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Acta Geographica Sinica</i>

ZHANG Guoyou; HUANG Jian; ZHU Hong; HE Peidong

doi:10.11821/dlxb201911001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2019 , Vol. 74 >Issue 11: 2197 - 2208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11001

85th Anniversary of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ZHANG Guoyou ¹ ,
HUANG Jian ^,²^,³ ,
ZHU Hong ²^,³ ,
HE Peidong 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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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entre f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3. Guangdong Provincial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Urban and Migratio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4.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519082,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2-28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10-18

Online published: 2019-11-01

Supported by

Key Program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630635)

Youth Program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601133)

Team Project of Guangdong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2018B0303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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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GSC) is the product of a merger of the Chinese Geographical Society established in 1909 and the former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established in 1934.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SC and the launch of the journal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in 1934 are not only two major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eography, but also two spotligh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science. This is the key point of the concept of science advocated by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GSC clearly separated modern geography from traditional geoscientology and entered on the historical stage in the name of science. What's more, the publication of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enabled Chinese and foreign geographers to enjoy a high-end professional academic source in China. The emergence of the society and its journal was also a direct manifestation of wartime concepts such as "science saves the country" and "invigorating China through science."Under the organiz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GSC,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geographers worked hard and publish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articles in th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The modern geographers who worked tirelessly finally drew the attention of the ruling class and occupied a place in the top-down design of the country. Although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was mainly in the high-level and professional academic circles, it planted the seed for the later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eographic science and laid a solid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awakening the ordinary people. In retrospect, the establishment of GSC and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was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geographic science and has become the promoter and witn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eographic science. On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GSC, we should inherit the spirit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scientists, enrich the geographic science, provide better servi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 and improve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of ordinary people.

Key words：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modern geography; science; communication

Cite this article

ZHANG Guoyou , HUANG Jian , ZHU Hong , HE Peidong .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 74(11) : 2197 -2208 . DOI: 10.11821/dlxb201911001

1909年9月,张相文等在天津发起成立中国地学会;1934年3月,翁文灏、竺可桢等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50年8月,中国地学会与中国地理学会在北京合并为现在的中国地理学会,1953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合并后的中国地理学会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竺可桢为理事长。110年来,中国地理学会已经发展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国家级科技社团。目前,中国地理学会拥有注册个人会员14000多人,团体会员31个;下设分支机构43个,包括专业委员会、分会和工作委员会,另有9个研究（工作）组和7个区域代表处;主办《地理学报》（中英文版）等18种学术期刊及著名科普期刊《中国国家地理》;加入国际地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 IGU）、国际冻土协会（International Permafrost Association, IPA）、国际地貌学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eomorphologists, IAG）和亚洲地理学会（Asian Geographical Association, AGA）4个国际科技组织;先后与日本、法国、韩国、美国、俄罗斯、印度、英国、哈萨克斯坦8个国家的地理学会签署了合作协议。

1 1909年中国地学会成立与《地学杂志》创办

早在辛亥革命前夕,在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潮的推动下,以张相文先生为首的一批进步地理学家本着爱国的宗旨,倡导地理考察和普及地理科学知识,于1909年9月在天津发起成立了中国地学会,公推张相文为会长。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学术团体之一。次年,该会创办了中国第一本地理学术刊物《地学杂志》,发表了不少具有近代地理学萌芽性质的文章和地理考察报告,突破了单纯描述地理现象的古代地理学的旧传统。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和《地学杂志》的创办,标志着舆地之学向现代地理学发展的开端。期间,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燕京大学顾颉刚与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辅仁大学谭其骧创办了历史地理类型杂志——《禹贡》,在《禹贡》发刊旨趣中说到：数10年来帝国主义的压迫,及中国民众民族意识的激昂,指出研究民族之演进不能不先明地理;又述近年地理沿革研究之不振,而表示他们的研究方针和抱负,即除清代学者精致谨严的方法外,加以今天更进步的科学方法来利用^[1]。点明在日寇步步紧逼的情况和积贫积弱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地理学研究必须为现实服务,来帮助国家早日脱离困境。

