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地理学研究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增加,我国英文版地理学期刊在2009年得到进一步发展。

根据全国609个气象站1971-2000年的日气象观测资料,遵循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相结合、发生同一性与区域气候特征相对一致性相结合、综合性和主导因素相结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空间分布连续性与取大去小等5个基本原则,在充分吸纳已有气候区划基本理论与区划方法的基础上,参照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制定的气候区划三级指标体系,对我国气候进行重新区划;结果将我国划分为12个温度带、24个干湿区、56个气候区。与先前区划方案相比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气候带、区的总体格局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但一些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移动。其中亚热带北界与暖温带北界均出现了北移,北方地区的半湿润与半干旱分界线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东移与南扩,同时中温带、暖温带、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的三级气候区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动;这种变化可能主要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大多数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增暖及北方一些区域出现干旱化而引起的;且与本区划所采用的资料站点和部分区划原则有一定更新有关。

利用1976、1988和2006年的3期陆地卫星遥感数据,采用面向对象的解译方法并结合专家知识分类规则自动提取珠穆朗玛峰国家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珠峰保护区)3个时期的冰川信息,并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图谱的方法对冰川时空分布特征和变化及其原因与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结果如下:(1)2006年珠峰保护区内冰川面积为2710.17±0.011km²,为研究区总面积的7.41%,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南部海拔4700～6800m的高山区;(2)1976-2006年,珠峰保护区冰川持续退缩明显,总面积减少501.91±0.035km²,冰湖扩张迅速(净增加36.88±0.035km²);研究区南坡子流域冰川退缩率(16.79%)高于北坡子流域(14.40%);珠峰保护区冰川以退缩为主,退缩冰川主要分布于海拔4700～6400m,退缩区上限海拔为6600～6700m;(3)1976年以来,气温显著上升和降水减少是冰川退缩的关键因素。

随着我国新一期冰川编目工作的进行和深入,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冰湖编目已提上日程。基于278幅大比例尺地形图(20世纪70-80年代)、38景ASTER影像和7景TM(2004-2008年),通过建立冰湖编目规范,对我国喜马拉雅山区冰湖进行遥感调查与编目,分析近30年来冰湖的分布及其变化特征。结果显示:(1)本区2004-2008年间共有冰湖1680个,总面积215.28km²;(2)近30年来我国喜马拉雅山地区冰湖变化总体呈现数量减少、面积增大的趋势,数量减少了4%;总面积增大了29%;(3)近30年来有294个冰湖消失,新增加224个冰湖,变化最快的为冰碛湖,在消失的冰湖中66%为冰碛湖,新增加的冰湖中88%为冰碛湖。进一步分析表明冰湖面积增加是气候变暖、冰川退缩和冰川加速消融的产物。

黄土高原广泛分布第四纪以来的粉尘堆积,是古气候变化的良好记录。但是,将黄土高原视为一个整体、从地质历史的角度来定量分析粉尘堆积—侵蚀的动态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的研究较少。本文利用遥感分析和地统计学中的克里格空间估值法,根据对具有代表性的84个实测黄土—古土壤剖面的分析,计算出黄土高原250ka以来各冰期和间冰期的粉尘堆积量和平均堆积速率,为认识区域粉尘沉降与轨道尺度气候变化的关系提供了新证据:间冰期气候偏暖湿,粉尘堆积较慢;冰期气候偏干冷,粉尘堆积加快。结合黄土高原现代降尘观测数据,进一步估算出黄土高原250ka以来各冰期和间冰期的面状侵蚀速率。初步结果发现,自然背景下黄土高原就存在较强的侵蚀作用;冰期的面状侵蚀速率略强于间冰期。

通过对库姆塔格沙漠地表沉积物样品进行重矿物和主量元素分析,获得了其矿物和元素组成特征:矿物种类多,绿帘石和角闪石含量为主;化学组成上以Si、Al为主,和上陆壳平均化学组成相比,除Si、Ca外都有一定的亏损,Fe、Mg、Ca、P、Ti、Mn等元素的变异系数较高。库姆塔格沙漠地表沙物质组成特征与阿尔金山北麓出露的岩石和冲、洪积扇物质组成基本一致,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有很大的共性,反映了库姆塔格沙漠地表沙物质主要来源于阿尔金山。沙漠北区强烈的东北风将阿奇克谷地和疏勒河下游的河湖相沉积物搬运至沙漠腹地,构成另一个重要的沙物质来源。A-CN-K图解揭示了库姆塔格沙漠地表物质化学风化程度很低,处于较弱的去Na、Ca阶段,其他元素未发生明显的化学风化或迁移;A-CNK-FM图解表明,库姆塔格沙漠地表物质在搬运、沉积过程中Fe、Mg等元素发生显著分异,其原因主要是铁镁质矿物由于磨损、分选作用遭破碎和风化,使粒度较粗的沙漠沙Fe、Mg等元素相对亏损。

