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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2022 , Vol. 77 >Issue 12: 3090 - 3103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212010

Regional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s opportunity

  • CHENG Han , 1 ,
  • LIU Weidong , 1, 2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6-08

  Revised date: 2022-11-06

  Online published: 2022-12-29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201189)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71180)

The Second Tibetan Plateau Scientific Expedition and Research(2019QZKK1007)

Fold

Abstrac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refers to the study of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of relatively developed countr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s a classic topic of Western geographic research.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since the mid-20th century, including the background and process of its emergence, and its current disciplinary pattern. It also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four phases of ev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knowledge, including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phase (1950s-1970s), the neoliberal phase (1980s-1990s), the neo-structural phase (2000s), and the new modernization theory phase (2010s-present). Drawing on the Western experience and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rise of China, we suggest that China has reached a new stage when it needs to provid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knowledg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Geography. In relation to the requirement of construc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wards a new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based on the disciplinary advantages of geographic research, we propose four directions of future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Geography, including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spatial governance model, the modernization geograph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case studies of major overseas projects of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and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ing.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geography; spatio-temporal genealogy of knowledg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China

Cite this article

CHENG Han , LIU Weidong . Geography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s opportunity[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 77(12) : 3090 -3103 . DOI: 10.11821/dlxb202212010

1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成功从低收入国家接近高收入国家下限标准，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放眼全球，20世纪中叶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做出了巨大努力。虽然成就显著，但总体效果并不理想，在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等地区，至今仍有7亿多绝对贫困人口。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对其发展实践的系统研究和理论总结，从而改善国际发展知识的有效供给和交流互鉴，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同时，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中国企业开始新一轮“走出去”。20世纪90年代末实施的“走出去”战略以采矿业和制造业项目为主，大多呈点状分布，地域嵌入程度相对有限[1]。与此不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海外经贸合作园区的地域嵌入程度更高，东道国当地发展模式和治理结构直接影响“一带一路”海外重大项目建设进展[2]。这要求中国在充分了解东道国国情的基础上，同各方一道深入研究并提出既适合东道国国情、又有利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发展知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结束后，亚非拉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积极寻求有益的发展政策和措施，以图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在此背景下，国际发展研究（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应运而生，它结合英美等发达国家的自身经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知识，并通过双多边国际发展机构将这些知识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本地化[3]。国际发展研究是西方地理学的经典议题，是《国际地理大百科全书》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卷（共7册）之中的一册[4]。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美洲地理学家联合会分别设有国际发展地理专业委员会，英美多数地理学院系都开设国际发展研究方向和专业。
国际发展地理学综合研究具有独特视角，综合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特征、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某一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地位和角色。与此同时，地理学采用地理技术手段，运用田野调查、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统计分析等方法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动态观测。在综合研究和动态观测基础上进行空间表达，因地制宜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知识，注重区域发展差异。依托这些学科优势，西方地理学长期参与国际发展研究，在国际发展知识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年以来，中国地理学主要研究国内问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中国的世界地理学再度兴起，以介绍国外情况为主，集中在重点国别和区域地理研究[5-6]。与此不同的是，国际发展地理学关注发展中国家，聚焦其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尤其关注国际比较研究，是具有全球性实践价值的发展理论和应用研究，以及有关国际发展机构、国际经济与贸易和其他类型的国际发展问题研究。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国际发展研究的兴起过程，刻画国际发展知识谱系的演变特征，并结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要求，提出中国地理学如何加强国际发展研究的几点思考。