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对当时大学地理学从史地系中剥离,开始独立成系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1928年,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所长朱家骅追随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应该在各大学普遍设立地理系,最低限度在重点大学优先设置,以适应国家战略发展需要。故而朱家骅写到：“中山大学之地理系即于十八年秋组成,聘专家主持其事,并免收学费,以资鼓励”,“翌年,余奉调至中央大学,将地理系由文学院改属理学院,以便利教学与研究,复增加自然地理之研究与训练学子野外工作之技能,藉补专重图表书本之不足,自是风气丕变,新地学始为我国学术界所重视”^[2]。随着地理学科独自成系,中国地理学再度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地学会除开展学术交流和科普活动外,还有三个方面工作：一是宣传进步思想,追随革命力量,参与革命活动。张相文、白雅雨曾于1911年策动滦州起义;作为众议院议员,张相文抵制袁世凯窃权活动等。二是中国地学会接受政府委托,开展决策咨询研究。1914年中国地学会张相文等受农商部委托,赴西北调查农田水利。三是推动进地理教育和教材建设。1917-1919年中国地学会发起编纂《大中华地理志》,完成了甲编省地理志和乙编县地理志多种。此外,中国早期地理教育雏形的建立,编书、办刊、开课,极大地促进了地理学教学与研究。

2 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与《地理学报》创办的意义

2.1 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与《地理学报》创办

20世纪20年代,随着1928年东北易帜的完成,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局面形成,1927-1937间年国力大幅度提升阶段,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繁荣。作为引领社会前行的中国科学界更是处于一个大发展时期,“至于近年科学所以发达之故,半由于少数科学家之努力,半由于科学机关之设立”^[3]。在一批杰出科学家与科学团体的共同努力下,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在科学方面出现了短暂却焕然一新的局面。中国近代地学先驱丁文江、翁文灏、竺可桢三位先生先后从欧美留学回国,竺可桢先生于1921年在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地理系,开始培养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地理研究中心遂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三位先生与李四光、张其昀、胡焕庸、黄国璋等其他前辈一起在南京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并创办了《地理学报》,标志着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蓬勃发展。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之际,恰是中华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大量科学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肩负着振衰起弊的科技使命,是“科学救国”理念的具体呈现。

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的成立,不仅是中国地理学史上的一大盛事,也是中国学科史及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国传统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转变过程中的一大关键点。她的成立极大的推动了“地理科学”发展为独立学科。中国地理学会成立后,在老一辈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地理学的科学性不断强化。如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即认为“顾名思义,地理学之名称,原示研究‘地’理之学问,地为无机体,则此研究‘地’理之学问,当然属于自然科学之范畴,而不属于人文科学之范畴,此事之至显然者”^[4]。这逐步改变了“史地不分家”概念,并促使后来专门地理学系成立时多归属于理学院。这一系列革新措施,标志着中国新地理学的崛起,即科学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地理学会建立之后,重要的工作与贡献之一,就是编辑《地理学报》,宣扬科学理念。在中日形势日趋严峻情形下创建中国地理学会,并创刊《地理学报》,是老一辈科学家在发展中国地理科学中的学术需求,也是他们“智为国所用、策为民而谋”的体现。该会建立之始,就已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5,6,7]。1949年后考察民国时期地理教育时也有专文论及^[8,9,10,11]。《地理学报》的创办既是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大潮下的产物,也是抗战时期科学救国口号下,众多地理学家爱国之情的呈现。中国地理学会与《地理学报》之间是天然一体、相互成就的关系,将中国地理学推向了更高的研究层面。

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在科学团体的一次联合会议上曾经谈到：“科学团体每每到边远的地方开会,东北的沈阳去过,西北的西安亦去过。近年曾经到过四川和广西开过会,或者可以说是为着‘准备西南’,这次到北平来开会,我们认为乃是全国科学界对于政府‘保障中华’的迫切请求”^[12]。由此观之,在民族国家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不仅科学家是有祖国的,科学团体与科学也同样是有祖国的。所以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之初,在《地理学报》的创刊号中,昭告天下的成立旨趣就包含有科学报国、科技兴国的内容。

1934-1949年中国地理学会主要的工作和贡献可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团结了全国地理学人,让同行学者有了自己的家园;二是召开了年度学术会议,搭建了交流平台,而且每逢学会换届之年,同时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进行了理事会换届;三是编辑出版了《地理学报》,促进了学术交流和科学传播;四是促进了国际交流,建立了国际交流与交往渠道;五是推动了地理教学与科研机构的建设。

