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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2022 , Vol. 77 >Issue 8: 2083 - 2096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208016

Geopolitics andWorld Geography

Evolution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patter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Heilongjiang of China and Far East of Russia

  • LI Xiaoling , 1, 6 ,
  • LIU Zhigao , 2, 3 ,
  • TAN Shuang 1 ,
  • XIU Chunliang 4 ,
  • HE Hongshi 5
Expand
  • 1. Key Laboratory of Geographical Processe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Changbai Mountai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3.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 4. College of Jang Ho Architectur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9, China
  • 5. School of Natural Resources, University of Missouri 65211, USA
  • 6. Institute for Northeast China Research,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9-13

  Revised date: 2022-04-06

  Online published: 2022-10-12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801108)

Strategic Priority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XDA19040403)

Key projects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630749)

Fold

Abstract

Since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in 2013, trans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s.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s and the contents of cooperation, but few have examine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models of trans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fill the gap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models of trans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Taking Heilongjiang Province of China and the Far East of Russia as a case, we proposed a nove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rans-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from multi-scalar perspective, based on Brenner's New Nation Space theory. Our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pattern of China-Russia trans-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since the 1990s has experienced three evolutionary stages: transborder trade-based stage in the 1990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based stage between 2000 and 2013, and transport corridor-oriented stage from 2013 to present. After the borders in Heilongjiang were gradually opened in the late 1980s, Sino-Russian transborder trades entered into a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After the mid-1990s, disputes and crises emerged in the trans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pattern propelled by border trade, which led to a new round of reshaped cooperation pattern of industrial parks establish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After 2013, the new mode of transportation corridor-oriented cooperation emerged because of the multi-scalar and multi-dimensional re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crisis of the old pattern. The evolution suggests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degree of historical dependence between the new and old patterns. This study extends the theory of New Nation Space and provides scientific basis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ransborde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Key words： trans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spatial organization pattern; multi-scale; Far East of Russia; Heilongjiang Province

Cite this article

LI Xiaoling , LIU Zhigao , TAN Shuang , XIU Chunliang , HE Hongshi . Evolution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patter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Heilongjiang of China and Far East of Russi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 77(8) : 2083 -2096 . DOI: 10.11821/dlxb202208016

1 引言

边境地区发展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边境地区长治久安和民众福祉,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1]。尽管国家间边界因战争、疾病和难民等原因时常关闭,但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跨境经济发展进程,合作是其主流[2],并在世界各地区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跨境经济合作空间组织模式。在欧洲,荷兰—德国边境的跨境区“EUREGIO”模式,推进了欧盟经济一体化。截至2000年,欧盟内部已有73个跨境经济合作[3]。在亚洲,新加坡、马来西亚柔佛州和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的“新柔廖增长三角”,被认为是亚洲最成功的跨境经济合作案例[4]。在北美,美国圣地亚哥和墨西哥蒂华纳地区形成了全球最为繁忙的跨境经济合作地区之一[5]。
中国陆地边界长达2.2万多km,与周边14个国家接壤。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边境地区逐步转为对外开放的前沿[6-7]。自1992年实施沿边开放战略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在边境地区建立开放城市、边境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8],积极主动参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合作计划（如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大图们江倡议）。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边境地区发展和跨境联系的重要性愈发凸显[6,9⇓ -11]。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了边疆省区在“一带一路”中的建设作用、建设方向和建设重点。在此背景下,中国加快推进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建设,边境地区一批产业合作项目纷纷落地。
活跃的跨境经济合作催生了大量学术研究来探讨其背后的动因。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边境地区和跨境地区的发展是一个社会构建过程。其中,国家空间治理体制和政策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少学者将尼尔·布伦纳（Brenner）的“新国家空间”（New State Space）理论[12]扩展到边境和跨境区域研究[13],运用“国家尺度重组”“尺度政治”“国家空间选择战略”等概念探讨这一特殊类型的新国家空间形成机制。他们普遍认为,跨境经济合作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有密切联系,更受到国家间政治经济变化的影响[14]。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边境和跨境地区崛起过程中政治权利的空间博弈现象,但存在着两个缺陷：① 忽略了政治权利空间博弈过程中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包括基础设施、贸易和投资）的影响[15];② 缺乏对跨境合作空间组织模式演变内在逻辑的深层探讨。
俄罗斯是中国的重要邻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伙伴,中国东北与其毗邻的俄罗斯远东跨境经济合作内容不断丰富,合作形式、空间组织不断完善。学术界探讨了中国东北与远东跨境经济合作的地缘政治环境[16]及其合作内容,如跨境贸易[17]、重大能源和资源项目合作[18],但鲜有研究深入探讨其空间组织模式历史演变。因此,本文聚焦于中国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地区跨境地区,在借鉴尼尔.布伦纳的新国家空间理论基础上,提出跨境经济合作空间演化多尺度理论框架,探讨1991年以来,中俄跨境经济合作空间组织模式的历史演变。本文试图将新国家空间理论与边境和跨境研究相结合,在丰富新国家空间理论的同时,为中俄跨境经济高质量的合作发展提供科学基础。

