征显著，契合本文的研究语境。长久以来，中国武陵山区民族村寨比较封闭，自然环境比较恶劣，彭家寨的总体布局诠释了先民的“择居智慧”；2002年以来彭家寨古建筑群被各级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伴随国家话语的渗透和消费的大众化，旅游经济逐渐下沉至彭家寨；彭家寨的建筑空间价值的变迁历程是一部人类社会围绕空间的互动、博弈、调适的历史，每一历史时期都体现了地方与空间的互动。② 彭家寨空间价值变迁的线索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曾经一元的农耕经济走向当今多元业态经济，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衔接路径，有重要的意义。
案例分析中遵循“案例编号整理—形成案例库—单个分析单位分析—跨分析单位分析—尊重案例整体、反复比较”的逻辑[33]。首先，笔者梳理彭家寨发展的脉络，并对收集到的单个嵌入式分析单位进行编号整理，形成案例库；然后，笔者对每个分析单位进行分析，清晰地了解土家族村寨在内生发展需求与外源动力的共同驱动下，乡村空间经历了聚集、离散、侵入与适应的连续性过程；最后，通过跨分析单位的比较分析，归纳出在社会资本与国家话语驱动下，物质空间与社会生产方式融合互动的特征，并建构民族村寨家园遗产身份重塑过程中的逻辑框架。

3.3 数据收集

作者于2012—2021年期间共11次前往武陵山区恩施州境内的16个民族村寨进行了为期89 d的田野调查。文章通过半结构访谈、参与式观察和二手资料收集的方法对彭家寨的社会文化变迁进行全面调查。采用抽样方法对宣恩县政府和彭家寨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当地农家乐主人（均为村民）和普通村民进行深度访谈。访谈时间均在30 min左右，共有关键受访对象43人，获得时长2383 min的访谈录音，最终整理出28万字左右的访谈资料。对受访者进行分类时考虑了受访者的童年经历、经济状况、生计方式、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因素，使用编号代替真实姓名，以保持受访者的匿名性。访谈对象按照“人员类型+受访排序”方式进行编号，V为村民，G为政府工作人员，M为旅游公司管理人员（表1）。调研期间住在村民经营的土妹子农家乐中，能够近距离观察村民的日常生活，与当地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为本文写作期间随时需要补充数据与当地保持及时沟通提供了可能。
表1 2012—2021年间重要访谈信息统计表

Tab. 1 Statistics of important interview information over the period 2012-2021

访谈对象 访谈内容 访谈人次(人次) 访谈时间(min) 文稿字数(万字)
彭家寨旅游公司负责成员共7人：副总裁1人、副总裁助理1人、彭家寨项目负责人5人(M1~M7) ①“土家泛博物馆”项目规划、发展过程② 彭家寨的阶段性合作特征及约束和相应的解决方案 17 642 12.1
沙道沟镇政府、宣恩县文旅局、恩施州政协等机构工作人员8人(G8~G15) ① 吊脚楼修缮历史及彭家寨情况介绍
② 泛博物馆项目运作流程和沟通机制		 16 698 11.8
普通村民28人(V16~V43) ① 关于泛博物馆项目的见解
② 项目如何带动村寨居民减贫		 35 1043 15.7
总计 68 2383 39.6
通过对田野日志与访谈文本的分析发现，土家吊脚楼“物”的价值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如何被理解与认知存在着有迹可循的演变规律，正好契合了Mckenzie对空间的社会学解构模式。另一方面，作为地方知识的空间载体，家园遗产不仅在历史上呈现出生产、生活与生态的价值溢出，也因其现代性的旅游实践与土地、资本和不同人群生产出更为多变的联结（如市场或资本嵌入）而凝聚了当地人的心态秩序的变迁，并呈现出“地方”的发明与再建构。

