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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2022 , Vol. 77 >Issue 2: 492 - 504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202015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Geography

The translocal practic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 WEI Lei , 1 ,
  • ZHU Hong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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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3. Southern Marin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uangdong Laboratory (Zhuhai), Zhuhai 519080,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8-13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1-08-17

  Online published: 2022-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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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1BGL259)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2020A1515011381)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71184)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60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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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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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encompasses not only local traditional practice derived from the past, but also future-oriented modern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cesses generated due to globaliz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uses translocal theory as an entry point to move beyond the paradigm of localities in analyzing the socio-spatial process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the processes of formation, operation, and identity. Accordingly, this paper reconceptualizes the practice of ICH. Different from the prevailing rigid, intrinsically stable, and human-centered approach, this paper adopts the idea of translocal assemblage to consider ICH practices as rhizomatic networks. The network binds heterogeneous elements together by power mediation to form temporarily stabilized systems. The translocal assemblage of ICH practices firstly connects human and non-human components as well as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components in different localities. Second, due to the openness of the deep structure, a translocal assemblage is a complex, multifarious, non-linear, and unstable whole with exteriority. Lastly, the structural linkages woven by power relations improve the current flat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nd emphasize the need to distinguish the intensity and criticality of different connections. Case studies of Heqing silver-forging technology and Mosuo textile technology use the three aspects above to identify when and where heterogeneous elements are linked and influence loc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urther argues that for better safeguarding of ICH as well as promotion of local development by heritage practices,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elements and processes beyond the local, including their interrelation mechanisms with the local place. In valuing the potential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 suppor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uch as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article calls for consideration of the impact of trans-localism on heritage authenticity and cultural values together with the enhanced linkages betwee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local identities and livelihoods in the light of glob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heritages.

Key words： translocal assemblage; local developmen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ite this article

WEI Lei , ZHU Hong . The translocal practic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 77(2) : 492 -504 . DOI: 10.11821/dlxb202202015

1 引言

面对全球化可能对本土文化和地方认同带来的威胁,各层级机构均期望通过施行自上而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保护计划,来表达对特定地方和群体传统文化价值的肯定,进而使那些并不具备全球普适价值的历史记忆和地方性文化实践可以传承下去[1]。地理学对非遗的理解与“地方”始终紧密相关。首先,非遗与地方性是相互建构的[2,3]。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ICHC）》就将社区和环境两方面的地方要素定义为非遗的核心构成部分,强调环境、自然和历史条件为非遗创造的具体的地方性情境[4]。其次,非遗具有空间属性[5]。一个边界清晰的空间可以成为践行、保护和认知非遗的载体[1]。例如作为非遗类型而存在的文化场所和文化生态保护区[6,7]。此外,非遗通过属地性工作原则与特定本土建立起附属关系,作为一种地方资源呈现出空间分布的不均等[8,9]。最后,非遗是特定地方性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贡献因子[10]。非遗所界定的信仰、观点、工艺和仪式等传统实践深刻地根植于本土社区的历史当中[11],是本土居民潜在的精神家园[12],尤其对于少数族群和原住民来说,已然成为他们身份界定的核心[13]。传承这些来自过去的知识和技能,是本土社群维持独有的身份认同、地方感和文化连续性的一种重要手段[14,15]。
广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那些来自过去,在当今具有某种价值,但存续受到威胁的文化要素;而狭义的遗产源于对文化要素进行的“遗产化”加工,包括基层行动者的文化确认行动,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国家实施的规范化工作对文化要素进行的认定和显化。遗产化作为一种外部干预,加剧了遗产与地方性之间关系的异化[16]。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工作将全球地理版图上的资源有效组织起来,在现代性、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建构和利用文化的象征性价值。从工作框架的形成,到非遗保护的运作,再到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非遗实践的各个环节都嵌入在了全球多尺度的社会—空间网络当中[17,18]。而传统研究范式中对非遗在地性的认知惯性阻碍了人们去认识和探索非遗实践的生产性和竞争性（表1）。因此,本文以跨地性为切入点,聚焦非遗实践中理念、知识、政策、人、资金、材料和财富等异质性成分的流动、交换和循环,关注流动和地方的互动所创造的非遗实践的社会—空间图式。
表1 非遗实践中的流动、交换与循环