《地理学报》1934年创刊到1949年坚持出版了16卷24期,发文142篇（包括新刊地图）,“原在南京出版,抗战期间曾迁至重庆出版,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 ^①(①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 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 1981: 485.)。这些论文是加入中国地理学会的众多学者基于地理学科背景,从内政、外交、民生、国防等多方视角对民族及国家命运思考的集中贡献。

2.2 中国地理学会成立的经历及意义

中国地理学会“以同年八月举行第一次年会于庐山,次年八月举行第二次年会于南宁,现会员增至二百余人,分布几遍各省。网罗中国地学之人才,树立学术救国之信心,此中国地理学会创办之经过也”^[13]。由于中国地理学会入会门槛高企,会员长期为政学两界精英,创会会员只有40人,但隔年之后增至200余人,在战乱频繁的年代,也属不易。然而中国地理学界虽提出“保障中华”之口号,但在当时实难实施。

1934年8月19日,中国地理学会在江西省庐山牯岭镇举办第一次年会,同地相继召开的还有三大会议：中国科学社第十九届年会、中国生物学会成立会与国防设计委员会会议,北平教育界人士也因此纷纷前往庐山赴会^[14]。接下来中国科学社于22日上午9时举行十九届年会开会式。蒋介石的代表陈布雷及陈立夫、王世杰、熊式辉、蒋梦麟曁社员约200人出席,由该会江西分会长萧纯锦致开会词,社长任鸿隽报告该会以来经过情形,中国地理学会会长翁文灏（竺可桢代）,中国植物学会会长钱崇澍、中国动物学会会长秉志等相继报告,陈布雷、熊式辉、陈立夫、王世杰、程时煃等演说。11时散会,下午2时开社务会^[15]。中国地理学会会员频繁参与其他科学社团会议,就是向世人宣告,该学会是近代先进的科学社团。

1936年8月中旬,中国“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打算在北平举行,有记者专访负责人倪达书,他介绍七科学团体为：中国科学社、中国数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和中国地理学会,这些都是私人组织的学术团体^[16]。由此可见,从其他专业科学团体内部角度看,成立不久的中国地理学会是不折不扣的科学组织。所以,无论自指还是他指,中国地理学会均获得了科学界的高度认同。同年9月,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假清华大学大礼堂,举行开幕典礼。这是中国地理学会召开的第三次年会,和前两次一样,都是与中国科学社联合召开的,在当时亦可谓是一场地理学的盛会^[17]。

1933年4月,翁文灏、竺可桢、张其昀共同署名在《方志月刊》发表《中国地理学会发起旨趣书》,后此文又刊登于《地理学报》创刊号。文章指出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的主要意义与目的有四^[18]：

（1）之前的中国地学包含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中国地理学会的创建可补地理学者组织之缺,与已存的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地质学会“鼎足而三”,“共肩中国地学研究之大任”;

（2）联络、组织全国各地的地理学者和相关机构,形成学术团体,“庶内部贡献有所集中,而对外观听较为齐一”,努力成为中国地理学之先驱;

（3）为展现中国地理学者的研究成就、地理学研究于国计民生之贡献提供较好的平台,进而获取社会各方的支持与赞助;

（4）旧京北平有张相文先生所创之中国地学会,而新都南京文物鼎盛、四方学者汇集,为“中外观瞻所系”,中国地理学会于南京应势而立,“以与既存团体携手并进”。

可见,中国地理学会会员的组成不仅要与气象、地质鼎足而三,更是要将两者囊获其中,携手共进。这也是翁文灏、丁文江等领导者参与组建中国地质学会后,再度组织中国地理学会的深层考虑,因而在邀约第一批中国地理学会普通会员时颇花心思。

2.3 中国地理学会首批会员分析

中国地理学会在1933年由翁文灏、竺可桢与张其昀三人具名发起,邀请学界40人为发起人,由通讯选举的方式选举票数最高的翁文灏为会长,竺可桢票数第二,并选出竺可桢、张其昀、胡焕庸、黄国璋、王钟麒、张印堂、张星烺、董绍良、翁文灏为理事,任命张其昀为干事,胡焕庸为会计,张其昀、谢家荣、林超为出版委员,准备在中国地理学会第一届年会前出版《地理学报》第1期（季刊性质）^[19]。于1934年3月,“中国地理学会遂在首都正式成立,基本会员四十人,多为海内知名学者”^[13]。因为全国性的地理事业必须“事赖众擎,爰欲纠合海内地理学家及科学家、著作家、对于地理学有深切之关怀者,共同发起此会”^[18],才能成功。第一批中国地理学会会员名单^[20]如表1所示。

