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城市河涌^①（河”,较大水道的统称,是指陆地表面成线性的自动流动的水体。“涌”,具有鲜明的广州特色,指天然形成的水道,比河流水量小,同时也是指受潮汐影响的河口。潮退时,河水由涌流进海里;潮涨时,海水倒灌入河内。资料来源于东濠涌博物馆解说词。）既能为居民提供水源,促进商业繁荣,亦可作为人们日常休闲的重要场址。到河涌里游泳、钓蟛蜞、捉鱼摸虾,曾是年长广州市民共同的童年记忆。近年来,随着轰轰烈烈的城市美化和城市更新运动,荔枝湾涌、东濠涌等昔日被掩盖的河涌被重新揭盖复原,使广州的城市河涌重新成为人们所关注的日常景观。河涌再造的兴起,使人们重新审视其中所蕴含的社会与自然之间复杂的人地关系。对于人文地理学者而言,自然并非社会的外部他者。相反,早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即开始批判“自然”与“社会”的二元论^[1],“自然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逐渐成为审视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新范式与理念。基于这样的认识论,自然不再孤立于人类的影响之外,相反,自然与社会在本质上是相互渗透的^[2]。一方面人类社会在众多方面依赖着自然世界,必须要遵循自然规律;另一方面自然也持续承受着人类社会的干预与再定义,并通过特定的建构形式,被整合进入社会、文化和经济系统,为人类所认识^[3]。正如Castree所指出的,人们所认识的自然并非简单单纯的自然,而是已经经历强势文化价值塑造的产物。正如河涌在多种发展时期可具有不同的形态和意义,自然也并非固定不变,它在社会关系和政经力量变更影响之下具有多样的演化形式^[4]。其中,不容忽视的是,自然的社会建构不仅是动态的物质性生产过程,也是论述、想象和表征层面的建构过程^[5]。这些塑造过程是社会性的,也是历史和地理条件的^[6]。因而,面对如此有目的地生产的“人造的自然”（artifactual natures）,Demeritt强调,地理学者应重视何种类型的“人造自然”正在被推进,何者是主体,其结果又会如何^[7]。而对于自然的社会建构的主要建构力量,自然具体如何被建构,学界则有多种观点和争论。如政治生态学认为自然的社会建构与特定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逻辑和社会关系紧密相连^[8,9];而后结构主义则强调符号、语言和话语（discourse）对于自然性质和意义的建构作用,自然是特定社会工程的治理对象或策略^[10];此外,也有学者从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 theory）、混种性（hybridity）、栖居（dwelling）、动物地理（animal geographies）和地方（place）等角度对“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进行了考察和理解^[11]。

本文所关注的城市当然也未远离自然,自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也与城市互动,成为交融混杂的城市自然（urban nature）^[12]。在此之中,城市与自然共同生产和共同演化（co-evolution）。Swyngedouw将都市自然视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建构过程,是社会与环境互动过程的产物和中介^[13]。从这个角度来讲,要了解城市的自然水体,应考察这些元素如何嵌入复杂的、包含多尺度主体的政治过程。而城市水域和水岸作为城市肌理的重要组成要素,其如何被社会文化建构,如何被治理和转变,不乏人文地理学者的关注。如Chang等在对新加坡河流水岸开发的研究中发现,水岸的发展包含3种城市再造的形式,水岸的土地利用形式、可达性和本土性被重新塑造,体现了新加坡政府规划师和企业打造世界级城市环境的意图^[14]。而Hagerman则认为,现时波特兰城市水岸的转型与城市和区域发展房地产业、生物技术产业和创意经济的未来愿景相呼应^[15]。王志弘等以台北都会区的水岸为例,发现水岸的功能与意义在不同的治理技术、论述和主体之下转化,折射着国家与社会各种不同力量的协商角力^[16]。此外,王志弘等也从对新北市二重疏洪道治理的研究中发现,都市自然（水域）可被介入重塑,被改造为城市景观和城市营销的重要场域,成为提升城市形象的意象^[16]。

