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兴起的大规模低轨卫星星座（简称星链）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地理学研究范式变革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推动地理学继定性地理、定量地理、数字地理之后迈入“星链智能地理”的新纪元。在“星链智能地理”的发展框架下，未来地理学研究可依托星链提供的高时空分辨率监测数据，在多尺度（特别是全球尺度）上精准捕捉地理要素的高时频动态变化；通过耦合物理模式和人工智能技术，可实现自然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复杂过程、系统状态和界面变化的模拟实验，深化对变量耦合、多过程级联效应及遥相关机理等地理学核心问题的认识。为推动“星链智能地理”发展，亟须打造依托星链的新一代数据采集共享平台，无缝绘制全球地理资源要素“动态一张图”；构建物理和AI耦合的地理模拟器，实现地理要素、图景变化及影响的智能模拟预估。

青藏高原植被具有高海拔及垂直地带性分布特征，这给植被遥感精细分类带来了诸多挑战，主体表现为特定植被类型之间的遥感可分性较差，解决之道是有效融入其他非遥感特征。本文发展了一种逐步融入粗空间分辨率植被与环境特征的植被遥感精细分类新方法，以提高分类的准确性和精细度。新方法首先筛选出对植被分类改善贡献更大、特征差异更明显的植被与环境特征，并利用这些特征采用广义相加模型计算获得各类别的先验概率，同时利用遥感特征进行机器学习分类以获得各类别的后验概率，最后将粗空间分辨率的先验概率利用贝叶斯算法对高空间分辨率的后验概率进行调整，从而计算出最终的精细分类结果。基于10 m空间分辨率的Sentinel-2遥感数据、90~10000 m空间分辨率的植被与环境数据以及地面调查数据，选择青藏高原的祁连山区、黄河源区和横断山区对新方法进行应用，获得了10 m空间分辨率的植被精细分类结果。相较于仅使用遥感特征的分类结果，新方法的分类精度提升8%~24%。新方法为提高植被分类的准确性和精细度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对青藏高原及其他类似地区的植被精细分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径流观测不确定性是水文学研究领域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当前研究多集中于观测不确定性的来源及其影响解析等，但关于观测不确定性对径流情势特征指标变化趋势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利用1971—2020年黄河水源涵养区5个水文站（黄河源区黄河沿、唐乃亥和兰州站，渭河咸阳站和伊洛河黑石关站）日径流观测序列，结合正态分布误差模型和趋势检验，检测了观测不确定性影响下五大径流情势特征（量级、事件发生频率、变率、历时和出现时间）16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并采用不确定性宽度、指标斜率显著性变化的个数占比、变异系数和偏离程度量化了观测不确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所有站点径流情势呈现低流量显著增加，高流量、平均流量、变率和历时显著减少的特征；黑石关站平均流量和高流量量级、变率和历时显著减少，频率显著增加；咸阳站低流量量级和出现时间显著增加，高流量量级、频率和变率显著减少；黄河源区低流量量级和高流量出现时间显著增加，低流量频率、高流量量级和变率显著减少。② 观测不确定性对28.75%的径流情势特征指标的变化趋势影响明显，其中11.25%的指标变化趋势由显著变为不显著和17.5%的指标由不显著变为显著；对其他指标的变化趋势没有影响，其中变化趋势仍保持显著的指标占比为18.75%，变化趋势仍不显著的指标占比为52.50%。③ 观测不确定性对频率指标的变化趋势影响最大，影响次之为历时指标、变率指标和出现时间指标，而对量级指标的影响最小。

预估气候变化和水库运行对流域水文情势的影响，对于变化环境下流域水资源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生态修复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经偏差校正的气候模式数据，应用改进水库模块的SWAT模型和水文指标法，预估了21世纪气候变化和水库运行对长江流域水文情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相较于原模型，改进水库模块的SWAT模型对典型水文站日径流和水文情势指标的整体模拟效果有较好提升，其中日径流模拟值与观测值的NSE（Nash-Sutcliffe Efficiency Coefficient）和KGE（Kling-Gupta Efficiency Coefficient）分别提升0.01~0.26和0.01~0.08；② 未来气候变化使长江流域径流呈上升趋势，其中1—4月份流量增加较为明显（最大增幅为17%），同时增加了汛前流量变异性（最大增幅为18%）、极端洪峰流量发生次数、极端洪峰流量历时和流量正变化率；③ 水库运行增加了枯季径流（最大增幅为67%），减少了极端洪峰流量的发生次数（最大变化幅度为-16%），并缩短了极端洪峰流量（-10%~-4%）和极端枯季流量（-51%~-38%）的历时，提升了径流的稳定性。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运行部分抵消了未来气候变化对径流的影响，但受调蓄规则和库容总量的局限其对径流的调控能力仍很有限，未来需要充分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规划水库建设或动态优化水库调蓄规则。