Tab. 1 Translocal practic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obility, exchange, and circulation

形式 表现
旅游利用中的冲突 根据旅游观光产业的需要,在本土和异地重新生产出非遗景观和非遗的表演空间。非遗的内涵、价值和表现形式由政府、商业资本、游客和本土社区多利益主体协商而成,利益的分配也常常充满争议。
非遗的空间移置 不同主体在本土之外的地方创建非遗展示、生产和消费的文化空间,非遗作为经济和文化资源,与本土之间的关系变得松散。
生产过程多地方整合 非遗的生产越来越依靠来自不同地方的劳动力、资金、理念、技术、原材料和市场,本土只承担了非遗生产中的特定环节,常常处于价值链较低端。
实践者的迁移和再地化 本地移民会带着非遗的技能、知识和理念等迁移,并在迁入地再地化,生产出新的非遗空间,通过移民的非遗实践,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发生连结。
遗产价值的尺度转换 非遗的价值被本土之外不同尺度的机构重新书写和认定,价值赋予的过程是本土和区域、国家、全球互动的过程。
非遗空间的虚拟化 网上博物馆、电子数据库和电子商务等非遗数字化的呈现方式,使非遗空间超越了物质时空和地点,这给本土社区提供了机遇,但也带来了威胁。
在跨地性的视角下,非遗以地方为中心,而不局限于特定地方,它不再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地方性的传统文化事项,而是成为从传统文化中异化出来的面向未来的现代文化经济和文化政治产品。相应的,非遗实践也具有了不同层面的意义,它不单是以原住民为代表的各社区、群体或个人对非遗的传承[1],也是遗产管理部门、专家学者、文化生产者等多元主体对非遗实施的管理、保护、利用和再创造的过程。非遗实践既是社会和文化实践、经济和休闲实践,也是意义创造与身份认同的实践[19]。下面从非遗工作框架的形成、非遗的运作过程,以及非遗实践所牵涉的认同问题3个方面来论述非遗实践是如何被跨地方组织起来并产生影响的。

2 非遗实践的社会—空间过程

2.1 非遗工作框架：由下而上的形成到自上及下的落实

非遗往往被视为由基于小尺度区域的日常经验所塑造。而实际上,被遗产化的传统实践是在一个更大尺度的工作框架中产生和运作的,是多尺度行动者和目标相互接洽与协商的结果[20]。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了保护民俗的提案,以抵抗全球文化生产中对玻利维亚本土民俗音乐资源的盗用,然而本土在这个过程中是缺位的,国家代理本土,对接国际工作框架,为全球尺度“非遗”概念的形成打响头阵。20世纪末摩洛哥杰马夫纳广场保护行动却跨越了国家层面,实现全球和本土的直接作用[17]。行动中的关键人物既嵌入在遗产地本土,又通过社会联系和广泛的个人影响力与其他的社会权力中心进行合作,联合正式与非正式的机构,在不同层面获取资源。这种尺度杂糅的双重在地化使行动者能够在不同的社会空间进行有效的行动,处理复杂的冲突与互动,将本土的关注直接提升到全球尺度,促成了马拉喀什“保护大众文化空间国际专家磋商会议——人类口头遗产宣言”。该会议及整个行动中形成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口头和非遗代表作”计划,也最终实现了对杰马夫纳广场的保护[17]。
本土—国家—全球之间的复杂互动促成了非遗概念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一系列国际工作框架的形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通过这些框架把本土文化实践提升为人类共同的遗产,从而创造全球文化共同体。源于本土社区的文化实践通过遗产化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使得本土社区在全球多元文化网络中也获得新的定位[20]。国际性的非遗工作意图将其代表的普遍性价值落实到本土。但不可避免的是,新价值与具体地方的固有价值往往会存在诸多分歧。所以,每一次与本土的对接都可能经历充满着摩擦的协商。由此,大尺度的普适性工作框架就会被转化为一系列零散的地方性实践[21]。
总而言之,分散的地方性文化实践常常通过尺度上推,整合进国际化的工作框架。而大尺度的工作框架又需要通过尺度下推,落实到本土。这一套循环内部并不是和谐一致的,而是存在不同利益和目标之间的斗争与协商。