社会建构主义忽视了不稳定的物质性的自然,也难以关注自然的活力和能动性。而在新文化地理学的“物质转向”“身体转向”“展演转向”“实践转向”和“情感转向”等众多新思潮之下,有观点认为,“社会—自然”的研究也并不应忽视非表征的理论和方法。有关自然的知识并不只来源于自然外部的表征,也有可能产生于与自然有关的创造性实践。关注物质的流变是一个认识和解构社会的高效方式,这个过程呈现了日常生活实践、情感和情绪、其象征性以及经济活动的价值和意义^[17]。物质从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情形下被生产出来,其背后隐藏着当时的社会关系和情形,通过展示物质世界的特殊概念和分类是如何被生产和持续的,从而揭示人类对于自然事物的理所当然的认识^[17,18]。同时,物质的自然并不是自然的直接反映,而是根植于社会和文化的投影,资源的物理属性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此,通过解剖自然的社会建构,可以梳理出自然与人的互动背后的社会现状与政治经济关系。通过有效利用“物质”的概念去质问“自然”,可加深对于自身反身性的认识^[18]。同时,物质性（materiality）不仅具有文本性,也有具身化的（embodiment）的意义,自然因而可以是物质实践和话语实践结合之下的建构的产物^[18]。事实上,身体是承载自然文化的首要场所,身体与产生于各种系统的外部环境进行着持续的交流。身体的文化呈现往往也浮现和依赖于由非人世界所激发的记忆和感情,自然文化的复杂性应包含人类个体具身感知的自然知识。而个体的记忆不仅具有物质性,其也可被激活和传承于其对自然的实践和感觉之中^[19]。面对宏观政治经济力量对于自然环境的管理,个体的主体性也会具有情感和实践的响应^[20]。城市的物质性与资源、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的资源、建筑有着不同的功能,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部分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功能逐渐退却。然而,“历史结束的那刻便是记忆的起始”^[21]。以往记忆相关研究多关注于集体记忆,然而随着非表征理论渐受关注,与身体实践、身体感觉关系密切的个人记忆亦逐渐受到重视^[22]。诚然,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仅能代表城市记忆的一部分,当碎片化的个人记忆上升为集体记忆,即集体的权威性记忆和个人的非权威性记忆连结才是完整的城市记忆^[23]。城市是承载记忆的空间,城市的人文底蕴和文化特色来源于城市的记忆^[21]。

显然,本文所强调的物质地理学视角与传统文化地理学（例如索尔）所强调的“唯物主义”地理学有一定区别。索尔文化景观学派所强调的传统文化地理学关注文化物质的区域划分、起源、发展和扩散等^[24];而新文化地理学经历了从“唯物主义”到“文化表征”的转向后又逐渐回到对“物质性”的关注这一个轮回,其所强调的是新文化地理学对“表征”过度重视的反省和不满^{[25,26,27,28]}。相比于早先的文化地理学,新时期的物质地理学不再是关注物质文化的传播与扩散,更多地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当然本体论上,新的物质地理学与传统的唯物主义文化地理学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异）拓展了物质的文化意义,如对物质流动性的意义的关注^[29]、对物质景观嵌套的情景的社会意义的关注^[30]以及对物质作为人类环境认知、情感和记忆的缠绕和寄托的承载的关注^[31]等。因此,新时期的物质地理学无可避免地涉及到对身体、情感和情绪等主题的探究。

