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问题在很多方面涉及能源问题, 也影响到发展道路转型的方向性问题。目前, 以“ 绿色能源” 和“ 云技术” 为基本标志的工业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形成, 它将会深刻影响经济的生产方式, 重组产业格局和竞争格局, 它也将深刻改变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 带动一系列的变革^[13]。面对全球范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 绿色发展已成为必然方向, 可再生能源将逐渐在能源系统中扮演主导角色, 推进人类的生存与自然环境的和谐。通过网络链接的新能源体系, 将推动社会经济对时间、空间重新定位, “ 分布式” 格局将与“ 全球化” 互动相辅相成, 进而避免了传统的垄断而造成的脆弱性, 形成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形式, 并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未来20年, 是世界范围内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成长、发育期, 是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世界地缘格局重组关键期, 也是改变国际竞争规则与产业重新洗牌的时期。积极主动应对气候变化, 将对传统的规模扩张模式产生本质性的改革, 对各领域的发展产生颠覆式的影响, 对国际地位与形象进行新的定位。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 应对气候变化也是中国发展阶段的内在需求。首先, 应对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治理问题同根、同源, 即在过度消耗化石能源的同时, 既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同时也排放出大量的污染物。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中国迫在眉睫的内需, 最直接的民生问题, 不可忽视。再有, 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进入关键的转型期, 如2012年, 中国每万美元GDP的能耗为4.74吨标准煤, 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3.65吨标准煤, 是美国1.94吨标准煤的2.5倍, 是日本1.15吨标准煤的4倍^[14], 说明中国粗放的发展模式和能源利用效率低问题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和障碍, 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还有, 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也应有长远谋划。2012年, 中国的石油进口的依赖度达58%, 天然气进口依赖度达29%。中国已从煤炭的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 2012年进口量达2.7亿吨^[15]。今后, 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依赖程度还有可能增加。中国目前处理的许多国际问题, 如东海、南海、缅甸、中亚等均与能源运输通道有关。因此, 中国需要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契机, 走低碳发展道路, 既解决自身的能源安全问题, 又作好在世界新能源技术和市场布局的准备。与20多年前气候变化谈判时的背景不同, 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及在世界所处位置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预计到2020年之后, 中国经济水平将与中等发达国家相当, 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 发挥更大的作用, 承担更加公正的国际责任。应对气候变化将是国际上长期延续的重要议题, 关系到今后世界的经济、政治和能源格局。中国要以此为契机, 实现国内和国际的双重转型, 在国内形成新的发展动力和机会, 在国际上增加话语权和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

地缘政治逻辑所关注的, 是“ 具有明确的政权、领土和人口的国家” 作为行为体, 在国际事务或面对威胁时所做出的合乎理性的行为与反应, 以及这些行为和反应相互之间博弈的最终效果, 即国家的绝对或相对利益的最大化。地缘政治从地缘角度出发, 强调国际政治中地理因素对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影响。地理虽然是国家外交的最基本因素, 但是它并非是永恒不变的, 气候变化会影响地理因素。后冷战时期, 全球化和非国家行为体逐渐渗入到地缘政治理论探索中, 随着气候变化对各国国内竞争力, 以及中东、中亚、北极等重要地缘战略地区影响加大, 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关系, 气候变化时代的地缘政治逐渐影响到各国战略和外交。

气候变化在地缘政治逻辑的奉行者看来, 其所承担和运作的主体依旧是是独立的主权国家, 其他行为体的活动, 也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 受主权国家的制约, 因此, 非国家行为体如政府间国际组织, 甚至是联合国等一般都不会进入地缘政治研究者的研究视野, 而无论其实力有多强、影响力有多大, 都只是成为所属国政治经济领域的延伸, 而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因此, 运用地缘政治逻辑分析气候变化, 往往将气候变化带来的利益关系和大国博弈至于分析的首要位置。

目前, 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已逐渐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双轨制转向“ 德班平台” 阶段。“ 德班平台” 预期在2015年的法国巴黎会议上达成协议, 涉及2020年之后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制度安排, 其基本原则是具有法律约束力, 并由所有国家参与, 其基本内容包括减缓、适应、资金、技术、透明度和能力建设等六个方面^[16]。2014年和2015年的国际谈判将是关键或艰苦的。从各种迹象看, 各利益集团都在对德班平台进行不同的解读, 围绕德班平台的谈判将直接影响气候变化的地缘政治关系。