2 国际发展研究的兴起

2.1 国际发展体系的形成背景

二战重塑了世界格局，形成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美国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实施了两项大规模发展援助计划。首先是于1948年启动的“欧洲复兴计划”，也称“马歇尔计划”[7]。该计划为期4年，于1952年结束，总斥资高达133亿美元，通过提供资金、技术和设备等形式，支持西欧各国进行战后重建和经济复苏。其次，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其1949年的就职演讲中，首次提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计划，利用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产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改善福祉[8]。以上两项计划标志了国际发展体系的诞生。
美国将二战后西欧经济的迅速复苏归功于“马歇尔计划”，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美国对国际发展的政治意愿和资金投入，并为在发展中国家推广“马歇尔计划”提供成功经验。为此，欧美等国于1961年成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之时，在其下设立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总部设在巴黎，将国际发展体系进一步制度化[9]。DAC负责统筹协调OECD成员国的发展援助计划，制定发展援助规范和准则，形成统一政策议程和执行标准，并通过同行评议机制，定期审核落实情况。自成立以来，DAC虽然没有强制成员国履约的“硬”实力，却一直是国际发展体系“软”治理的关键节点，并随着OECD成员国不断增加，影响力日益扩大[10]。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也见证了联合国的第一个“发展十年”（Development Decade）。随着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 WFP）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等一系列机构相继成立，国际发展体系基本形成[11]。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发展体系的出现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战略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亚非拉国家纷纷实现民族独立，出现了新的地缘空间裂变。一方面，地缘政治上，美国利用其发展援助计划，防止欧洲大国在前殖民地维持战略优势；另一方面，在冷战背景下，非洲等欠发达地区被视为美苏争霸的重要战场，发展援助也成为美国全力遏制苏联势力扩张的政策手段[12]。在地缘经济上，美国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向复苏中的欧洲出口消费品；而欧洲大国则为美国从前殖民地获取原材料提供便利，以满足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体系的供应需求[8]。因此，美国通过建立和主导国际发展体系，对欧洲大国进行控制，并与苏联展开对抗。尽管存在这些地缘政治背景，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发展单纯是一种大国博弈工具，需要认识到国际发展体系在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改善福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和贡献。

2.2 国际发展研究的兴起过程

随着国际发展体系形成，国际发展研究也随之兴起。一方面，围绕西方政府的发展援助计划，产生了一系列面向发展中国家的短期培训、应用研究和规划咨询，为国际发展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政策导向和资金支持[13]。另一方面，亚非拉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后，积极向发达国家寻求发展知识和政策措施，希望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14]。在此背景下，以国际发展研究命名的教学课程和研究项目在20世纪60—7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Development and Change和World Development等专业期刊也在这一时期创办（表1）。国际发展研究在英国尤为兴盛。英国政府于1964年成立海外发展部（国际发展署前身），著名经济学家、联合国拉美和非洲经济委员会前高级官员Dudley Seers担任首任经济规划司司长[15]。此前，英国政府于1960年在伦敦成立了海外发展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ODI），主要从事国际发展政策研究和咨询，并于1966年在萨塞克斯大学成立了国际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DS），重点开展教学培训和研究。两家机构至今仍是全球顶尖的国际发展研究机构。
表1 国际发展研究领域的部分学术期刊

Tab. 1 Selected journal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期刊名称(曾用名) 创办年份 编辑部所在地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52 美国
Development 1957 美国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65 英国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70 荷兰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Oxford Agrarian Studies) 1996 (1972) 英国
World Development 1973 加拿大
Forum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1974 挪威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79 英国
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80 加拿大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ODI Review) 1983 (1974) 英国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anchester Papers on Development) 1989 (1981) 英国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1989 英国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1991 英国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2001 英国

注：根据参考文献[3]整理。

1970年全英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有大约400个以国际发展为主题的在研项目。为进一步推动国际发展研究，IDS于1971年举办了首届国际发展研究大会，共有200人与会。第二届和第三届大会分别于1973年和1976年由东英吉利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举办。于1978年在格拉斯哥举办的第四届大会上，国际发展研究协会（Development Studies Association, DSA）宣布成立[16]。此前，欧洲发展研究与培训机构协会（Europe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EADI）于1975年在奥地利成立。以上专业协会的成立可视为国际发展研究学科建制化的重要节点。此外，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政府和联合国等机构资助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赴英国大学开展为期12周的短期学习。到90年代，这类短期培训逐渐转变为一年期的硕士课程，也有部分大学开设博士课程，这些研究生培养项目标志着国际发展研究的日趋成熟。在资金方面，英国海外发展部是英国国际发展研究的主要经费来源。其早期研究经费大多用于不限主题的开放项目，并设立海外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负责项目立项和审批；自90年代中期以后，则采用专项任务与开放项目相结合的资助方式[17]。
经过近30年的发展历程，国际发展研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建制[18]。美国的国际发展研究主要在不同学科内部开展，如地理学下设国际发展地理学方向；英国和欧洲大陆既有学科内部研究，也有独立跨学科研究，呈现出差异化的学科图景。总的来说，在空间分布上，当前的国际发展研究和教学机构主要设立在发达国家。但也有例外，譬如位于肯尼亚内罗毕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和位于孟加拉达卡的国际发展研究所，均是著名的国际发展研究机构。

