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旅融合是新发展阶段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回顾艺旅融合发展的缘起与演进，剖析艺旅融合的研究现状与主要议题，尝试构建艺旅融合的研究框架。研究认为：（1）艺旅融合的历史与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紧密相关，一直是旅游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旅融合的主要研究议题包括民族艺术与旅游融合、文学艺术与旅游融合、艺术展演与旅游融合、艺术街区与旅游融合、艺术创意产业与旅游融合、艺术教育与旅游融合等。（2）艺旅融合的内涵特征主要体现在融合主体、融合客体及融合媒介3个层面：在融合主体方面，艺术旅游者往往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审美素养，通过旅游体验来欣赏艺术之美，并积极参与艺术创意活动；在融合客体方面，艺术旅游资源的呈现形式不断变化，消费内容从早期的艺术品本身（艺术工艺品），逐渐发展成艺创产品、艺术节庆等创意形式，实现了从关注艺术品本身到关注整体艺术氛围的转变；在融合媒介方面，数字技术支撑着艺术与旅游数字化的发展，旅游中的艺术呈现从传统的视觉上的展示，发展至更加强调过程性的互动体验。（3）基于艺术与旅游的融合现状，从融合要素和融合路径两方面出发构建艺旅融合的研究框架，以期为艺术与旅游的融合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为艺旅融合发展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体旅融合是实现旅游目的地业态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基于协同学原理，构建了体旅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和仁慈型DEA模型测算了2010—2020年中国体旅融合度与融合效率，并通过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融合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体育与旅游子系统有序度振荡明显，二者融合度不高但存在由非协调向协调演化的发展趋势；（2）体旅融合效率在2010—2016年呈上升态势，在2017—2020年呈下降态势；（3）交通便利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是提升中国体旅融合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人力资本短缺、配套设施不健全和休闲消费能力不足则是制约因素。最后，文章为实现中国体旅融合发展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后备箱集市作为特殊的夜间旅游景点，因提供城市灵活就业、有效促进消费、推动经济发展、丰富城市美好生活而受到重视，但其从业者的群体特征以及进入和退出行为机制尚不得知。本文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后备箱集市从业者动机和行为特征进行研究，具体发现如下：（1）从业者资金积累动机与宏观政策、原有技能与从业要求、社交需求与文化氛围匹配，是其进入后备箱集市的重要条件。（2）后备箱集市从业者的可持续经营主要与个人技能、社会关系、资金要素有关，随着要素的积累与发展，以三大要素为核心形成的人脉圈层向外扩展形成更大的行业联盟，体现了后备箱集市的集群性和规模性。（3）后备箱集市从业者的退出是三大要素在经营过程中减弱的结果，任何一种要素的增加或减少，都会影响到另外两种要素的对应增加或减少。本研究为中国旅游非正规经济发展定位、政策制定和从业者管理提供依据。

健康是人们出游的主要动机之一，旅游有益于旅游者的健康。为厘清中国城市居民出游的健康动机、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和旅游后的健康效应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网络问卷调查获得全国121个城市1 050个有效样本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追求健康是中国城市居民出游的主要动机之一；中国城市居民旅游后感知的健康效应主要来自旅游餐饮、旅游住宿和景区游览；中国城市居民出游的健康动机（包括身体健康动机和人际交往动机）正向影响他们旅游后感知的健康效应，身体健康动机产生的身心健康效应最大，人际交往动机产生的社会健康效应最大；中国城市居民旅游过程中对健康的追求在健康旅游动机与感知的旅游健康效应之间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所验证的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的“健康动机-过程-效应”（HMPE）理论模型清晰勾勒了旅游者健康动机驱动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健康追求产生旅游健康效应的作用路径和因果关系。

厘清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福祉的深层次关系，是扎实推进国家公园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参考依据。本文以南山国家公园为例，首先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修正模型核算2000—2021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继而基于人类居民福祉框架识别案例地居民福祉水平，最后通过相关分析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的居民福祉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1）2000—2021年间，南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整体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变化率为-0.049%。（2）南山国家公园居民福祉水平显著提升，2000—2021年居民福祉指数增幅高达49.8%，2020年后以高福祉层为主，收入福祉低成为抑制居民福祉水平提升的关键要素。（3）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居民福祉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健康福祉、教育福祉、收入福祉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中与健康福祉、收入福祉的正相关表现相对较强。（4）生态系统服务福祉效应具有层级异质性，伴随着居民福祉层级递增，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正效应逐渐强化，林地成为影响居民福祉的关键生态系统。

