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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74 >Issue 8: 1508 - 1524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08002

A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patterns of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owns in the Wuding River Basin

  • TONG Biao 1, 2 ,
  • DANG Anrong 1 ,
  • XU Ji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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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 2. Liaoning Provincial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Shenyang 110122,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3-21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6-25

  Online published: 2019-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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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51378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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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uding River is one of the main branch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flowing through the Loess Plateau in northern Shaanxi.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itions as well as the beginning and ending dates of the counties in the Wuding River Basin, from 300 BC to 1900 AD.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and regime changes, thre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towns evolution process in this river basin are found: (1) Influenced by the cyclical fluctuation of climat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owns in the river basin has obvious periodicity, and the geometric center of the towns in this basin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idal movement in a "northwest- southeast" direction. (2) The life spans of the town sites are generally short, and there were four stages with four different central towns in history. The direction and process of the movement of the central town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trend of the tidal movement of the geometric center of the towns. (3) In the history of the river basin, there were three types of towns spatial patterns: along the river valleys in the Qin-Han and Sui-Tang periods, along the border lines and the Great Wall in the Song and Ming periods, and along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river basin in the Yuan and Qing periods. Based on the analyses,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to rationally determine the scale and layout of the towns system,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Wuding River Basin should focus on the long-term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owns distribution and the reality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vulnerability.

Key words： Wuding River Basin; fragile ecology area; towns distribution; evolution of spatio-temporal pattern; climate change

Cite this article

TONG Biao , DANG Anrong , XU Jian . A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patterns of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owns in the Wuding River Basin[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 74(8) : 1508 -1524 . DOI: 10.11821/dlxb201908002

1 引言

无定河流域位于陕西省榆林市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交界地区,地处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中国干旱与半干旱区域的过渡地带,也是历史上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碰撞与交融的窗口。这一区域的城镇格局演变研究,对过渡地带地理环境演变、城镇发展规律、资源开发与城镇布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侯仁之先生的《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1]一文开启了关于毛乌素沙漠和无定河流域环境变迁的研究[2]。其后,韩茂莉利用历史文献分析了无定河流域从战国到清末的人口和土地开发情况,并以人口数量和结构推测历史时期的土地开发规模与结构[3],虽然分析比较概略,但研究方法启迪后人。吕静在回顾了榆林地区生态环境演变历程后认为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当人类活动超过自然环境承载力的限度时,潜在的沙漠化因素就会被激活,强调在区域开发建设过程中要关注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4]。安介生对历史时期红柳河（无定河上游）谷地的自然环境变迁进行了系统的探讨[5],强调应进行保护性开发,重视河流水系在维护区域生态环境中发挥的调剂功能。仇立慧分析了黄河中游古代都市选址与迁移的资源环境背景,认为自然地理条件是都市及其腹地农业发展的基础,都市迁移是气候变化引起的区域资源环境演变决定的[6],环境变迁决定了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空间格局,但人类在顺应环境变迁趋势的同时,其自身的主动性也在不断增强。冯文勇总结了鄂尔多斯高原及其毗邻地区（含无定河流域北部）历史时期古城址的分布及重复利用程度[7],分析发现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历史城镇的总体重复利用率很低（低于20%）,城镇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但没有进一步分析城址复用与分布的时空规律。何彤慧认为历史时期城镇体系分布格局是人类空间活动特征的集中反映,通过分析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古城址分布数量与重心的变化[8],推断出毛乌素沙地三次沙漠化进程（东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但仅限于基本的数量关系,缺少进一步的时空分析。另外,还有关于榆林及陕北地区汉代[9]、唐宋[10]、明清[11,12]城镇地理的研究,但尚未见到关于无定河流域较完整的通史性城镇分布格局演变的研究。
本文以县级城址为代表,结合高层级政区及其治所位置的演变,研究无定河流域历代城镇分布格局的演变过程。通过文献与文物资料相互印证,建立上自战国中晚期（约300 BC）下至清末（约1900 AD）无定河流域范围内出现过的城镇的位置、等级、兴废年代数据集,结合行政区划沿革、经济社会发展、政权更迭、气候变迁等相关资料,分析流域城镇格局的时空演变过程,以期加深对流域城镇格局的时空演化特征、区域过渡性和脆弱性认识,为当代及未来流域城镇发展布局提供参考。

2 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

无定河是黄河中游的一条较大支流,发源于陕西省北部白于山区,上游称红柳河,向东北流经内蒙古巴图湾后转而向东,在榆阳区鱼河镇与其支流榆溪河交汇后再折向东南,经米脂、绥德,在清涧县河口村汇入黄河。全长491 km,流域面积30261 km2,其中70%位于陕西省榆林市、近30%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还有少部分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图1）。
图1 无定河流域区位图

注：图片来源为作者在天地图影像基础上绘制。

Fig. 1 The location of Wuding River Basin

无定河流域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交接地带,流域北部属于毛乌素沙地南缘（图1）。流域地处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具有典型的过渡性地理特征,这里不仅是黄沙与黄土交界带、也是干旱与半干旱过渡地带,还位于著名的“胡焕庸线”上,是中国自然环境、人口分布的典型过渡地带,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朝代更迭的缩影和窗口（附表1）,其北侧河套地区与阴山一线是中国古代中原文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第一道防线,而无定河流域则处于第二道防线。

