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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2023 , Vol. 78 >Issue 1: 214 - 229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301014

Geo-setting and Spatial Governance

The geo-setting of transboundary water conflicts of the Jordan River

  • WANG Ping , 1, 2, 3 ,
  • DU Debin , 1, 3 ,
  • HU Zhiding 1, 3
Expand
  • 1. Center for World Geography and Geostrate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zhong 030619, Shanxi, China
  • 3. Institute of Glob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11-02

  Revised date: 2022-07-04

  Online published: 2023-01-16

Supported by

The Strategic Priority Research Program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XDA20100308)

Fold

Abstract

Along with climate change,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global water supply and demand had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water conflicts on international rivers would occur more frequently. The Jordan River had been an international river on most serious conflicts in the world. The number of transboundary water conflicts on the river accounted for 1/5 of the global total between 1948 and 2008, what's more, the proportion of war-related transboundary water conflicts reached 2/3. A geo-setting analysis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river transboundary water conflicts was provided, which was composed of the analysis of geo-value, geo-relationship and geo-structure. And it was used to study the geo-mechanism of the Jordan River transboundary water conflicts. The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s follows: (1) The geopolitical goals of the Jordan River transboundary water conflicts were concentrated in water-rich areas, from the major water resources areas to the less important ones, because Israel was scrambling for Jordan River water resources area. After Yom Kippur War, Arab countries started to claim Israel for its own territory rich in water resources in the Jordan River. (2) Israel, the core actor in the water conflicts, started nearly 60%of transboundary water conflicts on the Jordan River, Arab countries accounted for 20%, and non-riparian countries took the rest 20%. (3) It was the geo-value of the Jordan River Basin that attracted foreign powers to directly intervene, which escalated water conflicts and benefitt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The geo-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rich areas" was stronger than that of "water quantity", which had a strengthening effect on the transboundary water conflicts on the Jordan River. Israel, as the hydro-hegemony of the Jordan River, dominated the geo-structure of the river even more, leading to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transboundary water conflicts in the basin.

Key words： water conflicts; geo-setting; transboundary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Jordan River

Cite this article

WANG Ping , DU Debin , HU Zhiding . The geo-setting of transboundary water conflicts of the Jordan River[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 78(1) : 214 -229 . DOI: 10.11821/dlxb202301014

1 引言

水是维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源。在过去100年中，全球用水量增长了6倍，目前全球用水量仍以每年约1%的速度稳定增长[1]。人类用水量已超可持续水平，世界迈入缺水时代[2]。人类可利用的淡水资源主要来自河流，其中近六成来自全球310条国际河流，涉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3]。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权威国际组织警告，淡水资源短缺将极有可能导致主权国家发生“水战争（Water War）”[2]。实际上，水冲突始终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全部过程，英语中表示敌对、争夺（Rivalry）一词就源自拉丁文“Rivalis（河流）”。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领土主权为标志的现代国家后，国家间因争夺国际河流水资源而引发的跨境水冲突就成为国际冲突的一种常见形态。随着气候变化、人口快速增长和工业大规模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不断加剧[4]。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问题业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5⇓⇓-8]。
1948—2018年的71年间全球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事件波动增长，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呈快速上升势头[3]。全球跨境水冲突事件集中分布于北半球和东半球，以30°N为中心的气候干旱带最为密集，形成了跨境水冲突“亚—非—欧三角区”[9]。南亚、中亚、西亚和东非等高水资源压力地区是全球跨境水冲突的主要策源地[3]。其中，“亚洲水塔”青藏高原周边河流的跨境水冲突增长尤为频发。位于中东的约旦河，虽然只是一条仅300 km长的小河，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跨境水冲突最多、最严重的国际河流，也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对象[10⇓⇓-13]。
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是多因素复杂过程的综合结果。它既与流域自然、经济因素引起的水供求矛盾等物质原因有关，如干旱区水资源短缺[14]、人口和经济增长对水资源需求的增加[15]、跨境水资源分配[16]、气候变化导致水危机和极端灾害风险升高[17]等；也与共同认知、宗教、协议、法律等社会政治过程有关，如国际水法对各国国际河流行为的结构性约束力[18]，流域水权分配不公平[19]、权力不对称[20]和水霸权（Hydro-hegemony）[21]等。以上研究侧重物质因果和国际政治关系层面的分析。近年来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问题已成为水地缘政治（Water Geopolitics/The Geopolitics of Water）研究的重点，主要讨论宏观地缘政治环境对流域跨境水冲突的影响[22⇓⇓⇓⇓⇓⇓-29]。也有学者提出人类世地缘政治（The Geopolitics of the Anthropocene）假说，以从气候变化角度考察全球水循环系统与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的联系[30]。这些研究均表明，地缘环境是影响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的重要力量。
地缘环境研究以地缘体（人）与人地互动的地理环境（地）的互动进程为观察对象，着重分析自然、经济、社会、政治等多要素综合作用形成的地缘关系、地缘结构和各个地缘体利益与行为的因果和建构关系。目前，已有学者建立单一国家综合地缘环境的系统分析框架[31]，但对于区域尺度特定问题的地缘环境分析框架仍在探索中。本文基于“人—地”关系思想，结合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经典地缘政治学等理论，从多主体、多要素、跨尺度的综合视角建立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的地缘环境分析框架，并以跨境水冲突最严重的国际河流约旦河为研究对象，分析地缘体互动建构的地缘环境与约旦河跨境水冲突的内在联系，从中总结和提炼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形成的地理动力机制，以期为解决全球国际河流特别是中国周边河流的水冲突提供科学依据。

