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客观事实,刻画了经济空间结构的中心—边缘特征,并对中心—边缘结构下的省区间制造业分布差异进行了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的中心—边缘结构日益显著,表现出明显的东部沿海偏向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产业布局逐渐符合省区间的发展优势,产业在中心与边缘省区间的分异格局日益显著,中心省区逐渐专业化于中间投入需求较大、最终需求比重较高、规模经济特征显著以及劳动力密集与人力资本密集等产业,边缘省区则与此相反并且逐渐专业化于高能耗产业,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解释了国内产业空间分布。东西部地区间的中心—边缘结构某种意义上具有不可逆性,各地区工业化不同步将是长期趋势,产业在中心与边缘省区间的显著分异格局与演变特征表明东西部省区间产业发展的差异不仅仅体现为当前空间分布的不同,更意味着未来各个省区内部产业结构演变轨迹的差异。

企业总部的区位及其迁移对城市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以上市企业为对象,考察2001-2012 年期间,中国上市企业的总部和注册地址迁移情况。主要有以下发现:①上市企业的迁移以东部地区为主要目的地,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上市企业净迁出量最大,东部沿海的长三角地区和北京是上市企业的主要迁入地。② 上市企业迁移以上行迁移为主,即迁往高行政等级城市,北京、上海吸引了最多的上市企业迁入,而在省内迁移则是主要迁往省会城市。③ 从企业总部和注册地址的迁移指向,以及企业总部和注册地址分离的情况看,北京和上海在国内公司地理格局中的控制力还在提高,尤其是北京,以较大的优势吸引了国内最多的企业总部迁入。④ 不同产业的总部迁移率存在差异,总体上服务业迁移率比制造业更高,采掘业和房地产业是迁移率最高的产业。⑤ 拥有集聚经济带来的专业化、多元化的产业环境和优质配套条件,以及高行政等级带来的信息和政策优势,是企业总部迁往经济发达以及高行政等级城市的重要原因。⑥ 上市企业的总部和注册地址迁移主要是由于企业的兼并重组造成的,这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有关。⑦ 企业总部的迁移之后,并没有带来企业经营绩效的显著增长,即使有也非常有限,且持续时间很短;同时企业总部的上行迁移也没有比平行和下行迁移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更有帮助。

会展业是现代服务业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主要中心城市特定区域的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以广州市会展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借助GIS技术,运用空间点格局分析及问卷调查等方法,探讨了1991-2001 年间广州市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广州会展企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呈现由“单中心集聚”到“多中心集聚”的演变;② 集聚与扩散并存,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并没有因为空间范围的扩展而降低,而是在扩散中集聚—在向城市新区扩散的同时,老区的集聚在不断加强;③ 会展企业集聚区可分为展馆依托型和CBD依托型两种主要集聚类型,各集聚区的规模和强度具有明显差异;④ 影响会展企业集聚的因素包括会展服务设施、整体商务环境、外部经济性、政府行为和人力资源5 个方面。从包含的具体因素来看,大型展馆和交通条件对会展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获得高素质的劳动力、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以及地价和房租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

提升步行与公共交通、抑制单人驾乘小汽车交通,是城市交通绿色低碳化发展的主导原则,了解掌握城市各区段的步行、公交、以及小汽车交通状况是相关决策的前提。以厦门市为例,基于城市路网、公共服务、公共交通等方面大量数据资料,借助ArcGIS软件工具,从绿色交通视角出发,对城市空间的步行可达性、公共交通便利通达性、小汽车潜在依赖度的测度评定方法以及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探索分析。结果表明:步行可达性、公共交通便利通达性、以及小汽车潜在依赖度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区段差异;步行可达性较差的街区往往也是公共交通便利通达性较差的街区,从而亦成为小汽车潜在依赖度较高的街区;厦门本岛老城区一带情况相对最好,而岛外广大新开发区域则情况堪虞,由于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公共交通体系建设的不足与滞后,岛外新区极有可能形成高度依赖于小汽车交通的劣质交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