“亚洲水塔”水资源供给对流域国家的经济生产至关重要。在“亚洲水塔”地区，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改变了水资源的供需平衡，传统研究多集中于水塔缓解流域下游地区的水压力状况，而更深层次量化水塔对经济发展的惠益尚未涉及。为此，本文基于跨部门影响模型比较计划（ISIMIP）的水数据，构建缓解水压力指数并结合改进的适应性区域投入产出模型（ARIO）从生产视角评估其经济效益，以探究二者的关系。结果表明，“亚洲水塔”缓解流域国家水压力具有与地理位置相关的空间依赖性，中亚是其地区时序变化的核心动力。“亚洲水塔”对所有流域国家缓解水压力的经济效益高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06%，并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性，受惠国主要聚集于中亚与南亚地区，包括不丹、尼泊尔、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经济效益均大于GDP的80%）。经济效益不仅取决于水压力的缓解程度，也受到受惠国的经济结构影响，特别体现在孟加拉国。同时，“亚洲水塔”的边际经济效益随着水压力缓解度的增强呈现加大趋势，标志着“亚洲水塔”供水减少对“高收益国家”影响程度会远大于“低收益国家”，差异高达2.63倍，特别是低发展的不丹等国家。反之，“亚洲水塔”的供水增加会使部分低发展国家得到最多的经济惠益。依赖性叠加经济生产推动“亚洲水塔”更重要。综上，呼吁流域国家联合行动保护重要的“亚洲水塔”，制定综合考虑供需平衡的长期水资源规划，以期为促进环“亚洲水塔”经济圈，特别是低发展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作为理解当代可持续性挑战的概念框架，全程耦合强调了人地系统动态互动的多区域联系，将其用于探究区域内外的水供需相互作用能够为水资源可持续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基于该框架，应用环境扩展的投入产出法与WWZ增加值分解法，量化了中国虚拟水贸易中发送—接收系统以及外溢系统的全程耦合强度与联系，并评估了虚拟水贸易对区域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2012—2017年中国各省份内部消费虚拟水量平均占总虚拟水量的78.05%；各省份以远距离虚拟水贸易为主，平均是周边虚拟水贸易强度的4.96倍；制造业和农业所消费的虚拟水最多。② 与外溢系统相关的上游和下游虚拟水溢出量呈增多趋势，平均占总贸易虚拟水量的46.28%；江苏和吉林产生了最多的上游虚拟水溢出，新疆和黑龙江产生了最多的下游虚拟水溢出。③ 2017年上游虚拟水溢出最大的驱动力为制造业和建筑业，下游为制造业和农业；远距离贸易产生了较多的上游和下游虚拟水溢出。④ 虚拟水贸易使中国SDG 6.4目标的实现提升了5.75%，远距离贸易产生的贡献高于周边贸易；虚拟水贸易最有利于缓解经济发达水资源禀赋差的省份用水压力，但对部分经济非发达省份产生了负面影响。

20世纪以来，热带气旋活动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发生了明显变化，登陆中国热带气旋的特征和趋势如何变化仍需进一步明确。基于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最佳路径数据集资料，分析了1949—2022年登陆中国热带气旋的时空特征及变化趋势，并探讨了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和太平洋年代际振荡（PDO）对登陆热带气旋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年均登陆中国的热带气旋约8.85个，总体呈显著减少趋势且随纬度降低降幅增大，但登陆热带气旋占生成总数的比例以及台风及以上等级热带气旋登陆占比均有增加；7—9月登陆中国热带气旋的数量占全年的76.3%，其中8月份最多。② 空间特征上，热带气旋登陆中国的位置主要集中在18°N~26°N，约占总数88.2%，30°N以北区域登陆的热带气旋频数锐减；登陆热带气旋的生成位置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趋势显著，愈加靠近中国，2010—2022年热带气旋生成位置的重心相比1949—1969年西移4.5个经度、北移2.0个纬度。③ ENSO与生成和登陆中国热带气旋频数的年际变化存在相关性，厄尔尼诺年促进了强热带气旋的形成，并且使得登陆热带气旋的生成位置更加偏向东南，拉尼娜年则相反；PDO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热带气旋的生成，当处于PDO的暖位相时，生成热带气旋的数量较冷位相偏少且位置偏西。本文进一步厘清了1949年以来登陆中国热带气旋特征的变化趋势，并揭示了ENSO和PDO对热带气旋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开展热带气旋模拟评估和防风减灾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东亚季风影响着数亿人的生活，因此了解其在深海氧同位素第五阶段（MIS 5，130—70 ka BP）的演化特征，对于更好地理解亚洲气候变化非常重要。本文以黄土高原中北部环县剖面155—20 ka BP黄土—古土壤序列为研究对象，开展岩石磁学、环境磁学和漫反射光谱研究，以揭示MIS 5期间黄土高原季风降雨与温度变化的关系。岩石磁学结果表明，环县黄土—古土壤序列的磁性矿物以成土细粒磁铁矿/磁赤铁矿为主，多数颗粒粒径从超顺磁（SP）/单畴（SD）到准单畴（PSD），即从< 30~1000 nm。环境磁学和漫反射光谱研究表明，黄土高原在MIS 5比MIS 6和MIS 2~4具有更高的降雨量和温度，这表明在轨道（冰期—间冰期）时间尺度上，地质历史时期季风降雨与温度之间存在耦合关系。同时发现在MIS 5期间温度呈降低趋势而降雨量没有降低趋势，表明黄土高原中北部季风降雨与温度在MIS 5期间的变化趋势是非耦合的。

秦岭北麓峪道深切秦岭主脉，是洞察秦岭地质、地貌、生态与水文演化的“天然窗口”。据此，本文利用Google Earth遥感影像、DEM数据及水系矢量数据，结合ArcGIS、GlobalMapper等多模态空间识别与数据解译，获得秦岭北麓峪道空间分布与发育特征，并探究其与关中水系承袭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 依据峪道地貌、长度、道路及水系提出峪道统计标准，并结合等高线地形、数字海拔模型进行区划判读，统计出峪道实际为206条；② 基于遥感解译可视性和峪内存在水系原则，抽取76条代表性峪道统计，按照长度≥15 km、5~15 km、<5 km划分大、中、小型峪道，西安段发育最为密集，以中型峪道为主（44.74%）；③ 峪道走向多为N0°~NE30°，与汾渭断陷走向近似垂直；峪口海拔呈正态分布，集中于500~800 m之间；峪道间距呈“大峪夹小峪”韵律分布；④ 峪道中线海拔为600~1500 m，坡度为0°~20°，峪口宽度为30~90 m，峪口形态多为“U”型、“V”型及倒梯形；⑤ 秦岭北麓峪道与渭河水系具有密切承袭关系，“长安八水”之六发源于秦岭北麓，呈“多源汇流”特点。研究结果可为秦岭标志性地理标签—峪道研究提供本底数据支撑。

