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胜
, 巩潇然
XIE Fusheng, GONG Xiaoran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7-11-3
修回日期: 2018-05-27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8-15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学报》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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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谢富胜(1972-), 男, 安徽枞阳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E-mail: xiefusheng@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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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尼尔·史密斯是世界知名的人文地理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他在不平衡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整合马克思主义和地理学的资本周期运动、空间一体化与尺度推移等范畴,提出了实现平衡发展的途径,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为研究当代社会空间问题提供了更为具体的分析框架和新的理论解释。其理论的核心是把地理空间视为生产资料、社会产物以及空间关系的总和,认为地理空间生产是特定时期资本增殖的重要方式。目前中国学者虽引进其部分理论,但整体了解还比较欠缺。本文将其理论概括和梳理为空间生产、地理尺度、美式帝国主义、绅士化4个方面,分析资本积累驱动下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过程,深度解析社会、空间与地理的尺度交错与互动关系,阐明资本周期运动、美式帝国扩张和绅士化的逻辑关联,最后以租隙理论为主剖析了城市尺度的资本周期运动。本文旨在为国内学者研究史密斯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提供纲要和逻辑线索,并为中国城市化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理论参考和方法启示。
关键词：
Abstract
Neil Smith is among the most renowned academics in human geography and Marxist geography. Based upon uneven development theory, Smith has integrated both the categories in Marxist theory and those in geography such as seesaw movement of the capital, spatial integration and scale evolvement to propose an approach to the even development, which has enriched Marxist geography significantly. Smith mainly reckons geographical space as a means of production, a social product and an ensemble of spatial relations. Currently,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Smith's spatial Marxist theory, though introductions to parts of his theoretic tapestry have been made. The paper summarizes Smith's spatial Marxist theory and divides it into four aspects including space production, geographical scale, American imperialism and gentrification. Thus, the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al space, to interpret the complex interactive relations among society, space and geographical scales, to illustrate the logical connections of capital seesaw movement, American imperialistic expansion and gentrification, and to end with an analysis of seesaw movement of the capital in urban scale via rent gap theory. The paper aims to offer an outline of Marxist spatial theory and geography for domestic academia, as well a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nspirations for urbanization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Smith's spatial Marxist theory is under several criticisms, to which the paper has discovered justifications. Primarily, Smith focuses on socio-spatial problems under capitalist flexible accumulation regimes, hence the accusation of spatial-temporal limitations to the explanatory power. Besides, remarks on Smith's production determinism are due to the production primacy and the effort to includ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processes via cultural production inspired by Frankfurt school. Additionally, to answer queries about geographical scale, its major difference from other geographical terms is its nature as a social product that translates social divisions into spatial differentiations. Finally, Smith focuses on mediation role regarding urban ground rent to spare controversies on rent categories; hence the comment of neglecting Marxist ground rent theories. Four conclusion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accordingly are as follows. Firstly, high housing price is a form of secondary deprivation of labor and a potential source of social conflict in reproduction process. Long-term effective housing regulation requires public housing provision and rental right improvement. Secondly, multivariate supply of land boosts rental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meets urban dwelling needs. It may also help lower commercial housing price due to a mitigation of land scarcity. Thirdly, precautions against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of real estate developers should be taken in mature urbanized societies. Lastly, rent gap index based on price to rent ratio forecasted by hedonic price model may help stabilize housing market.