晚更新世以来,史前人类有3次向青藏高原东北缘扩张的历程,均与环境演变有密切的关系,第一次进军高原发生在40-30ka BP暖湿的气候背景下,其后由于LGM严酷的自然环境,人们在高原的活动极大萎缩,出现文化断层;末次冰消期迅速好转的自然环境驱动了向高原的第二次进军,其后持续暖湿的自然环境,保证了人们能在高原生存与扩散;6～4ka BP东部毗邻地区的马家窑居民,在全新世暖期的气候背景下再次进入东北缘,促使原先生活在高原的居民告别了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社会性质发生巨大提升。

野外对临汾、太原盆地第四纪中晚期所发育的湖积地貌-沉积特征调查发现,湖盆在对应于S₈、S₅和S₁古土壤开始发育时期(时代分别为0.77Ma BP、0.55Ma BP和0.13Ma BP)曾发生了三次强烈湖退,这三次湖退都是构造原因所致的;而在L₁₁-S₈、L₈-S₅、L₅-S₁黄土古土壤堆积发育期间(时代分别对应于0.96～0.77Ma BP、0.74～0.55Ma BP和0.47～0.13Ma BP)、以及S₁古土壤发育以后的时期(时代为0.07Ma BP之后)出现的却是缓慢湖侵或盆地下沉。根据这些发现并结合地球物理学前期已获得的有关盆地深部上地幔结构及活动规律,本文提出了盆地湖侵-湖退过程的构造控制模式。在上地幔强烈上拱→减弱或渐趋稳定→再次强烈上拱的构造循环中,地表湖盆会以大幅快速湖退→缓慢湖侵→再大幅快速湖退这样的表现与之对应。盆地地表的地貌-沉积发育与地下的上地幔活动应具有因果关系。

在总结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水资源承载力的内涵和特点,对目前各种水资源承载力的定义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深层次的联系,提出了以"可支撑的合理规模"来描述水资源承载能力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从"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角度综合分析了节水措施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影响,提出了基于现代进化算法的思想的水资源承载力计算思路。将该模型应用于辽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中,分析计算了该地区在规划水平年水资源可承载的规模。实例证明,该模型能够综合反映出水资源的承载规模,可以为当地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回顾我国近30年来土壤动物生态地理研究的进展,概述了我国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及生态地理分布。包括我国从热带、亚热带到温带,从森林、草地、沙漠到湿地、农田乃至城市等诸多生态系统。总结了土壤动物群落对环境的响应及其指示意义研究的相关进展,从土壤动物对环境的营造、净化及其在生态系统凋落物分解和物质循环中的作用三个方面论述了土壤动物的功能,最后介绍了土壤动物与其他生物的互作、地上地下的生态学联系、全球变化对土壤动物群落的影响等热点领域的研究现状,并提出了未来土壤动物生态地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包括分子生物技术在土壤动物分类研究中的应用;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的功能和机理;地上与地下生态系统的交互作用;干扰、污染、生物入侵和全球变化对土壤动物群落和功能的影响等。

选取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湛江市为研究区域,对该市土壤进行了系统采样分析,测定了61个表层土壤样品中的17种有机氯农药的含量。利用多元地统计和GIS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17种有机氯农药的残留状况及空间分布情况。结果表明,17种有机氯农药在42个土壤样品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其中p,p'-DDE检出率为100%,3种有机氯农药检出率在90%以上。其中六六六和滴滴涕残留较普遍,六六六未达到污染水平,有一个土壤样品滴滴涕超过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一级标准。分析显示,近期可能仍有新的六六六输入土壤环境,而滴滴涕则主要来自过去施用农药的残留。主成分分析显示17种有机氯农药可以由6个主成分反映,分别对应于工业HCH和林丹的使用、农药使用习惯以及当地病虫害特点等。采用克里格插值法对有机氯农药在研究区的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有机氯农药在研究区分布存在很大差异。

