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10年中国不同地区人口密度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引用本文

王露, 封志明, 杨艳昭, 游珍. 2000-2010年中国不同地区人口密度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69(12): 1790-1798
WANG Lu, FENG Zhiming, YANG Yanzhao, YOU Zhen.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dens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2000 to 2010 in China on county scale. Acte Geographica Sinica, 69(12): 1790-1798 复制到剪切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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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0年中国不同地区人口密度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王露, 封志明, 杨艳昭, 游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封志明, 博士, 研究员,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 (S110000361M), 主要从事国土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综合研究。E-mail: fengzm@igsnrr.ac.cn

作者简介：王露, 博士生, 主要从事区域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综合研究。E-mail: wangl.11b@igsnrr.ac.cn

基金:国土资源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 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项目 (201011)

摘要

人口空间分布及其集疏变化是区域发展规划的重要科学基础之一。2000-2010年中国人口变化格局及其驱动因素有待进一步梳理。鉴于此,以分县为基本研究单元,利用2000年与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首先根据人口密度变化将中国不同地区划分为快速增加、缓慢增加、缓慢降低和快速降低四个类型,并分析其空间格局与地域特征。在此基础上,选取11个自然与社会经济因素,利用偏最小二乘法 (PLS),对全国及四类地区的人口密度变化影响因素及其地域差异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相较于2000年,2010年全国超过60%的分县单元人口密度增加,平均增速为21人/km²,主要分布在城镇密集地区;不到40%的分县单元人口密度减少,平均降低13人/km²,主要分布在人口密集省份、老城区和边境地区;② 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密度变化均有影响,但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更大。高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条件和通讯能力是人口密度增加的主要“拉力”,而地区内稠密的人口是人口密度降低的主要“推力”。上述结论基本理清了中国近10年来人口增减变化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地域影响因素,可为未来人口发展和区域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人口密度; 影响因子; 偏最小二乘法回归; 推拉力; 中国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dens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2000 to 2010 in China on county scale

WANG Lu, FENG Zhiming, YANG Yanzhao, YOU Zhen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Fund:Foundation of the Key Laboratory, MLR, China; Foundation of Bureau of Floating Population, NHFPC, China, No.201011]

Abstract

Studying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density can provide important basi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However, the spatial pattern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density in China were not clear yet. Therefore, using the population census data in 2000 and 2010, this study first analyzed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density in China and divided the changes in all 2353 counties into 4 types, consisting of rapid increase, slow increase, slow decrease and rapid decrease. Subsequently, based on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 (PLS) regression method, we recognized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pulation density change among 11 natural and social-economic factors for the whole country and countie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population chang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compared to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n 2000,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n most counties (over 60%) increased by 21 persons per km² on average, while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n other counties decreased by 13 persons per km² in 2010. Of all 2353 counties, 860 and 589 counties respectively show rapidly and slowly increasing population density, while 458 and 446 counties show slowly and rapidly decreasing population density, respectively. (2) Among the 11 factors, social-economic factors have impact on population density change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natural factors. The hig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better medical condition and stronger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were main pull factors of population increases. The dense population density was the main push factor of population decreases. These conclusions generally clarifi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population chang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10 years and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population planning.

Keyword: population density; influencing factors; PLS method; push-pull law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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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载体^[1]。人口分布是人口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2, 3]}。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加速以及国家、区域发展规划与人口政策的影响, 中国区域间人口流动规模迅速增大, 人口分布格局也随之发生改变^{[4, 5]}。无疑, 研究人口空间分布与集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不仅能外在把握地域人口特征和人口空间演进过程, 还能内在挖掘导致地域人口变化的驱动力。

对人口分布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一直是人口研究的热点问题。地域人口增长既来自初始人口的自然增长, 也来自人口的机械增长 (即人口的迁移流动)^[1]。一些学者利用人口年龄结构和生育率等资料研究了全国和不同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6, 7, 8]}。而对于人口的机械增长, 众多学者利用了“ 推— 拉理论” 阐释了人口迁移流动发生的原因^{[6, 9, 10]}。如人口过多、气候条件恶劣、居住环境差、机会缺乏等不利条件会形成“ 推” 力, 促使原住民迁出; 而丰富的就业机会、舒适的气候、吸引人的生活方式等有利条件则会形成“ 拉” 力, 吸引移民迁入^[11]。有研究表明, 区位条件、政策因素是影响人口流动的关键因素^{[1, 12, 13, 14]}; 地区间的就业机会、收入差异、医疗卫生和教育条件差异能直接影响人口迁移流动和地区人口增长^{[10, 15, 16]}; 产业结构亦能通过不同产业对劳动人口的吸纳能力不同来影响地区人口增长^[15]。此外, 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还包括潜在内力, 即迁移主体— 人的内在差异, 包括人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及生命周期以及个性等^[10]。

从方法论上看, 区域人口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常采用文献分析、调查分析、理论分析和统计分析等方法。文献分析是指综合已有研究成果来分析人口变化的影响因素^{[17, 18]}。该方法在集成已有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不同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不同而存在不确定性。调查分析是指采用调查问卷等方式来获取迁移主体的个体特征。但该方法只适用于小区域尺度研究^[19]。理论分析是指建立诸如“ 推— 拉” 原理等理论模型来解释人口迁移流动过程的方法, 但缺少实证的检验^[10]。统计分析是指采用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和简单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来研究人口变化与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1, 15, 16, 20]}。统计方法潜在的问题是各影响因素之间可能存在自相关问题。部分研究采用滞后变量法来解决自相关问题^{[16, 22, 23]}。而有些研究并未考虑此问题^{[1, 15, 21]}。