2 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的地缘环境分析框架

2.1 理论基础与研究思路

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是国家行政机构、媒体、民众、民间组织和国际组织等地缘行为体，针对国际河流所实施的政治、军事、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竞争、对立和敌对行为。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的互动进程，不仅有行为体之间相互冲突的“人—人”互动（如游行、谴责、仲裁），还包括行为体判断自身国际河流利益和付诸行动的“人—地”互动（如占领水源、改道河流、建拦水坝），以及判断其他行为体国际河流利益—行为对自身影响的“人—地—人”互动（如炸毁、投毒、停水）。
本框架应用世界地理[32]和地缘政治学来分析域内外国家对国际河流地缘价值的认知差异，研究国际河流地理环境对双多边地缘关系和流域地缘结构的作用；并且借鉴温特的社会建构国际政治理论主要逻辑方法[33]，包括宏观层面的“3种无政府文化”、微观层面的国家“权力—利益”、宏观和微观相关联的“结构—施动者”等，分析主体间性的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对行为体利益—行为和互动进程的影响。

2.2 分析框架

假定在流域地理环境的基础上，地缘体受跨尺度、多要素及其他地缘体的综合影响，在争夺国际河流地缘利益的互动中发生跨境水冲突行为，逐渐形成流域的双多边地缘关系与地缘结构。流域的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还将不断反作用于地缘体的国际河流对外行为。整体上，这种多主体、多要素、跨尺度的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互动进程建构了开放、动态的流域地缘环境（图1）。其中，跨尺度互动集中体现在世界大国和区域大国介入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的建构进程，以及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图1 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的地缘环境分析框架

Fig. 1 Geo-setting analysis framework of transboundary water conflicts on international rivers

2.3 研究模块

2.3.1 国际河流（地缘目标）的地缘价值

地缘价值是基于地缘结构、地缘关系（如敌对）和身份等，行为体对地缘目标在地缘政治战略或地缘博弈中意义和作用的主观认知。国际河流的地缘价值包括其自然、经济、社会、政治等属性的地缘价值和所在区位的地缘价值。各要素地缘价值的最高水平决定其地缘吸引力。如果国际河流的某种性质（如区位）具有全球地缘影响，那么它就具有全球地缘价值，世界大国将主导其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

2.3.2 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地缘体之间的地缘关系

在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的互动中，地缘体不断审视和判断着自身和其他地缘体的国际河流身份—利益（表1），逐渐形成是敌是友的双边或多边地缘关系。是敌是友的地缘关系，来自地缘体互动中形成的共有信念、认知或知识。当地缘体之间的互动主要是冲突性质的，那共有信念、认知或知识（如地缘关系）也将是竞争或敌对的，反之亦然。国际体系、世界地理结构、世界经济结构等政治经济结构力量，是更大尺度、更普遍的共有信念，也将自上而下影响地缘体的国际河流身份—利益及其对外政治行动。
表1 参与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国家的身份—利益分类

Tab. 1 National identity-interest category on water confli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rivers

类别 建构条件 国家身份(以约旦河流域为例) 利益
团体身份 人口和领土等物质基础
(其他身份的基点)		 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国、约旦 国家的客观利益
(如国家/国民的生存利益)
类属身份 由先于社会的内在属性确定的，可以有许多种 缺水国家(以色列、巴勒斯坦国、约旦)、
发达国家(以色列)		 对国际河流的主观利益
(如缺水国寻求水安全)
角色身份 只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中。
结构参与角色内容的建构。		 盟友国家(以色列—美国)、
殖民地(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		 对国际河流的主观利益
(如美国支持盟国以色列)
集体身份 自我被“归入”他者 阿拉伯国家、犹太国、
西方国家、共产主义国家		 对国际河流的主观利益
(如西方—共产主义的敌对)

2.3.3 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的地缘结构

地缘结构是指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的互动进程中，地缘体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水权力关系。它由3种子结构组成：① 空间结构，是国际河流水资源控制权或所有权的空间格局；② 物质结构，指流域内部地缘体控制国际河流水资源的水战略能力及其执行能力的相对差异格局，后者主要指经济、科技和军事构成的综合实力的等级差异。③ 理念（文化）结构，指主导地缘体之间处理国际河流国际事务的规则、理念、信念等，主要有霍布斯文化（敌对）、洛克文化（竞争）、康德文化（朋友）3种。理念结构影响地缘体对自身和其他地缘体国际河流身份—利益和实施相关对外政治、军事行为的意义和作用等；进而影响空间（子）结构和物质（子）结构的建构。