2.3 国际发展研究的学科格局

国际发展研究早期，经济学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受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宣言的影响，当时国际发展体系的主导因素是经济因素，可以说国际发展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诞生于发展经济学[19]。但也有学者指出国际发展研究有更长期的历史谱系，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西方地理学和人类学研究，以及20世纪40—50年代的海外研究[20]。无论如何，在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对国际发展研究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国际发展研究和经济学的关系仍十分密切。过去20年，得益于Amartya Sen、Paul Streeten和Ravi Kanbur等学者的大力推动，国际发展研究已经从单纯的经济学研究，转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21]。如今的国际发展研究可以理解为一个或多个学科的组合，不仅包括经济学，也有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同时涉及哲学和心理学。
一般来说，国际发展研究的重心不在于生产抽象知识，而是现实世界问题和理论的实践价值，其理论和实践研究均围绕这一核心展开[22]。因此，国际发展研究通常具有高度的政策相关性，也主张“任务带学科”，从国际发展规划等实践研究中提炼理论知识。由于该特点，国际发展研究与国际发展决策和实践机构长期保持互动[23]，包括英国国际发展署等双边机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民间组织、慈善基金会和海外志愿团体等，非学术群体的参与大幅提升了国际发展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转化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发展研究经常与国别区域研究联系在一起[24-25]。两者有不少共同特点，例如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但两者的主要区别之一是，国别区域研究尤其强调对象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研究，并且侧重于对特定国别和区域的研究。相比而言，国际发展研究更加关注国际比较研究，以及国别和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此外，国际发展研究也包括不涉及具体国别区域的国际发展问题研究，而且国别区域研究不像国际发展研究那么关注政策和实用研究。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区别，即国际发展研究有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而国别区域研究没有这样的理论体系。总之，国别区域研究侧重于对特定国别和区域的研究，而国际发展研究更加关注国际比较研究，具有全球性实践价值的发展理论和应用研究，以及有关国际发展机构、国际经济与贸易和其他类型的国际发展问题研究。因此，虽然国际发展研究与国别区域研究有不少重叠，但两者具有显著的差异（图1）。
图1 国际发展研究与世界地理和国别区域研究的关系

Fig.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studies, world geography and area studies

3 国际发展知识的时空谱系

自20世纪中叶开始，国际发展体系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分别是现代化理论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新自由主义阶段（20世纪80—90年代）、新结构主义阶段（21世纪初10年），以及新现代化理论阶段（21世纪10年代至今）。每个阶段都有其代表性国际发展知识，以指导国际发展实践，深刻地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格局的形成和演变。

3.1 基于现代化理论的国际发展知识（20世纪50—70年代）

现代化理论于二战后在美国兴起，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对后来的国际发展知识影响深远[26]。现代化理论试图阐述所谓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异，解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障碍。现代化理论提出现代性缺失是传统社会实现发展的核心挑战，并以此构建了第一个相对完整的国际发展知识框架。在经济现代化方面，现代化理论主要基于经济学家Walt Rostow于1960年提出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由低到高的6个阶段[27]。在该理论指导之下，西方国家重点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支持建立指令型发展主义国家模式，集中有限资源、大力吸收先进技术，从而跨越发展阶段。同时，社会学家Talcott Parsons[28]和Edward Shils[29]等指出，单纯依靠经济学理论而忽视发展的非经济要素将无法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广泛的社会变革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打破基于传统关系和等级制度的社会形态和政治秩序，促进社会流动、机会平等、法治和个人自由，被视为更深层的改变。因此，现代化理论涵盖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影响了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发展体系接近30年的政策制定和实践活动。
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早期国际发展地理学的出现。地理学家Torsten Hägerstrand[30]和Peter Gould[31]基于空间差异和空间扩散理论，开展了大量的现代化地理研究。城市作为现代化的主要空间载体，成为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现代化地理研究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空间扩散规律，即从港口城市等与外界接触的区域开始，沿交通线路，从沿海向内陆逐层扩散[32]。Peter Gould[31]和Thomas Leinbach[33]开展了坦桑尼亚和马来西亚案例研究，采用统计分析和调研观测方法，刻画现代交通、教育和医疗设施等的空间扩散特征，研究经济现代化地理过程格局的形成与演变规律。以上研究均将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发展收敛作为重要议题之一，并探究其区域差异格局、发展收敛过程和增长动力机制等问题，挖掘空间互动关系及其效应特征，进而提出相应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此外，地理学家Edward Soja研究现代化地理过程格局演变的非经济因素与作用机理，譬如传统社会形态变化和现代价值观的接受程度[34]。总的来说，现代化地理研究提出的自上而下、涓滴型（trick-down）现代化空间扩散和空间收敛模式得到了广泛认可[35]。

