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白凯, 周尚意, 吕洋洋. 社会文化地理学在中国近10年的进展. 69(8): 1190-1206
BAI Kai, ZHOU Shangyi, LV Yangyang. The progress of social cultural geography in China in recent 10 years. Acte Geographica Sinica, 69(8): 119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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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地理学在中国近10年的进展
白凯1, 周尚意2, 吕洋洋1
1.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 西安 710119
2.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北京 100875

作者简介：白凯 (1974-), 男, 陕西西安人,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 (S110006543M), 主要从事文化地理和旅游者行为研究。E-mail: bkshaanxi@163.com

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271157, 41271152, 41171125)
摘要

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的不断“分化”与“变迁”,典型社会文化现象不断涌现,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已成为学界所持续关注的研究领域。在初步总结国外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演进脉络的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了过去10年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与关注,结合中国发展现状提出,本土社会文化特质的地理学研究、权利与资本对社会文化空间形态与地方建构的影响、城乡与区域人口迁移所形成的流动现象与规模效应等,是未来社会文化地理学应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同时强调了,社会文化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需要注重知识贡献的普适性与中国自身社会文化特质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 社会文化地理学; 中国社会文化特质; 理论脉络; 重点研究领域; 辩证思维
The progress of social cultural geography in China in recent 10 years
BAI Kai1, ZHOU Shangyi2, LV Yangyang1
1. School of Tourism and Environ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Fund: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271157, No.41271152, No.41171125
Abstract

Since the new millennium, Chinese society has underwent constant "differentiation" and "change", and typ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are emerging unceasingly.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research has attracted sustained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Based on summar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cultural geography in foreign contex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ncerns and hotspots to which Chinese social cultural geography scholars have been given attent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In addition, combin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evelopment of China, this research also puts forward some other important research areas that should be concerned, such as social and cultural traits of the indigenous geography, the influence of rights and capital on spatial form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d place construction, the phenomenon of mobility and scale effect caused by migr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places emphasis of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of knowledge and China's own socio-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Keyword: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China's social and cultural traits; theoretical evolution; priority research areas; dialectical thinking

近10年来, 伴随中国社会的不断“ 分化” 与“ 变迁” , 典型社会文化现象不断涌现, 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已成为学界所持续关注的研究领域。国内地理学研究杂志上频繁出现的各类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 新议题” , 也明确了国内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在紧跟国际前沿的基础上, 正在成为一个充满活力与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1]。1978年以来, 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宏观环境与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由农业社会逐步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使得1949年至1978年之间形成的单位社会、单位所有制结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全方位的解构和颠覆, 逐一被后单位社会、多元所有制结构、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所取代[2]。由此而产生的中国社会转型促生了继“ 城— 乡” 二元结构之后的新二元结构 (传统计划体制的社会机制和市场化社会机制共生的社会结构)[3]。伴随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急剧变革, 价值观念的多元与变化, 新的社会文化问题也不断涌现, 其背后的虚化时空现象与脱域机制[4]值得深思。本文的基本目的在于, 以国外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为基本参照, 总结和探讨过去近10年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和关注, 结合中国独特的现象, 为未来的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提供可供参考的探索领域。

1 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发展脉络

20世纪初叶, 社会文化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 开始在欧美地理学的主流研究中崭露头角, “ 区域文化、地方” 也随之成为社会文化地理学, 特别是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无论是传统文化地理学, 还是新文化地理学, 其研究框架均围绕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单位— — 文化特质 (cultural traits) 展开, 具体包括生计文化、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3类[5]。从传统文化地理学的兴盛, 到新文化地理学的百花齐放, 不同历史时期也涌现出各具代表性的理论和概念, 其理论发展脉络可以从层间关系、尺度转换和地方形成机制3个方面来加以概括和总结。

1.1 层间关系

在大尺度的地域单元中, 早期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来源于人文圈层与自然圈层之间关系的探讨, 三种典型的代表性理论为环境决定论、或然论和适应论。正式把环境决定论系统应用到地理学中, 创立一种学派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 (Ratzel), 他在《人类地理学》一书中机械地搬用达尔文的生物学观念来研究人类社会, 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 其活动、发展和分布与生物一样都受环境的限制, 环境“ 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 , 而各地区的人类活动特征决定于各国地理环境的性质[5]。这种环境决定论思潮在相当长的时期里, 成为欧美地理学的理论基石。显然, 这种理论以外因代替内因, 过分夸大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 是一种极端化的“ 文化生态 (cultural ecology)” 论。随后, 法国地理学家白兰士 (Blache) 反对环境决定论的思想, 提出了“ 或然论 (亦称可能论)” 的人地相关论点, 认为自然为人类的居住规定了界限, 并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人们对这些条件的反应和适应则根据他们自己的传统和生活方式而不同。环境包含许多可能性, 而环境的利用取决于人的选择[6]。虽然其学生白吕纳 (Brunhes) 进一步阐释了相关原理, 但这一理论仍未能摆脱把人地关系看成是因果链的思想怪圈[7]。而适应论的提出者, 英国人文地理学家罗士培 (Roxby) 则认为人文地理学应包括两方面：① 人群对他们的自然环境的适应; ② 居住在一定地域内的人群与其他地理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适应意味着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限制, 也意味着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和利用的可能性[8], 是一种“ 文化整合 (cultural integration)” 的观念。

