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14年是长江经济带建设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国务院首次提出了覆盖全流域的经济带规划与建设意见。李克强总理在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谋划区域发展新棋局,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推进梯度发展。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6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进一步指出：“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新时期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对内对外开放相结合、推动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重大战略举措,既可以促进经济由东向西梯度推进,直接带动超过1/5的国土涉及近6亿人的发展新动力。形成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互动,打造新的经济支撑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合作新平台”。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称为《指导意见》)及《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明确了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等,并提出了以交通建设为先行的行动方案。随后,沿线相应省市也纷纷编制和出台本区的实施方案。此外,《长江经济带规划纲要》也即将出台,将成为支撑长江流域建设的高层位、纲领性文件。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长江流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沿江产业带已经建设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产业带。2014年,长江经济带GDP总量达28万亿多元,初步换算已经超过德国的经济总量,是印度的两倍多^①(①根据国家统计年鉴2015 和世界银行2014 年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换算而来。)”,已成为全国经济增长名副其实的“发动机”,也是新形势下稳增长的“压舱石”。长江经济带比以往长江沿江产业带的范围有较大的扩展,以流域为基础,包括了上中下游9省2市的省级行政区范围,既考虑了依托长江、充分尊重流域的自然地理规律,又考虑到在推行长江战略时发挥行政区的重大作用和规划的可操作性,同时还着眼于双向开放、面向世界打造国际新格局的长远发展目标。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要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处于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提出长江经济带战略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深远的地缘政治意义。

本文拟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战略提出的历史背景,从地理学视角解读《指导意见》中创新发展的内涵,提出地理学领域对长江经济带建设应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为长江经济带理论研究与建设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2 国家提出长江经济带战略的背景

2.1 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历史的必然

2.1.1 长江经济带是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发源地(1949以前)

长江流域以其温暖湿润的气候,沃野千里和多样地貌,丰富的水、土、矿产资源,横跨中国的核心区位而成为中华民族繁衍与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特别是宋代以后,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被迫开放口岸,西方工业商品的大肆倾销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形成。长江流域因优越的交通和地理条件,集聚了全国大部分的外国资本。随后,“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引进了西方科学技术,陆续创办如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轮船招商局等制造业,以及缫丝、纺织、面粉、粮油加工等轻纺工业,使中国近代工业在长江流域撒下种子,其中大部分企业都布局于江浙和两湖地区(陈修颖, 2007)。辛亥革命以后,长江下游地区凭借其区位和资源优势,成为民族工业布局最为集中的地区。长江三角洲初步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面粉、棉纺织、丝绸等轻工业为基础,由无锡、常州、镇江等众多中小城市组成的苏南近代城市链。同时,生产力布局表现出由沿海沿江向中西部地区扩展的趋势,尤其是长江中游的汉口,工业发展迅速,经济地位上升。

抗日战争期间,长江下游的工商业遭受严重破坏,部分沿海工矿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等迁往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1940年底,沿海内迁厂矿中有243家迁到重庆,11家迁往四川,两者合计共254家,占内迁厂矿数量的57%;迁往湖南121家,大多数分布于接近川、黔的湘西地区,迁往云南、贵州有23家(方书生, 2012)。内迁带来大量机器设备、工业化的管理经验和科技人才,使这些企业成为西南三省近代工业的基础,也提高了西南地区城市化水平,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阳等长江中上游城市,发展成为不同等级的区域工业和金融中心。

2.1.2 长江中上游成为工业化建设的重点地区 (1949-1978)

建国后,中央非常重视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尤其在“一五”和“二五”期间兴建了武钢、马钢、重钢和上钢等一批钢铁工业,形成沿江钢铁工业走廊的雏形,并围绕钢铁工业建设了一批机械、电子及轻纺工业,使长江中上游的经济实力得到加强,下游工业基地也实现了改造、发展。从1964年起,国家开始大规模“三线”建设,产业布局重心进一步西移,四川和湖北成为建设的重点区域,如攀枝花钢铁企业的兴建等,带动了金沙江、嘉陵江的整治与开发,促进了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开发建设。大型工业企业的建设,促使十堰、攀枝花、德阳、湘潭、株洲、岳阳、怀化等一批新城市得到较快发展,成为长江中上游地区新的增长极,与下游经济发展的差距也有所缩小。

