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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2022 , Vol. 77 >Issue 10: 2633 - 2649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210014

Research Progress

The application and prospect of assemblage theory in human geography research

  • CAI Xiaomei , 1, 2, 3 ,
  • CAO Jing 1, 2, 3 ,
  • LIU Jun , 1, 4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2.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Cultural Space and Social Behavior,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3. Research Center for Cultural Industr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4. Research Center for Study Tour and Leisure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10-06

  Revised date: 2022-08-26

  Online published: 2022-12-09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071191)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071189)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01232)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2022 WSYS004)

Fold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French "May Wave" and the postmodernist, the theory of assemblage as a research perspective starts to gain momentum. This paper proposes a philosophical view of "becoming" based on rhizome thinking, which critically exposes ignorance of the spatial topology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based on network structure and opens up a new field of the knowledge for human geography. On the one hand, the assemblage theory forms a "heterogeneous generated space" on the basis of spatial theories such as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 "heterotopia" and "third space", emphasizing the interactions of the heterogeneous elements while also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logic of the continuous generation and spatio-temporal change; on the other hand, the assemblage theory reconstructs the concept of relations, emphasizes the "object agency" and "relations of exteriority", which generates the "post-relational ontology" and acknowledges that all things are assembled through relations.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ssemblage theory in the field of human geography, the existing empirical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political assemblage and mobility, urban assemblage and critical urbanism, daily life assemblage and non-human agency, and compared with other related theories such as Complexity Theory and Actor Network Theory. In order to expou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assemblage theory and enhanc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theor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assemblage logic through border assemblage.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new research framework and theoretical paradigm constructed by the assemblage theory for human geography, as well as the coupling of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Chinese society, it is expected that Chinese geographers can critically engage into the assemblage theory to explain the Chinese situation,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diversities of the Chinese geography theory and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Key words： assemblage theory; post-relational ontology; mobility; heterogeneity; becoming; rhizome

Cite this article

CAI Xiaomei , CAO Jing , LIU Jun . The application and prospect of assemblage theory in human geography research[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 77(10) : 2633 -2649 . DOI: 10.11821/dlxb202210014

1 引言

20世纪60年代末,在欧洲各国经济低迷、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大背景下,法国爆发了一场以学生和工人为主体的社会群众运动,史称“五月风潮”。此次风潮为法兰西大地带来了空前的思想大解放,新的哲学思想不断生成、碰撞、发展。受此影响,以Foucault为首的知识分子开始以非主流的逻辑体系看待社会发展,关注解构式的话语实践[1]。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Deleuze和精神分析学家Guattari坚持“哲学就是新思想方式诞生”的信念,合著《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2]。他们希望该书一方面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颠覆式发展,另一方面让纯正的哲学血液流淌,打造思想的“根茎”② (②根茎（rhizome）,是无主根、无固定生长方向的根状地下茎。它是《千高原》一书的核心隐喻,旨在揭示自然和社会潜在的逻辑。作为Gilles Deleuze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根茎生成了多元的、动态的、临时的开放系统,是一种动态生成的哲学观。)之地。本文讨论的“拼装理论”（Assemblage Theory）最早出现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千高原》中,该书作为《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续篇把“后结构主义思想”和“精神分析学”(精神分析学,始创于弗洛伊德,该思想流派注重人的潜意识,认为这是人类一切精神生活的根本动机。Gilles Deleuze和Félix Guattari在欲望的基础之上将其发展为“精神分裂分析学”。)推向了新的高度。事实上,拼装理论作为一种元理论和一种新的社会本体论方法,在审视旧有哲学性质和结构的同时,重构了一套符合全球化和流动时代背景的哲学思潮。从现实主义的社会本体论出发,拼装理论强调社会实体的客观配置过程,认为从人类个体到国家机构都是特殊历史进程的拼装,并且无论是原子还是生物有机体都由异质元素拼装生成[3]。例如,制度机构由人拼装而成,城市由人、组织、网络、基础设施拼装而成,国家由城市拼装而成。总之,世界是不断生成、层层嵌套的拼装体,犹如拼积木一样,属性各异的零部件拼装成形态各异的多元体。
20世纪90年代,西方人文地理研究领域以表征、话语逻辑和语言为主,在“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助推之下,拼装、行动者网络和物质继而成为了21世纪初的热点研究议题[4]。拼装理论为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套基于后现代逻辑的“后”学理论与认识工具。在多元学科思维转向之下,拼装理论贯彻以根茎为核心的动态生成哲学观,重构了空间和关系,生成了“异质生成空间”和“后关系本体论”。“异质生成空间”在强调属性不同的元素互动的同时,更关注时空不断生成、变化的逻辑。“后关系本体论”则在反还原主义的基础之上,以关系为核心探究物质客体与人类主体之间的扁平本体论关系,并且承认所有事物都是通过关系进行拼装的。由此可知,拼装理论不仅能为人文地理研究提供新的元理论视角,而且与新时代人文地理倡导地从跨学科思维研究的地理议程不谋而合。与此同时,拼装理论打破了地理学研究中自Descartes以来的传统二元论结构,建构了非线性因果关系与根茎思维,为人文地理学研究多元主体的博弈与竞合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在新物质主义影响下,拼装理论对非人能动性的关注,使得环境和物质在生产主观能动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了人文地理学者的重视。
后现代思潮孕育的拼装理论,不仅为人文地理研究开辟了新的知识空间,而且还批判地揭露了现有研究以网络结构为主,忽视空间拓扑的局限。拼装理论的异质性、偶然性以及生成性特质与中国快速变化的社会情境相符合。因此,拼装理论一方面重塑了人文地理学的叙述方式与思维框架,一方面为流动性显著的中国社会提供了元理论解释。本文将从4个方面展开论述：① 拼装理论是什么;② 拼装理论如何应用;③ 拼装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对比分析;④ 拼装理论的研究展望与讨论。