3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域

约旦河发源于黎巴嫩和叙利亚边界的谢赫山（Mt. Hermon，又名雪山），长约223 km，注入死海，流域面积1.8万km2，流经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国和约旦5个国家（图2）。约旦河的自然产流量较低，年均18.8亿m3，年变率和月变率较大，受地中海气候影响冬、春季流量较高[34]。约旦河的源头河流主要有丹河、巴尼亚斯河和哈斯巴尼河。谢赫山是河源河流的主要补给源。戈兰高地（又称“中东水塔”）是约旦河的主要补给源。加利利海是约旦河上下游的地理分界。叙利亚、黎巴嫩是上游国家，约旦、巴勒斯坦国是下游国家，以色列既是上游国家也是下游国家。约旦、以色列、叙利亚、巴勒斯坦国、黎巴嫩的约旦河流域面积分别占流域总面积的40%、36.9%、10.3%、8.8%和3.6%，分别占本国面积的8%、33%、1%、27%、6%，分别引约旦河水量的17%、71%、12%、0、0[35]。
图2 1948—2008年约旦河跨境水冲突时空分布示意

注：数据来源于俄勒冈水事件数据库。

Fig. 2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cross-border water conflicts on the Jordan River, 1948-2008

3.2 数据来源与整理

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事件的数量、等级、冲突方及空间信息数据主要来自俄勒冈水事件数据库（International Water Event Database, IWED）。该数据库以新闻报道为数据源，收集、筛选、整理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和水合作事件，将水冲突事件按严重程度划分7级，具体为：-7级为正式宣战；-6级为导致死亡、混乱或高战略成本的广泛战争行为；-5级为小规模军事行为；-4级为政治—军事敌对行动；-3级为外交—经济敌对行动；-2级为在互动中表现出强烈敌意口头表达；-1级为在互动中表现出不和谐的温和口头表达。数据时段为1948—2008年。其中，约旦河跨境水冲突记录222条。本文在查阅文献材料后，补充少数空间信息；根据数据库每条事件的摘要信息，更正、整理部分冲突的主动方和被动方。约旦河流量、水质和流域基本信息，来自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ESCWA）、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国际水管理研究所（IWMI）约旦河相关报告。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国、约旦、埃及②(② 1958年2月1日叙利亚和埃及合并组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1961年9月28日叙利亚宣布脱离“阿联”。本文将埃及界定为约旦河流域域外国家。)的经济、军事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Bank Open Data）。以色列人口、产业、科技等数据，美国对以色列援助数据，来自犹太虚拟图书馆（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以色列军事产品出口数据，来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www.sipri.org/databases）。

4 约旦河跨境水冲突的时空演化特征

4.1 时序特征

1948—2008年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事件经历了两个不连续的发生潮。其时间分布与约旦河水利益分配的主要技术、政治、军事事件时间比较吻合（图3），包括约旦河单边水工程（商讨、开工和竣工）、巴以建国、中东战争③(③5次中东战争未被俄勒冈水事件数据库收录。)和中东和平进程的年份。
图3 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与流域主要水利工程、战争和政治事件的时间关系

注：① 以色列的约旦河工程。1951年以色列制定“大以色列计划”，包括排干呼勒湖（①A）和以色列“国家引水工程”计划（①B）引水。1951年以色列启动排干呼勒湖第一期工程，第4期于1958年完工。1953年以色列在约旦河引水点雅各之女桥施工，受到美国、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压力停工，1956年重启以色列“国家引水工程”计划，1958年更改约旦河引水点后正式动工，1965年竣工。② 约旦的约旦河工程。1957年约旦启动“大耶尔穆克水利计划”，1958年东古尔运河（1987年改名为阿卜杜拉国王运河）破土，1966年完成。1978年南延18 km，1988年再南延14.5 km。③ 阿盟约旦河源头改造计划。1959年阿盟开始讨论约旦河源头改造等计划，1964年1月阿盟会议决定一年半内实施。1965年1月在约旦开始实施，之后叙利亚的工程也启动。因以色列破坏该工程数次停工，到1967年中东战争该工程已瘫痪。④ 叙利亚—约旦的约旦河项目和协议。1974年约旦“约旦河谷发展计划（1975—1982）”中的Maqarin水坝，因以色列反对一直被推迟。1988年叙利亚和约旦决定联合建设该大坝，重命名为Sadd Al-Wehda大坝。1988年叙利亚和约旦耶尔穆克河水量争议使项目推迟到2004年开始，2011年运营。⑤ 黎巴嫩的哈斯巴尼河工程。

Fig. 3 The tempo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ordan River transboundary water conflicts and major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ars and political events in the basin

4.1.1 以色列“争”水为主的第一阶段

以色列之父赫茨尔曾说，“从一开始锡安主义（又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土追求就包括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生存所必须的水资源”[36]，这意味着巴勒斯坦将承载犹太复国主义建国的领土理想，约旦河将担负犹太国在“沙漠开花”的政治使命。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世界一直想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夙愿直接冲撞。约旦河与巴勒斯坦的土地，成为阿以实现国家理想和民族利益必争的生存空间与地缘目标。以色列建国次日，阿以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这场战争期间埃及率领阿拉伯军团破坏以色列内盖夫水利设施，等级为-6级，是俄勒冈水冲突事件数据库记录的第一个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事件。内盖夫沙漠是以色列建国初期灌溉农业的重点开发区，是约旦河引水工程的终点。这一事件约旦河不仅是阿以冲突的“水武器”，也是水冲突的直接目标。此后，约旦河的水冲突事件主要记录了以色列争夺约旦河水的历程。
1948—1974年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事件124件，并集中了整个研究期较严重的-4~-6级跨境水冲突事件，其中-6级高达20件。这一阶段以色列率先开始了两项单边水工程——呼勒湖排水工程和约旦河引水工程。1953年是以色列呼勒湖排水第一期工程完工和约旦河雅各之女桥引水点开工的年份，也是水冲突的峰值年，有18件（图3）。较严重的水冲突事件主要发生在1957—1958年和1968—1970年。美国特使约翰斯顿斡旋时阿以曾暂停单边工程，1957年以色列重启约旦河引水工程规划、1958年开始建设。阿拉伯国家对此强烈反对。在呼吁联合国、美国阻止以色列和多次破坏仍目睹以色列国家引水工程建成后，阿拉伯国家开始约旦河源头改道工程。这直接导致阿以约旦河水冲突矛盾的激化，也成为引起1967年阿以第三次中东战争的主要原因。战后约旦试图修缮东古尔运河，以色列反复破坏数年。第一阶段的跨境水冲突一直延续到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翌年。