陆表水资源的减少，尤其是干旱区湖泊及其毗邻湿地的退化可能会导致产生新的盐/沙尘暴热点。全球变化背景下，西北地区陆表水体退化对区域气溶胶时空格局的影响尚不清晰。本文基于MODIS地表反射率数据（MOD09A1）提出了基于多种遥感指数动态阈值的水体识别方法对区域水体进行提取，在此基础上联合MAIAC气溶胶光学厚度（AOD）产品，系统分析了区域长时序陆表水体与AOD的动态变化；随后使用偏最小二乘路径模型（PLSPM）综合评估了不同时空尺度下陆表水体退化对盐/沙尘气溶胶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2000—2020年西北地区陆表水体呈持续增长趋势，陆表水资源98%以上分布在青海、新疆两省区。② 西北地区的AOD呈显著的季节性特征，所有省区AOD值均在春季达到了峰值，而在秋季为全年最低，高值主要集中分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黄土高原地区。③ 在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整个西北地区及青海湖和艾比湖典型湖区，陆表水体面积的增（减）能够直接且显著地抑制（促进）气溶胶的增长。研究结果对理解干旱区不同地理单元盐/沙尘气溶胶的释放、传输过程与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干旱区水土资源管理及生态保育提供科学依据。

青藏高原东北部若尔盖盆地古河道沉积物特征提供了丰富的区域环境演变信息。本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黄河牛轭湖古河道沉积剖面（NYQ-B）进行系统环境磁学分析，并结合光释光测年数据，对黄河牛轭湖古河道沉积剖面记录的环境演变信息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该剖面中沉积物磁性矿物主要以PSD和MD磁铁矿为主，风化、成壤和早期成岩等作用是影响磁性矿物的主要因素。其中，磁性矿物含量最低值出现在古洪水泛滥沉积层和古河床沉积层，最高值在现代土壤层。古牛轭湖相A层沉积于(3.24±0.26)—(2.96±0.24) ka，该时期气候条件温暖湿润，较高的χ、SIRM值和χ_ARM/χ、χ_ARM/SIRM值，反映了沉积物中含有丰富的因经历强风化作用而形成的细颗粒物质。古牛轭湖相B层磁学性质指示了(2.87±0.27)—(1.84±0.20) ka趋于干冷的气候特征。NYQ-B剖面记录的两期古洪水事件分别发生在(2.96±0.24)—(2.87±0.27) ka和(1.84±0.20)—(1.70±0.16) ka，分别对应全新世大暖期向晚期干旱时期转折阶段和黑暗时代冷期。这两个时段气候相对寒冷干燥，青藏高原山地冰川普遍推进，冰雪融水的贡献相对有限，而气候转折和突变时期大气环流异常停滞、中低纬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引发的暴雨是导致古洪水事件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丰富了环境磁学在古河道沉积序列研究中的应用，有助于理解黄河源水文特征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规律。

通过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促进陆地生态系统减排增汇，从而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是切实可行的方案。然而，如何在区域尺度上精确识别陆地生态系统碳汇水平及其空间分异特征，继而采取有效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调控措施，还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以浙江省为例，采用集成生物圈模型（IBIS），实现公里网格精度下陆地生态系统碳汇模拟，并且基于未来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模拟结果，识别并划定了碳汇保护区空间范围。结果表明，碳汇保护区内陆地生态系统固碳优势明显，其内部林地、灌木和草地系统的单位面积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均值分别比外部同类生态系统NEP值高出15%、10%和5%左右。当面临中等及以上社会脆弱性以及辐射强迫情景时，碳汇保护区固碳优势进一步提升。此外，通过将碳汇保护区与研究区现有生态保护红线进行比较，发现有超过一半的区域尚未被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畴。相较于生态保护红线，碳汇保护区范围内的NEP总量每年预计将高出超过7 MtC，同时林地平均碳汇效率高出15~22 gC/m²。本文定量化研究了在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及现有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中，加入并强化生态系统碳汇功能考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动物的驯化为人类提供了稳定可靠的食物来源，野牦牛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在高原地区人类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搜集了现今青藏高原野牦牛分布数据291个，利用MaxEnt模型模拟了全新世（11.0—3.0 ka BP）每间隔500 a以来青藏高原野牦牛适生区的时空演变，适生区模拟精度均达到0.9以上。结果表明影响高原上野牦牛适生区的主要环境因子有最冷季度平均温度、降水量变异系数、最湿季度降水量和每年积雪天数。从时空分布来看，全新世早期（11.0—9.0 ka BP）分布面积最小，主要分布在哈拉湖、藏北高原东部、藏南高山谷地东段及昆仑山西段山地高原区等地；全新世早中期（9.0—6.0 ka BP）分布面积介于全新世早期和全新世中晚期之间，主要分布在祁连山脉、藏北高原西部及青南高原等地区。全新世中晚期（6.0—3.0 ka BP）分布面积达到最大值，主要分布在青海湖盆地、藏北高原、羌塘高原、长江—澜沧江上游等地。全新世以来野牦牛的适生区整体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其原因可能与气候环境演变有关。结合极端环境指数和野牦牛适生区指数综合计算，推测野牦牛潜在驯化时间在4.5—4.0 ka BP左右，潜在驯化区在青海湖盆地和长江—澜沧江上游及横断山脉。

生态正义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自然旅游地生态保护与生计发展相协调的有效路径。本文构建了生态正义对自然旅游地农户生计恢复力影响的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以安徽黄山区为例，运用TVP-VAR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从生态资源配置正义、生态权利享有正义和生态责任分担正义3个维度，探究2000—2021年生态正义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动态影响与门限效应。研究发现：① 生态正义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中期正向影响显著，短、长期呈现正负影响交替的倒“V”型时变特征；生态资源配置正义的短期正向影响最强，生态权利享有正义的中期正向影响最强，生态责任分担正义的影响强度随时间的变化具有边际效率递减特征；② 生态正义与生态责任分担正义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调节作用受生态建设环境变化影响更大，生态资源配置正义对旅游发展环境变化冲击的敏感性更强；③ 生态正义、生态资源配置正义和生态权利享有正义对农户生计恢复力均存在单门限效应，门限值分别为33.021、51.377和33.021；生态责任分担正义存在双门限效应，当生态正义水平跨过第二门限值43.250时，对生计恢复力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

