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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2022 , Vol. 77 >Issue 12: 3162 - 3179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212014

Regional Development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pedigree age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LI Jiaxin ,
  • WANG Zhe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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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2-22

  Revised date: 2022-11-18

  Online published: 2022-12-29

Supported by

The Second Tibetan Plateau Scientific Expedition and Research(2019QZKK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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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is a vivid testimony to the continuous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study of I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patial relationships and diachronic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objectively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ICH and the pathways and extent of its spread; as a consequence, such information can help us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grity and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a geography perspective, this study seeks to explore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ICH based on knowledge concerning the extent of spreading of ICH. At the same time, the evolution tree model is used to express the spatiotemporal development of ICH in a simple, clear and visual way. Also,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CH are analyzed.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concentrated mainly in areas with a high level of development, prominent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profound cultural accumulation, and excellent natural conditions. The North China Plain and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Plain constitute the main focal centers for ICH. (2) A high internal consistency is found in Beijing and Tibet, and Jiangsu and Zhejiang exhibi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dispersion and small aggregation. (3) The distribution centers for ICH in China generally present as pathways running from west to east and north to south. (4) Changes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opulation migration, changes in the patter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haos brought about by war are the key factors which have influenced the spread of ICH. Appreciation of the aforementioned features allows us to gain consensu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ICH, and hence can justify how we allocate funds to promote ICH projects,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research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preserving the extraction of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ICH.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patial distribution; spread; pedigree age; influencing factors

Cite this article

LI Jiaxin , WANG Zhenbo .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pedigree age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 77(12) : 3162 -3179 . DOI: 10.11821/dlxb202212014

1 引言

伴随着城市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文化多样性正趋于淡化[1]。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具体体现，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2-3]，是国际社会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创造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价值和文化生命力，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提高对中华文化整体性和历史连续性的认识[4]，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随着经济、社会深刻变革，新媒体和新技术不断发展，中国的文化生态变化剧烈，非遗及其生存环境受到强烈冲击，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刻不容缓。如何科学、合理、有效地认识、开发和保护非遗，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内涵与特征[5⇓⇓-8]，保护传承路径[9⇓⇓⇓⇓-14]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视角以民俗学、民族学、文化学、旅游经济学等为主，地理学的研究视角相对较少。根据中国知网检索结果，截至2020年末在地理学领域“非遗”主题的发文量仅占总发文量的0.4%左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薄弱领域。已有的非遗地理学研究中，研究内容集中在非遗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非遗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对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尚少。研究区域以省、市（州）、县（区）以及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居多[15]，侧重于小尺度的挖掘，伴以少部分的区域性研究[16]，关于全国尺度的非遗空间格局的研究相对较少[17⇓-19]，全国范围的非遗谱系年代研究尤为缺乏，从历史范畴分析各要素对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非遗项目分布重心变动的影响的研究也较少。研究方法大都采用点格局分析的核密度、最近邻、K函数、分形等[20⇓-22]，这并不符合非遗在地域空间上的面状流布特征。事实上，非遗的历史价值一直是非遗项目评定的重要因素，利用空间分析的手段和方法，对非遗项目谱系年代、空间结构进行研究，对于客观了解非遗空间分布格局形成的原因、流传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对中华文化整体性和历史连续性的认识。此外，通过揭示非遗在空间分布上的形态差异，可以帮助地方了解本地非遗的发展情况、确定文化核心区的位置，推动地方对非遗的挖掘、保护和申报力度，制定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23]。
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地理学视角出发，重点关注基于流布范围的非遗空间分布特征、非遗分布重心变迁的历史过程及结构性动力。本文一改以点位来表达非遗空间位置的模式，尝试基于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流布范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空间解构，以反映国家级非遗的集中分布情况、地方文化认同及区域一致性。此外，收集了全国共2162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源起时期数据，尝试揭示国家级非遗的谱系年代和空间分布重心变迁的历史过程，同时采用时空演化树模型将该特征以一种简单清晰可视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并尝试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非遗空间分布及其重心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丰富非遗的地理学研究成果，拓展研究方法和手段，更清晰地了解国家级非遗的分布规律、类型、特点和发展过程，为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新思路提供相应的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说明

