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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2020 , Vol. 75 >Issue 10: 2256 - 2268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010015

Culture and Health Geography

The transmission and practi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es of the body

  • TAO Wei , 1, 2 ,
  • CAI Haohui 1 ,
  • GAO Yuxin 3 ,
  • ZHANG Chujing 4 ,
  • JIANG Yingz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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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2.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and Tow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3. The Bartlet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London WC1E 6BT, UK
  • 4. Schoo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Shenzhen 518055,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5-07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0-06-30

  Online published: 202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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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18ZDA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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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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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essentially the "embodied heritage" according to the fact that the human body is the subject and carrier of intangible heritage with the power of structuring and performing heritage. This article selects Shachong Aoyu Dance,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Guangzhou and its transmitters as the study case and research subject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es of the body, a diachronic investigation on both the transmitters' training and performance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how their body techniques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training and to interpret how they experience a performing process. In the space-time of training, transmitters who has higher proficiency of Aoyu Dance lea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ld and new transmitters. The senior transmitters obtain a particular power in this space due to their professional body techniques. This relationship is formed based on hierarchical domination and discipline. The affectual flow between senior and junior transmitters is significantly impacted by their interactions, and it is also influenced by their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junior transmitters, however, can overcom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the disciplinary relationship and the biological resistances of their bodies. Therefore, the junior transmitters can actively engage in the emotional and affec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old transmitters, their own bodies and themselve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relation in the local village is the main force forming the politics of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training process. In the space-time of performance, the body is the core of transmitters' multisensory experience. The transmitters firstly perceive their surroundings in performing, and then establish a visual interaction with the audience through "gazing" and "being gazed". With the supplement of rhythm and sound, the transmitters can successfully connect themselves to the audience with full emotional and affectual circulations and contagions, which helps the transmitters increase the strength of performance and reciprocate these procedures. The bodies of transmitters are thus the premise and guarante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perform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body, carrying the rich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e, occupies a central position in this complex space-time network 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multi-subject and multi-level.

Key words： body; embod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ransmitters; Aoyu Dance

Cite this article

TAO Wei , CAI Haohui , GAO Yuxin , ZHANG Chujing , JIANG Yingzhen . The transmission and practi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es of the body[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 75(10) : 2256 -2268 . DOI: 10.11821/dlxb202010015

1 引言

中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大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其保护、传承与发展都是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策略已得以确立：以名录制度为代表的宏观制度保护、以档案资料为代表的静态存储保护和以旅游开发为代表的动态开发保护。溯其本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与灵魂是传承,即“传授与继承”,“传承”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人的身体力行、口传心授;人的身体被认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物质载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这一事物的逻辑起点[1,2]。在展演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中,传承人通过训练形成了身体技术,通过身体动作将遗产的文化内涵表现出来[3];对于传统技艺等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同样需要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锻造出身体技术,以身体为工具,对传统工艺原材料进行创作,生产出文化艺术产品。
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上是一种身体活动,人是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和根本,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需要加强对“人”这一主体以及身体的关注[4]。据此,本文基于身体地理学的理论分析视角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进行追踪性研究,着重剖析老传承人、青少年传承人以及观众在不同时空中的互动关系,探讨并总结一代代传承人习得身体技术的方式与过程,阐释传承人如何运用身体进行感情沟通和社会交往并最终实现通过身体实践记录地方及其文化、创造地方及其意义,借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实践提出实质性的指导建议。

