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一个“ 未来地球过渡小组” 搞了一份框架文件：“ 未来地球：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 。其中强调：“ 人类的影响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它可能对地球系统造成急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 这种变化将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 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 框架文件“ 要求我们不仅要认知实现地球功能的各种过程和生命进化的模式和驱动力, 还要知道如何管理和调控我们的行为。” 而实现对人类行为的调控, 就“ 需要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以深化我们的知识, 并帮助我们理解和实现转型。这一领域应专注于科学、技术、制度、经济和人类行为等多方面的、实现全球可持续性的办法和选择, 并帮助我们做出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决策。”

他们呼吁学者们起来开展地球系统的综合研究, 既包括以往各项研究的综合, 更特别强调了要与社会科学家一起对于当代地球面临的问题进行交互研究即交叉研究。其中, 特别不寻常的是, 研究的中心议题是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他们为了进行这样的研究, 倡导开始行动起来, 组织全球性的研究机构, 制定研究计划 (提纲), 呼吁人类, 推动政府, 实施全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实现地球的可持续生存。为达此目标, 他们提出要对地球环境变化态势进行科学监测、评估和预测, 倡导并推动全球各国政府开展行动, 制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政策。

他们的判断和行动是正确的。这个框架文件专注于未来地球的表层系统变化问题, 核心是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前途。

“ 未来地球” 框架文件的发布, 也得到了中国大气科学、海洋科学、地理科学以及环境科学、水科学等方面学者的关注。自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 中国政府迅速组织力量制定了“ 中国21世纪议程” 。许多学科的学者投入到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在中国, 环境变化的监测和评估工作已经由有关的政府部门 (如环境保护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中国气象局等) 广泛地开展了, 相关专业的学者通过政府资助的大量项目进行了独立的监测、评估和政策建议。应该说, 这些年来中国的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取得的进展是比较明显的。问题是, 中国长时期高速和超高速经济增长以及大规模城镇化, 对环境、生态系统的压力太大了, 加上各部门间的工作目标难以协调, 使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面临着愈来愈大的压力。在科学研究方面, 有关学科之间难以交叉和沟通, 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经济科学家更是不见面, 许多研究成果离政府的科学决策很远。

上述关于未来地球研究的框架文件的提出, 我理解其中的背景是：

（1）地球表层在过去100多年, 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 出现了严重的态势。经济工业化和社会城市化急剧发展以及强大的技术手段的运用, 强烈地改变了各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生态环境结构, 资源被加速消耗, 许多地区的环境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有关的科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即注重由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 转变为由人类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 即转移到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人类活动过程间相互作用方面的研究。过去可以单纯的去研究一些纯自然要素项目之间的关系, 现在从事这样简单的分析和研究已经失去了科学价值。前任IGU的主席B. Messerli在2000年汉城发表的论文中讲到人类社会早期是自然因素引发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变化, 这种变化是局部性的变化, 不是全球性的。而20世纪以来人类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及其影响的程度变得剧烈多了, 即影响的规模和强度大大增加了。人类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在空间尺度上是全球性的^[1]。

（2）关于全球气候变化和大气层增温问题, 已经进行了长时期和卓有成效的研究, 取得了科学界和政治家的广泛共识, 并推动了全球政府间的行动。认识和解决大气层增温问题, 主要是如何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及其所引起的问题。而能源消费问题涉及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是如何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过去20多年大量开展的生态系统及其碳收支研究, 对于今天认识全球气候变化、大气层增温的原因来说, 其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现在的这份框架文件是以往全球变化研究的延伸和深化。

（3）1973年全世界能源危机后, 发达国家向外部 (发展中国家) 转移资本和产业。导致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工业化发展。但由于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和管理等因素的影响, 这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大量工业废弃物的排放引起全球大气污染、海洋污染、陆地水污染、土壤污染等日益加重。人类健康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由于对这一类问题的关注, 框架文件使用的不是“ 全球变化” 或“ 全球气候变化” 而是“ 全球环境变化” 。运用的概念不同, 反映出作者们更加重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前途, 更加关注人类发展所面临的严峻实际问题。

