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质量” 一词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 (John Kenneth Galbraith)于1958年在《丰裕社会》中提出, 并认为“ 生活质量就是人们生活的舒适便利的程度以及精神上所得到的享受和乐趣” 。20世纪70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对“ 生活质量” 进行了进一步探究, 并在《政治和成长阶段》一书中, 正式提出并予以详细阐述了“ 生活质量” 理论^[38], 认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要依次经历“ 传统社会阶段” 、“ 为起飞准备前提的阶段” 、“ 起飞阶段” 、“ 成熟阶段” 和“ 高额群众消费阶段” , “ 高额群众消费阶段” 反映的是一种数量上消费特征, 自此之后, 人们可能转向对“ 质量的追求” , 这种“ 质量” 就是“ 生活质量” , 并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 而经济增长从有形产品到无形产品是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之后, 国外对生活质量的研究逐渐由理论过渡到实证^{[39, 40, 41, 42]}, 尤其是对“ 生活质量” 的测定和评估, 坎贝尔 (Campbell)、康维斯 (E.Converse) 和罗杰 (Rodger) 等人在美国进行了生活质量调查, 重点分析生活整体的满意程度以及其他13个具体生活方面的满意程度^[43]。国内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起步较晚, 主要从社会学或是经济学角度静态地研究生活质量, 提出一些关于生活质量评价的方法及指标体系^{[44, 45, 46, 47, 48]}。在生活质量的定义方面, 厉以宁认为生活质量是反映人们生活和福利状况的一种标志, 它包括自然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内容, 生活质量的自然方面是指人们生活环境的美化、净化等等, 生活质量的社会方面是指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生活服务状况、社会风尚和社会治安秩序等等; 林南将生活质量理解为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和对生活的全面的评价; 陈义平认为生活质量须从社会的供给和人们的需求两个方面来定义才全面和完美, 即生活质量是“ 社会提供国民生活的充分程度和国民生活的满足程度” 。

生活质量是一个用于衡量人们生活水平与状态的多维综合概念, 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等方面。它既包括物质方面的内容, 也包括非物质方面的内容, 不仅涉及到个体生活质量层面, 更拓展到了社会生活质量层面。生活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客观生活条件的保障程度, 同时还体现在主观需求的满意程度, 客观生活条件是产生主观满意度的基础。因此, 生活质量的评价必须从多方面选择评价指标。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 本文基于农民生活需求特征, 提出农村生活质量“ MIOS” 评价框架 (图1), 从经济收入、居住条件、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文化娱乐、邻里关系、组织管理、社会治安等方面评价农村生活质量。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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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农村生活质量“ MIOS” 评价框架Fig. 1 “ MIOS”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rural life quality

从客观指标所反映的情况来看 (表1), 中国当前农民经济收入、居住条件等已达到了较高水平, 2013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8896元, 在扣除了价格因素影响后接近全国农村小康生活水平基本标准的2倍, 农村人均钢砖木结构面积已达到33.4 m²/人, 已超过全国人民生活小康水平基本标准 (农民) 的2倍; 交通、改水、教育等公服设施建设已取得了较大成就, 但在社会养老、卫生环境、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指标依然有待提高。从主观满意度调查情况来看, 通过对中部地区6个省份50个村庄650户农户的调查发现^[22], 大部分农民对当前的生活状态较为满意, 17%的农民幸福感打分在90分以上, 80~89分的占37%, 70~79分的占31%, 60~69分的占12%, 60分以下的占4%。其中, 关于公共服务满意度, 农户在用电、通讯方面, 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总比重分别达到58%、52%, 在医疗、商贸、文化休闲方面, 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总比重分别达到30%、34%和42%。另外, 结合众多学者针对其他地区农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来看 (表2), 目前农民生活满意度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但存在一定地域差异, 农民对于居住条件、道路交通、电力通讯等满意度相对较高, 而对于经济收入、文化娱乐、医疗教育等的满意度相对较低, 并且对于生态环境、社会治安、邻里关系也产生了担忧。主客观分析基本吻合, 在经济收入方面的出入,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城乡之间的差距以及农民需求水平的提升。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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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2年全国农村生活质量评价客观指标值 Tab. 1 The objective index values of the quality of national rural life evaluation in 2012 指标名称 指标值 指标名称 指标值 农民纯收入 8896元/人 农村改水累计受益率 95.3% 恩格尔系数 39.3% 平均每乡镇老年收养性福利机构数量 0.81个 农村人均钢砖木结构住房面积 33.4 m2/人 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率 98.3% 义务教育生师比 15.0 卫生厕所普及率 71.7% 平均每个乡镇农民技术培训学校数量 2.69所 文教娱乐支出比重 7.5% 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例 95.5% 平均每乡镇综合文化站数量 0.84个 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量 1.25人 * 数据来源：《2013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 农民纯收入” 为2013年数据, “ 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例” 为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 (2006年)。