4 流动的空间：家园遗产的价值嬗变

4.1 集聚：环境竞选与“物”的在场

社会经济的生产、主体的空间实践以及文化的传承在社会变革中作为变量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迁，而自然地理大环境作为历史发展的常量具有“停滞”性质，这种性质从村域尺度赋予了武陵山区诸多民族村寨稳定性[34]。据记载，彭家寨先民大多系由湖南怀化顺酉水迁徙至此。清末及抗战时期的两次“川盐济楚”，这里成为重要的盐运通道，数次盐业移民的浪潮使人口不断集聚于此，形成并维持着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古老生活模式。寨子位于观音山下，它们遵循山势呈带状抱团式生长。西面以一条“叉几沟”为界，沟上横跨的风雨桥是寨子里唯一的公共建筑空间，已有百年的历史，其最基本的实用功能是作为公共空间连接东西两岸，为村民提供农耕交通（西面坡地多为梯田）、日常交流、遮风挡雨的便利①(①武陵地区的“风雨桥”是土家族、苗族、侗族聚居地的代表性公共建筑。历史上被侗族人称“风雨桥”，土家族人称“凉桥”“花桥”，当今恩施地区都统一称风雨桥。由于空间结构由廊道和亭阁综合构成，所以这类桥既是过河越溪的桥，又是遮风避雨的屋，因此又有“屋桥”的俗称。部分乡村的地方节日“女儿会”也是在风雨桥举办，从而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寨前龙潭河穿村而过，常年河水清澈见底，“老一辈人都是打跳过河，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那时候水不深”（V31, 2021.7.20）。彭家寨虽沿河布置，但并不紧贴河面，而是离河边一段距离，这一方面为躲避山洪水涝灾害，在河岸边形成一片缓冲区，并且由于洪水的冲刷土地往往很肥沃，缓冲区由此成为大山里难得的庄稼种植地；另一方面，进村的道路一般铺设在河对岸，河水成为寨子天然的防御屏障。由此，彭家寨形成了“山—河—田—村”的生态居住空间态势，构筑了层层递进的外部空间层次（图3）。
图3 彭家寨(核心区)地域环境平面图

Fig. 3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plan of Pengjiazhai (core area)

彭家寨的“在场”充分考察了地域特征并对其充分利用，代表了武陵山区人与自然山水和谐共生的营建智慧。武陵土家族吊脚楼屋址大多修建在较为平缓的地面，两侧的横屋顺着山势架空而建，形成了“占天不占地”的独特建筑形式。由于前后建筑基地的落差大，后栋建筑的室外平台往往由前栋建筑错落有致的大屋面围合而成，层层叠落的退台式平顶成为家庭休憩交流和户外活动的重要空间。由于山区耕地面积紧缺，村民尽可能利用村落内部的边缘空间，获取更多的耕地资源。村内街巷多是自然形成为了方便建筑之间的联系以及从事生产活动，因此大多顺应所处地势呈蜿蜒曲折式。由此形成了武陵山区土家村寨整体布局与物质空间的基本关系，表现出较强的整体性与空间秩序。

4.2 离散：主体流失与“物”的式微

随着信息流动加速和交通技术变革，人们的交流和社会生活超越了传统生活空间的边界，武陵山区闭塞聚落的在地居民开始向城市流动，以谋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彭家寨的变化也最为典型[35]。“20世纪80—90年代，寨子里的青壮年就陆陆续续出去打工了，城里福利待遇好，挣钱比种地多，大家都出去打工了”（G9, 2020.3.19），随着城市基础设施与社保体系的完善，村民举家迁入县城（珠山镇）居住的现象非常普遍，人口数量的急剧减少，2012—2017年间笔者多次往返现场，仅能遇到为数不多的留守老人与孩童，他们成了外来者认知寨子的沟通主体，也亲历了寨子“人气”凋敝的过程。
地方主体的集体外迁让山区古寨在现代性的对抗中呈现出落寞与无助。其中显性表征为村寨物质空间的式微。“搬去珠山镇的家庭，基本上不回来过，外出打工的人过春节的时候会回来”（V18, 2018.5.6），由于吊脚楼长期无人居住修缮，柱根腐朽严重，台基石构件灰缝脱灰，内部杂草滋生，加速了寨子的颓败趋势。“我们有个习俗，在堂屋举办风俗节事的时候要把大门卸下来，这样堂屋更亮堂，但是后来木制门年久失修不好安装了，就把它闲置在一边了”（V39, 2021.7.20）人口外流除了引发显性“空心化”问题，其对于隐性文化层面的冲击也日益凸显。民居窗户的浅线施纹一直被土家匠师赋予了很多文化内涵，寄托着土家人对生活的希冀，但这种手工榫卯的技艺渐渐被更现代的技术所替代，“年轻人都出去了，寨子里只有我们几个老木匠有这手艺，没人继承啊，现在都用机器切割了”（V27, 2020.10.3）。农耕文明中的传统技艺是乡村历史的积淀，但青年对乡土文化技艺的理解是碎片化、表象化的，“小时候常听寨子里的老一辈唱薅草农歌，村里有个老人都是自己谱曲自己唱，特别好听，当时没有传承的意识，只想去外面打工”（V32, 2021.7.22）。村落物质空间既承载着在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又维系和滋养着传统社会秩序与农耕文明[36]。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以彭家寨为代表的诸多武陵山土家村寨原有的文化个性随之消解，人们看不到自己特有的历史文化的价值，它们都渐渐成为隐没在山野间寂寞的小村。