中国在历来的谈判中, 均坚决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强调发达国家工业化起步早, 二氧化碳的历史累计排放量巨大, 因此发达国家必须实现减排, 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1990年, 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为1.8吨, 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 2000年时, 增长到2.8吨, 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2, 2010年达到6.2吨, 则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14]。从2007年起,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68亿吨, 超过美国, 为世界第一, 2012年达到美国的145%。自2005年以来,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占世界的70%左右^[17]。如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至2015年, 中国的排放总量会达到欧美的总合, 至2020年, 则会达到OECD国家的总合。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 已逐渐失去弱者的位置, 面临从发展中国家集团“ 毕业” 的巨大压力。

在气候变化的大国地缘政治关系博弈中, 一直存在欧盟、以美国为首的“ 伞形集团” 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 G77+中国” 三大集团, 而中国历来的气候变化谈判均以“ G77+中国” 为基础, 该集团维护了发展中国家利益, 并在气候谈判中做出了贡献。但是, 由于经济、政治背景和诉求的差异, 发展中国家的一致性已出现分化, 西方发达国家的拉拢使得一些国家摇摆不定, 甚至于在关键时刻起到反作用。“ G77+中国” 在德班平台谈判中仍会保持其形式, 但作用会复杂。2012年形成的“ 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集团” (Like-Minded Developing Countries, LMDCs) 很活跃, 也发挥了一些作用, 但是这些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声誉并不能保证成为长期的合作伙伴^[2]。由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组成的基础四国 (BASIC), 均属于新兴工业化国家, 经济发展阶段和利益相对接近, 在以往的谈判中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西方发达国家从18世纪开始了工业革命, 并以殖民的方式获取资源。二战之后, 国际的经济市场和政治格局也基本确定, 即世界由发达国家的10 亿人口所左右。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崛起, 这个具有30亿人口的集团需要冲破固化了的格局, 谋求发展出路, 就必然会受到传统势力的排斥和挤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争取发展机会, 争取排放空间, 争取国际规则重组则成为基础四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因此, 维系基础四国的合作至关重要。谈判中则要把握矛盾与合作的平衡, 既顾及当前, 又考虑长远, 在欧盟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 伞形集团” 之间处理好矛盾与合作。

(1) 美国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地缘关系

当前美国能源政策的地缘政治含义逐渐增加, 一是从气候变化的大国互动来看, 奥巴马2013年发布的《总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中所隐含的气候外交理念, 即以相对较为积极的气候政策或表态来消解欧盟等国家的批评, 并进一步逼迫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做出让步, 同时还可换取其他外交领域的利益。然而从全球地缘政治变化角度来看, 奥巴马《总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对于新兴大国的地缘影响不可小视, 一方面, 促进新能源及相关领域基础设施的发展, 逼迫中国、俄罗斯等国进行升级换代; 另一方面, 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传统化石能源的过剩, 促使价格走低。这既可以打击传统能源及其附属领域, 同时又令电力等其他部门无法摆脱对于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 从而造成节能减排上的更大压力, 这两点都极有可能波及中俄的某一方, 并令美国在世界的战略位置得以提升。

二是从产业能源基础变化来看, 奥巴马政府《总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借助能源革命带来的优势, 整合能源和气候, 并推动世界产业结构、贸易结构、技术标准等领域出现新变化。对仍高度依赖煤炭的中国和印度, 以及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俄罗斯等国, 奥巴马“ 能源型气候政策” 或将影响其产业的能源基础, 削弱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优势。目前美国和欧盟共同推动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全球自由贸易, 以及欧美自贸区建设对发展中国家低碳产业可能造成影响。三是从减排责任分担来看, 美国政策的调整客观上将使中印等发展中大国面临的压力有所增大。奥巴马政府希望使发展中大国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推手, 从而削弱他们的国家竞争力。奥巴马认为中国、印度等排放量增长太快, 现在重要的是需要新兴发展中大国采取行动, 奥巴马政府未来将会继续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更高的减排要求。