表1 2012年全国农村生活质量评价客观指标值 Tab. 1 The objective index values of the quality of national rural life evaluation in 2012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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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针对农民生活质量满意度的相关研究及结论 Tab. 2 Related researches and results targeting the satisfaction of rural life quality 研究者 研究样区 研究时点 主要研究结论 朱艳玲等[49] 宁夏 2008年 盐池县农民生活满意度达到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到了36%, 比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到了14%, 而大部分则处在一般水平, 占到了调查总数的50%。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与经济收入之间达到了极显著相关。 任平等[50] 成都 2005年 在户籍制度改革、居住条件、道路交通设施和生态环境等方面, 公众满意度都很高, 甚至达到40%以上。但是, 在人均收入、产业发展、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满意度不高, 一般满意的比例分别是54%、48%、40%, 在政策制度和医疗保险等方面, 不满意达到30%以上。 李学婷等[51] 湖北 2012年 农民对供电设施、生活饮水设施、交通设施满意程度较高, 对信息通讯设施和教育医疗设施一般满意, 对基础设施的维护、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和休闲娱乐设施的建设满意程度较低。 郑卫荣[52] 浙江 2010年 一是在公共财政资源有限的前提下, 农村公共服务总量不足, 人均指标相对偏低, 农民满意率不高; 二是受到投入产出等要素制约, 农村公共服务综合效率偏低, 有效供给相对不足。 张德元等[53] 安徽 2008年 农民对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还不太满意, 突出表现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虽有所改善, 但发展很不平衡; 认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投人较少, 农村金融系统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作用小; 已开始意识到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已有警觉, 对耕地保护的前景不太乐观; 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 他们的收人水平虽有所改善, 但改善的程度不大。 李闻一[54] 湖北 2012年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农民满意度比较好, 但令人非常满意的比例并不高, 其原因有资金投入不足、涉农机构设置职能交叉、投资效益低下、质量不高和农民参与建设的主体作用不明显。 胡荣华等[55] 江苏 2011年 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综合得分为3.12, 即基本满意, 其中, 家庭关系得分最高 (3.67), 经济状况得分最低 (2.09)。对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产生了积极影响的主要因素为人际关系和政府公共政策, 而经济状况、工作和环境是阻碍其生活满意度提高的重要原因。 李飞等[56] 广西、河南、黑龙江、江西、宁夏、四川、甘肃、安徽、云南、山东 2013年 农户生活满意度为很不满意和不太满意的比例只占18%, 而比较满意和十分满意的比例占49%, 整体上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在总体上要低于中等户和富裕户; 随着户主年龄、健康、住房面积、耐用消费品种类、道路状况、村庄民主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改善, 农户生活满意度提高的可能性越高, 农户生活满意度随受教育年限增加先上升后下降。 李辉等[57] 云南、河南 2010年 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在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 但下层类属群体在总体生活满意度及各个因子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其他各类属群体。