2.1.3 改革开放、浦东开发开放与“三峡”工程促进了沿江的大发展(1978-2000年)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加大了对长江下游地区发展的支持,工业投资重心东移。长江沿江地区成为新兴产业的重点布局区域,如上海宝山钢铁公司、扬子石化与仪征化纤厂等建设,进一步加强了沿江工业体系。苏南乡镇工业的兴起,推动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使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面目发生了新的变化,也加大了与中上游地区农村经济的差距。

1990年初,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以此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经济发展,长江三角洲遂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国家为浦东及长三角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优惠政策,使该地区的外贸得到快速发展。同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兴建,给沿江经济发展带来重要契机,长江经济带进入了沿江开发新阶段。浦东开放唤起了中上游各省市强烈的开发开放意识,沿江各地逐步把本省发展的战略重点转向长江沿岸地带,武汉、重庆、宜昌、芜湖、九江、岳阳等先后成为对外开放城市,沿江开发开放取得新的突破(钟钢等, 1997)。1994年长江沿江区域净出口总值496.76亿美元,较1985年增长了3.65倍。1990-2000年,GDP年均增长率为18.5%,高出全国同期1.4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 2001)。1980年代以来,长江经济带在全国经济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中国重要基础工业和制造业基地,沿江产业带初具规模。

2.1.4 2000年以后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产业带

进入21世纪以来,长江经济带发展步入快车道,重化工业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工业产品国际竞争力有很大提升。从主要工业品产量、货运量、港口吞吐量、人口集聚等主要规模指标来看,长江沿江已经远超莱茵河等世界其他大江河流域,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内河航道和产业集聚规模最大的产业带。2011年,长江干流已建成跨江通道20多条,万吨级以上泊位达389个,包括南通、泰州、镇江、南京在内的11个长江港口已成为亿吨大港。长江沿江经济实力的提升,交通设施的改善,以及干支流航运量的持续增长,为国家实施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长江下游地区也面临着生态环境破坏,水、土地资源紧缺等发展瓶颈,可持续发展能力亟待加强(秦伯强等, 2002)。

100多年来,长江沿江工业、交通经历了曲折而艰巨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近30多年的高速发展,使该地区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此同时,较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带来了资源环境方面的巨大压力,成为现阶段长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约束因素。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行绿色发展,严格保护长江生态环境,实施“升级版”的长江经济带战略,是长江经济带本身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和必然选择。

2.2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构建新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举措

中国外向型经济从以吸引外资为主开始向引资和境外投资并重转变,国际经济贸易的主动性和活力大有提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进出口贸易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这既为中国与周边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提供了契机,也加剧了相互之间竞争国际市场和资源的压力,一些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采取了不平等的限制性措施,甚至利用政治军事等手段进行围堵。作为新兴经济体与贸易大国,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领域尚缺乏应有的地位,在世界金融体系、制定市场进入或出口产品限制等贸易规则以及进出口产品质量标准等方面,未获得足够话语权和决策权,这与中国在国际经济和贸易中的地位极不相称。

近几年,在对外经济方面,中国的资本输出超过了输入规模,成为净资本输出国,可极大地增强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主动性,使世界经济版图产生质的变化。为了在新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推行中国“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理念,构建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为世界作出应有贡献,就必须提高中国国际贸易水平、拓展贸易空间,打造更宽广的国际合作平台,提升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长江经济带在中国外贸经济占有重要地位,201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4万亿美元,而长江经济带高达1.7万亿美元,其中出口额达10713亿美元,占全国的45.75%,外贸出超达3860多亿美元(国家统计局, 2015),支撑了中国外贸经济的半壁江山;也显示了该区域产品在国际上强大的竞争力,可为改变国际经济和贸易空间格局,实现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转移至亚太区域作出重要贡献。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联系密切,对于国际经济法规和管理体制比较熟悉,是中国国际竞争力最强地区之一,也是走出去战略利用较好、成效最显著的地区。长江经济带通过上海与长三角地区向东经海路至亚太各国的贸易通道早就开通,但长江上游经陆路和水路至南亚、东南亚等国家的合作平台尚处于建设之中,并由此影响长江经济带全方位开放与经济潜力的发挥。目前,长江经济带的年外贸出超额是中国对外投资总量的3倍左右,对外开拓还有巨大潜力,若利用好金融资本和海陆双向开放的区位优势,创新开放模式,促进优势互补,培育长江中上游地区开放高地,建设陆海双向对外开放新走廊,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与东南亚、南亚、中亚、非洲等国家的经济合作,构建新的资源贸易通道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将极大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潜能的扩散,与周边国家打造合作共赢的新空间。