2.2 非遗实践运作：流动性与再地化

传统文化本就随着人员、知识和物质等要素的变化而被建构与形塑,文化的形式及内涵也在不同文化的碰撞、垒叠和融会贯通中不断形成[22]。因此,非遗所指向的文化对象本身在相对稳定的同时,带有开放的属性。而文化被遗产化之后,价值得到提升,也会激发和容纳更多的流动性和再地化[11],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在技艺、现代组织机构网络、大众传播技术、交通以及价值理念的全球化循环中,非遗项目与远方产生复杂、多重的联系。非遗的活态性保护和产业化发展让原本仅被区域性少数群体所实践和认同的文化与价值适应全球市场的生产和消费逻辑,在当下更广泛地被消费和认同。新的工艺技术、原材料、劳动力、资本和设计等要素影响本土原有的组织方式、空间景观、资源动员能力和价值观。凭借远方的技术、设计、机器和需求,生产与消费之间建立起跨越空间和社会的通道,让非遗成为可以在全球流通的文化和经济产品。
（2）非遗项目本身发生移置,不再根植于特定的区域。移置常见于两种方式：① 非遗传承人的迁移附带相关资源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之中实现再地化[23];② 非遗作为经济促进、认同塑造和地方营造的工具,可以被连根拔起,放置到其他的地方。非遗附带着其原有的历史、记忆和意义,与新的地方的人、文化机理和物质建立起关系,发生相互作用。这种移置,对于非遗项目的源出地可能造成负面的影响,导致非遗项目与传统文化所依赖的文化区域以及根植于其上的社区认同分离开来,使得非遗的生产、消费与非遗所代表的空间场所和记忆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2],这可能造成对非遗原有承载者的剥夺[24],也反映出非遗符号性表征与利用中广泛存在着利益冲突和伦理问题[2]。
由此看来,非遗创造了一个认同消费的利基市场[25]。非遗产品的所有者、管理者、生产者、原材料供应者和消费者都存在于全球性的跨地方网络之中,使非遗实践面临着脱离其文化源出地的危险。

2.3 非遗的认同：创造与重塑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国家和地方政府担心其历史传统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会消失殆尽,进而削弱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因此,非遗实践就成为其在国际平台上建立民族声望和维护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有效手段[12]。国家用遗产化将本土文化纳入到权威价值体系当中,并运用这些经过拣选和再造的文化,表征民族身份,塑造国家形象,把非遗的认同实践由本土上升到更大的尺度。文化的遗产化再造了知识,是关于铭记或遗忘的政治和文化过程[19]。那么,由谁来决定什么是非遗[2]?哪些元素会被挑选为非遗[26]?非遗被谁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表征[20]?这些问题都体现出非遗是关乎认同和地方感的文化政治理念,在被表征、实践的过程中充满竞争与协商。非遗的认定和表征可以建构出归属感,创造包容的地方感,但同样也可以制造排斥感[27]。
非遗的意义不再由本土所定义,而是被外部价值和道德所规范和干预,受制于更大尺度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网络[20];新的意义和行为结构与本土发生协商,并重新嵌入,进而影响本土社群的认同、行动策略和地方形塑[28,29]。全球化中的特定文化实践也可以跨越国家、民族、语言和地域的边界,结合不同的地方现实,在全球形成共享认同的文化社区,实践者通过全球化的连结形成更强大的凝聚力,塑造自身的边界,加强群体内部的归属感和认同感[30,31]。实践者的技术、身份认同和精神状况都被打上了多个地方的烙印,通过文化实践积极地将自身定位于本土和全球的交融之中[30],生产出新的存在于世的方式[32]。非遗实践也可以成为实践者在不同地方进行流动和嵌入的资源与手段。对于移民来说,其文化行为总是带着原有的地方性和社会联系,非遗实践可以让他们以一种独特的身份和特色融入迁入地,创造或迎合特定的利基市场,获得经济上的有利地位和文化上的定位。移民维持故土的文化实践,也可以保持他们与各地同一族群的联系,利用每个地方所提供的机会,调用不同地方的资源,创造糅合的身份,维持一种局部的、跨地方的认同[18]。
因此,非遗实践是跨地方、多尺度认同创造和重塑的工具,它可以创造大尺度的国族认同,可以重塑小尺度的本土族群认同,可以在全球尺度连结零散的地方和群体形成共享认同的社区,还可以帮助特定身份的人在他处重建混杂与局部的认同。