Keywords：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反战和人权运动相继爆发,一些学者开始采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地理问题,挑战实证主义的主导地位[1]。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滞胀危机引致城市扩张、内城衰败和种族隔离等社会问题不断涌现,从空间、资本和社会制度的辩证关系入手解释社会问题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主要潮流[2]。20世纪80年代的积累体制灵活化背景下,新兴的后现代思潮开始质疑资本积累过程的决定作用,加之现实主义和结构主义等流派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个在地理学界、马克思主义和城市研究等领域有着强大影响的重要学派,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就是该学派的突出代表[3]。作为哈维的高足,美国著名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1954-2012年）不但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提出不平衡发展的尺度、资本周期运动（Seesaw Movement of Capital）、绅士化（Gentrification）和租隙（Rent Gap）等新理论,还极富创造性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地理空间问题的复杂关系,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4]。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市研究如火如荼地展开,使空间生产理论逐渐进入国内相关学科的研究视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中国化进程。比如,吴启焰研究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中产阶层化趋势[5],指出这是一种具有时空共轭特性的社会空间生产过程[6]。蔡运龙等介绍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发展过程[7],叶超研究了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发展过程[8],认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提供了一条运用资本、阶级和权力范畴分析、解释、批判和直面中国社会空间不平衡发展问题的理论路径[9]。在此期间,史密斯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也引起一些关注,一些地理学者介绍了史密斯的绅士化理论及其发展[10,11],对中国特定城市空间的动态变化进行了模拟分析[12];一些城市规划学者将租隙理论应用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空间开发问题[13],分析其对社会分配的决定性作用[14];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介绍了史密斯的美式帝国主义地理历史研究[15],以及他的不平衡发展的历史空间辩证法[16,17]。但是,国内学术界尚未对史密斯的理论予以全面分析和系统研究,本文采用从一般到特殊、从特殊到个别的分析方法,从演绎逻辑系统梳理史密斯的主要论述,构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和地理空间在资本积累下一体化的不平衡发展过程的理论构架。
史密斯构建的地理空间生产理论,首先是梳理和批判了历史上不同学者对空间的认识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分为绝对空间观、空间重申和空间转向3个阶段,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他的地理空间观。
绝对空间观不仅表现在列宁（Lenin）、卢森堡（R. Luxemburg）和伊曼纽尔（A. Emmanuel）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决定论倾向,也表现在实证地理学的二元空间观念中[18]。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国家领土往往随着社会发展而绝对扩张,生产出重时间、轻空间的绝对空间观念,把空间看作固定和非辩证的死物,把时间看作丰富的、有生命力的和辩证的象征[19]。
空间重申阶段的理论主要从社会与空间关系的角度分析地理空间,比如,福柯（M. Foucault）用他者空间和异托邦概念构筑了一种权力通过控制空间实现规训、空间记述权力历史的时空结构[20];索亚（E. W. Soja）的第三空间理论则将生产关系分为相互独立的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1]。这些理论表明了19世纪80年代殖民地被瓜分完毕后[21],领土绝对扩张已经无法继续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空间转手和重建成为资本主导的领土相对扩张的主要途径。
空间转向阶段的理论致力于从关系视角建立社会空间发展统一过程中的一般规律,代表人物有列斐伏尔（H. Lefebvre）和哈维等。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生产理论从资本循环的角度研究社会空间生产和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关系[22]。哈维在使用价值生产过程和绝对空间、价值形成过程和关系时空、交换价值的实现过程和相对时空之间建立联系[23],分析了资本循环过程与社会空间构型再生产的一体化过程[24]。