2 拼装理论的内涵与特征

2.1 拼装理论的内涵

“拼装”概念源于英语单词“assemblage”。虽然英语单词“assemblage”尽力还原了法语单词“agencement”的内涵,但是仍不可避免地忽略了法语单词的一些原始意义。部分学者意识到这是一场德勒兹式的文字游戏,例如Bennett认为这场文字游戏有效地创新了与物质有关的思维方式以及分散的能动性概念[5]。而在Phillips看来,既然法语中存在与英语单词“assemblage”相同的词,那么就应该用其他英文单词转译法语“agencement”的意义[6]。然而这场转译的文字游戏,并没有弱化“拼装”理论本身的生成潜力。正如Massumi所言：“概念是块砖,虽然它可以建造理性的法院,但也可以随时把它从窗户里丢出去”[7]。显然“拼装”这块砖已经帮助地理学的发展建造了多座“理性的法院”,因为它不仅成为建构社会空间理论不可或缺的思想根基,而且还为地理学领域中各种转向思维提供了分析工具。
理解拼装理论需要重视Deleuze、Guattari和DeLanda 3位学者的观点。首先,拼装是承认差异的基础上,通过联系使得异质元素共同作用的临时多元体。因此,“共同作用”及其衍生的“共情”或者“共生”是理解拼装的关键。那么对于拼装而言,联盟和结合的重要性远大于分裂和断裂,并且这种联合关系是像流行病和飓风一样四处蔓延的[8]。其次,拼装是以人工的或者自然的方式,挑选、组织、分层异质元素属性的过程[9]。从这个意义上说,拼装是一项名副其实的发明,因为拼装阐明了异质元素在人为有序与自然无序之间领域化的过程。如前所述,不能把拼装简单定义为异质元素的互动,其原因在于：①“共同作用”“共情”“共生”从情感维度赋予拼装一定的生机与独特性,使情感成为事物发展过程影响因素之一;②“流行病”和“飓风”从时空维度阐述了拼装的不稳定性与流变性,充分说明了拼装是过程思维,是历史进程的产物;③“以人工的或者自然的方式聚合”则从能动性的视角说明了人与非人元素之间复杂交互的关系作用,解释了物质客体与人类主体的共同创造能力。第三,结合现实主义的观点,DeLanda弥补了Deleuze和Guattari二人拼装思维中对稳定结构、循环结构以及因果类型忽视的遗憾,重新诠释了拼装理论。他援引“涌现”（emergence）、“参数”（coefficients）、“吸引子”（parameter）等概念进一步完善拼装理论。①“涌现”概念阐明了拼装的属性,表明拼装是不断递进与嵌套的结构[10],并且佐证拼装的不可还原性;② 在“系数”的基础之上,DeLanda用“参数”描述拼装的特性或者状态,这为理解相对稳定或相对流变的实体提供了方法支持[11];③“吸引子”说明相似拼装出现的可能性。因为在任何点或时间形成的拼装,愈靠近吸引子就愈能显示拼装的领域化特征,从而说明相似拼装出现的可能[12],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科学引入的生态学“韧性”（resilience）概念产生共鸣[13]。
综上所述,本文对拼装理论归纳为：首先,虽然拼装动态多变,但其非常重视能动性（人类主观能动性与物质能动性）和关系,这为人文地理重返物质的研究提供了有力支点。其次,它展演了人类主体与物质客体关系互动的过程,是梳理异质元素复杂交互关系的一种方法。再者,非线性动态过程与多元生成逻辑是其展演的变化路径。总之,拼装理论生成和流动的特征,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过程性的逻辑展演异质元素不断领域化（territorialization）、去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领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 演变。

2.2 拼装理论的特征

虽然拼装理论能为权力、空间和政治的解读带来批判性思考,但是其蕴藏的理论内涵和思维潜力让人难以把握和应用。在拼装理论内涵的基础上,McFarlane、Dittmer和Müller 3位学者对拼装理论的特征进行了立体化与多元化的阐释。
McFarlane从社会运动的空间和权力视角出发,认为可以从相互关联的进程中把握拼装[14]。① 拼装是聚集、联合与分散的过程,这一进程旨在说明社会物质实践拼装和再拼装的能力。② 拼装是能动性分散的多元体,这说明拼装与有机体之间存在天然的区别,是不断运动的拓扑网络[15]。人与非人、社会与自然的能动性将会在不同程度上结合或者交叉,形成一个承认差异的多元共生体。③ 拼装强调自然涌现的能力,这一进程不仅解释了欲望的生产力,而且还说明了拼装的偶然性与自组织过程。④ 拼装突出关系的脆弱性和暂时性。因为领域化的进程中,新的元素和关系会不断生成和断裂,即拼装是临时的多元体,具有偶然性、脆弱性和能动性的特点。
Dittmer则在地缘政治的语境中探讨了拼装,解释了拼装的开放性和自组织特点[16]。就拼装是开放的而言,Dittmer关注各级拼装能量的聚集以及各组成部分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由此,拼装展演了无边界的运动过程。就拼装的自组织特点来说,他认为拼装没有办法界定,它拥有自我颠覆发展的运作规律,是不断突破限制、自我生成的过程。
Müller从以下3个方面丰富了拼装的内涵[4]：① 生产性特征,表明拼装会持续不断地生成新的事物;② 领域化特征,该特征在Müller看来是理解拼装的中心轴,因为这一特征阐明了拼装随时塑造、解离、拆散与重塑的过程;③ 欲望的特征,Müller认为欲望的流动就代表着物质的生产,也就是说欲望通过自身的生产力与能量可以把持续不断流动的且本质上零散的物质结合在一起[17],成为驱动世界发展的特殊力量,拼装是欲望的表征形式。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拼装是异质元素构成的,并由外部联系所定义的”这一观点已达成共识,并且围绕其内涵讨论了拼装理论的特征。该理论使得地理学研究能从更过程的社会实践重新思考权力博弈、政治较量以及空间演化之间的关系。基于拼装理论以根茎为主线的动态生成哲学,以及众多学者对其特征的解释,本文将从根茎演化的拓扑结构,阐述拼装理论“生成”和“关系”的基本特征。鉴于人文地理学讨论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本文把拼装理论的基本特征嵌入人文事物的空间分布和关系交互进行考量,故衍生出“异质生成空间”和“后关系本体论”。所谓异质生成空间,一是以异质元素的能动性为前提,反对自柏拉图以来的树状模式思维[18]。二是强调事物随时空变化不断自下而上蔓延的生成过程。后关系本体论则在后结构主义反本质的思潮之上,以不同性质元素之间的纵向关系为核心,强调事物与过去、现在、未来以及特定社会背景的联系性[19],突出关系逻辑的非线性、外部联系和偶然性特征[20]。