2 理论分析框架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国家理论难以有效解释后工业化社会的国家转型及其空间重构现象。尼尔·布伦纳在综合批判社会空间理论、政治经济地理学理论和城市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国家空间”理论,探究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空间重构过程中,不同尺度政治和制度要素如何共同催生城市和城市—区域成为国家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重要舞台,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空间重构提供了系统性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认识论相比,新国家空间理论主张将国家空间视为动态的“过程”,而非预定的、固定的“容器”。其核心观点主要有：① 强调国家空间的社会建构性,由资本积累、管制重构、社会政治博弈等多维度要素构成;② 主张国家空间具有空间选择性,即国家可以通过国家空间形式、国家空间项目以及国家空间战略进行空间调节,其具体形式取决于特定的历史和地理环境;③ 主张国家空间选择的动态性。新国家空间理论不仅将“国家”视作干预空间生产的重要主体,并认为“社会—空间”存在辩证的互动关系,强调社会经济和技术与空间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孕育新一轮国家空间再造[12]。
新国家空间理论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布伦纳本人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欧全球城市形成与国家空间重构现象的观察,并被扩展到北美、亚洲和后社会主义国家。本文将新国家空间理论延展到跨境区域空间。相比布伦纳所提出的理论框架而言,本文中提出的框架不仅考虑了地方和全球尺度的影响,同时也考虑了国家间尺度的影响（图1）。在地方空间尺度上,边境地区是国家嵌入到全球市场和生产体系中的一个节点,而这种嵌入往往是通过基础设施、贸易和投资等方式实现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将带来跨境贸易的发展[19-20],有助于边境地区商贸中心和物流通道的形成,并促进进出口加工业的发展及其空间聚集。但跨境基础设施是否连通,人员、贸易和投资是否能实现跨境流动,往往受到两国合作意愿和跨境合作的经济和政治动机的影响,这与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和两国发展需求的变化相关[21-22]。
图1 跨境经济合作空间组织模式演变的理论分析框架

Fig. 1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volution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pattern of cross-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除了国家间关系的影响,边境的发展也是国家内部空间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家内部空间调整又受全球尺度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如西方针对克里米亚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加速了俄罗斯国家空间战略向远东地区转移的进程,表明全球尺度的地缘关系变化会影响国家间尺度和跨境空间尺度上的政策制定。这里,全球尺度的影响要素主要包括政治格局（如国际权力结构、全球治理结构等）、经济格局（如国际生产体系、全球贸易和投资等）和技术（如生产技术、通讯和运输技术等）[23⇓⇓-26]。其中,资本、技术和基础设施是驱动力,政治格局中主要国家是推动者[27]。
布伦纳的新国家空间理论强调后福特时代资本积累产生的危机,而本文认为跨境合作的危机除包含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原因引起的危机外,还包括国家间关系的变化所引发的危机。在跨境空间尺度上,一个国家在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对外贸易、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将影响边境地方的发展[28-29]。动态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将形成多种类型、不同等级的空间组织模式。边境口岸、边境城市和境外园区是跨境经济合作的重要节点,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将资源开发、产业园区、边境口岸和边境城市等重要节点连接起来,并嵌入到更大经济空间。不同的时空环境将生产不同的空间组织模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的跨境空间组织模式既存在历史继承性,又不是一成不变,即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关联与空间创新。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每个阶段的空间组织模式将会在后期遇到调整,为此需要新的政策调整,以形成新的跨境经济合作组织模式。另外,地区地缘环境的变化和两国政治经济关系也会对边境地区发展和跨境经济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边境地区具有能动性,往往会通过各种游说国家获得有利的发展政策。边境和跨境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危机也会反馈到国家促使新一轮国家发展政策的制定[30-31]。因此,相比于一国内部区域,影响跨境地区经济合作的要素更为复杂多样。