表2 针对农民生活质量满意度的相关研究及结论 Tab. 2 Related researches and results targeting the satisfaction of rural life quality

由此来看,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我国农民生活质量已有很大提高, 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农民经济收入远低于城市居民, 农村公共服务发展不均衡, 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非常薄弱, 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受到威胁。缺乏产业支撑与经济来源直接影响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投入资金不足与投资效益低下直接影响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 主体参与程度与场所归属感直接影响社会治安与邻里关系, 不合理开发与非集约化建设直接影响生态环境。乡村聚落作为农民生产生活的场所载体, 也是农村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建设、农民社会交往的空间平台, 因此, 要从根本上解决影响农民生活质量的阻碍因素就必须先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乡村聚落空间结构。

乡村聚落是指在地域和职能上与农业密切相关的人口聚居地^[58], 由人、自然、社会、建筑、支撑网络等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31], 包括村庄 (自然村与中心村) 与集镇 (一般集镇与中心集镇) 等空间类型^[7]。乡村聚落作为人类聚居的空间载体, 其本身就是一种空间现象, 因此乡村聚落的空间问题研究一直是乡村聚落地理学的重要关注点。乡村聚落空间研究是对乡村聚落的地域空间属性特征的表达与规律的探寻, 其内容包括乡村聚落的空间功能、空间过程、空间结构、空间尺度等方面, 其层级包括微观聚落单体与宏观聚落体系。伴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推进, 乡村经济与社会面临着急剧转型, 未来形势下什么样的聚落空间组织形式才能更好地发挥聚落职能^[2]、聚落空间的有机更新应当如何进行等问题亟待解决, 而乡村聚落空间是一个以人类活动为主导的社会— 经济— 自然复合空间系统, 农民作为其主体, 不仅是其重要构成要素, 同时也是其主要调控者, 以人为本、以农民生活质量为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研究应该是其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

聚落作为生活质量的空间载体, 生活质量作为聚落的本质内容, 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 (图2)。乡村聚落空间的有机更新, 包括空间功能的整合、空间结构的优化、空间尺度的调控等, 可以为农民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场所、创造更多的社会交往机会, 并降低设施使用成本, 美化生态景观环境, 从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水平, 而农民生活质量水平的提升, 又可以为乡村聚落空间的有机更新积累更多的建设资本、产生更高的空间需求、培育更强的创造能力, 从而实现乡村聚落空间优化与农民生活质量可持续提升之间的良性循环互动。相反, 乡村聚落空间的混杂无序, 则会因空间功能不完善而导致农民生产生活场所不足、社会交往机会减少, 因规模与集聚形态不合理而造成设施建设与使用成本增加, 甚至造成生态景观环境的破坏, 从而降低农民生活质量水平, 而农民生活质量水平的下降, 将直接导致聚落空间更新资本来源不足, 农民空间需求动力支撑有限, 更新改造能力降低, 以使得聚落空间秩序更为混乱, 从而进入乡村聚落空间无序与农民生活质量不断下降之间的恶性循环。乡村聚落空间与生活质量双向循环互动机理, 更进一步地揭示了农民生活质量导向下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重要意义。

图2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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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乡村聚落空间与生活质量双向循环互动机理Fig. 2 Two-way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spatial rural settlements and life quality

功能复合是乡村聚落中普遍存在的现象^[59]。早期“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的单纯为生存而忙碌的乡村生活模式, 促生了传统的生产与居住功能复合。随着乡村经济的转型与生活水平的提高, 工作、商贸、交往、休闲、娱乐等相结合的多样化生活模式逐步出现, 乡村聚落功能由均质同构走向异质多样成为必然^[20], 传统的生产与居住功能复合转向了新型多功能复合。

