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居环境自然评价的需要, 运用GIS 技术, 采用窗口分析等方法, 提取了基于栅 格尺度(10 km×10 km) 的中国地形起伏度, 并从比例结构、空间分布和高度特征3 个方面系 统分析了中国地形起伏度的分布规律及其与人口分布的相关性。研究表明: 中国的地形起伏度以低值为主, 63%的区域低于1 (相对高差≤500 m); 空间分布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格局; 随着经度和纬度增高, 地形起伏度呈逐渐下降趋势, 28^oN、35^oN、42^oN 纬线和85^oE、102^oE、115^oE 经线上的地形起伏度符合中国三大阶梯的地貌特征; 随着海拔高度增加, 地形 起伏度呈现逐渐升高趋势。实证分析表明: 中国的地形起伏度与人口密度有较好的对数拟合关系, 拟合度高达0.91; 全国8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地形起伏度小于1 的地区, 在地形起伏度大于3 的地区居住的人口总数只占全国0.57%。中国地形起伏度与人口分布的相关性区域差异显著, 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等地相关性显著, 内蒙古与青藏地区几乎不存在相关性。

从消费者行为活动切入是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重要视角。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 分析10 年来基于认知距离的北京市居民购物行为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 北京市居民购物的平均出行距离整体上有缩短趋势; 居民不同类型商品购物出行空间结构的演变和购物地点的演变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0 年来北京近郊区居民购物出行空间的等级有明显下降趋势, 中心城区居民则变化不大。上述演变特征均反映出北京商业发展的离心化和多中心化趋势: 居住地附近的低等级商品购物行为逐渐增多, 区域性购物中心、大型超市以及家电卖场对高等级商品购物产生巨大吸引力。影响北京市居民购物行为空间结构演变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宏观环境变化和购物供给方变化(外生因素) 以及购物需求方变化(内生因 素) 3 个方面, 它们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并形成综合性机制模式, 有效推动了北京市居民购物行为空间结构的演变。

北京从20 世纪80 年代末开始出现郊区化，其住宅郊区化特点尤为突出。北京市住宅郊区化的驱动力与西方城市的郊区化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差异，相似之处是：都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以及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和城市规划的引导； 不同之处在于北京的住宅郊区化是一种被动的郊区化，居民本身并不想离开市区，但是旧城改造与市区内高昂的房价迫使居民不得不到郊区购房。随着住宅郊区化的大规模发展，北京也出现了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问题，这种空间错位虽然与美国郊区化过程中空间错位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出现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分离，造成低收入阶层通勤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增加，导致交通拥挤、社会隔离等社会问题。

城市人居环境是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载体，城市经济是人居环境发展的坚实保障和前提。只有实现两者的协调，才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定量评价，是测度两者发展状态的工具，对城市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 示功能。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存在于整个城市生态系统中，由于系统的复杂性，其中存 有多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因此，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下，如何建立评价体系，采用什么样 的方法进行评价是当前研究的难点之一，也是学术界面临的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尝试对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评价体系构建的原则，引入模糊数学方法，提出了一套基于不确定性的综合评价方法与模型，并将该方法应用于长沙市的实证研究中。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大体吻合。该方法不仅能反映城市发展整体协调状况，而且能模糊辨别系统间相互作用的模式与演进方式，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可操作性。