综上所述, 既有人口变化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小区域尺度, 缺乏在大区域或者全国范围的系统研究。在影响因素选择上, 现有研究较多考虑了社会经济因素, 且常忽略影响因素之间的自相关性。有鉴于此, 本文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研究单元, 运用2000年第5次与2010年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在全国和区域尺度对人口分布及人口密度增减变化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 并从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个方面共选取11个指标, 运用新型多元统计数据分析方法— — 偏最小二乘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 法, 对人口密度变化影响因素进行了讨论, 试图科学理清中国近10年来人口增减变化空间格局及其地域影响因素。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使用的分县人口数据源于2000年和2010年两期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统计口径为常住人口。其余数据来源见表2。为方便对比分析, 本文统一采用2010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 (共2353个单元, 包括各县 (旗) 单元、县级市单元、地级市市辖区单元与直辖市各区)作为基本研究单元。并据此将2000年的原数据 (分为栅格数据与统计数据两类) 统一到2010年的行政区划。对于2000年的栅格数据, 本研究以2010年分县行政单元为界线, 对各栅格数据进行重新统计, 分别计算各分县单元内栅格数据的平均值。对于2000年的统计数据, 首先将所有统计数据与2000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文件进行链接, 生成空间矢量数据。然后根据各县2000年与2010年的行政区划一致性, 对分县统计数据进行处理, 以形成可对比的数据集。具体处理步骤如下：

(1) 对于2010年与2000年行政区划一致的分县单元, 将2000年的数据直接赋值到2010年的县界数据上。

(2) 对于2010年与2000年行政区划不一致的分县单元, 首先将各空间矢量数据转换为1 km× 1 km的密度栅格数据, 再以2010年分县行政区划为边界, 对2010年该县范围内的栅格值进行求和, 计算出2000年该县各数据的修正值。

2.2 中国分县人口变化特征分析

研究以分县为基本研究单元, 通过计算人口密度相对变化率, 对人口密度变化进行分类, 以揭示人口变化的地域特征。分县人口密度相对变化率计算公式如下：

$\begin{matrix} F_{j} = \frac{d_{j (2010)} - d_{j (2000)}}{D_{2010} - D_{2000}} \end{matrix}$ (1)

式中：F_j为j县的人口密度相对变化率; d_j₍₂₀₁₀₎为j县2010年人口密度; d_j₍₂₀₀₀₎为j县2000年人口密度; D₂₀₁₀为全国2010年人口密度; D₂₀₀₀为全国2000年人口密度。

分县人口密度变化分类规则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分县人口密度增减变化分类规则 Tab. 1 Classification rule for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density in China on county scale

2.3 影响因子选择

人口密度变化是2000-2010年各县人口集疏格局变化的直观表征, 因此本研究选择2000-2010年各分县单元人口密度变化作为响应变量。参考其他研究^{[15, 24-25]}, 并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最终选取了11个自然环境指标和社会经济指标作为影响因子 (表2)。自然环境指标中, 地形起伏度、植被指数能够反映各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 是影响区域人口分布的重要自然条件之一^[25]; 多年平均温度和多年平均降水是各地区气候情况的体现, 直接影响当地居民生活的舒适度^[26]; 单位面积水资源量与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是各地区自然资源与生产能力的重要体现, 通过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从而影响该地区的人口变化。社会经济指标中, 初始人口密度影响各地区的人口基本分布状况和集聚程度; 经济密度、交通密度、电话密度与床位密度可分别表征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通达状况、通讯能力以及健康保障能力, 对地区人口变化有重要影响。

表2 人口密度变化影响因子及其数据来源 Tab. 2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pulation density change and their data sources

2.4 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

偏最小二乘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 回归是指建立一组响应变量Y(n× 1) 与预测变量 (即影响因子) X(n× p) 之间的回归模型的方法, 常用于预测研究, 如植物物候期预测、烟草常规成分预测等^{[31, 32, 33, 34]}。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在建模过程中集中了主成分分析, 典型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的特点, 因此在分析结果中, 可以同时完成一些类似于主成分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的研究内容, 同时可避免因因素自相关而造成的误差。偏最小二乘回归的公式为：

$\begin{matrix} {\hat{X}}_{0} = X_{S} X_{L}^{'} \end{matrix}$ (2)

$\begin{matrix} {\hat{Y}}_{0} = X_{S} Y_{L}^{'} \end{matrix}$ (3)

$\begin{matrix} X_{S} = X_{0} W \end{matrix}$ (4)

(1) $\begin{matrix} {\hat{X}}_{0} \end{matrix}$ 为X₀的模型估计值。X₀为n× p矩阵, 是由原始预测变量X经过标准化使其均值为0, 方差为1的结果。标准化的方法为各列减去其均值, 再除以标准差。p代表预测变量个数, n代表观测样本数。

(2) $\begin{matrix} {\hat{Y}}_{0} \end{matrix}$ 为Y₀的模型估计值。Y₀为n× 1矩阵, 是由原始响应变量Y经过标准化使其均值为0, 方差为1的结果。

(3) X_S：n× ncomp, 矩阵。预测得分, X₀通过线性变换得到的各成分的矩阵。ncomp为采用的成分个数。

(4) W：p× ncomp, 矩阵。响应变量权重, 通过对X_S按照W变换可得到X_S。

(5) X_L：p× ncomp, 矩阵。预测变量载荷 (Loading), 每行确定了每个PLS成分的线性变化系数, 以近似模拟预测变量

(6) Y_L：p× ncomp, 矩阵, 响应变量载荷, 每行确定了每个PLS成分的线性变化系数, 以近似模拟响应变量。

PLS回归通过寻找使 $\begin{matrix} {\hat{X}}_{0} \end{matrix}$ 和X₀以及 $\begin{matrix} {\hat{Y}}_{0} \end{matrix}$ 和Y₀误差最小的W, 得到模型的各参数。同时, PLS还会输出两个重要的指标, 包括变量重要性 (VIP) 和回归系数 (Beta), 其公式为：

$\begin{matrix} VI P_{j} = \sqrt[]{p \overset{n_{comp}}{\sum_{k = 1}} (P V_{k} \times (W_{jk} / | | W_{_{k}} {||)}^{2}) / \overset{n_{comp}}{\sum_{k = 1}} P V_{k}} \end{matrix}$ (5)