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挑战，发展恢复力作为生计与贫困研究的新视角，对定量分析农村“银发贫困”问题，提出农村老年人贫困治理对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老年人相对贫困风险—发展恢复力整合框架，以重庆武陵山区石柱县为例，测度2010—2020年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风险与发展恢复力，揭示其分异性及时空变化特征，诊断相对贫困风险与发展恢复力关联类型和反馈路径，解释发展恢复力的决定因子。研究表明：① 研究区老年人的相对贫困风险增长19.3%，健康风险、自然灾害风险较高，市场风险和健康风险上升趋势较突出。传统和保障生计类型的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风险水平较高；相对贫困风险水平具有空间异质性，中海拔山区相对贫困风险水平增加较明显。② 各生计类型间老年人发展恢复力水平及增幅差异明显，多元和临工生计类型的农村老年人发展恢复力优势性突出。研究区的发展恢复力空间分异明显，西北至东南呈现“高—低—高—低”多梯度分布态势。③ 相对贫困风险与发展恢复力共同驱动农户状态变化，并形成正负向两种反馈路径。④ 发展恢复力形成受多层面要素共同影响，社区环境影响发展恢复力的历史积累和后续发展，政策保障提供了抵御风险冲击的安全底线，代际支持发挥风险分担机制，老年人生产经营状况和心理偏好是发展恢复力形成的内生驱动力。

基于1986—2023年人文地理学科代码下申请及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的基金项目，从研究的方向和主题、项目依托单位的空间分布、优秀学者人才结构等角度分析了中国人文地理学近40年来的学科发展态势。研究发现：① 研究期内，尽管获批的人文地理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和金额快速增长，但相较于地理科学其他分支学科，人文地理学在影响力和项目资助体量方面仍处于相对弱势。② 城市地理和乡村地理（D0109）和经济地理（D0108）申请代码下获批的项目数量和金额相对较多，但是近年来增长有限；旅游地理是人文地理方向（D0110）申请代码下的主要研究方向，文化地理、行为地理和政治地理成为新兴的研究方向。③ 基金项目出现了时空行为与生活质量、社会空间和流动性、创新网络、城市网络、乡村振兴、地缘政治、碳排放等新兴议题。④ 不同单位获批的人文地理学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大体服从帕累托分布，且在空间上主要位于“胡焕庸线”以东。⑤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优秀学者数量不多、女性人才偏少，下属分支方向人才不够均衡。本文围绕提升学科的对外影响力和学科内部的共识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指出了未来学科发展中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乡村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绘就世界现代化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地域系统内人地关系、空间结构及功能属性向现代性转型的过程，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尺度关联性、系统综合性、功能现代性和演进阶段性特征。以综合性、区域性和复杂性为基本特征的地理学，可以为乡村现代化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在构筑乡村现代化研究的学科话语体系中发挥自身学科优势。基于地理学视角的乡村现代化研究，可以“现代化水平—文明时序—空间形式”三维坐标为基准，以“要素耦合—时间演化—空间级联—系统调控”为主线，开展涵盖乡村现代化概念内涵、空间格局、演化过程、地域模式、形成机理、情景模拟、监测预警、治理调控的综合性研究。未来应关注的重点议题包括：基于时空边界拓展与多元范式的乡村现代化理论创新研究、基于地理技术和大数据科学的乡村现代化研究方法与数据创新研究、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近中远程耦合的乡村现代化演化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基于功能协调与尺度转换的乡村现代化地域类型及其形成机理研究、基于要素流变与空间治理需求的乡村现代化地域模式及调控政策研究、基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乡村现代化体制创新与工程体系布局研究。推进乡村现代化的地理学综合研究，可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学理认知与观点启示。

当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约占全球1/3，其建设规模和速度重塑了国土空间和传统的时空感知，为理解中国人地关系演变提供了关键视角。与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相比，中国地理学对于基础设施研究的系统化和本土化进展相对滞后。作为人文地理学新兴分支，基础设施地理学为解析人地关系转型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本文通过国内外研究比较发现，国际学界通过社会文化转向实现了对基础设施多要素、多尺度、多机制的综合研究。而国内仍以功能主义范式主导，虽初步关注社会文化要素，却尚未完成理论范式的转型。基于中国超大规模基础设施的现实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特征，本文提出本土化研究的三大维度：“尺度—类型—场景”的多样性、“国家—社会—人民”的主体性和“普惠—公平—福祉”的中心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强调了结合中国国情挖掘基础设施社会文化性的必要性与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性，旨在以地方性知识生产，突破西方理论霸权，响应国际地理学“向东看”的创新潮流，为基础设施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本土化提供有益的探索。展望未来，研究应通过多学科多分支协同，推动基础设施地理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以助力中国地理学与国际学界的深度对话，并在全球范围内彰显中国基础设施及其地理学研究的独特价值。

聚落规模分布的位序—规模模型是认知城乡地域系统发展演变的重要元模型和元知识。当前位序—规模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城镇聚落体系结构研究，但在乡村地理领域的应用相对滞后。在新时代城乡地理学交叉融合的背景下，探索城乡地域系统统一的规模分布规律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同时对建设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及数学抽象，开展聚落规模分布元模型的扩展—位序—累积规模模型假说演绎实验以及东北地区实证研究，在多模型、多视角、多时空之间进行对比，以期初步总结城乡聚落体系规模分布的一般模型。结果显示：① 基于数学函数思想推理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的数学性质，可归纳出适合描述城乡聚落规模分布的3种潜力模型（线性模型、幂函数型、对数型），继而提出假设条件并构建多种聚落类型进行平行对比实验，有别于经验主义范式，扩展了模型适用范围，也引入了新的聚落规模分布参数。② 在假说—演绎实验的多模型对比中，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相较于“罗特卡—齐夫”模型和乡村位序—规模模型优势突出，主要表现为拟合优度高、适用范围广、稳健性强，但最优位序—累积规模模型随齐夫指数（Zipf）取值变化呈现出分段特征。③ 针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实证与假说—演绎实验结果高度一致。一方面，位序—累积规模模型对表征东北地区聚落体系规模分布特征效果优良，在拟合优度、适用范围、稳健性等方面均优于“罗特卡—齐夫”模型和乡村位序—规模模型。另一方面，最优位序—累积规模模型因聚落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本质上是Zipf异质性而不存在显著的时间、区域异质性。④ 在假说演绎与区域实证的基础上，位序—累积规模模型适合作为城乡聚落体系规模分布的一般模型，可依据Zipf取值变化表达为幂函数型和对数函数型的分段函数。模型参数的地理意义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面向国家城乡聚落体系的优化重构也具有较大应用潜力。