基于上述视角,研究认为物质是人们与空间交流协商的重要媒介,是人们建构地方的重要参与者。因此有效地通过物质的概念去审视“自然”,可以加深对其反身性的认识,加深个体和组织对自身的行为和经验的反思与监督,并根据新的资讯进行调整,从而使“人—地关系”更加和谐。鉴于此,本文以广州河涌为例,探究物质与社会文化的演变机制,从城市自然系统的角度讨论自然的社会建构。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关注以东濠涌、荔枝湾涌、玉带涌、漱珠涌、驷马涌为代表的广州河涌（图1）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们对于广州河的城市记忆。与其他城市河流不同的是,广州河涌并非一直处于“存在”状态,而是经历了存在到掩盖,再到复涌的物质形态演变过程。其中,市民与河涌的之间互动、记忆亦随之经历着重构,并反过来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由于城市记忆以城市中大部分人的共同记忆为基础,故研究从多维度、多渠道以及大数量的数据去说明城市记忆的问题。多维度是指了解不同群体的看法,多渠道是指通过网络文本、访谈和照片评定等多种方式进行了解。由于涉及文本数量大,故本文选用NVivo软件对搜集的文本进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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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广州部分河涌现状与历史照片

Fig. 1   Picture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r history of some urban rivers in Guangzhou

研究采用了文本分析法。文本的来源包括网络文本、访谈和照片评定结果等。网络文本以“广州河涌”“东濠涌”“荔枝湾涌”“玉带涌”“漱珠涌”“驷马涌”6个关键词,在百度和新浪微博网页上进行搜索而来,时间截至2017年5月7日。访谈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共13人,访谈内容为对河涌的看法、与河涌有关的故事以及河涌对地方认同感的影响等。研究所采用的照片评定方法在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均有相关应用。本文的照片评定问卷设计主要参考心理学的问卷范式。照片评定问卷共120份,其中有效问卷118份。照片评定是通过量化的方式直观地呈现受访者对河涌的感受。照片评定主要分为3个步骤。① 让受访者观看问卷中关于广州河涌的历史、荔枝湾与东濠涌整治后、今日市内其他明涌和暗渠的照片（历史照片来自于网络搜索,由于年代久远,图片数量有限,问卷中选取的照片均是被媒体广泛采用、且质量相对较高者）。② 根据环境心理学家梅拉比安和拉塞尔提出的影响情绪的“三因子论”以及拉塞尔和拉尼厄斯把刺激适应水平理论（AL）与情感形容词所表述的环境评价而建立起来的理论模型研 究^[32],结合区域特点,评价受访者对照片所示场景的情绪唤醒程度的评价指标^[32],以李斯特量表法,邀请受访者对照片进行评定,得分高低作为提炼NVivo分类节点的依据。③ 邀请受访者阐述关于河涌的个人体验及感受,分享与河涌相关的记忆。本文依据问卷中照片评定的评分及访谈笔录,归纳出118名受访者对各时期各类物质形态的河涌及河涌的周边景观的情感记忆与直观感受后,将上述内容作为NVivo分析的材料。

基于上述64篇网络文章、13篇访谈笔录以及118份照片评定结果,研究采用了NVivo 11软件进行分析。NVivo是目前国际主流的质性分析工具之一,其理论基础是扎根理论^[33]。本文通过NVivo 11软件对上述文本进行编码分析,基于对材料文本的分析与归纳,构建了物质的利用方式（共建参考点355个）、记忆与情感（共建参考点256个）和文化的生产三大节点（共建参考点186个）,从而探讨物质与城市异质性间的关系。

3 研究发现

3.1 河涌与广州城市形态的演变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随着科技条件的进步,人类与物质媒介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尤为突出。人类的历史也就是文化与自然矛盾关系的发展与演变的历史,人类的进化既是文化的创新与成长过程,亦是与自然的相关关系的扩展与深化过程^[34]。

广州因水而生,也因水而兴。随着城市的发展,广州河涌的使用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很长时间里作为投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根据NVivo分析结果（图2）及文献搜集结果显示,河涌的物质利用方式共有供水、军用、排水、商贸、运输、景观、日常生活与休闲用水、污染与掩盖和治理复涌等9种。从文本分析结果（图2）可见,随着河涌商贸运输等功能的消退、实践空间的压缩,关于此功能的记忆也逐渐被淡忘。在社会关系和政治经济力量变更的影响下,河涌具有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具有不同形态和意义,而人们所认识的河涌亦是经由强势文化价值塑造后的“都市自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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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NVivo分析结果

