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LUCC）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本文采用相同空间分辨率的卫星遥感信息源和相同的技术方法，对中国1980 年代末到2010 年土地利用变化数据进行定期更新。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发展土地利用动态区划的方法，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与时空特征。我们发现：1990-2010 年的20 年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南减北增，总量基本持衡，新增耕地的重心逐步由东北向西北移动”是耕地变化的基本特征；“扩展提速，东部为重心，向中西部蔓延”是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的基本特征；“林地前减后增，荒漠前增后减，草地持续减少”是非人工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主要特征。20 世纪末与21 世纪初两个10 年相比，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空间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原有的13 个土地利用变化区划单元演变为15 个单元，且部分区划单元边界发生变化。主要变化格局特征为黄淮海地区、东南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四川盆地城镇工矿用地呈现明显的加速扩张态势；北方地区耕地开垦重心由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转向西北绿洲农业区；东北地区旱作耕地持续转变为水田；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南部、黄土高原和西南山地退耕还林还草效果初显。近20 年间，尽管气候变化对北方地区的耕地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但政策调控和经济驱动仍然是导致我国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2000 年后的第一个10 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人为驱动因素已由单向国土开发为主，转变为开发与保护并重。在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方法方面，应用“动态区划法”开展世纪之交两个10 年中国LUCC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有效揭示了20 年来中国LUCC“格局的变化过程”，即动态区划边界的推移、区划单元内部特征的变化与单元的消长等；以及“变化过程的格局”，即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与特征的分阶段区域差异，清晰刻画了LUCC动态区划中区划单元的消长，单元边界的变动，以及前后10 年的变化强度特征，揭示了土地利用“格局”与“过程”之间的交替转化规律，以及不同类型和区域的变化原因，证明了该分析方法的有效性。

基于1982-2006 年的GIMMS NDVI 数据和2001-2010 年的MODIS NDVI 数据反演中国草地覆盖度的空间格局和变化趋势，结合1982-2010 年中国气象站点气温和降水数据，分别从不同时空尺度和不同草地类型上分析中国草地覆盖度的年际和月际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1） 1982-2010 年间中国草地分布区气温呈上升趋势（0.04 ℃/年），降水量呈减少趋势（-0.39 mm/年），西北干旱区气候暖湿化趋势明显。（2） 中国草地覆盖度空间上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特征，29 年间草地覆盖度平均值为34%，坡面草地覆盖度最高为61.4%，荒漠草地覆盖度最低为17.1%。（3） 29 年间中国草地覆盖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平均为0.17%/年，西北干旱和青藏高原地区草地覆盖度增加趋势明显。坡面草地覆盖度增加趋势最明显，平均值为0.27%/年，平原草地和草甸增加趋势较小，平均值仅为0.11%/年和0.10%/年。总体上，中国草地覆盖度呈极显著增加（46.03%） 和显著增加的面积比例（11%）大于极显著减少（4.1%）和显著减少的面积比例（3.24%）。（4） 从年际变化上，草地覆盖度与气温和降水量均呈不显著正相关（R = 0.21；R = 0.1）；从不同草地类型上，荒漠草地和平原草地覆盖度受降水量影响较大，而高山亚高山草甸、高山亚高山草地、坡面草地和草甸覆盖度与温度相关性较大。（5） 从月际变化上，草地覆盖度与当月气温、降水量具有显著的相关性（R = 0.80；R = 0.76），表明水热因子的季节波动对牧草生长的影响更大；并且所有类型植被覆盖度与前一月气温和降水量的相关系数最大，表现出明显的时滞效应。

针对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植被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薄弱环节，利用MSS、TM和环境星CCD等多源遥感数据，运用相邻图幅递进回归分析消除时相差异后反演植被盖度，人机交互式解译土地利用，研究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渭河段） 1978-2010 年间3 个时期土地利用对植被盖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 研究区内植被盖度已显著恢复，植被变化有较强的波动性和异质性；（2） 土地利用已发生明显变化，土地利用变化有较强的时空分异特征；（3） 土地利用转型和渐变均有利于促进植被盖度恢复，但土地利用转型对植被恢复的贡献更突出；（4） 土地利用对植被盖度的影响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区域植被持续恢复迫切需要有针对性的土地利用转型与生态系统优化策略。

运用土地利用变化重要性指数（C_i）、土地利用变化面积比重（D）和林草植被变化指数（I）等3 个指标，基于干湿条件、地貌类型与坡度坡向，由宏观到微观，分析黄河河口镇—潼关区间1998-2010 年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类型、变化的剧烈程度以及林草植被变化程度，以期为评价退耕还林（还草） 政策在黄河河口镇—潼关区间的实施效果提供参考。结果表明：① 1998-2010 年，土地利用变化面积占总面积的19.19%，高覆盖度草地、有林地、其它林地面积明显增加，低覆盖度草地、农用地面积明显减少，土地利用变化十分显著；② 空间上，土地利用变化主要发生在35°~38°N的区域，包括黄河以西的泾河支流马莲河流域、北洛河流域、延河流域、清涧河流域、无定河上中游区，以及黄河以东的沿黄区域；③ 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低覆盖度草地转化为中覆盖度草地、中覆盖度草地转化为高覆盖度草地、农用地转化为其它林地、灌木林地转化为有林地是土地变化的主要类型；④ 土地利用变化呈现明显的干湿、地貌和坡度差异，但无明显的坡向差异。