3 用跨地性重新构想非遗实践的空间动态

非遗与地方之间确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如Massey所言,地方具有一定的边界,但并非封闭,而是与外部世界建立有广泛的联系。非遗实践正是在这种地方与地方之间联系的基础上实现的,表现为跨地性[33]。地方和跨地方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跨地性强调超越边界,形成连结,多尺度性和不断地再情境化,这些空间意象,一方面为非遗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现实语境和理解的路径,同时,也被非遗实践不断再生产出来。非遗的生产、消费和认同等实践被嵌入在一套超越本土的关系和相互依赖的过程当中[34],它不只是某个特定本土的事情,还牵涉着本土之外的社会事件及行动者[33]。跨地性这一新近流行的理论视角,为人们重新理解非遗实践提供了可能性,能帮助地理学家更有效地分析非遗实践中文化、政治、经济等要素与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使非遗研究和实践者可以更好地应对当前非遗生产、消费、保护和传承所面对的机遇和挑战。

3.1 跨地性：超越地方的理论视角

当前时代,全球化不断推进,而本土化的进程也从未停止,全球与本土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非遗实践被这两股力量拉扯着,一边不断强调与特定地域和社区的联系,另一边,却又充斥着超越本土的关系。跨地性视角整合了“流动”和“地方”两个维度,挑战僵化的空间边界的同时,也注重本土情境,将地方视为一系列跨越空间尺度的流的汇集,这一理论思想恰可以纾解“全球—本土”的对立[35,36]。
跨地性理论认为,即便是发展落后,地处偏远的乡村社区也并非孤岛[37],而是开放和关系化的,能借助多种性质的流动超越固有的地域单元空间限制[38,39]。流动性创造了空间的关系维度,使地方与更大尺度的外界空间产生联系[33]。各种跨越不同尺度边界的行为生产和再生产出新的空间差异,使区域在物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发生重塑[40]。例如,移民与家乡之间的资金、情感和商业贸易等联系,可以重筑双方的日常实践和地方景观[18, 41],他们通过汇款参与家乡的土地使用,影响更大尺度空间的物质景观[42],他们在城乡之间流动,形成跨地方的生计策略,既维持了对乡村的归属感,又打破了“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43]。
强调流动并非认为稳定的地方概念不再重要了。诚如Oakes等所说,为了捕捉空间过程和身份认同日益复杂的性质,跨地性刻意模糊了地方的边界;但是,跨地性仍然坚定地认为空间过程和身份认同是基于地方的,而不是拔根而起和完全流动的[44]。在传统的区域研究取向中,一个对象的地方属性是被他所从属的区域所标识的,而在跨地性的视角下,研究对象可以受到多个地方的影响,可能被多个“本土”所标识[44]。跨地方流动的文化携带着原地方的烙印,也融入了新地方的内涵,既保存着原有的地方特性,又在不断吸收新地方的文化意义[45]。跨地性建造了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关系,每一个“本土”不再是孤立和隔离的。
在此基础上,McFarlane使用跨地方聚合来进一步概念化超越本土的行动所创造的空间意象,描述了“棚屋居民国际（SDI）”这一组织如何为全球不同本土提供解决方案[46],其中涉及的权力与空间过程体现了跨地方的三重含义：① 跨地方聚合是由一系列基于地方的社会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又使得源于不同地方的想法、实践和资源得以交换;② 跨地方的实践不仅仅是把不同的地点连接起来,聚合当中的地点也不只是网络当中的节点,聚合产生的效果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可以涌现出更高阶的现象;③ 跨地方聚合不是固定的空间形式,而是空间当中一系列具有意义的行为、展演和事件。跨地方聚合同样适用于解释文化和知识的生产,可以帮助人们重新构想非遗实践的社会—空间图式。