3 案例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3.1 案例区概况

中国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联邦区的5个州区接壤,边境线长2981 km。远东联邦区面积占其国土面积的36%,人口总量不到俄罗斯的5%,但自然资源丰富[32]。1928—1991年计划经济时期,远东地区是苏联重要的军工生产基地和能矿资源供应地。苏联解体后,由于计划时期的劳动地域分工体系被打破,远东地区不再享受苏联时期的各种补贴政策,加上自然条件恶劣、远离俄罗斯经济中心,发展陷入困境[33]。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制定了优先开发远东地区战略[34],并开始加快该地区园区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是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35]。
为推动两国毗邻地区的发展,中俄两国成立了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并于2009年批准了《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间合作规划纲要（2009年—2018年）》,确定了两国相互投资和地方合作的优先方向和重点项目。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并于2012年成立了远东发展部和远东发展公司。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由于美欧的多轮制裁及油价下跌等因素影响,为摆脱西向困境,俄罗斯采取向东战略,加强与亚太国家的经贸合作,尤其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的对接。2018年两国政府共同批准了《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2018—2024年）》,中俄跨境经济合作进入新的历史阶段[36]。

3.2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主要为实地调研和历史文献资料分析。2019年夏季分3个层面进行了国内调研：① 黑龙江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办公室,商务厅、外事办、口岸办、工业和信息化厅、交通运输厅等省直部门调研,调研内容主要包括黑龙江省边境开放开发历史、边境贸易与对俄投资发展历史及其相关政策。② 黑龙江省的黑河、漠河、绥芬河、东宁等边境城市经济管理和交通部门调研,主要了解边境贸易、口岸城市发展历史和现状、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对俄投资项目发展情况。③ 31家边境城市商贸企业,访谈对象为企业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主要了解企业对俄贸易或在俄罗斯的投资项目建设历程与现状。正式访谈均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方法,每次持续约2 h。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调研在2019年冬季完成,主要实地考察了滨海华宇经济贸易合作区、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经济贸易合作区和俄滨海边疆区现代农业经济合作等中国企业在俄罗斯设立的海外园区。访谈对象包括园区开发商和入驻企业代表、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市（双城子）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海参崴）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太平洋地理所多位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专家。访谈内容主要了解企业投资动机及运营状况、俄罗斯远东发展历史及最新政策动向。此外,本文还利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包括中国政府的统计年鉴、公报、官方和非官方文件。

4 结果与分析

结合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和中俄边境经济活动主要特征,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跨境经济合作划分为3个阶段。

4.1 以边境贸易为主导的中俄跨境经济合作（20世纪90年代）

现代大规模的中俄跨境经济合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兴于20世纪90年代。从全球尺度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为中俄边境贸易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由于雅尔塔体系的瓦解和冷战的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两大主流,全球经济合作趋势加强,东北亚地区双边和多边关系明显改善,为中俄经济合作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37]。从两国尺度看,1991年苏联解体引发的远东地区轻工业品奇缺为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苏联时代,远东地区一直未能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轻工业非常不发达,长期依赖苏联的欧洲部分供应,并享受优惠补贴。苏联解体后,原有的地域生产系统被打破,远东地区的轻工业产品不再“舍近求远”,而转向从韩国、日本和中国进口。这为改革开放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轻工业产品进入俄罗斯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这一时期中俄跨境经济合作主要表现为边境贸易,主要空间组织为边境城市和边境口岸。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加快了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加速了对外开放步伐,开始实施沿边开放战略。同年,中国政府批准了14个城市为沿边开放城市,其中包括黑龙江省的黑河和绥芬河,并鼓励设立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边境贸易和进出口加工业。继开放绥芬河铁路口岸、东宁公路口岸、同江、黑河与逊克河运口岸后,1992年后黑龙江省的一批新口岸获批开放。其中,公路口岸有虎林、密山,河运口岸有漠河、嘉荫、抚远、萝北和饶河。口岸的开放带动了口岸铁路、公路和河运等交通基础设施及其他通关查验配套设施的建设。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轻工业产业的不断发展,需要开拓国外市场。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远东地区生活物质极度短缺,这为蓬勃发展的中国轻工业产品提供了新的市场机遇。另外,远东地区丰富的能源和大量闲置的生产设备,都是处于快速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中国亟需的。为此,大量中国企业“借道”黑龙江省从俄罗斯进口大量原油、机械生产设备和土特产（如动物毛衣）,出口中国生产的轻工业产品至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中俄经济合作主要表现为边境易货贸易,最初为手提箱式的小额贸易,后来发展为清关公司代理（即灰色清关）。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边境贸易在1995年达到顶峰,其贸易总额占全省对俄贸易总额的86.67%（表1）。
表1 1991—1998年黑龙江省对俄贸易情况