研究数据包括全国四批次十大类共3145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简称国家级非遗项目）数据（暂未含中国台湾地区），反映地形、气候、水文、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等自然和人文特征的数据等。国家级非遗项目数据来源于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包含全国四批次十大类共1372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其中子项有3145项（对分布于多个所属地的非遗项目按分布区进行拆分后得到的数据），属性涵盖项目名称、申报批次、申报地区、流布范围、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等信息，该名录是由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小组和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多次论证和评估后确定的，是目前唯一可获取的、可靠的、由官方公布的非遗数据来源。列入该名录的非遗项目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艺术、文学与科学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价值，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能够较大程度地反映中国非遗现状。国家级非遗项目源起时期数据通过逐个搜索查询相关资料获取，剔除部分源起时期不可考的非遗项目，共含2162个有效信息。气候数据（近地面气温、近地面空气比湿、近地面全风速、地面降水率共4个要素）来源于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中国区域地面气象要素驱动数据集（1979—2018）》[24]；DEM数字高程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NDVI数据来源于MODIS（2018年）；径流分带数据根据《中国径流量年内分配图（1∶25000000）》矢量化生成；人口和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2019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历史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史》[25]。

2.2 研究方法

2.2.1 基于流布范围的非遗空间分布格局分析方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无形性特征，是一种能够被传承的意识形态和抽象的文化思维，其依附于实体存在但不是简单的实体。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地域性，其在地域空间上具有流传分布（简称流布）属性，呈现面域特征，因此以点位来表达非遗的空间位置具有一定局限性。诸如昆曲、格萨尔这种大范围流布的非遗项目并无法用具体的某个点来表达其空间位置。因此，本文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布范围对国家级非遗项目进行空间解构。流布范围数据来源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按照申报地区属性可分为省域流布（申报地区为全省）、地市流布（申报地区为全市）、县域流布（申报地区为县区）三个层级①（①如果非遗项目的申报地区为县区，则说明该项目通常在整个县域范围或者绝大部分县域范围内有流布，若为市，则在整个市域范围或大部分市域范围内有流布，以此类推。此外，根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央直属单位可直接向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申报。由于中央直属单位非遗项目流布范围界定较为复杂，无法直接确定，故未纳入该分析过程。）。具体思路为：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中的最小地域单元——县级行政单元为基础统计单元，统计每个县（区）及其所属的地市域、省域范围流布的非遗数量并累加，从而得到每个县级行政单元流布的非遗项目的实际数量（图1）。基于流布范围的非遗空间分布格局分析方法能够反映非遗的集中分布情况，同时也能间接反映哪些地区的非遗项目流布范围更广、一致性更强、地方认同感更高。
图1 基于流布范围的非遗空间分布格局分析方法示意图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835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1 Schematic of method of analysis for acquir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the range of spread

2.2.2 时空演化树模型

时空数据是时空过程的产物，因此并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数字沙堆，而人为界定在一维、二维或高维笛卡尔坐标系统，未必能够充分地表达出时空过程[26]。作为一种可视化手段，时空演化树建立了属性状态空间和时空格局之间的映射关系[27]。由于直接将非遗项目叠加到地图上无法同时直观有效的对空间分布、时间发育和类型丰富度及数量进行综合性分析，本文采用时空演化树模型对空间位置、形成时间、类型丰富程度、数量等多维数据进行分析，将数据中可能蕴藏的关联脉络和时空分布格局以一种简单清晰可视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在本文中，“树干”表示时间发展，按先秦、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1912年至今的历史发展脉络顺序排布；一级分支按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七大地理分区顺序排布；二级分支代表非遗类型，按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十大类别顺序排布；叶片表征数量，颜色越深表示数量越多。