史密斯认为,绝对空间观念不重视空间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互作用,空间重申阶段的理论普遍认为空间关系具有偶然性,没有建立起揭示空间一般规律的理论[25];列斐伏尔主要侧重于研究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虽然观点深刻但存在论述过于抽象的缺陷[18];哈维提出的是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形式化的空间一体化,没有充分考虑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决定作用[26]。史密斯主张融合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7],建立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新范式[28]。在这种新的范式下,从关系角度分析空间问题,地理空间是各种具体的空间关系联动变化的总体,而空间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空间上的一种表达[18]。资本是社会空间生产的主体,资本增殖成为空间生产的目的。
史密斯的地理空间生产理论以扬弃施密特（A. Schmidt）和莱斯（W. Leiss）的自然理论为基础[28]。施密特从人类社会的演变来研究自然理论,指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产和生活完全依赖于自然,人和自然是一个统一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人类开始凭借生产力的发展尝试着控制自然,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人与自然之间维系着一种微妙的关系,既不再是统一体,也没有完全分离。在此基础上,施密特区分了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第一自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外在客观条件和场所,第二自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要素;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相互依存,一起构成所有事物存在的载 体[29]。莱斯比施密特更进一步,直接把人对自然的控制看作人与自然的主要关系,他指出一部分人通过控制自然达到统治他人的目的,在此过程中,自然成为一种资本。莱斯根据人们控制自然的不同方式,区分了直观的自然和科学的自然。直观的自然是生活世界中可以直观感知的自然;科学的自然是科学世界中经过人类构想与规划的抽象自然。莱斯认为,控制科学自然的方式为控制直观自然提供了制度基础,控制直观自然的社会冲突过程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控制科学自然的理论体系的变迁,这两种方式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因此,直观的自然和科学的自然也是动态联系的[30]。史密斯认为,施密特用控制自然的概念为自然理论提供了一种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相结合的反乌托邦式新视角,但错误地将劳动过程描述为不随历史变化的抽象的使用价值生产过程,并没有探寻到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之间的真正联系,没有建立起统一的自然概念。莱斯正确地指出了科技进步对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影响,却混淆了控制自然和支配自然的概念,仅仅提出了直观自然和科学自然之间的微妙关系,并没有解释这种微妙关系的实质和内容,也没有建立起辩证统一的自然概念。史密斯指出,施密特和莱斯自然理论的本质缺陷,是没有正确地认识到自然的统一性需要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实现,人们对自然的控制关系,也需要在自然的生产过程中才能实现[31]。
史密斯认为,自然的生产过程改变了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性质,把总体自然转化成人类社会的产物。第一自然是社会活动发生的外在条件和场所。如果物品被生产出来是因为人们需要它,“与自然的关系”因而是一种使用价值关系;第二自然是人类社会生产的,是一定社会关系下生产的具有系统结构的自然。如果物品被生产出来是为了交换,就不能将之看作是一种单纯的使用价值关系,生产什么东西不再只由直接需要所决定。资本主义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一般意义上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利润的“需要”。正是在资本主义交换体系中,第一自然在第二自然的限制内被生产出来,同时也需要一套社会制度系统发展起来用于实施和调节这种交换,这样,通过人对自然的生产关系建立起一部分人控制自然、从而控制他人的社会关系[31]。
史密斯在其自然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直接生产过程改变地理空间性质的实际空间一体化（Real Spatial Integration）① (史密斯借助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和实际隶属的这两个概念来说明形式的空间一体化和实际的空间一体化过程。)过程,以此为核心构建了空间生产理论。实际的空间一体化是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驱动生产过程的扩张、并整合劳动力和商品流通过程的机制[18]。实际的空间一体化把空间由自然物转化成资本主义一般生产过程的资料和社会产物,把空间牢牢地嵌入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也把社会的发展记录在地理空间的演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使资本积累的正常运转成为地理空间生产的条件,这样,交换价值就成为地理空间生产的决定因素[31]。史密斯认为,绝对空间的扩张必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一点达到自然容积的上限,相对空间的差异化生产就成为地理空间生产的主要途径。在既定地理环境条件下,固定资本投资就成为地理空间生产和地理空间中生产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也深化了劳动力对资本的隶属关系以及地理空间与社会关系的一体化程度[32]。商品交换的深度与广度促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建立的空间社会关系形塑了资本、劳动力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使资本主义社会和地理空间达到空前的一体化程度[31],这样,地理空间成为剩余价值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因素。