2 研究回顾

2.1 身体与身体地理学回顾

在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引领下,西方人文社科学界对身体的关注已经从物理性的身体转向了社会性的身体。身体作为空间等级体系中最小的空间尺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和自我认同的枢纽,也是人们感知空间的中介与方式,它深深地嵌入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之中[5,6]。地理学家认为,身体是映射、体现与抵制话语与权力的重要场所,考察身体在社会文化中的生产方式是地理学的重要使命[7]。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西方地理学关于身体的研究已经扩展到不同的领域中,涉及了众多议题。
从心理学和现象学借鉴而来的具身理论亦逐渐走入地理学的研究视野。具身理论强调身体、感知与外部嵌入的空间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众所周知,我们通过身体“体验与感受世界”,感知、情感、认知是建立在活生生的身体之上的,因此这种体验与感受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意义[8]。Thrift发展了重视具身实践、身体行动和展演的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他希望抓住日常生活的湍流,通过分析空间体验中的不同维度如时间与日常生活、展演与展演性、具身性与身体等[9],将“抽象的”身体理论运用到“真实的”身体之中[10]。
随着具身理论的发展,国外学者开始将感官和具身体验作为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感官不仅是接触物质世界的手段,同时是传播文化价值的途经[11]。视觉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是感官体验研究的论述热点。在后现代语境下,Foucault提出的“凝视”（Gaze）是当代权力技术的典型手段,凝视诞生于权力与话语之中,又加强了话语的权力,并且深刻地体现在空间关系之上[12]。视觉被视为具有文化内涵的空间表征和实践方式,其文化构建以及背后隐含的权力关系与情感交换亦由此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议题[13]。近年来,逐渐有学者意识到“视觉暴政”（Tyranny of the Visual）对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不利影响,开始关注身体的多感官（Multisensory）综合体验,考察我们如何通过不同的感官体验与日常生活世界邂逅（Encounter）[14,15]。譬如,Gallagher关注的听觉地理学（Listening Geography）研究人的身体是如何反应地理环境中的声音信息[16],而Ratnam则发现身体的视觉、听觉、味觉以及嗅觉对于唤醒移民“家”的记忆与认同具有重要意义[17]。
人类感情（情绪和情感）的生成与个体身体机制息息相关,身体及其变化亦成为我们体验与感知自身与他人情绪与情感的直接媒介;身体因而是情绪与情感生成与外延的最紧密的空间尺度,二者都已经成为身体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Pile认为情绪是表征的,相对主观的,且与空间、地方紧密相连,而身体是感受与体验情绪的场所,深刻地反映出嵌入于社会关系的个人经验;情感则是非表征的与超个人的,是一种身体能力的产物,身体在被情感影响的同时,也能够生产情感,不同的身体进而可以通过情感相互连接[19]。如果说情绪地理可以探讨个体身体与空间、地方产生联系的社会关系形成的原因,那么情感地理则将研究焦点转移到情感在空间中流动（Circulation）、扩散（Transmission）、感染（Contagion）背后的政治文化要素[9]。由此可见,情绪地理更为关注个体与地方单向度的身体经历;对情感地理学者而言,他们的研究侧重多向度的身体,力求探讨在动态的空间、地方、身体研究中,人类肉身之间、甚至与非人类的无意识情感互动机制。
自2015年陶伟等对西方身体地理学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分析后[6],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开始不断涌现。国内学者借助“身体嵌入的日常生活空间”这一立足点,衍生出对消费[20]、饮食[21]以及休闲娱乐[22]等不同话题的学术探讨。在当代中国,身体已经成为学者为边缘群体发声的利器[23],成为探察当代社会转型的显微镜,但相关工作仍需继续深入。普通而又“特殊”的人群（如农民工、蓝领一族）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身体所显露的社会文化内涵都是当代中国包括城镇化与全球化等剧烈转变之下的缩影[24]。我们期待可以透过身体这一微观尺度,窥视到时代变迁的具象。