2.2.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由王劲峰等[28]提出，最早运用于疾病环境风险因子识别，随后作为探测和利用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力的一种重要方法运用于区域经济、土地利用、公共健康、气象、城市规划、生态环境、农业生产、旅游发展、文化遗产[29]等各个领域。它的优势在于既可探测数值型数据，也可探测定性数据，还可以探测两因子的交互作用以及交互的强度、方向、线性与否[28]。本文使用地理探测器的分异及因子探测模块探测变量的空间分异性，结果均用q值度量。原理如下：
q = 1 - ∑ h = 1 L N h σ h 2 N σ 2 = 1 - S S W S S T
式中：h为变量Y或因子X的分层；N表示单元数； σ 2表示Y值的方差。q值介于[01]，表示因子解释了100×q%的变量，q值越大表明因子的影响作用越强，对变量的解释力越强，反之越弱。

3 结果分析

3.1 国家级非遗项目空间分布格局

3.1.1 总体分布特征

国家级非遗项目总体上呈现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特征，集中分布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浙江、山东、山西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数量最多的省份（图2）。国家级非遗项目中，传统技艺类占比最大，占总数的16.09%，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占比最低，仅3.94%。国家级非遗形成了以传统技艺类为主，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稀缺的结构特征。
图2 2020年中国国家级非遗项目省域分布特征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835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2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3.1.2 基于流布范围的国家级非遗空间分布格局

北京和西藏内部一致性较高，江浙地区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特征，各类型非遗主要聚集在发展水平较高、民族特色突出、文化积淀深厚、自然条件优渥的地区。
以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最小地域单元——县级行政单元为基础统计单元，按照非遗流布范围对国家级非遗进行空间解构，结果如图3、图4所示。整体上，非遗数量高值区集中分布在北京、西藏以及浙江杭州、江苏苏州各县（市、区），上海、伊犁、通辽、成都、黔东南、湘西、广州、佛山、潮州、泉州下辖各县（市、区）非遗数量也较多（图3）。各类型非遗主要聚集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民族特色突出的西藏、新疆等自治区以及文化积淀深厚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条件优渥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也是非遗的重要聚集区（图4）。
图3 2020年中国国家级非遗项目空间分布格局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835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图4 2020年中国十大类国家级非遗项目空间分布格局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835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y type

结合省域分布特征和各类型非遗分布特征可以发现，北京和西藏的非遗项目总数虽不多，但拥有数量较多的流布范围较广的非遗项目（北京39项全市流布，西藏29项全区流布），区域内一致性和文化认同感较高。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其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受到的外界干扰相对较少，文化生态系统相对稳定，因此区域内部一致性和文化认同感相对更高，民族特色十分鲜明。北京有着3000年的城市史和800年的建都史，从元大都开始，历经元明清三代形成独具特色的都城文化[30]，且由于近数百年来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化形态保存较好，因此区域内一致性和认同感较高。江浙地区的非遗项目数量总体较多，但在全省范围流布的非遗项目数量较少，集中于市域流布，在空间上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的特征，主要聚集在杭州、苏州、扬州等地。山东、山西的非遗项目数量较多，但省内分布较为分散，全域流布的非遗项目较少，各县（市、区）的独立性较强（表1）。
表1 基于流布范围的国家级非遗项目空间分布特征

Tab. 1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the range of spread

类型 集中流布区 数量最多
的省份
内部一致性较高的区域 大分散小聚集地区
传统技艺 北京 江浙、山西的部分区域 浙江
传统戏剧 湖南、江苏、上海、西藏 陕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部分区域 山西
民俗 西藏 贵州、新疆、内蒙古、海南的部分区域 贵州
传统音乐 新疆、内蒙 - 湖北
传统美术 西藏、北京 江苏、广东的部分区域 广东
传统舞蹈 西藏 - 西藏
民间文学 新疆 浙江的部分区域 山东
曲艺 天津、黑龙江、重庆 浙江、江苏、山东、四川的部分区域 浙江
传统医药 西藏、上海 新疆、青海、内蒙、广东、贵州、浙江的部分区域 浙江
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 北京 河北的部分县(市、区) 河北