1.2 尺度转换

文化地理学有一个难题, 即文化区的尺度转换问题。周尚意归总出了4种不同尺度文化区的整合方法[9]。① 区域尺度转换, 即从区域尺度来研究文化区。美国文化地理学鼻祖索尔 (Sauer) 将“ 景观” 看成是地球表面的基本单元, 引入“ 自然景观” 和“ 文化景观” 的概念, 从而用文化景观理论来研究区域和人地关系, 影响深远。哈格斯特朗 (Herstrand) 在1953年发表的《作为一种空间过程的革新传播》中提出“ 创新波” 的概念, 把文化扩散过程比作海浪的运动, 并引入数学方法定量研究文化扩散[10]。② 结构功能主义方法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 (Skinner) 借鉴德国地理科学家克里斯塔勒 (Christaller) 的中心地理论, 提出了中心边缘理论。他认为, 每个小区域都在大区域中具有自己的角色或功能, 其中一个小区域的中心城镇作为区域自组织中心, 统治着所有的小区域, 它就是大区域的中心, 它所在小区域与其他小区域被划归为“ 中心” 和“ 边缘” [9]。③ 泽林斯基 (Zelinsky) 的尺度转换法。他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超机体理论 (Super-organism) 运用于不同尺度文化区转换研究, 以美国为例分析了美国各个地方的文化, 认为美国文化是一个超机体, 是一个不依赖于任何小区域文化而产生的大区域文化[11]。④ 后现代主义的镶拼图法。典型学者是索加 (Soja), 他在其著作《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以及其他真实与想象地方的旅程》中, 以洛杉矶为例, 说明洛杉矶这个“ 大文化区” 由许许多多的“ 小文化区” 组成, 这些小文化区如同碎片镶拼成洛杉矶整个文化版图。在这些碎片之间既不存在结构的功能联系, 也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阐释理论。这些文化碎片不仅是物理的空间, 也是想象意义的精神空间, 是具有边缘性、差异性、开放性、批判性的空间[12]。

1.3 地方形成机制

地方的形成机制有多种理论, 大致可以归为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机制。1970年代以后, 以段义孚 (Tuan) 和雷尔夫 (Relph) 等学者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者重新将“ 地方” 引入到文化地理学研究中, 用存在现象学理论来诠释地方, 将地方和空间区分开来, 强调地方对于人的情感意义。Tuan提出地方是由文化长期作用于自然地理空间而来的, 强调人与地方情感上的恋地情节[13, 14], 赖特 (Wright) 则提出敬地情结, 用于表示人对自然界和地理空间产生的深切敬重之情[10]。段义孚认为人既需要空间, 也需要地方, 空间“ 被视为缺乏意义的领域— — 是‘ 生活事实’ , 跟时间一样, 构成人类生活的基本坐标, 当人将意义投注于空间, 然后以某种方式 (如命名) 附加其上, 空间就成了地方” 。人归属于某一地方, 会形成一种归属感或“ 地方感” , 产生地方依恋 (place attachment)[15]。而在现实中, 这种感觉或意义在空间中往往是一种“ 隐喻” (metaphor)。雷尔夫在著作《地方与无地方性》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里, 同样主张对地方的实际认识对于人类存在而言非常重要。他将地方当成日常经验与生活世界中的地理现象来探讨, 指出地方是现实经历的生活世界, 存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强调“ 在地经历” [16]。此外, 他还指出在后工业时代中, 某些城市已经丧失了其地方性 (placeness), 这种地方性丧失主要是地方原真性的流逝, 并称之为“ 地方性消弭” (placenessless)。

相比人文主义的地方形成机制而言, 结构主义的观念强调的是地理事物的内部结构和整体性, 反对单纯认识外部现象和局部研究。因此, 在地方形成机制上, 从结构主义分析, 一个地方的地方性由其在整个区域系统中的位置决定, 而与子系统中的人群对地方的情感认同和主体意识没有关系, 地方与地方的差别不仅是区位、自然条件的差别, 还是全球政治经济的整体格局所造就的[17, 18]。哈维 (Harvey) 在《希望的空间》中就强调, 现代性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表现形式, 时间和空间高度“ 压缩” (compression), 出现“ 空间异化” (alienation of space)。他以批判的视角指出, 迪斯尼乐园、郊外封闭小区等是一种“ 变质的乌托邦” (degenerate utopias)[19]。