根据《指导意见》,长江上游的云南将建设成为面向西南周边国家开放的试验区和西部省份“走出去”的先行区;重庆将成为长江经济带西部中心枢纽,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的衔接互动,增强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支撑;发挥成都战略支点作用;提高连云港陆桥通道桥头堡水平;提升“渝新欧”、“蓉新欧”、“义新欧”等中欧班列国际运输功能,建立中欧铁路通道协调机制,增强对中亚、欧洲等地区进出口货物的吸引能力,着力解决双向运输不平衡问题,加强与沿线国家海关的合作,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江苏、浙江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支撑能力;加快武汉、长沙、南昌、合肥、贵阳等中心城市内陆经济开放高地建设,推进中上游地区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合作。这样,长江经济带将成为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充分体现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内河经济带,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带,对塑造新型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3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实需要

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出台,为国家经济新常态下的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和依托。其理由为：长江经济带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对国家经济往往起“压舱石”、“稳定器”的作用。在国家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情况下,据国家半壁江山的长江经济带能够以多年来高于全国平均2个百分点的速度稳定发展,即使其他地区经济下行压力更大,全国整体的财政、就业、外贸等经济的基本面就能够得到稳定。二是上中下游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和重要支流地区经济密度较低,资源开发程度不高,安徽、江西、湖南、四川、贵州和云南尚属于城镇化的加速阶段,工业化与城镇化将释放出巨大的需求与发展潜力。三是长江沿岸是中国高校、科研院所、中央直属企业等集中的智力密集带,尤其是国家重点建设的研究型高校和国家级研究所,沿江各省占全国一半以上,这些科研院校和企业,对于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具有巨大能量,能够使长江经济带比其他地区更早更快实现科技创新、产业转型,进而对国家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以及转型提质、增效作出应有的贡献。四是长江经济带战略中关于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宏大规划,对于促进内需、带动长江经济带的社会经济发展能够起现实的推动作用。五是长江经济带战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支撑,从上海的自由贸易区试点到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沿边开放战略,以及沿江各地的国家战略区建设,都有配套的区域政策支持,加上长江经济带战略本身的整体、系统的开放开发政策,是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稳定发展发动机的制度保证。

3 对长江经济带战略定位和创新发展的解读

与以往的长江经济带研究或者产业规划相比,《指导意见》提出的长江经济带战略,不论是指导思想还是发展目标和建设重点,是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和从实现中国的长远目标出发的,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和宽阔的视野。长江经济带建设从流域整体出发、上中下游全面布局,充分考虑到均衡发展,与以往只研究沿江38个市的投资环境与产业发展相比,范围与内容都有很大扩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内容有很强的系统性和相互协调性,不仅考虑交通先行的具体规划,而且包括创新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化、对外全方位开放、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消除贫困等相互的协调共建,从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的角度看,编制《指导意见》的思路是富有科学性与创新性的。

3.1 战略定位

国务院颁布的《指导意见》已经明确提出了长江经济带新的发展战略目标和定位,也即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其中最大的特色与创新点就是开放性、国际性和国家性,充分考虑了国际环境深刻变化和国内发展面临诸多矛盾与发展机遇,为长江经济带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提出了量身定做的具体方案。

(1) 国际视野和开放性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已发展成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其主要产业、重要工业品规模、沿江城市集聚的人口、港口群的吞吐量等都已经在世界大内河经济带中名列前茅,成为国际制造业基地,但也导致了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以及西方对中国出口产品限制的加强。与此同时,中国资源、环境约束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影响到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中国重要出口基地江、浙、沪近几年出口总值来看,增速和绝对值都有所下降。因此,未来长江经济带建设必须加强对外开放和创新发展,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开拓新的国际市场与合作途径。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要打破美、日等国的围堵,也需要努力争取周边国家,扩大国家安全空间。