3.2 跨地方聚合：对非遗实践的空间构想

非遗是如何在超越本土的联系之中进行运作并成为一种跨地方的聚合,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解释。
（1）非遗实践不局限于传统文化的在地保护、传承、生产和消费,而是异质性元素在不同本土的聚合。从历史上来看,传统文化和技艺本身随着人和产品而迁移,并在不同地方元素的影响下不断重塑和创新。非遗这一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框架为传统文化赋予了文化政治的价值,进一步强化了项目在文化和经济市场上的吸引力,集聚了更多的交换,人员、工艺技术、理念、知识、想法、政治、历史、材料、资源、资本、环境等物质性的、制度性的、观念性的和区位性的成分被重新组织起来,产生新的价值[46]。
（2）非遗实践可以理解为以外部性关系为特征的整体[47]。实践的各个部分相互作用时,涌现出独特的属性和意义,使其成为权力部门建构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符号,迎合认同消费的经济产品,创造群体文化认同的场域,私人化的记忆和生命史,以及被不同主体所竞争来实现差异性目标的资源等。非遗在不同主体的竞争和实践中,不断累积、复合、变化与混合,持续处于形成过程当中[48],不但包括把异质性的元素装配起来,也包括对所形成的整体进行拆卸、分散和转换。因此,非遗实践的聚合空间不代表任何先验存在的社会—空间关系,而是社会性和物质性、远处与近处、结构和能动性进行广泛社会重组的过程。它也没有任何固定的形态和形式,是一个多重和不确定的临时社会空间,其中的元素也可以转移出去,还原其自身或者成为其他整体的一部分[47, 49]。
（3）非遗实践是由权力所中介的。对非遗不同的想象与愿景,不同叙事和行动以复杂而开放的轨迹交织在一起[50]。参与者所拥有的权力并不均等,也非每个要素都是跨地方的。一些行动者能够网罗更好的资源,招募更多的盟友,在不同地方之间切换,以实现他们对于非遗的愿景。不同行动者在聚合当中的影响和行动能力是有差异的。例如,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往往因为知识、能力、技术和资金的欠缺而难以应对复杂的提名申请[51],进一步加剧了发展进程中的区域不均。非遗实践被权力关系、资源控制和信息控制而结构化,但结构网络的开放性、权力形式的多样化、权力在跨越空间过程中的转换,以及联合外部资源的可能性,又可以使原有结构变得松动,具有竞争性。
跨地方聚合这一概念很好地接洽了非遗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从这些维度切入,进行研究和剖析,可以使非遗传承和保护在现实运作中所面临的机遇与问题进一步地呈现出来[52]。

4 非遗实践跨地方聚合的过程与特点

在地性的研究范式将非遗视为以人为中心的稳定实体,强调边界,关注政策影响以及从本土延伸开来的关系、行动、认同与传承。而跨地方聚合既立足本土,也着眼远方,强调非遗实践是由异质性要素拼合而成的不稳定过程,既涉及人类和物质性要素,也涉及非人类和非物质性要素。要素通过流动,发生移位和尺度变换,也代表着向聚合装配或从聚合中拆卸出来两个方向相反的过程。聚合中的人类行动者具有不均等的权力,可以在不同的尺度调用资源并展开行动,选择与其他的行动者建立或者切断联系。由于聚合的开放性,多重联系钩织的权力结构不断地转换和协商,使聚合也只能短暂地处于稳定状态,为观察者呈现社会现实的一帧帧图像。下文通过分析两个表现迥异的非遗项目来说明非遗实践作为跨地方聚合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图1）。
图1 非遗实践跨地方聚合的分析逻辑

Fig. 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ranslocal assemblage of ICH practices