4.3 侵入：市场嵌入与“物”的脱域

武陵山片区作为中国典型连片特困区之一，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有力地促进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37-38]。同时，市场力量的发生变得强劲且频繁，加之权威规划认证的介入，武陵山区众多民族村寨的家屋在物质、情感与社会多维面向发生着迭代更新与重塑[39]。本文整理了2012—2017年间的访谈素材中村民对于“旅游给寨子带来了哪些变化?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变化的?”等相关问题的回答并进行了词频分析，在初始结果的基础上删除了“觉得、有些、旅游”等意义泛化的词语，并将一些意义相近的词进行合并（例如将旅游者、外来客、游客合并为游客），根据统计结果将频次排序位于前30位的高频词制成词云（图4）。词频统计结果展现出3个层面的脱域表征。
图4 2012—2017年旅游影响构成的云文字图

Fig. 4 Word cloud of the tourism impact in 2012-2017

（1）物质空间的嬗变。这一阶段的访谈核心围绕吊脚楼的修缮展开，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武陵山区诸多民族村寨里居民开始回流，并投入到对祖屋的装修改造的现代化实践中，包括更换防盗门、防盗窗，铺设地板砖，盖砖石偏房等。此外，旅游经济力的嵌入往往最先作用于物质景观层面，彭家寨旅游发展的第一步体现在遗产符号的还原与可视化表达。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自2017年旅游公司以300~400元/m2的价格征收吊脚楼所有权，居民只保留居住权，以此限制居民对房屋的改造。此外，为了保存街道小巷的整洁，禁止村民散养家畜，一律改为圈养，并在寨子四周筑起物质边界形成了封闭的“景区社会”。短期内资本的注入有助于物质景观的修复与保存，但也造成了人与物的割裂，人们已不能随意支配熟悉的家园空间从而引致了主体归属感的失落。
（2）社会关系的疏离。伴随着旅游经济的嵌入，彭家寨社会空间关系变得复杂多元，2009年寨子南面先后有4户民居投入改造运营农家乐。新型社群关系不断强化并融入以地缘、血缘为核心的亲属关系中，亦会激化邻里竞争与矛盾，“我们这边生意好，寒暑假会有很多学生来这边写生，忙的时候还要请帮工，对面的总觉得我们抢了她们生意”（V19, 2017.5.17）。另一方面，为了迎合城市游客的生活习惯，打破了传统的空间组合形式的规训，如厨房和卧室的独立间隔，饲养空间、储藏空间的消失，这也使得民族村寨传统的家屋空间不断生产出新的社会边界与隔离。
（3）心态秩序的颠覆。词云的第三层面围绕归属感的消逝则是“物”的脱域在情感空间的投影，诚如Griffin所说：“现代化的力量就像一把巨大的铁锤，无所顾忌地砸向所有旧的社区结构”。在政府与资本主导的旅游开发中，彭家寨农民将种植果树的农地以约600元/亩（1亩≈ 666.7 m2）的价格流转给旅游公司，随后被规划为整齐的水稻景观。研究发现，“务农”“下田”“喂鸡”等日常生计实践频率正在减少乃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开农家乐”“农产品”“跳摆手舞”等旅游生计，农耕文化的弱化让世居于此的居民与原先的社会生活场域产生离析，内心出现不适与抗拒。

