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增进居民福祉成为核心目标，从“自上而下”的供给侧系统目标优化向“自下而上”的需求侧多维目标协同转变，为理解城镇化内涵提供新视角。本文从人居生活、人文环境、人城关系等维度界定了城镇化内涵框架与指标体系，并运用泰尔指数、方差分解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解析2010—2020年中国城镇化的时空分异规律与影响因素变化。结果发现：2014年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人居生活与人城关系稳步提升，人文环境有较大改善空间。城镇化高水平区域逐步向沿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内陆地区扩展，区域差异明显缩小，地区内差异贡献率呈现扩大趋势。人居生活差异、人城关系差异是城镇化分异的主要原因，2014年以来人文环境差异的贡献率显著增大。对外开放和科技创新始终是人居生活差异的主要作用因子。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政府财政对人文环境差异的作用力逐渐降低。资源禀赋对人城关系差异影响相对较大。本文可为促进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

作为一种优质教育资源导向的城市绅士化类型，学区绅士化是指重视教育的中产阶层群体通过高价购买“学区房”实现向名校学区集聚的社会空间过程。基于国内外学者关于学区绅士化的理论分析，以南京为案例城市，采用兴趣点（POI）、房地产市场、手机用户画像和调查问卷等多源数据，开展绅士化学区识别、绅士化群体与空间特征、绅士化强化机制与固化效应等研究。通过熵权TOPSIS模型对南京主城区公办小学学区的绅士化水平进行评价，将218个小学学区根据绅士化程度划分为高度绅士化、较高绅士化、中度绅士化和低度绅士化4种类型。发现高度绅士化学区与单位制度存在紧密关联，学区内聚居着大量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并且高度重视子女教育的中产阶层家庭。政策上严格的学区制度、市场化飙升的学区房价和文化域激增的教育焦虑等，不断强化名校教育资源优势及其学区绅士化程度，并将优质教育机会锁定在特定学区空间和较高阶层群体内部。学区绅士化实质上是“学区空间”作为关键驱动要素，推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相互转换与巩固提升，并实现家庭“社会资本”向下代际转移的过程。这种由于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导致的社会空间重构现象，容易加剧城市内部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为追求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应切实有效推进城市义务教育资源和生源的空间均衡发展。

消除不平等、实现均衡发展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客观准确地衡量区域发展均衡性是实现共同富裕亟待解决的首要科学问题。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已被证实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代理变量，且因其方便获取、空间覆盖率广等优势被广泛应用。本文利用夜间灯光数据和空间化人口数据构造的灯光基尼系数作为发展均衡性的评估指标，测算并分析了2002—2020年中国2900个区县的发展均衡性及其与以平均灯光强度表征的区域发展活力间的关系，探讨了夜间灯光基尼系数的内涵及其在发展均衡性上的应用价值。结果表明，2002—2020年间中国96%的区县灯光基尼系数不断减小，即灯光—人口的分布趋于均衡，且在空间上总体呈现东部较西部更均衡的特点。同时，经济相对发达县域的均衡性差异较大，但多呈现经济与均衡性协同增长的发展路径；而超过60%的经济欠发达县域的均衡性有较大提升空间。研究结果可为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科学支撑。

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是探讨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区域经济韧性的关键。本文以中国沿海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面板数据对2002—2017年区域经济韧性、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利用一步系统GMM估计，揭示了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区域经济韧性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① 金融危机初期，中国沿海各地区经济韧性差距缩小，但随后出现较明显分异：上海和广东呈“U”型分布；福建、广西和海南不断提高并维持在较高水平；江苏和浙江的在金融危机时期和新常态初期出现两次下降，随后较快回升；环渤海地区则大多为负值。② 中国沿海各地区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度普遍高于路径突破度，且整体呈现出波动下降和上升的趋势，以路径依赖为主的产业演化逐渐向路径突破方向转变。③ 金融危机冲击下各地区新产业的数量明显减少，新产业在钢铁及其制品的进入优势迅速下降，转而集中出现在化工、机械制造等产业。④ 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对提高区域经济韧性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路径突破对经济韧性提升的作用更为突出。