4.1.2 阿拉伯国家“讨还”水资源地④(④ 本文所指水资源地，包括水文地理环境的产水地和储水地（河道、湖泊、沼泽、含水层等）与人工修建的储水地和供水设施（水库、运河、供水管网）。)主权和水权为主的第二阶段

1975—1988年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似乎进入了14年的相对沉寂期，俄勒冈水事件数据库的相关记载为0，但相关资料表明，以色列继续侵占邻国水资源，双边水冲突仍然存在。1989—2008年再度出现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事件发生潮，而且全部98件冲突都是-1~-3级的谴责、抗议等口头表态（图3）。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推动的中东和平进程中，流域阿拉伯国家要求双边解决上一阶段被以色列强行占有的水资源地领土和水权问题。第一个峰值出现在中东和平进程开始的1991年。巴以双边和平谈判的焦点之一是，巴方认为自己对本国土地下的地下水拥有权力，但这一水权在以色列占领后被其否认。1996年以色列右翼利库德集团内塔尼亚胡上台后，巴以水争端陷入更大困境。在叙以和黎以双边和平谈判中，以色列要求谈判水资源问题，但是叙利亚和黎巴嫩都要求以色列先归还侵占领土为先决条件。以色列与约旦虽然签订双边和平协议，但以色列单边拒绝执行该协议中的约旦河水量条款成为日后双边水冲突的主要原因。

4.2 空间目标特征

4.2.1 集中于水资源地

约旦河跨境水冲突的空间目标集中于加利利海及其以北的上游产水地和储水地（表2）。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3国交界地带是约旦河的水源地，戈兰高地（降水多、主要补给区）、呼勒湖（位于上游支流汇流后的咽喉）、加利利海（干流最大淡水湖）、约旦河上游支流（丹河、巴尼亚斯河和哈斯巴尼河）和利塔尼河（黎巴嫩国内河流，但以色列将其纳入约旦河水系以要求分享其水量）等水资源地集中分布于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也成为约旦河跨境水冲突的核心地带。1948—2008年因戈兰高地、呼勒湖、加利利海、以色列国家引水工程发生跨境水冲突事件共91件，占该流域同期跨境水冲突事件的41%（图2）。耶尔穆克河是最大支流，由叙利亚、约旦和以色列共享，其中汇入约旦河前的一段是以—约的边界，再向上游的河段是叙—约的边界。以、叙、约之间耶尔穆克河水量冲突有31件。由于在地质构造上巴勒斯坦国的含水层是以色列沿海平原含水层的补给区，因此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军方强制管理着巴勒斯坦国的水井数量、深度和用水量，并要求其支付比当地犹太居民高1~2倍的水价。为向以色列讨回水权，20世纪90年代后巴以相关水冲突16件。
表2 1948—2008年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主要目标地概况

Tab. 2 Overview of the main targets of the Jordan River transboundary water conflicts from 1948 to 2008

目标地(水资源地) 主要功能 位置 权属 争议 跨境水冲突数(件)
戈兰高地 产水地 河源补给区 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 领土 20
呼勒湖 产水—储水地 上游 1948年被以色列占领 领土 28
巴勒斯坦国含水层 产水—储水地 下游 以方控制开采权/水价 水权 16
利塔尼河 储水地 非约旦河流域 曾经被以色列侵占 水权 12
加利利海 储水地 上、下游分界点 以色列 水量 6
以色列国家引水工程 储水地 上游引水工程 以色列 水量 37
耶尔穆克河 储水地 最大支流 约旦、叙利亚共享 水量 31

4.2.2 按“主要水资源地→核心水资源地→次要水资源地”空间转移

约旦河跨境水冲突的空间目标是随以色列由近及远、从主到次的占有水资源地而不断转移的。以色列建国后不久，争夺目标首先定位于当时国界以北的呼勒湖及周边地区。这里与约旦河流域最大的湖泊加利利海濒临，水土条件较好，适合农业发展，还是继续北上水源地的咽喉。但是这里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停战协定》中被分割为数个非军事区，主权未定。以色列单方面违背《停战协定》，在1951—1953年间占有非军事区、驱离阿拉伯居民、排干呼勒湖水、建犹太定居点。1958—1964年以色列通过国家引水工程，将加利利海改造为该工程的储水中心和本国最大水库。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的水战略目标指向更北部的约旦河水源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击败叙利亚而继续占有戈兰高地；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侵占利塔尼河水量。此时，以色列已经占有约旦河干流及其主要水源地。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到中东和平进程谈判期间，以色列的水战略目标还关注到相邻的水量地位相对次要的水资源地。以色列一边向约旦和叙利亚要求分享经过其东部边界的耶尔穆克河水量，另一边继续蚕食巴勒斯坦土地、建犹太定居点和侵占其含水层的地下水。