4.1 非遗实践中的异质性元素聚合

云南鹤庆银器锻制技艺是中国第四批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于2016年8月对这一项目进行了田野调查。从工艺上来看,遗产化之前,鹤庆的小炉匠通过游走行商,糅合了各地区多民族对银器的功能需求、审美和打造技术,形成了这一较为稳定而独特的金属锻制技艺。从构成要素来看,被认定为非遗后,围绕着技艺的文化表征和交流更加频繁,本地传承人也得以积累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扩大工作坊的市场网络和规模。本土的规模产业同时吸引上下游企业和其他地方的技术、匠人、材料、订单和产品。因此,鹤庆银器锻制技艺并非完全由本土内生而来,而是由来源各异的政策、理念、传统、知识、人员、市场、材料、资金等要素所聚合而成的过程。
第二个案例来自于笔者2008—2020年在云南西北部摩梭人社区的调查。丽江宁蒗县永宁乡瓦拉比村是云南省非遗文化生态保护区。省级非遗传承人阿七独支玛在这里经营着摩梭传统纺织项目。这个项目被视为不离本土自我传习模式的代表,但分析其不同阶段构件的来源,可以发现其仍是由跨地方异质性元素的相互作用交织而成的。
从理念上来看,在外来人类学家的干预下,阿七独支玛恢复、发展了传统的摩梭纺织技艺,并根据所面向的市场的变化,不断吸收外来理念和本土知识,进行发明和再创造,书写了一套本土遗产实践的文化叙事。从产品来看,摩梭纺织项目尝试恢复本土材质和织物的同时,更多地使用外来机械化生产的材料,面向外部市场设计新的产品。这些产品从织线、织机、包装等物质材料,到产品形式、订单和空间设置等非物质层面,无不依赖于与外部的联系。人员上,传承人、织女、政府、学者、非政府组织和外来商人等角色都以不同的方式和影响力参与到项目的构建之中。项目作为跨地方的聚合,持续有新的要素装配进来,例如新的织法、图案,市场渠道等,也有要素不断从中拆卸出去,例如,织女的退出,政策利好的变化等。要素的流动和多重相互作用生成了动态变化的非遗实践。摩梭纺织项目看似根植于特定乡村的实体,实则嵌入在差异关联的根茎状跨地方网络之中,并随着网络图式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4.2 非遗实践的不稳定性

由于深层结构的开放性和内部要素的多维关联性,非遗实践呈现出动态、不稳定的特质,伴随要素的装配和拆卸,联结的建立与断裂而呈现出生成、发展、衰退、更迭等非线性的演变过程。鹤庆银器锻造的非遗实践就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鹤庆银匠原本走村串寨、四处行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逐渐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集聚成若干较稳定的产业空间。1996年后,在云南省政策支持下,鹤庆新华村发展成为民族旅游村,不少匠人带着手艺回到家乡,开设工坊（图2）,形成本土银器制作的规模产业。后期由于交通区位改变,旅游业衰退,匠人们一方面利用物流继续维系藏区的业务,同时为全国各地景区的销售终端供货,更重要的是借力电子商务成为淘宝村。2015年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后,鹤庆银器锻造技艺和和传承人都获得了许多展示、合作的机会,吸引了更多的资金、设计理念和市场的融合,从前的民族工艺品产业技术经过遗产化提升为文化和政治的资源,经济价值也得以提升。
图2 新华村的银匠工作坊