2 研究视角的阶段化演进

1978年以前, 自然地理学研究占据中国的主导地位,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仅限于经济地理学和农业地理学[20, 21]。至于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政治地理学以及其他的人文地理学分支都属于学术禁区[20]。20世纪80年代, 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被逐步引入国内。研究初期, 以陈正祥、王恩涌为代表的学者介绍国外文化地理的研究现状, 翻译文化地理的研究成果, 并逐步将国外文化地理的理论及方法应用到我国的文化地理研究之中[22]。这些著作的章节基本呈现了社会文化地理学, 特别是文化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框架, 即文化景观、文化生态、文化扩散、文化整合、文化区。在这些早期的著作里面, 尽管大多借鉴欧美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但无疑推广了文化地理学在我国的实践应用[23]。

2000年以后, 伴随国际地理学研究的“ 批判” 转向和“ 文化” 转向[24], 国内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 之后的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视角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

(1) 2000-2005年, 注重“ 地” 的研究, 传统研究议题的更新与发展。此阶段依旧延续20世纪国内学者对文化区、文化景观、文化生态、文化扩散和文化整合5大主题的研究。但在国外先进理念的影响下开始有所创新。文化区研究方面, 从早期对全国范围的研究, 逐渐细致化, 过渡到省、县及更小地域, 内容更为充实具体[5]。文化景观研究方面, 文学地理学[25]、音乐地理学[26]、书法地理学[27], 美术地理学[28]等艺术景观研究逐渐涌现, 并从空间分布的角度进行研究[29, 30]。此外, 宗教文化景观的研究开始具体化, 并与旅游发展结合起来。文化生态研究方面, 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上, 引入新的理论架构。文化扩散研究方面, 从早期介绍国外文化扩散研究成果向研究本土文化传播的物质基础及扩散机制转变, 并开始更加注重对扩散实证的研究[31, 32, 33]。文化整合从大尺度的文化整合向小尺度转变, 更加注重微观的实例, 并结合本国国情, 开始关注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文化整合的研究[34, 35, 36]。

(2) 2006-2009年, 关注“ 人” 的影响, 新研究议题的引入。此阶段研究者的视角开始转变。文化景观的研究范围进一步缩小, 更加具体化, 对文化景观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对景观的描述, 开始从“ 个体和群体” 的角度去考察人对景观的感知和认知, 案例地的选取也从城市转向农村。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从女性地理学的视角去研究城市女性、乡村女性及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角色和社会文化影响。城市文化、社会文化空间演替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尹晓颖、薛德升等人以深圳市蔡屋围、渔民村为例对城中村“ 非正规部门” 形成发展机制及城中村改造的研究[37, 38]。李志刚、薛德升等人对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的分析及以此地为例对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的研究[39, 40]。但这个时期总体上缺少对空间和地方在中国悠久历史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对中国文化景观影响的研究, 而对地缘政治、区域地方主义及地方认同, 少数民族以及汉族的种族划分等方面的研究也不多见[23]。

(3) 2010-2013年, 关注“ 意义” 的延伸, 深入诠释“ 人地关系” 背后的社会文化影响。此阶段, 学者们开始关注起文化景观的社会和权力关系层面及景观背后蕴含的意义和价值, 关注文化地理学现象背后的空间、认同等差异, 新成果不断涌现。文化景观研究对象更加丰富多样, 在对物质景观研究的同时, 增加了对图像 (影像等多媒体)、语言、地名、饮食等非物质景观的研究, 研究的聚焦点不再是景观本身, 而是聚焦于景观背后蕴含的意义与价值, 研究的视角不再局限于地理学视角, 而尝试从社会学、心理学及人类学的多重视角去研究。在文化区的研究方面, 学者们致力于更为复杂的区域文化分析, 加深了对不同省份的文化差异和区域文化整合的理解[23]。对空间研究的视角从物质、精神、制度文化的空间分布及演化过程向空间意义与象征性转变, 开始挖掘空间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如朱竑等人通过对西方学者关于空间意义与象征性实际案例的介绍[41], 对空间意义与象征性的概念及内容做了有益的探讨, 对国内空间意义与象征性的研究具有启示作用, 同样也为文化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少数民族和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 族群的认同问题、少数民族身份建构问题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42, 43], 此外, 想象地理的研究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成为微观尺度地方建构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但相关研究成果较少[44]。归总而言, 近10年文化地理学研究视角的演化, 不再局限于传统5大主题的研究, 而是受新文化地理学和“ 批判” 社会地理学思想的影响, 开始借鉴相关方法和理论来研究本土文化现象, 并尝试与国际对话。