Fig. 2   The result from NVivo analysis

唐代至民国时期,受当时社会发展水平所限,凭借地形优势与航运之便,河涌便成为护城河、交通要道,逐渐兼具商贸场所的功能。直到近现代,汽车的出现使陆路交通的效率大大提高,河涌的航运交通功能逐渐减弱,大型商贸往来亦随之减少,于是河涌的生产功能逐渐退化,逐步演变为饮食观光或周边居民嬉戏的乐园与浣衣洗菜的日常场所（表1）。如今,“供水”“军用”等的功能已失去其政治经济作用,“航运”“供水”“商贸”的河涌逐渐在人们的认识中消逝。因此,河涌的供水、军用、排水、商贸、运输、日常生活与休闲用水利用方式在网络文章、问卷与访谈中提及较少,而景观、污染与掩盖、治理复涌这3种物质利用方式则提及较多。诚然,“污染与掩盖”的河涌是由于近几十年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下,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排进河涌后导致的,水质变差,味道恶臭,因而被麻石板掩盖改为可通行的道路,曾经遍布广州城的河涌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近年,随着城市发展定位的转变,荔枝湾涌、东濠涌等河涌或揭盖复涌或进行整治,随即成为广州市的新景点。“景观”和“治理复涌”的河涌是如今政府治理工程修复的河涌。河涌的形态演变体现了人们与自然的相关关系的扩展和深化,是广州市人地关系演变的缩影,河涌的社会建构反映着物质的利用方式与文化的生产间的关系。

3.2 河涌与广州城市文化的展演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人们通过日复一日的生活化体验强化地方意义^[35]。人类的行为活动会产生即时性的情感和记忆,记忆的传承与沉淀往往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文化^[36]。

广州河涌曾经作为护城河、航道、商贸场所以及游玩嬉戏场所与人们发生互动。以东濠涌、荔枝湾涌等为例,它们曾经是附近居民乃至整个广州市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之一,人们在河涌上的活动,如游船观光以及日常的戏水玩闹都产生了即时性的情感和与河涌紧密联系的记忆。而当这些即时性的情感和记忆在社会上被大部分人共同拥有、引起共鸣,成为群体的共同回忆以及可共享的情感后,便形成了社会记忆。其后,在不断积累沉淀传承中形成独具一格的河涌文化和广府文化的一部分,如形成了“青山半入城,六脉皆通海”“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小艇上沿涌叫卖的艇仔粥、自发形成的水上市场等河涌文化。河涌与广州居民的互动深入至日常生活当中时,便衍生出许多与河涌息息相关的桥文化和独具地方特色的地名文化（通津、涌边、濠畔、桥脚等）、广州方言里大量与“水”相关的俗语^②（②以“吹水”表示“聊天”;以“水”表示“钱”,以“回水”表示“退钱”,“水脚”表示“路费”;以“通水”表示“交换消息”等。）、歌谣^③（③如：“有只雀仔跌落水,跌落水,跌落水,有只雀仔跌落水被水冲去”“河边有只羊,羊边有只象,象边有只马骝仔,好似你咁样”“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听朝阿爸要捕鱼虾,阿嫲织网要织到天光。虾仔你快高长大,划艇撒网就更在行”“阿妈带我睇龙船,我唔睇,睇鸡仔”等。）。虽众多的河涌逐渐消失、功能退却,但上述日常俗语依旧频繁出现在广州居民的生活中。无论是本土化用语的沿用还是独特广府味道的河涌文化,河涌仍旧与广州居民生活生产发生着密切的相互影响。人们与河涌的互动中产生了文化,文化赋予河涌意义的过程就是河涌的社会建构过程,河涌作为地方文化的物质承载者,是维系地方感的重要物质载体。文化是社会再生产的积极力量,人类通过自己和他人解释其历史,使文化有助于协调生产过程以及产品的对外宣传介绍。地方在提供人类生活场景的同时,又赋予人类特定的身份认同,而人类又不断通过实践将文化记录在地方中。经年积累的文化使得地方成为“有意义的区位”（a meaningful location）^[37]。从这个意义来说,河涌是居民愉快记忆的载体,“孩童的天堂”、“在老人们的记忆中,东濠涌一度是垂钓和畅泳的乐园”,更是家和根的所在：