探讨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优化中国制造业空间布局、提高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使用改进的偏离—份额法测算制造业相对区位优势的变化程度，揭示了中国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格局与制造业劳动力空间流动特征，运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2007—2013年中国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总体上有利于吸引劳动力流入。② 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创造的就业机会与就业报酬促进了劳动力流入，而对城市生态宜居性的负向效应则抑制了劳动力流入。③ 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因行业、城市、劳动力个体而异。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优势区位上升有利于吸引劳动力流入，劳动与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则相反；中西部城市、城市群外围城市、大中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能够促进劳动力流入，东部和东北城市、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特大超大和小城市则相反；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偏低、省内流动、农业户口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入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的城市。

国家战略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是当今学界所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支撑作用。目前关于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多尺度、多维度综合分析相对匮乏。本文基于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与科学内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06—2019年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从多级空间尺度考察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借助传统与空间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分布动态演进和长期转移趋势，并从结构视角探究其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 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均值但增速较快；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与西部、东北地区接近；中部地区呈现“省会城市优于非省会城市”的分布格局。② 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总体向好但存在空间极化趋势，其中河南、湖北两极分化现象相对突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普遍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区域整体及多数省份中高水平邻域城市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而湖北、山西的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明显。③ 结构视角下，中国中部与其他地区的差异主要源于经济结构、生态环境与民生发展差异，内部差异来自协调与创新差异；结构优化、民生发展是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各省极化特征的形成机理各不相同，其中河南、湖北的两极分化趋势主要由结构协调与科技创新的极化特征决定；产业要素溢出、生态合作发展与民生共建共享是区域整体高质量发展转移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各省份转移的形成机理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关系经济地理学（REG）与演化经济地理学（EEG）不断走向融合是国际经济地理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将REG战略耦合理论与EEG区位机会窗口理论相结合，构建了“战略耦合—区位机会窗口—产业转移”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全球生产网络（GPNs）领先企业苹果（Apple）公司最大的策略合作伙伴富士康为典型案例，研究了战略耦合、区位机会窗口对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区位重构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战略耦合、解耦合、再耦合的发生依赖于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战略需求与区域资产匹配程度的动态变化；② 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战略需求与转出地区域资产之间不匹配导致的解耦合，为产业转移的发生打开了区位机会窗口；③ 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战略需求与潜在承接地区域资产之间匹配程度的差异，是其最终选择承接地的核心因素，遍在化的通用区域资产影响较小、特定区域资产起到关键作用。在承接地形成再耦合，意味着产业转移的区位机会窗口关闭；④ 转出地及承接地的制度安排和发展战略对战略耦合的状态及区位机会窗口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⑤ 作为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富士康的区位重构受到领先企业苹果公司的影响深刻，这也是富士康区位重构与普通企业迁移的最大差异。本文将战略耦合与区位机会窗口理论拓展到企业区位重构研究，通过解耦合、再耦合以及区位机会窗口的变化，为更好地理解产业转移发生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2020年以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在国内多个城市多次复发，对居民生活及消费产生显著冲击，准确测评疫情冲击对居民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是疫情经济评估和促进居民消费恢复的重要问题。依据2020年1月—2022年9月居民消费月度数据，基于本底趋势线模型、月指数分解及本底线距平分析方法，开展了COVID-19疫情对居民消费结构影响的定量评估研究。结果发现：① 疫情对居民8类消费均造成直接影响，食品、衣着、居住等消费损失较小，而交通、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损失较大，生活刚需性消费恢复周期明显快于可选择性消费；6波疫情引起8类消费高分辨距平波动曲线各不相同；② 比较疫情前后3年消费结构变化，发现疫情冲击下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反弹2个百分点，精神恩格尔系数下降2.6个百分点，结构多样化指数下降3.4个百分点，短期消费结构降级明显；对比疫情冲击期与平缓期的消费结构变化，也呈现与此相似的波动周期；③ 就6波疫情的影响来看，2020年武汉疫情和2022年上海疫情影响更大，导致居民各类消费损失高达1092元/人和490元/人。此外，本文还对食品消费增长、医疗消费持续负距平等，结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变动和政府防疫政策进行了成因分析。本文为认识COVID-19疫情对中国居民消费及消费结构影响提供了理论参考。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衡量城市国土空间发展状况的晴雨表,深入揭示资源环境承载力系统要素的相互作用机理对城市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在双评价指南的基础上引入夜光/大气遥感、兴趣点、交通态势、社交媒体等多源时空数据,建立了基于隐性—韧性—显性的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特征分析理论框架,提出了空间自相关和分形几何相结合的承载力空间特征挖掘方法。以武汉市为例开展研究,结果表明：① 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呈显著空间异质性,隐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分布于城市外围生态环境优越的区域,韧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集中于综合风险应对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区,显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位于各项基础功能均较为健全的城市次中心一带;② 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存在正向空间聚集性,并呈显著半径向心分形特征,隐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呈放射状向四周扩散,韧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呈向心状聚集在城市核心圈层,显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分布于则介于二者之间。本文构建的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特征分析与挖掘方法体系,通过引入多源时空数据弥补了传统数据现势性的不足,完善了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理论和技术范式,可为新时期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