2.3 拼装理论与人文地理

受“空间转向”与“关系转向”的影响,拼装释放的根茎思维潜力使得研究多维的后地理空间与复杂的后关系社会成为可能。在人文地理学中,拼装理论因其生成思维的潜质为解释人文事物发展规律,预测发展方向提供了学科之镜。Anderson等启发我们从描述符、概念和社会思潮分析拼装理论在当代人文地理学中的可进入性与实用性[21]。首先,拼装作为一种描述符时,不仅可以说明异质元素互动形成的临时拼装体,还可以解释各拼装体之间的关系。例如,Cowen等就用其描述由地缘政治社会形态向地缘经济社会形态过渡过程中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元拼装体之间的关系[22]。此外,Anderson等提醒我们,不要陷入任何事物都被描述为“一个”拼装的怪圈,不能只重视拼装的名词解释,更要关注拼装的动词魅力。其次,当把拼装视为一种概念时,这种使用方法与Deleuze和Guattari对拼装的理解有很大的相似性。在他们看来拼装有两条轴线,一条是物质元素与表达元素之间的轴线,一条是领域化、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之间的轴线[9]（图1）。物质元素和表达元素的轴线说明在欲望的驱动下拼装元素的异质性。拼装元素既可以是纯粹的物质元素,也可以是纯粹的表达元素,还可以是物质与表达元素的混合。领域化的运动则体现了拼装流动与生成的本质,凸出拼装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并且Deleuze认为“所有事情都发生在这两条轴线之间”[8]。第三,拼装是见证历史变迁的新社会思潮。后马克思主义思潮③(③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哲学现象,它是原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衰落之后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因为其受到了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和后现代哲学家的影响,所以具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特征。代表人物有Gilles Deleuze、Jean Baudrillard、Manuel DeLanda等。)和新物质主义思想掀起的哲学反思运动,使得拼装理论因为生成性和根茎关系而特别。这种拓扑思维方式摆脱网络思维的桎梏,突破等级关系和线性因果的禁锢[23],以更加多元、动态的视角看待人与非人之间的互动。而人文地理也亟需这种异质生成思维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人—地”关系。
图1 拼装概念轴线示意图

Fig. 1 Two axes of assemblage concept

综上所述,拼装理论所蕴含的根茎思维是自下而上且不断生成的,犹如居无定所,永远流动的游牧民族一般,为我们的思维带来游牧体验。它遵循着最基本的唯物主义发展观原则,强调事物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后现代思潮的推动下,拼装理论连续多元的生成性能为人文地理学“一横一纵”（空间和关系）的研究对象提供新的元理论和方法支持。随着拼装理论在地理学领域的兴起,Robbins等建构了“拼装地理”的概念,希望拼装理论能把跨越差异的巨大能量嵌入人文地理学,关注社会关系和空间过程[24]。由此,拼装理论和人文地理研究议程的互动,能为人文地理的发展带来跨越学科的“本体论转向”和新的学科视角,重新引导该学科的研究方向。

3 拼装理论实证研究内容

拼装理论反对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强调差异性、无中心性以及不确定性,关注微观政治、话语政治、身体、个体差异等。探究人文地理研究问题时,拼装理论视角以生成性和拓扑关系逻辑主线更能解释客观物体与主体之间的复杂交互。当下,拼装理论在人文地理学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家庭地理、健康地理、城市地理、政治地理、女性主义地理以及情感地理等方面,主要的实证研究内容可以总结为以下3个方面。