有机的多功能复合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生活的便捷度, 有利于丰富公共生活, 增加空间活力, 培养良好的邻里关系, 同时对空间的集约利用也具有积极意义; 相反, 杂乱的多功能复合可能会会引发生态环境破坏、乡村性丧失、空间不经济等问题, 从而影响生活质量。因此, 可以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进行聚落空间功能的合理优化, 包括功能调整、功能植入、功能提升等^[60]。基于乡村地域功能的转型轨迹^[61], 乡村聚落空间功能类型可以划分为生计维持型功能、产业发展型功能与品质提升型功能, 其中, 农业生产与居住等属于生计维持型功能, 工业生产、观光旅游、商贸服务等属于产业发展型功能, 公共服务、文化休闲等属于品质提升型公能。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功能优化重点在于提升生计维持型功能, 整合产业发展型功能, 植入品质提升型功能 (图3)。针对原有生计维持型功能进行功能提升, 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与农产品质量, 保证“ 舌尖上的安全” , 同时要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实现农户住宅功能创新; 保留并提升与乡村发展相适应的观光旅游、农产品深加工等功能, 分离与乡村发展相冲突甚至造成污染的工业生产功能, 并基于经济合理性原则调整商贸服务功能; 植入文化休闲功能, 组织公共活动, 创造邻里交往机会, 完善公共服务功能, 按照城乡等值和乡村现代化的要求, 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社保以及基础设施服务, 以提高居民文化、设施、邻里满意度。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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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功能整合Fig. 3 Integrated spatial fun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oriented by life quality

分散化、过疏化、空心化、混杂化以及脱离乡村实际的城市公寓式的简单机械集中是我国乡村聚落空间存在的突出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的出现具有明显的共时性及内在关联性。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的优化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包括聚落内部结构与聚落体系结构, 聚落内部结构优化的重点是各类型空间的比例关系与空间组合, 聚落体系结构优化的重点在于体系内各聚落的空间位置与相互关联。

本文认为, 生活质量导向下的乡村聚落内部空间结构优化 (图4), 可以乡村聚落空间功能的整合为基础, 在空间功能的有机复合中实现空间类型的有机组合。乡村聚落空间可以划分为居住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服务空间、社会交往与休闲空间等空间类型。从当前形势来看, 中国农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使得农民在村落归属感、邻里和谐度、文化认同感等的追求逐步增加, 但另一方面, 受城镇化与乡村非农化的影响, 农业空间与生态空间不断被占用或破坏。因此, 聚落内部空间结构比例的优化重点在于保护农业空间与生态空间、延展社会交往与休闲空间、适度配置服务空间, 以根据地域的实际情况来控制各类型空间规模大小, 以确保空间功能的多样性, 增强空间环境的舒适度。聚落内部空间组合的优化, 则应遵循农民居住、消费、就业、社会交往等空间行为的习惯与变迁方式^[41], 逐步实现居住空间社区化、农业空间规模化、工业空间组团化, 社会交往空间、休闲空间、服务空间有机疏散, 从而实现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有机均衡, 提高空间使用的高效性与便捷性。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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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内部空间结构优化Fig. 4 Optimization of internal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oriented by life quality

生活质量导向下的乡村聚落体系空间结构优化, 需要以提升聚落体系的协调性为目标, 有效组织乡村聚落体系空间形态, 有效整合乡村聚落体系功能等级结构, 从而促进乡村聚落之间的互动交流, 构建稳定、协调、可持续的乡村聚落体系。乡村聚落体系空间结构优化的过程, 实质上是一个聚居区位转换、聚落职能调整的过程, 其中聚居区位的转换包括个体区位转换与群体区位转换。伴随聚居区位的转换过程, 逐步移拆部分散乱且不适宜居住的衰落村落, 保留部分规模适中、居住适宜的一般村落, 扩大部分居住适宜、集聚潜力较大的重点村落, 新建部分区位优越、设施完善、特色突出的新型村落（图5）。聚落职能调整则应结合区位优劣及发展基础, 形成“ 综合村— 特色村” 功能结构等级体系, 突出综合型村落功能结构的完整性与外围辐射性, 强调特色村的特殊性与专业性。为了更好地促进乡村聚落之间的互动交流, 聚居区位转换除了受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之外, 农民社会交往习惯与出行行为以及交通状况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也应成为其重点考虑的因素, 因此, 以乡村公路为链接的聚落体系空间组织将成为生活质量导向下乡村聚落体系空间优化的主要模式。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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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乡村公路链接的聚落体系空间优化Fig. 5 Optimization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connected by rural roads