城市居住分异具有社会群体与住宅空间的社会—空间双重属性,已有研究多关注社会经济属性,采用非空间分异指数开展单个城市和较大尺度的实证分析,较难有效反映中国当前城市内部日趋复杂多变、异质破碎的居住分异景观。基于住宅空间视角,采用多群体分异指数、空间分异曲线、指数分解模型与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南京、杭州为案例城市,从街道、街区与网格3个尺度,分析宁杭2009—2018年居住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空间分异指数因考虑到住宅空间位置和邻域环境,可作为对非空间分异指数的一种改进;南京不同住宅类型空间分异程度高于杭州,主要是由城市空间结构差异造成的;居住空间分异是城市社会空间资源非均衡配置的结果,其中“中心位势”和“教育配套”等因素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最为显著;宁杭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共性与特性并存,揭示出城市比较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通过创新性探索,为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方法和新思维。

收缩城市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类城市,按照城市人口变化格局,开展收缩城市分类研究,是发现城市人口“空洞”及变化特征的重要一环。国际上将收缩城市主要分为穿孔型、圈饼型和边缘型,中国的收缩城市究竟包括哪些类型?尚缺少研究证实。本文以中国实体城市为分析单位,利用百度慧眼2016年11月─2018年11月200 m格网的常住人口数据,发现常住人口减少的实体城市共1506座,占实体城市总量（3022座）的49.8%。选取人口较为密集且在研究时段内出现严重收缩现象的126座收缩城市为研究样本,探讨中国收缩城市分类问题。分析表明：126座收缩城市样本多分布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北地区,包括穿孔型、全局型、局部型、圈饼型、边缘型等5种类型。其中,穿孔型收缩城市最多,共47座（37.3%）,为中国收缩城市的主导类型,主要分布于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全局型收缩城市有33座（26.2%）,主要分布于甘肃、陕西;局部型收缩城市有25座（19.8%）,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圈饼型收缩城市有18座（14.3%）,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边缘型收缩城市有3座。“重速度、轻质量”的前半程城镇化,以“增长”为主导的城市规划执念,资源枯竭或经济转型导致传统工业企业衰落解体,政府主动调整下的产业转移等是产生穿孔型收缩城市的主因。研究为政府精细调整城市发展重心、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城市宜居性、开展收缩语境下的城市规划与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

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和重点。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估并分析其影响机理既能丰富相关理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梳理和分析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系统构建了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综合测算了中国117个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并深入分析了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2005—2017年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持续增长,整体呈现显著的“东部相对较高、西部相对较低”的分布格局。② 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和较低的城市具有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但高质量发展水平局部不平衡性加剧,空间极化现象持续扩大。③ 不同成长阶段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别,其中,再生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而衰退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最低。④ 资源型城市与省会城市或直辖市的距离、区位和海拔、城市的开放时间等均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有重要影响。

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背景下,针对旅游经济绿色产业外部性及其空间溢出的科学认识缺乏,论证中国旅游经济能否促进绿色发展并揭示其空间溢出特征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选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作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融合多源数据并利用EBM-GML模型测算并分解中国284个地级以上城市2005—2016年GTFP;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地市尺度下GTFP时空格局及聚类情况;依托空间杜宾模型揭示旅游经济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城市GTFP年度均值呈现总体上升态势,但“中部塌陷”特征明显;地市尺度中国GTFP格局与经济版图存在空间错位。② 旅游经济具有良好的绿色发展效应,能够同时促进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驱动目的地本地GTFP增长。③ 旅游经济对GTFP存在不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但对绿色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④ 政策上应加强区域内旅游经济联动发展,构建旅游目的地创新溢出机制,推动旅游目的地与邻地产业分工协同发展,打造旅游业深度参与的区域产业生态圈和综合体等,以期强化中国旅游经济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