4.4 适应：景观生产与“物”的出场

伴随着城市资本的下沉，武陵山区的乡村也在主动契合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价值的过程中突破着空间界线，并与外界建立广泛的交互，社会空间也由单一、平面化空间逐渐转向多主体、多尺度和网络化[40]。自2018年以来宣恩县文物局主持开展了数次修缮、消防与安防等保护工程，总耗资达1100余万元，旨在遵循现代生活基础上维持整体景观的色彩与材质的协调（表2）。2016年起在行政力量、旅游资本和社区居民的持续互动下，将龙潭河上下游土家族村寨连成一体，形成了以彭家寨为核心的“土家泛博物馆”生态走廊，并被列入文旅部优先项目和湖北省“十三五”服务业重点项目（图5）。“泛博物馆是湖北五家台公司负责建设，以彭家寨吊脚楼群为核心，集土家文化展示、建筑艺术交流、农耕文化体验等为一体的文旅项目，现在由彭家寨公司负责运营，蜗牛公司作为第三方运营指导”（M3, 2021.7.21）。经过这种编码，将“点”与“点”通过交通线路连接起来，促进了区域经济的联系，也为一部分村民回流提供了就业机会，“我之前一直在广东打工，因为要修村子，疫情之后一直留在村里帮着铺路，这几年村里回来了好多人，而且都留在附近工作”（V31, 2021.7.21）。武陵山区诸多民族村寨在外界环境变迁与内在利益需求下开始发生着空间行为的变化，但村寨的复苏和居民的回归是平稳的甚至是缓慢的，相比于在行政命令或旅游项目下的骤然改变，自然生长才更加符合社区长远的发展。
表2 彭家寨传统民居维修情况统计表

Tab. 2 Statistics on the maintenance of traditional houses in Pengjiazhai

修缮类型 修缮内容 修缮方案 具体措施
公共建筑 风雨桥、河道、铁索桥等 结构加固、景观整饰与风貌协调 清理河道污水管网，运用地势差将其修缮为水潭、跌水与卵石滩等生态景观
文保单位 以彭继权宅为首的21栋传统民居建筑 建筑群整体环境维护
单体建筑外立面整修、建筑高度控制		 拆除临建棚舍、与传统建筑及山水景观极不协调的新建建筑，根据现存构件痕迹进行外立面的修复
改善内部空间结构、完善设施功能 更新老化的建筑材料，修补屋内木构件，刷防锈漆，并做防腐、防虫处理，并更新火塘屋等生活设施的现代化功能

注：数据来源于宣恩县文物局，作者整理。

图5 土家泛博物馆空间延展

Fig. 5 Spatial extension of the Tujia Pan-Museum

在互联网带来的媒体语境下，伴随国家话语的渗透和消费的大众化，以彭家寨为首的诸多武陵土家村寨的文化复兴之路获得国际建筑人士的青睐。自2018年以来，彭家寨两次参加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通过跨国连线双向交互直播的方式向全球展示了代表中国地方建筑遗产活化的杰出成果。以雅伦格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席Marino·Folin为代表的全球数十位专家高度赞扬彭家寨泛博物馆项目在乡村振兴、文化保育和更新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价值策略，并认为彭家寨“两河口”项目具有国际示范意义。
截至2021年12月，通过百度搜索引擎搜索“彭家寨”可以获得250多万条记录，其中有影响力的新闻报道有350多篇，这些报道发表时间主要在2012年以后，2019—2021年的3年是集中爆发时期。彭家寨的媒体宣传作为权力话语的点缀，多用于地方经济发展、文化保护或传承以及政府参与项目的宣传。自2018年起，这种宣传努力也常见诸于主流媒体对彭家寨的报道中，新华网、央广网、中国网都曾拍摄过关于土家泛博物馆、乡村旅游、吊脚楼营造技艺等方面的素材。在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共同的渲染中，武陵山区民族村寨在复杂、流动的多重身份的转换中快速走向世界。2021年4月彭家寨旅游景区成立自媒体公众号，桥连了线下组织与线上社群。2022年8月由政府转移到旅投集团进行整体运营，彭家寨正式以景区的形式成为地方旅游发展的核心节点，旅游人数由9月3.25万多人次稳步增长，旅游收入当月达23.22万元。彭家寨与周边文化空间的联动，也为居民的生计转型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调研期间已经可以在农家购买到来自邻镇高罗的沙田柚、沙道沟的荞麦饼等农副产品。未来结合地方经济与农产品的加工，可以预见，彭家寨的发展将吸引更多人群的参与，它甚至成为县域特色产业走向外界的一个窗口。