3.2 国家级非遗项目谱系年代

3.2.1 非遗谱系年代研究的意义讨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4]。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目的之一是要“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与传承，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提高对中华文化整体性和历史连续性的认识”。因此，国家在评选非遗代表性项目时，具体评审标准包括“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4]等。这些标准强调非遗项目需要具备久远的历史传统和活态传承的存续状况，传承脉络或谱系清楚，其历史价值是重要的一个维度。虽然非遗项目是现有话语体系下评定出来的产物，但重要的是，它还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其起源和发展在时间维度上具有一定差异性。从历史起源和发展的视角考察非遗，对非遗项目谱系年代进行研究，能帮助了解非遗空间分布格局形成的原因、流传的路径，帮助我们提高对中华文化整体性和历史连续性的认识。

3.2.2 源于唐宋、明清时期的非遗项目数量较多，其中清朝最多

将中国历史时期划分为先秦（夏商周）、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简称魏晋）、隋唐（包括五代十国）、宋、元、明、清、1912年至今共9个阶段，分别统计源于各历史时期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总数。总体上，源于唐宋、明清时期的非遗项目数量较多，源于三国魏晋南北朝、元朝以及1912年至今的非遗项目数量较少，其中源于清朝的非遗项目数量最多（图5）。在类型上，魏晋南北朝因当时道教和佛教的快速增长[31]而存续了不少以宗教文化为主题的非遗项目，石雕艺术也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发展[32]。木雕艺术和陶瓷烧制技艺在隋唐时期呈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而织造、纺织技艺多源于宋元。民俗活动兴盛于唐宋，鼎盛于明清。此外，戏曲在明清出现新的发展阶段，是源于明清的非遗项目中最主要的类型，明清共存续345项传统戏剧类非遗项目和153项曲艺类非遗项目，分别占该类型总数的86%和94%。
图5 国家级非遗项目谱系年代分布

Fig. 5 Chron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3.2.3 魏晋时期非遗分布重心南移，自明起以华东为核心区、以华北为次核心区的非遗分布格局确立并延续至今

源于先秦时期的非遗项目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秦汉时期由于运河的开凿，地区间经济联系加强，黄河中下游地区城市蓬勃发展[33]，加之地方官员尤其是东汉循吏大力开发，江南地区经济也得以缓慢却持续稳定的增长[34]，山东、江苏成为源于秦汉的非遗项目的分布核心区。此外，随着汉朝对匈奴战争的节节胜利，西北边疆得以开拓发展[35]，西北地区源于这一时期的非遗项目数量也大幅增加。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和瘟疫频发，社会环境不稳定，北方流民大量南迁，南方得以发展[36]，源于这一时期的非遗项目分布重心由黄河中下游地区移向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以浙江、江苏为甚）。隋唐时期，浙江等华东地区存续的非遗项目数量最多且类型丰富，此外，随着与西域、吐蕃的往来日益繁盛，隋唐时期西南、西北地区的文化也得以迅速发展，尤其是当时的吐蕃。吐蕃王朝的稳定繁荣使其成为西藏文化最开放的兴盛时代[37]，也是西藏存续非遗项目最繁盛的时期，西藏源于隋唐时期的非遗项目数量约占源于各历史时期非遗项目总数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福建得到了更大范围的开发，隋唐五代成为福建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源于这一时期的福建非遗也得到了较大发展[38-39]。宋朝，宋金、宋元的对峙以及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促使北方民众一次次南迁[36]，以浙江为中心的华东地区是源于宋朝的非遗项目的主要分布区，此外，加之华南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福建、广东的源于两宋时期的非遗项目也得到较大发展。元朝在北方游牧民族的统治下，全国政治中心北移，北方文化得到新的发展。此外，元朝非常重视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和治理，在蒙元的积极经营下，西南边疆快速发展，留存了较多的源于该时期的非遗项目[40⇓-42]。源于明朝的非遗项目的分布实现了全覆盖，华东地区依然是非遗项目的核心聚集区，其次是经济得以恢复的华北地区。清朝，京杭大运河沿线和沿海地区存续的非遗项目数量进一步增多，华东和华北地区存续的非遗项目数量占总数的50%以上，依然是非遗形成发展的最核心区域，且这种分布格局一直延续至今（图6、图7）。
图6 国家级非遗项目时空演化树

Fig. 6 Evolution tree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图7 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级非遗项目空间分布特征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835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riginating from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3.3 影响因素分析