2.2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的身体具身、展演与感情

正如Logan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成“具现于人而非无生命物体中的遗产”[25]一般,“人”这一主体以及人的身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始便紧密相连,身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塑中发挥着根基性作用[26]。以身体与空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维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析,有必要引入当代身体理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密切相关的3个大议题,即“具身”（Embodiment）、“展演”（Performance）以及“感情”（Emotion and Affect）,以此探求可展开理论对话的可能性。
“具身”作为研究“身”“心”联系与互动的重要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逐步走进人文社科的研究视野。Csordas认为身体是文化的“主体”,更是“文化存在的基础”[27]。“具身”理论构建了一个以身体为视角的文化研究视角,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与运作过程中,可以描述人的身体是如何被社会文化建构以及被规训的[28,29]。“具身”范式的引入将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重点转移到“身体性”上来,破除了以往研究中的心与身、物质与非物质、主体与世界的二元对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一种互动的动态分析模型[30],以此我们可以重新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与内容。
“展演”更准确应该称作“文化展演”。人类学家Milton认为以“视觉性”为核心的展演过程充斥着权力与象征[31]。无论是日常生活或是节庆活动中,展演作为一种具身实践,都反应与重申了参与者所处的文化情景[32]。Smith认为无论何种遗产,实际上都是一种制造意义的“具身文化展演”（Embodied Cultural Performance）[33]。与静态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活态文化必须通过人的活态展演才可以表达出隐藏的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者通过身体整体或部分肢体的移动,在特定时空中创造动态而流动的物质景观[34],透视出身体与世界的关系,体现了身体与身份、身体与“他者”等更深层次的内涵[35]。
“感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要素。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是流水线式的机械产物,而是包含了遗产传承人个体的身体与情感经历、情绪体验的艺术品。无论在何处,身体都并非是“固定”的,容易受环境要素影响,与个人的感情发生着复杂互动[36]。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运作中,个体通过身体与遗产产生直接联系,生成了社会性、文化性的感情反应,进而建构了个体与集体的记忆与认同[37]。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演空间中,不仅仅只有展演者的参与,还有受众等多元社会主体,他们共同建构着社会文化空间的具体内容与意义,多重元素的交织与互动弥散其中,使得参与者利用“身体感”继而塑造了“地方感”[38]。
以人为本体、主体、载体、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是一种“身体遗产”[1],目前以“身体”为着眼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讨论仍然是匮乏的。本文基于身体地理学的理论分析视角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中的身体建构、规训与“具身”体验,理解特定时空关系（训练与“展演”过程）中传承人的价值、记忆以及“感情”,以此试图回应与探索学界近来关注的“建构以身体为核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范式”[30]。

3 研究设计

3.1 案例介绍

沙涌村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道东部（图1）,具有鲜明的岭南村落特征,全村约2800余人。鳌鱼舞作为村民祈愿吉祥有余的一种仪式,距今己有600余年的历史,是沙涌村特色且重要的民俗活动。鳌鱼舞属于鱼灯舞的一种,讲述了书生状元与雌雄鳌鱼的故事,其情节和道具上均展现了传统的岭南水乡特色。鳌鱼已经成为沙涌村的独特图腾以及镇村之宝,村中建筑均可见各式的鳌鱼雕塑与图案,村民以此向鳌鱼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图1 沙涌村区位图

Fig. 1 The location of Shachong Village,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China

2000年沙涌村凭借鳌鱼舞被国家文化部评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2007年沙涌鳌鱼舞又被评为广东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目前有江炳贤和幸泽良两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村中的鳌鱼队有60余人,近年来多次赴国内外参赛、表演。自2016年始,沙涌村重新启动了阔别25年的关帝诞鳌鱼舞民间文化巡游活动,该活动成为展示鳌鱼舞的重要舞台。鳌鱼舞的传承同时也紧密地与地方结合起来,如鳌鱼舞表演以及道具制作工艺已经进入沙涌小学的教学大纲,鳌鱼文化精神成为地方小学的重要标识;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兼职教师到学校亲自传授相关知识,非遗的传承也打破了以往只传村内男性的陈规,扩展到普通外来务工男女子弟,以此不断挖掘、培养年轻的传承人。