2.2 研究方法

由于中国历史上县级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基层区划,从秦代以来历代行政区划无论采用二级制、三级制还是多级制,全国的县级区划一直维持在1500个左右,因此,本文选择县级城址作为代表,结合高层级政区及其治所位置的演变,来研究无定河流域历代城镇分布格局的演变过程。
城址的选择考证,结合了历史文献、相关区域的历史地理、城镇地理和政区地理研究文献、古城址文物资料等,每一城址的存续和位置都尽量选用两种或多种文献考证或文物资料相互印证。研究的时间范围上自战国中晚期（约300 BC）、下至清末（约1900 AD）。研究的空间范围以当代无定河流域范围为主要参考,由于流域的南侧和东侧有比较明显的自然分水岭,因而历史上分布于流域南侧清涧河、延河、北洛河流域的城镇和流域东侧葭芦河、秃尾河、窟野河流域的城镇,均不列入本文的研究范围;而流域西侧和北侧为毛乌素沙地,在历史上自然环境变迁巨大,因而推测无定河水系在这一区域的流域范围也可能是变化的,所以将今天毛乌素沙地范围内历史上出现过的城镇也列入本文研究范围。
通过上述分析和整理,建立了每一年代无定河流域范围内出现的县级及以上城镇的位置、等级、兴废年代数据集(附表2列示了这些城镇的存续年代和文献出处。),图2为历代城镇分布图。
图2 无定河流域历代城镇分布图

Fig. 2 Towns distribution in the Wuding River Basin

3 城镇格局演变的周期性和潮汐性波动特征

3.1 城镇数量的周期性波动特征

气候与自然环境的长周期变动引发社会发展的周期变迁,已经被众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13,14,15,16,17,18]。从新石器时代至清朝,中国气候温暖期与寒冷期周期性变化的过程,也促成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较量与整合的过程——气候变化影响农业,从而影响社会各个方 面[19]。由于无定河流域地处农牧交错带的特殊地理位置,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其受周期性气候变迁的影响更加显著[20],因而流域历史城镇的时空格局演变也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图3）。
图3 气候变化与城镇数量及城址复用率的关系图

注：温度数据摘自葛全胜等[20]。

Fig.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e change, towns number and rate of town-sites reuse

历史上无定河流域城镇数量有明显的5个繁荣时期,对应了气候波动曲线的历次暖期;在每个繁荣时期之后分别存在一个城镇数量与规模的低迷时期,对应了气候波动曲线的寒冷时期（图3）。经计算,温度变化序列与城镇数量序列的相关系数为0.243,p值为0.010,说明二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只是线性相关的程度较低;这种相关性在明代以前更加明显,例如在1440年及以前两个序列的相关系数为0.387,p值为0.001。
（1）秦汉时期（200 BC-100 AD）,气候普遍较温暖,无定河流域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并且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到东汉末年（150 AD起）气候转冷,本地区开始不适宜农业生产,造成中原王朝难以维持在这一地区的控制;而转冷的气候也使北方游牧民族产生了向南扩张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150-450 AD）,无定河流域都处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控制之下。
（2）隋唐时期（500-950 AD）气候转暖,无定河流域再次由中原农耕王朝掌控,并且由于较好的自然条件,使得这一时期城镇十分繁荣。唐末五代气候再次转冷,游牧的党项羌部落开始控制无定河流域,而北宋也因为河套地区和毛乌素沙地气候恶化、土地沙化而决定放弃阴山一线和夏州地区,将防线收缩到长城沿线[21]。
（3）宋金西夏时期（1050-1250 AD）城镇数量虽有所增加,但以军事堡寨为主,居民数量并没有实质性增加,生活活动也不繁荣。元代（1250-1450 AD）气候再次转冷,流域城镇也进一步向南退缩到下游一隅。
（4）明代（1450-1600 AD）城镇数量有所增加,但以军事堡寨为主。
（5）清代（1650-1900 AD）中期有过一次明显的寒冷时期,但是城镇数量变化不大,其后温度开始上升,城镇数量的增加缓慢,但人口增长迅速,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当代。

3.2 城镇几何中心的潮汐性波动特征

在这些繁荣与衰退所组成的周期里,流域内的城镇像潮水一样,在繁荣期向西北方向“涨潮”遍布整个流域,而在衰退时期则向东南方向“落潮”退去,其分布特征具有明显的潮汐性波动特征。
流域城镇几何中心的移动轨迹清晰地反映出城镇分布的这种“西北—东南”向的潮汐性波动特征（图4）：
图4 城镇几何中心和中心城镇的移动轨迹图

Fig. 4 The trajectory map of towns geometric centers and central towns

（1）战国中晚期至东汉末期（300 BC-150 AD）,流域城镇几何中心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在150 AD左右移动到长城附近。
（2）南北朝时期（400-600 AD）,城镇几何中心从长城外的统万城出发向东南移动,在600 AD（隋代）回到战国中晚期（300 BC）的几何中心附近。
（3）隋代到唐中期（600-750 AD）,城镇几何中心小幅度向西北移动了150年,而后又掉头小幅度向东南移动（750-1200 AD）,用了400多年时间,再次回到战国中晚期（300 BC）几何中心的起点附近。
（4）元初到明初（1250-1500 AD）,城镇几何中心大幅度向东南移动,并在绥德附近徘徊了大约200年。自从明中期延绥镇移治榆林后（1500-2000 AD）,流域城镇几何中心也开始向北移动,再次回到战国中晚期（300 BC）几何中心起点附近。
上述城镇几何中心移动的波动周期与城镇数量规模的波动周期和气候波动周期具有一致性,也与流域中心城镇的演变路径具有一致性。