文化是一个在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18]，不同的地理生活环境和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孕育着独特的文化类型，并呈现出显著的地域性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和分布受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要素共同影响。本文以进行空间解构后的非遗项目数量为因变量，选取近地面气温、近地面空气比湿、近地面全风速、地面降水率、坡度、高程、NDVI、径流量、非遗保护专项资金、路网密度、文化和传媒财政支出、城镇化率、人均GDP、人口密度为自变量指标，利用地理探测器识别非遗项目空间分布的影响因子，同时将非遗空间分布格局与自然及人文要素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叠加统计以做进一步的分析。此外，由于历史文化因素衡量标准复杂多元，无法选取合适数值表示，故定性分析各历史文化要素对非遗项目空间分布特征和非遗分布重心变动的影响，以期可以在更宏观层面、更大地理单元上直观地理解影响非遗项目分布的主要因素。

3.3.1 非遗分布密集区的地理环境特征

运用地理探测器识别非遗项目空间分布的影响因子，结果表明：近地面气温、地面降水率、近地面空气比湿、径流量、非遗保护专项资金、路网密度、文化和传媒财政支出、城镇化率、人均GDP、人口密度的影响较显著，近地面全风速、坡度、高程、NDVI的影响不显著，其中，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的影响较大。
统计结果表明，较多的非遗项目聚集在多年平均近地面空气比湿在6~12 g/kg，近地面气温在10 ℃以上，地面降雨率大于0.06 mm/h的区域，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分布在湿润温暖的地区。水资源丰富的地区也是非遗项目数量较多的地区，分布在平水、多水、丰水带的非遗项目数量比重高达89%。另外，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还会孕育特殊的非遗，比如二十四节气、藏族天文历算等非遗项目的形成依赖于区域气候条件，川江号子、河图洛书等依托于当地水文条件而产生。
人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人口的聚集带来文化的诞生。非遗分布密集区多分布在人类活动频繁的人口密集区、经济发达地区和交通便利地区。此外，地方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与保护水平关系着非遗的挖掘、发现、申报、认定和发展。总体来看，地区文化和传媒财政支出较高、非遗保护专项资金较多的地区，非遗项目数量通常也较多。这两项指标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地区对文化的重视程度及保护水平。由于非遗具有无形性、活态性、脆弱性特征，其挖掘、保护、传承和发展的难度较大，通常来说，对文化越重视、对文化发展投入越多的地区，对非遗的挖掘和保护力度更大，申报积极性也更强，因此非遗项目的数量也更多。

3.3.2 非遗分布重心变迁的影响因素

（1）自然因素。自然因素是先民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基础，是一个由多要素构成的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43]，其对非遗总体分布特征的影响是基础性的。
近两千年来，中国气候的总趋势是逐渐变冷[44]。早期黄河流域气候较今温暖湿润，低温和干旱威胁较轻，是森林茂盛、水土肥沃、雨水充沛、气候适宜的富饶之地，再加上黄土的特性和平坦的地形，易于开垦耕种，适宜人类生存和生产，成为早期的人口分布重心，文化发展更为繁荣，文明程度更高。相形之下，长江流域当时过分炎热潮湿，疾病易于流行，加之土壤黏密、地形复杂、山岭崎岖、湖沼众多，导致开垦困难，不如黄河流域宜居，其早期经济文化发展落后于黄河流域[43,45]。《汉书·严助传》记载，汉武帝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淮南王刘安上书谏止，认为“南方暑湿，近夏痒热，暴露水居，蝮蛇篇生，疾病多作”，这样的恶劣气候会导致军队大量减员[46]。但随着气候变冷，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气候变得更适于人类居住和生产生活。据王子今[46]考证，至东汉中期以后，南方气候环境逐渐转好，更切合中原人所谓“风雨顺节”的评断。这为人口南迁进行生产生活活动奠定了环境基础。相反，黄河流域气候逐渐趋于寒冷干燥，水体减少，且由于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森林被毁、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泥沙淤积、水患频发、土壤贫瘠，生态环境发生巨大改变，加之战乱频繁，导致人口大量南迁，重心移至长江流域，非遗的分布重心也随之从黄河流域移向长江流域。
（2）人文因素。影响非遗项目分布重心变动的因素是多元的，自然要素的影响是基础性的，而改变其变化强度和迁移方向的最重要因素则是人类活动[47]。
① 人口迁移。文化是人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的体现，人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人口的聚集带来文化的诞生，人口的迁移和增长带来文化的交流碰撞和繁荣兴盛。从历史发展来看，人口峰值的变化与非遗数量的变化呈现一致性，人口数量越多的历史时期，存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通常也越多（图8）。
图8 历史人口峰值与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非遗数量