不平衡发展是资本积累的矛盾在地理空间中的表达,史密斯认为,地理固定的使用价值和运动的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在空间中转化成差异化和均衡化趋势的矛盾[18]。比较马克思和史密斯的论述,可以发现均衡化趋势是资本一般性和商品交换的空间转化,差异化趋势是资本分立与劳动分工的空间转化。资本的历史使命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实现生产条件和生产水平的地理均衡化,但差异化生产是空间修复的手段,也是需要修复的问题,地理空间的差异化趋势总是不断阻碍均衡化趋势[18]。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看,资本无法通过地理空间生产解决其内在矛盾、实现持续的积累,反而会导致和加剧地理空间的失衡。地理空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可能迈向均衡生产,正如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平衡发展一样,因为差异化和均衡化趋势相互依存、对立统一,是资本积累的必要前提和必然后果。
晚期资本主义的地理空间以内部景观的重建为主要生产途径,同时也呈现出差异化趋势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平衡的格局和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史密斯批判地分析了不同时期的空间差异化理论,如无序的空间差异化理论、系统的空间差异化理论和地理尺度理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地理尺度理论。
无序的空间差异化理论主要包括哈特向（R. Hartshorne）的地理空间理论和吉登斯（A. Giddens）的社会学理论。哈特向认为空间包括地点和地点之间的因果联系[33],地理差异是自然给定的特征[34],吉登斯用“场所”和“区域化”概念描述社会行为人和局部空间制度结构相互作用的跨时空动态过程[35],两者都建立在以地点处理绝对空间、以区位处理相对空间的新康德主义空间范式的基础上。
系统的空间差异化理论主要来自一些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分析。詹明信（F. Jameson）认为空间正逐渐取代时间成为决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逻辑的主要因素,也是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关键[36],他提出了认知绘图,即阶级意识的符码这一概念[37],这是一种通过设计适应社会结构发展的阶级意识来争夺新时期文化和政治霸权的空间表征工具。詹明信的理论与地缘政治理论类似,其优势在于揭示了空间差异化表征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34]。哈维从总体视角把后现代空间差异化趋势与资本积累体制联系起来,认为后现代性是披着文化外衣的弹性积累体制的表达[38]。
地理尺度理论萌芽于列斐伏尔的论述[39],他提出了尺度这一范畴,用来描述特定范围的空间中包络的金字塔型层级结构的社会关系[22]。布伦纳（N. Brenner）区分了地理尺度作为社会产品和社会活动框架的双重含义,认为尺度是生产关系的内在成分,因此它不同于场所、位置、领土和空间等地理学概念[39]。
史密斯认为,无序的空间差异化理论普遍认为空间的总体结构呈无规律的马赛克模式[34],忽视了空间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关系;系统的空间差异化理论正确地指出地理空间的生产过程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影响,但错误地认为地理空间的结构安排不受影响,也没有提出尺度概念[34],具有片面性和逻辑矛盾。列斐伏尔虽然提出了尺度概念,却没有解决尺度问题[40];布伦纳在以社会再生产和消费过程对地理空间生产的影响为重点的研究中,时常混淆地理空间和地理尺度的概念[40]。总的看来,史密斯之前的研究者虽然提出了地理尺度概念,但没有形成系统的地理尺度理论。基于以上的批判分析,史密斯提出了综合考虑表征空间和物质空间的地理尺度理论,分析了社会权力和地理尺度形成、控制、排斥、冲突、协商、镇压以及调整过程的相互作用[34],从而建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差异化理论,
史密斯早期的研究围绕不同社会过程的时空范围问题展开,他在研究中发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生产对资本主义生存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产品和过程变得更加系统化,也产生了不同社会组织的特定空间范围。因此,史密斯敏锐地认识到,有必要从资本主义发展与结构的分析中进行空间范围的推导,而不是简单地按照习惯的规定去假设某些范围。他据此构建了地理尺度的概念,把地理尺度定义为资本在追求价值增殖的条件下所产生的系统不平衡结构的空间。史密斯先后用层级结构[18]、万花筒效应[27]、格式塔状[27]和嵌套关系[35]来描绘地理尺度的形态。在随后的研究过程中,史密斯认为可以用差异化与平均化的辩证法来推导资本所创造的实际空间尺度,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结果与前资本主义产生的马赛克拼图模式的不平衡地理空间相比,具有一种复杂的规律性。