3.1 政治拼装与流动性研究

地缘政治在“物质转向”和后人文主义地理的互动中,肯定物的能动性,充分吸收了新物质主义思想。事实上,地缘政治一直关注与物质性相关的话题。例如,古典地缘政治强调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坚持环境决定论。批判地缘政治在古典地缘政治的基础上,注重从文化角度重新思考事物本身。现在,新物质主义思潮推动地缘政治研究重新思考人类主体与事物之间的关系[16]。而拼装理论作为新物质主义理论之一,能够推动地缘政治重新理解物质性以及地缘政治与日常实践之间的联系,从而规避物质和话语、微观和宏观、自然和社会的二元争论。拼装自下而上不断演化的过程逻辑有助于缓解地缘政治研究中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分歧。因为传统地缘政治研究倾向于全球尺度,认为各国的行为实践受其地理位置、经济制度以及全球权力分配的影响,而拼装理论使得地缘政治可以通过微观话语政治层层推进宏大叙事的演化。例如,与地缘政治研究息息相关的国家边境线。如果把边境线放在国家地缘政治或者政策地缘政治的尺度考虑,那么边境线是研究国家或政策生成和发展的区域边界线,突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但是拼装强调非人类中心主义,关注边境线元素的异质性和物的能动性。边境围墙、边境通行证、护照以及边境政策、边境移民等元素之间的互动,与边境安全以及国家外交行为密切相关[25]。当然,边境拼装会随着国家背景和权力格局像根茎一样不断演化。在空前的全球化进程里,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都面临严峻的挑战。McConnell等把拼装理论与阈限（liminality）相结合,开拓了外交研究新的可能性空间[26]。一方面,拼装理论思维把与外交相关的异质元素纳入思考框架,如外交官、外交政策、外交会议等。另一方面,阈限模糊性、开放性、暂时性的特征,则为外交拼装在不同状态之间的动态生成提供了解释依据。因此,地缘政治学者有必要借助拼装理论的拓扑思维跳出现有的思维模式,为地缘政治的发展开辟新纪元。
人文地理学的“流动转向”聚焦流动主体,或约束这些流动主体的结构、政策或权力[27]。拼装理论影响下,人文地理的流动性研究聚焦流动主体的能动性、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情感的流动性。比如Collins认为欲望作为拼装过程的生产力可用来解释跨国移民的情感流动和行为实践。在她看来,欲望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力量,因此每一个促使移民发生的因素都可以被视为欲望的驱动[28]。同时,Collins认为通过拼装关注欲望,移民将不再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而是持续不断的时空生成过程。这不仅可以丰富移民的情感研究,而且能修正有关移民的认识,因为过往有研究把移民理解为“某个时间点经过理性计算的结果”[29],但事实上这个动态进程融合了移民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各种事件经历。同时,也是移民迁入地和迁出地多元文化、物质元素和非理性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上述人类主体的社会能动性以外,人文地理学也关注物的流动性。例如,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全球城市间的政策交流与治理经验分享也是流动性的一种体现。这不仅与全球政策的跨国传播有关,还涉及城市间的复杂交互。随着根茎思维在政策研究中的运用,“政策拼装”的研究领域正在兴起[30]。如Prince以英国传播到新西兰的创意产业政策为例,援引拼装理论的视角解释政策传播和国际化的过程中,不同地方、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协商和博弈以及政策传播过程涉及的政治性和技术性问题,这进一步佐证政策拼装过程是不断领域化、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的过程[31]。在追踪政策传播的过程中,McCann认为政策拼装可以优化城市化研究的方法,借助拼装理论的根茎思维提出政策、城市和全球之间互联互动的假设,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市为例,诠释了地方政策行动者在流动性背景下通过政策流动实现“地方全球性”的目的,并且提出一个可用于研究全球城市政策流动的框架[32]。当然,由于拼装理论目前尚未形成共识,所以Savage试图对政策拼装概念化,并且生成了政策拼装的概念框架,认为政策拼装分析应该从以下3个维度进行解释：① 外部联系和涌现性;② 异质性、关联性和流动性;③ 重视权力、政治和能动性。这使得人文地理学者能够超越传统研究范式用后结构的视角看待和解释政策变化[33]。当然,Savage也承认自己的研究只是为政策流动性研究搭建了一个分析框架,还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捍卫并扩大拼装方法在政策研究中的应用。
由此可知,拼装理论凭借根茎思维生成的拓扑空间丰富了流动性研究。一方面透过拼装过程的欲望潜力,解释了异质元素的能动性作用和关系演化。另一方面,从根茎随时蔓延的运动过程,考虑了流动时空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这有助人文地理学对人地互动发展方向的预测。

3.2 城市拼装与批判城市化

城市是内涵极其复杂的空间概念。在“城市空间转向”思潮的推进下,城市地理研究提倡从多元维度研究城市发展,并关注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互动[34]。拼装理论影响下的城市研究与这种思潮具有相似性,也关注人类主观能动性与物质能动性的关系。例如,McFarlane以圣保罗贫民窟一幢由塑料制品、儿童玩具、厨房用品、旧衣物等物质元素与人的能动性互动生成的房子为例,提出了城市本体论的思考：城市是拼装的。因为在他看来,城市拼装（Urban Assemblage）是人与非人元素共同拼装的结果,性质不同的元素在欲望的推动下自发拼装在一起。这种如根茎蔓延的生成思维有助于讨论城市空间演化和关系变化的过程[35]。根据McFarlane的观点,城市拼装的3个贡献为：① 城市拼装关注城市生成的过程,考虑城市复杂动态系统中性质各异的元素,以及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力。② 城市拼装不是简单的空间形态,而是事件、展演和实践的表征。③ 城市拼装通过权力、知识和资源等的不平等被结构化和层级化。因为拼装理论强调权力是多元共生的,不是中央集权的,更不是平均分配的[21]。基于全球城市化不断演进的时代背景,McFarlane从拼装作为描述符、概念和批判思想3个层面分析了批判城市化和拼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36]。在他看来,拼装理论并不反对批判城市化的传统研究,而是通过预测不确定性、关注社会物质的能动性以及有关“世界主义”的倾向补充批判城市化思维体系。因为,有学者认为不确定性就是与能动性相关的驱动力,它激励着城市拼装不断生成、拆解与重塑[37]。而在Brenner等看来,拼装理论在城市化情境中并没有清楚解释等级社会关系和权力不断生成的原因[38],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把拼装与地缘政治相关的理论、议程相联系,以便促进批判城市化理论的更好发展。
拼装理论对于城市地理研究来说,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囿于拼装理论相对晦涩难懂的局限,导致其难以真正助力城市地理的发展,其与城市研究相匹配的理论尚未成型[39];另一面是拼装理论根茎的动态哲学观能解释城市这一特殊的聚集形态,以此丰富城市地理研究。比如,根据Storper等的观点,城市的本质是人口、经济活动以及其他相关因素通过经济引力聚集在一起形成的高密度、节点式的土地类型。Dovey等学者认为Storper等阐述的经济集聚思维与拼装不谋而合,因为城市群本身就是不断拼装的过程,并且城市土地关系衍生于城市拼装的过程。因此可以说拼装与集聚思维是兼容的,而且拼装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能很好地理解城市运作的多样性[40]。同时,也为更开放的城市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总之,城市空间下拼装理论并不是单纯的理论工具包,而是一块跳板,能让更多的人窥见城市研究的丰富性。而对有些学者来说,拼装理论更像是撼动城市研究中惯常思维局限的杠杆,使得他们突破传统城市研究局限,转而以后结构或者后现代视角审视全球城市化的发展路径。