3 地方社会文化特性发掘的各个领域
3.1 景观与景观意义的研究— — 地方意义的发掘

文化景观是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概念与主题之一[45, 5]。科斯格罗夫 (Cosgrove) 的研究发现,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对视觉确定性的探索是景观概念的最早溯源[46]。1925年, 美国地理学家索尔 (Sauer) 发表的《景观形态学》一文, 对社会文化地理学影响颇深。他主张用实际观察地面景观来研究地理特征, 开始关注自然环境变化中的人为因素, “ 文化景观由自然景观通过文化群体的作用形成。文化是动因, 自然区域是媒介, 文化景观是结果” [47]。此后, 由索尔和他的学生建立的伯克利学派成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流派。而伴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 新文化地理学研究更加注重空间性与空间的文化性[48], 关注景观表象背后的深层意义与结构问题。景观与景观意义的解读实质也是一个地方地方性、地方意义的展现和深入挖掘, 在旅游研究中的旅游地形象定位、民族地理学及宗教地理学的应用中均有体现。

3.1.1 旅游地形象定位 社会文化地理学中, 旅游地形象定位的实质就是地方意义的展现和解读, 是对一个旅游地地方性的高度凝练。地方性是一个地方所具有的特殊性, 是地方之间的根本区分[49], 是区域发展的文化力[50]或文化软实力[51]。地方的文化资本成为地方吸引资本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52]。地方营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地方文化资本挖掘和文化符号生产的过程[53, 54]。任何一个地方在建构自身形象的过程中, 都会从当地文化传统出发, 通过深入挖掘地方文化资源, 以确立自身最佳的形象定位。旅游目的地需要关注地方性如何深深嵌套于旅游吸引的营造及旅游地文化形象的生产[55], 即通过挖掘地方性定位旅游地形象, 生产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符号来吸引游客[56]。此外, 唐文跃也提出, 地方性的视角可以很好地应用于旅游开发与规划中, 如实行差异性定位, 避免旅游产品的雷同和恶性竞争; 在旅游主题及功能定位上考虑到居民的地方认同; 旅游建设项目和活动项目策划中评估旅游项目对地方性的影响; 旅游形象策划中考虑到旅游者对旅游地的文化认同等[57]。

近年来, 城市旅游形象设计一直是我国旅游地形象设计研究的核心, 形象定位是旅游地形象设计的前提, 为形象设计指出方向。许多学者对城市旅游形象进行了个案研 究[58, 59, 60, 61, 62]。这些研究中, 基本都是依据旅游地的自然地理基础、文化特质、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等来确立旅游地形象, 即依照“ 二脉 (地脉、文脉)” 理论或“ 四脉 (地脉、文脉、商脉、人脉)” 理论来进行定位[63]。可以看出, 无论是视觉的、具象的景观实体要素, 还是感知的、抽象的人文系统要素, 都是旅游地形象构成要素的“ 地方性“ [64], 而地方性正是旅游地形象的深层和确切意义。

3.1.2 民族地理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民族文化为民族地理的研究提供了广阔土壤。然而, 作为社会文化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民族文化地理在我国的研究仍未形成体系, 较为薄弱[65]。民族文化地理关注的是民族文化和地理环境的关系, 独特的地理地貌塑造了少数民族地区独有的景观特质, 这些景观不仅以表象形式传递着民族的符号, 还在深层次上揭示和蕴含了地方意义。而随着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增多, 尤其是民族旅游的开发, 民族文化景观也在建构与重构中得到重新解读。

特定的自然环境可以孕育与之相应的民族文化, 反之民族文化又对自然环境产生改造作用。自然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探讨是民族地理研究的基本方面, 如元阳哈尼族的传统民族文化与梯田文化景观[66]、贵州喀斯特环境与民族文化[67]、滨水景观塑造与民族文化特色[68]等。自然环境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仅包含物质方面的民居、服饰、饮食习俗等, 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当地的民族心理、行为处事, 造就了一个民族的特色文化。而处于一定环境中的人们也凭借聪明才智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 这些文化景观是民族身份的重要标识, 也是凝聚民族认同、延续民族文化的关键所在。