土地利用变化是反映人类活动程度的重要因子，分析土地利用时空变化规律，是揭示人类活动程度的有效方式。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支持下，采用人机交互图像处理方法获取北洛河流域1976 年、1998 年和2010 年土地利用数据；从土地利用变化速度、转移方向和土地利用程度方面，全面分析1976 年以来北洛河流域人类活动作用下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规律。结果表明：① 1976-1998 年和1998-2010 年间北洛河流域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从0.61 增加到6.66；耕地和草地面积减少，减小速度分别从2.00%和2.69%增加到26.20%和23.33%，林地和城乡工矿居民用地面积增加，前者增加速度从5.93%增加到59.68%，后者增加速度从6.59%减小到3.52%。② 两个时段土地利用类型转移方向都呈现出耕地和草地主要转化为林地，少部分耕地转化为城乡工矿居民用地的特点；③ 流域各县土地利用程度综合变化指数从-2~1 之间，扩大为-27~4 之间。证明流域内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逐渐增大；主要表现为耕地、草地、林地和城乡工矿居民用地的相互转化；影响区域主要分布在流域上游吴旗县、富县、甘泉、黄陵县和洛川县；而人类活动作用导致的林地面积增大程度远远大于耕地和草地面积减小和城乡工矿居民用地面积增加程度。

选用Landsat TM、环境星CCD、SPOT4 和资源三号卫星影像等多源地学数据，通过人机交互式解译和修订土地利用与梯田数据，提出用相邻图幅递进回归分析法消除NDVI时相差异后反演植被盖度，构建起退耕还林还草面积比例、植被盖度均值变化量和有效梯田累计保存面积比例3 个坡面特征变化指示参数后，运用综合聚类分析和多要素贡献率模型研究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的流域坡面水保措施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 1998-2010 年间研究区内流域坡面水保措施变化显著，平均退耕还林还草面积比例为5.55%，平均林草植被盖度均值增加20.63%，平均有效梯田累计保存面积比例达6.25%；（2） 多要素水保措施变化共同作用下的流域坡面变化特征主要有7 种类型，即植被盖度变化主导型、植被—土地变化主导型、土地—植被变化主导型、植被—梯田变化主导型、梯田—植被变化主导型、梯田面积变化主导型和多要素变化共同主导型；（3） 不同类型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地貌背景差异，后续研究应结合流域坡面变化特征及其地貌格局来优化配置水保措施，并合理估计水沙模型模拟的敏感性参数。

利用2011 年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中4157 座骨干坝数据、1989 年陕北淤地坝调查中1640座中小坝数据，分别计算了1950-2011 年期间骨干坝、1956-1989 年期间中小坝的逐年平均淤积比例，得到截至2011 年，1980 年前修建骨干坝的平均淤积比例基本稳定，平均值为0.77，1980 年后开始逐渐下降；截至1989 年，1980 年前修建中小坝的平均淤积比例基本稳定，平均值为0.88，1980 年后开始逐渐下降的变化趋势，确定平均淤积比例0.77、0.88 分别为骨干坝、中小坝拦沙能力失效的判断标准。利用陕北淤地坝调查数据计算得到的骨干坝拦沙功能失效判断一致；在无定河、延河流域，水文站输沙数据的变化趋势与淤地坝是否拦沙显著相关。最后从淤地坝工程结构的角度，剖析了排水排沙位置的改变是判断标准形成的原因。

大尺度植被冠层截留降水定量模拟与分析是揭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综合作用下区域水沙变化机制的重要研究内容。以黄河中游河口镇—潼关区间为研究区，耦合遥感等空间数据与植被冠层截留估算模型，利用地面监测站点降水数据、GLASS叶面积指数遥感数据和地理信息空间分析技术，定量模拟和分析了黄河中游20 世纪80 年代以来3 个典型年份的地表植被冠层截留降水及其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特别是20 世纪末实施的生态修复政策，使得黄河中游叶面积指数显著提高,植被覆盖明显改善；（2）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黄河中游植被冠层截留降水发生了明显变化，1984 年、1995 年和2010 年研究区植被冠层截留降水量区域年平均值分别为19.57 mm、13.66 mm和22.68 mm，截留率分别为3.24%、3.32%和4.92%；（3） 黄河中游植被冠层截留降水特征及其变化受降水特征和地表植被状况共同影响，其中，降水量是决定植被冠层截留降水特征的控制性因素，而叶面积指数年际变化是影响植被冠层截留降水特征变化的主要因素。