韧性与效率的适配发展是旅游经济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在评价2001—2020年中国旅游经济韧性与效率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分析二者发展适配机理，利用适配性综合评价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探究二者适配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1—2020年，中国旅游经济韧性与效率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由旅游经济韧性滞后转向二者同步发展趋势明显，且二者差距不断缩小。（2）适配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显著提升，其发展演变与旅游经济韧性子系统相似，具有以韧性为主导的适配发展特点，空间上呈现“东-中-东北-西”阶梯式递减的分布格局。（3）根据组群演变分析结果，可将中国31个省（区、市）划分为持续型、发展型、调整型、提升型4个类型，适配发展水平呈现出高、低两极稳定，居中省（区、市）变动较大的状态，苏、浙、鲁、粤4个持续型省（区、市）的旅游经济韧性与效率适配发展水平稳居前列，而青、宁、藏、新等提升型省（区、市）排名居于后部。（4）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创新水平、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产业专业化水平、旅游产业多样化水平是省（区、市）旅游经济韧性与效率适配发展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旅游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是影响二者适配发展的主导交互因子。

旅游发展加剧了乡村地域系统固有的脆弱性，使得乡村旅游业面临多重挑战。深入探究乡村旅游韧性的构成与演变规律尤为迫切。本文在探讨乡村旅游韧性内涵的基础上，构建涵盖敏感与脆弱性、抵抗与恢复力、调整与适应性、转型与创新力4个方面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和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2006—2021年中国省域乡村旅游韧性的时空演变及驱动模式。研究发现：（1）中国省域乡村旅游韧性整体呈增强趋势，但省域间差异仍然突出，存在明显的“胡焕庸线”特征；（2）乡村旅游韧性的动态变化具有一定的“路径锁定”效应，且乡村旅游韧性状态间的转移存在邻域效应；（3）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府政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地区差异影响，乡村旅游韧性演进最终形成3种模式：东部为经济-市场双轮驱动模式，中部为市场-社区融合增长模式，西部为政策-市场协同发展模式。本研究揭示了乡村旅游韧性演化的复杂机制和不同模式，丰富了乡村旅游韧性研究的理论体系，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政策建议和科学参考。

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锚点。基于2004—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松弛值测算（Super-SBM）模型、时间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链勾勒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演化格局，进一步采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析旅游业碳排放效率驱动因子的时空非平稳性。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省域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呈现波动上升的演化态势，但总体仍处于中等水平；其核密度分布形态大致经历了“双峰-三峰-双峰”的演化过程。（2）中国省域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关联特征显著，L-L空间关联类型的省份主要位于中西部地区；在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中，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类型较稳定，短期内难以实现跨越式转移，各地区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类型转移的概率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且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3）不同驱动因子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方向和强度均存在显著的时空非平稳性，城镇化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华东地区的旅游业碳排放效率主要由环境规制强度、旅游业技术水平驱动，而华北地区则主要由产业结构、环境规制强度、旅游业技术水平等因素驱动。

促进旅游发展与生态韧性的耦合互馈对助力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提质增效、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长三角地区的4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基于演化韧性思想，构建旅游发展和生态韧性评估体系，运用马尔科夫链、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刻画两系统时空耦合特征、识别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旅游发展指数波动增长，从2005年的0.085发展到2021年的0.571；生态韧性指数持续上升，从2005年的0.269增长到2021年的0.827，地区差异不断敛缩；（2）耦合协调类型由基期的严重失调（0.134）发展到末期的初级协调（0.669），空间集聚性显著，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3）交通通达度、政策关注度、植被覆盖度是影响耦合协调水平的主要因子；经济发展水平对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最强；交通通达度与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与植被覆盖度，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通达度的交互作用对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最强解释力。