注：作者于2016年8月在云南鹤庆县新华村拍摄。

Fig. 2 Silversmith workshop in Xinhua village

除了产业形态的变迁和工艺实践空间的流动、聚合、拆解和移位外,技艺的文化属性也被持续地重构。老一批的匠人大都有在藏区执业的经历,他们的技艺风格、作品、价值观和文化认同都受到藏文化的影响。随着新华村成为银器集散地,本土汇集了来自全球的订单,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激励年轻匠人开拓创新,形成了一股新国潮的力量。遗产化后,非遗标签一方面强化了鹤庆本土和鹤庆银匠群体的独特性,又同时将技艺提升为国家文化政治书写的符号。
相较而言,摩梭纺织项目规模小,但面临的挑战更大。独支玛的产品主要面向丽江旅游市场,但因制作门槛低,手工成本高,很快就被机器织造的同类产品模仿和替代。外部的不良竞争对项目造成重创,独支玛的民族纺织厂规模迅速缩水。曾被独支玛劝说回乡从事纺织的妇女不得不再次选择外出务工。独支玛的儿子尼玛的加入为项目带来了转机。尼玛在外求学和生活,积累了市场营销和文化经济运营方面的知识,他回乡后,帮助纺织厂注册了商标,开了淘宝店,还把摩梭纺织产品带到全国各地的展会中。尼玛在丽江摩梭文化研究会的工作平台上成立了摩梭手工分会,把摩梭非遗博物馆（传习馆）建在了自家院里（图3）,以求更好地与消费者之间建立理解与信任。此外他还走访摩梭本土宗教祭司和老艺人,挖掘本土文化符号,注册版权,培训织女,不断改进产品,以增强产品在市场中的不可替代性。
图3 瓦拉比村独支玛家的非遗纺织展览室

注：瓦拉比村摩梭非遗博物馆馆长阿七尼玛于2020年9月提供。

Fig. 3 Textile heritage exhibition in Walabi village

总的来看,政策变化、人员流动、市场发展、材料和技术进步、理念更新、区位变迁、行动策略和目标改变,以及关系生成与破裂都是非遗跨地方聚合当中异质性要素更替和互动的表现,使非遗实践在不同阶段的构成、运作方式和状态都发生着变化,非遗的意义、功能也被不断地重构,并充满着新的可能性。

4.3 非遗实践中的权力运作

遗产化是权力高度介入的过程。1953—1967年,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鹤庆金属手工加工活动被迫停止;1979年起,又在政府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利好中得以复兴。20世纪90年代末,在大众旅游业热潮中,云南省政府鼓励鹤庆新华村以银器手工业结合自然景观打造主题景区,参与到旅游目的地的建设当中。政治导向和政府发展战略明确地限定或引导着匠人的活动,影响技艺、产业和本土发展的方向与兴衰。
鹤庆银匠群体是遗产的持有者。其中精英工匠掌握着非遗实践的核心资源,他们被冠以高级别的人才称号,能够联络到不同尺度的行政、文化和商业资源并建立合作,不断积累资本。普通工匠只能依靠錾刻赚取计件工费,他们生产的剩余价值大部分流向由外部资本和少数本土精英所掌握的品牌经营、研发和零售环节。当非遗作为一种经济产品进入全球市场时,普通工匠们的传承人身份和技艺的价值往往被忽视和榨取了,即便本土的精英阶层,也不得不在非遗的原真性和自我认同方面进行妥协,来适应市场需求和资本的要求。可见,在非遗实践中,本土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本土与外部之间,钩织着一张复杂、多重的权力结构网络。
独支玛所在的瓦拉比村是民族人类学家研究摩梭母系家庭制度的重要田野点。学者为这个边地小村带来名声的同时,也将其包罗进学术知识生产的网络之中。学者提供的知识、渠道和订单孕育了独支玛的摩梭纺织项目。此后,项目得到从宁蒗本地政府到国家民委,再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不同尺度机构的支持和背书。摩梭母系文化保护区是世界级的文化资源地,借助这一地区聚集的关注,摩梭纺织项目被赋予了较高的文化符号价值。但当前非遗的保护框架无法有效治理外部商业资本对遗产符号的挪用和滥用,面对旅游商品市场上不规范的竞争时,摩梭纺织还是陷入非遗商品叫好不叫座的困境。但竞争促使本土行动者进一步挖掘和调用本土资源,通过共通利益点与各方力量进行合作,获得外部支援,来面对同样来自外部的挑战而谋求发展。一个小小的摩梭纺织项目,容纳了来自全球的关注和行动,被不同的主体生产出多样的意义。摩梭纺织项目作为多重的存在,是摩梭人不断发展创造的工艺和延续的文化认同,是特定群体有组织的生计方式,是地方意义和空间生产的动力,是被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认定和支援的示范性传统文化项目,是外界不断篡用的文化资源,是文化研究书写的脚本……多重意义代表着多元的主体和差异性的诉求,以及若干主体间的关系,非遗的实践也是这多重主体、价值和关系结构之间的协商。
在这两个案例当中,一方面,非遗实践聚合了多重行动者和元素,形成了新的文化经济和文化政治的价值,使传统文化获得活化循环的力量,为本土社区发展提供了机会[53]。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实践所依托的社区、群体和个人的主体性与权益是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关键,非遗在吸引和迎合跨地方的资源与市场的同时,也被嵌入到了跨地方的竞争和权力结构中,本土社区如何从非遗的实践中增权,非遗在跨地方的多重塑造中如何保持原真性和身份价值,非遗的全球化生产和消费如何建立与本土认同和生计之间的关联,都依然是充满挑战的议题[3,54]。