(2) 欧盟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地缘关系

欧洲在气候变化地缘政治方面既有优势, 也有挑战。当前欧洲经济债务危机取代气候变化和低碳问题, 成为最突出的问题, 欧盟在20%中期减排目标上止步不前, 欧洲民众和舆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大幅度下降, 因此欧洲的政治层面气候变化推动力相对弱化。但是欧盟希望在气候谈判和极地治理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在金融危机期间依旧着力推动清洁能源发展计划。

欧盟将金融竞争力和气候政策挂钩, 通过欧元定价的碳交易, 带动欧盟相关的金融服务业发展, 并向全球渗透, 挑战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优势地位, 进而谋求地缘经济优势^[18]。欧盟2008年后密集出台北极政策文件, 加紧对极地资源的竞争, 欧盟不仅从北极国家进口原油和天然气, 而且欧盟88%的铁矿石也产自巴伦支海地区, 欧盟已经把北极地区作为欧盟能源多元化和安全战略的重要保障^[19]。

(1) 北极能源开发

北冰洋的海冰显著减少, 甚至会最终消失, 气候变化使得极地的油气和矿藏资源开发成本下降, 使得开辟通过西北航道和北海航线的商业海运的前景大增, 海冰消融打通北冰洋冰封航道, 引发北极水域主权争夺。气候变化对极地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影响, 改变了相关油气和矿藏资源分布版图, 进而改变了全球贸易版图。北极地区能源资源的潜力巨大, 是地球上可与中东相媲美的油气资源战略储备仓库。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08年完成的评估报告^[20], 北极地区未探明的石油储量达到900亿桶, 占世界石油储量的13%; 天然气47万亿m³, 占世界储量的30%; 可燃冰440亿桶。北极地区的煤炭资源储量达1万亿吨, 超过全世界其他地区已探明煤炭资源总量。

随着气候变暖和油气资源开采技术的提升, 北极已经进入大规模开发的准备期。美国、挪威、俄罗斯、加拿大和格陵兰 (丹麦) 等国在各自海域进行油气资源勘探, 不断有新的发现。美国已在北极海域钻探了86口油气井, 其中31口在波弗特海, 6口在楚克奇海。挪威是欧洲最大的油气生产国, 在北极油气开发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储量而言,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估计, 挪威巴伦支海拥有可开采的110亿桶的石油和11万亿m³的天然气储量^[21]。而挪威自己的估计是巴伦支海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其全国的总储量的30%和43%。能源是俄罗斯的支柱产业, 在其国家发展战略和北极发展战略中都占有重要地位。2013年2月, 俄联邦政府公布了普京总统批准的《2020年前俄属北极地区发展和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明确提出了保障俄北极领土军事安全的系列措施,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俄属北极地区资源储备基地。俄罗斯选择其北极地区资源丰富、开采条件较好的西部海域, 以若干重点油气田为突破口。

北极国家还明确提高非北极国家进入北极能源资源勘探开发的政治要价, 试图将北极能源资源变为环北极国家财产。2011年5月12日, 北极理事会第七届外长会议公布的《努克宣言》就公开声称, 只有承认北极八国对北极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其他国家才能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北极圈内拥有领土的五个主要国家挪威、丹麦、美国、加拿大和俄罗斯希望通过“ 内部协商, 外部排他” 来处理北极领土和权益问题, 以及进行北极治理。各国在北极地区争夺资源和能源, 不仅对环北极国家有影响, 而且直接改变了全球的地缘格局和能源格局。

(2)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非洲水资源与粮食安全

2014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发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 气候变暖给非洲带来的灾害将超过世界其他地区。非洲大陆气温上升速度快于全球平均水平, 因此全球变暖对于非洲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气候变化主要对非洲的水和粮食安全产生严重影响, 并导致出现地缘政治紧张和冲突。非洲的东部地区淡水资源占整个非洲的4.7%, 但该区域人口占整个非洲19%。东非水资源尚未充分最大限度地得以利用, 85%的人口仍不能得到清洁和安全用水^[22]。农业生产占了撒哈拉以南地区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30%, 而气候变化加剧了非洲干旱缺水的现状, 导致了以灌溉为主的耕地持续退化, 非洲的粮食安全受到威胁愈加严重。在非洲地区大量的农业地带也遭到破坏, 31%的土地受到了沙漠化的威胁。从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 每年有1374平方英里的土地变为荒漠。世界上40%的旱地养育了超过2亿人。土地荒漠化导致耕地减少, 引起粮食的短缺甚至是相关的冲突, 20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营养不良率达到了30%。2009年肯尼亚遭受了20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 这次干旱使得约1 000万人受灾并造成农业歉收^[23]。随着非洲经济的稳步增长, 其人口迅速膨胀, 城市化进程加快, 粮食和居民用水之间存在日趋激烈的竞争, 由此产生的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安全问题的矛盾加大, 这不仅直接影响到了非洲民众的生活水平, 还对非洲的发展与进步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并间接影响到了非洲的国家关系和地缘政治。