青海云杉林分布格局深受环境影响,量化其分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该种群管理、恢复与重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目前仍然缺乏量化研究成果。本研究选择祁连山北坡青海云杉林为研究对象,以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和青海云杉林分布图为基础数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方法,着重量化分析祁连山青海云杉林的生态幅度和地形特征,得出祁连山北坡青海云杉生境的气候边界函数,并界定青海云杉林分布的海拔、坡度以及坡向范围。该项研究目的在于数量化表达青海云杉林空间分布的气候和地形幅度,为退耕退牧还林提供科学支撑,为气候变化条件下青海云杉林的响应研究奠定基础。

历史民族地理是历史地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由于资料的极度匮乏及其它因素的制约，有关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地区设置的羁縻州的研究成为历史地理学界甚至民族史学界的难题之一，这一点从向来视为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唐宋部分相关羁縻地区的大片空白或标注失误可窥一斑。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影响的不断加强与深入，城市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城市变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引发了风靡全球学术界的关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城市全球化的研究。已有的研究集中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少数城市，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涉及甚少。由此产生的问题是：除少数的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外，一般的城市是否经历全球化的过程?本文构建了衡量城市全球化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运用专家打分法赋予各指标不同的权重系数。通过加权计算的方法对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在1984、1990、1995、2000、2004、2007 年共6 个主要年份的全球化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探讨了中国城市全球化的变化过程。研究表明，1984-2007 年中国所有城市都经历了全球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说明城市的全球化并非少数城市的专利，而是所有城市共同经历的过程。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在中国城市全球化的领先地位日益突出，并日益接近世界上最高等级的全球城市。制造业功能对中国“世界工厂”类型的城市全球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高密度城区是城市的核心区，也是城区扩展的源，对该区域的精确识别以及扩展模拟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以广州市海珠区1979、1990、2000、2008 年4 期Landsat 影像为数据源，运用非渗透表面端元选取模型(V-I-S) 与归一化混合光谱分析模型(NSMA) 相结合的方法，辅以单窗算法反演地表温度数据(LST)，高精度提取非渗透表面丰度，进而设置合适阈值表征研究区高密度城区范围。在此基础上基于SLEUTH模型设置4 种场景模拟和预测海珠区高密度城区扩展，并用景观指数分析方法对研究区1979-2050 年长达70 年的空间扩展状况进行分析。主要结论为：① SLEUTH模型同样适用于小尺度区域的扩展模拟。② SLEUTH模型模拟中基于自然、人文以及城市扩展内在动力机制等条件参数的设置，促使模拟结果精度更高。③ SLEUTH模型模拟结果表明，自1979 至今，海珠区高密度城区以较快扩展速率扩张，尤以1990-2004 年间变动增长最快；未来的20 年其增长速率减缓，并于2030 年前后趋于稳定。这种扩张格局与变化状况与研究区产业结构、经济政策、土地规划决策等因素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后广州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吸引了大批外籍人士迁入，其中日本移民的增长尤为显著。本文以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对居住在广州市的日本移民的生活活动空间进行研究。从宏观上探讨其聚居形态，从微观上把握其居住、购物、饮食、教育、交友等生活活动的空间行为特征及其制约因素。研究表明，在广州的日本移民主要为受企业派遣的旅居移民及其家属，其生活活动空间相对孤立和封闭。促成其封闭性或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由于多语言环境、针对移民的政策法规及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等制度环境的影响，二是由移民的生活习惯及民族性格所造成的文化特性使然。日本移民的生活空间具有主动集聚和被动隔离的特征，而提高城市的国际化水平有助于增加其选择机会，减少封闭性的形成。

随着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和影响日趋深远，各级政府在制订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区域与城市规划等各类重大决策时，亟需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不同地域类型。本文在综合比较现有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划分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考虑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的复合型指标及其修正方法，并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区县的流动人口数据，运用以上多种划分方法实证研制出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多种划分方案，并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 综合考虑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的复合指标法，可以同时测度区域流动人口的方向性与活跃度，兼具以上两种单一性指标法的特色和优势，特别是能清晰地分辨出区域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的规模均比较大的平衡型活跃区这种独特类型，具有显著的优势。② 进一步考虑份额指标的修正型复合指标法，能有效地消除因区域人口总量过小或过大而导致流动人口活跃度被高估或低估的偏差，划分结果更加符合实际。③ 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其自然环境、人口密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关系密切。中国各类流动人口活跃区主要分布在位处第三阶梯和大于800 mm等降雨线的东部季风区，其人口密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遵循长春城市空间发展变化过程，揭示了伪满之前长春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特征，发现至伪满成立前，长春已经形成了“中—俄—日”三极分化的社会空间结构。伪满成立后，在“国都”城市性质、“消费”经济功能、城市空间扩张、外来移民流入等背景下，长春城市社会空间开始呈现出“中日分化”的总体格局，城市中轴线成为这一格局的空间标识。总体来看，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已分化为伪满高级官署区、日本人居住区、民族商业区和中国贫困农民居住区等社会区类型，空间结构模型呈现出围绕城市中心形成的同心圆与扇形结构和城市边缘“孤岛”相结合的形态模式。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基础，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城市建设的殖民地本质以及“新京”城市规划等是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机制。