3.2 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文主要采用了深度访谈法与参与式观察法。自2017年4月开始至2017年9月,共计前往沙涌村进行了6次平均为期1.5 d的田野调查,其中在6月7日参加了2017年度的鳌鱼舞民间巡游活动。参与式观察法关注记录了鳌鱼舞的日常训练情况以及特殊节庆的展演状况。目前,传承场所主要指沙涌小学,传承活动包括日常青少年的舞蹈训练以及道具制作,在节庆来临前还包括夜间的成年人巡游演练;展演场所一般分布在村落中各处,主要以宗祠、祖宅等历史地段为主。根据笔者多次观察,青少年传承人训练规模控制在25人左右,而参与表演“鳌鱼舞”的成年人总共一般为20人上下,考虑到体力问题,表演者会轮流替换。深度访谈法主要挖掘传承人在训练、展演等不同时空中的身体与感情体验;在巡游表演后,对相关群体如村干部、村民、外来观众进行访谈,调查观看鳌鱼舞的体验以及相关内容。其中笔者对表1中的对象进行了单独、详尽地访谈,同时对其他未列入表内的小学生训练者、村民以及外来游客通过非正式对话的方式进行了集体访谈。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Tab.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编号 代码 年龄(岁) 性别 身份 备注
01 XZL 57 男 沙涌村保安队队员 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传承人
02 JS 72 男 退休
03 JSJ 75 男 前村委会书记 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传承人
04 JYC 42 女 村委会干部
05 JZJ 22 女 村委会工作人员
06 XSA 9 男 沙涌小学小学生 此外包括对同类型访谈对象的若干次集体访谈
07 XSB 10 男 沙涌小学小学生
08 XSC 10 女 沙涌小学小学生
09 BYA 42 男 巡游表演者
10 BYB 37 男 巡游表演者
11 CMA 24 女 普通村民 此外包括对同类型访谈对象的若干次集体访谈
12 CMB 34 女 普通村民
13 YKA 25 男 外来游客观众 此外包括对同类型访谈对象的若干次集体访谈
14 YKB 30 男 外来游客观众

4 研究内容

4.1 训练时空中的身体技术：习得与运作

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拥有不同的身体动作,具有“惯习”（Habitus）特征的动作能表现人特定的社会地位。Mauss将之称为“身体技术”,定义为“一个又一个社会的人们以传统的方式懂得了使用他们自己身体的方法”[39];身体技术具有特定的身体运动形式或套路,人主要通过教育与训练习得,以此服务于特定的功能或目标[8]。身体技术是常年生活实践所积累形成的,是一种社会化的历程。Foucault从知识与权力的角度剖析了身体技术的形成机制,阐述权力者如何通过对身体进行时间与空间的管理,使他人形成顺从权力的身体和惯习。这一过程被Foucault概括为“规训”,即运用现代知识、制度以及技术手段将权力内化到身体的过程,从而实现社会权力结构的再生产[12]。
青少年传承人“鳌鱼舞”身体技术的习得,并不仅是对老传承人动作的简单模仿,而是传承人社会性身体与生物性身体共同协商的成果,隐含着自我和他人交往的社会关系与身体生理功能结构所引导形成的身体抵抗[40,41]。青少年传承人的训练一般在放学后的沙涌小学内进行,老传承人带领学习者进行基础性身体体能锻炼,学习鳌鱼舞步法与动作,排练完整的舞蹈动作。老传承人在“鳌鱼舞”这一身体技术上拥有更丰富的身体知识,因而具有更强的权力与话语,依赖知识赋予的权力成为了监督者,在训练空间中主导了对青少年传承人的规训。在训练时,青少年传承人之间有1 m左右的物理空间间隔,他们被指定在固定的位置或空间范围内进行训练。老传承人通常处于训练空间的中前方位置,占据了掌控全局的“中央监视塔”位置,能够一览无遗地捕捉到青少年传承人的身体技术学习状况;同时老传承人还会不断地在学习者之间游走,深入到训练空间体系内部,并以自我身体为案例,一对一纠正青少年传承人的错误身体动作（图2、图3）。这种符合“全景敞视主义”的空间结构有利于形成强有力的规训关系,老传承人能够有效地监视每一个训练者的情况,及时控制与规范青少年传承人身体行为。
图2 青少年训练空间示意图