4 城镇分布的时空特征分析

4.1 城址复用率与阶段划分

城址复用率,指在历史发展和朝代更迭过程中,后代沿用前代城址的百分比,是一个用于分析区域内城址的重复利用程度的指标。李济先生曾利用不同地区的筑城率和废置率来研究汉民族的分布及其空间扩展[22],冯文勇在分析历史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城镇格局时也使用了这一指标,从而发现该研究区的城镇体系发展具有明显的“大起大落”的阶段性特点[7],即“城市一次成形、一次废毁”。无定河流域位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这一典型的过渡性地带,其历史城镇体系除了在数量上和空间分布上具有上一节介绍的周期性和潮汐性特征外,其空间分布格局在时间维度上则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本文计算了无定河流域历代城址的复用率曲线（图3）,发现其与城镇数量变化曲线具有基本一致的周期性特征,在每个城镇繁荣期内,城址复用率很高,而在两个城镇繁荣期之间,城址复用率则非常低（表1）。
表1 无定河流域历代城址的复用率

Tab. 1 Re-use rate of town-sites in Wuding River Basin

历史时期 县级以上城址数量(座) 复用城址数量(座) 复用率(%) 复用城址说明
秦汉时期 8
隋唐时期 12 1 12.5 唐儒林在秦汉肤施故址旁另建新城
宋元时期 8 2 16.7 流域下游的上县/龙泉/绥德和长泽
明清时期 3 37.5 流域中下游的绥德、米脂、榆林
无定河流域古代城镇存续时间普遍较短（附表2）,在全部41个城镇中,沿用超过1000年的只有绥德（北朝和隋代称上县,唐称龙泉,北宋后称绥德）,沿用了大约1500年;沿用超过500年的,除绥德外,只有米脂、长泽、统万和榆林4座,仅占10%,而存续不到100年的城镇则多达9座。全部41个城镇平均存续年限为317年,中位年限为280年。农牧交错带脆弱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社会经济环境是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
根据图3的城址复用率曲线,可以将历史上无定河流域的城镇体系划分为4个阶段,分别为：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内,流域内城镇的重复利用程度都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平,说明这些城镇在相应的历史时期始终承担着相应的城市职能;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之间,城址复用率则相当低,说明每经历一次城镇衰落时期,后代城镇大多都另觅新址;根据每一历史阶段特定的人地关系,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中心城镇（图4）。

4.2 各阶段的城镇体系格局

4.2.1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流域绝大部分地区属于上郡辖地,其中心城镇为上郡治肤施,位于无定河与榆溪河交汇处（今榆阳区鱼河堡）,也是秦长城与秦直道上的重要节点,是秦汉两代陕北重镇和京畿地区与河套地区、山陕北部联系的要道。《史记·赵世家》载“（赵惠文王）三年（296 BC）,灭中山国,迁其王于肤施”,可见肤施在战国时就已存在[23]。294 BC肤施属秦,成为秦上郡治,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汉代。东汉末年,南匈奴两次南侵,肤施两次南迁,在140 AD第二次南迁后再没有迁回原址。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汉朝于188 AD放弃河套、陕北、晋西北地区,该区域由匈奴、羌胡与汉族杂居[8]。从有文字记载的296 BC到140 AD废弃,肤施城址共沿用了约440年。
除郡治肤施以外,还有7处县治目前可以确定位置在无定河流域内（图5）。这一时期统县的高级政区治所——上郡治肤施——位于无定河干流与榆溪河交汇处,而7座县城,有6座位于无定河干流或一级支流附近,可见,在秦汉时期,王朝疆域扩展至河套和河西地区,无定河流域在大部分时间里均属于“内地”,且当时气候和水土条件较好,毛乌素沙地尚未大规模沙化,因此城镇分布以自然因素（河流、谷地）支配为主。由于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区特殊的地质地貌特征,使得河流谷底既是适宜耕种与城守的水源充足、地势平坦的用地集中区,也是区域交通最适宜的通道,因此城镇沿主要河流谷地分布,是顺应自然地理环境的结果。
图5 秦汉时期无定河流域城镇分布图