（4）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近年来发动了一场又一场局部战争：出兵伊拉克, 军事打击阿富汗, 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鼓动内部势力推翻政府, 抛出了“ 新中亚战略” 。这些行为, 客观上使全球许多地区和国家的宗教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一些国家和地区, 经济发展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 贫困问题更加突出。

这份框架文件最为不寻常的地方是强调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合作。提倡跨学科地进行总体设计和研究, 在一起探讨球球上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中国现代地理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黄秉维先生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即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 就十分强调地理学是交叉学科。对于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变化问题需要进行包括自然和社会经济的综合研究, 特别是要将自然方面的基础研究引向可持续发展, 解决国家的重大实际问题等。这些论述, 与今天的“ 未来地球” 框架文件所强调的要求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他的一系列论述比“ 未来地球过渡小组” 拟定的“ 未来地球” 框架文件早20年。

黄先生总结了中国30多年地理学发展成就和国外地理学发展背景和态势。他认为, 国内外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发展都出现了新的形势, 地理学面临着新的大环境。20世纪80年代地理学“ 出现较旺盛的生机, ……但仍存在不少弱点。” “ 要进一步对自然与社会经济的现象、过程力求知其所以然。就我看到的一些工作来说, 主要缺点在于缺少将人文现象与自然现象结合起来。” ^[2]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 关于地理科学的方向, 黄秉维先生与钱学森先生相呼应, 强调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要开展密切合作, 特别是要对国家建设做科学研究, 积极完成国家需要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工作, 解决国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他分析总结了由于高速经济增长所引起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严重问题, 深深感到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说“ 现在应该怎么前进, 应该不应该把自然和社会两方面都结合起来考虑, 特别在可持续发展方面, 从解决问题方面来考虑” 。“ 钱学森先生和我们所想的则是以地表为中心, 最后与可持续发展接轨” ^[3]。从这里可以明确看出, 黄秉维先生提出当代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问题的研究要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强调地理科学要对环境变化及人类如何调适进行研究的极端重要性。黄先生的论断指引了地理科学发展的正确航向。

钱学森先生和黄先生的高瞻远瞩和谆谆教导并没有引起广泛重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① 近10多年来, 许多地理科学学家投身于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的研究, 特别是集中力量进行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碳收支的研究; ② 自然地理学和人文-经济地理学之间基本上处于分割状态, 缺乏密切的合作; ③ 在以发表论文特别是以SCI论文作为最主要的评价指标的情况下, 一些学者的价值观被扭曲。有的学者大概已经失去了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的良知, 而迷恋于“ 国际前沿” 和文章绩效。

“ 未来地球” 框架文件给我们带来许多重要理念和信息。① 在以往进行的的气候变化、覆被变化、水循环、碳收支等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基础上, 这个框架文件向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② 提倡并要求实现各有关学科的学者联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 ③ 实现上述研究的目标, 一定要实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 强调了要推动研究工作的转型; ④ 为实现人类社会和世界经济能够持续发展, 要对全球的环境变化进行科学的监测和评估, 提出人类社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推动政府间的合作, 帮助各国政府做出决策和行动。

在中国, 关于地理科学的发展方向长期以来就存在着“ 没有争论” 的分歧, 那就是：地理科学发展要不要下大力气解决国家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地理科学是不是交叉科学?资源环境研究与什么领域的研究相衔接?黄秉维等中国老一辈地理学家长时期都教导我们, 要认真关注国家和社会发展对地理学提出的重大需求, 强调地理学是经世致用的学问。明确提出地理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经济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对于这些明确的教导, 我们许多学者不很了解。有的了解, 但在具体问题上又会脱离这些基本的理念。

作为对框架文件的响应, 中国学者需要在以下方面开展积极活动：积极参与全球性关于大气污染、海洋污染的监测和研究; 在国内进一步组织进行土壤污染调查和治理、区域性的综合治理、区域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等方面的研究和规划。

框架文件提出进行学科交叉, 实现未来地球研究的转型: 跨学科研究而不仅仅是多学科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 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 而不是过度关注远离实际问题的论文成果。这个框架文件, 没有出现以往学者们经常强调的“ 人类干扰” 等概念。实际上, 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研究当今环境变化问题的中心议题。