5 地方的“发明”：家园遗产的秩序重塑

再造和“发明”遗产是重构地方记忆的重要途径，传统总是活在日复一日的地方实践中，活在“转化”和新的阐释中[41-42]。以彭家寨为代表的、深藏于武陵山区的家园遗产身份重塑的过程具有其自身的逻辑框架（图6）。作为文化表征的建筑空间，在应对城市化的挑战时，既要呼应现代性对地方的发明，反之又形塑着新空间中的地方意义[43]。正如列斐伏尔对空间“整合论”的界定[27]，民族村寨在各个历史阶段均是物质、社会和精神三层空间的集合，并不会割裂呈现：① 现代资本与规划语言介入村寨的物质空间，以家屋建筑为核心的生产圈层发生最直接的迭代与赋能。从地方价值的生产面向来看，意蕴着武陵山区农耕生产水平及应对山地环境的营建技艺与文化审美，恰恰成为当地寻求产业再生的“景观动能”；② 作为行动交往的载体，村寨的社会空间本质反映的是该时期民族群体内或群体间生活秩序与互动的空间型式。从地方价值的生活面向来看，吊脚楼群的功能变迁阐释了家屋既作为社会组织单位，又作为亲属制度和习俗仪式等文化秩序的日常实践和再生产的重要场域与身份；③ 位于核心的人文生态空间的形成源于文化主体与其他主体、非人类主体共同应对自然环境的调适与改造而形成的地方性知识。从地方价值的生态面向来看，吊脚楼是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家族居民与原生态自然环境进行知识对话的产物，身体、家屋、社会制度和民族心态等不断互动，延展出地域文化生态系统的物化图式。
图6 家园遗产的地方秩序重塑框架图

Fig. 6 Framework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local order of homestead heritage

从地方的人文生态系统的不断演变来看，吊脚楼及其附属物围合而成的家园遗产组成了地方的“记忆之场”[44-45]。吊脚楼群之所以在地方的“记忆之场”中能够被赋予“景观动能”，其根本原因在于“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在“怀旧情感”与“反思现代性”的文化浪潮中，重新评估历史和传统的意义与价值，寻找、刻写与重构社会发展与人类精神的历史脉络，成为其重要的一环[46-47]。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着剧变，民族地区复杂多元的文化遗产受到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影响，其物质环境和社会活力陷入衰退的困境，传统的空间形式逐渐成为物质“躯壳”。近年来，在名录制度与国家话语的加持下，大量的资金不断被注入建筑空间的修缮与保护工程中。但一些地方静态的、“文物式”的呈现与展演依旧缺少自我存在的生命力，难以融入当代的社会生活[48]。因此，对于家园遗产的身份重塑不能只从建筑物的保护与修复等技术层面去考虑景观化的问题，还要在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中充分调动民众的能动性，参与到文化旅游的新场域行动中，以激活建筑物日常的生活美学。更为重要地，要从功能再生和社会动力上深层探索地方性知识如何融入文旅产业的发展，如何呈现更有意义的价值转换，只有这样，遗产地的物质空间与社会经济生活之间才能相互支撑，与此同时地方在主动寻求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价值更新过程中进行着“发明”与再建构。

5.1 空间赋能：景观基因焕发地方价值的生产面向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是解读地方蕴含的深层次地学特征的重要切入点，其强调村落个性化且具有标识作用的特征，已被成功应用于单个区域景观文化特征的挖掘[49-50]。武陵山区民族村寨的生产空间是生产关系延续的载体，传统的耕作方式反映着原住民的生活智慧，形塑了最初的村落肌理风貌，而后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与发展中形成了许多具有人文、生态、艺术等价值的建筑遗产，这些具有地域特色或人文关照的空间蕴含着丰富的景观基因。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应注重对村落选址、街巷格局、民居建筑等肌理形态与文化资源禀赋的传承与延续，保护家园遗产存活的生态，以自然本底为基础，联合当地木匠修复传统民居及古建筑。20世纪中叶由古建筑学家张良皋先生首次“发现”并称之为“土家族文化的活化石”，半个多世纪过去了，2012年由华中科技大学、威尼斯建筑大学、东南大学、重庆大学4所高校联合组成的国际四校联合研学营的学者与学生们，扎根于此并由李保峰教授提出中国土家泛博物馆的概念，以深度研学撬动了“古寨—盐道”文化复兴乡村的大门。
传统空间的延续还可借助市场力量发展电商下乡直播培育乡村空间的特色产业，引导传统聚落进入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一方面，可以依托地方自然与人文景观发展高品质产品，例如村落型酒店、文化民宿，为旧的物质空间重新定义新功能。另一方面，政府引导民族村寨产业要素聚集、空间扩张，逐步形成区域品牌和规模效应。市场溢出会促进多元的经营主体基于产业链的分工和联系参与村寨旅游的供给，通过垂直方向上的产业链延伸与统筹空间优化促进区域一体化开发模式，焕发空间发展新动能。