3.3 日常生活拼装与非人的能动性

随着“日常生活”的兴起和转向,日常生活地理学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一方面关注人与空间的社会文化关系[41],另一方面关注人与人、人与非人之间的具象化关系和流动的情感体验[42]。在拼装理论视角下,日常生活不仅是主体时空行为的表征,也是多重尺度与多元拼装重叠生成的过程。以家庭生活为例,传统的家庭地理研究关注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的建构[43],并且形成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思维框架,把世界分为主动的人类与被动的客体两大阵营。拼装理论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关注家空间中超越人类或非人类的元素,为人文地理学解释和描述家庭动态关系的生成与变革开拓了新的视角。例如,Longhurst通过追踪电子通讯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参与度,发现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已经承担起了育儿的功能,并且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44]。这说明家空间的丰富性需要考虑异质元素的互动。为进一步分析非人类元素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Price-Robertson等创造性地提出了“家庭拼装”概念,期望拼装概念能够涵盖日常生活中的主体、客体、惯习、情感、话语等元素。他们通过民族志研究方法,以一位患有情感双向障碍的父亲以及与他互动的元素为研究对象,说明父亲的精神疾病是如何在不同属性元素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互动下痊愈[45]。这充分解释了情感以及非人能动性在家空间的重要性,说明原本静态的家庭结构已经被家庭拼装概念消解,转而呈现的是开放的家庭联合体或者共生集合体[46]。
Bhatti认为日常生活与社会性和时间性联系在一起[47]。当拼装嵌入日常生活时,日常生活地理因为强调客体能动性和异质性而变得丰富。例如,Waitt等以缅甸迁移到悉尼的移民为例,对比分析移民群体在迁入地和迁出地的洗澡行为差异,以此解释移民和洗澡行为所生成的洗澡拼装如何因空间和时间差异而演化[48]。缅甸水桶、水瓢洗浴的方式和悉尼淋浴的方式所涉及的元素不同,且在时空差异的作用下,使得移民群体产生了不同的情感体验。在移民群体看来,缅甸式的洗浴有利于他们唤醒民族记忆,寻求心灵安逸。而悉尼式淋浴则主要是为了帮助他们融入当地社区,获取地方认同。由此可知,异时空、异质元素的洗澡拼装,一方面可以达到清洁的效果,另一方面则可通过主、客体的互动帮助移民获得自我身份认同。
综上,日常生活是动态复杂、多元互动的过程[49],且这个过程是表征社会秩序和社会文化最普遍的拼装体[50],因此日常生活地理显得尤为重要。但传统日常生活地理以人类主体为核心,关注“我者”与“他者”的一系列社会关系。而拼装理论视角下的日常生活地理强调扁平本体论,关注物质能动性,考虑人与非人元素复杂交互的特点,一方面丰富了日常生活的叙述空间,另一方面解释了人与日常生活环境互动的进程。这为研究日常生活空间中多元主体的权力博弈以及关系协商提供了解释框架。

3.4 典型案例解析——边界拼装

王冠棋以食品安全和生物安全影响下的全球食品贸易为切入点,通过拼装阐明了国家如何管控全球食品贸易的域外范围[51]。该文凸出了拼装理论生成的逻辑主线,以偶然性、异质性以及领域化特征为主（图2）,对人文地理学应用拼装理论有借鉴价值。通过案例介绍,一方面使拼装理论由抽象变得具体,增进地理学者对拼装理论的认知;另一方面,通过案例阐述提升拼装理论实际应用的准确性,增强拼装理论的应用价值。
图2 边界拼装