元胞自动机（CA）作为城市时空动态模拟应用最广泛的模型,可以有效模拟填充式和边缘式城市扩张过程,但是在飞地式扩张模拟方面稍显不足。本文提出一种改进CA模型—APCA,在传统CA基础上利用近邻传播聚类（AP）搜寻城市扩散增长的“种子点”,实现城市增长扩散过程和聚合过程的同步模拟。以武汉市为研究区域,使用APCA模拟其在2005—2025年间城市扩张的时空过程。结果显示：① APCA在设置“种子点”数量为1~8个时模拟总体精度均高于Logistics-CA,当“种子点”数量为6时,模拟新增部分精度最高,达到0.5217;② 2015—2025年武汉市飞地型增长面积约为8.67 km²,占新增城市用地总面积比例为6.30%;③ 武汉市1995—2025年间“先扩散后聚合”的城市扩张过程符合城市增长相位理论。APCA在一定程度上了完善了传统二维平面CA框架,将城市扩张模拟维度由面维扩展到点维,为准确展现城市用地空间扩展规律提供参考。

跨境并购是企业实施全球化战略的重要途径,对世界经济地理格局演化具有重大影响。本文基于2001—2017年全球跨境并购交易记录数据建构网络,借助复杂网络分析、GIS空间技术以及引力模型等方法,对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的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形成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①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的规模、密度、范围均有小幅度增长,并存有去中心化趋势。② 全球跨境并购方和标的方的空间分布重心出现由西（欧美）向东（亚太）转移的迹象,其首要推动者为中国,但中国跨境并购联系的出入口依赖于中国香港、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地区。③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社团的空间组织范围总体与世界大区的范围保持吻合,其中全球最大的社团由英美主导但其凝聚范围出现收缩,中国主导的亚太社团凝聚范围得到扩大,德法主导的社团对欧洲进一步整合。④ 研究期内国家（地区）科技发展水平和离岸金融中心等属性要素,以及国家（地区）间地理、语言以及历史的邻近性要素始终是驱动网络形成的重要动力,而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市场规模指标在2009—2017年对跨境并购联系的形成只产生了单向（接收或发出）影响,经济邻近性作用失效。

产业地理学研究产业空间分布及其动态演化规律。基于地理邻近性的集聚理论揭示了产业地理不平衡分布的内在机制。演化经济地理学借鉴演化经济学的历史视角,从历史角度考察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渐进演化机制,认为地理邻近性不是产业地理格局演化的充分必要条件,以认知邻近性为核心的多维邻近性能够提供更好的解释。本文从认知邻近视角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区域产业发展与布局动态演化规律,总结出中国产业发展与布局的“关联法则”,即一个企业或区域进入（或退出）某项经济活动的概率是该企业或地区拥有的基于相关知识基础的经济活动的函数。本文全面地回顾了关联法则涉及的关键概念,梳理企业和区域尺度的实证研究成果,讨论关联法则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补充和拓展。本文指出：① 在认知邻近视角下,基于资源转换和组织学习等理论基础,关联法则研究了企业或区域发展新产业与现有产业之间的关系。② 关联法则不仅适用于中国企业和区域尺度,还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创新和韧性等。③ 外部联系、冲击以及内部制度环境等可能会降低区域产业动态对本地产业基础的依赖性。关联法则指出中国区域需培育内生发展模式,围绕现有区域能力、技术和知识积累发展区域产业和实现区际产业优化布局与分工,逐步建立相关多样化的产业体系,增强区域韧性,支撑国内经济循环。

自国家“十五”规划起,中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构建以填空白、补短板、大规模设施建设为主,但近年来人口的增长、流动、空间集聚和生活方式等均发生了新的显著变化。以人为本,科学实施“交通强国”国家战略,亟待开展适应人口发展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研究。本文基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十四五”规划前期重大问题研究的部分成果,从人口与交通系统耦合协同机制出发,在深入分析人口发展及其交通需求趋势的基础上,提出适应人口发展的中国综合交通体系“钻石战略”。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城市群为“钻石”四极,以京沪通道、沪粤通道、粤川通道、京川通道为四边,以长江水陆通道、京港澳通道为十字骨架,以人口流入流出高强度的节点地区为枢纽,并提出构建适应人口发展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施重点,支撑国家重大空间发展战略;实施交通强国、适应人口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打造高品质交通服务。