(2) 国家意志和要求的体现

从国内发展看,长江经济带总体平均经济水平大体与全国的水平相近,但是上中下游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改革开放以前有所扩大。就省级层面比较,2014年人均GDP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贵州相差近4倍之多。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上海和江苏已经达到了高收入地区的行列,而云南和贵州则刚迈过中低收入的门槛(表1和图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很大,各省市城市居民收入落差在1~2倍之内,而农村居民的收入落差最高达到3.6倍。长江上游山区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至今贫困人口众多,是国家全面达到小康的难点。同时,中上游地区广阔腹地也蕴含巨大内需潜力,是国家经济发展应该开拓的重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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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4年长江经济带省市人均GDP

Fig.1   GDP per capita of province-level unit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2014

《指导意见》是国家对长江经济带正式公布的第一个流域性的区域发展规划要点,表达了国家意志和要求。国内一个区域的经济水平要充分体现“国家综合经济实力”本身就说明了该区域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国家对其发展的殷切期望。面对21世纪全球化和国际新的经济政治格局,长江经济带的功能定位主要依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打造世界新的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目标而制定,即长江经济带要“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成为充分体现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内河经济带。”

3.2 发展重点

《指导意见》首先强调的是以黄金水道为基础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在长江经济带建设规划中,以往从没有像新战略那样重视长江水道的建设。在47条意见中,长江黄金水道建设放在发展重点之首,包含7条,涉及长江干流、支流的开拓整治、优化港口功能布局、集疏运体系建设、扩大三峡枢纽通过能力、健全智能服务和安全保障系统、合理布局过江通道等。要求干流加深航道,发挥江海直达优势,至欧美数万吨等级的巨轮可以直通南京。同时要打通长江重要支流航道,拓宽长江腹地,改善中上游地区经济的区位条件和集疏运系统。对日益严重的长江航运中部梗阻问题,以及与三峡枢纽船闸限制等矛盾,也将谋划措施予以解决。总之,国家对长江航道整治的重视程度和规划的工程规模是空前的。长江黄金水道在全国的地位明显上升,是由一带一路战略中“一体两翼”关系所决定的,在长江经济带全面开放中,长江黄金水道作为对外开放大动脉,扩大其运能、打通其腹地是为长远战略所必须的,也是解决当前长江水系中上游和支流航道不通畅问题迫切需要采取的行动。

在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独特作用的同时,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也是重中之重。长江沿江铁路、公路及航空、管道及过江通道、城市内部交通等建设在改革开放以来有了飞速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还存在上中下游之间交通不畅、不快,交通方式衔接不顺,交通枢纽卡口瓶颈多,运输效率不高等问题,与快速发展的物流业、旅游业和国际贸易等不相适应(段进军, 2005),与长江经济带支撑一带一路、打破行政分割建立统一市场、实现全方位开放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魏后凯,等 2009),也对中上游地区开发及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形成阻碍。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是实现长江经济带新战略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交通体系的建设也必然会带动基础产业的发展、促进城镇发展和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等,而且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交通运输提供市场资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方案,在《指导意见》中已有较详细的内容,应该尽快论证后实施。

创新驱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包含了7条内容。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基础,也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中心。《指导意见》虽篇幅不长,但是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极广,建设难度也大,每句话都有大量艰巨的工作任务。其核心是创新驱动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此基础上,才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改造与布局的调整、国际高技术产业群的建设,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应该有更详细的规划对此加以补充说明,尤其是对各省市产业发展方向、功能定位,应有顶层设计予以协调、明确。

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包含了8条内容,和中央之前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保持一致,只不过阐述了在整个经济带内的组团发展。如何加强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和城市群之间的功能分工、加强相互的社会经济联系、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与建立合理的城市网络结构是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培育全方位对外开放新优势包含了5条内容,突出了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双向开放重要平台进行建设,以及长三角地区对整个经济带对外开放的引领作用,《指导意见》已有详细阐述,应在实践中加紧落实。