注：根据参考文献[51]改绘。

Fig. 2 Border assemblage

全球食品贸易是极其复杂的过程,涵盖社会和自然元素的交互。2005年中国与韩国之间的“泡菜大战”以及2019年跨境野生动物贸易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之间的关系,说明生物安全和食物安全危机并不仅是国家领土范围之内的事情,还彰显了跨境及跨区的复杂交互关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家边境在不断扩散,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监管权。这表明各国有必要打破边界限制建立食品贸易合作关系,共同构建治理结构,以此解决区域或全球食品安全问题。先前以区域食品制度或者地缘政治食物网络为主的研究逻辑,坚持国家和全球合作网络的二元论立场,未能有效剖析国家之间的权力竞合。拼装理论为解析全球食品贸易体系的复杂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框架。该理论以网络和地域拓扑结构为主,规避传统全球食品贸易的二元论风险,考虑国家边界的多元性和尺度政治的偶然性。边界拼装,一方面以社会物质和地缘权力为主,协调相关的司法管辖权、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权力等元素,把社会物质网络和地缘权力网络放在同一截面思考。另一方面涵盖了领域化、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的空间进程。领域化进程指区域食品制度的协商合作,去领域化进程指粮食危机和生物危机对食品贸易造成的不利影响,再领域化进程指构建更好的全球食品贸易体系,事实上这是不断生成且循环上升的过程。当然,边界所涉及的主体情感和客体能动性也是边界拼装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
以亚洲以及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中国为例,2018年6月中国和美国之间爆发贸易战争,同年8月非洲猪瘟病毒首次在中国出现,并且在COVID-19疫情的刺激下,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不可预测地升级了,中国猪肉贸易网络也随之发生变化。为保障国内猪肉的充足供应,中国政府积极调整猪肉贸易政策,扩大猪肉进口,把猪肉进口源由北美和欧洲调整为北美、南美、欧洲三足鼎立的格局[52]。同时,为提高全球食品贸易的风险防范能力和摩擦应对能力,中国政府可采取如下措施：① 努力培育猪肉替代品,刺激牛羊肉消费;② 从东南亚国家进口鸡肉;③ 从南美进口大豆,生产动物饲料,发展生猪产业。并且考虑到境外食品会携带新型冠状病毒,中国政府于2020年10月12日向世界贸易组织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提交修订版《进出口食品安全修订管理办法》。至此,在中美贸易战和COVID-19疫情的影响下,中国在食品贸易领域生成了新的贸易网络,并且随着中美贸易的不断演化,与中国和美国相关的新的全球食品贸易体系也将不断生成。
由上述案例可知,拼装理论关注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强调多元元素的互动、网络结构的交互及拓扑结构的演化,如边界拼装很好地解释了中美两国贸易网络之间的交织。故拼装理论不仅能很好地解释物质客体和人类主体共同的创造能力,还能阐述不同网络结构之间的交互、关系的复杂演变以及事物发展的生成性等研究主题。

4 拼装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对比分析

如前所述,地理学对拼装的关注衍生于对社会网络关系和不确定性的探究,甚至有部分学者把“拼装”与“网络”“系统”混为一谈,实则它们之间因为本体论的不同存在显著差异。下文重点把拼装理论与复杂性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对比分析,以便于明晰拼装理论的应用情境。

4.1 拼装理论与复杂性理论

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经历了Morin的“复杂性方法”、普利高津布鲁塞尔学派的“复杂性科学”、圣菲研究所的“复杂适应系统”3个阶段[53]。1990年左右,复杂性理论从物理和环境科学引入西方地理学[54],在Manson看来,复杂性研究重点关注算法的复杂性、确定的复杂性以及聚合的复杂性3个方面[55]。其中,聚合的复杂性与地理研究有很大的关联,因为这一特征不仅能解释系统各元素的协同运作,还说明复杂交互之后新系统出现的可能性。复杂性理论具备如下特征：① 涌现或者突显性,意在阐明系统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非线性变化;② 自组织形态,此特征不仅能解释系统元素的协同演进,而且还说明了系统的开放性和生成性;③ 混沌边界,这一特征主要说明系统的复杂性以及超出混沌边界之后新系统出现的可能性,通常认为这是创新的开始。然而真正让复杂性理论脱颖而出的特征是涌现,因为它一方面可以阐明“系统元素动态变化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多种系统形态出现的可能。DeLanda也正是借助涌现特征丰富了拼装理论的内涵,并为拼装过程中异质元素的偶然交互提供了合理的依据。事实上,复杂性理论早先因为理论内涵抽象和具体的矛盾被地理学家边缘化,但是本世纪初期随着拼装理论的兴起,复杂性理论又逐步走进地理研究的场域,尤其是与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相关的研究中。例如,Dittmer在地缘政治的语境中探讨了拼装理论与复杂性理论的相似性[16],具体表现为3个方面：① 拼装理论和复杂性理论都关注外部联系,强调外部开放性和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② 两者任意稳定截面能力都远大于元素相互作用力之和;③ 二者都是历史进程的产物,拼装和复杂系统都把自己的过去嵌入发展过程中,也就是说一个拼装或者一个系统通过内部的持久性被“记忆”。根据Dittmer的观点,复杂性理论凭借其理论特质能为拼装理论的历时性过程提供解释,而拼装理论不断生成变化的特征则可为复杂性理论注入现时性理解。如Hidle就以复杂性理论和拼装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了挪威国家公园建设所涉及的复杂关系演进和当地发展规划变化[56]。就以复杂性理论为指导的规划理论而言,一方面能解释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涌现性,另一方面其涵盖的生成性和协同演化的思想则能阐明国家公园是介于稳定与不稳定、固定与流动、有序和无序之间不断生成的开放系统。就拼装理论的贡献来说,拼装蕴含的根茎思想可以解释国家公园生成过程中多元关系的不确定性和暂时性,此外,拼装理论也是协同演化概念背后的理论来源之一。显然,拼装理论也是分析变化、社会形态和社会复杂性的方法,并且已经在诸多地方发展、乡村可持续变化和一般地理思想中可见,正如Hillier所言“拼装就是生成变化的潜力”[57]。由此可知,拼装理论主要阐释事物发展的过程,复杂性理论侧重讨论事物发展的变化。总之,两个理论都可以规避微观与宏观、物质与话语的二元论观点,推动我们从新物质主义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事物与人类主体的关系以及物质能动性。