空间尺度的识别包含了绝对与相对空间之间的区分,绝对空间是由物理学、天文学、空间科学和宇宙学等学科不断探索、界定与重新界定的近乎无限的宇宙物理范围,是人类劳动过程的生产资料和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对空间是组织社会资本生产和再生产中不同环节和过程的个别尺度。相对空间是指地球空间的相对性,是从全球到地方的各种范围的日常生活空间和建筑空间的统一体,可以比喻为不同层次的生活和社会景观沉淀与交融的空间,本质上是通过社会关系熔接起来的物质空间。正如以价值形式实现抽象劳动的普遍化使空间一体化成为必然一样,资本的内在性质也使绝对空间作为各种社会活动的地理尺度的差异化过程成为了必然。作为一种组织、整合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的相关过程的工具,这些绝对空间在更广泛流动的相对空间中固定,并成为价值总体循环和扩张的地理基础。在这些尺度中组织的一体化空间经济是价值决定过程的内在产物。这是一个动态过程,不管这些地理尺度生成得多么固定,它们都是要经历变化的,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正是通过空间尺度持续的规定和内部差异化过程来组织的[18]。
个别地理尺度（Particular Scale）② (个别地理尺度,指单个的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的地理尺度,是个别资本分散、聚集和个别分工等具体的社会分化过程发生的场所和条件,也是在社会分化过程中生产的差异化社会空间的单位结构。)通过它的绝对空间表达尺度中的一致性和与其他尺度间的差异,通过它的相对空间与其他尺度建立联系并共同发展。理解资本主义地理尺度的关键是生产过程[3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地理尺度塑造成劳资关系的空间表达,也就是劳动分工和资本分立导致的社会分化的空间表达[18]。史密斯以社会分化与地理空间发展趋势的相互作用为重点,介绍了地理尺度产生的动态过程。地理尺度生产理论是内在于地理空间生产的动态过程,地理尺度在生产过程中成为受资本控制的产品。史密斯最初提出城市、区域、民族国家和全球4个主要地理尺度[18],各地理尺度的生产机制、表达资本矛盾的程度以及作用不同。城市尺度和区域尺度是空间差异化趋势的表达,城市尺度是日常通勤范围约束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组织管理场所,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紧密联系;区域尺度是生产的组织场所和劳动社会分工的空间表达,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紧密联系。民族国家尺度和全球尺度主要是空间均衡化趋势的表达,民族国家尺度是资本和政治权力的共同体,是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社会空间组织形式,全球尺度是资本和要素流通的空间范围,两者与商品流通和资本流动过程紧密联系。20世纪90年代后,灵活积累体制下个别资本的竞争和合作关系日趋复杂,资本在空间中的分布更加集中,差异化逐渐成为社会发展和地理空间生产的主要趋势,全球空间扩张成为转化资本积累矛盾的主要方式,促使史密斯把研究重点由地理尺度生产转向尺度政治,即社会关系和地理尺度的相互作用。这一时期史密斯提出了更微观的身体、家庭和社区尺度概念[35],以便研究日益差异化的尺度政治实践,并用“本地尺度”代替“城市尺度”,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农村[34]。
地理尺度是具有能动作用的社会空间构造。史密斯的尺度政治理论认为地理尺度既是政治实践过程的场所,也可以直接引发特定的社会冲突[41],同时具备结构和能动的作用。地理尺度的能动作用是空间关系和社会过程相互作用的表现：地理尺度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社会过程引起地理尺度的调整,调整后的地理尺度又可以激发社会关系的变化。地理尺度也具有表征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文化观念的一部分,表现为不同人群在尺度间与尺度中的活动范围和运动性差异[42]。物质和表征的地理尺度是约束、排斥和加强认同的有效手段,地理尺度生产过程是资本剥夺劳动力和自然的媒介,导致工人生活水平的持续降低和地理景观的普遍恶化[18]。史密斯据此提出尺度跃升（Jump Scales）的行动方案,主张在更高层级的尺度、更广泛的地理场所抵抗镇压和剥 夺[41],把尺度政治用作扩张、包容和拓展认同的武器[37],以构建更合理的社会空间格局[34]。
个别地理尺度同样处于资本积累控制下的不平衡发展过程中。从个别地理尺度出发,史密斯主要研究了集中于民族国家和全球尺度的美式帝国主义理论以及城市尺度的绅士化理论。
史密斯以“美国世纪”的地理历史为线索,分析了不同阶段的美帝国主义政策对全球经济政治发展和地理格局变化过程的影响[43]。1919-1941年间是美帝国全球扩张的第一阶段,以巴黎和会为起始事件,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推行建立国际联盟、反殖民主义和门户开放等国际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政策,实际上是为了建立新的国际权力体系、削弱欧洲实力并逐步夺取霸权。美帝国在全球扩张的第一阶段成为世界中心国家之一,引导中心国家转向经济殖民道路。但是,国内的孤立主义政策使美国未能加入国际联盟,凡尔赛条约的不公正惩罚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帝国的第一次全球扩张以失败告终[44]。