式中：VIP_j是指第j个预测变量的重要性; PV_k指第k个成分对响应变量Y的方差解释量。变量重要性越大, 意味着该预测变量对于响应变量起的作用越大。一般来讲, VIP大于0.8时, 意味着该预测变量的作用极为显著, 不可忽视^[35]。

$\begin{matrix} Y_{0} = X_{0} \times Beta + Res \end{matrix}$ (6)

式中：Beta为回归系数矩阵 (p× 1); Res为离差。每行代表着各预测变量的回归系数。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越大, 意味着该预测变量对响应变量影响的程度越大。回归系数为正时, 意味着响应变量与预测变量正相关, 反之则反之。

全国尺度的分析中, Y是指各县2000-2010年的人口密度变化, 共有 p = 2353个县。预测变量X指上述11个影响因子所形成的矩阵。ncomp取2。另外, 本文根据人口密度增减变化分类结果 (图3), 分别对4类地区进行PLS分析, 以探讨在不同类型区起显著作用的影响因子。所有计算均在Matlab 2010b软件 (MathWorks, Inc.) 下完成。

3 结果与分析

3.1 2000-2010年中国人口密度变化空间格局

相较于2000年, 2010年中国2353个分县单元中有1449个分县单元人口密度增加 (图1), 占比61.6%, 占地66.7%, 相应人口占68.2%。其中, 589个分县单元属于缓慢增加类型, 平均增加6.2人/km²; 860个分县单元属于快速增加类型, 平均增加25.6人/km²。从空间分布上看, 人口密度快速增加的地区较为集中的分布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都市圈地区、西北干旱地区以及青藏高原地区 (图1)。

2010年与2000年相比, 人口密度降低的分县单元有904个 (图1), 占比38.4%, 占地33.3%, 相应人口占31.8%。其中, 458个分县单元属于缓慢降低类型, 平均降低量为4.9人/km²; 446个属于快速降低类型, 平均降低量为24.0人/km²。从空间分布上看, 人口密度降低的分县单元主要分布于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北部、重庆、四川东部、贵州、广西西北部、福建等人口密集省份, 上海等大城市的老城区以及东北边境地区也有分布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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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2000-2010年中国分县人口密度变化空间格局Fig. 1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density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0

3.2 全国尺度人口密度变化影响因素

在全国尺度, 通过各县人口密度变化和各影响因子之间的PLS回归可得到各因子的重要性值 (VIP)。结果表明, VIP超过0.8的因子有5个, 全部为社会经济因素 (图2)。按照重要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初始人口密度 (VIP = 2.19)、床位密度 (VIP = 1.34)、电话密度 (VIP = 1.16)、交通密度 (VIP = 1.11) 和经济密度 (VIP = 0.98)。其中, 初始人口密度对分县人口密度变化的影响方向为负 (负回归系数, 图2), 即在全国尺度, 初始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 人口集聚速度越缓慢。而其余四个影响因子均为正影响, 即高的床位数、电话、交通和经济密度可促进人口集聚。所有自然因素的VIP值均未达到0.8。这表明在全国尺度自然因素对人口密度变化的影响已不显著, 社会经济因素作用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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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全国尺度县级单元2000-2010年人口密度变化影响因子的VIP与BETA。影响因子编号对应表2.Fig. 2 VIP and BETA valu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pulation density change on national scale from 2000 to 2010. Number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shown in Table 2

3.3 不同类型地区人口密度变化因素分析

通过对不同人口密度变化类型的地区进行PLS分析, 可得到各类型地区人口密度变化的影响因子, 具体结果如图3所示。

人口密度快速增加地区, VIP值超过0.8的影响因子全部为社会经济指标, 依次为经济密度 (VIP = 1.69)、电话密度 (VIP = 1.60)、床位数 (VIP = 1.60) 和初始人口密度 (VIP = 1.34)。以上因素均与人口密度增加量呈正相关 (图3a)。

人口密度缓慢增加地区, 与人口密度快速增加地区相类似, 初始人口密度 (VIP = 1.70)、经济密度 (VIP = 1.57)、床位密度 (VIP = 1.48) 和电话密度 (VIP = 1.47)与人口密度增加量呈显著正相关 (图3b), 但顺序和VIP值有所不同。

人口密度缓慢降低地区, 有3个社会经济因子与人口密度变化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分别为经济密度 (VIP = 1.08)、电话密度 (VIP = 0.97) 和床位密度 (VIP = 0.90)。而初始人口密度 (VIP = 1.68) 与人口密度变化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自然因素对该类地区人口密度变化的影响较小, VIP值均未达到0.8水平 (图3c)。

人口密度快速降低地区, VIP值超过0.8的因素全部为社会经济因素, 依次为初始人口密度 (VIP = 1.68)、经济密度 (VIP = 1.57)、床位密度 (VIP = 1.53) 和电话密度 (VIP = 1.51), 以上因素均对快速降低地区人口密度变化起显著负影响 (图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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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中国不同人口密度变化类型2000-2010年人口密度变化影响因子的VIP与BETA。影响因子编号对应表2.Fig. 3 VIP and BETA valu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4 types of population density change from 2000 to 2010. Number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shown in Table 2

4 讨论

从研究结果来看, 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人口增减与迁移。目前, 社会经济因素在人口变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 影响程度远大于自然因素。具体而言：