从收入增长和生态改善的空间均衡角度来看，区域发展空间失衡是空间开发状态与其区位供给能力不相匹配，空间的经济社会活动没有按照开发供给的比较优势进行地区分工配置。当区域开发规模及程度超过其可能的供给容量视为开发过度；若没有充分利用供给容量，则为开发不足。以江苏省县(县级市) 单元为例，采用开发强度与反映空间供给能力的生态重要性指数、环境敏感性指数、规模集聚指数、资源保障指数、运输经济指数的相关关系以及协调度，可以判断和评价空间失衡的状态。同时，资源环境价格市场不完善，政府调控要素导向不合理以及开发导向的财税和政绩考核体系等安排，都是导致空间失衡的制度原因。

：产业地理集聚存在产业差异和区域差异。本文结合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揭示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采用2004 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本文发现交通密度、政府支出比重、开发区数量以及贸易壁垒强度等区域特征显著影响产业集聚。在产业特性与区域特征交叉分析中发现，市场化促进了农业投入依赖性强、产业联系强、劳动密集型及研发密集型的产业的空间扩散，交通网络的完善有利于产业联系强的、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的分散布局，在市场潜力较大的省区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更为集聚；地方政府的产业和区域政策促进了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集聚，而拉动了利税率高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属于国家重点计划的产业分散布局；各级政府建立的开发区和园区则尤其不利于国家计划重点产业的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本文研究表明，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中国的制造业集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中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也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集聚需要一定的产业和区域条件，并非所有产业和所有区域内都能够实现高水平的产业集聚。

：从中国各类型生态系统(农田、草地、水域) 的实际的食物生产能力出发，结合进出口产品中的食物部分，得出全国实际的食物供给能力，根据食物营养成分表中的转化率，将各类食物折算成人类生存所需的3 大营养成分(热量、蛋白质、脂肪) 的产量来表示，并利用ArcGIS 进行草地和农田食物供给的空间分析。以2004 年为例，中国实际食物供给能力为：热量1.601×10¹⁵ kcal，蛋白质6.163×10⁷ t，脂肪2.717×10⁷ t。其中，中国内陆生态系统实际可供给热量1.454×10¹⁵ kcal，蛋白质4.996×10⁷ t，脂肪2.074×10⁷ t，分别达到了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潜力的32.46%、38.33 %和41.12%，内陆生态系统食物供给还有较大的增长余地。在小康水平下，中国的食物热量、蛋白质、脂肪分别可以供养人口19.12 亿，20.84 亿和11.03 亿人，按照2010 年营养目标和2020 年全面小康目标，热量和蛋白质的供给已经较为充足，而脂肪的供给有所不足，今后需要注重油脂作物的种植和生产。结果还表明：中国的食物供给能力中，农田占据了绝大部分，不过比例有下降的趋势，从1998 年的84.66%，下降到2004 年的74.72%；草地和水域生态系统所提供的食物所占比例分别为4.83%~5.80%、6.02%~7.51%，波动较小；净进口食物所占比例逐年增长，1998 年仅为4.04%，2004 年增加到13.82%。通过平衡模型计算，在温饱、小康、富裕水平下，2004 年中国可以供养的人口分别为：15.34 亿，15.00 亿和14.11 亿，这表明，如果能够优化种植结构，合理配置植物性食物向动物性食物转化比例，均衡营养消费结构，中国实际食物供给较为充足。

内城新经济研究认为创意企业对网络组织更有依赖，但是对于网络的关键动力则众说纷纭。中国发达地区创意产业网络是否存在，其驱动机理在哪里?这正是研究初衷。以上海9个创意产业集聚区为研究区域，以创意设计业为研究对象，利用74 份企业问卷和16 家企业深度访谈采集数据，并运用SPSS统计分析工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产业链分工协作仍然是网络驱动的重要逻辑，以人才、信息与知识流为核心的创意链正在形成。上下游企业协作有利于集体学习，它们之间的强联结对提高企业创意能力具有显著影响，然而从影响方式来看，关系内容远比关系强度更重要。“客户”和“高校”是地方网络的重要驱动主体，并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企业区位和创意能力。