建设绿色生态廊道包含了7条内容,延续了国家对长江流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一贯政策,同时提出了要”有利于保护长江生态环境,引领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高标准。从长江水资源、水力、航运功能等在全国的地位和所承担的重要功能而言,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视作国家的生命线一点也不为过,因此要在全国率先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也在情理之中,但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与工业化、城镇化相互协调配合的具体措施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体制包含了5条内容,突出了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整体性,主要突破口在于打破行政壁垒,加强规划统筹和衔接,为建立区域一体化的市场体系、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治理和流域综合管理等,必须在中央层面建立一个对实施长江经济带规划进行领导、协调和管理的权威机构。

4 地理学对长江经济带的研究

4.1 地理学界对长江经济带研究的回顾

地理学界对中国长江经济带建设有着持续、系统的研究。早在抗战时期,中国地理界的地貌、水文等科研工作者就对长江三峡地区进行过考察研究。建国以后,针对长江的形成演变和水文状况,不少老一辈的地理学家进行过较长期系统的研究,其中也涉及到长江的经济开发。长江水利委员会(长办)长期以来对长江流域的监测有连续多年的记录,在管理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并且制订了以防洪抗旱、水资源利用为重点的长江流域规划,为长江防洪抗旱、水资源管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陆大道院士在编写全国国土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区域发展的“T”字型空间结构战略,应将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最重要的一级经济带进行建设(陆大道, 2014),对促进和支撑全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该规划纲要虽然没有成为国家正式规划,但是“T”字型空间结构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对长江经济带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支撑。

三峡工程开工前夕,以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为主的科研团队进行了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研究,对与三峡工程有关的移民安置、库区生态、泥沙蓄浑排清、水土保持、诱发地震等关键问题进行预测研究(中国科学院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科研项目领导小组, 1988; 陈国阶等, 1993),并提出了极其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促进了三峡工程的顺利开工建设。三峡工程建成运行后,证明了当初的意见和建议是正确的,避免了重大失误。

在国家“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三峡工程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研究”中,中国科学院的地理学专家、学者牵头,组织多个部委的专家,承担了其中“长江产业带建设综合研究”课题,提出在浦东开发开放和三峡工程建设背景下长江产业带发展的前景,课题组的研究对长江流域的投资环境、岸线资源等进行了综合评价(虞孝感, 1997)。在此基础上,对长江产业带建设思路、目标、重点、布局和步骤进行了科学论证,指出长江流域具有优越的投资环境和社会经济基础。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采取上中下游多极生长理论,加快沿江高等级陆路交通建设,用20多年时间,建设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产业带。这些思路和意见冲破了当时的一些传统观念,得到上中下游各省市及有关部门的认同和欢迎,引起国内外媒体和实业家的热烈响应,对吸引外商投资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到2012年,长江产业带的主要产业、港口、城市群等建设规模已经全面超过了世界其他流域产业带,实践证明了预测的科学性。其中长江岸线资源的科学评价为长江宜昌以下干流岸线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港口建设与沿江工业区选择的重要科学依据,取得了重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直到新世纪以来还是沿江区域规划的重要科学基础。

20世纪90年代,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对中下游经济构成严重威胁。同时,经济快速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与水利部、环境部等一样,中国科学院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织沿江各研究所进行“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专题研究(虞孝感, 2003),该项目从长江源区生态环境变化、江湖关系、湖泊湿地环境演变、水环境容量等方面入手,对源区生态变化原因、三峡库区水量调度和水质保护、库区居民经济发展、湖泊富营养防治和太湖水利规划等进行了科学分析,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推动了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00年以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对长江的江湖关系、古环境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近几年,中科院地理工作者还承担了国家“长江三角洲一体化规划”、“江苏沿海规划”、“苏南现代化规划”、以及大量有关省市的沿江规划,为国家和省市沿江开发提供了大量决策和咨询意见。此外,中科院还组织编写了每两年一期的《长江保护和发展报告》(杨桂山,等, 2007),至今已经出版了三期,向公众报告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动态,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好评。

4.2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地理科学问题

地理学历来有直接为国家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的优良传统,对中国资源评价和开发利用、发展规划、区域政策制定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江经济带战略提出后,地理学界需要紧密配合国家战略,有针对性地对有关地理科学问题深入研究,为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作出应有贡献。其中重要地理科学问题有：