“我的家,门前是一条涌,我很小就知道,它叫东濠涌……有一天,门外传来了打桩的声音。有一天,很多钢条横在了涌的两边拦河上面……有一天,一条高架桥架在了东濠涌上面。名字就叫做东濠涌高架桥……有一天,我的根所在的地方,从小长大的地方,被挖开种草了。是的,我感觉根没了,我现在还不时到那个地方看下,不是看风景,是想找到自己床铺的位置,去蹲下,去躺下”（来源自微博号“很Lomo的英语老师猫先生”的微博）。

“广州人把这里（东濠涌）当做公园当成家。这是他们小时候家边的河涌,是记忆中远离了的家乡图画”。广州市民见证了不同时期的河涌空间形态的变化,曾经遍布广州城的河涌承载着广州市民独特的记忆,更是追忆祖辈记忆的场所。他们将河涌比作乐园、家和根,其对于河涌有独特的喜爱与依恋之情,即使河涌不复当年美景,河涌依旧是市民的归属地,是其对于广州的地方感与认同感的来源之一。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而言,如受访者所述,河涌是广州市“水乡”的城市名片、“现在外出看到河涌会有这里像广州的感觉”,以及NVivo文本分析结果中“城市形象”节点的参考点数为48个,是文化的生产中被提及数量最多的节点。与此同时,岭南水乡曾是广州代名词之一,在全球千篇一律的现代化建筑景观下,河涌是广州的城市特色、城市形象的代表,居民在河涌的各种活动体现了广州休闲怡然的一面,岭南水乡与河涌文化是广州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体现。

文化是一种驱动力,文化的力量时刻影响着地方意义的建构^[38]。对于政府而言,更偏向将河涌作为广州城市名片以及环境治理工作的展演主体。在2016年和2017年广州城市宣传片中,荔枝湾涌的游船活动、扒龙舟及其周边热闹的商铺作为城市的人文精华展示。再者,荔枝湾涌的“荔湾胜景”亦被评为著名的新羊城八景之一。广州政府官网中对荔湾胜景的介绍为“这里是西关大屋、西关美食及粤剧曲艺等老广州文化符号的发祥地、集中地,别具浓厚的人文气息与高雅生活艺术气息,有岭南西关文化博览园之誉”,突出荔枝湾涌的“浓厚人文气息与高雅生活艺术气息”。荔枝湾涌两旁高高的堤岸亦大大降低了河涌的亲水性,河涌与居民的日常生活互动（如玩水、游泳等）所产生的平民文化并没有被作为政府话语对外宣传。而在东濠涌博物馆里,在如今绿色治理体制的兴起下,河涌的治理则是政府政绩的展现,是政府环境工作的展演主体。文化的生产将想法、想象、语句等通过实践汇总在一起,文化的意义是社会建构^[17]。如今河涌文化的生产就是广州城市形象的对外输出。河涌与龙舟、周边小吃等水上活动作为广州文化的展演,河涌是广州文化展演的载体。进而,河涌已成为文化产品和文化景观,供游客游玩消费,通过商品化进入空间再生产体系成为城市的绿色资产。