注：行政边界参照文献[35]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绘制。

Fig. 5 Towns distribution of Wuding River Basin in Qin-Han period

秦代以来,这一地区的城镇职能以军事为主,先秦时期秦、赵分别战胜了北方的义渠、朐衍、林胡、楼烦等部族,在无定河流域置城驻守。战国后期,匈奴强大起来,秦统一六国后派蒙恬“北击胡”,无定河流域是重要的军事要地,蒙恬、扶苏都曾在此地进行过军事活动。在秦末汉初的近100年时间里,匈奴南下夺取河套地区,无定河流域一直是中原王朝与匈奴军事对峙的前线。到汉武帝时期,在北征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随着国家版图不断扩大,上郡辖地增置若干县城,其中的龟兹县还是安置西域龟兹国内附人口的地方,并在此派驻了属国都尉。无定河流域由边疆变为内地,城镇职能也逐渐由军事职能,转变为区域的经济、政治中心,这一阶段是无定河流域城镇建设第一个繁荣的高峰。东汉时期无定河流域城镇规模较西汉有所收缩,仅余5县,东汉后期由于匈奴南侵,上郡治肤施南迁,流域内城镇则完全衰落,沦为游牧场所。
从人口规模看,秦代秦始皇曾派蒙恬率领30万大军修筑长城,这些部队主要分布于河套地区,但也有相当数量驻于上郡,根据蒙恬墓的位置推测,当时驻守在无定河流域的军队数量不在少数[3]。而汉代的人口规模,根据梁方仲的统计[24],公元2年（近似西汉末期）,上郡领22县,共10368户、606658口,县均4713户、户均5.83口;而到了东汉末年（140 AD）,上郡仅领南部10县,共5169户、28599口,县均517户、户均5.53口,县均户口数仅为西汉末年的十分之一左右。而此时无定河流域已被北方游牧民族占据,人口密度更低,可以推测城镇规模更小、职能更为有限。
4.2.2 北朝隋唐时期 本时期的城镇建设,始于匈奴大夏国筑统万城,流域内的城镇兴于北魏,经西魏、北周、隋三代反复废、置,到盛唐时期城镇规模达到顶峰。唐中后期至五代时期,无定河流域由党项等游牧民族实际控制,加之当时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原因,生产方式由农耕转为游牧为主,城镇也大量废弃。
统万城是北朝隋唐时期无定河流域的中心城镇（图6）,在413 AD修筑完成后成为匈奴大夏国的都城,427 AD北魏攻取后改为统万镇,446 AD改设岩绿县,488 AD以岩绿为州治设立夏州,辖4郡12县,辖区完整包含了今无定河流域。隋代分夏州为朔方（北魏夏州西部,治岩绿）、雕阴（北魏夏州东部,治上县）二郡;唐改为夏州和绥州,并进一步将绥州分为绥州（原绥州南部,治龙泉,原上县）和银州（原绥州北部,治儒林）,此时夏州治所朔方（原岩绿）仍为无定河流域中心城镇,另有上县/龙泉、儒林两个次级中心。唐末藩镇割据,夏、绥、银三州属夏绥节度使辖区,治所仍在朔方,即统万城。此后五代时期夏绥节度使转换为定难军节度使,辖区与今无定河流域范围相当,治所仍在夏州。由于气候变迁以及党项、吐蕃等少数民族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夏州/统万城逐渐衰败,至宋初虽一度夺取过此城,但终因周围积沙严重,难于防守和耕种,最终废弃。从北朝大夏国兴筑到北宋初年废弃,统万城前后共沿用了近450年。
图6 北朝隋唐时期无定河流域城镇分布图

注：行政边界参照文献[35]唐开元二十九年京畿道、关内道绘制。

Fig. 6 Towns distribution of Wuding River Basin in Sui-Tang period

除统万城外,本阶段流域内曾先后设置过18座县级及以上城镇,在盛唐时期城镇数量达到峰值（12座）。另外,由于唐代特殊的少数民族政策,诞生了大量的羁縻州（准县级建制）以安置内附的少数民族部落,无定河流域作为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融的窗口地区,曾设置了几十个羁縻州,安置党项羌、突厥、吐谷浑、回纥等民族部落。从人口规模上看,隋代（609 AD）上郡5县有53489户[24],县均超过万户,是西汉时期的2倍。盛唐时期人口规模与隋代相当,从空间分布看,流域下游的绥州户口数最多,其次是夏州,而后是银州和宥州。以盛唐末期的742 AD为例,绥州5县共10867户,夏州3县共9213户,银州4县共7602户,宥州2县共7083户[25]。可见当时流域中上游也保持了较高的人口规模,加上没有计入统计口径的羁縻州府居住的游牧部落,则人口规模还会更高。说明当时自然条件很好,城镇也相当繁荣。城镇职能也不再主要是军事职能,而是行政、经济中心的职能。
与秦汉时期类似,隋唐时期的城镇空间格局也是沿主要河流分布（图6）。这一时期的中心城镇统万城位于无定河干流,其他统县政区治所,如唐代银州治所儒林、隋唐绥州治所上县/龙泉,五代时期宥州治所长泽均位于无定河干流附近。值得一提的是,与当代不同的是,统万和长泽所在区位,在当时气候和水土条件均十分优越。隋唐时期无定河流域属于王朝“内地”,毛乌素沙地也尚未大规模沙化,因此城镇分布以自然因素（河流、谷地）支配为主。
4.2.3 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的前半段,即宋/金与西夏对峙时期,流域内城镇主要以军事职能为主。唐末至五代,无定河流域一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单元（定难）,由党项拓跋部控制,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夏州（统万城）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成为西夏国前身。西夏国时期,无定河中、上游由西夏控制,下游由北宋、金相继控制,此时期双方在交界地带构筑了大量军事堡寨[4],开展砍伐木材、开挖山体、樵采燃料等建设活动,但县治经济活动并不繁盛。
在宋/金与西夏对峙时期,流域内有两个中心城镇,分别是西夏境内的长泽和宋/金境内的绥德。长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北朝时期曾为长州州治,唐代中后期及五代时期为宥州州治,由于在宋代其水土条件比统万城要好,且更加靠近北宋与西夏的边界,因此没有像统万城那样被废弃,而是沿用为西夏宥州嘉宁监军司治所,直到元代被废弃。同时期,宋/金境内的中心城镇为绥德,其前身为西魏时期设置的绥州治上县,唐天宝元年改名为龙泉,在隋、唐时期均为无定河流域的区域次级中心,宋/金时期成为无定河下游的中心城镇,元代改称绥德,由于其位于无定河、大理河和淮宁河三河交汇处,并且地处流域下游深入农耕区腹地,受气候变化和农牧交错带南移影响较小,因而在元、明时期仍然是区域经济、政治和交通中心,并且城址一直沿用至今,前后长达近1500年,成为无定河流域沿用时间最长的城址,作为地区中心城镇的时间也将近500年。
宋与西夏对峙时期（图7）,无定河流域分属北宋和西夏,双方均在边界附近构筑了大量军事城寨,县级及以上的城镇也主要沿边界分布。由于气候变化使得本地区不适宜耕种,加之西夏党项等游牧民族的游牧、野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唐代的众多州县城址在北宋初年几乎全部废弃,北宋境内只有上县/龙泉沿用为绥德军城,西夏境内只有长泽沿用为宥州嘉宁监军司驻地,与左厢神勇监军司、石州祥祐监军司共同组成对北宋延绥方向的军事阵线,三司呈直线排列,与宋西夏边界基本平行,另有西夏新置龙州、洪州更是深入宋西夏边界前线。南宋时期（图8）,金接替北宋控制无定河下游地区,依然延续上述城镇分布格局。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无定河流域城镇分布的主导因素已经不是河流、谷地等自然因素,而是边界、长城等军事政治因素。
图7 宋/西夏时期无定河流域城镇分布图