互联网已成为人们出游和景区市场营销决策参考的重要信息渠道。研究基于“百度指数”中国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302家5A级旅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大数据，运用地理空间方法，分析全国5A级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空间格局的动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11—2019年5A级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及其空间差异均呈现上升-波动的变化特点，八大区域内与区域间空间差异贡献率一升一降，区域间差异仍主导着整体空间差异。（2）5A级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在空间上呈现“集聚-扩散-新集聚”的特征，集聚中心数量持续增加，集聚范围不断扩张，形成了北京和长三角地区两大集聚区，集聚形态由点状向团状、带状演变。高关注度区域空间分布范围不断扩张，由东部向中西部梯度转移。（3）5A级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的时空格局演化受产业集聚和旅游需求双重驱动，第三产业集聚的影响力在2015年后减弱，旅游需求、市场商业制度环境和交通条件的改善更有利于提升中西部地区的旅游吸引力和旅游市场规模，从而促进了景区网络关注度向该区域转移。

虚拟现实技术在旅游业的广泛应用催生了虚拟旅游这一新生事物。本研究基于中国542家虚拟旅游景区浏览量数据，运用泰尔系数、核密度分析、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虚拟旅游景区浏览量的规模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虚拟旅游景区规模尚小，省级空间尺度的分布与5A级、4A级旅游景区空间格局基本吻合。（2）虚拟旅游景区浏览量的规模随景区质量等级降低呈现递减规律，且等级越高，内部差异越大；地文景观类和水域景观类的虚拟旅游景区数量较少，但平均浏览量高于其他类型的虚拟旅游景区；东部和西部地区浏览量规模的省际差异大于中部和东北地区；假期与平时的浏览量规模波动幅度较小。（3）虚拟旅游景区浏览量受城市经济属性、社会属性、景区属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地区第三产业占比、5A级旅游景区数量和移动手机用户数量等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研究揭示了中国虚拟旅游景区浏览量的基本规律，为虚拟旅游景区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发展壮大旅游市场主体对于增进民生福利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以典型旅游城市张家界为例，将垂直-水平结构和利益相关者理论融入旅游市场主体成长增进民生福利理论分析框架，并构建二者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匹配度、中介效应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进行2002—2020年旅游市场主体成长增进民生福利测度及路径研究。结果显示：（1）旅游市场主体与民生福利水平呈平稳增长态势，但是具有阶段性差异。二者匹配度在3个阶段中虽有波动，但都处于较高水平。（2）旅游市场主体成长可以有效增进民生福利，其中，旅游收入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检验中，产业结构始终与民生福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民生科技和城镇化水平对民生福利的增进作用次之。（3）各类旅游市场主体在不同阶段对民生福利的作用强度呈现差异。前中期，效益主体在民生福利增进中发挥主导作用；后期，组织主体对民生福利的带动作用最强。

提升家庭生计恢复能力是促进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本研究将文化适应力纳入家庭生计恢复力分析框架和测度指标体系，选取云南大理两个典型乡村旅游地为案例，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家庭生计恢复力水平及其内在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受文化自信度、政策知晓度和文化拥有度等因素影响，乡村旅游地家庭生计恢复力在缓冲能力、文化适应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2）储蓄能力、政策知晓度和文化自信度是导致案例地生计恢复力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3）注重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并采取多元生计策略的乡村旅游地家庭，通常表现出更强的生计恢复能力。本研究分析了文化适应力对完善生计恢复力理论和家庭生计恢复能力提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据此建议通过文化恢复、旅游精准治理和生计策略优化等措施提升乡村旅游地家庭生计恢复力。

快速准确地把握旅游产业政策内容组态以及充分认识其绩效生产路径，对于推进、引导旅游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选择31份省级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作为分析样本，通过NVivo 12 Plus软件进行词频分析得到关键词，然后以《浙江省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为例，对其内容进行梳理和概括，并与前面词频分析得出的关键词进行对照，从而确定共同变量，最终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提炼出旅游产业政策绩效生产的2条路径：一是根据产业基础设置重点任务和资源投入的“适配”路径，对应的是旅游资源丰富，但旅游产业发展欠发达的省份；二是产业基础和目标引导任务部署、分工以及投入资源的“完善”路径，对应的是旅游产业发展发达的省份。两条路径的政策重点和绩效生产效果各有不同，可以为区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使其把握重点目标和重点任务，强化绩效管理，因地制宜的优化政策规划和设计，进而部署行动并配置资源，以提高旅游产业培育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