表1 第一批中国地理学会会员名单

Tab. 1 Members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in the 1930s

姓名	任职单位	会员背景	姓名	任职单位	会员背景
丁文江	南京, 中央研究院总办公处	科学家	叶良辅	南京, 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科学家
王庸	北平, 北平图书馆	著作家	郑鹤声	南京, 国立编译馆	著作家
向达	北平, 北平图书馆	著作家	刘恩兰	南京, 金陵女子大学	地理学家
李学清	南京, 中央大学地质学系	科学家	诸葛麟	南京, 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科学家
沈思屿	南京, 中央大学地理学系	地理学家	繆凤林	南京, 中央大学	著作家
竺可桢	南京, 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科学家	苏甲荣	上海, 日新舆地学社	地理学家
王钟麒	南京, 中央大学	地理学家	胡焕庸	南京, 中央大学	地理学家
王华隆	北平, 东北大学	地理学家	袁复礼	北平, 清华大学	科学家
李四光	南京, 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	科学家	韦润珊	武昌, 武汉大学	地理学家
李贻燕	南京, 国立编译馆	著作家	陈垣	北平, 辅仁大学	著作家
何炳松	上海, 商务印书馆编辑所	著作家	张星烺	北平, 辅仁大学	著作家
洪绂	广州, 中山大学地理系	地理学家	张其昀	南京, 中央大学	地理学家
柳诒徵	南京, 龙蟠里国学图书馆	著作家	黄应欢	北平, 清华大学	科学家
周昌芸	北平, 地质调查所	科学家	董绍良	广州, 中山大学	地理学家
翁文灏	北平, 地质调查所	科学家	蔡源明	广州, 中山大学	地理学家
凌纯声	南京,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著作家	刘咸	山东, 山东大学	著作家
陈长蘅	南京,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	著作家	刘玉峰	北平, 师范大学	地理学家
张印堂	北平, 燕京大学	地理学家	谢家荣	北平, 地质调查所	科学家
曾世英	北平, 地质调查所	科学家	谭其骧	北平, 北平图书馆	地理学家
黄国璋	南京, 中央大学	地理学家	顾颉刚	北平, 燕京大学	著作家

按当时他们自己认定地理学会会员组成的三部分“地理学家、科学家、著作家”的划分,地理学家有：沈思屿、王钟麟、王华隆、洪绂、张印堂、黄国璋、刘恩兰、苏甲荣、胡焕庸、韦润珊、张其昀、董绍良、蔡源明、刘玉峰、谭其骧等15人,除苏甲荣与谭其骧外,其他专家均在欧洲或美国地理学系获得过各类学位;从事气候、地质、土壤研究的科学家有：丁文江、李学清、竺可桢、李四光、周昌芸、翁文灏、曾世英、叶良辅、诸葛麟、袁复礼、黄应欢、谢家荣等12人;归入著作家的有：王庸、向达、李贻燕、何炳松、柳诒徴、凌纯声（民族学）、陈长蘅（经济学）、郑鹤声、繆凤林、陈垣、张星烺、刘咸（人类学）、顾颉刚等13人,除凌纯声为民族学家、陈长蘅为经济学家、刘咸为人类学家外,其他均为著名历史学家。该会的这种组成方式正是中国地理学会所主张地理研究范围是天时地利兼及人文的最好写照。

从数量上看,人数最多的是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大学,均有6人。其次是北平地质调查所,有4人。再次是北平图书馆与中山大学,各有3人。国立编译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各有2人,其余单位1人;从科研单位行业分布上看,大学占20人,社会科研机构18人,行政单位1人,企业1人;从地域分布看,除北平和南京的学者外,广州有3人,上海2人,武汉1人,青岛1人。

40位创会会员均为当时的知名学者,包括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清华大学地质系主任袁复礼等人。这些权威人士担任了政府及大学要职,让顶尖地理人才扬眉吐气,但过多的行政事务也影响了他们的学术成就。