Fig. 2 The diagram of teenagers' training

图3 青少年的集体训练

注：作者拍摄于2017年10月11日。

Fig. 3 Teenagers' training

在训练空间中,青少年传承人的生物性身体状况也与身体技术的习得过程密切相关。青少年个体的身体属性与长时间的身体活动致使其出现一定的生理反应,例如肌肉疼痛、酸痛。青少年传承人的身体抵抗在学习初期较为明显,但随着传承人身体的逐步适应以及身体技术的熟练度提升,身体抵抗也开始舒缓并消失。在此过程中,青少年的身体与情绪体验也是紧密关联的。当青少年传承人出现身体抵抗时,身体的表现直接显现了其负面情绪,包括对空间中规训关系的抗拒感与疲惫感;消极情绪会传导至肉体层面,青少年传承人表现出松懈、分心等状态。对于相对年长的青少年传承人而言,经过长时间的身体学习历程,个体身体技术的操练逐渐成熟,他们已经相对摆脱了身体抵抗的困扰,其负面抗拒情绪亦很少出现;当老传承人观察到青少年传承人能够自如地表达正确的身体技术时,便会主动放松其主导的训练空间内存在的规训关系。目前的鳌鱼舞蹈教学是镶嵌于沙涌小学的教育课程体系内的,参加训练的青少年一半是本村学生,另一半则是外来打工者的子女。学生与教师角色在校的权力关系,直接复刻到了鳌鱼舞的训练空间之中,老传承人则承接了“教师”的称号与身份。而青少年的乡土情结仍然处于形成的过程,外来人口的孩童也缺乏地方认同建立的基础,加之互联网多元文化的影响,地方社会文化关系对此训练空间中师生之间的关系影响较少,而身体知识技术所建立的、教育关系辅助形成的权力差距才是此空间中规训关系形成的主要原因。
对于成年传承人而言,“鳌鱼舞”不仅是一项不断习得的身体技术,更是一种身体经验,“意识体验已经很大程度刻写在肌肉里面”[42]。在鳌鱼舞演员训练期间,老传承人作为训练的组织者与监督者,运用制定口号、高呼口号等策略提高训练者的行动积极性;训练者受到听觉感官刺激后,会积极地调整自身情绪,促使自我的身体表现更加符合老传承人的要求。老传承人在此中所拥有的权威是政治制度与地方文化所赋予的,并非是纯粹的个体之间的身体知识差异所建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称号是政府文化部门颁发给特定个人的制度认可,称号不仅体现了传承人个体技艺水平的高低,还包含了官方话语对个人保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肯定。类似鳌鱼舞等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即便是在当代社会,个体掌握此种地方性知识越多,越能够作为地方文化精英得到社群的敬重。老传承人虽然获得了监督者的角色地位,但他与成年传承人之间身体知识的差距并不足以赋予老传承人绝对的权威,地方的社会文化因素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参加训练的成年人全部都是沙涌本村的男性,他们自幼居住于村内,具有深厚的“恋地情结”,对鳌鱼舞这一地方文化具有自豪感。这一种情感促使他们能够在无回报、牺牲工作日休息时间的前提下,为村落的文化展演活动做各项准备。可以认为,成年人训练空间中的不完全规训关系是社会文化因素所主导的,成年传承人持续的身体运作实际上主要是社会关系而不是权力关系的产物。
正如Bourdieu所论述的一样,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体化知识”（Incorporated Knowledge）只有在“身体化”（Incorporated）的状态下才得以留存,只有通过实践模仿这一身体行为才能够掌握[43]。从传承与训练的过程中可以看出,鳌鱼舞对于传承人而言是一种知识表达和知识探索的方式,也是一种身体学习[44]。老传承人作为教授者与监督者,既将身体技术传递给下一代,同时自身也在对鳌鱼舞的表达方式进行新的探索;对于新传承人而言,每一个身体技术的摹仿、习得与改进,都展现了一种身体语言形成的过程。在传承的训练空间中,传承人的身体既是社会关系的作用对象,也是感情感知的物质基础,更是空间形成的核心元素。传承人身体的感觉与体验从根源上来说,是空间存在的社会关系与身体生物特征不断作用的结果[45],其身体产生的感情、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以及身体的生物特征三者在空间中是相互联系与影响的。