3.2 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发展知识（20世纪80—90年代）

现代化理论可以说是西方国家内部基于凯恩斯主义实行“福利国家”政策的国际延伸。由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等一系列因素，导致西方国家出现“滞涨”，“福利国家”政策难以为继[36]。在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引入了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发展知识[37]。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通过发展援助条款，对深陷债务危机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结构调整方案，使新自由主义国际发展知识在发展中国家迅速铺开[38]。结构调整方案旨在重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主要内容包括激进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干预，以及实行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新自由主义国际发展知识的核心主张是国家干预破坏自由竞争、造成效率低下，因此需要让市场解放出来，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力量。80年代末，随着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国际发展知识以“华盛顿共识”的形式得到进一步强化，并扩张至前苏联国家[39]。
新自由主义国际发展知识指导下的放松管制、自由贸易和国家开支压缩等措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40]。一方面，造成教育和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的大幅缩减；另一方面，投资和贸易保护机制日益瓦解，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愈发向国际市场开放，加速了60年代开始的低薪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41]。为争夺出口市场和外国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逐底竞争的恶性循环[42]。90年代中后期，新自由主义国际发展知识导致的全球不平衡发展已然显现，为此，以Jeffrey Sachs、Dani Rodrik和Joseph Stiglitz等为代表的新发展经济学家和新制度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国际发展知识进行改革，形成“后华盛顿共识”，强调良治、教育和医疗等制度和社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43]。但以上改革是温和的，没有撼动新自由主义国际发展知识的基本理论。
上述讨论继续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并认为各个国家和地区融入现代经济体系的不同程度造成了国际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然而，6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激进地理学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被迫加入全球经济体系才是导致国家间和国家内不平等加剧的根本原因。激进地理学挑战空间科学对国际发展格局进行线性刻画和表征描述的研究范式，而是通过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国际发展的结构性逻辑。国际发展地理学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David Harvey、Neil Smith[44]、Richard Peet[45]、Stuart Corbridge[46]、Gillian Hart[47]和Michael Watts[48]等，其均将国际发展的空间差异理解为资本主义和权力不平等的结果，提出正是由于这种不平等，资本主义才能够持续在全球、国家和地方尺度生产空间不平衡。

3.3 基于新结构主义的国际发展知识（21世纪初10年）

20世纪90年代末，一种新结构主义国际发展知识开始显现，旨在摆脱新自由主义国际发展知识，将减贫作为国际发展的主要目标，并推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形成[49]。该转变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西方国家出现“新左派”（如布莱尔时期的英国工党和克林顿时期的美国民主党），提出社会进步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的政治议程。社会学家Anthony Giddens倡导的“第三条道路”对该议程有极大影响，主张在纯粹自由市场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探索新中间路线[50]。在国际发展方面，上述变化反映在西方国家成立独立或半独立的双边国际发展机构，如英国国际发展署（1997年）和新西兰国际发展署（2002年），实行更加利他的、以减贫为导向的国际发展目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也将发展援助条款从结构调整转为减贫战略，要求重债穷国必须提交减贫战略文件才能获得债务减免[51-52]。因此，减贫首次成为国际发展的首要目标，其他支撑性目标（如经济增长、区域收敛、良治、社会福利、可持续发展、安全、性别赋权、包容性金融等）都围绕减贫展开[53]。
新结构主义国际发展知识强调制度有效性对发展中国家实现减贫的重要性，同时“9·11”事件也让西方国家开始重视“脆弱国家”重建，发展中国家此前被大幅压缩的国家职能从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54]。同时，在“第三条道路”经济理念的影响下，新结构主义国际发展知识倡导经济全球化的新中间路线，即在不实行紧缩政策的情况下帮助发展中国家寻求现代化[55]。一个典型例子是经济学家Paul Collier提出的底层十亿人理论（Bottom Billion），提出把发展中国家人口视为潜在的企业家和消费者，通过小额信贷和贫民窟改造等发展援助项目来推动减贫[56]。此外，由地理学家Anthony Bebbington[57-58]和人类学家Robert Chambers[59-60]等学者在80年代和90年代形成的参与式发展、多维贫困、脆弱性和可持续生计等国际发展理论进一步主流化，并通过英国国际发展署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61]，以及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中的政策工具等[62]，在发展中国家得以推行。
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后结构主义地理学尤其关注国际发展含义的谱系形成过程，从而揭示国际发展不是中立的概念，而是权力运转的结果。《Power of Development》是这一时期国际发展地理学的经典著作，该书选取了多个发展中国家案例，以阐释国际发展作为一个概念是如何基于一系列发达国家经验假设而被想象和建构出来的，导致国际发展政策实践常常与发展中国家现实脱节[63]。受后殖民主义和后发展理论影响的国际发展地理学也十分强调人和地方的多样性以及特定环境的重要性，特别是不同性别、种族、原住民和弱势群体对发展的认知差异，并将这种底层关切与国际政治经济过程相结合，形成跨尺度地理学分析。