由诸多大师宿儒组成的中国地理学会,成立后的一件要务即为编辑《地理学报》,将入会各大方家之专长与思考不仅贡献于专业领域,更是致力服务于战时多难的国家与社会。

2.4 《地理学报》创办的经历及意义

民国时期各种科学团体建立后,鉴于民众科学知识的极端贫乏,基本上采取了编辑科学刊物入手的办法,试图改变这一现状。如中国科学社甫经成立,就创办了《科学杂志》^[21]。由国内知名学者组建的中国地理学会也不例外,成立之初的会员均认为该会会务首在编辑《地理学报》,每季刊行一册,实为中国地理学界贡献之集合^[22]。

1934年9月《地理学报》创刊号出版,首任总编辑张其昀显得颇为意气风发：“知识即权力所寄,学会乃知识之汇。当兹国家栋崩榱折之日,正当学者勠力效命之时”^[22]。所以,有着强烈使命感的他马上与李旭旦、任美锷两人赴西北考察,1935年8月才返回南京。在此期间,张其昀的老师竺可桢为《地理学报》的相关工作出力颇多,并时时将编辑、出版等情况告知张其昀,竺可桢做了近一年的《地理学报》代理主编,《地理学报》第2、3期等的主要工作由其负责完成。《地理学报》创刊初期,稿源不足,竺可桢不仅撰写了创刊号的第一篇论文《东南季风与中国雨量》,还时常以自己的作品充实《地理学报》。《华北之干旱及其前因后果》本是竺可桢为一家美国杂志而作的英文稿,因当时《地理学报》稿源不足,他即嘱咐李良骐将其译出刊入《地理学报》第1卷第2期。之后竺可桢又将《中国气候之要素》《泰山与峨眉山之高度》两文刊入《地理学报》第2卷第1、2、4期中。竺可桢还积极为《地理学报》约稿,以提高《地理学报》的影响力,如他曾多次向翁文灏约稿,“下期稿急应罗致,务望赐著鸿文以光篇幅,而增学报之声价”。可见,创办初期,竺可桢与张其昀、翁文灏等一起为《地理学报》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于这批海内知名学者创办《地理学报》的经过,《中央时事周报》做过详细报道：地理学为一新起重要科学,最近颇有进步,在北京上海等地均有地理研究组织,但各自为政,甚少联络,无一国家中心机构负责统筹并与外国地理学会协商,如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美国地理学会等专业机构的联系。故而中国地理学会建立之后定宗旨为：“收集地理材料、传布地理知识、从事考察、讲习、讨论、出版诸方法以达到此目的,并欲在首都建立地理研究中心,与国内有关系之专门学会及东西洋有名之地理学会互相联络”。在此基础上出版《地理学报》一种,专载本国地理学者研究心得,每文附以英文节略,以利于外人阅读,并打算在庐山召开第一届中国地理学会年会^[23]。

1948年,中国地理学会出版委员会首任主任、《地理学报》首任总编辑张其昀撰文论及中国地理学会与《地理学报》的关系：“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之初,会长翁文灏,理事竺可桢各位先生,确抱有一番宏愿。我们想以首都为据点,集合全国同志的心力,来发扬中国的地理学,俾与欧美诸国地理学会同流并进。曾拟筹募基金,建筑会所,征集图书,以利会务之推进。而抗战发生,十载流离,格于环境,难如初愿。只问耕种,不问收获,原是学人应持的态度。深信果能认真工作,集中贡献,久而久之,不难获得社会的赏识与同情。由于政府的奖励和广大民间的赞助,定能使当年一幅远景渐臻实况。就目前言,本会的性质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相似。无论将来会务如何发展,论文的宣读,学报的编辑,终究是一个学会的基本任务”^[24]。可见编辑《地理学报》是整个中国地理学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中国地理学会等科学团体的成立及发行科学杂志意义在于向普罗大众普及科学知识、培养民众科学观念,及对国外科学同行展示当代中国的最新科学面貌,并挽国运于危难之中均为应有之意。但由于国家处于战争阶段,财政支绌,在军事优先的情形下,科学社团作为独立法人团体,难以获得持续的国家财政拨款以及各项资助,制定计划开始后大多难以为继,故而科学社团与科学杂志创办的初衷在落地过程中难免大打折扣。