(1) 长江经济带资源潜力和环境容量的研究,识别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撑和约束条件。首先,水土资源是支撑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基础,需要对长江经济带水土资源本底、投资和宜居环境进行精准调查。近年来,随着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对水资源的需求增大,水环境保护也面临巨大压力。土地资源方面,长江下游地区的产业发展受到土地供给的制约越来越突出,而中上游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将加大对土地资源的需求,耕地资源减少的趋势也在增强。同时,还要开展宜昌以上长江干流和一级支流岸线资源评价和开发利用的研究。目前,地理学家已经对宜昌以下岸线资源的评价、开发和保护有了较深的认识,对于长江港口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王传胜等, 2002; 段学军等, 2006),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宜昌以上的岸线资源仍有待评价,特别是随着上游干支流水电的大规模开发,改变了原来的自然格局,有必要重新识别、研究。

(2)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方向、空间结构与功能分工的顶层设计研究,优化产业和城镇空间发展格局。首先,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都有了自身发展规划,相互之间缺乏联系和协调,难免有互相矛盾、重复建设等问题,如何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提出相互协调共赢的顶层设计方案,是优化结构的前提;同时,区域之间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共享要素资源,有效推进科技成果扩散,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陈修颖等, 2004)。长江经济带的上海、南京、武汉和重庆等城市拥有一大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企事业机构,是全国重要的区域创新中心(曾刚, 2014)。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创新要素流动,加强区域创新合作,引导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是一个重要课题。其次,对上海自贸区规则在长江经济带推广的区位选择研究。上海将充分发挥对沿江开放的引领带动作用,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成为支持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推动其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就目前而言,有必要根据上海的经验,研究自贸区率先在长江经济带推广的可行性,研究自贸区在推进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探讨相关体制机制建设。要通过先行先试、经验推广和开放合作,充分发挥上海对外开放的辐射效应、枢纽功能和示范引领作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发挥其带动长江经济带更高水平开放、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现实推动力。此外,也要加强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之间功能识别与协调研究。

(3) 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协调发展途径的体制研究,促进经济带一体化市场体系建设。首先,区域协调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加强长江经济带行政分割体制、区域合作的需求、区域协调平台与运行模式等进行研究。其次,也要加强长江上中下游各区段水、大气环境容量及承载力对产业转型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的研究。虽然长江经济带地域广阔,但是区域环境容量与人口、产业承载力分布不均,局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达到或者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阈值。生态环境容量的研究对于经济带空间发展适宜性分区、选择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产业空间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也要加强长江经济带产业与城市发展的环境生态效应与调控的研究,以及长江经济带城乡一体化与扶持贫困地区的途径研究。

(4) 对长江经济带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地理形势和投资环境进行研究。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影响日益上升,在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过程中,长江经济带战略要实施东西双向开放,必须对长江经济带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形势、投资环境进行研究,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是落实走出去战略和拓展外贸空间、避免投资失误的先决条件。

5 结论

《指导意见》是中央在经济新常态下,为应对国内优化产业与空间结构、创新发展,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提出的国家战略。该战略具有深刻的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意义,同时对于中国当前处于新常态阶段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增长,由于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中国的劳动力、水土资源日趋紧张,污染物排放增加,区域环境生态恶化。中国冶金、建材等工业产能过剩,工业品生产成本上升、市场受到压缩,倒逼产业必须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按照一般规律,创新和转型必须以科学技术创新及其成果转化为基础,作为世界经济大国要实现新旧产业交替、产业空间格局重组,还要进行环境生态的修复整治,这是一项涉及面广、量大的艰巨工程,不是一蹴而就可实现的。在转型关键时期不仅不可能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还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这是为了长远发展必须作出的牺牲。但与此同时,中国每年有超过1000万的新增劳动力要就业,过剩的产品、产能也要在国内外寻找新的出路,经济发展还必须继续维持一定增长速度,才能保证经济社会的平稳过渡,防止经济硬着陆。

针对以上问题,地理学界要发挥长期以来对长江经济带建设系统研究的优势,紧密配合国家战略,进一步加强对长江经济带资源潜力和环境容量、空间结构调整、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以及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地理等科学问题的深入、系统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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