4.3 地缘体互动行为特征

4.3.1 以色列是约旦河跨境水冲突的主要发起者

以色列发起的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事件是流域他国之和的3.3倍。1948—2008年以色列发起跨境水冲突143件，占总量的64%，占域内地缘体发起冲突量的77%。而由以色列发起的-5~-6级战争性跨境水冲突也达到六成，有19件，其中12件-6级广泛战争的事件中以色列→约旦7件、以色列→叙利亚5件，空间目标为东古尔运河和呼勒湖。从1948—2008年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事件的主动方—被动方关系网络来看（图4），以色列的出度值和入度值都最高。与以色列形成水冲突互动关系的主要有流域4国、巴解组织、埃及和阿盟。此外，以色列的水冲突对象还指向了域外行为体美国、法国和联合国，但是英国、苏联、土耳其、伊拉克没有与以色列有直接的水冲突关系。
图4 1948—2008年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主动方—被动方关系网络示意图

注：节点大小以“度”衡量，颜色代表社区网络。

Fig. 4 A network of the Jordan River transboundary water conflicts in 1948-2008

4.3.2 以色列、叙利亚、约旦和美国的“四边互动”构成约旦河跨境水冲突的核心关系圈

约旦河跨境水冲突的域外参与者有4方面力量，超级大国（美国、苏联）、欧洲大国（英国、法国）、中东国家和组织（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埃及和阿拉伯联盟）与国际组织（联合国）。其中，美国和域内国家以色列、叙利亚、约旦组成了约旦河跨境水冲突关系网的核心（图4a）。以色列是约旦河跨境水冲突的主导国家，其与12个地缘体相联系。美国是约旦河跨境水冲突关系网中域内和域外的主要中间人。叙利亚是反对以色列、欧美大国、联合国和土耳其的中心（图4b）。约旦则是以色列、美国、英国和伊朗的水冲突对象（图4c）。

4.3.3 形成阿拉伯国家、世界大国和土耳其3个社区网络

除伊拉克之外，阿拉伯国家约旦河水冲突的对象一致指向以色列，包括域内的阿拉伯国家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国和巴解组织，还包括中东大国埃及、伊朗以及阿拉伯国家权威组织阿盟（图4）。世界大国在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中分为两大阵营，苏联的水冲突对象指向美、英、法和联合国，而美国的对外水冲突行为指向约旦河流域国家约旦和叙利亚，英国发起的约旦河水冲突也指向了约旦。土耳其为中心的社区网络主要是由叙利亚、伊拉克和美国组成，其水冲突源于在中东和平进程期间土耳其扮演了美国和阿以冲突的调解人。

5 约旦河跨境水冲突的演化机制

5.1 流域的地缘价值吸引域外大国介入跨境水冲突

约旦河流域所处的中东地区，地处“三洲五海”之地，是世界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枢纽区，历来为世界大国博弈的焦点。对世界而言，中东石油和苏伊士运河至关重要。然而，对中东国家而言，水比石油更为重要。约旦河是巴勒斯坦主要水源。“约旦河虽然规模小，却是中东最重要的河流和激烈的国际争端的焦点”[36]。美苏等域外大国将约旦河水问题作为介入中东事务的地缘战略工具，多种方式参与其中，直接影响跨境水冲突博弈进程和流域水权力分配格局的演化。

5.1.1 美国直接参与约旦河水利益分配制度设计和硬件建设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中东政策的重点是水问题，重中之重是约旦河水问题。美国以“中立”角色的技术为突破口，通过水科学参与约旦河水分配制度设计，构成了流域水权力分配的最初蓝图。1953—1955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私人代表约翰斯顿历经4次穿梭式访问、吸收阿以约旦河方案后，提出“约翰斯顿”方案。阿盟认为“约翰斯顿”方案虽可接受、但更利于以色列，而且签署该方案还意味着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地位，最终于1955年10月拒绝。但是，随即约旦河流域国家各自遵守“约翰斯顿”方案开始约旦河单边水工程。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东和平进程期间，阿拉伯国家仍将“约翰斯顿”方案作为约旦河公正分配的原则。也是从1955年阿以单边水工程重启后，阿以约旦河水冲突快速增长。为阻止对方单边水工程，1955—1958年和1966—1970年阿以发生18件-6级和10件-5级相关跨境水冲突事件，主要冲突目标是以色列呼勒湖水工程、以色列国家引水系统、约旦的东古尔运河。即便互相武力袭击和破坏，但是以色列和约旦的单边水工程均顺利建成。这离不开美国资金援助或贷款的帮助。如1966年竣工的东古尔运河共耗资2100万美元，其中1400万由美国提供[36]。这些单边引水和储水工程，演绎着跨境水冲突的“工程战”，也支撑起国家间约旦河水权力分配的硬件基础。