1941年底美国参加二战开启帝国的第二阶段,延续了开发经济生存空间（Lebensraum）、构筑自由世界新秩序的扩张路径。史密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为中点将第二阶段划分为两个时段：半球化时段采用福特主义方式在资本主义世界内扩张,整体全球化时段以后福特主义方式在全球尺度内扩张。罗斯福（F. D. Roosevelt）的“一半给你、一半归我”[44]政策概括了美帝国半球化时段的特征：与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世界长期对峙,巩固和扩张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控制权力。这一时段,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自由贸易和金融网络,以工业援助和文化观念输出为手段控制后发国家;不断改善国内薪资福利水平,使持续扩大的消费支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积累的重要动力。美帝国半球化时段的逻辑是构筑国外经济扩张和国内消费增长的良性循环,却造成了资本主义新兴经济体高速发展和美国利润率持续下降的结果,最终导致了美元危机和经济危机。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帝国进入整体全球化时段,主要通过控制金融资本争夺全球权力：构建生产场所小型化、分散化和供应销售网络全球化的产业结构;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去管制调控模式,确保全球尺度内金融资本和生产要素的自由运动;在国内更加苛刻地剥夺工人的收入,在国外通过专利税榨取其他经济体生产的价值,保障美属跨国公司的利润率。这一时段美帝国的逻辑是通过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扩张经济生存空间,通过分化其他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维持在全球尺度的中心地位,剥夺穷人和其他区域以维护美国的金融资本和精英阶层的利益。但是,这一逻辑一方面导致墨西哥等地区的经济崩溃,加剧了全球尺度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和不均衡的经济发展,去管制的金融资本运动也削弱了美帝国的规训权力,使全球经济政治朝着多元化的不平衡模式发展。苏联解体后两大阵营间的张力分散化,导致反对美帝国霸权的民权运动和国际冲突频繁爆发,第二阶段遭受重大挫折[44]。
美国“9·11”事件开启了美帝国的第三阶段,长期的贸易赤字、过高的美元估值和不断加大的经济危险使美帝国逐步转变成采用新自由现实主义扩张方式的军工复合体。为了巩固和扩张依附于美国的资本权力和精英利益,美帝国采取一系列的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措施,力求修复前两个阶段遗留的资本积累和制度调节尺度失衡问题;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改善国内就业并驱动区域经济发展,运用军事力量掠夺石油等资源、胁迫其他经济体服从美国的意图,强化其他经济体对美帝国的依附关系,深化对全球基础设施和经济实践的控制。但是,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没有缓解经济政治困境,民族主义和新自由现实主义思想反而激化了种族宗教矛盾和民权冲突,使美帝国的经济权力在第三阶段持续削弱,中心地位不断瓦解,形成了凸显资本积累分化过程中个别资本力量的经济政治格局[44]。
美式帝国是一种比殖民主义帝国运动性更大、依附关系更复杂的全球权力结构,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以资本自发运动为主、国家干预和军事措施为辅的帝国主义扩张过程,美式全球主义是内嵌着民族主义的实用自由主义思想[43]。史密斯认为,仅用全球和民族国家尺度的资本周期运动无法解释美帝国的扩张;但美帝国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虽然受国家干预和军事措施的影响较大,也受到资本积累的约束,同样表达出资本自我设限的矛盾;美帝国的全球扩张受到阶级关系、私人所有权和市场竞争复合而成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限制,无法与国家权力长期吻合,最终转化成不平衡发展的世界格局[44]。
史密斯认为不平衡发展在城市尺度实现得最为彻底[45],因此十分重视城市研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城市的绅士化过程③ (绅士化过程,指西方城市化过程中经历了内城衰败和郊区化等阶段后,富贵阶层排斥原来的工人阶级居住者、重建并搬回内城和临近地区居住的过程,又称“中产阶级化过程”。)研究。史密斯把绅士化过程定义成旨在恢复利润率的更大规模重建过程的一部分[45],是资本的周期运动、城市的政治实践和空间的文化生产相互作用下的差异化居住空间的重建过程。当城市的绝对扩张达到工人日常通勤限度的边界后[46],绅士化开发就与郊区化趋势分庭抗礼了[47]。绅士化过程虽然在城市尺度展开,但可以通过金融体系与全球尺度的资本运动建立起联系。哈克沃斯（J. Hackworth）和史密斯以纽约为例介绍了不同尺度的三次绅士化浪潮,即社区尺度的第一次绅士化浪潮、城市尺度的第二次绅士化浪潮和全球尺度的第三次绅士化浪潮[48]。
资本的周期运动是绅士化过程的主要决定因素。史密斯从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的分析视角,强调了资本逻辑的中心性[26]。绅士化过程是城市尺度不平衡发展的内在构成部分,是资本的周期运动在城市居住空间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表达[45]。资本的周期运动是利润率平均化的空间转化,是与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节奏一致的资本空间运动过程,表现了利润率与空间重建的相互作用：资本向高利润率的地区运动并进行开发,开发过程将降低这一地区原本的高利润率,提高原开发不足地区的利润率,引导资本流动进入下一个周期[18]。资本的周期运动在城市尺度中主要受地租的调节[45],史密斯构建了租隙理论,作为研究城市中资本周期运动的核心[45]。租隙是实际资本化的地租和潜在地租之间的差额[49],是房地产开发商投资与撤资的投机信号,反映着住房存量的实际变化、房地产市场的经济变化和城市社会的总体变化[50]。