生态补偿是当前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而科学制定区域生态补偿的空间分配标准又是生态补偿研究中的关键环节。当前对区域空间补偿标准的计算思路大致可分为两种：生态建设成本核算法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法。本文剖析了社会生态补偿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利用2007 年全国各省市的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各省地理要素禀赋差异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地理要素禀赋当量”的概念，分析了该指标在区域生态补偿政策和单项生态补偿政策制定中的应用前景。研究结论如下：① 实施社会生态补偿，是各区域获得平等的生存权、环境权和发展权的有力保障，也是促进区域间协调、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② 各地地理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引起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也是制定社会生态补偿标准的重要依据；③ 利用“地理要素禀赋当量”，可以科学确定区域间社会生态补偿的空间分配标准，有效地避免以往生态补偿政策制定中的“一刀切”现象。

随着中国逐步进入机动化社会，交通拥挤开始困扰中国城市。汽车改变了人们的空间感受尺度，推动了城市郊区化和城市空间重构。交通与城市系统的研究涉及空间分析，国内相关理论研究还较少涉及。本文引入了阿朗索模型族的双交通模型来分析交通模式与城市密度之间的关系，对模型的假设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并提取了中国城市的关键参数来模拟分析中国机动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得到的结果较好地模拟了中国公交城市的规模和密度分布。最后，本文通过敏感性研究定量分析了收入、农业地租、交通价格和交通用地等因素对交通拥挤、城市规模和密度的影响，并得出了相关的政策启示。

集装箱流反映了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枢纽城市在区域经济网络中具有重要地位，主导着物流网络的运行。依据图论原理，构筑了枢纽城市的识别模型，融合了城市交流的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对集装箱枢纽进行识别，发现中国形成了21 个集装箱枢纽，以沿海港口城市为主，枢纽牵引的集装箱交流体系显示“区域—门户”空间结构明显。然后分析了枢纽集装箱流的距离衰减规律，采用Pareto 和Newling 模型进行拟合，确定了主要衰减参数，Pareto 模型的衰减系数b 显示其数值越高，集装箱牵系的城市影响越限于近距离，Newling 模型的递增系数b1为正值说明枢纽附近存在影响塌陷区，最高影响不邻近枢纽。同时依据有向图的矢量属性揭示了枢纽集装箱流的集散规律，发现枢纽城市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呈明显的非均衡性，邻近地区形成影响塌陷区，一定距离范围内形成主影响区，各枢纽的本底决定了其主影响区明显不同，虽然各城市的辐射峰值和吸引峰值不同，但其集聚和扩散通道往往一致。

针对目前可达性研究技术的局限，设计网络分析与成本栅格加权集成法，并应用该方法生成高铁通车后城市等时圈图。利用日常可达性、潜力值与加权平均时间，比较有无京沪高铁两种情景下京沪地区中心城市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探讨高铁对中心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并采用场强模型计算高铁通车前后中心城市腹地范围。结果显示：高铁将扩展等时圈范围，实现城市日常可达性整体大幅优化，形成非均衡的时间收敛空间。高铁站点沿线成为时间收敛的最大受益者，它们的加权平均时间与潜力值变率高。在不同地理尺度下，高铁降低加权平均时间均衡性，对潜力值均衡性影响不一致。高铁扩大北京与上海的腹地，增强其区域辐射力。针对区域可达性变化，可达性变率高的城市可适时调整产业类型，变率低的城市可通过加强快速交通网络与高铁的衔接来提高可达性。

利用现代地理学方法，分析《中国旧海关史料》等海关出版物中的国际贸易和埠际贸易数据，考察了12 个主要港口城市的国际贸易网络，46 个港口城市埠际贸易的网络空间结构。结果表明：制度因素在港口职能变迁过程中作用巨大。贸易量在全国中位水平以下的小型港口，多存在由开埠初期吞吐平衡型港口向偏出口拉动型发展的趋势；在中位水平以上的港口，多趋向于进出口平衡发展。在本文研究时段内，国际贸易空间结构赫芬达尔指数较高，其集中度和垄断性很强，后期愈发明显。相反埠际贸易的指数一直低位运行，处于多极发展的态势。埠际贸易空间结构经历三个阶段发展，具备一定轴—辐结构特征。