现代化语境下, 少数民族文化常常处于弱势地位, 旅游的发展使得少数民族文化成为吸引外来游客的重要因素, 也因为旅游开发, 给民族地区的文化带来不同程度的改变, 如传统文化的保留与复兴、传统节庆的保持与再包装等, 民族族群文化认同和自身身份认同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影响和改变。丽江古城旅游的开发使得濒临消失的纳西东巴文化得以重兴, 东巴文化在旅游场景中被凸显, 成了纳西文化的重要发言人, 东巴文字、东巴乐舞、东巴祭祀、东巴工艺都重新登上旅游舞台, 可以说旅游为东巴文化提供了一种简单易行的生存方式[69], 而民族旅游的热潮也唤起了纳西人对本族群文化的热爱和再认同[70]。杜芳娟等对贵州世居民族仡佬族的观察研究发现, 在民族文化为旅游吸引力的背景下, 地方精英为了打造“ 仡佬之源” , 重构了“ 九天天主” 的身份及祭祖仪式和场所, 这种主观性建构使地方意义发生了改变, 自然景观“ 小塘石笋” 变为族群中心景观, 但是这一重构的地方文化景观却没有得到当地族群的认同[43]。云南傣族园社区的商业化运作使泼水节成为每天一次的演出活动, 泼水节的节庆意义已全然改变, 但是源于经济利益, 社区居民对这样的一种“ 展演” 形式仍非常认同[71]。显然, 地方是多样、动态发展的, 旅游的发展为民族社区族群文化带来了“ 再地方化” 与“ 去地方化” 交织的局面[72, 73], 一些文化景观在建构与重构中得以保留和复苏, 也必然会有一些在跨文化交融中“ 去地方化” , 呈现新的地方意义。

3.1.3 宗教地理学 宗教作为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直以来都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由于其特殊性质及政治影响力, 宗教甚至成为社会地理研究中比种族和民族更重要的研究话题[74]。早期研究中, 传统文化地理学强调宗教在文化景观形成过程中的超自然力量[75], 对物质宗教景观的研究较为普遍。20世纪90年代以后, 随着新文化地理学的兴起, 以江莉莉 (Kong) 为代表的学者对传统研究领域作了拓展, 提出了新的研究框架[76], 并基于全球化的视角梳理了近10年西方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变革与转向[77]。在新文化地理学的带动下, 西方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景观的研究, 不是将其作为一种事物或是表象, 而是更加注重其空间隐喻 (spatial metaphor), 即将宗教景观看成一种象征主义或意识形态的过程, 重视其“ 地方性” 及本质意义、文化蕴涵的探讨[78, 79, 80, 81]。

相比之下, 国内的宗教地理学研究则较为滞后。在近10年的研究中, 描述性宗教地理学研究仍占据相当部分。研究涉及区域宗教的地域特征[82]、宗教社区的历史变迁[83]、宗教文化与自然环境关系[84, 85]等方面, 所运用的解释和推理方法极为有限, 并未有深入的理论总结, 即研究者并未跳出传统宗教地理研究的框架内容。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宗教景观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进行开发, 对其的研究也相应出现, 不少研究论述了宗教与宗教文化景观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 指出应该挖掘景观的宗教文化内涵, 为旅游业所用[29, 30]。但是, 在实际发展中, 宗教景观和场所却未能在旅游所引致的“ 商品化、世俗化” 中幸免, 庄严的佛教圣地变成了繁华热闹的市俗集镇, 宗教仪式已经脱离原有的氛围, 成为旅游产品而进行展演[86]。显然, 宗教景观的神圣意义已在世俗中异化和重构, 如何应对旅游业的世俗化冲击及地方性的再生产都已成为新的研究议题和挑战。

在全球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的影响下, 近年来国内对宗教景观的分析也明显出现新文化地理的转向, 注重景观象征意义及文化意义的揭示。文化建构的理想景观受到各地自然条件与环境的制约, 这些建构的宗教景观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和文化差异, 如中国的寺庙园林偏重“ 围合” 、“ 隐匿” , 依恋于自然, 与中国农耕文明的发达有不可分割的联系[87]; 而伊斯兰民族在西亚干热的气候条件下, 水、树、阴影是其特别偏好的景观符号, 不同的文化通过宗教和神话来表达自己的景观理想, 同时, 又依据这些理想, 通过地理回归在现实中使其物化[88]。随着历史的更替发展, 人口增长大潮、地理变迁与移民、宗教的复兴等各种因素都会影响宗教景观, 使之发生改变[75]。以教堂、清真寺、佛教寺院等为代表的宗教活动的重要地域标志, 它们的分布与变迁往往透露了某种宗教地域传播的重要信息。其中, 以教堂为例的研究较为多见[89, 90, 91, 92, 93, 94]。宗教活动场所的空间分布及扩散揭示了一定历史时期宗教的传播轨迹和规律, 对当时城市规划和设计也产生重要影响。此外, 还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从宏观尺度研究视角向微观尺度转变, 如白凯从自我主体的角度出发, 对宗教活动空间的存在主义意涵进行了主体意向性解读, 指出宗教活动场所和仪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 空间到地方” , 从“ 地方” 的物质宗教空间结构到“ 无地方” 的精神宗教空间结构的转换[95]。可见, 宗教景观对于宗教文化和个人身份认同也意义重大。