框架文件强调了“ 未来地球” 研究中有关学科需要实施研究“ 转型” 。什么是学科发展的“ 转型” ?我认为意味着学科发展的目标、基本理念和方法论等方面需要作出有针对性的调整。长期以来, 一些地理学者在研究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时, 以自然科学家自高, 以从事全球变化的基础研究为荣。一部分学者往往将全球变化既作为出发点又作为研究的归宿, 实际上是没有明确目标的“ 基础研究” 。这类研究基本上与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不搭界。部分学者认为, 将社会科学的概念引入就不是科学, 就没有各种“ 机制” 、“ 机理” 可言, 等。长时期脱离国家需求、社会需求的严重倾向也与部分人失去了科学家的良知有关。他们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论文发表。针对这种倾向, 需要科学家自己作出调整。

另外,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属体制不同也影响了它们之间的合作。这类体制的分割包括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和社会科学基金会的分立。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基金会, 是不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他们对交叉领域的重视以及资助方式值得我们效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计划, 强调了“ 人与自然耦合系统的集成研究可以揭示新的、复杂的格局和过程, 而单独的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揭示这种规律” 。因此, 他们重视组织跨学科研究。

现在, 由于中国环境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典型性和紧迫性, 环境变化的科学问题和解决环境变化的重要性而使地球表层系统研究被提到了“ 国际前沿” 。如何实现地理科学在这些方面研究的转型?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要以地球表层系统为对象, 以人— 地关系地域系统为核心进行综合研究

地球表层系统急剧变化, 集中体现在“ 人” 和“ 地” 的关系方面, 或者说“ 环境” 和“ 社会” 的关系方面。按照框架文件的作者们的分析, 全球范围内这这种关系正在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中国, 问题更加严重。在诸多的研究地球表层系统的学科中, 地理科学侧重从“ 人— 地” 相互作用角度研究人— 地关系地域系统 (即“ 人— 地系统” ) 演变的规律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及支撑条件。这是地理科学理论发展和解决可持续发展重大实际问题的“ 前沿” 。

研究“ 人— 地系统” 的目标是要求揭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和原理。在实践中, 要求将资源、环境领域的研究延伸到可持续发展领域。多年来, 资源、环境和生态领域的学科规划、发展战略以及一系列的重大研究, 包括学科、研究方向、重大课题的研究内容, 只提“ 资源” 、“ 环境” (包括生态) 部分而不提“ 可持续发展” 领域 (学科)。严守着自然科学的领地和“ 关口” , 一小步也不跨出去。以至于这些研究和研究成果找不到“ 出口” , 或者根本不去找“ 出口” 。现在是改变这种状态的时候了。

可持续发展研究涉及到传统地理学以及自然资源、宏观生态系统、空间认知与空间分析、水科学、区域经济以及系统科学等方面。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对不同类型地区经济增长、城市化和生态与环境演变的系统分析和过程模拟, 揭示长期经济增长 (总量增长、结构转型、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源消耗和占用的增加等) 与生态和环境 (资源量、水土及空气领域污染状态、景观特征、生物多样性等) 要素之间的作用机理和态势之间的相互关系, 提出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空间尺度区域的发展与生态和环境进行协调的途径和可供选择的模式。

（2）“ 环境— 社会动力学” 是地球表层系统综合研究的基础理论

“ 人” 、“ 地” 两组要素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就是社会和自然基础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如何影响国家、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回答这个问题, 需要研究环境与发展及其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 即“ 环境— 社会动力学“ 机制^[4]。也可以称之为“ 人— 地关系动力学” 。通过机制的分析, 对研究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环境状态和发展状态作出诊断和预警, 揭示区域发展过程与发展格局之间的相互关系,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