(1) 在人口密度增加地区 (包括缓慢增加和快速增加地区), 经济密度、电话密度和床位密度对人口增长呈显著正影响, 而自然因素的影响已不显著。这表明, 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通讯设施和医疗条件是人口密度增加的“ 拉力” 。该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 也符合人口聚集与经济聚集相互助推的一般认识。因为经济密度越高的地区具有发达的经济和较高的工资水平、生活条件, 对外来务工人口有很大的吸引力。加上, 良好的通讯能力能加快区域内部信息交换和传播的速率, 同时也能及时向外部劳动力提供有关工作机会、买卖交易等方面的经济信息, 吸引外来人口迁入; 医疗条件好的地区, 能够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设施, 可提高人的健康水平, 降低死亡率, 使该地区的本地人口增长大于医疗条件落后的地区; 与此同时, 外来人口为保障健康也倾向于迁入医疗条件好的地区。此外, 研究发现高的初始人口密度也会促使这两类地区人口密度增加, 即人口聚集带来经济聚集, 促进人口进一步聚集。这与全国尺度的结果似乎矛盾。但我们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好的医疗条件等形成的巨大拉力, 掩盖了地区人口密度过大的劣势条件所致 (表3), 并且人口密度与人口规模也并非完全一致。

(2) 在人口密度缓慢降低地区, 初始人口密度呈显著的负影响, 而经济密度、电话密度和床位密度等呈正影响, 自然条件无显著影响, 这表明较高的初始人口密度是促使人口迁出的“ 推力” , 且这种推力大于本地区经济水平、通讯能力和医疗条件带来的“ 拉力” 。一方面, 有限的资源难以满足其高人口的生存需求, 从而使人口迁出。另一方面, 初始人口密度越大, 社会压力越大, 有限的就业岗位和经济规模会促使本地人口去外地寻找就业岗位。

(3) 在人口密度快速降低地区, 初始人口密度仍呈显著负影响, 但经济密度、电话密度和床位密度变成了负影响。这表明, 在人口密度快速降低地区, 较高的初始人口密度、较高的经济水平、较好的医疗和通讯能力均成为人口迁出的“ 推力” 。该结论看似矛盾, 但这是由于在偏回归分析时只使用人口密度快速降低地区的资料, 而忽略了不同类型地区间人口的迁移流动。从图1可以看出, 人口密度快速降低地区多分布在湖北、四川、河南等人口大省, 但这些人口大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经济发达省份 (人口密度变化类型多为快速增长) 较低 (表3)。因此较高的经济水平、较好的医疗和通讯能力的推力是由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对劳动力的更强吸引力导致的。事实上, 在考虑了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后, 较高的经济水平、较好的医疗和通讯能力在全国尺度的偏回归分析中均对人口密度有显著正影响 (图2)。

表3 2000年中国不同人口密度变化类型分县GDP、电话数和床位数平均值对比 Tab. 3 Average GDP, telephone number and hospital bed number for counties with 4 types of population density change of China in 2000

本文的人口密度变化空间分布格局可与其他研究相印证。例如, 之前的研究表明, 青藏高原地区近年来人口密度显著增加, 与该地区的高生育率密切相关^[36]。而其余人口密度变化较大地区则主要与人口迁移流动有关。例如有研究发现, 中国人口迁出规模最大的地区是四川、河南、湖北等人口密集地区, 人口迁入规模最大的地区是广东, 其次是上海、北京和浙江^{[9, 37]}。这与本文得到的人口密度变化格局相一致 (图1)。在导致这种人口密度变化的原因方面, 前人发现高人口密度在人口下降地区存在推力和高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口密度增加地区存在拉力作用, 这也与本文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6, 16]}。

此外, 因政策因素难以定量化, 本文没有探讨政策作用及其影响。事实上, 区域人口及其相关政策会对人口密度变化产生一定影响。例如, 四川、湖北等地区人口的降低除了大量劳动力外流外, 还与相对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38]。而大城市老城区人口的减少与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新区开发政策以及住房制度亦有直接关系。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优惠的开发区税收制度等使大量工业企业从中心城区外迁至郊区; 商品房制度的实行, 使普通市民, 特别是工薪阶层前往郊区购房^[39]。

5 结论

(1) 从人口密度变化空间格局来看, 2000-2010年, 中国人口密度快速增加、缓慢增加、缓慢降低和快速降低的分县单元比例分别为36.5%、25.0%、19.5%和19.0%。从空间分布上看, 人口密度增加的地区集中在长江、珠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都市圈地区、西北干旱地区以及青藏高原地区。人口密度降低的地区主要分布于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北部、重庆、四川东部、贵州、广西西北部、福建等人口密集省份, 上海等大城市的老城区以及东北边境地区。

(2) 从人口密度变化影响因素看, 自然因素对人口密度变化的影响已不显著, 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增长与迁移在起主要作用。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发达的通讯设施和医疗条件是人口密度增加的主要“ 拉力” 。而稠密的人口是人口密度降低的主要“ 推力” 。这是由人口稠密地区资源相对稀缺、就业压力较大等不利因素所决定的。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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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0.0

Guoping

, Chen

Xiuxin.

Empirical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n population growth of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9, 28(1): 191-202.

[李国平, 陈秀欣. 京津冀都市圈人口增长特征及其解释. 地理研究. 2009, 28(1): 191-202. ]

As a rising metropolitan regio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h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i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 of China. During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has greatly changed. The research on that can not only help reveal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and the trends of their evolution, and determine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stage, but also bear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planning.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of population a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People are the main micro-economic actors, so the authors choose the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s the research focu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pulation growth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from 1990 to 2000. By using three classes of variabl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population growth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and its disparity. Thre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population grows faster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region than in the northern part.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densities shows that the agglomeration of population in the region has become more evident. (2)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has a polycentric spatial structure. There exist two high-density corridors within the region in 1990 (the Beijing-Tianjin corridor, and the Beijing-Baoding-Shijiazhuang corridor), and three (with the Beijing-Tangshan corridor as the newly added one) in 2000. (3) The econometric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natural conditions and the economic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population growth. The lower elevation values, the faster growth rates of per capita GDP, the faster development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and the larger market potentials can lead to the faster population growth. The model also shows that although both the natural conditions and the economic factors have important impacts on the population growth, the influences of the latter are much greater.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根据1990年和2000年相关资料,对京津冀都市圈人口数量增长和密度增长的特征加以分析,利用人口初始规模、区位条件、经济因素3类变量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对都市圈133个区县人口增长及其差异进行解释。计量回归结果发现自然条件和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是造成都市圈内人口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一个地区如果平均高程较低,人均GDP增长较快,第三产业发展较好、增长较快,接近中心城市、市场潜力较大,则人口相应增长较快。模型同样推导出,区位条件和经济因素都为影响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后者的影响作用更大。

... 1 引言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载体^[1] ...