2.5 中国地理学会和《地理学报》规划与实施间的差距

抗战时期,包括发展地理学在内的科学兴国战略,是国民政府的长远目标,但在亡国灭种的现实面前,军事抗争无疑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故而中国地理学会与《地理学报》的设定的目标和计划没有完全实现。

没有相应的经费保障,再完善的计划都无法进行;没有足够的人手具体操作,再详尽的规划都将会流于空谈。科学社团中实力最强的中国科学社,于1936年汇报该社概况时论及“本社对于发展科学,素有计划,其详虽见‘中国科学社对于中国科学发展之计划’书中,只以20年来,国家多故,本社以纯粹学术团体,在此短暂期间,努力奋斗,虽得少许成就,实处处受国家之提携,与社会人士之资助,至可感幸,然较之本社原有计划,得见诸实现者,什之一二而已”^[25]。由此可见,在国难当头的现实状况中,拥有科学家数量最多,获得国家及民间资助最巨的中国科学社的规划,都难以落实,更何况其他科学社团。

中国地理学会领导在仕途的卓越表现,将地理学变为显学,但实际学术训练中并没能培养出足够多的专业人才。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国民政府提出了要让1200名左右的地理工程师参与国家重建、经济复兴,相关专家及时进行了回应。担任过中国地理学会总干事、《地理学报》总编辑的任美锷尖锐指出,中国目前的大学教育是否能产生这些地理人才,以供经济建设的需要?他认为当时不可能实现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国新地学的兴起虽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中国地理学会的创立,今年也已到十周纪念,但国内真正大学地理科的毕业生,总计恐怕还不到二百人,供给目前大学和中学的师资,尚感不足,更无余力可以协助经建。第二,目前大学中设有专门地理系的,全国共计不过五处,史地系数目较多,但对地理工程师的养成,不能有很大的贡献。因为历史和地理,时间和空间,关系虽极密切,但系中内容包括太广,普通一个大学学生,穷四年之力,往往既不能通史也不能通地。同时,在一系中,兼包史地两系,因大学规则和经费的限制,教员人数常感不敷,史地两学都难以充分发展,造成合则两伤的局面。所以大学史地系普通只可造成中学史地教员,但不能培养地理工程师”^[26]。

任美锷除了直接批评国民政府并不了解当时地理学界的现实状况外,更深层次意义在于,中国地理学会及《地理学报》虽不懈推广“科学兴国”理念,但10年之后效果不彰,产生的影响始终局限于地理学界乃至科学界中,对大众的影响甚微,甚至对学校院系的设置也没起到太大的作用。当时在中国的高等学府中,还是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舆地学占主导地位的格局。

这一局面的产生,可以发现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推广科学知识,规划容易、实施艰难。五四运动虽过去多年,科学精神迟迟未能深入人心,科学主义对近代中国的教育体制乃至国人思想,并没有产生重要影响。近代地理科学长期停滞不前,似乎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近代中国为何一直处于持续被动挨打的局面。

3 1950-1977年中国地理学会与《地理学报》探索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地理事业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1950年,中国地学会与中国地理学会在北京合并,组成新的中国地理学会,开始肩负着引导和组织全国地理工作者的责任,以及推动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和科学事业发展的任务。过渡时期的中国地理学会推举黄国璋任理事长,王成组任总干事,任美锷任《地理学报》总编辑,继续以南京大学为中心出版发行。1950年在南京创办《地理知识》（现《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1953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两会合并后的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竺可桢为当选理事长,孙敬之为书记。1956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竺可桢连任理事长,孙敬之、黄秉维为副理事长,王均衡为秘书长。1963年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竺可桢继续担任理事长,黄秉维、侯仁之、李秉枢和任美锷为副理事长,王均衡连任秘书长。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地理学会先后建立了区域性和专业性组织体系。从1950年到1956年,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广州、杭州、福州、长沙、武汉、重庆、成都、贵阳、西安、兰州、开封、济南、长春、大连、昆明等地方性分会陆续成立,这些分会是区域性的,有些还是跨行政区的。后来,中国地理学会区域分会逐渐演变成各地方性的地理学会,使中国地理学会的地方组织网络逐渐健全,并且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由于学科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客观需要,1960-1965年,地理学各分支学科陆续成立了8专业委员会或分会,还成立了一些工作委员会和研究（工作）组。