3.4 基于新现代化理论的国际发展知识（21世纪10年代至今）

2008年金融危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引发国际发展知识的再度转向。西方主要经济体遭金融危机重创，政府出手救市，实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刺激方案。英美两国为金融机构提供了空前的财政救助，规模远超“马歇尔计划”，美国一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就斥资高达8310亿美元。在此背景下，国际发展知识随之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呈现出新现代化理论的特征。经济增长取代减贫，重新成为国际发展的首要目标，基础设施投资被视为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国家干预明显增强。以Emma Mawdsley[64]、Marcus Power[65]和Giles Mohan[66]等为代表的学者对上述现象做出了深入剖析，提出当前的国际发展知识正在愈发向二战后的国际发展知识回归。譬如，国际发展与地缘政治和外交战略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大国援助资金的空间分布更加集中，映射各自的势力范围。但除了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相近之外，新现代化理论也倡导国家力量为私营部门保驾护航以及市场是社会运行核心等观点，这些观点呼应了18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思想以及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想。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出现一定程度的全球发展收敛，二战后国际发展知识所依仗的地理二元对立假设（如全球北方—全球南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援助国—受援国等空间划定）已不再适用，使新国际发展知识的出现成为可能[67-68]。
地理学家Murray Warwick E和Overton John指出，新现代化理论十分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69]。此前，新自由主义国际发展知识很少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认为私营部门更适合投资运营运输、电信和能源业务，国有基础设施私有化被看作是刺激这类投资的最有效手段。但近年来这种观点愈发受到质疑。部分原因是人们开始认识到，尽管私营部门在电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并没有建设足够的铁路、机场、航运和发电等基础设施项目。相比之下，中国一直积极有效地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的需求[70]。在此背景下，国际发展机构援助铁路交通、能源电力和航空航运等基础设施项目的趋势明显上升，认为基础设施是私营部门繁荣发展的关键。一个重要变化是基础设施建设从以往依赖私人资本，改为利用发展援助及其他形式的国际发展融资，与援助国企业签订合同，并在建成后移交给受援国的公共或私人机构运营。这明显借鉴了中国的做法。虽然西方国家曾在经典现代化理论时期援助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但与私营企业签订合同来实施项目建设对国际机构来说则是一种新做法[71]。
此外，Alami Ilias等基于制度视角，认为新现代化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权力重建[72]，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相一致。在新结构主义的影响下，针对治理能力和国家重建的国际发展支出从21世纪初开始稳步增加，这个趋势在当下得到了延续，与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国家职能缩减有明显差异。但新现代化理论主张的是一种高效的调节型国家模式，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国家干预主义有所不同。调节型国家模式旨在维持法律和秩序、保护产权，同时鼓励外商投资并监督本国货币和金融体系，其目的是服务于经济全球化和资本的空间扩张。此外，新现代化理论也强调公共部门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的重要性，国际发展机构维持了这些方面的支出[73]。一方面，这得益于新结构主义对贫困人口和基层福祉的关注及其持续影响，千年发展目标推动了许多基础教育和基层医疗方面的长期项目；另一方面，经典现代化理论对教育和医疗的重视也影响了这种做法，即一支健康、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十分重要，这与早期新自由主义将教育和医疗服务大规模私有化的做法有很大区别。
纵观二战后国际发展的知识谱系（表2），其核心在于将发展理解为一种改善。然而，关于要改善的对象是什么、在哪个尺度和地方进行、为了谁、以及如何开展等，一直存在探讨。国际发展理论根据特定的发展定义来解释国际发展进程和不平等现象，并为二战后的国际发展政策制定提供依据。虽然国际发展具有深刻的空间内涵，即国际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的作用方式和机制，但地理学并没有一直处于相关理论创新的前沿。为数不多的例外是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空间不平等理论。更多时候，地理学家还是聚焦在国际发展实践在特定区域的具体实施过程、机制和影响。基于此，地理学对国际发展知识的主要贡献是提升主流理论和政策研究对于空间、地方和尺度复杂性的理解。此外，地理学也积极参与到国际发展知识的去中心化浪潮，不再将发达国家视作唯一的理论来源，而是发掘基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经验的国际发展知识。地理学也关注不同尺度的国际发展行为主体，包括国家、国际组织、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团体等，以及这些主体内部和之间的合作和网络嵌入。最后，地理学还研究国际发展政策实践对发展中国家特定区域的人地关系和可持续发展影响。
表2 国际发展知识的4个阶段