... 地域人口增长既来自初始人口的自然增长,也来自人口的机械增长 (即人口的迁移流动)^[1] ...

... 有研究表明,区位条件、政策因素是影响人口流动的关键因素^{[1, 12,13,14]} ...

... 统计分析是指采用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和简单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来研究人口变化与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1, 15,16, 20]} ...

... 而有些研究并未考虑此问题^{[1, 15, 21]} ...

1980

0.0

2.634

... 人口分布是人口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2,3] ...

1986

0.0

... 人口分布是人口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2,3] ...

2010

0.0

...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加速以及国家、区域发展规划与人口政策的影响,中国区域间人口流动规模迅速增大,人口分布格局也随之发生改变^[4,5] ...

2011

0.0

2003

0.0

2.634

Wang

Guixin

, Wei

Xing.

Decrease in population in central areas of metropolis and aging.

Population Research, 2003, 27(4): 78-85.

[王桂新, 魏星. 大都市都心地区人口减少与高龄化的考察: 以上海市静安区为例. 人口研究, 2003, 27(4): 78-85. ]

大都市的人口变动有自身的规律,大都市核心部--都心地区的人口变动也有其自己的特点.文章主要以上海市静安区为例,考察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都市都心地区的人口增长和年龄结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指出人口减少和高龄化彼此影响、互动发展是大都市都心地区人口变动的重要特征;分析了出生-少子化、死亡-长寿化、迁移-郊区化三大变动对大都市都心地区人口减少和高龄化的影响.

... 一些学者利用人口年龄结构和生育率等资料研究了全国和不同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6,7,8] ...

... 阐释了人口迁移流动发生的原因^{[6, 9,10]} ...

... 在导致这种人口密度变化的原因方面,前人发现高人口密度在人口下降地区存在推力和高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口密度增加地区存在拉力作用,这也与本文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6, 16]} ...

2006

0.0

2.634

... 一些学者利用人口年龄结构和生育率等资料研究了全国和不同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6,7,8] ...

2006

0.0

... 一些学者利用人口年龄结构和生育率等资料研究了全国和不同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6,7,8] ...

2007

0.0

2.634

Cai

Jianming

, Wang

Guoxiang

, Yang

Zhenshan.

Future trends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migration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2007, 31(5): 9-19.

[蔡建明, 王国霞, 杨振山. 我国人口迁移趋势及空间格局演变. 人口研究, 2007, 31(5): 9-19. ]

文章从影响人口迁移的动力要素和迁移方式入手,从战略上把握我国不同地区未来人口迁移及空间格局的基本趋势,探索促进人口有序流动的各项政策.研究表明,2000～2020年我国每年从乡村迁入到城市的净常住人口数量将大体保持在1500万左右,并在链式迁移方式主导下,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仅出现一些微调,未来迁移人口还将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区范围内.

... 阐释了人口迁移流动发生的原因^{[6, 9,10]} ...

... 例如有研究发现,中国人口迁出规模最大的地区是四川、河南、湖北等人口密集地区,人口迁入规模最大的地区是广东,其次是上海、北京和浙江^{[9, 37]} ...

2010

0.0

... 阐释了人口迁移流动发生的原因^{[6, 9,10]} ...

... 地区间的就业机会、收入差异、医疗卫生和教育条件差异能直接影响人口迁移流动和地区人口增长^{[10, 15,16]} ...

... 人的内在差异,包括人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及生命周期以及个性等^[10] ...

... 原理等理论模型来解释人口迁移流动过程的方法,但缺少实证的检验^[10] ...

1977

0.0

... 力,吸引移民迁入^[11] ...

1990

0.0

... 有研究表明,区位条件、政策因素是影响人口流动的关键因素^{[1, 12,13,14]} ...

1990

0.0

... 有研究表明,区位条件、政策因素是影响人口流动的关键因素^{[1, 12,13,14]} ...

2003

0.0

2.937

Feng

Jian

, Zhou

Yixing.

The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1982-2000).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3, 58(6): 903-916.

[冯健, 周一星. 近20 年来北京都市区人口增长与分布. 地理学报, 2003, 58(6): 903-916. ]

Using the latest data of the fifth census, the authors try to find some laws of the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from 1982 to 2000. First of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growth in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are analyzed and the spatial models of population growth of different periods are drawn. The authors find that suburbanization happened in the 1980s, and quickened its step in the 1990s. The progress of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1980s is homogeneous, because types of spatial change of population are less and similarity is more than difference, while that in the 1990s is heterogeneous, because there are more types and difference is more than similarity. Then regression of mathematical models is used to study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In Beijing, the model of Clark can describe population densities of urban areas well, while the model of Smeed can describe those of metropolitan area well. The changes of some parameters indicate that suburbanization in Beijing is still in the primary phase, and that the main way of suburbanization is not the outer one but the inner one. Based on the regression of multi-nuclear model, the authors find that a multi-nuclear spatial structure of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did not exist in 1982, that a two-nuclear one appeared in 1990, and that a multi-nuclear one developed in 2000, which was not ripe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western cities.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利用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研究1982~2000年北京都市区人口增长与分布规律。首先分析都市区人口增长特征，并提炼不同阶段人口增长的空间模型，发现：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口郊区化，在90年代幅度加大；80年代北京都市区人口空间增长过程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整体上呈现出一定的同质性特点；而90年代则差异性大于相似性，异质性特征日渐突出。继而，通过数学模型的回归研究北京都市区人口分布及空间结构的演化趋势。单核心模型的回归表明，Clark模型在拟合北京城市人口分布方面占据优势，而Smeed模型拟合都市区人口分布的效果更好，参数变化说明当前郊区化的主体仍属“近郊化”。多核心模型的回归表明，1990年都市区双中心结构刚刚发育，2000年多核心结构比较明显但并不成熟；主要的次中心在影响人口分布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近20年来，基于人口分布的北京都市区空间结构渐趋复杂。

... 有研究表明,区位条件、政策因素是影响人口流动的关键因素^{[1, 12,13,14]} ...