3.3 河涌与广州城市记忆的承载

对于广州人而言,河涌充斥着共同记忆,是纪念性空间,是叙事的媒体^[22]。与河涌有关的记忆也是广州市民城市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如今的年轻一代中,或多或少的从长辈的口述以及照片等媒体中形成对曾经的河涌的印象。正如NVivo分析结果中所显示,与代际记忆有关的词条多达61条,如：“繁荣,顾客也很多但都是小船只、似乎是个体经营为主,两岸大树也比较多”“兴旺、具有生气活力……实现人与人间的交流联系”“很多水上人家,河涌密布”“比较清,可以同阳光鱼虾蟹螺一起玩游戏,还可以直接去洗菜洗衣服,很原生态的生活”以及“河道利用率大”等。然而,随着河涌受污染水质影响而被填埋掩盖,20世纪50、60年代时伴随祖辈父辈度过无数快乐时光,他们记忆中“根”和“乐园”的洁净河涌已相去甚远。年轻一代与祖辈父辈之间社会记忆的传承也出现了断层。现今年轻一代对河涌的印象大多都呈负面,如：“我家附近的河涌没什么好印象,一直都是又黑又臭,也得不到整治”等。在河涌复涌前,河涌遭遇污染与掩盖时,代际记忆的断层以及对河涌的想象与现实的差距,使年轻一代对河涌的感情充满矛盾。无数关于河涌的个体记忆凝结抽象后形成的城市记忆是城市文化的基础,代际记忆断层导致的城市“失忆”也终将会导致城市文化的隐匿,代际记忆的断层导致了地方感的丧失,城市记忆无法完成历史的传承,地方特殊性也随之消匿。

如今,在绿色治理体制兴起以及政府的支持下,荔枝湾涌揭盖复涌重新出现在广州市民眼前。东濠涌的污水整治工程重新也重现了昔日绿水,居民戏水休闲的景观引起了广州市民广泛的关注。因此在NVivo文本分析中,治理复涌一级节点的提及次数为96。其中的节点描述往往如下：“如今,得益于相关项目的建设,荔枝湾涌曾经的美景终于可以重见天日,荔枝湾复活了老广一辈们的荔湾水乡文化记忆,同时传承了岭南文脉,更成为了岭南水乡文化特色的地标性文化休闲区”“位于广州西关的荔枝湾涌,每天游人如织,连老广们都喜欢去怀缅一下昔日时光”等。揭盖复涌后,重新出现在广州市民面前的景象如年轻一辈从媒体中看到、从父辈祖辈听到的景象一般。即使两条河涌的景观与功能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而年轻一辈关于河涌的所“见”与所“闻”接近一致,其对河涌的印象与情感也逐渐由原来的“臭河涌”发生了转变,对河涌整治给予了美好的愿望：“虽然（河涌）交通运输的功能弱化了,但也算越变越漂亮,像荔枝湾那样,成为一道景观,还开发成旅游景点,也算是对河涌文化的一种保护,东濠涌也是”“在我生活的年代,河涌是臭的,所以我希望河涌变干净,到现在为止有一部分的河涌是变干净了,对它的印象会变好。我是住在东濠涌附近的,看到东濠涌变干净,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我会觉得开心”。

河涌的变化使得年轻一辈的记忆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整治后的河涌重新成为了居民休闲的场所,年轻一辈与河涌的互动也随之增加。从这个角度来讲,年轻一辈关于河涌美好的社会记忆使得河涌文化得以继续沿续,河涌乃至广州城市的代际记忆得到了沉淀与传承。揭盖复涌之举在唤起了老一辈对于河涌的回忆之余同时也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河涌的关注并驱使他们重新追溯关于广州的故事与文化,关注昔日河涌承担的功能和在河涌这一物质空间内所发生的实践与由此产生的共同情感和社会记忆,使城市记忆得到从今至古的传承。在此过程中,河涌被市民建构为广州城的叙事载体,并经由政府治理工程进一步被建构为代表城市形象的符合和话语。