5.1.2 美苏分别为盟友以色列和叙利亚的约旦河跨境水冲突提供政治支持

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在阿以冲突中明确支持阿拉伯世界，尤其是盟友叙利亚。1954年1月22日苏联首次否决一项安理会决议。该决议涉及叙利亚与以色列的约旦河水争端[37]。美国对以色列单边水工程的政治支持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公开化。1964年5月5日以色列主干水工程国家引水系统竣工试泵。4日后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支持以色列将自己的水份额用于约旦河流域之外。为彻底阻止以色列引约旦河水到流域外，阿盟正在谋划从源头截留约旦河的约旦河河源改道计划。为此，28天后美国国务院再发警告“美利坚合众国反对其他中东国家企图通过别的反引水工程阻扰以色列计划”。

5.1.3 美苏对约旦河水战争的军事支持，影响阿以水权和水冲突等级

水资源地控制权或所有权变化是重塑国家间约旦河水权力分配格局的地理基础和关键，也是引起激烈水冲突和长期水冲突的主要根源。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占有约旦河水资源战略要地戈兰高地，此战也被称为“水战争”。还有研究指出，是阿以约旦河水权的争夺导致第三次中东战争[38]。其中，美苏分别扮演着以色列与埃及、叙利亚的武器和经济后援。1955—1958年，叙利亚从苏联获得2.94亿美元军事和经济援助[39]。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美国用武器支持以色列，并在20世纪70年代加大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是叙利亚夺回戈兰高地、埃及夺回西奈半岛的反击战。以色列很快占据上风。苏联、东德、朝鲜、巴基斯坦支持阿拉伯联军，美国支持以色列。此次战争异常激烈，几乎导致幕后的美苏直接对峙[40]。以色列获得连胜，由此占据约旦河的绝对控制地位。这两次战争对约旦河水权力分配具有决定性意义。期间，阿以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事件再度升级。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后，因阿拉伯国家实力严重受损，阿以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事件有连续14年为0件。直到冷战结束后，约旦河的跨境水冲突事件数量虽有所增加，但严重程度仍较低，全部降至-1~-3级的“口水战”。

5.2 域内国家间复杂的地缘关系加剧跨境水冲突

约旦河流域内各地缘体之间不仅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水量”竞争地缘关系，而且由于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复杂的民族、宗教和领土争端等矛盾而形成“零和”的“水资源地”竞争地缘关系。后者对约旦河流域内的跨境水冲突具有显著的强化作用。

5.2.1 约旦河的“水量”竞争地缘关系

为本国争约旦河水、阻止对方获得约旦河水，阿以之间水量竞争关系逐渐形成。20世纪50年代，阿以从最初水工程计划“竞赛”、到“约翰斯顿”斡旋期间的约旦河水量“纸上论战”，后快速升级为暴力破坏对方单边水工程，都与以色列20世纪50年初宣布在非主权地区开始多项水工程直接相关。
以色列的约旦河引水点引起最早的水量冲突。1953年7月以色列率先决定从雅各之女桥南1 km处引约旦河水，招致阿盟、流域邻国强烈的口头反对。雅各之女桥附近的约旦河水含盐量低于下游，而且海拔比加利利海高270 m，在此引水可以借助重力使河水流向下游低地。但是这里及附近2.8 km的水渠位于第一次中东战争《停战协定》的非军事区[36]，主权归属未确定。1953—1959年以色列因约旦河引水点迟迟未定，主体工程没有开工。但是，由于这一地区北临约旦河河源支流汇合处、东依戈兰高地、南接加利利海，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叙利亚一直坚决抵制，并携手流域阿拉伯国家和阿盟不断向美国、联合国等表示强烈抗议，要求以色列停止在此引水。以色列拒绝美国对约旦河实施国际管制，坚持在此引水。1953—1959年以色列约旦河引水点的水量冲突关系由域内外地缘体共同组成，期间以色列→叙利亚（5件）和以色列→约旦（4件）是域内主要冲突关系，埃及↔以色列（各3件）是域内与域外之间的主要冲突关系。
约旦河最大支流耶尔穆克河的水量争夺主要发生在以—约—叙之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的8年，以色列在占有主要水源地和储水地后，将约旦河的争夺目标转移到支流耶尔穆克河的水量。1967—1974年以东古尔运河的水量跨境水冲突为主，以色列不断暴力破坏约旦东古尔运河设施，有明显的压倒性优势，8件相关冲突7件都是以色列→约旦，其中5件是-6级，只有1件-3级是由约旦发起。1996—2005年叙利亚和约旦签订耶尔穆克河大坝协议，以色列强烈反对，主动向约旦和叙利亚发起24件水冲突事件，占同期三方水冲突总量的83%。这一时期耶尔穆克河的跨境水冲突全部降为-1~-3级的口头争议，一方面因为叙利亚、约旦实力不济，另一方面因为在中东和平谈判进程中以色列与约旦签订水协议已分得耶尔穆克河水0.45亿m3/a[36]。