4.2 拼装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s Theory, ANT）源于科学技术研究（STS）,1995年左右在地理学领域崭露头角,它倾向于通过稳定的关系视角阐述现实秩序的变化。在“物质转向”的影响下,“地理再物质化”受到学者的重视,因此关注人与非人元素的拼装和ANT成为地理学研究范式的前沿。依Thrift之见,ANT更适合描述结构稳定的事物,因此该理论一旦面对不确定且无法预知的事物就会失去“生命”[58]。相较而言,拼装理论凭借其流动属性对流变、持续生成、过程等充满了解释力。事实上,涉及权力和政治的空间维度时,拼装理论与行动者网络之间的相似性很高,它们都关注秩序的排列组合以及秩序背后聚合与分离的逻辑。就相似性而言,两者都主张用关系思维看待社会发展,并且强调多元主体相互作用的偶然性,以及二者都具有空间拓扑思维,都承认世界是人与非人共同建构的。尽管两种理论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显著。Müller坦言受“再物质化”的影响,两种理论在政治地理学研究中承担了不同角色[4]。首先,ANT坚持稳定的关系思维,认为行动者要想采取行动就必须通过建立联盟进行实践,联系之外没有其他。而在拼装理论强调外部联系的暂时稳定,但同时也认可构成拼装的异质元素具有影响和塑造拼装外部联系的能力。其次,ANT经过Latour等先驱们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可用于实证研究的概念工具和方法,如“窄景敞视”“黑匣子”等证明了ANT实证应用的灵活性,正如Latour认为得“ANT就应该像蚂蚁一样成为跟随嗅觉的集体旅行者”[59]。
此外,为更清楚的认识拼装与ANT之间的联系,Müller等以全球跨国关系网络“我的孩子”为例,分析了两种理论之间的相似和差异,并且通过3个“交叉互动”的过程说明二者对社会物质世界稳定、改变、影响的作用[60]（图3）。交叉互动一：“我的孩子”是多元尺度下的一种寡头凝视。拼装理论对于“我的孩子”稳定的国际扩张路径描述缺乏张力,容易被理解为“简单的组合”[61]。而ANT用其完备的概念装置解释了国际扩张的稳定关系。交叉互动二：“我的孩子”通过多元行动者之间影响与被影响的互动,不断扩张、生成动态交互的全球关系网络。按照ANT的逻辑,当关系网络中一个节点出现问题时,关系就会断裂。但拼装理论则为虚拟的、不确定的、可能性事件提供了解释依据。总之,ANT倾向于稳定的、连续的流动,而拼装擅长描述随意生成的、不确定的以及亟待生成的强大力量。交叉互动三：“我的孩子”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包括情感元素的流动。ANT对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缺乏情感解释,虽然Latour用“依恋”来概念化主体的情感,但这种“依恋”从网络中产生,既ANT把欲望变成了被动的想法或者事后的结果。拼装理论认为情感和拼装过程一起生成,拼装是欲望不断作用的结果。鉴于此,ANT和拼装理论可以从两个方面相辅相成：① 批判应用ANT,因为该理论思维为了规避人类主体的特殊性从而忽视了人的某些能力,例如表达能力、发明能力、虚构能力[58],而拼装理论则是在不考虑人与非人元素的情况下解读欲望,正如Castree所述这可以减轻ANT思想中人与非人完全对称的顾虑,并且可以消除二者之间的差异[62]。② 批判考虑欲望的重要性。当ANT意识到虚拟的重要性时,欲望可以成为连接现实与虚拟的中介。此外,欲望还能成为ANT的内在驱动力,避免ANT“无情感的偶然性”的情况,并为ANT关系的聚合和断裂提供依据[63]。
图3 拼装与ANT互动

注：根据参考文献[60]改绘。

Fig. 3 Interaction between assemblage and ANT

综上,就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拼装理论而言,现有实证研究更多将二者理解为方法进行应用,这不仅有利于地理学者深度挖掘“人—地”复杂关系,还有助于两种理论内涵的外延性拓展。而复杂性理论与拼装理论则需要在复杂系统中一起锻造,在为实证研究开辟新解释路径的同时,也扩展两个理论的知识谱系。可见,复杂理论的“涌现”、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关系”以及拼装理论的生成和流变为事物的发展提供了连续且立体的视角,展演、生成、践行的演绎路径通过暂时的关系网络、偶然的涌现动态以及过程的复杂性呈现。拼装理论的过程性逻辑把截面结构化的行动者关系网络和偶然涌现的关系作用串联在一起,形成多元异质元素互动的拼装世界。

5 拼装理论的研究展望与讨论

拼装理论关注“物质能动性”和“关系”,强调起源导向的过程逻辑,注重事物发展的生成性、非线性和涌现性,为描述和解释异质元素的复杂交互关系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它不仅与空间形态实践相协调,而且与新事物的积累扩张有关。“拼装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描述了一个看似边界模糊但又有一致性的实体,它所表达或者展演的事物在具有外部一致性的同时又在不断拆解、重塑”[64]。Deleuze和Guattari正是通过这样的魅力构造了异质空间图景和新的关系逻辑,为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生成了一套新的研究范式和认知体系。
根据上文描述发现,拼装理论的张力在人文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中有所体现,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异质生成空间和后关系本体论与当下中国语境结合,对拼装理论在中国情境下人文地理学科中具体应用提出2个方面的研究展望（图4）。
图4 拼装理论的研究展望