空间的最小尺度是身体,作为空间尺度的身体兼具生物与社会两重属性^[39],身体往往是城市记忆最小的空间叙事载体,在城市记忆的传承中承担媒介的作用。外部环境与身体进行着持续的交流,身体的文化呈现往往也浮现和依赖于由非人世界所激发的记忆和感情,自然文化的复杂性应包含人类个体具身感知的自然知识。而个体的记忆不仅具有物质性,其也可被激活和传承于对自然的实践和感觉之中^[19]。身体实践是社会记忆传承的方式之一,关于过去的意象与记忆知识需要通过展演来传达和维持^[40]。身体实践及其产生的记忆与情感是城市记忆传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代表广州地域文化的河涌社会记忆传承需要年轻一辈在河涌这一物质空间内发生与父辈记忆相类似并符合实际的身体实践,以获得当代群体的共同记忆与感情,将河涌文化继续传承和发展。河涌既是广州市民产生城市记忆身体实践的物质场域,亦是城市记忆凝固的物质空间环境。只有物质空间环境继续存在,城市记忆才得以继续传承和保存下去,不再“失忆”。

4 城市的自然建构机制

如段义孚所言,“维系‘人—地关系’的纽带正变得松散,但这种松散关系一方面是愉悦的,人不再因自然灾害而畏惧自然,但令人不安的是,它已无能安慰人和鼓舞人心——无论我们对自然界持何态度,我们都知道它在退缩,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建构的超级大都市”^[41]。如今盛行的对故土的依恋、“乡愁”和“寻根”等感受,都源于人们地方感的弱化。地方是人们在整个社会和文化体系中籍以定义自身的坐标体系^[42]。因此,地方感的弱化将会动摇人们内化了且信守的道德观念,关系着人们品格的塑造^[36]。也正因如此,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道德观念,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变化反思到自身以及反身性的思考。

地方性本质上是人建构的,“自然”的真实性或地理知识也是人想象的一种文化。“想象”使人看到原本不在场的东西,并促发人的空间移动与改造行为^[36]。诚然,广州河涌历年的形态与功能演变是自然资源与人类之间互动的结果,并在互动中形成具有广州特色的地方文化,赋予广州河涌除了自然资源以外的地方意义,如“根”和“乐园”,完成对“自然的社会建构”。同时,由此意义赋予人们对往日河涌的美好想象,从而触发人们对往日河涌的怀旧和促使河涌揭盖复涌整治。“城市记忆不仅存在于市民的个人记忆,也蕴藏在城市环境中并反映人对城市历史的具身认知”^[21]。在作为城市记忆的叙事载体的河涌被污染掩埋后,身体无法通过经历上一代的日常生活实践获得个体记忆,实现代际记忆的传承,致使城市记忆出现断层。与此同时,人们在物质形态的边界模糊下自身认同感减弱,引发对根的文化和物质作为文化载体的强烈诉求。在地方特殊性的消匿、市民对城市文化的强烈诉求以及绿色治理体制的兴起背景下,河涌进入了治理复涌的进程,通过景观的商品化和市场化^[43],成为城市的绿色资产,实现河涌的再价值化和资产化^[16]。因此,河涌的社会建构过程往往是以日常生活实践为主导的物质实践和以城市文化为主导的话语实践对城市自然建构的过程（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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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自然的社会建构机制

Fig. 3   The mechanism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

在河涌整治复涌当中,政府、市民和游客是与整治后的河涌关系最密切的3个主体。由于市场和资本的驱使,政府的权力意志中掺杂了对资本和市场的考量,因此河涌的象征建构是由政府的权力意志的干预以及城市记忆形成。因此,政府作为河涌整治复涌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河涌治理后所呈现的景观是政府权力意志、资本以及城市记忆的综合体现。市民对河涌的怀旧是其内心诉求的表达,是对正在消逝的本土的重新表达^[44]。对于游客而言,治理后的河涌是其接触和了解广州文化的载体,是广州城市形象的展现。然而,目前而言,治理后成为景点的荔枝湾涌是否是市民内心怀念的河涌?是否是充满童年回忆可以与玩伴抓虾摸鱼、游泳戏水、浣衣洗菜的河涌?如今被拼凑重现、流失其本真性的河涌更多的是向外地游客展示、供其消费的河涌,并非市民的河涌,周边居民与商铺也成为展演的主体之一^[45]。作为具有集体记忆与地方记忆的公共空间,市民对其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的空间利用诉求亦是城市建设项目中公众参与的方式^[46]。

