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明 (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理学报》主编)

1934年9月，由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在创刊第一期上首撰的论文拉开了《地理学报》的发展序幕，至今已有80年。作为大学科的平台的《地理学报》刊登了反映学科综合性、区域性特色性的权威作者论文与大量具有深入地理成因研究的专业文章，极大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在1934年9月至2014年9月的80年间，《地理学报》共出版了69卷332期 39953页，发表论文3300余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地理学报》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纪元。特别是1978年复刊以来，《地理学报》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2013年《地理学报》发表论文143篇，相当于1934-1949年的15年间刊登论文数量的总和。

国家建设重大项目和学科发展关键领域是《地理学报》选题的主要方向，严格的学术水平要求和科学的审稿选稿程序是《地理学报》办刊的质量保证。《地理学报》的主要期刊评价指标不仅在地理学科期刊名列前茅，在全国5000余种科技期刊中也处于领先水平。根据《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 统计，2010年以来，《地理学报》的影响因子一直位于全国科技期刊的第3-5名，期刊综合评价总分2008年以来也一直位于全国的第2-5名。这不仅是《地理学报》取得的成绩，也说明我国地理学在全国科研领域有很重要的学术影响。

《地理学报》的学术质量不仅在地理学界获得承认，在其他学科中也取得认可。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统计，自2009年以来，每年引用《地理学报》论文成果的期刊数 (被引刊数) 从1010种增加到1108种，约占科技期刊种类的近20%。2009年以来每篇论文的年下载量 (Web 即年下载率) 也由173篇增加到226篇，一直位于全国科技期刊第一。这反映出地理学的研究成果被其他学科广为吸收。

为了扩大中国地理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地理学报 (英文版)》(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JGS) 于2001年诞生。近14年来，JGS在国际学术界的学术影响力不断提高，在2007年进入国际SCI刊物的行列，2013年期刊的SCI影响因子达到1.123。学术影响力分区由Q4进入Q3。JGS论文在Springer期刊网www.springerlink.的下载量在2006-2013年的7年间增加了近32倍。

JGS发表的一些重大地理学研究成果很快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例如：2012年1期发表郑度、戴尔阜的论文“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环境伦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刘昌明、张丹、刘小莽等的论文“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 in the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sensitivity to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n China (1960-2007) (1960-2007年中国地表潜在蒸散发敏感性的时空变化)”，2013年2期发表赵玲玲、夏军、许崇育 等的论文“Evapotranspiration estimation methods in hydrological models (水文循环模拟中蒸散发估算方法综述)”发表后一年的国际全文下载量就达到200次以上。

JGS在2010年4期发表刘纪远、张增祥、徐新良等的论文“Spatial patterns and driving forces of land use change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21st century (21世纪初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与驱动力)”；2011年4期发表刘小莽、郑红星、张明华等的论文“Identification of dominant climate factor for pan evaporation trend in the Tibetan Plateau (青藏高原蒸发皿蒸发量时空变化特征及其成因的定量分析”发表后的SCI期刊年引用次数达到10次以上。

2008年以来，JGS在中国期刊网 (CNKI) 的每篇论文年下载量 (Web 即年下载率) 也一直位于全国英文科技期刊第一。

郑度 (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理学报 (英文版)》主编)

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关系与作用的综合性科学，是连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地理学报创刊于1934年，迄今已走过80年的历程，这80年正处于中国近代地理学向现代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时期。

自1950年代起，中国地理学家结合国家与地方建设的需求与学科发展，开展区域综合科学考察和区域开发研究，组织全国自然区划和农业区划研究，进行定位观测试验与地理模拟实验研究，推动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促进了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

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着全球环境变化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地理学家在了解评价自然 (环境与资源) 条件、协调人地关系、促进区域发展和改善生存状况等方面将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

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着全球环境变化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地理学家在了解评价自然 (环境与资源) 条件、协调人地关系、促进区域发展和改善生存状况等方面将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

在区域可持续发展及人地系统的机理与调控领域，也需要在不同尺度的区域开展实地调研，将区域尺度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作为整体，以协调人地关系为目标，探讨区域发展的结构、趋势与调控管理对策，提出相应的区域发展的优化模型并进行区域发展态势的预测。建立在数据库和计算机运用基础上的空间分析已成为揭示人文-经济地理过程、格局以及预测、规划工作的主要手段。

《地理学报》作为中国地理学界重要的学术期刊，80年来发表了地理科学领域基于实地调研、定位观测、实验模拟以及遥感演绎等方法手段所取得的自然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过程、格局以及对策与规划等的研究成果，为国家需求和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地理学报的质量得以提升，影响不断扩大，今后将继续倡导自由探索和学术民主的氛围，促进国内外地理学界的交流与合作。

当前地理学的发展有很好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地理学要以陆地系统科学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指导，促进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加强自然与人文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将中国现代地理学提升到国际地理学研究的新水平。