第一次绅士化浪潮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48],城市经济学将其视为郊区化趋势下的偶然情况,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认为它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品味偏好,史密斯认为控制绅士化过程是对利润和可靠的金融投资的偏好,即资本流回内城的运动倾向[49]。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美等国城市经历了金融市场去管制、城市住房私有化等制度变迁过程,全球金融资本的主导作用日趋深化,第二次绅士化浪潮的发生范围由内城向整体城市尺度扩张[46]。史密斯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星球社会（Planetary Society）和全球城市的假说[51]借助于金融体系在发达国家近乎实现了,第三次绅士化浪潮的驱动力变成了全球资本在地理尺度间同时向内破裂和向外爆发的扩张趋势。史密斯认为星球城市社会中,剩余资本通过金融体系运动,在全球尺度中寻求投资机会;各国城市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尺度中为了获取资本投资直接竞争。绅士化过程成为具备尺度间相关性的全球城市发展策略[47]。
城市政治也是影响绅士化过程的重要因素。资本主义的政府机构是资本的雇佣兵[46],对绅士化过程具有重要的作用[26]。从城市住房的绅士化生产过程来看,政府机构在第一次绅士化浪潮中发起城市更新等项目,起着主导的作用[45];在第二次绅士化浪潮中行使补贴、刺激和管理房地产开发等职能,起着辅助的作用[48];第三次绅士化浪潮发生在高度去管制的制度背景下[52],地方政府为了减轻巨大的财政压力,转向城市企业主义[53],与资本建立起日趋密切的合作关系。从社会关系在城市重建空间中的再生产过程来看,政府机构惯用歧视性法律和金融工具执行加速贬值、回收土地和镇压拆迁冲突等任务,协助资本开拓和争夺城市空间资源,为绅士化项目降低了风险[54]。20世纪8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引发对福特—凯恩斯主义模式的全面冲击,跨国企业、蓝领工人和平权运动受益群体普遍受到报复性排斥,城市分化成白人中产阶级和专家阶层对立于底层市民和弱势群体的排斥性城市（Revanchist City）[46]。英美等国保守党派政府以排斥情绪为契机,将绅士化作为推进市场私有化和金融去管制进程的重要政治战略,绅士化过程和排斥性城市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协同发展。城市排斥是一种通过调整资本积累的地理尺度延缓危机的方案[48],随着21世纪后全球资本积累的矛盾深化,并与国际排斥主义相互渗透,国际政治权力在绅士化过程中日益彰显其作用,三位一体的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就是这种权力的典型代表。
空间文化生产是影响绅士化过程的另一要素。虽然社会分化使阶级的边界愈来愈难以识别,绅士化仍然是资本与雇佣工人居住者之间的阶级冲突过程,冲突的结果是以贫困人群流离失所和失去谋生权力为代价来复兴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率。在1973年后的灵活积累体制下,房地产开发商更倾向表达差异化居住需求的绅士化开发[55],通过步伐一致的投资缩减和再投资使绅士化过程能够更早、更快地发生,通过创造性破坏和剥夺性积累实现高利润率。步伐一致的投资缩减除了以物质空间的衰败和红线制度④ (绅士化过程,指西方城市化过程中经历了内城衰败和郊区化等阶段后,富贵阶层排斥原来的工人阶级居住者、重建并搬回内城和临近地区居住的过程,又称“中产阶级化过程”。)为信号,还受空间文化生产的影响[49]。空间文化生产是一种空间的表征,包括空间美学生产、空间的污名化贬值（Symbolic Defamationof Space）和新城市边疆神话（New Urban Frontier Myth）生产。空间美学生产通过引导中产阶级的居住偏好生产出某些具备空间优势的社区,也促使工人阶级社区因不具备这些空间优势而贬值[46]。空间的污名化贬值实际上是偷换概念的过程,将某些社区与犯罪和混乱等社会现象联系起来,塑造背负恶名的象征性区位[46],再将空间的恶名泛化地转嫁给社区全体居民,贬损其信誉和人格[56]。空间美学生产和空间的污名化贬值建立起一种贫困人群是野蛮人、贫困人群聚居社区是荒蛮之地的观念[46]。新城市边疆神话生产建立起一种投机开发商是城市拓荒者、绅士化过程是象征复兴和现代化的拓荒过程的观念[46]。城市文化生产不仅掩饰了绅士化过程中的剥夺和压迫,而且将资本积累对特定群体的结构化侵犯渲染成一种正当性常态。
史密斯的绅士化理论分析了政府机构辅助全球资本在城市地理尺度中重建居住空间、并用地租剥夺居住者收入的过程,资本积累的矛盾在绅士化过程中转化成城市居住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和城市排斥等政治冲突。史密斯认为只有以社会成员的需要指导城市住房的重建过程,才能缓解城市居住冲突和实现城市居住空间的平衡发展[57]。
史密斯用实际的空间一体化、地理尺度和资本周期运动等新范畴阐述了地理空间与资本积累过程中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了不平衡发展的逻辑,提出了实现平衡发展的途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
史密斯的理论通过两条主线展开：马克思主义线索是以资本积累为起点,资本运行过程中的社会矛盾为核心,充分考虑文化观念迭代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人文地理学线索是以地理空间为起点,地理尺度体系为核心,具体考虑民族国家、全球和城市等尺度的空间生产过程。这两条线索间的辩证作用,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和地理空间迈向不平衡发展的过程（图1）。空间生产理论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地理空间性质的影响,当地理空间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资料和产物,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积累就成为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力[58]。地理尺度理论研究的是物质空间结构在资本追求价值增殖和商品交换的深化过程支配下的发展过程,社会分化在此过程中转化成为地理尺度的不平衡发展趋势。资本周期运动是美式帝国主义扩张和绅士化过程中调控个别地理尺度不平衡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