5 结论

研究从物质地理学的视角,采用NVivo分析方法对与广州河涌相关的网络文本、访谈和照片评定等数据进行了分析,讨论了城市自然的社会建构与城市记忆之间的互动机制。这里所谓的物质地理学与传统文化地理学所强调的“唯物主义”（尽管在本体上没有太大差异）有着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其强调从物质的流变性、物质的情景性、人的身体实践以及物质对于人类情绪的承载等方面来认识和发现世界。研究发现：

首先,城市自然资源的功能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变化而变化,并通过人的实践与社会系统彼此渗透、共同演化。具体来讲,以广州河涌为例,研究指出城市自然资源的物质形态演变及其社会建构之间存在着持续、流变的相互影响关系,两者的互动过程体现着城市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并成为城市记忆形成的基础。广州河涌的使用功能从军事、航运、航贸转变为排污,近来再次转变为景观用途。河涌物质形态亦随之发生改变,其经历了从“存在”到“被掩盖”,再到“复涌”的复杂演变过程。

此外,研究将河涌的整个复杂演变过程置于整个城市管理系统中分析,而非孤立的把河涌作为自然资源分析,揭示了城市自然在社会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运作机制。河涌作为旧日广州市民航运通商、休憩娱乐的公共空间,在河涌与人类的相互渗透中,关于河涌的集体记忆成为了广州的城市记忆,由此而衍生的城市文化过程就是河涌社会建构的过程。纵然在城市和科技的发展下,河涌昔日辉煌已成为城市历史的一部分,重现固然不切实际。然而,记忆的传承需要通过身体实践,河涌作为广州城市记忆的物质载体,是增强居民地方认同感、传承城市文脉以及突显城市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再者,虽然在目前以汽车为主导的出行方式下,河涌会对城市交通的便捷程度造成影响,但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休闲空间和公共空间日渐缺失,与广场等人造建筑对比,人类对于河涌、森林等自然资源更具有亲近性,河涌便可作为本地的休闲空间,以城市中的花园和绿带的形式作为城市生态廊道中的一部分。城市的自然物质环境是形成城市肌理的基础,承载着城市记忆的社会建构后的“自然”亦是城市的叙事者,无时无刻都在阐述着城市的历史。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从保护城市文化和城市记忆的层面出发,人们应该选择正确的物质利用方式,才能营造有记忆的、健康发展的城市。

从更为宽泛的视角来看,人文地理学是为了唤醒和提高现代人的某种道义意识来服务社会人文空间建设^[41]。本文所强调的自然的社会建构过程就是自然在参与人类活动的过程中被赋予了独特的人文意义过程,从而使得自然成为兼具“资源”与“人文意义”的综合体。因而,研究立足于物质地理学视角,强调了自然资源的社会建构过程,重新审视了人类与自然资源的互动关系及过程,进而反思自我、反思城市发展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处理方式,从而从实证角度回应了文化地理学从“唯物主义”到“文化表征”再回到“重返物质主义”这个轮回对“物质”和“文化”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审视。诚然,一个改善和创造自然环境、与自然相互支持的城市,方能孕育出根植于土地的文化,便是人们所追求的生活环境。除此以外,从现实意义来讲,本文从自然资源与城市记忆的角度切入,从宏观角度将自然的社会建构和城市管理结合,讨论了城市居民与城市自然之间的互动,从而为营造健康城市以及为城市再生产的发展思路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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