Tab. 1 The development of Heilongjiang's border trade with Russia from 1991 to 1998

年份 全省进出口贸易
(亿美元)		 黑龙江对俄罗斯贸易
(亿美元)		 对俄边境
贸易总额
(亿美元)		 对俄贸易占全省进出口
贸易比重(%)		 对俄边境贸易占全省对俄贸易比重(%)
贸易总额 进口额 出口额 贸易总额 进口额 出口额 贸易总额 贸易总额 进口额 出口额 贸易总额
1991 20.18 6.41 13.78 8.70 4.08 4.62 5.83 43.11 63.65 33.53 67.01
1992 28.81 10.50 18.31 15.85 7.45 8.40 - 55.02 70.95 45.88 -
1993 30.54 11.69 18.84 19.51 8.85 10.66 - 63.88 75.71 56.58 -
1994 30.94 12.56 18.38 16.11 8.58 7.53 12.31 52.07 68.31 40.97 76.41
1995 34.30 13.34 20.96 15.30 6.75 8.55 13.26 44.61 50.60 40.79 86.67
1996 35.17 17.06 18.11 14.20 7.22 6.98 5.98 40.38 42.32 38.54 42.11
1997 35.82 15.81 20.02 14.18 7.00 7.18 4.11 39.59 44.28 35.86 28.98
1998 38.13 17.78 20.35 16.42 7.78 8.65 5.60 43.06 43.76 42.51 34.10

注：1991年对俄边境贸易总额数据来自《黑龙江商务年鉴》（1991年）,其余数据来自《黑龙江统计年鉴》（1991—1998年）,“-”为缺失数据。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边境贸易为主导的中俄跨境经济合作模式危机开始凸显。① 俄罗斯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导致边境贸易开始下降。随着俄罗斯经济的恢复,俄罗斯居民对进口轻工业产品品质要求不断提高,加上俄罗斯政府为促进国内相关加工制造产业发展,不断调整关税政策,开始打击灰色清关,部分口岸对俄进出口贸易中断（图2a、2b）。② 边境地区地缘优势尚未充分发挥,经济增长后劲乏力。尽管跨境商品、服务和人员的增多,推动了绥芬河、黑河、东宁等边境口岸城市的快速发展（图2a）,形成了中俄边贸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图3a）,但在黑龙江省对俄罗斯出口的产品中,本地产品不到1/3,绝大多数出口货源来自外省,边境口岸城市地缘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尚未建设自己的进出口加工基地,边境地区发展后劲严重不足。
图2 黑龙江省各口岸对俄进出口货运量及出入境人次

注：1992—1994年各口岸进出口货运量数据来自《黑龙江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2—1994年）,历年各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及出入境人次数据来自《中国口岸年鉴》（2001—2006年、2010—2011年、2015年、2018年）,其他年份各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及出入境人次数据来自《黑龙江商务年鉴》（2013—2014年、2016年）。

Fig. 2 The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of goods to Russia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entering and leaving the country at port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4.2 以境外经贸园区引领的跨境经济合作（2000—2013年）

进入21世纪后,中俄跨境经济合作进入境外经贸园区引领的阶段。这有着深刻的全球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背景。从全球角度看,2000年以来的欧盟和北约东扩、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加强了与中国战略合作。2000年普京接掌俄罗斯政权后,强调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发在俄罗斯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2003年俄罗斯政府批准了重新修订的《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1996—2005年和2010年前经济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同时还批准了《西伯利亚经济发展战略》。但由于俄罗斯本国缺乏资金和技术,故而希望吸引东北亚邻国的投资。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经济面临新挑战：① 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中国能矿资源需求大增,能矿资源海外供应安全保障成为事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② 由于能源资源和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涨,中国经济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面临的转型升级压力加大。为此,中国政府在2000年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境外投资,中俄跨境经济合作进入以境外经贸园区引领的时代。
通过创建各种类型的开发区和园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也采取了产业园区形式“抱团走出去”,以减少经营风险。随着俄罗斯国内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中国一些东部沿海轻工企业为应对灰色清关带来的贸易危机,开始探索在远东地区建厂投资。但是,中国东部企业对俄罗斯投资相关的法律、政策和程序不够熟悉,而黑龙江省商贸企业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从事对俄经贸活动,积累了大量信息、渠道和市场经验。为此,中国东部沿海企业开始与黑龙江企业合作在远东地区建立境外产业园（如滨海华宇经济贸易合作区）,同时,黑龙江沿边商贸企业也转型建立境外产业园区（表2）。
表2 黑龙江省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建立境外园区