注：行政边界参照文献[35]北宋政和元年永兴军路绘制。

Fig. 7 Towns distribution of Wuding River Basin in Song-Xixia period

图8 金/西夏时期无定河流域城镇分布图

注：行政边界参照文献[35]金大定二十九年京兆府、鄜延路绘制。

Fig. 8 Towns distribution of Wuding River Basin in Jin-Xixia period

元代由于国家疆域的拓展,无定河流域再次成为“内地”,但由于这一时期是历史上气候比较寒冷的时期,城镇分布偏于流域下游。另外,元代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统治阶层更加注重游牧的生产方式,人为的政策因素也是造成这种城镇分布格局的重要原因。如图9所示,元代主要城镇均集中在下游绥德附近,金末曾经在下游设置的定戎、嗣武、绥平、怀宁、义合等小县在元初都已省并,仅余绥德、米脂两州县。元代无定河流域的城镇不仅数量少,规模也小。例如金代绥德州辖14县（含无定河流域诸县）共12720户,县均近千户[24],而元代的延安路16县共6539户,县均不到500户[24]。可见当时无定河流域城镇规模小,职能单一,经济活动不繁荣。
图9 元时期无定河流域城镇分布图

注：行政边界参照文献[35]元至顺元年陕西行省绘制。

Fig. 9 Towns distribution of Wuding River Basin in Yuan period

4.2.4 明清时期 明代无定河流域是明与蒙古鞑靼部军事对峙的前线,这一时期研究区内的城镇以长城沿线堡寨系统为主,属延绥镇辖地,初期治所在绥德,明中期为加强西北防线,在成化年间将延绥镇治所从绥德移驻到榆林,使得无定河流域地区中心城镇最终转移到榆林。
明代榆林地位上升缘于当时明朝放弃河套地区和东胜卫,退守延绥镇,而榆林地势险要,比绥德具有更优越的军事区位。到了清代,无定河流域周边成为“内地”,军事职能逐渐弱化,但因当地为多民族杂居地区,清政府认为“必须大员弹压”[25],因而仍然维持了榆林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到了近代,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长城沿线能源和资源开发,榆林以其位于陕北能源、矿产资源分布中心的区位,再次巩固了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从明成化年间（1473 AD）至今,榆林作为地区中心已经超过了500年。
如图10所示,明代无定河流域县级及以上城镇仅榆林、绥德、米脂3城,但长城沿线的军事堡寨则多达20座左右[12],城镇体系主要为军事职能,空间分布集中在长城（边界）南侧沿线。而明长城以北鞑靼部分鲜有城址据点记载,应该与蒙古游牧、游击的生产与军事方式有关。关于明代城镇的规模,梁方仲通过人口密度方式估计无定河流域绥德州、清涧县、米脂县均在1000户左右[24],与金代相当,规模超过元代,但是比秦汉和隋唐人口最繁盛的时期少得多。
图10 明代无定河流域城镇分布图

注：行政边界参照文献[35]明万历十年陕西一绘制。

Fig. 10 Towns distribution of Wuding River Basin in Ming period

清代与元代类似,无定河流域在国家层面结束了沿长城对峙的局面,但省级边界延续了划长城而治的格局。长城以南属陕西省的延安府和榆林府,长城以北属内蒙古的伊克昭盟。各级城镇的军事职能逐渐弱化,生产和民政职能逐渐加强。随着清朝人口、土地政策变化,分阶段有过汉人到“口外”开垦“伙盘地”的活动,这一开发过程也奠定了如今陕西、内蒙古分界线在长城北侧的基本格局。此时期无定河流域的主要城镇均集中在中下游,沿用自前代的有绥德、米脂、榆林三城,清中期随着人口增加,增置了靖边县和怀远县（图11）,两县从军事堡寨演变而来,因此都位于长城沿线。
图11 清时期无定河流域城镇分布图

注：行政边界参照文献[35]清嘉庆二十五年陕西绘制。

Fig. 11 Towns distribution of Wuding River Basin in Qing period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结合文物保护资料,整理了无定河流域从战国中后期到清末县级及以上城镇的等级、规模、存续年代及城址位置,结合无定河流域行政区划沿革,分析了流域城镇格局的时空分布特征,主要的发现及其讨论如下。