民宿是推进乡村振兴的产业抓手，创业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关注民宿创业与乡村区域协同演化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在严格区分民宿企业与民宿创业的概念基础上提出乡村民宿创业生态系统过程分析框架，以莫干山为例剖析了民宿创业生态系统资源结构特征，刻画了创业资源流动与生产过程，并阐释了系统与区域协同演化的核心机制。研究发现：① 民宿通过创业资源流动弥补区域缺陷，在乡村实现了创业生态系统构建。乡村生活方式吸引了创业者，商业机会价值引发创业资源流动与创造，生态系统输出了业态升级迭代、创业中间服务和品牌联盟扩散3类创业活动。② 乡村环境促发民宿生活方式创业的创新与增长转向，创业者动态识别和创造机会价值驱动了创业生态系统过程。③ 创业生态系统与乡村区域协同演化，乡村衍生了旅游综合度假、民宿创业孵化和绿色创新创业的区域路径。中间服务、政府调节和多元网络对于区域民宿公共品牌的共同治理是协同演化的关键原因。本文在实践层面为推动乡村民宿政策创新，以民宿创业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在理论层面联系了创业地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的演化研究，为探析民宿等新兴旅游要素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机制提供了分析路径。

中国大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内部空间分化和社会隔离加剧导致环境风险在不同社会群体和地区间的分布不均，进而影响城市居民的健康与福祉。本文选取上海、广州和成都作为案例城市，基于排污许可证信息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从社会和空间两方面定量分析环境风险分布的不平等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降维捕捉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特征，并运用交互项模型分析环境不平等空间分异与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低学历人群和外来人口更易暴露于较高的环境风险，且这种不平等从城市中心向外围递增。3个城市环境不平等的空间分布差异源于各自重构过程与发展轨迹，形成了环境剥夺型、局部改善型、最小影响型3种模式，反映了城市发展从资本驱动向政府引导的社会正义转型。本文指出在制定城市可持续发展策略时，需考虑到城市空间发展的全局性和动态性，以确保各地区居民公平享有城市发展带来的环境效益。

空间扩张模式决定了都市圈的城镇建设、土地开发与资源配置模式，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关键作用。本文选取中国中部地区的郑州都市圈、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南昌都市圈、太原都市圈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动态模拟分析方法，分析了各都市圈1990—2023年的空间扩张模式及其演变情况，并进行了2024—2035年的情景模拟。结果表明：① 中部六大都市圈发展总量、增量、密度指标变化剧烈，演变历程差异显著。郑州都市圈演变为“一核多心多组团”，武汉都市圈保持了“单核+组团”，长株潭都市圈演变为“单核集聚”，合肥都市圈演变为“主次中心”，南昌都市圈保持“双中心”，太原都市圈演变为“中心+廊道+组团”，未来将持续保持、强化上述模式特征。② 郑州都市圈、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为“核心主导”模式，能在短时间内加速都市圈发育，提升扩张效率，但也容易加剧区域差异，使周边城市发展滞后。合肥都市圈、南昌都市圈、太原都市圈为“中心放射”模式，采取渐进、稳健的扩张方式，有利于吸纳外部经济体的辐射力，但发育相对缓慢，效率偏低。③ 应以“多层级、多中心、网络化、精明化、同城化”为指引，采取区域战略、扩张控制、区划调整、政策体系等对策，对都市圈空间扩张模式进行科学优化。

出行脆弱群体的交通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议题。地铁作为城市动脉，因安全可靠、准点高效、方便快捷等优势，成为老年人和未成年学生等出行脆弱群体实现出行公平的重要保障。地铁站周边建成环境作为城市交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影响这些群体的地铁出行行为，其平等访问性也是空间正义的体现。然而，建成环境对其出行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尚不清晰。本文以昆明市老年人和未成年学生为研究对象，基于轨道交通智能刷卡数据，筛选出常旅客，并结合土地利用等多源数据，采用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模型，揭示地铁站点周边建成环境与两类群体地铁客流的复杂关联机制，比较不同群体的作用路径差异。结果表明：① 建成环境与不同群体地铁客流间关系多样，呈总体一致性、群体多样性、老年群体特异性和学生群体特异性4种模式；② 土地利用混合度、路网密度、中介中心性与是否邻近城际交通枢纽等变量对各群体地铁客流的影响程度相似，而其他变量的影响差异显著；③ 居住小区数量和土地利用混合度与不同群体地铁客流量之间关系较为一致，分别表现为正相关为主的非线性关系与倒“U”型关系，而其他变量与客流量的关联则各不相同；④ 非线性模型比传统线性模型更敏感，能更精确地捕捉阈值效应。本文深化了空间正义理论在交通地理学领域的应用，为出行脆弱群体的交通出行引导以及地铁站点周边环境的规划与优化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证支持。