Fig. 4 Prospect for the study of assemblage theory

（1）为人文地理学开拓新的研究范式。拼装理论嵌入人文地理学并为之带来了跨越多种学科的“本体论转向”。该理论通过民族志、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和聚类分析的量化研究方法,捕捉城市、政治、文化、地理变化的不确定性与偶然性。从宏观视角出发,拼装理论为政策流动性研究提供了合理的方法支持,使得政策摆脱长期固定静止的刻板印象,使其凭借政策学习和传播的过程参与地方、城市、区域、全球互动,让政策具有“地方全球化”的身份,并且以政策流动性为依托开放边界限制,营造互利共赢的生态系统,积极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号召。从中观视角切入,以根茎隐喻为核心的拼装理论,有利于研究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为探析消费社会空间同质化、景观化以及权力空间背后的逻辑开拓了新的理论视野。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实践虽繁杂而又无边界,但拼装理论为地理学嵌入日常生活实践的研究提供了启发。① 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中物质客体与人类主体的交叉互动,通过聚焦人与非人的影响关系,反思日常生活地理研究中“追踪物质”的思潮。② 重视日常生活中非表征因素,因为非表征或者非理性因素具备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能力,对日常生活的建构和重塑有深刻影响。例如通过物质地理学视角,探究以物质（非人元素）为核心的日常生活背后的关系动态以及情感变化[65]。
（2）为流动社会提供新的理论框架。迁移与流动俨然成为当下社会发展最突出的现象,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随之充满了流变与不确定。以过程逻辑为主导的拼装理论,能够成为洞察社会发展的理论放大镜,透过镜面看到异质元素复杂交互的动态组合和发展进程。拼装理论从3个方面为流动社会丰富理论框架：① 消除“时空压缩”之下的权力危机。拼装理论强调分散的能动性,关注权力多重共存的状态[21]。② 克服二元论和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拼装理论从扁平本体论出发承认物质能够影响、塑造人类的生活,为“再物质化”“重返物质”研究搭建了分析框架。③ 重视非表征和非理性因素对事物发展的影响。Deleuze和Guattari尤其重视欲望对社会关系进程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世界上除了欲望与社会,其他一切都不复存在”[17]。值得注意的是,拼装理论在特定的事件中才具有解释力,也就是说截面结构化思维是拼装释放潜力的前提。例如Wideman等把批判地名学和拼装理论结合生成“地名拼装”研究方法,用此方法解析温哥华市中心东部街区地名演变过程中涉及的异质元素互动,尤其是在欲望流影响之下多元主体能动性发挥所带来的复杂权力博弈[66]。
中国当下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考验。传统社会制度和结构的瓦解,预示着中国新社会形态的生成将由不确定性和流动性主导,而以流动和生成变化为特征的拼装理论则为中国新时代的到来提供了理论透视镜与方法脚手架。概言之,充满不确定的社会同样需要不断变化的理论为其发展提供解析路径。因此,本文认为在中国“大变局”的情境下可以从3个方面批判地应用拼装理论：① 变局之中,拼装理论创造性地建构了新的关系生态。前文述及,拼装是异质元素共同作用的多元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思维,继而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影响之下,人类主体愈发意识到自然事实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需要关注自然事实的能动性,超越二元对立和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局限,营造有利于社会长足发展的可持续关系网络,为建构人与自然的生态共同体提供拼装视角的理论指导。例如,尹铎等通过“人—地—物”的关系框架解释人与非人的能动性作用,分析中国经济作物种植的地方实践,探究西南山区乡村农业扶贫机制与效应[67]。② 拼装理论的过程变化逻辑能够梳理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岁月静好的乡土社会过渡到矛盾加剧的城乡社会时,需要拼装理论厘清融共生、冲突、交融于一体的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国乡村地域系统复杂,地域性和阶段性特征明显,拼装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科学认知乡村社会演化过程及其特征,因地、因时制宜助力乡村振兴,并且为改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一条腿”走路的窘境提供新的视角。例如在解释乡村衰退和乡村可持续发展时,Lendvay一方面借助乡村韧性说明以西瓜生产为主的匈牙利某乡村发展所经历的抵御、适应、转型过程,另一方面则运用拼装理论说明人与非人互动带来的异质性、可塑性与生成性[68]。③ 拼装理论能够解释人民日常生活和美好生活向往之间的良性互动。日常生活是内涵丰富的多元整体,拼装理论视角嵌入其中,一方面可以描述日常生活的多元“微观内容”,一方面又可以解释美好生活的不确定性和理想性,并且还可为日常生活中的突发事件提前做好预设,以应对偶然性事件。
诚然,拼装理论作为一种元理论和认识工具,其理论特征逐渐被西方地理学者认可,但其缺陷与不足也日渐明晰。① 拼装理论相对艰涩生硬,难以理解。现有拼装实证案例倾向于从生成性以及人与非人元素共同作用的角度解释事物的发展,忽视了对拼装理论的截面结构性探究[69],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拼装理论的系统发展和推广应用。② 拼装理论忽视了对女权主义者的关注。这导致与社会发展、性别、权力等相关的问题受到了一定的思维限制,因此为了避免这些局限性,拼装理论有必要对其他理论进行更开放、更严谨的吸纳[70]。③ 拼装理论没有清晰的适用环境,缺乏情境化特征,因此容易被泛化[21]。因为没有一种传统的理论对拼装拥有专属的解释权,所以也就没有一种准确的方式来使用拼装理论。正如Müller所说,拼装理论关注外部联系和关系,而这些联系和关系不仅要结合典型的实证案例进行剖析,还需要与其他理论一起融合锻造,共同解释世界[4]。所以拼装理论与人文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如何进行锻造,如何为解释人地关系开辟新的叙述空间是地理学亟需关注的问题。本文为地理与拼装创造了更多可能的对话和思考空间,有助于反思人文地理学的学理问题并且推动该领域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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