5.1 城镇格局的周期性与潮汐性波动特征

（1）城镇数量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受历史上气候波动和自然环境变迁的周期影响,无定河流域城镇的繁荣与衰退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经历了战国中晚期到东汉、北朝到唐末五代、北宋到元代3次完整的城镇成批产生、成批消失的周期,明代以后县级及以上主要城镇基本稳定,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当代。
（2）城镇分布的潮汐性波动特征：通过分析历代城镇几何中心的移动轨迹,发现无定河流域城镇演化具有明显的“西北—东南”向潮汐性波动特征,从战国中晚期（约300 BC）开始几何中心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在150 AD移动到长城附近,南北朝时期又向东南移动回到300 BC几何中心附近;隋唐时期先小幅向西北移动,再掉头向东南再次回到300 BC几何中心附近;元代开始几何中心向东南移动到绥德附近,自明中期开始向北移动,在20世纪再次回到300 BC的几何中心附近。
在上述城镇增减过程中,城镇繁荣程度与气候变化波动存在相关性,但前者受后者的影响逐渐减弱。随着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加强,每次周期后城镇存活下来的数量不断增大,城镇延续时间也在增长。说明这种周期性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受自然环境变迁的影响逐渐变小。

5.2 城镇空间格局的阶段性特征

流域内城址的复用率呈现与城镇数量一致的波动性,在每个城镇繁荣期内,城址复用率很高,而在两个城镇繁荣期之间,城址复用率则非常低。根据城址复用率的波动,将流域内的城镇体系划分为4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中心城镇,中心城镇的移动轨迹与城镇几何中心的移动轨迹有相同的节律和方向,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环境变迁的适应,而历次转移中的微妙变化也体现了人文社会因素对城镇布局的影响。
（1）城市体系具有短期内一次成形的特点：汉代和唐代新设郡县是短时间内迅速形成的,北朝军镇、宋明堡寨等军事城市更是具有一次成形的特点;而且城市游移性很大,兴衰存废都十分剧烈,秦汉时期的中心城市位于榆溪河和无定河交汇处的肤施,到北朝隋唐时期,中心城市向西北方向移动到统万城,而宋元时期的中心城市则向东南移动到流域下游的绥德,明清时期中心城市又向北移动到长城沿线的榆林。
（2）区域经济中心不明显：每阶段的中心城市以军事、政治中心为主,人口和经济规模并不占据明显优势。例如,唐代无定河流域的政治、军事中心城市为夏州统万城,但当时夏州的人口规模却比绥州要小。
（3）城市空间分布有3种典型格局：秦汉和隋唐时期,主要沿河流谷底分布,是适应自然的结果;宋、明两代主要沿边界/长城分布,军事和政治因素占支配地位;元、清时期,则由于当时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影响,城镇主要分布在流域下游地区。

5.3 城镇格局影响机制的讨论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特征,按“五层次气候冲击论”[26],温度及降水的变化将会导致农牧交错带和湖泊等区域环境的承载力变化（1级气候冲击）,进而对经济系统产生影响（2级气候冲击）,经常表现为粮食产量的变化和粮价的波动上（3级气候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和战乱（4级气候冲击）,而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则是第5级的气候冲击。古代城镇分布格局,无论是战争和军事需要,还是人口迁移、区域开发的结果,抑或国家行政管理意志的体现,其受气候的影响应属于上述第4、5层次的气候冲击。
（1）气候变化影响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力量对比。对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中国古代社会,在农耕文明内部,气候变化通过影响粮食生产安全进而影响粮食产量的变化和粮价的波动[26],并反映在人口分布、社会治乱、城镇废置等各个方面;在游牧文明方面,气候变化的影响机制则较为复杂,一方面恶劣的气候经常引发游牧民族南侵和农耕线的南移,另一方面在气候转好时期,草原势力增强也有助于其对外扩张[26]。这种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影响了人口和经济增长及空间拓展,县治作为服务和行政中心,也作为军事和防御中心,其空间分布也表现出相应的变动。
（2）作为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区,无定河流域较低水平的土地承载力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秦汉时期和隋唐时期的城市繁荣期,处在气候温暖时期,地区土地承载力较高,农业产出可以基本自足,其他地区农业产出的盈余也可支援边疆地区[20],因而本研究区可以承载较大规模的城镇;但当气候由温暖湿润转为寒冷后,本研究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农业迅速衰退,本地粮食难以自给而同时其他地区又无法有效支援,因而人口大量流失,地方政府无法保境安民,区域内的城镇也难以继续存在。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研究区城镇的群体性消亡,与游牧民族南侵有关,但与气候转寒农耕生产难以为继也不无关系;唐末五代无定河流域为党项等游牧民族占据,北宋在建国初期虽一度夺回夏州统万城等城镇的控制权,但终因积沙严重、土地难以耕作而放弃。
（3）定河流域的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形成该地区城市发展的强大杠杆,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国防和防卫要求对城市数量和规模具有决定性影响[7]。虽然本区域的自然条件难以维持相当的人口规模和城市活动,仍有大量依靠外部供给的城镇存在,最典型的是宋/金与西夏对峙时期,沿边境修筑的大量军城和堡寨,以及明与蒙古鞑靼部对峙时期,沿长城修筑的大量军事堡寨。
需要指出的是,气候变化对城镇数量只起到促进或削弱的作用,其作用结果往往以社会经济系统本身的脆弱性水平为前提[20];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社会适应自然的能力在逐渐增强,气候变化对城镇数量的影响逐渐减弱,明清时期的“小冰期”虽然气候寒冷,但农业较之前有更大的发展,农牧交错带未见明显南退,粮食亩产及人口数量不减反增,城镇数量也维持在一定的水平,甚至稍有增加。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由于无定河流域地处北方农牧交错带这一过渡性地带,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都非常脆弱,历史时期的城镇存续时间短、废弃率高,城镇空间格局不稳定,无论从数量、规模上还是空间分布上,都存在大起大落的周期性变化特征。在研究当代及未来流域城镇发展布局过程中,应重视气候变化对城镇分布的长期影响。
本文着重分析了城镇数量、规模和空间分布上的演变过程,对城镇职能结构的分析尚欠深入。另外,定量化研究方法的应用有待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响应机制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化。
附表1 无定河流域历史沿革简表