暴雨中心的空间分布是影响小流域暴雨洪水过程模拟精度的关键要素。不同模型构建方式对降雨空间异质性的响应差异很大，选择恰当的水文模型构建方式对提高模型计算效率，减少降雨空间异质性对模型的影响从而提高预测精度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基于刘昌明提出的适用于黄土高原超渗产流机制的LCM （Liu Changming Model）模型，分别构建了集总式、半分布式和全分布式的暴雨—径流模型，旨在比较分析不同模型构建方式对于降雨空间异质性的响应及其对模拟精度和计算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分布式构建模拟精度最高，纳什效率系数达到0.81，相关系数达到0.82；集总式构建计算时间最短；相比较而言，半分布式构建方法纳什效率系数达到0.78，主峰值模拟精度分别达到76.1%和65.8%。总体上，全分布式构建方法模拟精度最高，集总式计算耗时最短效率最高，半分布式在保持较高模拟精度的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计算效率。

本文沿着地理学语言的演化过程，讨论了地理学中尺度概念的演变；针对虚拟地理环境的框架结构，依据尺度概念的维度、类别和组成因素分析了四组尺度适宜性问题，并讨论了在虚拟地理环境搭建和应用过程中各种尺度适宜性之间的关系。以香港区域气象过程模拟为例，应用多尺度地形数据和模型，简要分析了在空间维上，测量尺度类别中组成因素（分辨率） 层次的尺度适宜性。该案例不只表明尺度适宜性对动态地理过程问题求解的重要影响，同时表明对尺度适宜性的讨论有助于其认知与分解，丰富虚拟地理环境的理论与方法。

基于“Bookkeeping”模型，对1975-2005 年期间新疆耕地变化对区域碳平衡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荒漠土地开垦和耕地转移是新疆耕地变化的两种主要方式，1975-2005 年这两种耕地变化方式使新疆碳储量增加了20.6 Tg C，其中土地开垦使区域碳储量增加了51.8 Tg C，而耕地转移则向大气排放了31.2 Tg C。在1975-1985 年期间，新疆耕地大规模转移，区域碳储量的变化趋势受耕地转移的影响较大；1985 年后随新疆土地开垦规模的增加，碳储量变化趋势主要受土地开垦影响。30 年间，新疆碳储量增加主要是由草地开垦为耕地引起，而耕地转移为草地是新疆碳储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新疆地区进行合理的水土开发活动有利于区域碳固定，且长期的耕作管理活动会进一步增强耕地的碳汇功能。

基于省际水足迹和灰色水足迹等的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带有考虑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了1997-2011 年中国31 个省市区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建立基于经济—空间距离函数的空间权重矩阵，探讨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空间自相关关系；利用绝对β趋同模型验证水资源利用效率增长趋势存在绝对β趋同，考虑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情况下达到1/2 趋同程度的时间分别约为52.6 和5.6 年；运用空间Durbin 计量模型研究了中国省际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 考虑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中国省际水资源利用效率都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2） 考虑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空间自回归系数ρ分别为0.278 和0.507，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3） 考虑非期望产出情况下中国各省市的教育经费、交通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用水比重因素正向影响水资源利用效率，外商直接投资、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人均用水量、降水总量因素负向影响水资源利用效率；（4） 不考虑非期望产出情况下中国各省市的劳均GDP因素较大正向显著影响，而交通基础设施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因素变为不显著影响；（5） 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测度对中国水资源真实利用情况出现偏差估计及对政策制定产生误导，考虑环境因素到水资源利用效率测度更为合理。

根据美国Smithsonian 研究院全球火山计划发布的火山喷发年表，提取了1750-2010 年逐次强火山喷发（火山爆发强度指数VEI ≥ 4）事件的详细资料，按照地理纬度、海拔高度、发生年份及月份等要素进行分类统计，分析了1750 年以来的全球强火山喷发的主要特征。结果表明：1750-2010 年间强火山喷发多集中于环太平洋火山带以及苏门答腊岛—爪哇岛火山带上，并以赤道两侧地区（10°N~10°S）最多；1000~2000 m海拔高度上易多发强火山喷发事件；1 月和4 月是强火山喷发最为集中的月份，夏半年（4-9 月）较冬半年（10 月-次年3 月）发生次数略多；强火山喷发具有15~25 年和35~50 年的年代际周期，且1870 年以后强火山喷发周期变化较之前更为频繁，其中1750-1760 年、1776-1795 年、1811-1830 年、1871-1890 年、1911-1920年及1981-1995年强火山事件相对多发，其他时段则相对少发。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理论,本文改进了测度出口引致区域碳排放直接、间接、溢出和反馈四种空间效应公式,并将测度经济发展的溢出和反馈理念扩展到出口对区域间碳排放双向影响的研究中。研究结果显示,1997-2007年全国实际出口引致8区域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均有所下降,除了北部沿海区域和西北区域,其他6个区域的间接效应也均有所下降。大部分沿海地区出口引致碳排放的溢出效应较高,北部和东部沿海区域由于与内地地区经济联系密切所受到的反馈效应也较高,但南部沿海区域由于加工贸易比重较高,所受到反馈效应相对少一些,京津区域由于城市职能定位经济辐射有限,所受到的反馈效应最低。内陆地区由于长期以来作为沿海地区的能源资源供应地以及对国内市场的依赖,出口引致碳排放的反馈效应普遍较高,其中西北和中部区域较为明显。注重区域间横向联合减排以及适宜性的区域减排政策有助于全国整体减排目标的实现。