5.2 秩序重塑：社会动力激活地方价值的生活面向

武陵村寨的生活空间是满足原住民日常生活起居的空间聚合体，村寨土地分布与居住房屋都映射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伴随着传统村落向旅游发展的过渡，宣恩从高罗到布袋溪一线的诸多吊脚楼的产权大多被政府收购，现在吊脚楼的修缮工作已经统一由政府负责，房屋主人只需向政府申请即可，由于一栋老房子的修缮成本不菲，这种保护模式既减轻了房主保护吊脚楼负担，也保存了吊脚楼原始风貌。除了民居住房外，古寨的大部分耕地被征用作基础设施建设与景观植物种植。对于村寨老年人来说，他们无法像年轻人一样外出务工谋生活，耕地是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失去了原有土地后生活变得十分迷茫。因此，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积极引导村民参与，让村民从旅游开发的边缘者转变为旅游发展中的开创者，在生活方式的转变中保持自己的生活节奏，并找到生活的依托和慰藉。
以往研究中有学者提出外来游客的涌入会持续影响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加之古建物本身的脆弱性，发展小众体验式的旅游更能形成相对稳定和独立的社区生活秩序。然而互动实践陈展于主客之间，游客与居民进行直接沟通从而产生更为广阔和深入的联系，比如有居民（V21, 2020.5.2）将自己的生活空间共享给外来经营者开展精品民宿，而耍耍街的居民还首次接触了“密室逃脱这样新社会的有趣玩法儿”（V40, 2021.7.23）。这样不仅可以有效激活武陵山区生活空间的价值，也可以让游客得到了真正悠闲、安静的农家生活，获得更高质量的游憩体验。最关键的是，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接，让本地人不仅找回对历史的自信，更在亲密的互动关系里，意识到乡村生活可以亲近现代性，乡村生活实践能带来自我建设能力的重塑。

5.3 地方知识：多元主体共育地方价值的生态面向

少数民族聚落的复兴依靠多元主体的共同实践，挖掘乡村建筑聚落蕴藏的民众传统生活智慧、地方性知识，建设属于乡村自己的“空间文脉”标识，并将其融入旅游等业态，推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通过有形展示带给消费者的不仅仅是作为“物”的商品，还包括地方性的人文生态优势。例如武陵山区的民间文化除编织技艺外，还有摆手舞、薅草锣鼓、三棒鼓等，它们作为地方符号意义的重要文化景观，长期经由民间自发传承面临着技艺封闭的风险[51-52]。2016年起，在政府与旅游公司的推动下，墨客廊桥、耍耍街、中意研学营等新建空间成为武陵山微观景观背景，组织当地村民进行非遗展演，依托“人”及其活动，向当地民众和游客展示某一种或多种土家风情。当民间文化走出静态遗产空间的圈禁之后，反而在乡土的生态土壤下，觅得绵延不绝的动力源泉。
文化遗产生产发展的空间已然改变，所谓的原生态民间艺术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新建的文化走廊、演出场所均凸显了地方知识的符号和特点，是保护传承、展示传播民族文化遗产的优质平台，为游客提供了作为外来客融入地方共同参与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空间生产的渠道。同时，文化景观再造空间就具有了文化能量和经济存量，其文化生产满足民众的生活需要，激发了村民参与传统村落活化和旅游开发的主体性。民族村寨的价值落脚点就在于人与地方的发展。