1990 年以来中国城市的内城区传统工业向郊区外溢，郊区大量劳动密集型国际资本进驻等因素带来城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格局的重构。以1990 年、2000 年广州市“街道层面”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主要数据源，借用经济学中的区位商指标，分析1990~2000 年广州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分异特征，发现工业、低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及政府 机关职员等从业者呈现出差异化的空间分异特征。工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从内城区向近郊区、远郊区等转移，低端服务业从业者的居住地一直高度集中于内城区，高端服务业从业者聚居于政府机关附近和高校、科研机构密集区，政府机关职员居住区完全与政府机关相重合。就业地与居住地的临近性是20 世纪90 年代广州城市从业者居住空间最为显著的特征。旧城区产业结构调整、城市空间扩展、郊区国际生产资本进驻、政府为迎合全球化而进行的政策及空间的调整、土地开发与住房商品化以及原有国家事业机关“单位制”居住模式的惯性等成为1990~2000 年广州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社会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基于区位商的方法来分析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分异，为深入解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利用蒙、汉、日语多种文献资料就科尔沁近百年的人口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 一个世纪以来科尔沁人口增加很快，平均人口密度从民国初期的2.40 人/km² 增加到2000 年 的39.72 人/km²，约为世纪初的17 倍；新增人口主要为1949 年前的关内流民、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移民以及移民生育；人口增加最高峰出现在1949 年后的计划移民时期， 伪满时期的流民则构成了研究区近百年另一个显著的移民高潮；移入人口在科尔沁的分布受 距离农区的空间间隔、科尔沁自然环境条件及其变化、城镇化等因素影响，人口密度呈现从 科尔沁外围到腹地、从农耕区到农牧交错区和牧区、从城镇到农村牧区逐渐降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移入人口成为20 世纪科尔沁的农耕主力军。

就业问题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社会问题, 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对中国就业空间分布进行区域划分有利于国家流动人口的引导、就业政策的制订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利用2000 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采用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 对中国2343 个县(市)、市区的就业结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① 中国就业形成了连续型圈层、非连续型圈层、跳跃式圈层、混合型圈层、多核心圈层、带状等6 种就业空间模式; ② 中国就业区可划分为东部沿海、东北、京津、中部、西部等5 个就业区, 其中, 西部区可划分为陕甘宁青川渝、云贵藏和新疆等3 个就业亚区。

根据地方专业化指数与负指数函数模型方法, 利用上海市1996 年和2001 年两次基本单位普查基于工作地的从业劳动力数据, 分别以不同圈层、区县及乡镇街道为基本地域单元, 系统地考察了1996~2001年间上海从业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动特征。发现上海从业劳动 力分布总体上呈都心区密度最高、由此向外依次降低的负指数函数分布的圈层结构模式。其 变动呈现都心区密度下降、周边地区上升、从业劳动力由都心区逐步向周边地区扩散的均衡化趋势。第二、三产业从业劳动力的分布变动互不相同: 第二产业主要表现为由中心城区向郊区扩散的较大范围的单向均衡化变动; 第三产业从业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变动则相对更向中心城区集聚, 表现为在距离市中心15 km 圈内由都心区向其边缘区扩散、15 km 圈以外地区特别是远郊区则反呈趋向中心城区的集中化变动。上海城市功能分异正向中心城区以“商” 为主、郊区以“工”为主, 空间模式由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演变。从业劳动力的这种空 间分布模式及其变动趋势, 基本符合大城市空间发展的一般规律。

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中有关女性地理的研究基本缺失, 而以往人才地理学研究中对女性人才的忽视, 以及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中女性人才研究的薄弱, 都使女性人才地理研究有了自己的空间。利用人才数量、类型和籍贯三个指标对活动于1840~1949 年期间的中国著名女性人物资料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在此基础上, 对近现代中国女性人才的数量和地位、分布 领域和特点以及地理分布格局进行了论述, 并对影响其数量、类型和区域分异的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 与同一时期的男性人才相比较, 近现代女性人才数量仍然偏少, 但相对于过去, 其数量却有所增加, 影响领域也更扩大; 近现代女性人才集中分布于中国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以及中部地区的少数几个省份, 西北地区较少; 湖南、广东、浙江、江苏四省女性人才尤为突出, 其中, 湘粤两省在社会政治领域影响较大, 江浙两省在科学、教育和文化领域占有较大优势。近现代女性人才数量的增加和影响领域的扩大受近现代中国政治改良运动和政治革命的影响, 而其区域分异特点则充分体现了中国近现代政治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地区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