“ 环境— 社会动力学” 所揭示的规律具有不同于纯自然学科的特点, 在“ 环境— 社会” 系统范畴内, 事物的发展不是受决定论支配的。这个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和系统变化具有不确定性, 这恰恰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这一点不同于纯自然科学学科和地理科学内各自然要素之间关系所形成的科学系统, 更不同于工程和技术系统。例如, 在自然地理学范畴内, 水面蒸发量 (与水面温度和表面风速相关) 的变化具有线性特征。与这种线性特征相类似的还如：宇宙飞船在太空的对接要求 (可以) 精确到百万分之一秒。一台机器, 会严格地按照输入的一定参数去运转。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经济科学相互交叉科学领域内, 没有这种决定性的规律。但是, 在这些领域中, 因素和要素之间的作用具有方向、幅度、概率等规律。例如, 人口预测, 任何科学的公式和模型, 都不可能精确到个位数地预测到某一时间点某地区或城市的人口数, 这是肯定的事实。尽管在这个时刻到来时, 这个区域或城市一定会出现一个精确到个位数的人口数。但是, 你不能说这种预测不是科学。人口预测肯定是属于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特性。宋健— 于景元人口模型及其理论是重要的科学技术成果, 也是理论方法成果。

在自然— 社会交叉学科领域里, 规律的表现形态不具有这样确定性。但因素作用和对象发展的方向、变化幅度和变化的概率等等, 是可以获取的。这些当然是规律的反映。也就是说, 交叉性领域里事物发展当然有规律性, 这个规律同样表现为不确定性。

影响乃至决定一个国家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规模、结构、速度、竞争力、水平等), 其因素大致包括：生态承载力和环境支撑力、资源供给、经济结构、交通设施和市场、资本投入、技术和管理等)。而如何以这些要素来解释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发展态势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在这里, 重要的是要科学地进行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分析。但是, 这些因素的作用又不是决定论的。有关因素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区域的发展速度、规模、结构特征和可持续性。这些因素发生变化, 所形成的区域发展的规模、速度、结构也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能进行精确的“ 量” 的测量。为什么呢?是因为区域的发展是一个“ 人— 地系统” 。这个系统不是一个纯自然的系统。“ 人— 地系统” 的特征决定了这个系统不可能精确的测量。对于这样的系统也不可能按给出的精度进行调控。

我们在预测和在解析“ 社会— 环境动力学” 的时候, 需要深入长期的理论研究, 也要根据具体区域的情况和数据加以实证研究。区域系统发展的或然性特征带来两点值得我们十分注意：① 对“ 人— 地系统” 的研究和调控, 较技术系统 (如一部机器) 和工程系统等要复杂的多, 困难的多, 技术系统和工程系统虽然有的很复杂, 但是有它高度确定性的一面; ② 仅仅甚至主要依靠数学和计算机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

（3）需要切实做好综合集成研究

如何研究“ 环境— 社会动力学” 即“ 人— 地关系” 动力学?地理科学面对的“ 人— 地关系” 地域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认识这个系统, 必须发挥地理科学方法论的特长, 同时要充分吸收系统科学、生态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方法。在这些学科方法的基础上发展综合集成研究。这里包括历史数据和资料的集成, 要素及要素作用的集成, 对系统中各种区域变化状态的相互关系的集成, 等。长期以来, 我们也常说要进行综合集成研究, 但在行动上却很不以为然。综合集成研究方法的运用, 要求地理学家在传统方法基础上作出创新。

综合集成的主要目标主要是自然要素的地域分异和人文要素的地域分异的综合和耦合方法。只有通过这种综合和耦合, 才可以认识地球表层的地域分异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在这个基础上作出综合 (类型) 区划, 即自然— 经济社会— 生态区划, 也有学者称之为生态— 经济区划。这种区划的研究对于确定国家和区域未来发展的功能定位具有更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4）将各种类型区域性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和规划作为地理科学的重要任务

长期以来, 在资源环境生态等领域的战略研究和发展规划被我们许多同仁看成根本就不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 他们不了解从事这类工作所需要的科学基础和知识结构。现在, “ 未来地球” 的作者们倡导, 学者们应该对地球上的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态势进行检测、评估、预测, 并制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政策。这应当引起我们深思。

在中国, 在各种战略研究和区域性规划领域, 地理学者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已经开辟了良好的合作平台。钱学森在20世纪末就强调：“ 地理科学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来说, 是一门迫切需要的科学。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提出的问题很多, 像资源利用、国土整治、发展战略等都涉及地理科学。最近小平同志讲到要进行中、长期规划, 这应是地理科学所关心和要解决的问题, 把地理科学的概念完善, 使地理科学在国家中长期规划中起了作用, 我们就算做了件大事” 。黄秉维在为钱学森所等著“ 论地理科学” 作序时开门见山：“ 10年以来, 钱学森教授坚持不渝地提倡建立地球表层学、地理科学, 为祖国中长期建设规划服务。他号召有关科学工作者理直气壮地为此而努力经营, 语重心长, 期望殷切。” , 认为钱老的论述“ 言简意赅, 却是很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的结晶” ^[5]。