蔡运龙 (《地理学报》副主编，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地理学报》走过了80年的历程，已成为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据2013年的统计，《地理学报》在全国科技期刊综合评价总分中居第5名，连续第12年荣获“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称号。《地理学报》中、英文版的国际影响力指数在中国科技期刊排名中均位列前5%，两刊连续两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奖。这样的学术地位固然归功于作者、编者、读者的努力，也与学科的地位密切相关。正如著名美国地理学者Harm de Blij最近的著作《地理学为什么重要》(Why Geography Matt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地理学为什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Why Geography Matters More Than Ev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所阐明的，地理学已经并将继续在应对人类和地球面临的挑战中做出越来越重要的贡献。

学报既是学科的窗口，也是学科的引导。未来《地理学报》应该在反映和导向地理学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面向学术前沿的同时，满足社会需求，尤其要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未来地球”计划特别强调在“为全世界各社会应对全球环境变化引起的种种风险提供所需知识”的同时，“提倡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加强科学家、科研资助机构以及用户之间的联系”，“抓住机遇，向全球可持续性转变”。地理学能够为这些目标作出贡献，《地理学报》应及时对此加以报道和引导。

国际地理学联合会 (IGU) 正在倡议联合国将2016年定为“全球理解年”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Global Understanding)，该行动计划旨在通过研究、教育及信息传播等途径，缩小地区活动与全球性影响间的认知差距，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地理学报》也应及时跟进。

2016年国际地理学联合会将在北京举行国际地理大会，大会的主题是“寻求‘和而不同’的世界 (Shaping our harmonious worlds)”，旨在为多样化的世界寻求应对各种变化、冲突和鸿沟的途径。这是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国地理学、促进中国地理学走向世界的大好机会，《地理学报》当不失时机地向世界一展中国地理学之风采。

张国友 (中国地理学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2014年是《地理学报》创刊80周年。80年来，《地理学报》风雨兼程，收获殷实。1934年3月，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创立之初，就开始筹划创办《地理学报》，并专门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出版委员会”，这是当时中国地理学会下设的唯一专门委员会，也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关于学术出版的专门机构之一。1934年9月《地理学报》创刊时，即由“出版委员会”负责《地理学报》的编辑工作。1937年中国地理学会出版委员会改名为编辑委员会，继续负责《地理学报》的编辑工作。直到今天，《地理学报》编辑委员会仍然是中国地理学会所属重要的学术机构。

作为中国地理学会最重要的学术交流园地，《地理学报》记录着中国地理学会80年来的重要事件，记载着近现代中国地理学的核心成果，推动着地理学的交流与进步，促进了中国地理学会的发展，汇集《地理学报》有关中国地理学会活动的报道，就是一部生动的中国地理学会发展史。自1934年创刊到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科技期刊，她不仅带动了地理学的进步，也促进了诸多相关学科的兴起、形成与发展。即使到今天在全国科技期刊林立的背景下，在中国数千种科技期刊当中，《地理学报》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成为中国学术期刊之精品和典范，担当着我国地理学发展指示剂和方向标的重任。期望《地理学报》在未来的发展中，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李文彦 (《地理学报》原副主编,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原副所长)

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在清华大学地学系学习时, 就知道了位于南京的中国地理学会办有《地理学报》这个学术刊物; 1950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理所, 开始成为《地理学报》的忠实读者。以后的50年中, 又先后成为它的作者和编者, 受益匪浅。这里仅回忆两点。

(1) 新中国建立初期, 知识分子在多次参与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中, 同时也在各自学界展开了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由于《地理学报》在1950年登载了任美锷和徐近之的两篇旧稿, 1952年引发了一次对地理界影响甚大的批判活动。一方是批评文章上纲上线, 批评作者“ 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 采用错误的观点和方法” (对任文) 和“ 模糊敌我界限, 奴颜婢膝的赞扬国际地理大会” 、“ 反动透顶的文章” (对徐文) , 另一方则是作者以及编委会不得不在刊物上作书面检讨, 两方面文字不免分别有偏颇过激或辩解推脱之处, 从而既造成当事人后来一段时间的工作或思想波动, 也对读者特别是地理研究与教学工作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当时就觉得, 发表论文可千万小心。继而1953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又刊载了一篇署名文章“ 评严重缺乏政治思想的地理学报” , 认为三年来学报编委会“ 一贯忽视政治思想领导工作” 和“ 以资产阶级的思想, 来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 , 影响面进一步扩大; 为此, 新改组的编委会及时作了“ 纠正错误、改进工作” 的书面回应。加之1955年《地理知识》又闹出个所谓“ 泄密事件” (事后有关领导认为处理方式不合适), 这样就直接影响到我国地理学特别是经济地理学的调研工作与健康发展。接着又是全国性的“ 反右” 运动, 因而大家只能“ 学习苏联” , 闭关自守, 谨小慎微, 生怕被扣上宣扬资产阶级地理学和犯政治性错误的帽子。此后相当时间内, 《地理学报》也更加小心翼翼, 循规蹈矩, 成为以自然地理论文占绝大比重并且与国际地理学界相隔绝的地理刊物。经济地理方面, 则仅能刊载少数偏重农业调研或是理论方法研讨等的文章, 极少涉及工业、交通、城市等领域。西方的人文地理学则因被苏联和国内的某些学者一概批判为“ 为帝国主义服务” 和“ 伪科学” , 更是成为地理学界的禁区, 无人敢著文阐述。在这种政治气氛和学术思潮的影响下, 《地理学报》在中国科学院各类学报中属于一般水平。