Fig. 8 Historical population peaks and the number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originating from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从中国古代人口分布来看，秦汉时期，人口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和淮河下游地区[48]，源于该时期的非遗项目主要集中在山东、江苏。此外，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节节胜利，西域归入中原版图，为加强边疆建设，朝廷积极实行移民实边、兴办屯田的政策，例如汉武帝向西北边疆移民达70余万[36]。这些移民既是建设边疆的劳动生产者，同时也是中原文化和先进技术的推广传播者，他们凭借较高的生产劳作技术和经验，使得西北地区得以发展，经济文化交流得以增强[49]，西北地区源于这一时期的非遗数量也在增加。魏晋时期，战乱频发，人口大规模地从黄河流域流向长江流域，北方流民的南下，大大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48]，长江流域被迅速开垦和发展起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源于这一时期的非遗项目数量得以增加，非遗分布重心由黄河中下游地区转向长江中下游地区。隋朝统一后，北方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70%，但唐中期后，由于战乱频发，人口重心南移至长江流域。唐元和年间，秦岭淮河一线以北地区的人口占比降至32%，以南地区人口占比上升至68%[48]。宋朝，宋金、宋元的对峙以及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北方广大地区的人民不堪忍受残酷的统治和民族压迫，被迫从黄河流域大量向南方迁徙。同时，南方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大量尚未开垦的良田土地吸引了大批王公贵族、官员百姓纷纷涌向南方。“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北方民众一次次南迁，带来了大量劳动力与先进的技术，人口分布南重北轻的特点日益凸显[50]。自此，华东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成为非遗分布的稳定核心地带，华南地区源于唐宋时期的非遗项目数量也有所增长。元明时期，湖南、山西、四川等地的大量民众迁往云贵，各族百姓杂居相处交往交融，使贵州地区的社会经济及文化迎来新的发展[40⇓-42]。明朝前期，为恢复北方的社会经济系统，巩固新政权，数拨移民迁往北京、河北、河南、山东等地[36]，尤其在永乐年间，陆续从江苏、山西、山东、湖广等地多次向北直隶移民，由此引发了明代向京津所在的海河流域中下游的大移民浪潮[51]，华北地区人口增加，相应的，起源于明朝的非遗数量也在增加，成为仅次于华东的次核心区。
具体到非遗项目看，众多非遗项目都带有人口迁移留下的印证。泉州傀儡戏，古称“悬丝傀儡”，今称提线木偶戏，于晋唐时随中原移民南迁入闽[52]。福建省中部大田县的国家级非遗“大田板灯龙”源于唐末，据玉田村范氏族谱记载，天祐元年（904年），中丞御史范元超因朝纲不振，辞官携眷辗转南迁，定居于闽中腹地大田均溪河畔。祖居江宁、流落异乡的范元超，每逢元宵佳节，总会忆起金陵古都灯火穿梭、龙舟竞渡的江夜胜景，于是制作了“旱龙”以慰藉思乡之情，从而有了“大田板灯龙”的雏形[53]。山西的大槐树祭祖习俗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运动，其中以明代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之间的50余年为高潮（共18次从山西迁出移民）。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运动，它直接涉及1230个姓氏和汉、回、蒙古等多个民族，移民迁徙地遍及全国18个省（市）的498个县（市）[52]。贵州安顺的屯堡文化来源于明朝朱元璋大军的“调北征南”，这使得屯堡人的文化中保留了诸多江南的文化特质，比如广负盛名的安顺地戏。安顺地戏的传承虽源自江南，但经屯堡人移植于黔中以后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成为贵州境内堂戏班子最多、剧目独特、唱腔古老、面具个性鲜明、数量惊人的民间傩戏”[54]。
② 经济发展。区域经济社会要素是影响非遗形成与分布的重要因子，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往往是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推动力量。从历史时期看，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战国秦汉时期，全国经济都会共有27处，多集中于黄河流域，其中，崤山以东15处，崤山以西7处，其余在江南地区。至东汉永和年间已形成郡县二级城镇体系，其中40%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14%分布于淮河流域[48]，是全国的经济重心，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迅速，良好的经济社会条件促进了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在这一时期，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如山东、江苏，是源于秦汉的非遗项目的分布核心区。秦汉对西北边疆的治理促进了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晁错称“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这一计划在西北地区付诸实施，河西的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均建于要害之处、通川之道，朔方、五原、云中、渔阳、上谷，莫不如此。这些城镇的兴建，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还起着对外经济交流的作用——南通印度，西通中亚、西亚，远至地中海、欧洲，而这也带来了文化上的广泛交融[49]。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的手工地毯是当地著名的工艺品，目前有16种传统样式，其中伊朗努斯卡系从伊朗传来，阿拉班尼努斯卡系从阿塞拜疆传来，扎伊乃玛子努斯卡是随伊斯兰教传入的祈祷毯[52]。