本文对中国的能源输出大省和能源输入大省进行了界定,运用DEA方法测度了2000-2010年能源输出和输入大省的能源消费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及节能潜力,对能源输出和输入大省的能源消费经济绩效、环境绩效特征进行系统归纳和比较,分析能源消费绩效形成原因,并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2000-2010年能源输出和输入大省的能源消费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变化趋势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提高能源输出和输入大省能源消费绩效的对策措施。研究结果表明：① 能源输出大省的能源消费绩效未达最优主要受规模效率制约,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对能源输入大省能源消费绩效未达最优的共同制约比较明显;② 能源输出大省的整体能源消费经济绩效改善落后于能源输入大省,但在环境绩效改善方面能源输出大省整体上强于能源输入大省;③ 技术进步是决定能源输出和输入大省能源消费绩效变化趋势的关键;④ 半数能源输出大省和大部分能源输入大省存在投入冗余现象,基于环境产出投入冗余远高于基于经济产出投入冗余,尤其是能源输入大省。

区域碳收支核算是当前全球气候变化与碳排放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开展县域空间碳收支与碳平衡研究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构建县级尺度碳效率和碳生态压力评估的方法,而且对于县域空间碳补偿及低碳发展策略的制定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2009 年中原经济区县域单元的各种统计数据及土地利用数据,对县域空间的碳收支状况进行了核算分析,并在碳平衡分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原经济区主体功能区优化的思路和政策建议.主要结论:① 中原经济区2009 年碳吸收和碳排放总量分别为1.3 亿t 和2.1 亿t.碳排放量基本呈现“从市辖区到周边县(市) 逐渐降低”的规律;碳吸收量的分布具有“西北低、东南高”的特点;②县域空间碳补偿率的分布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人均GDP 越高的地区,其碳补偿率往往越低;反之,碳补偿率越高;③ 由于县域单元碳源/汇具有较大的空间差异,中原经济区县域空间的碳排放经济贡献率和碳生态容量存在明显不匹配现象;④ 基于碳平衡分析,本文将中原经济区县域空间划分为碳强度控制区、碳收支平衡区、碳汇功能区、碳总量控制区及低碳优化区等5 类区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原经济区主体功能区优化的思路及低碳发展策略.

区域旅游业碳排放测度是分解旅游业减碳任务的需要。依托1997年、2002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和旅游终端收入,以江苏省为案例地,测度了旅游业各部门包括直接和间接碳排放的旅游业碳排放总量,并利用LMDI分解了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旅游业碳排放总量增长较快,较均衡分布于各部门,绝大多数来自间接层面;国内游客的碳排放总量显著高于入境游客,但前者的每人次碳排放远低于后者,也远低于发达国家,还低于发展中国家;省内各地区的碳排放总量和每人次碳排放均存在着显著差异;游客规模不断扩大和旅游消费水平持续提高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能源强度下降和能源结构调整则对碳排放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收入结构变动作用具有一定的阶段波动性特征。结果表明,旅游业减碳不仅需各部门共同分担,更依赖向其提供中间产品的关联产业的大力联动;国内游客是主要碳源,需要大量排放空间;游客每人次碳排放高的地区应承担较大的减排责任;降低能源利用强度和引导旅游消费低碳发展,是旅游业碳减排的主要方向。

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地理学家纷纷开始回顾本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中国经济地理学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派”,并开始国际化。科学认识和总结中国经济地理学取得成就、发展过程和特点是推进学科发展的前提。为此,在阐释经济地理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功能基础上,以中文核心期刊和SSCI数据有关中国经济地理研究论文为依据,借助于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和工具,刻画了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总体情况、研究团队发展情况、研究热点及主要研究方向进展,揭示了中国经济地理学演进的基本规律性。论文关键词共现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具有很强的问题导向性,很好地引领和回应了中国区域发展的需要。高产作者合作网络表明：经济地理学与城市地理学研究相互影响,密不可分;同时,中国经济地理学界已形成了具有明确研究传统的研究团队。海外学者和中国学者有关中国发表的SSCI高被引论文引文图谱分析表明：尽管国际上有关中国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要由海外华人学者主导,但中国本土学者在重要理论范式构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上述科学计量分析基础上,并结合专家咨询意见,总结了区域差异、产业聚集、空间联系研究、区位论与产业布局研究、交通地理、生产者服务业、功能区划与典型地区规划、能源与碳排放、贸易与投资、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等经济地理学分支研究领域进展和发展趋势。最后提出,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妥善处理好继承优良传统与锐利进取自由探索、具体研究方向与学科发展、处理好区域性研究与理论深化、人文与经济等关系。