(2) 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形势带来了地理学大发展的机遇, 尤其是大大改善了人文地理全面与深入调查研究的条件, 从而产出了日益丰硕的成果, 并在《地理学报》中有了较好的反映。地理所和地理学会适应形势加强了对《地理学报》的支持和领导, 在黄秉维和吴传钧先后担任主编共历18年过程中, 健全了编委会的组成, 成立了编辑部, 制定了严格的投稿、审稿与定稿制度, 加强了与国内外学术界的联系, 从而显著改进了学报的报导内涵, 使学报的科学水平大幅度提高, 多次获得中科院及其他单位颁发的优秀期刊奖。

我在1978年被聘为编委, 1984年任常务编委, 1992年任副主编。最初仅把自己看作是个次要的学科代表, 认为有那么多的老专家在, 开会时多听听学习而已。后来吴传钧先生一再要求各位编委, 既要主动写稿, 更要积极组稿、严格审稿、协同定稿, 以充分发挥编委会的集体作用。我于是先后投了几篇反映自己多年调研成果和对分支学科发展问题的论文。同时也加强了作为学报编委的责任感, 十分注意物色所内外科研项目的优秀成果, 及时联系和推动自己所熟悉的作者向学报投稿, 并向编辑部推荐优秀论文。这样, 我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同我在所内外一度担任负责职务的部分有关工作结合起来, 从而为学报做出了些许贡献。

张丕远 (《地理学报》原副主编,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原副所长)

(1) 我一直在想, 《地理学报》编委会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就是艰苦朴素。20世纪80年代编委会开会时总是插在某些会议的中间, 这样既节约了房租又节省了旅差费。记得有一次开编委会是在中关村福利楼二层召开, 插在一次会议的末尾。当时在一个四张单人床的客房内, 编委们一排排坐在床边。屋内仅有两张椅子, 一个是北京大学李孝芳教授坐, 另一张变成作记录用小桌。后来编辑部的梁珊编辑出去不知从哪找了一只小凳子, 丁怀远编辑趴在椅子上作记录, 会议环境是那么拥挤、局促。会后我与北京大学的编委林超先生同路回家, 我发现他走路腿脚利落。他说, 他在清华任教时, 如果进城, 是要乘学校班车的, 但是返校末班车常常过早开动, 使他赶不上车, 那就只好徒步走回清华了, 所以现在走走路不算什么。他的朴素言语使人至今怀念。

(2) 在我参加过的各类会议中, 要说畅所欲言, 当以《地理学报》编委会为最。因为会议中讨论每一篇稿件时往往要涉及到人, 所以对每一篇稿件的评价, 都会关系到一个人、几个人、甚至一个集体。按人情常规, 应十分谨慎, 或者会显得十分拘谨。但在编委会上, 大家都是认真地、毫无顾忌的提出意见, 甚至争议。向科学负责, 这是编委会的精神, 这点使我从中受到很大教育, 并深有体会。编委们来自四面八方, 专业又不尽相同, 但大家相处无间。尽管讨论中有很多争议, 然而到最后会议结束时总是愉快的欢声笑语, 这是我对编委会的又一个深刻印象。

姚鲁烽 (《地理学报》副主编,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我是1998年6月调到《地理学报》编辑部工作的, 在《地理学报》从事编辑工作整整16年时间, 其中在2000年9月-2014年6月的近14年时间任《地理学报》编辑部主任, 这期间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全国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也迅速增加。在我任编辑部主任期间, 《地理学报》共出版了139期19000页, 刊登论文1700篇。约占《地理学报》创刊80年来出版量的50%。做为《地理学报》编辑, 在工作中感受最深的地方主要有三个方面。

(1) 在《地理学报》工作能有机会接触地理学各专业最杰出的学者, 他们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投到《地理学报》来, 使我们能很快了解到地理学各专业重大科研项目的最新研究进展, 接受他们学术智慧的启迪。特别是很多作者的来稿时间是在节假日期间和深夜, 作者们这种勤奋钻研的精神成为我们编辑学习的榜样。

(2) 在处理审稿选稿过程中, 很多审稿专家给予《地理学报》宝贵的帮助。从众多审稿意见中, 我们学到了很多学者审阅稿件的方式、发现问题的视角、解决问题的技巧。审稿专家们的悉心指导和无私奉献, 既提高了期刊稿件的学术质量, 也增强了我们编辑的业务工作能力。

(3)《地理学报》编委会和《地理学报》编辑部是非常团结进取的集体。不论是在平时的工作中, 还是在每年的编委会上, 刘昌明院士、郑度院士、陆大道院士和《地理学报》中、英文版的编委们都给予编辑部工作很多重要的学术指导, 编委们从大到期刊发展方向, 小到论文编辑细节都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和意见, 使学报编辑工作不断得到改进。编辑部的全体编辑在工作中也表现出配合默契、团结一致, 大家既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又尽量相互帮助, 圆满地完成了每期《地理学报》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