Tab. 2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established by Heilongjiang Province of China in the Far East of Russia

序号 园区名称 创建年份 开发主体 空间分布
1 滨海华宇经济贸易合作区 2003 黑龙江华宇工贸集团 滨海边疆区
2 中俄(滨海边疆区)现代农业经济合作区 2004 东宁华信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滨海边疆区
3 乌苏里斯克(城子)经贸合作区 2006 黑龙江省吉信工贸集团 滨海边疆区
4 东宁华洋境外绿色农业合作园区 2011 东宁华洋贸易有限公司 滨海边疆区
5 跃进高科技产业园 2012 绥芬河市跃进经贸公司 滨海边疆区
6 新友谊农场 2012 牡丹江农垦新友谊农业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滨海边疆区
7 中俄远东经贸合作区 2012 绥芬河曲美木业发展有限公司 滨海边疆区
8 龙跃林业经贸合作区 2013 牡丹江市龙跃经贸有限公司 犹太自治州
9 阿穆尔州和兴商贸物流园 2014 黑河和兴经贸有限公司 阿穆尔州
10 北极星林业经贸合作区 2014 黑龙江兴邦国际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后贝加尔边疆区
11 中俄农牧业产业示范园区 2014 黑龙江龙源润丰经贸有限公司 滨海边疆区
12 鹏瑞境外林业采伐加工区 2016 绥芬河鹏瑞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滨海边疆区
13 阿穆尔州别列佐夫卡石化建材加工园区 2016 梦兰星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阿穆尔州
14 春天农业产业经贸合作区 2016 牡丹江盛弘源经贸有限公司 阿穆尔州
15 黑河北丰中俄阿穆尔农业(畜牧)业园区 2016 黑河市北丰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阿穆尔州
16 阿穆尔综合园区 2016 黑龙江中铁龙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犹太自治州

注：资源来源于中国境外产业园区信息服务平台（ https://oip.ccpit.org/ent/parkNew/138）及其他公开资料。

2013年以前,中国企业在远东地区共创建了8个境外产业园区（表2、图3b）,包括3个中国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经贸合作区、中俄（滨海边疆区）农业产业合作区、龙跃林业经贸合作区。这些园区大致分为3大类：① 东部沿海企业与黑龙江企业合作设立的轻工业生产型园区,主要是在远东地区从事轻工业产品的组装,其原材料和半成品来自中国沿海,而市场主要在俄罗斯和周边国家,如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经贸合作区,由浙江省温州康奈集团、华润公司与黑龙江省东宁市吉信工贸集团共同组建的康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设立。② 林业产业园区,主要从事林木采伐及粗加工,市场主要为中国,如龙跃林业经贸合作区和中俄远东经贸合作区。③ 农业产业园区,如中俄（滨海边疆区）现代农业经济合作区、新友谊农场和东宁华洋境外绿色农业合作园区,以发展农业种植、养殖和加工为主,其产品既服务俄罗斯本地市场,也回运国内。
中国在俄罗斯远东投资设立的境外园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带动了双边贸易投资的发展,促进了国内产业转型,缓解了国内资源压力,但也带来了口岸城市的极化问题。具体而言,在远东地区创建境外园区,从事资源加工、加工贸易和农业生产,再度促进了黑龙江省边境贸易的发展（图2）,带动了边境口岸的发展,但边境口岸城市两极化的发展态势更加明显,打破了边境贸易为引领的跨境经济合作时代口岸城市相对均衡发展的态势,绥芬河市成为黑龙江省对俄跨境活动最为活跃的城市。另外,由于远东地区地广人稀、市场有限,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缓慢,这导致园区内生产产品缺乏竞争力。为此,中俄跨境经济合作亟需从点状的合作模式转向以线串点的合作模式,即通过加快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资源开发、产业园区、边境城市等重要合作节点连接起来,并嵌入到更大空间范围的市场经济。