2002

0.0

1.0

Zhu

Chuangeng

, Gu

Chaolin

, Zhang

Wei.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urban transient population in China.

Population Journal, 2002, 2: 9-12.

[朱传耿, 顾朝林, 张伟.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 人口学刊, 2002, 2: 9-12. ]

利用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和国家统计局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1)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人数、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显著;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2)流动人口超过50万以上的城市,其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回归效果较好,回归方程可以用于预测.

... 地区间的就业机会、收入差异、医疗卫生和教育条件差异能直接影响人口迁移流动和地区人口增长^{[10, 15,16]} ...

... 产业结构亦能通过不同产业对劳动人口的吸纳能力不同来影响地区人口增长^[15] ...

... 统计分析是指采用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和简单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来研究人口变化与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1, 15,16, 20]} ...

... 而有些研究并未考虑此问题^{[1, 15, 21]} ...

2004

0.0

Zhu

Nong

, Zeng

Zhaojun.

The determinants of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04, (5): 9-18.

[朱农, 曾昭俊. 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决定因素分析. 中国人口科学, 2004, (5): 9-18. ]

文章从城市发展的基本理论出发,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城市人口增长的决定因素.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的发展具有趋同性,即城市规模越大,人口增长率越低;(2)迁移的惯性对城市人口增长起促进作用;(3)对外开放能显著促进城市的发展,在经济还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内陆地区,其作用尤为显著;(4)基础设施条件能显著影响城市人口增长的节奏.

... 地区间的就业机会、收入差异、医疗卫生和教育条件差异能直接影响人口迁移流动和地区人口增长^{[10, 15,16]} ...

... 统计分析是指采用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和简单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来研究人口变化与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1, 15,16, 20]} ...

... 部分研究采用滞后变量法来解决自相关问题^{[16, 22,23]} ...

2001

0.0

Ling.

Internal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s: A review.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1, 20(4): 453-462.

[李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人口迁移及其研究. 地理研究, 2001, 20(4): 453-462. ]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cess and researches on internal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s from 3aspects. They are the changes in migration process;the main reasons, choices and patterns of migration, migration and gender difference,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and the participation and impression of migrants to city's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The internal migration process in China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s can be divided into 4 periods.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for migration is the difference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duced by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The main migration pattern is through self organized network. Population migration has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Migrants have become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labor market. But the temporary migrants in cities make them in weak status and difficult to dissolve into city life. This situation is unfavorable to the whole process of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Large amount of positive researches give us a more and more clear knowledge to China's internal population migration, but most researches still remain within the frame of foreign country's theorie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more researches in the following 4 fields are needed: the relation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the proceed of Hukou (registered residence)system reform, the relation of migration and the employment of urban citizens, the relation of migr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adjustment, the affection of temporary migrants to the comparing analysi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ifferences.

Center for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从人口迁移进程的变化、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与迁移选择和迁移方式、迁移人口对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及影响等方面,综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迁移进程及研究成果。大量的实证研究,使人们对中国国内人口迁移有了日益清晰的认识,但多数仍停留在国外人口迁移理论的框架之内。在人口迁移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居民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及迁移人口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分析比较的影响等方面还需进行深入研究。

... 文献分析是指综合已有研究成果来分析人口变化的影响因素^[17,18] ...

2004

0.0

1.0

Wang

, Ye

Hui.

A review of migration research in China after 1990.

Population Journal, 2004, (1): 40-46.

[王德, 叶晖. 1990 年以后的中国人口迁移研究综述. 人口学刊, 2004, (1): 40-46. ]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迁移从规模到强度均呈现强势发展状态.人口迁移现象相较于改革开放前完全计划经济时代有着更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1990年人口普查首次将人口迁移的项目列入其中,使众多的研究人员获得了全面把握我国人口迁移的机会,有关人口迁移的研究也随之活跃起来.对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状况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了回顾,并从城市规划角度提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及意义.

... 文献分析是指综合已有研究成果来分析人口变化的影响因素^[17,18] ...

2013

0.0

... 但该方法只适用于小区域尺度研究^[19] ...

2007

0.0

0.5705

... 统计分析是指采用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和简单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来研究人口变化与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1, 15,16, 20]} ...

2001

0.0

Zhu

Chuangeng

, Gu

Chaolin

, Ma

Ronghua

et al.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l Sinica, 2001, 56(5): 549-560.

[朱传耿, 顾朝林, 马荣华等. 中国流动人口的影响要素与空间分布. 地理学报, 2001, 56(5): 549-560. ]

This paper makes a critical review about the researches o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1990s, then based o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data in 1996 from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of China, some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analyzed. (1) By analyzing the factors, the authors find that two factors, i.e., economic growth and investment in city, are notably relative to the size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2) By visualization technique of GIS and the integrated methods for spa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authors find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s of an evident urban rural duality with three clusters and five zones, which are the Eastern cluster, the Middle cluster, the Western cluster, the Beijing Tianjin zone, the Northeast zone, the Anhui Jiangxi zone, the Xinjiang zone and the Yunnan zone.

1.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sources Sciences, Nanjing 210093, China;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009, China; 3. Capital Online, Beijing 100020, China

利用公安部 1 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的影响要素和空间分布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首先,从城市角度分析中国流动人口的“拉力”要素发现 :流动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要素、投资要素相关显著,与社会发展要素、消费要素相关不显著 ;其次,运用 GIS技术与空间相关分析的综合集成方法,对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流动人口分布存在着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东中西“3带、 5区”的空间格局。

... 而有些研究并未考虑此问题^{[1, 15, 21]} ...