魏晋时期的长期动乱和战争给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秩序带来严重破坏，是中国古代城市经济最衰落的时期[33]，文化的发展也受到冲击，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再是源于这一时期非遗项目分布的最核心地带。隋唐时期，大运河和长江沿岸因水运便利兴起一批城市，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扬州、益州（今成都）的经济地位超过长安和洛阳[48]，长江流域尤其是江南地区成为非遗分布的稳定的核心地带。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统一了分散部落建立了吐蕃王朝，并不断加强与邻近的印度及中原唐朝等地的交流与合作，积极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开发，推动了藏地文化的相互交流，实现了藏地文化的整合与发展，松赞干布时期成为西藏文化最开放的兴盛时期[37]，也是西藏存续非遗项目最繁盛的时期。在源于这一时期的许多藏族非遗中，我们均可看到藏汉文化交融的身影。比如藏族造纸技艺源自唐朝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时传入的中原造纸术，藏族人民出于译经需要，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融入地方原材料，生产出了独具特色的藏纸[52]。五代十国战乱割据中闽国的出现是华南地区重要的历史转折，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南海山区蛮荒的普遍认知，还逐渐以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闻名于东南，两宋以后还以经济发展先进地区的优势辐射影响全国[39,55]。官营经济的引入促进华南地区造船、制香、制茶等手工业的发展；面对海洋的开放政策，广州、泉州等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快速发展，成为商业最发达的区域[55]。曾在历史中一直处于非遗分布稀缺区的东南沿海地区存续的非遗数量在这一时期得到新的发展。明朝前期多次的移民活动加速了华北地区农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明清时期社会的安定繁荣局面为文化的繁荣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带动了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文学、戏剧、曲艺、美术、杂技、手工艺、民俗活动等文化形态百花齐放，华北地区也由此成为非遗分布的另一重心。
③ 战乱灾害。战乱灾害对非遗分布重心变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战乱和灾害频发的历史时期，人民生产生活活动受到极大制约，民众的生存难以为继，文化的发展亦受到严重阻碍，非遗很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并得以发展延续。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的战争动乱给黄河流域城市的社会经济秩序带来严重破坏。“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黄河流域原有的城市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北宋时期黄河河患十分严重，从10世纪初至11世纪40年代（五代末至北宋庆历年间）的140年中，决溢共95次，给黄河下游平原城市带来严重影响[33]。此外，与辽、夏的战争对黄河流域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也颇为巨大。灾害和战乱使得黄河流域城市经济发展远不及南方。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受到极大阻碍，非遗分布重心逐渐转向经济社会更加稳定繁荣的南方。二是政权变更、动乱爆发以及政治中心转移等成为激发都城及其附近地区移民浪潮的最主要的动力源[56]，也因此使得文化的重心随之变化。历史时期发生的最著名的三次大规模移民运动——魏晋“永嘉南渡”、唐代“安史之乱”之后的人口迁移以及北宋“靖康南渡”——均由政治动乱引起，也因此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格局，且由于移民中增加了皇族、官僚等统治阶级的上层人士和文人学士、艺人工匠等，南方的文化水平得以提高[46]，文化发展迅速，非遗的分布重心也随之改变。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本文通过采用基于流布范围对非遗进行空间解构的方法从宏观尺度解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文化认同和区域一致性，为非遗空间格局分析方法的改进以及非遗地方认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同时，通过对非遗项目谱系年代的分析，探索了非遗空间分布重心变迁的历史过程及结构性动力，对于提高对中华文化整体性和历史连续性的认识具有一定价值。主要结论如下：
（1）国家级非遗主要聚集在发展水平较高、民族特色突出、文化积淀深厚、自然条件优渥的地区，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是国家级非遗的聚集中心。基于非遗流布范围的空间解构结果表明，北京和西藏文化形态保存较好，内部一致性和文化认同感较高；江浙地区的非遗项目集中在苏州、杭州、扬州等城市，在空间上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的特征。
（2）源于各历史时期的非遗项目的分布重心总体上呈现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变化路径。自魏晋时期至宋，随着人口的大规模南迁，存续非遗项目的分布重心从黄河中下游和西南、西北、华中地区逐步转移到长三角，形成了以长三角为中心的稳定的华东非遗分布核心。明朝后，随政治中心的北移和系列恢复北方经济的举措，华北地区形成并存续的非遗数量占比逐渐增大，自此，形成了以华东为核心区、以华北为次核心区的非遗分布格局，并延续至今。
（3）自然要素对非遗项目分布的影响是基础性的，而改变非遗分布重心变化及变化速度与强度的最重要因素则是人类活动。总体看来，国家级非遗多分布在湿润温暖、水资源较为丰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文化受重视程度高的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人口的迁移、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动、政治中心的转移和战乱灾害的发生是促使非遗分布重心转移的关键因素。