Tab. 2 The four phase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knowledge

现代化理论 新自由主义 新结构主义 新现代化理论
时间跨度 20世纪50—70年代 20世纪80—90年代 21世纪初10年 21世纪10年代至今
地缘政治格局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 债务危机、苏联解体 “9·11”事件、脆弱国家 金融危机、中国崛起
西方国内背景 福利国家、对抗苏联 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 新左派、第三条道路 新凯恩斯主义
核心理论观点 基于现代主义和经典结构主义理论，依据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论、刘易斯模型、梯度转移原理和空间扩散理论等，提出工业化的作用和农村发展的落后性 国家干预对私营部门造成挤出现象，导致市场低效和腐败；完全市场竞争可以带来帕累托最优状态；通过就业，将出口增长的收益下渗到贫困人口 基于新结构主义理论，提出国家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角色；确保从全球化当中获益，并将获益下渗 国家的主要职能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便利，应避免出现私营部门的挤出现象，国家为私营部门保驾护航；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和促贸援助
国际发展目标 促进工业部门增长、推动城市化、降低农村发展的低效性 缩减国家规模、提高生产力、刺激出口 减贫、促进公平、市场机制提升援助有效性 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刺激贸易和投资的国际发展融资
国际发展政策 出口替代战略、土地改革、总预算支持(GBS)及人力资源开发 结构调整方案、出口导向、私有化、国家空洞化、社会性支出压缩、良治、基于市场的援助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利他的并不与援助国利益直接挂钩的援助议程、减贫战略文件、基于减贫的援助项目、全部门路径(SWAPs)、国家重建 基础设施、捆绑援助项目、新型国际发展融资、援助国利益与援助议程挂钩、部分回归到总预算支持