3.2 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研究— — 地方性的演变与重构

空间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96], 包含生产生活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三个层次[97]。空间既是人类社会运作的先决条件, 又是形成于人类行为的社会产品, 并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重新解构和转化[98]。在地理研究中, 对于空间的理解绝不局限于形态或几何层面, 更多地需要从经济、社会、自然和生物学意义上去寻求解释[99]。伴随着社会学中的“ 空间转向” [100], 西方人文地理学的“ 文化转向” [41]及地理学中的“ 社会转向” [101], 空间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几何形态, 而成为一种可供分析与解读的文本[41], 一个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102]。列斐伏尔 (Lefebvre) 通过对空间问题的哲学反思提出空间 (再) 生产理论[98], 成为空间研究的重要参照。在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 不同空间文化之间的冲突、空间中文化表征权利的冲突及资本空间再生产中的阶层冲突日益显化, 也使得空间所蕴含的地方象征与意义经历着不断的建构、解构与重构。

3.2.1 空间的文化冲突研究 文化冲突是在文化传播与文化传递过程中, 由两种或以上不同规范文化的接触、碰撞而产生的文化对抗现象[103]。地理学对于文化的研究不再只是将文化作为空间行为的对象, 而是深入文化本身, 探讨文化对于空间的建构与形塑作用, 并且和其他环境要素共同促使抽象的空间转换为具体、异质、变化的地方[104]。鉴于文化的具体性、异质性和变化性, 在空间中认识文化或以文化来转化空间时, 研究不同的文化可能以不同方式认识空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前空间的文化冲突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外来宗教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90, 91],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发展之间的冲突[105, 43], 城市传统消费文化与外来消费文化之间的冲突[106], 出国旅居的跨文化冲突[107]等方面。空间的文化冲突是在所难免的, 抑或说文化冲突是抽象空间转化为具体地方, 均质性空间与异质性地方博弈的必经过程。

3.2.2 文化表征权力的冲突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 中提出了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空间三维辩证法, 即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的三位一体[98]。因此, 表征成为理解和界定空间的重要概念。霍尔 (Hall) 认为表征就是将人们内心真实表达出来的外在事物[108], 并强调了表征的文化实践性和意义建构性[109]。人类以精神符号为介质, 通过精神生产实践, 对空间进行再叙事、再想象、再隐喻、再塑造, 赋予空间以意义的文化内涵, 进而创造生成出符号化的文化表征空间[108]。因此, 文化景观所具有的空间尺度以及景观所承载的地方意义, 不仅体现出透过景观观察地方的社会政治过程[110], 而且也充满了对权力、话语的政治分析[41]。在文化表征的过程中, 冲突的产生源于三个层面的关系：① 权力的拥有者, 如商家[111, 112]或是国家或地方政府拥有决定性的景观表征权力[113]; ② 权力的流动过程, 如文化表征过程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间的矛盾[114]; ③ 权力的下放, 即赋予当地人更多的权力[115]。

3.2.3 资本空间再生产中的阶层冲突 空间不是一个中性的物质领域, 空间的生产必然涉及到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过程, 二者是构成资本空间和社会阶层的充分条件, 促使空间从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98]。资本空间生产实质上是要形成资本运动、阶层流动和制度调控3种空间生产机制。资本运动作为社会空间的特征之一, 其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城市化, 实质就是资本的城市化[116], 而城市化的全部内容也可以归结为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之间的矛盾作用[117]。因此, 资本的城市化可以理解为社会阶级和特殊利益集团通过控制土地和建筑物等空间的主要特征来塑造和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和组织的过程[118]。一方面, 空间再生产是实现资本积累的途径, 但另一方面, 资本积累也对城市空间塑造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并且会影响城市更新的过程[119]。此外, 在持续的地域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 “ 中央-地方” 分权、边界开发区以及国家城镇体系[120]都赋予了城市空间新的社会关系[121], 并使之成为一种拉动经济发展的手段, 这些手段的实施体现了政府的企业化倾向[122, 123]以及区域的合作治理[124]同时, 也体现了资本空间生产中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巨大改变[125, 126]。