Tab.1 Brief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Wuding River Basin

年代 历史沿革
先秦 夏 无定河流域生活着游牧民族獯鬻(又作荤粥、熏粥)、犬夷。早期荤粥与黄帝生活在相同的年代,至夏代一直为邻,有密切交往。
商 无定河流域生活着鬼方、羌方等游牧民族。鬼方即夏之荤粥,武丁曾历时三年击败鬼方;羌方即后世的羌族。
西周 无定河流域生活着猃狁(即夏之荤粥)、犬戎(即夏之犬夷,曾参与申侯灭周之役)和羌人。
春秋 春秋时各少数民族泛称戎或狄,在无定河流域西南有义渠、朐衍等戎,西北方向的狄分赤狄、白狄、长狄,东北方向是林胡和楼烦活动的地区。春秋中期后,中原各国实力增强,西戎诸部被秦所灭,赤狄、白狄被晋降服。
战国 此时期林胡、楼烦、东胡发展为北方主要部族,并称“三胡”[27]。秦、赵、魏不断拓展疆域,开始在无定河流域构筑城镇,“赵有代,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前328年魏割上郡属秦。战国中期,林胡、楼烦尽附赵,而义渠、朐衍则归秦,置陇西、北地、上等郡。战国后期,匈奴强大起来,成为东邻东胡、南与秦、赵、燕相邻的主要力量。
秦汉 秦 秦统一六国后设置上郡(治肤施),214 BC,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兵“北击胡”,占领了整个河套地区[8],称为“新秦中”。
西汉 匈奴冒顿单于曾于秦末汉初南下夺取河套地区,汉王朝与匈奴接壤处又恢复为秦王朝以前的边界[8],这种状态从秦末到西汉初年持续了近100年,直到汉武帝对外用兵,版图不断扩大,上郡辖地也不断扩大,增置若干县城,并由边疆变为内地[28]。
东汉 无定河流域主要由上郡所辖,县城数量较西汉时期有所减少。因匈奴南侵,上郡治肤施两次南迁,在140 AD第二次南迁后再没有迁回。
魏晋
南北朝		 魏晋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汉朝于188 AD放弃了河套、陕北、晋西北地区,无定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开始由匈奴、羌胡与汉族杂居,这种状态自东汉末(140-220 AD)经曹魏(220-266 AD)到西晋(266-316 AD),持续近200年。
十六国 无定河流域被游牧民族轮番占据,在大约100年时间里,先后有匈奴的前赵、羯族的后赵、氐族的前秦、羌族的后秦和匈奴的大夏统治过无定河流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加之上述政权均由游牧民族建立,因此少有城镇建置的记录。该时期开始有城镇建设的记载,始于匈奴大夏国在413 AD建都统万城。
北魏 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统一中国北方近百年,期间人口和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北魏于427 AD取得统万城,改设统万镇,并于488 AD设夏州、领4郡,开始了大规模的行政建置和城镇建设。
西魏 北魏分裂后,无定河流域属西魏(535-556 AD)辖地,西魏时期增设了长州(治长泽)和绥州(治上县)。
北周 北周时期又分绥州北部增设银州(治儒林),自此确立无定河流域夏、绥、银、长四州的格局。
隋唐 隋 隋代经过压缩行政层级和并省州县的改革,上述四州辖地并省为朔方郡(原夏州、长州地,治岩绿,即统万城)和雕阴郡(原绥州、银州地,治上县,即今绥德)。
梁 隋末梁师都占据夏州,建立梁国(617-628 AD),在此期间唐和梁均建立了多个行州县[29],但大多在唐平定梁师都后废止。
唐 唐代无定河流域主要由夏州(治朔方,原岩绿,唐初更名)、绥州(治上县,天宝元年改名为龙泉)、银州(治儒林)所辖。唐中后期藩镇割据,无定河流域属夏绥银节度使辖地(治夏州朔方)。唐代由于其特殊的少数民族政策,也诞生了大量羁縻州(准县级建制),无定河流域作为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交融的窗口地区,曾设置了几十个羁縻州县[29]以处内附的党项羌、突厥、吐谷浑、回纥等少数民族部落。
宋元 定难 唐末黄巢起义,控制无定河流域的夏绥银节度使党项贵族拓跋思恭因平定叛乱有功,被封为夏国公,并赐姓“李”,夏州地区的党项武装也被称为“定难军”,总括夏、绥、银、宥(原长州)四州,历经五代,党项拓跋部利用藩镇争战、朝代更替的机会,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渐形成一个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成为西夏国前身。北宋初期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附宋,其弟李继迁则率众抗宋自立,传至李元昊于1038 AD称帝建立西夏国。
西夏 西夏国时期,无定河中、上游由西夏控制,下游由北宋、金相继控制,按照吕静的研究[4],此时期在交界带构筑了大量军事堡寨,砍伐木材、开挖山体、种植粮食、樵采燃料等,人类活动影响剧烈。但是县治、农业生产和人口并不繁盛,具有强烈了政治军事色彩。
元 元代虽然无定河流域都属陕西行省延安府辖区,但人居点仍集中在流域下游绥德州周边,中上游鲜有县治建制,也少有人类居住活动的记载,这种情况与当时无定河流域中、上游的自然环境恶化已不适宜农耕有关,也与蒙元统治者的重游牧、轻农业的政策的有关。
明 明代无定河流域是明与蒙古鞑靼部军事对峙的前线,这一时期的城镇以长城沿线堡寨系统为主,属延绥镇辖地,初期治所在绥德,成化年间北移到榆林;明长城以北鞑靼部分鲜有城址据点记载,应该与蒙古游牧、游击的生产与军事特点有关。
清 清代的无定河流域在国家层面结束了沿长城对峙的局面,但在省级层面,延续了划长城而治的特征,长城以南属陕西省的延安府和榆林府,长城以北属内蒙古的伊克昭盟。各级城镇人居点的军事职能逐渐弱化,生产和民政职能逐渐增强。随着清朝人口、土地政策变化,分阶段有过汉人到“口外”开垦“伙盘地”的活动,人为将农耕线向北推进,这一开发过程也奠定了如今陕西、内蒙分界线在长城北侧的基本格局。
民国 民国时期无定河流域延续了清代陕西、绥远(含原伊克昭盟)两省分治的格局,县级建制除子洲县尚未设置外,其余与现在一致。
当代 当代无定河流域分属陕西省榆林市、延安市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附表2 无定河流域历代城镇的存续时间表