聚落单体的规模尺度与聚落之间的距离尺度是刻划乡村聚落空间尺度的两个关键指标。聚落单体的规模尺度即聚落自身的大小, 聚落之间的距离尺度是反映聚落体系空间形态特征的重要参数。适当的聚落规模尺度, 可以大大提高乡村居民日常出行的便捷性与设施利用的便捷性, 并节约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与使用成本; 聚落之间的合理距离不仅可以有效发挥乡村公共交通效应, 提高聚落体系的整体运行效率, 同时还可以促进聚落之间的互动交流。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出发, 农民生产生活要求及其控制环境的能力是乡村聚落空间尺度调控的重要依据, 具体包括场地环境与区位条件、出行方式与距离感知、生产力水平与生产方式、邻里关系与心理认同、设施配置门槛、组织管理效益等 (图6)。当然,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 聚落空间尺度的确定必须与区域自然条件、发展水平以及功能定位等因素密切关联, 并充分认识其地域差异性。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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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尺度影响机制示意图Fig. 6 Schematical diagram of spatial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ural settlements oriented by life quality

以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基本框架为指导, 构建一种新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模式— 乡村公路导向发展模式 (Rural Road-Oriented Development Model, 简称RROD模式)^[62]。在RROD模式下, 乡村聚落依托乡村公路布局, 形成功能完善、规模适中的新型农村聚居单元, 即RROD。一定区域范围内, 多个等级有序、布局合理、彼此关联的RROD, 基于区域地理环境条件, 依托乡村公路系统, 共同组成RROD体系。

RROD一般由3~6个功能组团组成, 其功能组团类型可以划分为居住功能组团、综合功能组团以及特殊功能组团 (图7)。其中, 居住功能组团的主要功能类型是居住, 综合功能组团可集合居住、旅游服务、公共服务等功能, 特殊功能组团则专指承载工业生产、观光旅游等其他特殊功能的可选择性空间单元。功能组团在空间上的合理布局可以实现居住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有机协调。RROD内交通、排水、供电、环卫设施完善, 农户生产生活便捷, 邻里关系和谐, 居住环境舒适, 公共服务中心位于综合功能组团内, 布置有幼托、小学、医疗所、综合商店、文化站、老年活动中心等设施。根据设施完善程度以及在RROD体系中的地位差异, RROD可分为中心RROD、一般RROD和基层RROD。基于产业结构与功能差异, 又可将各RROD划分为传统农业型、现代农业型、工农混合型、综合服务型、旅游导向型等。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型的RROD有机协同, 构成RROD体系。

图7

Fi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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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完整RROD单元的基本结构示意图[62]Fig. 7 Schematical diagram of basic structure of complete RROD unit