3.3 其他领域的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 社会空间正不断瓦解、破碎[127]。社会空间在变迁和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流动性, 其实质是社会实体内某一群体或个人改变所属社会群体或地位分配的能力[128]。其中李志刚等通过对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的社会空间分析得出黑人居民具有高流动性和多样性特征[39]。冯健、王永海以中关村高校周边居民区为案例地, 研究得出该区域居民的整体流动性较强, 且以水平流动为主, 垂直流动相对较少[128]。吴悦芳和徐红罡以第二居所旅游为切入点, 构建了以消费导向的流动性框架[129]。李国平等和李宁分别探讨了省区经济增长与流动性, 劳动力的流动问题[130, 131]。

消费空间的地理研究在近期也日渐涌现, 主要体现在消费地理 (商业地理) 和文化地理领域[132]。消费空间的研究从平滑的、抽象的、无差别空间认识, 转向更加关注空间的独特性以及更加精细、深入的研究[133]。如林耿以广州市为例, 研究了消费空间的演化及其符号表征, 并以主体性的消费空间为切入点, 对广州酒吧的地方性和空间性进行了实证分析[134, 135]。申峻霞等通过对网络实体街区的研究, 得出符号是消费空间特色塑造的重要途径, 但消费空间的扩散并非简单的符号复制过程[136]。谢晓如等以广州市太古汇方所文化书店为例, 从消费者的感知和认同视角探究了文化表征和变迁过程中文化消费空间的建构与生产[137]。此外, 基于经济视角的消费空间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城市消费空间分布[138]、城市居民消费空间的扩展[139]以及可达性对消费空间的影响[140]等方面。

4 未来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应关注的领域

审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全方位发展, 现代性的追求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 把人们抛离原有的社会秩序轨道。特别是21世纪以来, 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 中国年轻一代更加追求“ 自我” , 进而在社会文化认同上发生巨大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运行的中介社会结构模式单位制解体, 使民众将更多利益诉求指向国家和当地政府; 大量流动人口徘徊于“ 东部与西部” 、“ 发达与落后” 、“ 城市与乡村” 之间, 使中国城镇化二次进程备受煎熬; 城市拥堵与乡村空心的矛盾日益加剧等等。如何剥离现象而发现深层的互动关系, 进而总结理论而应用与实践, 我们认为未来的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研究领域：

4.1 中国本土社会文化特质的地理学研究

中国的社会文化地理研究需要发展符合中国需求的研究思路和方法[23]。虽然部分中国地理学者在本土地理学研究理论方面已经做出了卓越的探索, 如柴彦威等从“ 单位制” 角度对中国城市及社区发展中展现的各类问题的分析[141, 142, 143], 但真正具有“ 中国特色” 的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还明显偏少。因此, 笔者认为, 有三个方面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① “ 家” 的地理学特征与影响研究。中国家庭承接了较西方社会而言更多的功能, 在中国, 个人隐藏于家中, 个人的身份以家庭来代替, 家成为个人身份外在化的一种符号[144], 以至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的研究, 也是以家和家族作为起点[145]。该方面的研究, 应从关系和功能视角重点关注家庭的社会文化空间的形成与运行机制, 以及家庭在更大乃至更小尺度社会文化空间中的各种作用与影响。② “ 后单位制” 的地理学研究。虽然1978年以后, 国家在经济改革的推动下, 逐步减弱了“ 单位制” 在中国社会文化运行中的中介作用, 但不可否认, 广泛存在的“ 事业单位” 、“ 国有垄断型企业” 、“ 政府机构” 仍然发挥着“ 小部门、大社会” 的某些功能, 而这些企业往往在权利、经济乃至教育领域都拥有一定的特权和优势, 如何平衡与转化, 以达善治的和谐, 地理学者应该也能够发挥其综合研究的优势。③ 跨国企业中国化与本土企业国际化的地理学研究。跨国企业的引入为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提供了初始的资本与动力, 而该领域以往长期被管理学者所关注, 相关研究成果也已经为本土化企业成长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 其研究成果被国际管理学研究领域广泛认可, 但国内地理学界仅经济地理学对其进行持续研究[146, 147]。跨国企业成功落地的保障是其多元社会文化的融合[148, 149], 该研究对象既能体现多元社会文化关系的复杂性, 又能呈现出不同空间尺度的交叉与更替, 其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俱佳, 值得加以关注。