中国国家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需求, 加上“ 未来地球” 框架文件给我们带来了“ 国际前沿” 的指引, 给我们带来空前未有的发展机遇。在这种情况下, 重温钱学森先生和黄秉维先生的教导, 在加深对框架文件理解的同时, 要重新审视地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态势, 明确地理科学的学科性质、在地学范畴的地位以及面临的任务, 可以促进地理科学学科体系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

（1）国家发展对地理科学提出的重大需求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地理学也如此。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使我们面临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及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向地理学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实际问题。地理学家充分利用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组织和参与完成了国家一系列重大的综合性研究任务, 许多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应用价值和科学内容, 成为诸多分支学科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和建议,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效益。

当我们回顾近20-30年来中国地理科学发展的历程时, 也应看到不如人意的另一种倾向。那就是脱离国家发展的实际, 紧紧跟着别人的步子, 沿着别人指引的方向前进, 按照别人制定的标准来评价我们的成果和人才。其结果, 钱和项目铺天盖地而来, 许多成果虽然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 但其社会意义、实际意义却是很难看出来。科学家也需要对自己施行“ 问责制” 。现在, 我们的国际同行有人来说话了。其实, 问题早就清楚的。又何须国科联和国际社科联来说呢?

20年前, 黄先生的论断和教导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中国长期高速和超高速经济增长、大规模城镇化, 导致中国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和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即30多年前相比, 2013年GDP达到50多万亿元, 增长了近百倍。城镇化水平超过了50%, 增加的城市人口相当于400个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和社会总量 (特别是是城市人口规模) 再加上长时期实行的是低端产品“ 世界工厂” 的发展模式, 使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自然资源大耗竭, 环境大污染, 自然结构和生态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国土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惊人浪费, 等等。这些发生在中国范围的“ 变化” 是何等的剧烈、何等的巨大, 影响是何等的深远。这就是黄秉维先生20多年前就开始强调的” 环境变化” 嘛！很明显, 中国地理学家所面对的主要任务不是全球气候变化 (温度升高多少及其原因) 问题, 而应该是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不仅非常重大, 更是非常紧迫。我们常常讲“ 压力— 响应” , 为什么这样巨大的“ 压力” 没有置于首要地位呢?需要强调的是, 这些问题中的许多问题是地理学家 (就学科性质) 来说是义不容辞的, 地理学家就知识结构来说又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领域)。但没有得到应有规模的响应。其主要原因是这些重大的问题可能不是“ 国际前沿” 、国外科学家没有广泛提倡的缘故。现在, “ 框架文件” 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 中国出现的环境变化及引起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 国际前沿” 了。

我们希望, 地理学者们发挥独立思考的精神, 聚焦到发生在中国的环境变化, 来选择我们的方向和重大领域。

在中国环境变化及其影响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① 土地和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和土地覆被变化的环境效应。开展土地和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的研究, 较之10多年前具有大得多的紧迫性和意义。这项研究为中国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及其调控途径对策提供依据, 明显是对中国自然结构巨大变化的积极响应。这方面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 但是, 其结论大都无视中国的实际而归结到全球气候变化, 牵强附会居多。② 地理科学在关于生态系统研究中, 已经取得很好的进展。但主要还是理论上, 有些论著基本还是概念性的。较少与区域环境和区域农业结合起来, 很少将功能补偿及如何实现这种补偿做深入研究。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化和补偿, 不是抽象、孤立的, 即不应孤立地评价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福趾的意义。它要包括对所服务的区域 (或城市) 提供水、气、景观等能够保障人们生产生活的功能。也就是说, 一定范围的生态系统 (草原、森林等) 对于它所服务 (范围) 的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的要素的质和量。这种具有一定质和量的要素在保障人类生产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即功能, 也是商品。当然是可以价值化的, 提供者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是应该得到补偿的。在这里, 需要对生态系统进行综合评估, 对生态补偿进行模拟和参数评价。③ 区域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这方面可以包括较多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其中：水土资源、生物资源和热量资源等资源与承载力的关系, 这些资源合理、高效和可持续利用的技术体系, 都市群和产业集聚区的环境承载力。典型地区区域环境演化过程等, 环境生物地球化学与环境健康, 重点城市群的复合污染及其治理等。在自然灾害研究方面, 地理学可以研究的主要议题是灾情风险、灾情监测及评估, 灾后重建及环境承载力评价等。在比较宏观的视角, 研究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及其区域协调、区域性战略环评等也很有意义。在这些方面, 地理学家具有区域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综合知识, 可以使成果很有特色。在发展应用基础理论的同时, 可以凝炼成咨询报告。总之, 服务于中国区域 (流域) 的管理和治理方面, 地理学具有非常广阔的用武之地。