4.2 展演时空中的感官体验：交换与流动

身体、具身与感官体验、展演以及情感是理解和认识文化地理的重要维度。随着西方学界的“感官转向”（Sensorial Turn）,即从“身体观”转向到“身体感”[46],学者逐渐认识到身体感觉往往与文化象征隐喻相关联,是构成社会意义的基础。身体感觉不再是生理现象,更是记载、创造文本意义的载体与来源,甚至是社会意义的基础和历史的产物。首先,身体是直觉等精神现象产生的基础,人类通过身体感受世界,并赋予感知体验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便是具身体现（Embodiment）;其次,身体对于外界的感受是多感官统一性（Multisensoriality）的产物,人类运用多个感官去收集外界信息,并获取信息所包含着的特殊文化含义与隐喻;同时身体也是“具地”,即紧密地嵌入到地方之中,并受特定地方的各种因素影响,因此身体能够充分地反映出地方的特性,是“具地体现”（Emplacement）的[47]。
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沙涌村会进行鳌鱼舞巡游表演,表演队伍会绕村一周,在沿途的不同地方进行演出。根据空间属性划分,鳌鱼舞的展演行为有两种：街巷巡游和广场展演。在街巷巡游中,传承人在狭窄的街巷空地（如祠堂、公园）进行舞蹈表演,舞蹈的内容一般为整套舞蹈的节选,持续时间约2 min。广场展演主要特指队伍在村内最大宗祠以及村委会门前的大面积空地进行10 min的整套舞蹈表演。鳌鱼舞的展演空间大多属于“赏演型”,观众在一定距离外聚集并观看展演,作为展演者的传承人与观众是存在物理隔壁的;这类展演空间对观众的限制较强,有一定的规矩与纪律对观众进行约束,观众不可随意破坏展演进程。在展演时,传承人在空间中的主导地位比较突出,会创造一定的虚拟氛围,并将观众带到情境中;同时传承人个体的情感会受到来自身体的剧烈反馈,身体的视觉、触觉、嗅觉和听觉等全方位感官知觉往往会主动放大和被动曝光[48]（表2）。
表2 展演空间的具身感官体验

Tab. 2 Performers' sensory experience in performing space

身体体验 展演空间的具体表现
视觉 建筑：村内的房子;狭窄的村道;具有鳌鱼文化特色的村内建筑物;大量观众;同行的其他表演者
触觉 穿着道具的承重感;化妆、服饰的附着感;出汗的感觉
嗅觉 出汗后的汗味;周围环境的味道
听觉 观众的欢呼声;表演音乐的演奏声
在4种具身感官体验中,视觉不仅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还是塑造、重构空间以及生产地方想象、认同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49]。基于此,需要关注视觉之于日常展演中触发身体情感、感染个体、塑造地方氛围的重要作用[13]。传承人在展演空间的视觉体验主要来源自物质环境以及社会互动两大方面。村中的街巷以及建筑是物质环境的基本组成部分,传承人对日常生活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村落的空间环境给予了展演者安全感,传承人通过视觉体验得知自身处于何地并由此获取了正面情感,进而缓解展演时刻的身体肌肉紧张感。传承人在展演过程中,能够观察到同行展演者与自身同处于同一物质空间,同行的展演者通过视觉相互交流克服了精神与肌肉的紧张感。熟悉的人、建筑以及展演者自身共同构造了一个容易被传承人自我所接纳的展演空间。在具有众多熟悉元素的展演空间中,传承人更容易从紧张感中脱离出来,向观众充分地展示出日常训练中形成的身体技术。
传承人在展演空间的视觉体验中,与大量观众发生了“凝视”联系。“凝视”不仅是一种动作姿势,也被认为是一种文化权力[12]。Foucault论述的“凝视”是充斥着监视和控制权力的,但“鳌鱼舞”传承人进行展示时发生的“凝视”同时也包含了“看”与“被看”的平等、亲民关系[50]。“凝视”作为传承人与观众之间的动态互动的主客体关系,对于传承人而言是一种双重体验。在展演过程中,传承人面对大量观众的欢呼,是充分享受并沉醉其中的,会加大身体实践的强度以迎合观众,以获取更多的关注与掌声（图4、图5）。观众的情感和动作反馈会加速展演主体自身的情感流动与交换,传承人进而主动加强了空间中的展演强度,观众保持着与展演主体的情感交换,接收传承人传达出来的兴奋与激动的之情。最终,观众与展演主体的情感在展演空间中不断地交换、流动,并层层叠加。凝视作为一种展演反思的作用力,使展演主体为满足凝视者的兴趣而使用身体实践重构了属于自我的展演空间,凝视者则通过凝视感知了展演者的内在情感,并保持着与展演主体往复的情感互动,展演空间中的每一个个体都通过身体实现了自我与群体情感的互相传递与流动。
图4 大量观众与展演者充分交互情感的展演空间示意图