图1 史密斯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逻辑构图
Fig. 1 Logical structure of Smith's spatial Marxist theory
史密斯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在国外学术界一直广受关注,也引起一些批评和争论。争议的焦点是：① 理论解释力的时空局限性。史密斯的理论主要分析了灵活积累体制下的空间发展问题,可能不适应于研究福特主义体制下的地理空间发展过程。② 生产决定论逻辑。有些学者认为史密斯的理论具有较强的生产决定论倾向,过于强调了空间关系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必然逻辑联系,没有考虑到偶然性因素的影响[1]。③ 地理尺度的划分依据不一致。布伦纳认为地理尺度与场所、区位等传统地理学概念的本质区别在于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史密斯后期提出的身体尺度和家庭尺度与生产过程无关,不符合地理尺度的定义[45]。④ 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缺位。哈维认为租隙理论仅仅是用马克思主义术语重新表述的住房过滤理论,没有与马克思主义地租范畴对接[59]。上述批评或局限于时代背景,或受限于学者观点,也存在一些不当之处。比如,史密斯尽管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再政治化逻辑影响,强调生产关系对政治实践和认知观念变迁的制约作用,但并没有忽视政治实践和认知观念的反作用。学者们对地理尺度的批评也比较牵强,场所是表达空间特殊使用价值的绝对空间概念、区位是表达空间外部关系的相对空间概念,地理尺度则同时包含着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关系时空,是空间特殊性与不断发展、内化的社会关系相统一的社会空间概念[24]。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把地理尺度改造成社会产品和人造物,才是与其他地理学概念的本质区别。同时,划分身体和家庭尺度表达了生产场所分散化、小型化的积累体制变化,也表达了房地产部门向精益生产模式的过渡。一些学者针对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缺位问题的批判有待商榷,史密斯的学术生涯开始时,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各学派脉络已初具雏形但充满分歧,尤以地租类型讨论争议最大[60],哈维本人也为定性阶级—垄断地租概念在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之间挣扎了40余年[61]。本着“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62]的总体视角,史密斯没有讨论城市地租类型,但一直注重地租的波动对城市尺度下资本的周期运动的调节作用。
伴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与发达国家相比,40年来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呈现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时空压缩的特征。中国的地理空间也被纳入市场经济扩大再生产的体系中,成为生产利润的中介与手段。地理物质空间不断被创造和改变,社会空间也发生着相应的演变和发展,并呈现出与此相关的诸多矛盾和挑战,例如,城乡差距和区域经济梯度拉大,城市化快速发展中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居住空间分异等诸多发达国家经历过的不同地理尺度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同时出现。
史密斯的空间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地理空间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在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运用史密斯的理论,为帮助我们在正视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缓解社会空间特别是城市化过程中的矛盾、缩短不平衡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启示：① 房价过高会造成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二次剥夺,降低住户的生活水平,是发生社会冲突的潜在隐患;房贷收紧和限购等措施是必要的短期调控政策,但无法逆转随着实际的空间一体化过程控制商品住宅供给的资本逻辑。共有产权房和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是以居住需要指导供给的集体消费品,有利于保障刚需住户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权力,结合租售同权就可以形成楼市调控长效机制的基本框架。② 热点城市的商品住宅价格高涨部分归因于城市增长逼近或超过地理绝对扩张极限,土地多元供给可以促进租赁住房建设,纾解刚性需求,同时也可以起到间接平抑商品住宅价格的作用。③ 大型城市化社会的棚改、旧改项目利弊共存,需要做好充分的调研规划和拆迁安置工作,从绅士化理论可知,在此时期应严格防范房地产开发商剥夺性的资本积累。④ 租隙对楼市稳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不为大众熟知且不易观测。可以用特征价格模型估计的住房价格和房租比率为参照,将租隙转化为租隙指数,使其理性地指导房屋开发活动和居民购买行为,保证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地发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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