注：根据参考文献[68]整理。

4 中国地理学与国际发展研究

20世纪中叶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做出了巨大努力。虽然成就显著，但总体效果并不理想。相比之下，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对其发展经验的系统研究和理论凝练。与此同时，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中国企业开始新一轮“走出去”。“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海外经贸合作园区建设的地域嵌入程度高，愈发受到东道国发展模式和治理结构的直接影响。这要求中国在充分了解东道国国情的基础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既适合其国情，又有利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发展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国际发展研究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必然要求。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来自经济学、国际关系和公共管理等学科的中国学者开始积极推动国际发展研究，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和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机构相继成立，也出现了中国的国际发展理论，譬如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74]。地理学是国际发展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门学科。国际发展涉及资源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高位势区向低位势区的投送和转移，有显著空间含义，因此地理学可以依据梯度转移理论和空间扩散原理来探讨其空间规律。显然，国际发展研究需要多学科、多视角的相互配合和补充，地理学可以提供区域背景知识、进行资源区位选择，以及分析和模拟流空间中的资源网络。在理论创新方面，地理学也要关注国际发展对国内和东道国的区域发展差异、收敛和动力机制影响，结合“一带一路”，探索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的区域发展路径[75-76]。
中国地理学家已经开展了“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工作[77]。其中，刘卫东等基于包容性全球化理论和大量海外调研，针对“一带一路”建设案例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2]，并利用“制度与文化转向”研究思路，总结“一带一路”建设模式[78]。也有地理学者聚焦海外园区与东道国之间的多尺度耦合机理和“尺度困境”[79-80]，并基于政策移动性视角，剖析中国园区发展经验在东道国的嵌入过程[81]。此外，基础设施引导型发展模式也受到地理学者关注，包括中长期投融资研究[82]，以及互联互通重大项目技术海外转移的制度—经济—文化适应性研究[83-84]。上述研究为进一步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提供了思考方向，在此基础上提出今后中国国际发展地理研究值得关注的4个重点领域：
（1）系统研究和总结中国的区域发展经验和空间治理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知识的前提是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自身的发展实践特点。70多年来，国际发展知识谱系的时空演化主要围绕国家干预和自由市场的关系，并在两者之间不断摇摆、轮回。中国的区域发展实践可以对此做出有效补充，如空间规划、特殊经济空间和区域发展战略等[85]。一方面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角度，研究政府如何培育市场、引导市场和配置资源，实现财富积累；另一方面，超越传统的市场与政府二分法，从包容性全球化的角度，研究政府如何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投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处理区域发展不均衡和不平等、多维贫困及其时空交互等区域发展收敛问题，实现财富分配与再分配。
（2）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地理过程和格局的形成与演变规律。正如中国的发展实践形成于其特定“土壤”，其他发展中国家亦是如此。西方国际发展知识之所以未能有效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与其“水土不服”有一定关系。因此，中国提供发展知识的另一个前提是充分了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和空间复杂性。主要包括3个方面：① 从国家局部和个别要素视角，研究本地社会经济发展地理过程格局演变的驱动因素与作用机理；② 从世界整体和要素综合视角，研究全球—地方链接下的跨尺度互馈关系和本地效应；③ 从国际比较视角，研究同一尺度区域内和不同尺度区域间的发展异质性和普适性机理。
（3）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海外重大项目的地理学案例研究。“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既是中国发展经验和发展知识的物质化载体，也是中国发展实践与东道国发生多尺度耦合的领域空间，是连接上述两个研究方向的一道桥梁。结合已有案例研究，考察建设项目作为东道国特殊发展空间的物质化实践（土地、资金、税收等）和制度化实践（政策、权力、人员等）。在此基础上，研究建设项目在塑造东道国本地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对经济系统和经济景观的改变，以及对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治理机制的影响。把握东道国发展的时空脉络，深入剖析“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在东道国现代化过程格局中扮演的角色。
（4）积极开展国际发展融资地理研究。国际发展融资地理是国际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传统上，国际发展融资主要依赖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即按照DAC定义向发展中国家和多边机构提供的赠款或赠与成分不低于25%的优惠贷款。近年来，国际发展融资渠道有所拓宽，包括商业贷款、出口信贷、主权基金投资、民间资本等多种类型。国际发展融资地理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国际发展融资要素流动的空间分布和集聚格局、形成机制及演化规律，刻画中国的地位变化趋势；二是研究国际发展融资要素流动对跨国投资和国际贸易地理扩散的影响效应、特征和机理，剖析中国整合发展融资、贸易和投资的模式有效性。

5 结论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国外的关注主要是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学习这些国家的先进经验和知识，将其本地化，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知识。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往越来越密切，中国已经到了需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知识的全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发展实践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和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全球共同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的“硬连通”，更需要发展知识的“软连通”，携手探索包容性全球化道路，打造新型国际发展合作模式。
地理学是国际发展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门学科。地理学综合研究具有独特视角，综合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特征，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某一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地位和角色。与此同时，地理学采用地理技术手段，运用田野调查、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统计分析等，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动态观测。在综合研究和动态观测基础上，进行空间表达，因地制宜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知识，注重区域发展差异。依托这些学科优势，西方地理学长期参与国际发展研究，在国际发展知识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地理学如何基于对中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入研究，开展国际发展研究，有待中国地理学者不懈努力。需要认识到，中国国际发展地理研究不能“闭门造车”。西方国际发展地理学有着大量的研究成果，有待中西方学者开展合作交流和比较案例研究。此外，西方国际发展地理学一般要求掌握发展中国家案例地区的至少一门当地语言，并在博士期间赴案例地区开展6个月以上的田野调查，这也为探索中国国际发展地理学的研究路径提供了一些借鉴。国际发展研究为中国地理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也提出了新命题。本文不足以全面细致刻画国际发展地理学的学科图景，但可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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