Fig. 4 The diagram of the affectual circulation between performers and audience

图5 大量观众与展演者充分交互情感的展演空间

注：作者拍摄于2017年6月7日。

Fig. 5 The affectual circulation between performers and audience

当展演空间的主客体与物理空间发生转变时,以上主客体情感充分流动的情境便容易发生转变。传承人有时候会被受邀到级别更高的舞台进行展演,此刻凝视的客体变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领导以及拥有传播权力的电视台,表演的环境也由熟悉的村落空间转变为精心编制的舞台。在传承人展演的过程中,空间内的物理元素以及互动客体的改变都将凝视状态的性质转化为Foucault述及的权力状态。其次,即使是处于相同的展演空间中,不同的展演主体在与相同的展演客体之间的情感交换和流动亦存在差异。在展演时,青少年传承人处于被凝视的状态下,由于自身的身体技术不够成熟或缺乏表演经验,容易产生抗拒、紧张的情感体验,无法充分享受展演空间中与观众客体的情感互动,从而影响舞蹈展演的质量。总之,无论是何种性质的“凝视”,展演主客体都会合力在展演空间中形成了交流、互动的循环,充斥着“凝视”与“被凝视”的展演空间亦演变成一个具有明显交互性的社会空间。
除了视觉体验以外,声音与听觉是展演空间中另外一个重要具身感官体验。声音在特定空间的生成和传播实践,与人的身体如何接收、感知声音密切相关,声音对于人们理解自我和世界至关重要[51]。感知声音的节奏、旋律、音调、音色和震动对探索人与人之间的身体联系具有重要意义,人们从声音流以及由此生成的脉冲节奏中获得内心体验,从而采取相应的身体实践塑造空间[52]。在巡游过程中,队伍中有专门的人负责音乐的生产,使用的传统乐器包括大鼓、锣、唢呐等。在鳌鱼舞等展演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伴奏的音乐多具有音调高、音量大、节奏欢快以及音色明亮等特点,以烘托其在展演过程中的喜庆和欢乐气氛。此奏乐风格广泛运用于中国各项传统文化艺术中,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激昂热烈的演奏声唤醒了观众记忆中的文化偏好以及深层情感,实现了展演空间中传承人和观众的共鸣。游行音乐提供了一个有规律的节奏,一方面确定了游行队伍在村落中前进的空间方向,此外也为传承人提供了身体节奏,给身体带来了秩序[53]。传承人根据音乐的节奏进行符合律动的身体动作,形成具有规律且可重复的身体技术;而被熟知的律动又促使传承人的身体呈现特定的韵律,身体可以根据节奏自觉地呈现自己的动作。声音作为唤醒与加速身体技术的“催化剂”,协助传承人集体重现了日常训练时刻的节奏与氛围。展演者生产的声音从巡游开始便创造了特定时空秩序和方向感,此后在巡游过程中观众欢呼声和掌声穿透了展演空间。至此,传承人以及观众的身体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视觉体验为基础构建的互动展演空间被声音加固与强化,声音在构筑人与人、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系中体现出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以凝视关系为主的视觉具身感官体验,结合听觉等其他感官体验,构成了展演空间传承人的身体要素,而身体要素通过自身的生物性,反馈到传承人的情感体验中,营造了丰富的情感流动,最终形成了传承人的具身体验。传承人通过具身实践获得了情感体验,在具体内容上,不仅有兴奋与愉悦,同时包括自豪与骄傲,其后续影响亦是长久且深远的。毫无疑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根植于特定地方的。传承人已经将身体作为了鳌鱼舞这一当地文化习俗的承载对象与表征形式,并通过形式化的身体实践,将地方及其意义融入到了群体的集体记忆中,在空间中生产出了地方认同、社区情感和记忆,身体在能动与被动之中继承着地方感与地方历史[54]。鳌鱼舞已经被塑造成了沙涌村的文化意象代表,普通村民亲身参与到由传承人主导的鳌鱼舞展演中,获取并加深了自豪感以及对地方村落的认同感。在这一过程中,身体成为了沙涌村地方文化生产的源泉。进而,在社会日常关系的作用下,展演者即传承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鳌鱼舞这一身体技术内化成自身的文化与权力资本,获得了地方内外部主体持续的关注与赞颂。鳌鱼舞从技术到资本的转换是在传承人展演后的日常生活中实现的,但却孕育在展演过程中,是其延续的产物。传承人在展演型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塑造的丰富社会关系,归根到底是其身体所生产的,身体成为了地方与空间的基础与起点,从而体现了Lefebvre所说的“身体的空间”（the Space of Body）到“空间中的身体”（Body-in-Space）的转变[55]。