5.2.2 约旦河的“水资源地”竞争地缘关系

阿以冲突的零和博弈关系被以色列延伸到约旦河，主要表现是其对水资源地控制权或所有权的争夺（表2）。“水资源地”竞争地缘关系，明显加剧了约旦河的跨境水冲突。以色列的第一项约旦河水工程——“大排水工程”一期项目排干呼勒湖工程（1951年3月—1953年）位于叙以之间的非军事区[36]，旨在控制其及以北的约旦河河源河流和戈兰高地。1947年联合国的巴以分治方案把呼勒湖及周围土地分给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但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占领该地区，战后呼勒湖附近的几个地块被指定为非军事区。排干呼勒湖工程一开始，叙利亚立刻发起与以色列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的第一次军事冲突。叙利亚极力阻止以色列排干呼勒湖和占有该主权争议地区，但以色列该工程第4期项目至1958年仍顺利完成。从1951—1958年呼勒湖跨境水冲突关系来看，以色列→叙利亚是主要关系（-6级4件、-5级3件），叙利亚→以色列（-6级2件、-5级1件）次之，冲突事件多的年份是项目的开始年（1951年7件）和将要结束年（1957年9件、1958年10件）。1958年3月该项目即将竣工时，埃及接连向以色列发起3件-6级水冲突。
1964年6月以色列国家引水系统正式运行。此工程导致下游邻国约旦面对的是水枯、盐高而“无水可饮”的约旦河。于是，阿拉伯国家决定实施河源改道计划以使以色列“无水可引”。在经过五年内部争论后，1964年9月阿拉伯首脑会议决定“立刻开始执行阿拉伯关于约旦河及其支流河水的计划（即约旦河河源改道计划）。至此，阿以已由“水量”竞争为主转向“水资源地”零和博弈地缘关系为主。这种转变源自水冲突互动让双方对约旦河身份—利益认识的发生根本变化。以色列不再限于将约旦河水量作为地缘目标，约旦河的所有水资源地才是更主要的地缘目标。阿拉伯国家也不再将约旦河水量作为地缘目标，而是将约旦河作为赶走犹太人的地缘工具。地缘体身份—利益认识和地缘关系的转变，致使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严重程度升级。1964年11月以色列空军轰炸了阿拉伯国家管辖的河源河流之一的达恩河，并对其行使主权。阿拉伯国家则开始武力破坏以色列的国家引水系统工程。1960—1966年阿以针对对方引水项目的暴力冲突更加激烈，到1967年矛盾白热化，以色列发起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目标直指戈兰高地等北部水源地的控制权。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击退叙埃军团，继续占有戈兰高地。第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继续北扩、入侵黎巴嫩南部，将利塔尼河收入囊中。由此，以色列已经独占约旦河的产水地和最大储水地加利利海，并强行占有非约旦河流域的利塔尼河。

5.3 流域水霸权地缘结构塑造跨境水冲突基本态势

流域内各地缘体所拥有的地缘条件和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是形成流域水权力的基础。凭借有利的地缘条件和强大的综合实力而获得流域内水资源支配权的地缘体往往成为流域水霸权，并与流域内的其他地缘体互动形成水霸权地缘结构。国际河流流域水霸权地缘结构一旦形成，地缘体中的水霸权一方就会主导跨境水冲突事件的发展态势和时空分布格局。

5.3.1 约旦河水霸权的形成及地缘结构特征

国际河流水霸权的形成需要具备3个必要条件。在地理基础上，独自占有主要水资源地；在实力基础上，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综合国力可匹敌流域内其他国家之和；在“霸权”逻辑和行为上，不惜侵犯流域国家主权，强行控制水资源地和水量的行为。水霸权形成的关键是“霸权”战略和行为。在与域内外阿拉伯国家的激烈水冲突中，以色列借助域外大国美国的支持拥有了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通过地区战争、双多边谈判、单边水工程等政治、军事和技术手段获得了建立水霸权的空间和物质基础条件，并在主观上建构起水霸权身份、水霸权战略和水霸权对外政治行为等要件，成为约旦河流域的水霸权，极大地左右着约旦河跨境水冲突态势。
约旦河水霸权地缘结构具有3个特征。以色列为“单极”型的物质结构，以色列强行独霸水源地的空间结构和霍布斯文化主导的理念结构。以色列经济实力远超流域他国之和，军事实力的地区优势尤为突出。以色列强行侵占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上游水源地，引流约旦河水量的比例高达71%。基于领土冲突的“你死我活”的敌对理念结构在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中东战争中不断强化，极大地加剧了约旦河的跨境水冲突。