5 结论与讨论

地理学主要从非遗与地方的关系、非遗的空间表达和非遗与认同的联系3个方面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在地性的视角倾向于将非遗看做源于过去的传统文化实践,强调非遗的地域或者群体边界;相应的,非遗实践则被认为是以原住民为代表的传承者对非遗的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以及管理者、学者等主体对非遗的管理、保护和利用。在这样的定义中,非遗实践内部的复杂性、不稳定性、冲突性和对社会—空间造成影响的可能性被遮蔽了。
本文使用跨地性的视角,将非遗看作一种面向未来的跨地方文化、经济和政治过程,将非遗实践看作是一套以地方为中心,与不同尺度的外部建立有开放性、动态性联系的复合过程。可以用图4来总结不同地理学理论视野下,对非遗的价值立场差异及研究取向的不同。
图4 地理学视野中的非遗研究

Fig. 4 Approaches 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used 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本文进一步尝试将非遗实践重新概念化为一种跨地方聚合,以此来描述其所包含和创造的地方尺度的转换、流动性、再地化和认同重塑,更重要的,用来说明非遗实践如何由异质性元素跨越边界而在不同的本土拼配起来,涌现出独特的价值与能力,成为一个暂时稳定、持续变化的过程（图5）。
图5 非遗实践作为跨地方聚合的示意图

Fig. 5 Translocal assemblage structur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

跨地性不是将若干空间平等地、均衡地混合起来。因此,区别于聚合理论对世界扁平化的认知,非遗实践的跨地方聚合强调权力的中介作用。跨地方聚合具有结构性,成分拼配的过程,以及成分从聚合中拆卸出来的过程都是对结构的协商[38]。聚合当中有些成分是跨地方的,可以流动的,还有一些是不动的,不具备跨地方能力的。聚合当中,不同地方的不同元素参与的能力、体验和结果也是有区别的[36]。由此,在分析非遗实践发生的作用时,需要研究哪些聚合图式是关键的;哪些力量导致聚合或者阻碍了聚合;谁有能力聚合,不同的行动者的资源、行动能力和权威性如何;哪些关系可以赋权而哪些会去权;哪些要素促进了非遗实践的领域化,哪些又是去领域化的;以及什么样的干预可以带来理想的发展结果或者新的变革[55]。分析清楚这些问题,对于科学地理解非遗实践,有效地制定非遗的工作计划,助力当前非遗保护工作,实现非遗作用于本土发展的战略价值等议题都至关重要。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重视非遗实践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能力,冀望非遗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在诸多政策文件中制定了非遗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社会治理和产业经济发展的目标。从全球非遗保护的经验来看,在地性的保护既是手段,也是目标,但这与非遗在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跨地性的内在运行机制之间存在不一致。因此,实现非遗的保护,通过非遗的传承和利用带动本土社区的发展,亟需厘清当代非遗实践与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非遗实践是跨地方的聚合,非遗的文化经济和文化政治价值纳入全球化和现代化,可能为本土社区发展提供机会[53],但同时也将本土非遗实践更进一步地置入跨地方的权力结构和远方力量的操控之中。地理学者可以从跨地性的视角来剖析非遗实践中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积极探索更好、更公平和可持续的非遗实践干预方式,帮助社区、群体和个人维系身份认同,获得增权,为国家乡村振兴等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有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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