2002

0.0

Beeson P

, Dejong D

Divergence.

Contributions in Macroeconomics, 2002, 2(1).

Abstract This paper draws together four related strands of theory to address the processes of corporate value creation. Specifically, contributions from resource-based theory, dynamic capabilities, corporate strategy and Mintzberg’s structure theory have been combined to derive four congruent resource-creating strategies: financial control , scale , leverage , and creativity . Mintzberg’s configurations approach is used to explore the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each strategy. It argues that choices with respect to corporate resource creation must be made as these four strategies require distinct, congruent organisational arrangements. When congruent strategies deliver diminishing returns, divergent strategies may be pursued. However, there is a risk of incoherence where a divergent strategy is poorly implemented.

... 部分研究采用滞后变量法来解决自相关问题^{[16, 22,23]} ...

2004

0.0

Rappaport

Why are population flows so persistent?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4, 56(3): 554-580.

Abstract A neoclassical model of local growth is developed by integrating the static equilibrium underlying compensating differential theory as the steady state of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Numerical results show that even very small frictions to labor and capital mobility along with small changes in local productivity or local quality of life suffice to cause highly persistent population flows. Wages and house prices, in contrast, jump most of the way to their new steady state. The model suggests that cross-sectional regressions of local population growth can help to identify past and present changes in the determinants of representative-agent welfare. More generally, it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observed local growth rates.

... 部分研究采用滞后变量法来解决自相关问题^{[16, 22,23]} ...

2005

2.069

0.0

Yue T

, Wang Y

, Liu

J Y

et al. Surface modelling of huma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China. Ecological Modelling, 2005, 181(4): 461-478.

2007

0.0

2.937

Feng

Zhiming

, Tang

Yan

, Yang

Yanzhao

et al. The relief degree of land surface in China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7, 62(10): 1073-1082.

[封志明, 唐焰, 杨艳昭等. 中国地形起伏度及其与人口分布的相关性. 地理学报, 2007, 62(10): 1073-1082. ]

The relief degree of land surface (RDL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describing the landform macroscopically. Under the new proposed concept, based on the macro-scale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ata, by using ARC/INFO software, the RDLS of 10km×10km grid size is extracted and mapped in China. Then this paper systemically depicts the distribution rules of RDLS in China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by analyzing the ratio structur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altitudi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DLS. The distribution rule is elaborately expatiated in three separate ways: the ratio structure, the accumulative frequency, and the change along with th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which clearly reflects the regional topographic framework of China.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RDLS is low in China, for more than 63% of the area in China with the RDLS lower than 1 (relative altitude ≤ 500 m). As for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general, the RDLS of the west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east and so is the south than the north. Specifically, the Hengduan Mountains and the Tianshan Mountains regions have the highest RDLS, while the Northeast China Pla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and the Tarim Basin have the lowest ones. The RDLS of 28 o N, 35o o N and 42 o N as well as of 85 o E, 102 o E and 115oE accords well with the three topographic steps in China. The RDLS of China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longitude and the change clearly illustrates the landform characteristics that most of the mountains are located in the west and most plains in the east of China. The RDLS of China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latitude as well and the trend shows that there are more mountains and hills in South China and more plains and plateaus in North China.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 the ratio of high RDLS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altitude.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DLS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China an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RDL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most people in China live in low RDLS areas. To be more specifically, where the RDLS is zero, the population amounts for 0.83% of the total; where the RDLS is less than 1 (relative altitude ≤ 500 m), the population reaches 20.83%; where the RDLS is less than 2, the population amounts for 97.58% of the total; and where the RDLS is bigger than 3, the population only amounts for 0.57%. That is to say, more than 85% of the population in China lives in areas where the RDLS is less than 1 and less than 1% of the population lives in areas where the RDLS is bigger than 3.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RDLS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f eight regions in China are different. The correlation is obvious in northeast, north, central and south China, while it is nearly nonexistent in Inner Mongolia and the Qinghai-Tibet region.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基于人居环境自然评价的需要, 运用GIS 技术, 采用窗口分析等方法, 提取了基于栅格尺度(10 km×10 km) 的中国地形起伏度, 并从比例结构、空间分布和高度特征3 个方面系统分析了中国地形起伏度的分布规律及其与人口分布的相关性。研究表明: 中国的地形起伏度以低值为主, 63%的区域低于1 (相对高差≤500 m); 空间分布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格局; 随着经度和纬度增高, 地形起伏度呈逐渐下降趋势, 28 o N、35 o N、42 o N 纬线和85 o E、102 o E、115 o E 经线上的地形起伏度符合中国三大阶梯的地貌特征; 随着海拔高度增加, 地形起伏度呈现逐渐升高趋势。实证分析表明: 中国的地形起伏度与人口密度有较好的对数拟合关系, 拟合度高达0.91; 全国8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地形起伏度小于1 的地区, 在地形起伏度大于3 的地区居住的人口总数只占全国0.57%。中国地形起伏度与人口分布的相关性区域差异显著, 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等地相关性显著, 内蒙古与青藏地区几乎不存在相关性。

2009

0.0

1.729

Bai

Qinfeng

, Huo

Zhiguo

, He

Nan

et al. Analysis of human body comfort index of 20 tourist cities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Ecology, 2009, 28(8): 1607-1612.

[柏秦凤, 霍治国, 贺楠等. 中国 20 座旅游城市人体舒适度指数分析. 生态学杂志, 2009, 28(8): 1607-1612. ]

By using the observation data of mean daily air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from 1951 to 2007, the daily body comfort index of 20 main tourist cities in China in the 57 years was calculated. Based on this calculation, the comfort grades and comfortable months of the cities were formulated. From north to south, the main tourist cities in China had a time distribution of comfortable month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May-September to before May or after August/September, and the comfortable days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the comfortable months of main tourist cities were mainly April, May, and October, and the comfortable days were the most in the upper reaches, followed by in lower reaches, and middle reaches. From low to high altitudes, the time distribution of comfortable months tended to be in June and July, and the comfortable days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Under the similar latitudinal conditions, the comfortable months and days were more in coastal tourist cities than in inland tourist cities. These results coul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comprehensive exploitat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China’s tourism climate resource, the reasonable arrangement of optimal travel time and places for tourists and travel agenc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relevant departments.