4.3 以跨境交通走廊为导向的跨境经济合作（2013年至今）

2013年后,中俄跨境经济合作进入以跨境交通走廊为导向的时代。为解决世界发展中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问题,中国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贸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建设是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重点建设连通欧亚非的六大经济走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俄罗斯积极响应。2016年9月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共同制定《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该规划纲要明确了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口岸建设和海关、检验检疫监管、产能与经贸等合作。中蒙俄经济走廊有两个通道：一是华北通道,二是东北通道。其中,东北通道沿着老中东铁路从大连出发,经沈阳、长春、哈尔滨、满洲里到俄罗斯赤塔。另外,俄罗斯政府于2016年底批准了“滨海1号”和“滨海2号”国际交通走廊开发构想,以加强与亚太,尤其是中国黑龙江和吉林的经济联系。这些走廊将通过中俄边境城市连接中国东部铁路以及与此连接的向南、向北延伸的海上路线。
黑龙江省作为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对俄罗斯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中心枢纽,注重发挥地缘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特别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提出“龙江陆海丝路带”发展战略,打造陆海联运通道,以连接绥芬河—满洲里—俄罗斯—欧洲铁路和绥芬河—俄远东港口。2016年俄罗斯制定的“滨海1号”国际交通走廊,与黑龙江省“龙江陆海丝路带”对接。“滨海1号”国际交通走廊计划通过中俄边境贸易的核心枢纽城市—绥芬河,在中国境内主要基于哈伊高铁将哈尔滨和东宁联系起来,在俄罗斯境内将乌苏里斯克（双城子）、格罗杰科沃、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东方港、纳霍德卡等几个重要的亚太地区港口联系起来,通过“流”通道的建立促进边境地区“流”资源的集聚和扩散能力,从而为边境地区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带来动力。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直接的出海口,黑龙江省货物外运只能先通过铁路、公路运至大连港、营口港再转海运,或者全程陆路运输至南方。“滨海1号”国际交通走廊将为黑龙江提供更低成本、更高时效的出海运输通道。
近年来,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俄跨境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取得新进展,同江跨境铁路大桥与黑河跨境公路大桥建成,中俄跨境索道开工建设,“哈俄欧”铁路班列、“哈满俄”铁路快线和“哈绥俄亚”陆海联运快线常态化运行,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和中俄原油管道复线投入运营。随着跨境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黑龙江省对俄罗斯双边贸易经过2016年的骤降后不断恢复（表3）,在远东地区设立的海外园区数量增加到16个（表2、图3c）。与此同时,由于跨境基础设施的改善,尤其是俄方口岸基础设施的改善,口岸城市成为了跨境物流中转枢纽,边境贸易额和出入境人次均有提升（图3a~3d）。自2019年黑龙江自贸区（绥芬河片区）获批后,开放空间得到进一步延伸拓展。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开通了莫斯科至绥芬河的“中俄直列”和哈萨克斯坦至绥芬河的“互贸专列”,口岸地位得到凸显,功能也更加完备。绥芬河市借助通道优势,依托进出口资源优势,跨境加工产业聚集效果进一步凸显。除了传统经贸合作外,石油、天然气、液化和电力合作是近年来黑龙江省与俄远东地区合作重要的新兴领域。由此可见,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带动了中俄跨境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的空间聚集发展,加速了装备制造、能源、采矿、化工、农业、林业等跨境产业链和产业聚集带的形成,培育了两国外向型经济增长点。
表3 2013—2020年黑龙江省对俄边境贸易发展情况

Tab. 3 The development of Heilongjiang's border trade with Russia from 2013 to 2020

年份 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贸易
(亿美元)		 边境贸易总额
(亿美元)		 对俄边境贸易占黑龙江省
对俄罗斯比重(%)
贸易总额 进口额 出口额 贸易总额 贸易总额
2013 223.64 154.55 69.09 78.87 35.27
2014 232.83 142.80 90.03 73.36 31.51
2015 108.39 84.96 23.53 34.86 32.16
2016 91.95 74.94 17.01 26.53 28.86
2017 109.43 93.84 15.59 31.09 28.41
2018 184.45 173.19 11.27 28.24 15.31
2019 184.20 169.70 14.50 24.22 13.15
2020 149.11 134.53 14.59 - -