Tab.2 The rise and fall schedule of towns in Wuding River Basin

序号 年代 名称 设置时间 废止时间 存续时长(年) 文献出处
1 先秦至东汉初 阳周 328 BC 30 AD 358 [8, 30-35]
2 先秦至东汉初 平周 306 BC 30 AD 336 [23, 30, 33, 35]
3 先秦至东汉末 肤施 296 BC 140 AD 436 [23, 30, 32, 35-37]
4 先秦至东汉初 平都 295 BC 30 AD 325 [23, 30, 33-34]
5 秦代至东汉末 高望 219 BC 140 AD 359 [8, 30, 33-35]
6 西汉至东汉末 龟兹 125 BC 140 AD 265 [8, 32-33, 35]
7 西汉至东汉末 奢延 125 BC 140 AD 265 [8, 28, 32, 35]
8 西汉至东汉末 独乐 125 BC 140 AD 265 [8, 34-35]
9 北朝至宋初 统万/岩绿/朔方 413 AD 979 AD 566 [27, 29, 32, 35 38]
10 北魏至北宋初 革融/宁朔 488 AD 979 AD 491 [29, 32, 35, 38]
11 北魏至唐初 魏平 488 AD 628 AD 140 [29, 32, 35, 38]
12 北魏至隋初 山鹿 488 AD 583 AD 95 [32, 38]
13 北魏至隋初 新囶 488 AD 583 AD 95 [32, 35, 38]
14 北魏至北宋初 城中/城平 518 AD 997 AD 479 [29, 32, 35]
15 西魏至今 上县/龙泉/绥德 546 AD 至今 1470 [29, 32, 35, 38-41]
16 西魏至元初 长泽 546 AD 1226 AD 680 [29, 32, 35, 38-39]
17 西魏至北宋初 大斌 546 AD 979 AD 433 [29, 32, 35, 38]
18 西魏至隋 安宁 546 AD 607 AD 61 [32, 35, 38]
19 北周至北宋初 抚宁 552 AD 997 AD 445 [29, 32, 38]
20 北周至唐初 开疆 552 AD 621 AD 69 [32, 35, 38]
21 北周至北宋初 中乡/真乡 562 AD 979 AD 417 [29, 32, 35, 38]
22 隋初至北宋初 儒林 583 AD 979 AD 396 [29, 32, 35, 38]
23 隋末至北宋初 德静 613 AD 979 AD 366 [29, 32, 35, 39]
24 唐初至唐中 宁塞 631 AD 742 AD 111 [29]
25 唐中期 延恩 730 AD 762 AD 32 [29, 32]
26 唐中至唐末 怀德 738 AD 907 AD 169 [29, 39]
27 西夏 龙州 997 AD 1226 AD 229 [32, 35, 39]
28 西夏 洪州 997 AD 1226 AD 229 [12, 35, 39]
29 西夏 弥陀洞 1038 AD 1226 AD 188 [35, 39, 42]
序号 年代 名称 设置时间 废止时间 存续时长(年) 文献出处
30 西夏 石州 1067 AD 1226 AD 159 [12, 35, 39]
31 金初中期至今 米脂 1126 AD 至今 891 [32, 35, 39-41]
32 金初至元初 怀宁 1126 AD 1267 AD 141 [32, 35, 39-41]
33 金末至元初 嗣武 1226 AD 1267 AD 41 [32, 35, 39-41]
34 金末至元初 绥平 1226 AD 1267 AD 41 [32, 35, 39-41]
35 金末至元初 义合 1226 AD 1267 AD 41 [32, 35, 39-41];
36 金末至元初 定戎 1226 AD 1267 AD 41 [32, 39-41]
37 明中期至今 榆林 1470 AD 至今 547 [25, 32, 35, 43-45]
38 清初至清末 鄂尔多斯右翼前旗/乌审旗 1649 AD 至今 368 [25, 35]
39 清初至今 靖边 1730 AD 至今 287 [25, 32, 35, 43]
40 清初至今 怀远/横山 1731 AD 至今 286 [25, 32, 35]
41 民末至今 子洲 1944 AD 至今 7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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