引入“生活质量理论”,基于乡村聚落空间与生活质量的双向循环互动机理,从乡村聚落空间功能整合、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尺度调控等三个方面研究乡村聚落空间优化问题,试图构建有效提高生活质量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框架与模式。研究认为：① 聚落是生活质量的空间载体,生活质量是聚落的本质内容,乡村聚落与生活质量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聚落空间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前提。② 乡村聚落空间功能类型可以划分为生计维持型功能、产业发展型功能与品质提升型功能,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功能优化,重点在于提升生计维持型功能,整合产业发展型功能,植入品质提升型功能。③ 乡村聚落空间结构优化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要促进居住空间、农业空间、工业空间有机集聚,社会交往空间、休闲空间、服务空间有机疏散,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有机均衡,以实现聚落内部空间类型比例合理化与组合最优化;二是要通过聚居区位转换与聚落职能调整,移拆部分衰落村落,保留部分一般村落,扩大部分重点村落,新建部分新型村落,形成“综合村—特色村”的功能结构等级,构建以乡村公路为链接的聚落体系空间组织模式。④ RROD模式是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理想模式,该模式的构建要合理确定聚落单体的规模尺度与聚落之间的距离尺度,引导形成结构合理、设施配套、功能完备、分布有序的RROD和RROD体系。

中国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过程,2011年全国城镇人口已达6.91亿人,城镇化率攀升至51.27%。按2030年城镇化水平到70%计算,还将有接近3亿人口从农村流动至城市。与此同时,由于总生育率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以及社会思潮的共同作用,人口自然增长率正在减少,“单独二胎”政策即是国家对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战略调整。由此可见,对正处在城镇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加速推进的中国而言,人口自然增长与空间迁移正在且必将持续重塑人口空间格局,因而科学地认识中国人口自然增长和空间迁移的区域差异、准确地把握人口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趋势,对于科学编制城镇化发展、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各类空间规划和制订流动人口、区域协作等各项空间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一种全新的自上而下的人口预测方法,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和空间迁移两种影响因素,着重对一级单元 (全国) 和次级单元 (省级) 在2010-2050年间的人口总量进行预测,并进一步研判我国人口空间格局的发展情景和演化特征：从各省人口密度变化来看,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密度继续保持了东部高、中部次之、东北再次、西部最低的总体格局。东部省份中上海、北京、天津及江苏的人口密度始终保持在一至四位,最末三位依次是新疆、青海和西藏。根据本文提出的省际人口变化强度及其主导类型的测算指标和量化结果,可将中国划分为人口快速变化区 (净迁入主导型、净迁出主导型、自然增长主导型)、人口低速变化区 (净迁入型、净迁出型) 以及人口平稳区。净迁入主导型人口快速变化区将吸纳99%的未来新增流动人口,其中上海、北京、浙江至2030年时人口密度达到顶峰,而广东的人口密度持续增加到2035年;净迁出主导型人口快速变化区,包括河南、安徽、重庆、湖北,75%的新增流动人口将由此类型区域迁出;辽宁和山东同属于自然增长主导型人口快速变化区,其新增流动人口比重极小,由人口自然增长变化主导区域的人口快速变化态势。在低速变化区中,除福建和海南作为少有的流动人口净迁入型省份,其余省份人口密度不断降低则缘于大量的劳动力输出和逐渐走低的生育率;大部西北和西南省份属于人口平稳区,其人口密度呈现出稳中有减的态势,人口密度平均值大多在100人/km²以下。

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北京全域乡镇街道尺度人口空间变化格局特征,并借助CA-MAS模型对未来城市人口格局进行情景模拟,以期增进对北京人口时空动态的认识,为北京城市管理决策和宏观调控提供科学参考。研究表明：① 2000-2010年,北京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3.5%,年均增加近60万人,是同期我国人口增长最快的特大城市之一;② 北京全域人口变化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圈层式特征,集中表现为中心区人口增长几乎停滞、近郊区人口快速增长、远郊城市发展新区人口高速增长、远郊生态涵养区往往仅区县政府驻地及重点乡镇人口明显增长;③ 基于CA-MAS的情景模拟分析表明,在自发布局情景下,就业机会进一步向城市中心集聚,人口居住不断郊区化,这将增大城市的通勤压力,加剧城市交通拥堵状况,而通过调整就业参数,强化工作地居住功能的引导政策,则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城市内部空间尺度产城失衡的问题,可促进小城镇群的形成,有利于降低城市通勤压力,发挥城市的辐射和扩散作用。本文认为,为实现北京人口空间布局优化,应着力促进就业与居住相协调,推动区域间公共资源均等化,规划多中心组团发展。