城镇扩张作为地球表层人地系统演变的关键驱动力，深刻影响着土地资源配置以及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城镇建设用地在全球、国家和城市不同尺度上的水平扩张规律和影响研究已较为清楚，但在三维地形梯度上的城镇扩张类型、空间特征规律以及驱动机制并不清晰。本文以坡度变化为切入点，系统剖析中国2754个县域建设用地、耕地、生态用地三者在坡度上的变化特征及空间交互作用关系。在划分梯度扩张类型的同时，结合随机森林与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不同扩张类型空间差异性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镇化和耕地保护政策促使城镇建设用地向城镇周边更高坡度空间迁移，全国78.18%的县域呈现出以城镇建设用地坡度升高为主的梯度扩张类型，耕地或生态用地坡度升高的类型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② 建设用地梯度扩张与耕地梯度演化密切相关，坡耕地开发为城镇建设用地提供新的发展空间，耕地坡度明显升高区域的建设用地面积增长率是耕地坡度降低区域的2倍，坡耕地开发也是耕地补充的重要来源；③ 区域地形地貌的复杂性和农业生产强度是中国城镇梯度扩张类型空间呈现显著差异的主要约束和驱动因素，其中高程、坡度、平原面积占比等地形因子相互叠加，对建设用地坡度变化空间分异的解释程度达30%。定量刻画建设用地梯度扩张空间格局、过程与驱动机制，对缓解山地城镇建设用地紧张，耕地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的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紧密结合，成为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维度及抓手。已有研究侧重人口回流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少考察人口回流推动形成的多样化县域城镇化模式类型及其演进特征。为此，本文以中部人口回流的典型区域湖北天沔地区为例，运用2018年4月—2022年11月的田野调查数据，深度刻画了广州、武汉等中心城市服装制造业人口回流创业就业推进形成的县域城镇化模式类型及其演进特征。研究发现：① 湖北天沔地区以一般制造业为主要领域的回流创业就业推动县域城镇化向依托本地工业化的“内生型城镇化”模式转变，主要形成了以开发区为载体的“集聚式县城城镇化”、以镇级工业园为载体的“集聚式镇区城镇化”、以学校周边住区为载体的“扩散式县城城镇化”等3种类型。② 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下的县域经济包容性减弱是推动回流创业从集聚到扩散、正规化到非正规化演变的关键因素，回流创业空间呈现从以开发区、镇级工业园为代表的增量扩张向以学校周边住区为代表的存量再利用转型。本文提出实现以人口回流推动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模式面临三大共性问题，需要以促进劳动力与资本要素在回流地的重新组合为核心制定相应对策。

“三生”空间的精准识别是城市功能区优化、宜居城市建设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当前“三生”空间功能识别的研究中，对融合空间和交互空间的辨识及其定量刻画不足，且缺乏对不同城市化程度城乡地域系统的区别化认知，亟需在区分城乡地域系统的基础上融合多源地理大数据，构建体系完整、量化精准的空间功能识别方案。本文以北京市海淀区的路网小区为基本判读单元，基于POI、土地覆盖、手机通讯等数据构建了空间功能强度指数（SFS）、空间功能覆盖指数（SFC）和空间功能交互指数（SFI），并使用决策树设定功能判别优先级，结合景观格局指数揭示了城乡“三生”空间的多尺度（全局、类别和斑块）分异特征。通过多源地理大数据的融合，充分利用不同数据的优势实现数据支撑内容的互补，从而实现对各基本判读单元功能属性的精准识别。研究发现：① 研究区全局尺度上存在城乡梯度差异。随城市化程度的升高呈现出空间类型多样性增加、同类空间聚集度降低、形状复杂度增加、地块密度增大等空间规律。② 类别尺度上空间功能结构差异显著。单一的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分别在乡村地域系统和城市地域系统中集中分布，单一生产空间在不同地域系统下的形态特征因主导产业不同而存在差异，融合空间的类型和形态特征存在典型城乡差异，交互空间具有“职—住”分离特征且广泛分布在城乡过渡带。③ 斑块尺度的景观指数，在更精细的角度辨析了“三生”空间各类别斑块的形态和功能组合特征，有效识别出具有最高空间多样性和最小空间聚集性的特殊城市功能区。本文通过创新数据融合方式，有效发挥了多源地理大数据的优势，实现了对复杂地域系统的“三生”空间功能判读，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化研究提供了科学支持。

居民数字胜任力作为个人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其地理分布与动态演变深刻影响区域发展格局，并日益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本文构建了中国居民数字胜任力与共同富裕的测量体系，通过理论框架深入探讨了数字胜任力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并采用时空分析、空间变差函数、Dagum基尼系数分解及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系统剖析了中国居民数字胜任力的时空特征及其对共同富裕的多维影响。研究发现：① 2016—2022年中国居民数字胜任力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但全国平均水平偏低。分维度时空演变趋势各异，数字内容创作能力和数字安全能力的下降需引起重视。② 居民数字胜任力的全国空间差异逐年缩小，但东西方向的空间分异依旧显著；沿海省份内部发展相对均衡，超变密度基尼系数对全国差距的贡献率最大且呈上升趋势。③ 在村居尺度上，数字胜任力的提升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内陆省份和乡村地区受益更为明显；这种促进作用通过人力、物质、金融、社会、心理等生计资本的中介机制实现，并在地区间表现出异质性。研究深化了对区域数字化发展及其鸿沟动态演变的理论认知，对促进居民数字胜任力均衡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面向人才红利新阶段，科学认识人才与空间的互动关系、深入解构人才流动机理，是引领地方人才建设新思路、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创新性地以“机会”为焦点挖掘空间新的内涵，以高校毕业生为对象，提出了一个量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空间的概念框架与动态方法，构建了首个城市尺度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地图，识别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时空分布与演化特征。研究发现：2005—2021年间中国城市机会指数均值增长了73.4%，但机会指数的普遍提升并没有带来机会空间的极化效应，城市间差距持续收缩；整体机会水平东西分化格局长期显著，空间分布主导模式由“沿海—内陆”分异向“中心—外围”模式转变；6个不同维度的机会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初次就业、环境宜人的增幅最大，且不同维度的机会呈现差异化的时空演化特征。基于不同的机会组合特征，本文识别出了6类机会地域类型，整体上以水平较低的3类机会地域类型为主，且6类就业机会地域类型的时空分布及动态转化较为活跃；“985”和“211”高校和普通本科高校毕业生的机会重要性差异主要体现在落户安家和社会融入两个机会维度，但两类高校毕业生对应城市就业机会空间分布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处于结构性调整时期，国际制裁呈现蔓延之势。本文基于全球制裁数据库将不同类型的制裁事件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全面剖析了1950—2022年国际制裁的时空规律及其对目标国（地区）的多维效应。研究发现：① 国际制裁规模由1950年的188项增加至2022年的12246项，尤其在“冷战”后呈现出“井喷式”增长。② 国际制裁的空间分布与“勃兰特线”高度契合，“冷战”期间美国阵营发起了约70%的制裁，“冷战”后“全球北方”国家（地区）发起了约90%的制裁。③ 国际制裁网络被少数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北方”国家（地区）所主导，并伴随着中国、印度等国家逐渐掌握了利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反制能力，“全球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单向的、非对称性的制裁关系，开始嬗变为更加复杂的、多极化的互动关系。④ 不同类型的国际制裁对目标国（地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多维影响效应均得到了验证。值得注意的是，军事制裁、经济制裁仅对“全球南方”国家（地区）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对“全球北方”国家（地区）并不显著。此外，经济制裁与国民总收入存在倒“U”型关系，社会制裁与国际难民数呈现“U”型关系。据此，为中国预防与应对制裁危机提出对策建议。