中国人口流动进入总量稳定下的空间调整新阶段,存量流动人口的再流动成为塑造人口和城镇化格局的主体因素。本文从户籍地和前期流入地两个基点出发,综合考虑地理、制度、信息、社会、认知等维度,构建了双重多维邻近性影响人口再流动目的地选择的理论框架,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嵌套Logit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双重多维邻近性对人口再流动的空间选择具有显著而稳健的影响。人口再流动时,会选择与自身知识水平更匹配、与户籍地和前期流入地都更近、信息联系都更强的城市,但社会联系仍主要依靠老家。流动人口具有回到户籍所在省（区、市）的主观意愿,但省内城市普遍机会不多、环境欠佳,缺乏吸引力。相对而言,女性对同乡网络的依赖高于男性;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很多方面继承了老一代的特点,甚至比后者更依赖老家的信息和社会联系;高学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深度社会融入使其能够利用本地化社会资本,再流动的空间选择也与流入地居民更为类似。

城市蔓延已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然而,城市蔓延内涵的争议性和模糊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本文将城市蔓延定义为一种低效、低密度、无序的城市空间开发模式,这种开发模式与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要求是相违背的。为实现对城市蔓延的宏观管理和精准调控,有效遏制城市蔓延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开发了一套多维度、可比较的,并且与城镇化质量紧密关联的城市蔓延指数。基于卫星影像与人口、经济统计数据,选取代表城市蔓延核心特征的多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了全国主要大城市2014年城市蔓延指数。结果发现,经济效率维主成分对综合蔓延指数贡献最大（41.30%）,人口密度维主成分次之（20.49%）,空间形态维主成分贡献率排第三（12.35%）。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城市因为经济效率维度的短板效应显著而被列入最蔓延的行列。此外,不同维度城市蔓延指数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并且综合蔓延指数与城市规模呈一定的负相关关系。

城市标度律刻画了城市系统中城市要素与人口数量之间的规模缩放关系,但标度律在中国城市系统中的适用性和意义尚不明确。本文采用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探究不同城市要素与人口规模的标度关系,并从时空维度探究标度因子的时空演化规律。结果表明：作为典型的快速城市化发展中国家,中国城市发展符合标度律,且呈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征：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带来的经济产出集聚效应显著,而土地利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还有待增强。部分基础设施、生活设施要素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或线性关系,与预期的次线性相悖,基础教育、医疗等要素的标度因子则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次线性阈值,反映了公共资源向大城市聚集、不同规模城市发展不平衡等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系统的独特性。标度因子的区域分异反映城市发展协调程度差异,其中东北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差异最为显著。主要城市要素标度因子随时间的变化表明,中国大城市的经济产出集聚效应在2009年最为显著,而后略有下降;中国大城市土地扩张总体上自2000年以来持续加速,2008年以后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管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外延式扩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具有紧迫性。中国城市标度律研究有助于认知快速城市化地区城市系统特征和演化规律,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提供支持。

为清晰刻画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体系变迁,本文利用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2000—2017年高科技产品贸易数据,从产品结构、网络结构和影响因素3个方面探讨了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的演化态势。研究发现：① 产品结构上,以电信设备为主的电子通讯产品主导全球高科技贸易发展,但在国家尺度上,化学产品和武器产品是大部分国家（地区）的进口依赖产品或出口优势产品;② 拓扑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持续扩张,联系紧密,是一典型的“小世界”网络,并发育出稳定的“核心—边缘”式的等级层次结构;③ 空间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格局呈现出由欧洲—北美主导向由东亚主导转变,贸易最大国也由美国转变为中国,网络空间结构也呈现出由以美国为核心的“双拱”格局向以中国为核心的“多拱”格局转变,但美国依然在多种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④ 影响因素上,贸易规模、经济邻近性和文化邻近性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皆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地理距离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的演化起到明显的负向作用。

资源型城市作为一类特殊城市,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以灯光影像等数据为基础,采用门槛面板模型、非参数估计等方法,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角度,对资源型城市发展阶段进行定量划分,并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中心城区空间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城市转型的差异性特征,揭示了资源型产业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以及资源型城市转型关键时间节点和政策着力点。结果表明：资源型城市空间相对分散,但不同资源类型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采掘业从业人员占比1.9%和31.0%可以作为资源型城市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性指标;不同发展阶段中,社会经济要素在中心城区的集聚程度与城市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明显不同,成熟发展期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转折期。