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地理学研究范式正逐步发生改变。本文在回顾复杂性科学发展历程和当代地理学研究范式变迁的基础上，对地理系统复杂性的表现、特点、成因及其相关的研究方法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和说明，比较了传统经典地理学研究范式与复杂性科学视角下地理学研究范式的差异，最后探讨了复杂性地理学思维的创新与发展图景，即超越还原论的地理学整体思维和地学格局与过程的广义进化思维。

利用1961-2010 年的多种观测资料，对西南地区冬季气候异常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西南地区冬季气温变化主要存在全区一致和东、西部反位相两种模态，这两种模态均存在显著的年代际变化。全区温度的一致变化与东亚冬季风的异常有关，东、西反位相的变化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冷空气的异常活动有关。冬季降水异常主要表现为全区一致的变化特征。北半球环状模(NAM，AO) 和ENSO对西南地区气温没有显著的影响。当NAM偏强(弱) 时，西南地区降水偏多(少)。El Niño 年，西南地区降水一致偏多；La Niña 年，西南地区中部降水偏多，东、西部降水偏少。2010 年冬季西南地区的干旱更有可能是由NAM异常引起的，而不是El Niño。

在青藏高原共和盆地中的内陆湖泊——达连海获取40.92 m长的湖泊岩芯(DLH钻孔)，选用植物残体作为测年材料，利用AMS14C测年技术建立可靠的地层年代序列，对岩芯进行孢粉分析，重建该地末次冰消期以来的古植被和古环境。末次冰消期以来达连海周围山地在14.8～12.9Cal ka BP和9.4～3.9 Cal ka BP时段曾发育森林，气候较湿润，达连海附近盆地发育的荒漠草原盖度增加或演化为草原；在15.8～14.8 Cal ka BP、12.9～9.4 Cal ka BP 和3.9～1.4 Cal ka BP 时段该地气候比较干旱，依据干旱的程度周围山地森林退化或消失，盆地内发育盖度较低的荒漠草原或草原化荒漠。1.4 Cal ka BP以来湿度有所增加，发育草原植被类型。依据植被的演替历史推断该地气候的变化历程是15.8～14.8 Cal ka BP 干旱，14.8～12.9 Cal ka BP 湿润，12.9～9.4 Cal ka BP干旱，9.4～3.9 Cal ka BP湿润，3.9～1.4 Cal ka BP干旱，1.4～0 Cal ka BP湿润。达连海的孢粉记录与附近青海湖的孢粉结果对比，发现两地植被发育基本一致。末次冰消期Bølling-Allerød 时期，山地森林发育；新仙女木事件发生时森林萎缩；全新世中期两地针叶林发育达到鼎盛，之后逐渐减少至消失。早全新世达连海森林扩张的时间滞后于青海湖，主要与两地森林树种的不同和植被演替的时间差异有关。该区森林发育的全盛时期在中全新世，这与石笋记录到的亚洲季风强盛时期在早全新世不相一致，可能与植被复杂的响应机制有关。

河北省中南部82 个农田表土花粉组合研究表明：农田花粉组合不仅有农作物花粉类型，也有临近山区的植物成分。山区农田乔木花粉含量与浓度高于平原，对平原的影响随距离增加而降低,距太行山0～50 km 松属花粉含量为20%～30%，50～100 km 为10%～20%，100～150 km 增至20%～30%，海滨区降至16%以下，平原中部含量增加可能与焚风效应有关；山区至平原乔木花粉含量空间上的变化，可能类似于历史时期人类活动介入森林区后时间上的变化。山区和平原灌木花粉含量较低，但主要成分不同，山区以胡颓子科、榛属、虎榛子较常见，平原区蔷薇科、葡萄科花粉相对较多。平原区草本花粉含量高出山区，其中藜科花粉由山区向平原逐渐增高，可能反映人类活动不断增强的特征。山区中华卷柏含量高于平原，但平原区高达7%。中华卷柏不易被风搬运，推测平原区农田的中华卷柏可能是平原沉积时由河流从山区搬运而来。相同类型农业单元乔木、灌木花粉和蕨类百分比山区一般高于平原，草本低于平原；不同类型农业单元乔木、草本百分比平原区相近，山区差异较大。山区乔木花粉含量差异主要受草本类型影响，平原区草本花粉组合差异主要是农作物花粉(人工禾本科、十字花科) 含量的差异；不同农业单元孢粉浓度差异主要为草本花粉浓度不同。