跨境河流的自然流动性跨越多个国家边界，将不同主权国家纳入统一的生态系统框架。这一地理特性使得水资源权属问题更加复杂，尤其是在全球水资源日益短缺和紧张的背景下，跨境河流管治已成为公共资源困境的典型代表。本文基于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为案例，结合多项数据库和社会经济数据，探讨流域国家集体身份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集体身份演变经历了萌芽期（1971—1991年）、形成期（1992—2014年）和发展期（2015—2022年）3个阶段。在此过程中，流域制度结构由初期非广泛性的管治机构逐步过渡到涵盖全流域的制度体系。议题逐渐多样化，合作协议数量稳步增长。合作态度经历了由普遍积极、差异化到趋同回暖的变化。② 经济依存是流域国家集体身份形成的核心因素。相似的外交立场有助于提升合作态度，对集体身份形成起到辅助作用。③ 极端天气和政治全球化对集体身份形成产生双重效应：极端天气增强合作意愿，但迫使流域国家将资源集中于国内恢复，增加了合作协议签署和议题扩展的复杂性。政治全球化推动了流域管治的制度化、合作常态化和议题扩展，但域外国家的介入加剧了流域国家合作态度的分歧。本文可丰富跨境河流研究的理论视角，为协同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集体行动提供支持。

科学认知地域功能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关系，对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以中国陆地边境地区为例，通过构建评价体系开展“安全稳定—对外开放—城乡发展—农业生产—生态保护”地域功能划分，并基于贝叶斯随机效应回归模型测算地域功能的多维协调指数，系统探讨其演化规律及空间差异。结果表明：① 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与生态保护功能整体增强，对外开放与城乡发展功能存在波动，而农业生产功能呈区域分化趋势。② 地域功能与社会协调水平逐步提升，经济协调水平下降，资源和环境协调水平略有下滑。根据地域功能演进规律及区域特性，将边境地区划分为5种发展类型：产业转型—功能放缓型、生态约束—功能缓升型、资源驱动—功能波动型、生态约束—功能放缓型、开放驱动—功能速升型。③ 地域功能协调度的组内差异波动上升，组间差异缩小，其中东北边境区域差异较大，而西南边境较小；组间差异的贡献率高于组内差异，主要来源于经济、社会与环境维度的不均衡。不同地域功能发展类型揭示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并为边境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产业转型升级、统筹资源—生态协同、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及深化跨境合作等策略支撑。

现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研究主要聚焦制度特征、宏观经济效应及贸易网络解析，而协定文本蕴含的地理属性及其引发的贸易效应尚未系统探讨。本文以RCEP自贸区为研究对象，分析RCEP实施对中国贸易格局的重塑效应，并运用改进GTAP模型进行验证，以期为深化贸易地理研究及中国引领RCEP实践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发现：① RCEP显著降低区域贸易成本。RCEP完全生效后，成员国间的平均关税将降至协定生效前的40.5%，进口与出口贸易便利化水平将分别提升34.3%和29.6%，但改善程度呈显著区域分异。② RCEP对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具有非对称促进作用，进口扩张效应强于出口，商品结构差异显著。③ RCEP将重塑中国对外贸易空间格局，推动RCEP内部贸易总额增长7.66%，RCEP外部贸易总额下降0.80%。④ RCEP对中国贸易格局的重塑是贸易创造、转移与挤占效应交织作用的结果。未来，中国可以深化区域关税协同与贸易便利化升级、强化产业竞争力并积极拓展多方贸易合作，以优化贸易布局。

当前中国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凸显，准确判断和认识这一矛盾的特征与变化对统筹城乡融合发展与促进区域土地公平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城乡比较视角建立了土地利用相对公平理论分析框架，探究了2004—2021年中国291个地级市单元城乡土地利用公平的时空特征、障碍因子及提出了优化路径。研究表明：① 2004—2021年中国城乡土地利用公平综合指数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空间上表现为“全局分散、局部集聚”的特征并逐渐显现出“经济依赖”的趋势。② 2004—2021年LISA时间路径长度显示部分地区城乡土地利用公平的空间结构波动较大，弯曲度表明城乡土地利用公平具有较强的时空依赖性与地域差异性，移动方向揭示城乡土地利用公平变迁具有较强的空间整合性，LISA时空跃迁则反映城乡土地利用公平的时空跃迁兼具惰性与活性。③ 2004—2021年因城镇化与工业化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产业结构调整“城进村衰”等现象是导致城乡土地利用不公平的关键因素。④ 城乡土地利用公平优化应以资源要素均衡流动和结构功能优势互补为关键突破点，按照“健体制优机制、补短板强弱项”的途径，推动资源要素在多决策过程、多利益主体与多尺度空间中自由流动与平等交换。