现代交通方式产生之前,传统道路设施及道路运输是主要交通方式,成为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联系的主要途径,本文力图探究道路设施网络的长期演化规律。为此,本文以具有国家意义的“国道”为研究对象,以商周以来3500年为时间尺度,设计了道路网发育指标和可达性—最短距离模型;刻画了中国道路网的拓展和演化过程,总结各时期的发展特征、空间格局及模式,揭示演变规律;评价了道路网的结构特征、成熟水平与连通性,分析各时期的可达性格局及演变,识别可达性优势与劣势区域;考察了道路网演变与中国社会—经济系统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中国道路网遵循了“内陆扩张”模式尤其从内陆向边疆拓展,可达性形成明显的“核心—边缘”中心圈层格局,并同国防建设和国家集权、邮驿系统、贸易运输有紧密关系。

中国的南沙群岛位于南海南部,岛礁星罗棋布,但受到岛礁自身面积及其他自然条件的限制,自持力和承载能力都较差,需要外界的持续补给才能维持大量人口的活动。南沙岛礁远离大陆,分布于被称为“危险地带”的珊瑚礁丛中,补给受到很大影响。目前,南沙群岛的岛礁部分被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非法侵占,这些被其他国家非法控制的岛屿和沙洲的控制态势对其周边的海域产生一定的控制,并且将对通过的船舶产生较大的影响。针对南沙岛礁补给困难和控制态势复杂的现状,本文从南沙岛礁的自然条件和控制态势入手,提出了一种基于最小累积成本距离和加权Voronoi图的综合可达性指数,通过建立水深与航行成本的分级对应关系,构建了南沙岛礁及周边港口可达性评价模型,计算了南沙23个岛礁和周边国家9个重要港口之间的综合可达性指数,通过分析南沙主要岛礁和周边国家重要港口之间的综合可达性的优劣,可以为中国在南沙建设补给和中转基地选址提供决策参考。可以为中国开发和管理南沙群岛、制定海洋发展战略提供依据。

梳理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需要说明近年代表性的研究课题或著述与文化地理学学科体系之间的关系。1990-2005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主要从五个文化地理学主题开展研究。然而这五个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十分清晰,也没有说清主要概念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首先搭建文化地理学的“学科树”。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地方和区域”,文化地理学的目标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地方”的形成机制。本文将这个研究目标作为文化地理学“学科树”的主干,此外建立了“层间关系”和“尺度转换”两个分支,它们是探究地方性的两类方法。本文其次将文化地理学涉及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分别挂在主干和两个分支上,并努力呈现出主要概念和理论出现的先后顺序,揭示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进程。本文最后用“学科树”,分析了中国大陆主要文化地理学研究者自己提出的代表性著述。分析的结果是：第一,关于地方形成机制的案例类型多样,多是基于结构主义认识论的分析。第二,关于层间关系的研究已经突破了自然与文化两层关系的分析,延展到文化各层之间的关系。第三,在不同尺度文化区转换的领域研究较薄弱。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华外国人也日益增多。其中部分开始由短期滞在转向长期居留,日本人为典型之一。外国人居留模式的变化,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及空间景观带来前所未有的诸多影响,族裔经济的出现即是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本文在此背景下,运用实地调查、问卷与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实证了在广州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形成,探讨了其规模、行业分布、形成过程及运作模式,通过案例剖析揭示了新时期在华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在广州日本族裔经济体系业已形成,并且其仍在发展壮大之中。广州的日本移民对族裔经济依赖度高,族裔经济不仅是其生活的支撑,同时也是保持族裔身份认同的工具。广州日本族裔经济具有自我服务、本地植根的特征,同时族裔经济的发展在空间上也带来族裔景观,如广州的天河北地区即是一例。这些变化给中国的国际化城市建设和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中国各大城市交通供求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凸显,如何科学合理地分析、预测、引导交通出行需求已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西方对城市居民出行需求的研究已经由基于出行的分析转向基于活动的分析,并且认为家内/家外活动决策与出行需求的产生密切相关;而国内少有从家内/家外活动时间分配的视角透视居民出行需求的产生机理的研究。基于2012年北京市居民日常活动与交通出行调查所采集的第一手数据,本研究以北京上地—清河地区为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工作日与休息日家内/家外的非工作活动的时间分配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此尝试对居民非工作出行需求的产生机理进行解读。研究表明：家内活动与家外活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家内/家外非工作活动时间分配受到工作与通勤时长、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并且不同类型的非工作活动的家内/家外时间分配存在内生联系。研究结果将为居民出行需求预测与引导提供参考依据。