利用澜沧江流域云南境内8 个气象站1950s-2007 年的逐月气象数据，现状作物种植、农业耕作、田间水分管理等资料，应用Mann-Kendall 法和R/S 分析法，探索50 多年来流域区的干湿变化、农业灌溉定额转折变化趋势及分布规律。结果表明：年、季平均温度普遍地显著升高，降水量干季增加、湿季减少；大部分地区的参照作物腾发量ET0在年度及干、湿季都呈增加趋势，仅在流域中段大理、剑川、耿马的部分时段为减少，干湿指数大多数地区都是降低；水稻及农业综合灌溉需水定额从流域上游到下游逐渐呈减少、增-减并存到增加的趋势。气象因子、ET0、干湿指数、水稻灌溉及农业综合灌溉定额发生转折变异现象都集中在澜沧江中下段的耿马、思茅、景洪、勐腊等地，且时间系列的转折变异点在1960s-1990s 的各个时期均有出现。水稻灌溉定额随纬度方向变化的相关系数为0.513，随海拔高程变化为0.610，最高值出现在维西，最低值为勐腊；农业综合灌溉定额受作物种植结构和水稻种植面积的影响较大，二者相关系数达到0.826，但其与纬度、海拔的变化规律不明显，最高值在大理，最低值在维西。灌溉定额在小范围内的多样性变化，表明在纵向岭谷特殊环境对地表水汽输送、气温和气流场分布等的“通道-阻隔”作用下，澜沧江河谷农业灌溉需水量时空变化的复杂性。

蒸散发是水文过程的关键环节，研究气候因子对潜在蒸散发的影响，有助于深入认识水文过程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本文基于阿克苏河流域1960-2007 年逐日气象资料和Penman-Monteith公式，估算并分析参考作物蒸散量(RET) 时空变化特征，并用多元回归方法定量区分气候因子变化对RET 变化的贡献率。研究发现流域RET 空间差异明显，东部平原区平均年RET 为1100mm左右，是西部山区的近2 倍；东南部绿洲区的RET显著减少，而西部变化复杂。RET变化趋势的季节差异也很显著，以夏季变幅最大，是年变化的主要贡献者。高海拔地区相对湿度对RET变化影响最大，其它区域的风速变化对RET变化的贡献率最高。库车和乌恰站的风速变化对RET变化的贡献率大于50%，是RET变化的主导因素。

通过对黄河中游晋陕峡谷段的考察，在多个地点发现全新世古洪水滞流沉积层。选择壶口段左岸岩棚内典型的古洪水滞流沉积剖面进行沉积学和水文学研究。对于采集的全新世地层剖面序列样品，进行粒度成分、磁化率、烧失量、CaCO₃含量等分析，从沉积学角度证明了研究剖面所夹洪水沉积物为典型的古洪水滞流沉积物，记录了全新世两个时期的特大洪水事件。通过地层学对比分析和OSL测年，确定其分别发生在全新世早期—中期转折阶段，和中期—晚期转折阶段。利用沉积学和水文学原理恢复古洪水水位，计算出第一组古洪水洪峰流量为27490m³/s、27830 m³/s、28570 m³/s，第二组为40920m³/s。本文的研究发现全新世特大洪水事件，并且恢复了其水文特征数据，对于揭示黄河水文过程对于全球变化的响应规律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对于水利工程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喜马拉雅地区冰湖溃决洪水灾害日益受到人们重视。作为估算冰湖溃决洪峰流量和模拟洪水演进的必要参数之一，冰湖库容量准确计算十分重要。2009 年9 月对西藏定结县龙巴萨巴湖科考时，应用Hydrobox^TM高分辨率回声测深仪对该湖进行了测深试验，共采集6916 个离散数据点，测得冰湖最深处为101.94 m，平均水深47.50 m。结合同一时段Landsat TM遥感影像解译结果，通过构建不规则三角网模拟龙巴萨巴湖湖盆形态，并计算出该湖2009 年库容量为0.64×10⁸ m³。利用GIS技术对1977-2008 年不同年份的Landsat MSS、地形图、Landsat TM和ASTER遥感影像进行数字化，结果表明近30 年来龙巴萨巴湖长度和面积均呈增加趋势，且自2000 年以来更为显著。利用不同时期龙巴萨巴湖面积和计算的库容量，得到冰碛湖库容—面积计算公式，可为喜马拉雅地区其他冰碛湖库容量估算提供理论参考。龙巴萨巴湖的扩张方向与其母冰川后退方向保持一致。通过对龙巴萨巴湖所在区域中国境内5 个气象站点气温、降水数据的年代际变化分析，表明冰湖规模扩大是气候变暖和冰川退缩的产物。