1953年“中国地理学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地理学报》的办刊任务是：“结合祖国经济建设需要,提高地理科学水平”,大会决定改组《地理学报》编辑委员会,将《地理学报》编辑部由南京迁往北京（1954年3月完成搬迁）,侯仁之任主编,1958年改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64年黄秉维任主编。1950-1966年《地理学报》出版了18卷54期,发文365篇。1966年6月-1978年6月,《地理学报》停刊。

《地理学报》在这一时期的成果包括：针对水文地理所涉及的冲积平原、河床地形、含沙浓度、演变过程、河流沿岸地质构造以及冰凌洪水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自然景观涉及的地形地貌、大地测量、景观学派、地球化学景观、元素迁移、景观要素、化学地理以及冰川等方面的研究;地理科学学科体系探索、苏联地理学、行政区划和民族自治等方面的研究;自然区划涉及的荒漠草原、荒漠植被、森林草原、黄土高原、冰雪融水、西藏高原和欧亚大陆等研究;农业区划涉及的区划工作、农副业生产、棉花基地、沿江地带、嘉兴专区和生产基地等方面;区域规划涉及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配置、规划工作、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水利开发和劳动力等研究。

4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理学会与《地理学报》的创新发展

4.1 中国地理学会完善了专业性、区域性组织体系,扩大了专业化、国际化学术交流

1979年底,中国地理学会在广州召开了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启了新时期中国地理学创新发展的新篇章。李旭旦、吴传钧等呼吁复兴人文地理学,中国地理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在国家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近40年来,中国地理学会又成立了16个专业委员会、10个分会、9个工作委员会、10个研究（工作）组和7区域代表处。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交流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科技工作者的需求。为此,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会广泛征求会员意见,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创新谋划学术交流会议的发展路径并进行整体布局,形成了学术交流必须走国际化道路、必须有目标按计划分层实施、必须实现人群、区域和学科全覆盖的总体思路。形成了以会员为主体、以学术交流为主线,以国内交流为基础、以国际交流为引领的学术会议新体系。学会积极参与国际学术活动,提升学会话语权和国际地位,加强双边合作,带动区域性国际交流。

多年来,中国地理学会除1949年加入国际地理联合会外,还分别于1983年和1989年先后加入了国际冻土协会和国际地貌学家协会,先后与日本、法国、韩国、美国、俄罗斯、印度、英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地理学会建立了双边交流与合作关系,开展了一系列互访交流与考察活动,带动了双边合作与往来。在双边交流的基础上,学会不断建立区域国际机制,搭建交流平台,先后创办了“中日韩地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亚洲地理学大会”,组成了中日韩地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组织委员会,并于2018年发起创建了亚洲地理学会（筹）。

4.2 加强以《地理学报》为代表的编辑出版管理,打造学术期刊交流共享平台

针对学会期刊出版管理,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了“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建设了“学会学术期刊方阵”（学术刊物18种）,制订了《中国地理学会期刊管理办法》,创建了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网,打造学术期刊交流共享平台。学术期刊是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中国地理学会高度重视学会期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加强组织建设和期刊管理,重视期刊宣传与编辑培训,建设学会学术期刊方阵,搭建全国地理期刊交流和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学术成果的长期延伸交流。主要工作包括：

（1）成立“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定期召开编辑工作交流会。近年来,随着科技期刊在学术界影响力的提高,连续举办10多届“中国地理编辑出版年会”,吸引全国地理期刊编辑和学者参加,形成学会品牌活动。会上,多次评选发布最具影响力中国地理期刊优秀论文,以及全国优秀地理图书等奖项。

（2）建立中国地理学会学术期刊方阵：学会学术期刊由原来的《地理学报》（中英文版）等8种增加到现在的18种,2016年新创办的《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采用数据出版方式,创新性地拓展了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模式。中国地理学会学术期刊方阵有多种期刊连续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计划”和“中国科协精品期刊”等资助项目,为期刊发展注入巨大推力。

（3）利用“互联网+”手段,以《地理学报》为龙头,于2006年创建了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网。期刊网实现了专家库、作者信息库等资源共享,编辑部办公的自动化、网络化,期刊论文生产的自动化和网络发布的数字化、多媒体化。与此同时,利用数字化传媒网实现了专家精彩报告视频在线交流。