4.2 讨论

（1）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是目前唯一可获取的可靠的官方的非遗分析数据来源，当前尚未有未列入名录的潜在非遗资源数据库，目前学界对非遗从宏观和整体上进行的研究均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该数据是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能够较大程度地反映中国非遗现状，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需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记录及评定加强研究。
（2）在非遗项目谱系年代分析部分，本文按照非遗的起源时间进行分析，但事实上，可能存在小部分项目现流布地与诞生地不一致的现象。由于资料和数据的限制，我们现阶段无法对每一个非遗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详细梳理，因此，只能从宏观上梳理非遗的空间分布重心变动过程。未来将尝试对这部分内容进行微观分析。
（3）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文化和历史积淀产物，它根植于其生长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并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其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纷繁复杂且互相交织，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生态等方方面面。目前对非遗时空演化影响机制的研究还存在诸多难点，本文仅在更宏观的层面和更大地理单元上直观地理解影响非遗分布的主要因素，对影响机理的分析还需要不断的去探寻和钻研。
（4）基于国家级非遗项目空间分布及谱系年代特征，对非遗及中国区域文化的保护发展有以下几点建议：①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定研究，完善非遗的认定机制，提高地方非遗项目申报的积极性，加大非遗项目保护资金投入，提高非遗保护力度，重点加强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非遗资源的挖掘和开发利用，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② 要发挥高校和研究机构力量加大对非遗的研究力度，加强非遗历史发展演化研究，阐释其蕴含的中国文化基因及其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③ 非遗根植于其所生长的地理环境，不同地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不同的文化，产生各具特色的非遗，地方性是区域发展的文化力或文化软实力[57]，因此在非遗保护中要始终体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多样保护的原则，深入挖掘地方性，比如黄河流域应着重加强对涉及文明起源文化发祥的非遗项目的保护和研究，尝试建立中华文明基因的种子库。④ 每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孕育它的民族、地域生长成一个文化综合体，是文化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因此对于非遗的保护传承，不能脱离于其孕育发展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应在发展中明确区域文化竞争力，以人为本地推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维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完整。

感谢高松凡老师、徐成东老师、陈子华师兄，以及各位审稿专家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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