面向人地系统耦合科学前沿和耕地高水平保护高效率利用现实需求，迫切需要立足耕地利用系统的本质属性——多功能性，解析并测度中国社会经济快速转型期耕地利用系统韧性。遵循环境干扰—农业生产模式转型—耕地利用多功能变化—耕地利用系统韧性逻辑，提出了耕地利用系统韧性理论框架、曲线与测度模型，开展1988—2017年耕地利用系统韧性变化分析。结果表明：① 耕地利用多功能呈“两大段嵌套四小段”的变化特征；② 从1988—2002年到2003—2017年，全国层面的耕地利用系统韧性提高了15.66%，省域层面的韧性总体提高了10.66%，韧性高值区由西南、西北向中东部移动，在黄淮海地区（京津除外）及毗邻的中部省份形成高值集中连片区；③ 社会经济和公共政策环境因素对韧性变化具有重要影响，表现为人口密度上升、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制度实施—耕地利用目标调整—市场诱致性农业生产替代—农业专业化生产转向联合生产—耕地利用多元功能错位协同发展—耕地利用系统韧性提升的级联驱动作用。其中，人口压力触发的市场诱致性农业生产替代转变机制和经济—政策协同环境下的农业生产模式转型机制，是韧性变化的关键机制。此外，讨论了耕地利用系统韧性的提升政策建议、理论研究方法。

城乡融合发展是贯彻落实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路径，耕地流转市场的发展能够促进城乡间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和融合，对提升城乡生产效率和助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2009—2022年中国县域尺度的耕地流转市场进行研究，分析不同区域耕地流转市场化和耕地流转率的空间分布格局和聚类特征，运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等方法探究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耕地流转市场化和耕地流转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耕地流转市场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随时间变化逐渐由北向南扩散，形成多个市场化集聚区域。② 城乡融合发展促进耕地流转的市场化和提升流转率，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较高、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的地区，耕地流转市场更具有发展潜力；地形、人口和耕地资源禀赋影响耕地流转市场发展，平原地区更容易发生耕地流转。③ 不同地理区域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城乡融合发展显著促进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流转市场化和流转率的增加，在东北地区主要提升流转率，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明显。总之，耕地流转市场的发展有利于优化耕地资源配置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政府应当加强耕地流转的制度和财政支持，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农田光伏设施建设及其综合效应评价是涉及能源转型、粮食安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综合应用遥感与实地调研数据，本文分析了中国2010—2020年农田光伏设施的时空演化特征，并通过与普通耕地横向对比，以及设施建设前后纵向对比，系统评价了光伏设施建设对耕地生产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2010—2020年农田光伏设施总建设面积由0.6 km²高速增长至735.3 km²，10年增长超1200倍。空间分布以“胡焕庸线”为界，建设重心位于东部偏北地区。② 与普通耕地相比，光伏设施建设导致耕地总初级生产力平均下降47 gC m^-2 a^-1，降幅仅为3.7%。而基于时间尺度纵向对比，光伏设施建设后，耕地生产力可恢复甚至超过建设前水平。③ 光伏设施对建设前生产力较高的耕地负面影响较大，而干旱—半干旱区、作物类型为玉米、小麦的耕地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小。④ 合理的设施面积与密度，更加规则的形状特征，有利于消减光伏设施建设对耕地生产力的负面影响。整体来看，农田光伏设施对耕地生产力的影响处于可控区间，并未显著威胁到粮食生产安全目标。本文研究结论可为光伏设施空间选址规划提供学术支撑，为协同推进能源转型、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提供决策依据。

确定南方典型干旱区耕地最佳种植决策方案及最优空间布局，对水土资源科学配置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湖南衡邵干旱走廊为例，遵循以水定地原则并在1980—2020年基准气象站点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及农业社会经济等数据支持下，揭示不同种植条件下的耕地水分供需关系，综合考虑经济、生态、节水效益以及粮食安全等数量优化目标，同时兼顾水分灌溉需求和地块紧凑性，实现耕地种植模式适水调控。结果表明：① 耕地水分供需的时空相异性，导致了不同作物的水分供需状态存在显著差异。双季稻和单季稻全生育期内水分供需态势较为严峻，多年净灌溉需水均值分别达到了303.68 mm和257.00 mm，而旱生作物的水分供需矛盾较为缓和；② 耕地种植调控方向为适度控制单季稻面积、调减旱作物种植比例，在设定节水目标并实现优化调控后，能够显著提高耕地生产的综合效益，其中经济主导情景的预期经济效益可提升6.83%，其他情景的产量效益和经济效益也都有明显提升；③ 优化后的作物种植区与水分高适宜区相匹配且田块空间集聚，能够为探究最佳种植模式提供依据。针对不同发展情景，将当地种植模式划分为作物稳产区、轮作区、优势产区和自适应产区，并提出统筹数量结构和空间布局的种植模式调控路径。研究可为推进当地乃至湖南省耕地三位一体保护和农业发展转型提供依据。

特色种植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重点，探讨特色种植业如何促进乡村振兴，对带动乡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乡村繁荣以及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三峡库区奉节县长江河谷带11个典型乡镇的脐橙种植业为例，运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移动窗口法、耦合协调度等方法，揭示奉节县特色种植业发展引起土地利用转型进而促进乡村振兴的过程。结果表明：① 奉节县特色种植业主要分布在高程200~600 m、坡度20°~30°范围内，以河谷为中心向两侧延展，并沿斜坡向低山区扩展，形成河谷及其两侧坡地的优势景观。② 2000—2020年奉节县土地利用类型中脐橙园地、林地和撂荒地面积增加，耕地草地面积减少。研究区11乡镇的景观格局主要表现为由耕地到果园的转变。③ 2000—2020年研究区11个乡镇特色种植业—土地利用景观格局转型—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由基本协调转为中度协调，耦合协调度值呈上升态势，失调乡镇数量减少。④ 2000—2020年研究区特色产业发展总体上受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驱动，其中，政府需求变动和农户需求变化是根本因素。本文的研究框架及研究结果可为相关研究以及制定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