城市的职住关系一直为研究者广泛关注。过剩通勤概念以实际通勤与理论最短通勤的差距反映城市职住关系与通勤状态,是衡量通勤效率和优化潜力的常用指标。国内的过剩通勤研究数量有限,且鲜有从年龄视角考察。本文利用2017年9月上海市手机网格数据,分析不同年龄段居民的职住与通勤状态,采用模拟个人换居的方法测度过剩通勤,并探讨职住关系优化效应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上海居民的职住关系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青年人是劣势群体,老年人是优势群体,中年人介于其间;上海全市过剩通勤率为69%,职住关系优化的潜力和效应巨大,可使得通勤距离显著减少,代际分异缓和,青年人的获得感最大,城市年龄空间结构更加均衡。提出上海的空间规划和政策应以理想的城市年龄空间结构为目标,以提高人的居住和就业空间的流动性、青年化城市中心、中老年化城市外围为途径。

城市规划对土地利用变化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各层次规划相互支撑、互为补充,自上而下影响着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变。矢量元胞自动机以不规则的地理实体作为基本单元,可以更逼真地表达客观复杂的城市用地空间结构。然而,当面向具有层次协同性、空间引导性和管控传导性等特征的城市规划时,其元胞多层次体系构造、层次间协同方法和转换规则获取等关键问题凸显出来。本文以江阴市2007年、2012年、2017年3期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基础,在多层次矢量元胞自动机建模基础上,模拟了2017年土地利用变化,通过模拟结果与用地现状对比分析,对模型个别参数进行了修正,进一步提高了模型的可行性与适用性,进而预测了2022年城市土地利用格局。模拟结果显示,中心城片区建设用地发展已经趋于饱和,澄南、澄东南和澄东片区建设用地扩张较为明显,有逐步形成“中心城区—城镇组团—村庄”三级城乡空间聚落体系的趋势。最后利用FoM指标对模拟结果进行了评价,得到整体和各片区的精度基本都大于或接近于0.21,表明模拟结果精度较高,其构建的模型在面向多层次规划的用地变化模拟方面具有更好的效果。

沿边口岸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各主权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关键节点。本文以中俄边界往来最密切的口岸城市满洲里为例,首先,通过构建改进动态集中指数（MDCI）,将满洲里口岸—城市关系划分为低水平平衡发展阶段（1979—1987年）、口岸发展稍快于城市发展阶段（1988—1997年）、口岸发展大幅快于城市发展阶段（1998—2005年）、城市发展稍快于口岸发展阶段（2006—2015年）和口岸与城市关系新突变点（2016—2017年）。其次,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了国家、区域、地方和个体4个尺度对满洲里口岸—城市关系影响的程度,研究表明：在全时段上,表现为国家尺度>个体尺度>地方尺度>区域尺度的关系;低水平平衡发展阶段,表现为国家尺度影响较大,区域尺度、地方尺度和个体尺度影响较小;口岸发展稍快于城市发展阶段,以国家尺度影响为主,其中,俄罗斯影响稍大于中国,其他尺度影响均较小;口岸发展大幅快于城市发展阶段,国家、区域及个体尺度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且作用大小相对均衡;城市发展稍快于口岸发展阶段,国家尺度、区域尺度、地方尺度作用较明显,个体尺度影响弱化,其中,区域尺度影响最大,之后表现为国家尺度（俄罗斯）>地方尺度>国家尺度（中国）>个体尺度的关系。口岸与城市关系新突变点,个体尺度与国家尺度影响较大,区域尺度与地方尺度影响较小。最后,综合运用VAR模型、深度访谈等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从国家、区域、地方及个体尺度因素对口岸—城市关系演变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全时段和分阶段的分析。本研究可为满洲里促进口岸—城市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多尺度视角的新思路,也可为中国广大边境地区探讨口岸—城市关系的发展提供借鉴。