5 总结与讨论

在以往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学者主要讨论文化形式的活化与内涵的创新,往往对保护的核心——“传承”不够关注。本文基于身体地理学的理论视角,突出“具身”“展演”与“感情”3个关键词,以地域特色鲜明、历史悠久的沙涌鳌鱼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例,剖析老传承人、青少年传承人以及受众在时空中的身体与感情关系。研究发现：① 在训练时空中,传承人身体技术的习得是社会性与生物性身体共同协商的结果。传承人在学习与训练“鳌鱼舞”的过程中,既受到空间中规训关系的影响,也体验到了身体抵抗与排斥;与此同时,训练者的情绪体验随着规训关系的差异以及身体抵抗的强弱而呈现动态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个体的身体抵抗、个人感情以及人与人的规训关系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三者共同建构了训练时空中的运行秩序。② 在展演时空中,传承人以“凝视”关系为核心的视觉、听觉等具身体验成为透视身体与情感关系的重要窗口。具身体验使展演空间中的主客体实现了丰富的情感流动与交换,同时具有唤醒传承人身体语言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体验中,鳌鱼舞传承人通过身体技术获取了与展演空间不同的情感体验,并且通过身体内构、获取了地方的文化权力。③ 由此可见,从训练空间到展演空间再到日常生活,传承人经历了习得、掌握、精通并拥有身体技术的过程,其情感也发生了抵抗、愉悦、自豪的转变。“身体作为空间与感情的基础”得到了充分体现,也反映了三者间相互交织的复杂关系。
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在现实中面临的困难,不仅是宏观制度性的,更是微观身体性的;对后者的重视,实际上回应了当代文化保护“以人为本”的理念。传承人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是控制身体寻找与技艺相协调、相适应的动作的过程,故而身体的接触与体验相当重要,新传承人容易对较难习得的身体技术产生抵触心理。关注新传承人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的情绪与情绪体验,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形式进行反思,对文化形式进行适时的调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演中,传承人倘若能够尽兴、愉悦地与观众交流,沉浸在表演氛围,并且在展演之外的日常生活中受到来自群众的赞颂,那么传承人由此获取的展演兴奋感和日常自豪感显然会促使其投入更多的精力、克服身体抵抗的困难去习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决策者需从本质上去理解传承人在展演过程中和其后的感情体验生成机制,对传承人进行更为细致的人文关怀,以此提高文化保育过程中传承人的自豪感以及荣誉感。
作为人文社科一个重要的理论言述维度,身体可以为目前范式转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具身性理论在当前国内身体地理学研究中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希望未来可以利用具身理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更广泛的讨论,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社会产物是如何被嵌入到身体的,继续关注“身体做了什么”以及“对身体做了什么”这两大议题。在展演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还需要回归到传承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去挖掘身体在文化遗产传承、运转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实践在家、社区、城市、区域等更宽广尺度中展开的过程与机制[56]。同时,在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宏观叙事之下,基于“身体”这个微观尺度,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如“乡村振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等现实重大议题中的积极作用亦是非常值得拓展的话题。

感谢奥克兰大学王绍续博士给予的帮助、张驰城同学在研究前期构思提供的建议以及张俊杰同学在调研采访和资料整理中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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