注：2013—2017年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贸易数据来自《黑龙江商务年鉴》（2017年）,2018—2020年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贸易数据根据哈尔滨海关2018年、2019年工作总结以及2020年哈尔滨海关统计数据整理计算而得;2013—2017年边境贸易总额数据来自《黑龙江商务年鉴》（2017年）,2018年边境贸易数据来自《黑龙江年鉴》（2019）,2019年边境贸易数据来自黑龙江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普查统计公报（黑龙江省统计局）（其中2017年没有边境贸易总额数据,经计算2013—2016年边境贸易总额数据与同年边境小额贸易数据几乎一致,故2017年边境贸易总额数据采用当年边境小额贸易数据替代）;“-”为缺失数据。

图3 中国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地区跨境经济合作空间组织模式演化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7)1268号的标准地图,底图边界无修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为各个阶段进出口货运量年平均值,境外园区投资额为2018年数据;边境口岸城市的黑色圆点代表在其所处阶段跨境活动活跃,灰色圆点代表在其所处阶段跨境活动不活跃。

Fig. 3 Evolution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patterns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Heilongjiang Province of China and the Far East of Russia

5 结论与讨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跨境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国内外学术界探讨了跨境经济合作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其合作内容[38],但鲜有研究深入探讨其空间组织模式历史演变。为此,本文以中国黑龙江省和俄罗斯远东为例,在借鉴布伦纳的新国家空间理论核心思想的基础上,构建跨境经济合作组织模式的理论框架,探讨了中俄跨境经济合作空间组织模式的演化过程。考虑到布伦纳的新国家空间理论关注到全球和国家尺度对城市和城市区域空间重组的影响,而跨境经济空间重构过程还涉及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因此本文在构建跨境经济合作空间组织模式分析时,高度重视国家间尺度要素（如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和两国发展需求）和跨境尺度要素（如基础设施、贸易和投资）影响。本文发现,跨境合作空间组织模式的变化不仅受到全球和国家内部的影响,更受到国家间和跨境尺度的影响,是一个多尺度和跨尺度的演变过程。
案例研究表明,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俄跨境经济合作空间组织模式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以边境贸易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境外产业园为引领（2000—2013年）、以跨境交通走廊为导向（2013年至今）（图4）。20世纪80年代末,黑龙江省陆续开放对俄口岸,90年代初期中俄进入了边境贸易快速发展阶段。90年代中后期,以边境贸易为主导的中俄跨境经济合作模式危机凸显,引发2000年后以境外产业园引领的新一轮合作模式重构。2013年以后中俄两国政府开始实施以跨境交通走廊为导向的经济合作新模式。这3个阶段空间组织模式具有一定重叠关联,边境贸易为主导的合作阶段为2000年后境外产业园建设提供了人才和信息准备,2013年后跨境交通走廊建设以口岸边境城市和境外园区为基础,而无论是境外园区的发展还是跨境交通走廊建设都对边境口岸和边境城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每次新模式的产生都是为解决旧有模式危机而采取的多尺度、多维度要素重组的结果,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引发新危机,从而需要新一轮的调整和修正。这个过程既涉及到中俄两国间利益协调,也涉及国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以及国家空间管理方式的调整,新旧模式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
图4 中国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地区跨境经济合作空间组织模式演化的理论总结

Fig. 4 Theorizing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patterns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Heilongjiang Province of China and the Far East of Russia

目前中俄跨境经济合作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未来的发展仍主要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变化[39-40]、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和毗邻地区政府与企业的行动。2019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21年6月28日两国元首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两国战略互信和协作水平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将助推中俄跨境经济合作。但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起伏不定,边境地区成为境外输入疫情防控重要区域,将影响跨境经济走廊建设和经贸活动。另外,边境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态势可能会更加凸显。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聚焦中国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地区,作为中俄跨境合作的主体区域具有典型性。而中国与毗邻国家的跨境合作涉及多种类型,既有资源型、农业型,也有商贸物流型和制造业生产型[41-42],既有国家导向的自上而下型,也有地方民间发起的自下而上型。不同国家间关系决定了不同类型的跨境合作空间组织模式的演化过程与机制。中俄间的跨境合作以资源型和农产品加工型为主,是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型。并且,中俄跨境经济合作组织模式研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研究,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与其他国家间的跨境合作历史、背景以及所处的全球地缘关系不同,因此需要进行中国与周边国家不同类型跨境合作的比较研究,进一步对该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拓展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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