土地财政对经济效率的影响过程具有系统性、复杂性特征。本文考虑效率提升的结构性特征,从规模经济效应、技术抑制效应等方面构建土地财政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进而从投资挤占效应、成本拉动效应探索其传导路径,并基于2005—2015年中国285座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集,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其影响过程机理与区域分异特征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2005—2015年间,中国城市土地财政规模持续扩张,并由沿海城市向内陆城市扩散,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却出现波动下降趋势。② 整体上,土地财政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西部、中部、东北等地区以及中小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的影响依次增强,而东部地区与超特大城市并不显著。③ 土地财政对经济效率影响的技术抑制效应显著大于规模经济效应,中部地区、Ⅰ型、Ⅱ型及超特大城市尤其严重。④ 具体传导路径为,土地财政扩张主要通过房地产开发带来的投资挤占效应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其次是房价上涨的成本拉动效应,而工资水平上升主要在东部地区、Ⅰ型及以下规模城市发挥作用。以上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最后提出明确土地出让收支范围、产业梯度转移与升级、宏观调控与因城施策并行等政策建议。

城市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城市房价整体快速上涨,区域房价分异加剧。区域内部房价空间分异是城市发展差距的综合反映,即城市资源要素综合配置能力差异的物化表达。基于中国房价行情平台提供的2008—2018年地级城市和区县尺度城市房价数据,分析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房价增长与分异过程,发现区域整体房价呈现快速上涨、相对平稳和再度快速上涨3个阶段,区域房价差异随房价上涨而扩大,上海、杭州和南京等城市房价增长更快,浙江、苏南地区与安徽、苏北地区的房价差距拉大。根据房价增长、城市等级与区位特征,将长三角327个区县划分为核心城市城区、中心城市城区、发达城市城区、其他城市城区、核心圈层县市和外围地区县市6种类型,提出一体化区域城市房价表现为整体上涨相对更快、不同类型区县间差异拉大、同类区县间存在“俱乐部收敛”等增长与分异模式。区域城市房价快速上涨与过度分异,驱使高端产业、人口等资源要素向少数“超级明星城市”集聚,加剧区域不平衡,不利于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中国公共医疗资源在层级间和地区间配置不合理的问题较为突出。分级诊疗改革对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实现供需均衡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分别从全国地级市域和四川县域两个尺度分析了2015年两层级医疗资源的空间配置特征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基层和上层医疗资源均呈显著空间聚集特征,而层级间空间配置格局具有差异性。不同尺度和区域两层级医疗资源配置的决定力及其影响强度不同,上层医疗资源对外部影响因素响应强度大于基层。对上层级医疗资源配置而言,城镇化率、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是全局性因素,老龄化、地形条件和发病率为地方性因素;对基层医疗资源配置而言,人口密度是较为显著的全局性影响因素,城镇化率是重要的地方性影响因素,地形、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老龄化和发病率在部分尺度和区域有局部影响。为实现分级诊疗改革的目标,各级决策部门需以“全局性和地域性因素相结合,统一性和地方性政策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决策机制相结合”为思路,统筹不同区域和层级医疗资源配置,以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整体功能,促进其均衡、协同发展。

城市格局对产业布局有深刻影响,山地城市尤甚。餐饮业是城市商业的重要“引流业态”,其布局与城市居住、交通、公共服务等空间功能密切相关,山地城市格局对餐饮业布局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尤为明显和特殊。以典型山地城市重庆主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源兴趣点（POI）数据,运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等空间分析工具,探究山地城市格局对餐饮业区位选择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重庆主城区餐饮业空间布局形态呈凝聚多中心特征,形成“一主两副四次级”的多中心空间结构,是重庆主城区“多中心,组团式”城市格局的缩影。② 餐饮业发育成熟度与山地城市扩展时序密切相关,且空间分布方向与城市扩展方向一致。③ 同一类城市空间因子对不同城市组团的餐饮业分布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影响力,相较圈层式单中心城市空间因子作用模式的空间异质性更为显著,其本质原因在于山水自然分割和城市扩展的特殊性导致的中心组团和外围组团资源要素配置不均。④ 不同城市空间因子对餐饮业布局的作用力也具有空间异质性,城市居住、商业、交通、公共服务、休闲空间等5类因子在不同区域对餐饮业区位选择均有不同程度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城市商业空间因子对餐饮业区位选择影响最大。

企业融资难和融资成本高是近年来制约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哪些又是影响企业融资成本高的因素呢?基于京津冀地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和工业企业的大数据挖掘,定量分析了企业融资成本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的相关性,解释了地理因素对企业融资成本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 总体上看,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越近、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越多,工业企业的融资成本越低。② 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对国有工业企业和非国有工业企业都有显著影响,其中对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影响显著性更高。③ 北京和天津的工业企业融资成本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无关,与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负相关;河北省的工业企业融资成本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正相关,与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负相关。④ 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对重工业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更显著,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差异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