6 结论与讨论

“家屋”作为地理学透视社会的窗口，是地理学者探究人地关系的微观尺度[53]。武陵山民族村寨的家园遗产不仅形塑了这一独特地理单元的外在风貌，更是生计传承、地方记忆与人文生态的重要象征。以彭家寨为代表的民族村寨在以旅游为媒介的流动性力量与多元主体的空间实践中，正经历着从全球化的遗产话语体系中走向地方价值的再生产。
当以一种历时性视角来考察武陵山土家族吊脚楼群这一家园遗产的价值演化与重塑，可以发现吊脚楼既是一种印证社会文化的物质符号，也藉由其物质性积极地参与着地方现代性的建构。本文藉由Mckenzie的空间生态理论，将彭家寨建筑空间变迁细化为聚集、离散、侵入和适应这一完整的演化过程：“物”的在场是其民间保留和时代传承的历史存在，承载着家宅文化与地方记忆；“物”的式微与脱域是在现代性渗透下宏观力量与个体行为的博弈与融合，也是地方主体性的消解、协商与重构；“物”的出场是外部建筑形式以商品的形式参与到旅游语境的讨论中去。武陵山片区民居建筑身份嬗变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了宏观力量与微观个体之间“统治与抵抗”的交缠：一方面，外部的建筑形式往往受到经济和政治力量，与更宏大和广泛的话语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内部的个体家庭使用很多时候可以被看作是对前者统治模式的抵制或反抗，通过各类物品布置、使用、分配或是遗弃进行空间的再次演说。不仅如此，自吊脚楼群被列为文化遗产之际，就承受着来自双面的“拉扯”：一方面是全球化的伦理技术与话语体系对遗产标准化的检视与推广；另一方面，建筑遗产又带着浓烈的“生于斯长于斯”地理黏性，即地方性。于是，在全球化与地方性双向的拉扯与挤压下，家屋不再仅仅是静止的、等待着被解读的化石，而是关系的联结，具备了动态的“持续修订”的能力[54]。
民族村寨多样化的物质与非物质特征、社会群体多样化的社会与文化需求，不断地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地方之外”逐渐演化为经济与政治景观的住宅与社区，“地方之内”不断进行着身份塑造与情感延续，这一动态过程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更为完整的物的社会生命史。然而，在这种“地方内外”的分野中，可以看出支配家园的主导力量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种无奈——伴随着经济与政治力量强有力的介入，遗产空间的权属发生了置换，遗产的权威识别一方面提升了保护的高度，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一定程度上对文化主体价值的边缘化。当家屋异化为市场和权力的一种资本和规训手段后，地方主体对于地方营造实践，要么被剥离在日常秩序之外，要么被裹挟着进入同质化商业活动中，个体的“家”成为“大众的家”。伴随着大众旅游的发展，“消费地方”已成趋势，这也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正如人类学家们提出的文化反思一样，确实会存在市场化和世俗化的旅游流动不断削弱族群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与异质性。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被纳入到新的经济活动领域的文化遗产，已成为当地谋求发展的核心动能，很多乡村凭借着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而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这正是遗产保护事业促进地方发展的最终意义所在。本文通过探索式案例研究提出了地方秩序的重塑，需要从物质空间更新赋能景观生产动能、社会空间的日常秩序激活生活策略以及文化空间的多元主体共创人文生态系统三个层面出发，让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遗产研究中提供“人与物”“物与地方”整体性认知，以期重构“诗意栖居”的和谐乡村，助力乡村振兴。
在当下传统复兴的热潮中，乡村建筑的价值再造与发展方向就是落实“地方”[55]。常常看到都市设计师的创意设计下乡遭遇水土不服的窘境，浮于表面的景观生产的叙事逻辑是否能滋养出“物”可持续性的生长，关键还取决于地方主体究竟能从文旅复兴乡村的项目中获益多少。为当地带来经济、社会与文化效益的修旧工程，需要长时间的打磨、共谋与妥协，物的景观升级或许能在短期内增加一个旅游爆点，但和实现文化振兴乡村不能完全等同。家园遗产地方价值的认证，是以打破原有的地方智慧系统为代价，在人人都通过外在的物质景观、构建的图像来认知他者甚至世界的时候，是否如Strauss早已针对现代性制造提出的“拼贴”一样，原型的生活、生产与生态空间被塑封于博物馆和展览橱窗中，而失去了物的文化多元价值[18]?当民族聚落不再是村民的住宅，物的功能已然异化，地方内外已然分野，如何给造物者的文化主体予以更多的关怀，如何让地方成员通过与物在价值重塑中的交往与互动进行新一轮的自我驱动与地方认同，应当是我们未来持续思考的问题。在中国乡土文化根基会与本土技艺进入新一轮调整的新时代，通过对彭家寨的个案跟踪与解析，以此梳理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与人文生态空间向现代化、产业化转型的核心逻辑，如何保护民族村寨的家园风貌，如何建设宜居乡村，体现以人为本的遗产再生理念，并在人与物的交互中寻求平衡，也给今日的乡村振兴、城乡演进带来颇具意义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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