4.2 权利与资本对社会文化空间形态与地方建构的影响

中国国情决定了自身的发展道路, 这是西方发展模式所不能替代的。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 反腐力度日益加大, 从制度与执行层面实施了卓有成效的权利与资本监管, 其深远影响将持久存在。从社会文化地理前期的发展历程来看, 权利与资本的影响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 如何探求一条有中国特色的“ 权利与资本” 地理学研究, 值得深思。笔者认为, 回归与跨越主体价值与本体价值, “ 廉政” 、“ 勤政” 、“ 以人为本” 的新型国家发展观为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就“ 权利” 与“ 资本” 的地理学研究指明了方向。细化而言, 可分如下几个方面：① 层级尺度间, 探析“ 权利” 与“ 资本” 对社会文化空间整体结构与形态的影响机理与机制。总结分析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过程中, 不同区域社会文化空间发展经验与教训, 针对新一轮城镇化建设, 探求社会文化空间“ 权利” 与“ 资本” 的“ 善治” 模式与方式。② 从权利、资本与情感的互动视角, 回应“ 乡愁” 的需要, 探求不同区域与地方发展的社会与文化想象。权利与资本如何成为空间与地方形成的调节机制?其发展环境是什么?又存在哪些基本的条件和机制?空间与地方对资本与权利的反作用力又有哪些?③ 在象征上或实质上, 地景是一种介乎资本与权利之间的社会— 空间分化[150]。虽然中国已有学者对整齐划一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提出质疑[151], 但如何就此类造景模式提出恰当的评判标准, 景观背后的隐含意义有哪些, 何种景观能引发民众的地方认同, 需要从更深层次来加以分析。

4.3 城乡与区域人口迁移所形成的流动现象与规模效应

201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布《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表明, 2014年农民工总量会超过2.7亿人; 同时, 招工难和结构性劳动力供给矛盾仍将显著存在。进城落户、子女教育、房屋租住、社会保障、看病买药……对于约2.4亿进城农民工而言, 这些看似再平常不过的生活, 实现起来却着实不易。大量流动人口依附于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型城市。2014年1月16日至2月1日, 共计4907万人从北上广深4城市流动到全国各地[152]。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在世界范围内也实属罕见。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所言：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有两件大事, 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 一是中国的城市化[152]。大量流动人口与移民群体徘徊在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之间, 不仅造成了大量农业人口的流失, 也使农村的“ 空心化” 现象不断加剧[153, 154]。传统城市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及乡村地理学研究领域, 对该现象的研究重视刻画与描述其空间分布格局、流动过程及经济原因诱发的流动原因的分析[155, 156, 157], 而其背后诱发的原因具体是什么?又会造成人口迁移目的地、来源地及流动社会空间的哪些变化?为此, 应重点关注以下内容：① 移民群体流动性的社会文化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研究, 分析迁移人口流动空间、停驻地的社会文化结构组成、凝聚与消解的运行机制与影响机理。② 传统节庆假日期间, 地方意象及地方感是如何影响城乡与区域人口迁移的。③ 中国人出境旅游所形成的微社会文化空间是如何嵌入异质文化社会空间的, 其匹配关系是什么, 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空间变异会会造成何种影响。

5 结语

社会文化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需要注重知识贡献的普适性, 但更应注重中国自身的社会文化特质。如江莉莉所言, 中国的社会文化地理学者需要发展符合中国需求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在推进“ 国际化的、包容的” 研究思路和方法发展过程中, 社会文化地理学在中国的研究需要考虑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给出有用的答案, 并导出新的理论观点[23]。笔者认为, 该过程中需要关注中国自身发展客观规律与主体选择的辩证统一, 需要注重地理学理论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的辩证统一, 需要关注“ 人地关系” 一般进程与特殊作用条件的辩证统一, 更应体现出中国时代主题变化与自身发展需要的辩证统一。同时, 除了上文中所提出的几个重点关注领域外, 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 未富先老” 的现象、跨国社会文化交流与区域争端等都应被积极纳入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领域, 以回应现实需求, 并尝试总结出新的研究结论与规律, 充实并扩展社会文化地理学整体的涉猎深度与广度。

深入分析社会文化地理学在西方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 其研究基本都聚焦于对“ 科技与文化” 、“ 传统与现代” 、“ 理性与感性” 、“ 平等与霸权” 、“ 世俗与神圣” 等社会文化演变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与矛盾。这些对立与矛盾目前是否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中呢?答案是肯定的。其原因在于,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是系统化了的人类世界的基本矛盾最集中、最尖锐、最复杂的地区之一, 无论前半期的民族解放运动, 还是后半期的现代化建设, 其复杂性都是史无前例的[158]。如将上述矛盾与问题放置于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畴, 回归地理学的研究本源, 我们仍需思考“ 社会与自然” 、“ 空间与地方” 、“ 区域与全球” 、“ 结构与能动” 、“ 类同与差异” 、“ 想象与现实” 等传统的地理学研究命题。上述对立与矛盾的有效解决, 来自地理学者审慎的“ 反思” 与“ 道德” 的平衡。

致谢：周尚意教授与朱竑教授对文章的分析框架的建议。撰文过程中, 北京师范大学的戴俊骋博士与华南师范大学钱俊希博士提供了相关的参阅资料, 研究生杜涛、蔺国伟和张翠娟初步搜集了相关文献。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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