门户社区毗邻风景区且处于其出入口位置,在旅游发展中面临特殊的机遇和难题.依据社会交换理论,选择“社区参与度”、“居住区条件”、“对旅游机构信任度”、“旅游利益感知”、“旅游成本感知”、“社区满意度”和“旅游支持度”7 个结构变量构建社区旅游支持度测度模型,以黄山风景区的4 个门户社区为研究案例,对该模型进行检验,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因子分析,探讨模型内各变量对社区旅游支持度发挥作用的路径及造成同一风景区不同门户社区支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体而言,旅游利益感知和社区满意度对旅游支持度有正向影响;居住区条件、对旅游机构信任度和社区满意度对旅游利益感知有正向影响;社区参与度、居住区条件和对旅游机构信任度对社区满意度有正向影响.社区参与度对旅游利益感知正向影响不显著,旅游成本感知这一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关系不大.②各地居民感知和旅游支持度存在差异,南门汤口各维度总体得分最高,北门甘棠—耿城次之,东门谭家桥第三,西门焦村得分最低.③ 门户社区与黄山风景区的空间关系、区位条件与交通格局、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造成了各门户社区旅游支持度的差异.

在空间与旅游地空间的相关研究中,社区居民及其日常生活所扮演的角色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而本文试图转向微观层面,关注空间演化中居民与日常生活的力量.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核心区马降龙村为例,运用观察法与访谈法,探索由旅游发展所推动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的现象与特征.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与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讨论在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居民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对抗政府与景区管理主体构想的空间表征,体现具有反抗性的表征空间.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反抗性的表征空间表现出嵌入、抵制、进攻性抵制、反噬、再生等形式.现阶段,低度开发水平下居民与政府及景区管理主体的对抗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长期看来景区组织与居民角色的特性,以及对土地的掌控保障了反抗潜力的延续.而旅游社区的空间秩序最终将在所有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协商中形成.旅游发展中居民扮演的角色影响其协商能力,造成不同的行动机制与意义.旅游社区空间活力最终在多主体、多目标的空间生产过程中激发,这一过程始终展现出日常生活的创造力.

从黄土高原不同地貌区降雨产流机制入手,分析了林草植被影响流域水循环的可能环节;利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和植被盖度解译成果,以及同期实测的降雨和径流数据、供用水数据等,引入林草植被覆盖率、径流系数、产洪系数和基流系数等概念,从流域尺度上构建了林草植被覆盖率与河川径流的定量响应关系,结果发现,在半湿润或半干旱的黄土区,径流系数和产洪系数都将随林草植被的改善而减少,气候越干旱、径流或洪量减少越多;与同气候带的黄土区相比,盖沙黄土区林草植被改善所导致的减水量更大。不过,当林草植被覆盖率大于60%后,产洪系数变化减缓;最终河川径流将稳定在大于基流的某阈值附近。

本文论述东北平原及毗邻地区黑龙江中游的第四纪水文网变迁与时代。首次完整、系统提出下松花江溯源侵蚀切穿佳~依分水岭,袭夺了上松花江、牡丹江形成松花江的袭夺水系。黑龙江中游由于三江平原平均每年以1~6 mm速度下沉,下黑龙江溯源侵蚀,切穿了中俄境内的小兴安岭,形成萝北—嘉荫峡谷,袭夺了上黑龙江、结雅河和布列亚河,形成黑龙江袭夺水系。根据依兰达连河煤矿钻孔岩芯岩相分析,发现在古近纪和新近纪时在达连河—祥顺地区有一古大湖,上松花江和牡丹江流向该大湖,沉积了厚700~1000多米的湖河相碎屑岩含煤地层。后因伊通—依兰裂谷上升,下松花江溯源侵蚀,袭夺了流向该大湖的上松花江和牡丹江。所以松花江和牡丹江从来没有向西流向松嫩平原。松花江和黑龙江袭夺水系的形成时期是在上新世末—早更新世初。此后,松辽平原偏西区域从早更新世至中更新世末形成古大湖,周围河流流向该大湖,呈向心状水系,从松辽平原湖相黏土层分布和古地磁测年确定,至中更新世末该古大湖衰亡。晚更新世以来松辽平原进入河流发展时期,松辽分水岭缓慢上升,并不断北移。黄、渤海在20年内下沉了60 mm,辽河溯源侵蚀,袭夺了东、西辽河。从此形成了辽河与松花江水系的基本格局。