实践表明, 解决气候变化主要靠大国的行动。基础四国、欧盟和以美国为首的“ 伞形集团” 起到至关重要作用。运筹大国关系关乎成败, 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要始终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公约下的多边机制, 不采取任何的单边“ 站队” 。要借助美国希望与中国加强气候变化合作的新动向, 为德班平台定下“ 自主承诺+审评” 基调, 但要防止严格评审; 与欧盟加强技术和低碳发展机制方面的对话、交流合作, 避免其过激的要求; 与巴西、南非、印度紧密协调, 捆绑立场, 推动德班平台绝对量化减排、相对强度减排、行业减排、项目减排等多种行动, 体现根据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和各自能力为基础的“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原则, 建立全球气候治理公平的政策、经济秩序。同时, 中国需要对大国加强研究, 适当时机还可利用“ 二轨” 对话, 加强与欧美大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沟通。

面对地缘政治和能源环境的种种风险, 中国一方面需要从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出发, 防范欧美通过气候变化维系全球政治经济霸权的企图, 以及美国遏制中俄的能源布局, 维护中国传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从现实供需来看, 全球能源生产轴心向北美转移, 消费中心则朝东亚发展, 中美合作是能源供需平衡的必然选择。从产业来看, 美方新能源产业利益的政治诉求逐渐压过化石燃料的产业利益, 中美低碳合作的国内支持日益增大。因此中美应共同营造“ 能源互补互利的合作者” 的关系定位, 推动中美合作创造能源共同利益、提供全球能源公共物品。从未来低碳发展来看, 必须承认气候变化已经带来了新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变化, 传统的联合国“ 自上而下” 治理已经很难把各国碳排放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范围之内, 中美欧等大国竞争不仅仅是存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 你之所得即是我之所失的零和关系” 中, 低碳和新能源竞争可以有效推动全球作为新能源发展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

我国当前能源消费量大, 需要着力建设长期可靠、安全稳定的海外能源基地, 着力拓展西北、东北、西南、海上四大进口战略通道, 着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 积极支持能源技术、装备和工程队伍走出去, 加强相关能源通道建设, 提高陆上通道运输能力。此外, 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深化对全球能源治理格局调整变革的跟踪分析, 参与和引导国际能源事务和规则制定。同时, 中国和东盟可以加强清洁能源合作, 与周边国家实现能源环境领域的利益相互包容和合作共赢。

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 要继续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团结, 但也应正视发展中国家阵营不断分化的事实。“ 南南合作” 是团结发展中国家有效、实惠的“ 利器” 。在2011-2013年的三年间, 中国已经投入了2亿元人民币向发展中国家赠送节能低碳产品^[24], 以及培训官员和技术人员, 尽管范围有限, 但反映良好。从长远计议, 中国要大幅增加“ 南南合作” 的强度, 以基金管理的方式加强南南合作的针对性, 如支持会议、活动、设施以及人员参与国际活动的费用, 同时, 也可以加强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 等国际机构的合作, 共同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 南南合作” , 并逐步扩展社会资金的参与。

中国的传统资源禀赋不足, 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中下端,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还未完成。面对世界范围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兴起, 中国的选择就是实现跨越式发展。要充分洞察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风险、新技术与市场、新的金融体系、新的贸易标准制定、新的国家能源安全系统, 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在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的整体考虑中, 把握能源安全、成本和环境这三个目标, 把中国自己的环境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问题做好、做扎实, 就有底气。中国定会抓住新的机遇, 造福于百姓,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