基于广州市土地利用结构、地区经济、生态与社会特点，结合广州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对广州市域土地利用结构进行生态经济效益—自然生态效益导向的多目标优化配置研究。结果表明：对广州市土地利用数量结构进行调整，一定时间内能够满足地区可持续发展；但是，土地仍然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焦点是建设用地和农用地之间的数量转变，以耕地为主，也包括对未利用土地的利用；土地利用潜力度模型结果显示，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土地系统的协调度增大而潜力度减小：在生态经济效益目标下，潜力度分别为0.628～0.661，0.372～0.339；在自然生态效益目标下，分别为0.531～0.782，0.469～0.218，表明土地利用系统将趋于更高的协调状态，而其数量结构优化配置的潜力减小，优化各产业部门内部土地资源结构及其空间布局，将是广州市土地资源高效集约利用和进一步挖潜的主导方向。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参与式农村评估、地块调查等方法，研究了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3 个典型村样本农户的土地利用和土地投入的差异。共调查了227 户，2250 个地块。结果发现：① 除了6.17%的非农户土地撂荒、退耕或出租外，纯农户、一兼户、二兼户的土地利用类型均以集约为主。纯农户因年龄结构老龄化，劳动力供应不足，相对粗放的耕地面积为48.95%。一兼户相对集约利用的面积比例为71.08%。二兼户相对集约利用的面积比例为67.20%。② 土地投入有明显差异。纯农户每公顷农业劳动力投入少，劳动力老龄化；由于缺乏资金，农业机械及省工性投入少，多选择农家肥及磷肥、碳铵等价格较低的传统肥料。一兼户劳动力投入的数量与质量都最高，有长期投资农业的意愿与动力，农业机械投资量最大，保持了较高的农家肥施用量，且各种化肥配合施用，用量适中；二兼户每公顷农业劳动力投入大，以老人与妇女为主；由于收入高，农业机械及省工性投入比纯农户多，首选价格高、省劳力的化肥。非农户无土地投入。`

以生态足迹作为测度环境影响的指标，在计算1980-2007 年甘南牧区生态足迹、识别关键人文因素、分析关键人文因素特征的基础上，应用STIRPAT模型分解了人口、富裕水平、草地资源利用强度、生计策略、社会发展状态对环境影响的作用。结果表明：① 1980-2007 年甘南牧区生态足迹与人均生态足迹均呈上升趋势，其变化趋势与生物资源生态足迹一致，二者相关系数达0.996；② 1980-2007 年甘南牧区生态足迹强度呈下降趋势，其变化趋势与生物资源生态足迹强度基本一致，二者相关系数达0.978；③ 人口数量和草地资源利用强度是当前环境影响的主要驱动因子，由其引起的环境影响变化速度超过它们自身的变化速度，富裕水平的提高也将加剧对环境的影响，但其引起的环境影响变化速度低于其自身变化速度，而改善生计策略、提高城市化水平会减缓对环境的影响；④ 在观测数据范围内，分析结果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假说。

运用能值分析方法，通过能值转换率，将福建自然、社会经济系统储存和流动的不同种类的能量转化为统一标准——能值，得到能值消耗总量与GDP的比值即能值/货币比率。再将资源耗减与环境损失部分通过能值/货币比率转换为货币价值，并在传统GDP中扣除，即得到绿色GDP。最后运用部分能值评价指标对福建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1 年到2006年福建省GDP增长迅速，但绿色GDP增长相对缓慢。福建居民生活水平较高，经济发达，对外贸易中以输出能值为主。但是环境压力大，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内部资源开发不足，需要依赖外部环境，经济风险日渐增大，经济活动的竞争力趋于减弱。福建省经济增长中仍有一部分是不可持续增长，这与福建省的工业化程度有关。

景观健康研究是生态系统健康的新研究方向，两者区别在于研究尺度的选择。景观健康的标准体现在景观能否可持续发展。作为城市湿地的西溪湿地公园，其可持续性表现在社会经济和生态保护的和谐发展。因此，本文从社会经济和生态保护两方面建立景观健康评价模型，运用GIS 技术使其空间化，揭示景观健康的空间差异性。结果显示：(1) 西溪湿地公园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和生态可持续性的空间分异明显，社会经济可持续性较好区域主要分布在公园边界区域，占整个公园面积的2.18%，而生态保护可持续性较好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公园内部，约占39.50%；(2) 公园景观健康较好的区域分布在公园内部区域，占公园面积的25.06%；较差的区域分布在公园周边区域，以公园南边界附近分布面积较大；(3) 景观健康状态与景观要素的功能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格局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