5.3.2 以色列水霸权主导约旦河跨境水冲突强度和时空分布

从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事件的行为主体来看，1948—2008年发生的222件全部事件中，以色列主动发起的事件多达143件，占全部事件的64%。从跨境水冲突发生的时间来看，阿以双方“争”水为主的第一阶段（1948—1974年）是跨境水冲突高发阶段，严重冲突也都集中在这一阶段。这期间发生了第三次和第四次中东战争，是以色列水霸权形成的关键期。为了争得水霸权的地理空间，以色列多次主动发起高等级的跨境水冲突。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以色列是为保障自己的水工程，之后是为破坏敌对国家的水工程。1951年5月4日以色列为保障第一项水工程，击退叙利亚呼勒湖附近的袭击。为阻止阿盟河源改道，1960年1月5日以色列和约旦战机就水源地控制发生冲突。为阻止约旦引耶尔穆克河水工程东古尔运河，1969年6月23日和6月29日以色列连续两次炸毁，1969年9月22日、次年1月1日和1月6日又发动3次军事袭击。第二阶段（1975—2008年）是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索要自己水权的阶段，但是由于经济军事实力不够，所以冲突等级都是-1~-3的口头争议。从跨境水冲突的空间分布来看，以色列建立水霸权的第一阶段，冲突地集中在主要水源地；进入阿拉伯国家讨要水权的第二阶段，水冲突主要集中在次要水源地耶尔穆克河和西岸地区含水层。总之，无论从冲突事件行为主体或时空分布来看，约旦河的跨境水冲突具有典型的水霸权地缘结构的特征，即水霸权一方主导着跨境水冲突事件的强度和时空分布。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普遍分布于全球。然而，一条长度不到300 km的小国际河流——约旦河，跨境水冲突数量占1948—2008年全球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的1/5，-5~-6级战争性跨境水冲突占全球同级别的2/3。基于研究期跨境水冲突的事件属性和空间信息，本文发现约旦河水冲突事件时空分布的基本特征。在空间分布上，跨境水冲突的地缘目标主要集中于产水地、产水—储水地、储水地等水资源战略要地，如戈兰高地、呼勒湖、巴勒斯坦国（含水层）、利塔尼河、加利利海、耶尔穆克河等。在时间上，跨境水冲突事件的性质呈现从以色列争夺水权为主向阿拉伯国家讨还水权为主演化，且水冲突的地缘目标也相应地呈现按“主要→核心→次要”水资源地转移的趋势。从跨境水冲突行为主体构成来看，以色列主动发起的跨境水冲突占六成多，域外地缘体挑起的冲突近二成，域内阿拉伯国家发起的冲突占二成，这反映出约旦河跨境水冲突地缘体构成的复杂性。
基于本文设计的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地缘环境分析框架，对上述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事件的时空分布和演化形成的地缘机制进行考察，得出以下结论：
（1）独特的地缘价值是约旦河成为全球跨境水冲突最严重国际河流的重要原因。约旦河流域地处中东区位的地缘价值，吸引美国等域外世界大国为本国的中东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直接介入约旦河水利益分配和权力建构等，甚至直接挑起水冲突事件。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介入极大地恶化了约旦河流域的地缘环境和域内地缘体之间的地缘关系，加剧了流域跨境水冲突的强度，同时也促成跨境水冲突向有利于美国—以色列利益的方向发展。
（2）以“水资源地”竞争为主的地缘关系对约旦河跨境水冲突具有显著的强化作用。约旦河流域内各地缘体之间不仅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水量”竞争地缘关系，而且由于阿以之间复杂的民族、宗教和领土争端等矛盾而形成“零和”的“水资源地”竞争地缘关系。20世纪50年代，阿以之间形成约旦河“水量”竞争和“水资源地”领土竞争相交织的地缘关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阿以之间“你死我活”的“水资源地”领土竞争占据主导，从而导致约旦河跨境水冲突的持续性和不可调和性。
（3）约旦河的跨境水冲突具有典型的水霸权地缘结构的特征。在约旦河流域和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拥有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并借助域外大国美国的支持，成为约旦河流域的超级水霸权。作为流域内水霸权，以色列对流域内跨境水冲突事件的强度和时空分布格局具有主导作用。
通过构建国际河流问题的地缘环境分析框架，本文从地缘环境构成的3个要素（地缘价值、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分别分析了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事件发展和时空分布及演化形成的地缘机制。当然，区域地缘价值、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三者是相互联系的，约旦河之所以成为全球跨境水冲突最严重的河流，以及这些水冲突事件时空演化发展的总体态势，都是这三者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具体事件上，三者各自作用的强度是不一样的。本文建立的上述地缘环境分析框架，以约旦河跨境水冲突事件为案例进行了分析运用，也希望能运用到其他国际河流问题和地缘环境问题的研究，在运用中不断得到完善。

6.2 讨论

如前所述，近年来青藏高原周边区域已成为跨境水冲突事件频发的地区。运用本文建立的地缘环境分析框架，同样可以对这一区域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问题进行一个初步分析。青藏高原作为“亚洲水塔”的独特价值以及中国作为快速崛起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独特身份，使域外大国纷纷利用水资源冲突作为介入该地区事务的“水武器”，并利用中国作为上游国家的“身份”借机炒作“中国水威胁论”，诬蔑中国追求“水霸权”[41-42]。区域内国家间的复杂地缘关系（如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中印边界争端等）对该地区的水冲突同样具有强化作用。但从地缘结构来看，该地区并未形成西方所渲染的“水霸权”结构[43-44]。本文研究表明，流域位置并不是形成“水霸权”的充分条件，这正如“有刀者不一定就是罪犯”。流域“水霸权”的形成需要有“行为事实”这一必备的主观条件，即通过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达到“唯我控制水”的地缘意图。事实上，中国与“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的水冲突事件是相对较低的[45]。此外，“水霸权”应包括水霸权国家和水霸权地缘结构两种维度。水霸权国家一旦形成，其横行独自控制国际河流水资源，就不再是仅依靠权力、地理位置或军事行动等单独某一方面的相对优势，而是依靠其在激烈博弈中建立的流域整体秩序——流域水霸权地缘结构。正是这种结构性力量，一方面显示水霸权国家的控制地位，另一方面使流域他国的“短板效应”明显，无论在地理、物质权力和水控制行为等任意一方面处于劣势，将无力与水霸权国家抗衡，甚至联合起来也难以反抗水霸权。而中国在处理与“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关系中，一直秉承和践行“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探索建立公平合理的跨境水资源科学调控与利益共享机制，通过平等协商、和平对话来缓解相关国家间疑虑、缓解直至消除水冲突问题，实现流域内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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