依据生活质量导向下的乡村聚落空间尺度调控内容, RROD的单元半径、人口规模与RROD之间的距离是RROD模式调控过程中应该考虑的重要参数。受到农户邻里交往最大社交圈与组织管理最大权力辐射范围的约束, 其RROD规模尺度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以内, 以有利于形成认同感与归属感, 并能有效发挥公共机构在人员组织、村庄治理、规划管控等方面的公共职能。根据已有研究综合来看^{[63, 64, 65]}, RROD内部的聚居人口规模处在300~900户的范围之间较为合适。反之, 受农村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最低门槛要求影响, 其聚落人口应达到一定规模, 以实现规模经济, 提高设施利用率, 减少浪费。一般来说, 小学、医疗所、综合商店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最低服务人口门槛规模为1500人左右^[66], 并且这些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也直接关系到RROD的单元半径。一般认为5~10 min即400~800 m (步行时速5 km/h) 是比较合适的步行尺度, 超出这个尺度, 即使有良好的步行环境也很难激发居民的步行意愿, 因此, 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也基本在这个范围内, RROD的单元半径也应控制在800 m以内。聚落内部出行方式以步行为主, 而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出行则应以公交或自行车出行为主, 将适宜出行速度设定为10~20 km/h, 出行时间距离为10~15 min, 则最大出行距离为5 km, 因此, 邻近RROD之间的距离尺度控制在5 km以内比较合适。更为重要的是, 出行方式与距离感知还将影响耕作半径。无论是传统农业时代, 还是现代乡村经济转型背景之下, 农业生产功能一直是乡村最基本的功能, RROD空间尺度的确定必须考虑耕作半径的合理性。一般而言, 农民出行耕作可以接受的时间距离约15 min, 在农机运输支撑最大耕作半径可以达到6.25 km (按时速25 km计算), 在步行状态下最大耕作半径约1.25 km (按时速5 km计算) ^{[67, 68]}, 这将直接影响RROD单元之间距离尺度的控制。因此, 初步认为RROD的单元半径可以控制在400~800 m, RROD人口规模可以控制在1500~3000人, RROD之间的距离可以控制在3.5~5.0 km左右 (表3)。但需要说明的是, 以上论证是基于均质假设条件下的一般性理论分析, 并没有充分考虑实际中可能存在的地形地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其对RROD模式的影响, 尤其是在山区与丘陵地区, 应该结合乡村道路设施网络建设实际情况, 进行空间尺度的调整 (表3)。

表3

Tab.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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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地貌类型区RROD空间尺度参数取值 Tab. 3 Values of the RROD spatial scale parameter in different landform areas RROD规模 RROD距离 (km) 单元半径 (m) 人口规模 (人) 平原 650-800 2000-3500 4.0-5.0 丘陵 450-700 2000-3000 3.5-4.5 山区 400-600 1500-2500 4.5-5.5

表3 不同地貌类型区RROD空间尺度参数取值 Tab. 3 Values of the RROD spatial scale parameter in different landform areas

按照吴良镛院士的人居环境科学理论, 人居环境由自然、人、社会、居住、支撑网络5大要素组成^[31], 乡村聚落的过疏化、空心化、混杂化以及脱离乡村实际的城市公寓式的简单机械集中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这5大要素的有机组合, 是乡村生活质量难以提高的重要根源。RROD模式注重这5大要素的有机协同, 形成“ 五元协同效应” ：通过保护和提升自然山水格局, 保护聚落发展的自然生态基底; 通过引导乡村人口在乡村地区的合理集聚, 并逐步发展成乡村的服务中心和增长中心, 进而控制乡村人口 (尤其是年轻人) 涌向城市, 抑制乡村衰落, 促进人口在城乡的合理分布; 通过聚落单元内居住空间、服务空间、社会交往与休闲空间的比例及布局优化, 重构聚落内部的社会联系, 构建和谐的邻里环境, 提高居住归属感; 通过对乡村聚落单元规模与距离的合理引导, 有效组织乡村聚落体系的空间联系, 促进乡村聚落单元之间的互动交流; 通过依托公路的选址及基于合理服务半径和经济门槛规模来引导聚居单元规模和配置各类设施, 提高了聚落支撑网络的服务能力, 并降低了设施使用成本, 提高了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便捷性。因此, RROD模式可引导乡村聚落实现强化自然要素生态服务功能、提升生计维持型功能、优化产业发展型功能和植入品质提升型功能的多重目标, 从而显著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在城乡统筹发展中逐步实现城乡居民生活等值化的理想目标 (图8)。

图8

Fi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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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 RROD模式对提高乡村聚落生活质量的“ 五元协同效应” 钻石图Fig. 8 Diamond diagram of “ Five Collaborative Effect” about RROD model to improve the rural life 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