（2）在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综合研究基础上, 向政府提供决策的选项

“ 未来地球” 框架文件强调要向政府提供各种决策的选项。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地理科学家应该成为国家各级政府的思想库和专家库的重要成员。做好这样的研究, 既要具有坚实的基础研究和综合性的知识储备, 通过大量关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态势的综合研究, 获得对中国资源、环境和生态方面特征的深刻认识。同时也必须了解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支撑能力。在论证各种发展方案的可行性时, 还需要有综合性、高层次的科学判断能力。

做好可持续发展研究和编写咨询报告, 也是研究, 是高层次的决策研究。做好咨询工作的关键是, 对实践中关系复杂的重大问题具有经济地理、空间经济分析和判断能力。许多情况下, 对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阐述清楚并不困难, 困难的是论证针对问题所提的建议是否具有可行性?我们看到有一些建议往往只反映了地方政府的要求, 而在全局上看是不能实施的, 或者在技术经济上是不可行的。如何论证建议的可行性呢?这个过程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的多种支撑因素。“ 可行性论证” 是一大篇文章, 需要将自然和社会经济的过程结合起来分析研究和判断。如果只是根据需要就提咨询建议, 那就过于简单, 可以说那不是研究。这样的咨询报告报上去, 往往没有意义。这方面的实际例子很多。

（3）在发扬科学民主的氛围中发展中国的地理科学学科体系

地球表层系统内部的巨大变化, 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为地理科学新的研究领域、新的专业学科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在地学学科体系中, 一部分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现代人类活动没有关系。另有一些学科研究人类影响下的环境变化, 其研究对象的变化规律与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相关。这些学科的特性属于交叉学科。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就要求将人类社会经济的要素与自然因素综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在这部分学科中, 从事陆地地球表层系统的就是属于地理学科。地理科学是一个很大的学科体系。

在地球表层系统内将自然和人文两方面要素进行综合研究中, 传统的地理学与生态学、资源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交叉过程中, 正在产生若干具有活跃生命力的新领域和新学科, 如：、资源地理学、地理生态学。以往已经建立的地理学分支学科如沙漠、湖泊、冰川冻土、山地灾害、人口地理、历史地理等研究也具备条件发展成为地理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发展地理科学提供了大好时机。

在地学领域内, 客观上存在着地球科学和地理科学。地球科学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 而地理科学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经济科学之间的交汇^[5], 即交叉学科范畴。钱学森先生的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这是具有科学勇气和开创性的见解。我根据几十年来的观察和工作体验, 地球科学和地理科学二者的研究对象的基本特性 (运动规律) 和方法论具有明显的不同。

（4）要十分重视培养具有综合知识结构和地理思维的优秀人才

长期以来, 我们非常重视具有优秀的地理学某方面专业素质的人才充实我们的队伍。这种情况使地理科学的研究愈来愈深入, 但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综合人才及具有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人才严重不足。在培养未来的地理科学人才时, 需要特别重视地理科学的综合性和本土性, 那些对国际前沿比较了解、对解决中国重大的环境变化和区域性问题感兴趣的学者要创造条件吸收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科学发展呼唤高层次的学者。希望他们站出来倡导建立中国的地理科学。钱学森先生和黄秉维先生为我们做出了光辉榜样, 他们的论述主要不是哲学, 是关于科学发展方向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