近年来长江流域入海沙量呈现阶梯性减小趋势,三峡水库蓄水后加剧了这一减小趋势,并通过传递效应影响河口悬沙浓度变化。基于长江口1950-2013年悬沙浓度数据,结果表明：① 长江口南支河段及口外海域悬沙浓度为减小趋势,且越向海域减幅越小,同时与流域入海沙量减幅差距加大;② 北支优势流变化不大,但悬沙浓度为减小趋势,主要为南支和海域大环境悬沙浓度减小所致;③ 拦门沙河段悬沙浓度的峰值区域因径流减小、潮流相对增强,2003-2012年较1984-2002年期间峰值位置向口内上溯约1/6经度,上溯距离洪季 > 年均 > 枯季;④ 1999-2009年南槽进口悬沙浓度减小,主要是再悬浮和滩槽交换引起的悬沙浓度增量小于流域和海域悬沙浓度锐减引起的减量,中段该作用相反,悬沙浓度为增加趋势;⑤ 北槽进口由于分流分沙比减小、流域和海域悬沙浓度减小及再悬浮量减小等综合影响下,1999-2012年逐年的8月份悬沙浓度呈减小趋势,中段越堤沙量作用明显高于外部坏境引起的减小量,为增加趋势。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现已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热点。回顾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历程可以发现,研究范式正在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综合研究范式转向。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更加重视时空异质性、更加关注流动性与区域效应,更加强调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作用。在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与功能─服务─人类收益与福祉级联框架中,地理学的主要分支都可以找到自身的研究议题。在此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生态系统服务地理学,不仅可以为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提供学科支撑,同时可以丰富和拓展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本文在评述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历程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分析了地理学参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逻辑必然性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了推进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地理化”转向,我们提议发展生态系统服务地理学,并初步描绘了生态系统服务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包括定义、研究范畴、研究内容及主要研究议题等。

基于人类土地利用活动对不同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服务的影响,构建生态系统综合人类扰动指数,结合不同级别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 (一般重要、中等重要、重要、极重要四个级别) 从全国尺度及区域尺度分析了中国1990-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区域的扰动。结果表明：就2010年现状而言,我国中东部地区人类扰动程度较大,西部地区人类扰动程度较低,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等重要、重要、极重要区域的人类扰动程度低于全国整体 (包括所有级别) 均值。就20年来人类扰动程度变化态势而言,全国中东部人类扰动程度变化幅度总体高于西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等重要、重要、极重要区域人类扰动程度均呈轻微上升趋势,但增加幅度低于全国整体增加幅度。随着东部地区的快速城市化以及东北、新疆等地区的农田开垦等土地利用活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等重要、重要、极重要区域等重点区域人类扰动程度呈现上升趋势,应引起重视;而随着黄土高原等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人类扰动程度整体则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青藏高原区扰动变化幅度很小,几乎没有变化。总体而言,中国目前陆地国土开发利用的空间格局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重要区域的空间分布是相互匹配的,这有利于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整体布局。同时,20年来生态系统综合人类扰动指数变幅的区域分异也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空间格局相吻合,说明20年来针对生态保护的各项政策与措施在减少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区域人类扰动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成效。

以我国内蒙古草原为研究区域,结合1982-1988年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以及2011-2012年实地考察数据,构建了基于遥感数据和土壤数据的区域表层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方法,对研究区1980s和2010s表层土壤有机碳储量、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 1980s、2010s内蒙古草地表层土壤 (0~20 cm) 有机碳储量分别为2.05 Pg C、2.17 Pg C,土壤有机碳密度约为3.48 kg C·m^-2、3.69 kg C·m^-2,其空间分布上呈现从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逐渐降低的特征;(2) 1982-2012年间,内蒙古草地表层土壤有机碳储量略有增加,但增加幅度较小,其中草甸草原和典型草原表层土壤有机碳储量增加,荒漠草原则表现为减少。研究结果将为研究区因地制宜地采取固碳措施,实现草地可持续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利用搭载在Aura 卫星上的TES 观测仪所反演的2004 年8 月至2010 年12 月逐日HDO、H₂O、气温以及GNIP等资料,对亚洲中低纬度地区大气水汽中δD的时空分布特征、水汽δD与气温、水汽量的关系以及与降水同位素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从空间上来看:大气水汽、降水δD整体上表现出随纬度升高而降低的趋势,同时低纬度的西太平洋暖池以东和西亚地区形成了两个高值中心,中纬度的青藏高原和西太平洋形成了两个低值中心。从季节变化来看:陆地上水汽δD表现出暖季的高值与冷季的低值交替出现,海洋上这种变化则不明显,同时,可以看到水汽δD的季节变化与低纬度陆地上降水δD的暖季低、冷季高正好相反;中纬度大陆上水汽δD的最大值出现在气温最高的夏季;低纬度的印度半岛、中南半岛的最大值出现在季风暴发前的春季。就水汽中δD与气温、水汽量关系而言:在中纬度大陆及西亚地区均表现出正相关;在西太平洋暖池处,水汽中δD与气温呈正相关,与水汽量呈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