4.3 《地理学报》引领中国地理资源期刊国际化、数字化、网络化和集群化发展

1978年下半年《地理学报》复刊,黄秉维任主编。1984-1995年吴传钧任主编。1978-1995年《地理学报》出版了18卷80期,发文813篇。

1996年刘昌明任主编以后,增加了国际编委,开启了《地理学报》光盘版发行、网络版发布、电子邮件投稿到网络投稿、图文混排彩色印刷。2001年《地理学报（英文版）》（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发行,郑度任主编。2006年开始使用网络采编和发布系统,引领中国地理资源期刊集群发展,发文量井喷增长。开启了《地理学报》国际化、数字化、网络化和集群化的创新发展。1996-2018年《地理学报》出版了23卷226期,发文2809篇。

5 结论

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的成立与《地理学报》的创办早期（1934-1949年）,呈现了近代中国地理人不懈努力推广科学观念的艰辛历程。因抗战需要,地理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一道肩负起科学救国的责任,地理学界的领军人物也受到国民政府的青睐,如翁文灏、朱家骅、张其昀等先后出任国民政府要职,由于公务繁忙影响了对本学科的关注,加上当时战乱频繁,普罗大众连基本生存权都无法保障,更没能力在精神层面上有所追求。所以包括发行《地理学报》在内中国地理学会所作的诸多努力,由于当时社会环境条件的制约虽收效欠佳,但为中国地理学的科学发展拉开了序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地理学会无论从组织建设、会员发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期刊方阵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地理学报》与广大地理学家一道,共同巩固和发展了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也见证和推动着中国地理学的研究转型与革新,是中国地理学优秀成果最为重要的刊登平台,并在呼应和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支撑和带头作用,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地学领域领军学术期刊。

由此可见,再强大的社团或是学科领军人物,如果离开一个强盛的祖国,一切均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个人、社团、国家是息息相关的整体,国家强盛,科学社团才能良性发展,科学家才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贡献社会,反之亦然。可以证明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地理学会及其会员,在领军人物竺可桢先生带领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不仅在学科和学术建设上取得了突出成绩,更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地理学报》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获得了蓬勃发展,充分展示了中国地理学会及地理学者的研究成果。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Sen Lusan . People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 Semi-Monthly Magazine. Zhou Yiliang, Trans. 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1936,5(10):66. [ 森鹿三 , 著. 周一良, 译. 禹贡派的人们. 禹贡, 1936,5(10):66.]

[2]	Zhu Jiahua . Significance for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geography. Geography, 1942,2(1/2):1. [ 朱家骅 . 中国地理研究之重要. 地理, 1942,2(1/2):1.]

[3]	Hu Xiansu . Prospects for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China. Science Time, 1936,3(10):22. [ 胡先骕 . 中国科学发达之展望. 科学时报, 1936,3(10):22.]

[4]	Hu Huanyong .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and Journal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Popular Science, 1948,4(6):270. [ 胡焕庸 . 中国地理学会和地理学报. 科学大众, 1948,4(6):270.]

[5]	Zhang Qiyun . Progress in Chinese geography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I).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35,2(3):93-131. [ 张其昀 . 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进步(上). 地理学报, 1935,2(3):93-131.]

[6]	Zhang Qiyun . Progress in Chinese geography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II).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35,2(4):169-205. [ 张其昀 . 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进步(中). 地理学报, 1935,2(4):169-205.]

[7]	Zhang Qiyun . Progress in Chinese geography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III).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36,3(1):119-202. [ 张其昀 . 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进步(三). 地理学报, 1936,3(1):119-202.]

[8]	Yao Lufeng, He Shujin . The memorabilia of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during 1934-2004.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4,59(6):1082-1086. [ 姚鲁烽, 何书金 . 《地理学报》创刊70周年大事记(1934-2004年). 地理学报, 2004,59(6):1082-1086.]

[9]	He Shujin, Yao Lufeng, Zhao Xin .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on human geography published i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in 1934-2004.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4,59(Suppl.):198-204. [ 何书金, 姚鲁烽, 赵歆 . 地理学报70年来人文地理学的载文分析. 地理学报, 2004,59(Suppl.):198-204.]

[10]

Liu

Ruiwen

, Wu

Dian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