1 Chinese Academy of Meteorological Sciences; 2 Shaanxi Meteorological Service Observatory on Economic Crops; 3 Shaanxi Provincial Climate Center

基于中国20座主要旅游城市1951—2007年的日平均气温和相对湿度资料，分别计算得到其57年的逐日人体舒适度指数，进行了等级划分，界定了舒适月份。结果表明：1)由北向南，中国主要旅游城市舒适月份分布由5—9月逐渐过渡到5月以前、8月或9月以后；舒适天数呈增加趋势。2）沿长江一线，各主要旅游城市舒适月份多分布在4月、5月、10月；长江上游旅游城市舒适天数最多、下游次之、中游最少。3）海拔高度由低到高，主要旅游城市舒适月份分布渐趋于6月和7月，舒适天数趋于减少。4）纬度相近情况下，沿海旅游城市舒适月份和天数多于内陆旅游城市。研究结果可为全国旅游气候资源优势的综合开发、旅行社和游客合理安排旅游度假时间和地点，以及气象部门开展旅游气象服务提供科学依据。

2001

0.0

2001

0.0

2005

0.0

2005

0.0

1993

2.291

0.0

de Jong

. SIMPL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Chemometrics and Intelligent Laboratory Systems, 1993, 18(3): 251-263.

... p) 之间的回归模型的方法,常用于预测研究,如植物物候期预测、烟草常规成分预测等^{[31,32,33,34]} ...

2004

0.0

Wang

Fang

, Chen

, Shao

Xueguang.

Application of wavelet transform and partial least square in prediction of common chemical compositions in tobacco samples.

Tobacc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4, (3): 31-34.

[王芳, 陈达, 邵学广. 小波变换和偏最小二乘法在烟草常规成分预测中的应用. 烟草科技, 2004, (3): 31-34. ]

为了实现烟草样品的快速近红外光谱(NIR)分析,将小波变换(WT)用于烟草样品NIR的数据压缩,并结合偏最小二乘法(PLS)对压缩后的数据进行建模.与直接采用PLS相比,WT-PLS可有效地压缩原始谱图的数据,消除谱图中噪声和背景的干扰,降低所建模型的随机性,从而大大提高了运算速度,并获得了更高的预测精度.

... p) 之间的回归模型的方法,常用于预测研究,如植物物候期预测、烟草常规成分预测等^{[31,32,33,34]} ...

2005

2.291

0.0

Chong

, Jun

Performance of some variable selection methods when multicollinearity is present.

Chemometrics and Intelligent Laboratory Systems, 2005, 78(1): 103-112.

... p) 之间的回归模型的方法,常用于预测研究,如植物物候期预测、烟草常规成分预测等^{[31,32,33,34]} ...

2012

3.421

0.0

... p) 之间的回归模型的方法,常用于预测研究,如植物物候期预测、烟草常规成分预测等^{[31,32,33,34]} ...

1993

0.0

... 8时,意味着该预测变量的作用极为显著,不可忽视^[35] ...

2005

0.0

2.779

Fan

Jie

, Wang

Hai.

Spatial analysis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discussion of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n Tibet.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5, 25(4): 385-392.

[樊杰, 王海. 西藏人口发展的空间解析与可持续城镇化探讨. 地理科学, 2005, 25(4): 385-392. ]

The level of Tibetan economy and society has been improved remarkab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of China. But the population pressure of Tibet has increased as the same time. High natural growth rates in rural areas produces certain negative effects on urbanization and floating population become the main strength for speeding up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era. At the base of talking about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floating on urbanization, this article analysed the integ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nge in urban structure of function, scale and space. It also pointed out that economic function became important factor to accelerate the expansion of urban scales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new town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ibetan urbanization which mad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distribution become dispersion on the whole and local concentration. Furthermore, conflicts is discussed between population increase, urbaniz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conomy. Authors brought forward some standpoints: first,the convergence of population and industry makes the urban capacity towards gradual saturation; second,the competition for employment and restricted urban capacity brings great pressure on native farmers' urbanization; third, being held up of a great number of farmers in the land aggravated pressures 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fourth, the shortage of construction funds influenced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brings certain impacts on the protection and succession of Tibetan characteristic culture. At last, there is a brief conclusion that the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s the goal which can be pulled off in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in Tibet.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2. Graduate Schoo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39

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但同时人口压力也在不断加大,农村的高自然增长率对城镇化产生一定的负效应,而流动人口成为新时期加速城镇化进程的主体力量。在分析人口增长与人口流动对城镇化作用的基础上,对西藏城镇的"职能-规模-空间"结构变动的综合特征进行了解析,认为经济职能是近年加速城镇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新镇的设立对城镇化贡献显著,使城镇空间分布逐渐趋于"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并进一步探讨了人口发展、城镇化同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冲突,提出可持续的城镇化是西藏人口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 例如,之前的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地区近年来人口密度显著增加,与该地区的高生育率密切相关^[36] ...

2011

0.0

2003

0.0

2.634

... 例如,四川、湖北等地区人口的降低除了大量劳动力外流外,还与相对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38] ...

2004

0.0

Liu

Binglian

, Zheng

Libo.

Characteristics and motive force mechanism of city sub-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ory Journal, 2004, (10): 68-70.

[刘秉镰, 郑立波. 中国城市郊区化的特点及动力机制. 理论学刊, 2004, (10): 68-70. ]

本文通过中外城市郊区化的比较,剖析了我国城市郊区化的特点,即基础差、双向性和步伐快;阐述了我国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四动"理论,并特别指出了在中国城市郊区化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政策和制度改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商品房制度的实行,使普通市民,特别是工薪阶层前往郊区购房^[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