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增加农民收入、阻止农村衰退、振兴农村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本文以北京市昌平区麻峪房村的乡村旅游为例,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与演变,并讨论农户在此过程中的参与。麻峪房村在从农民生活空间转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区旅游局、乡旅游公司为关键行动者,并吸纳了多个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在网络形成的过程中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逐渐提高,由此推动了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麻峪房村演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后,由于行动者网络发生变化使农村空间商品化发生变化,导致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程度降低。同时新的行动者网络中的各行动者的不对等性明显,各行动者之间存在很多异议,使该网络趋于僵化、丧失活力,不足以支撑麻峪房村乡村旅游继续发展。在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过程中,农户的院落区位、年龄与原有工作等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农村地区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与行动者利益共通且紧密联系时,其空间商品化就得到强化,反之亦然。

基于演化和制度经济地理学,构建了区位机会窗口、金融机构衍生、区域产业分叉、制度厚度“四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以郑州为案例,以郑东新区金融产业集聚区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研究了中国内陆区域中心城市金融产业在特定空间的集聚过程与演化机理。研究发现：在金融产业集聚起步阶段,郑东新区开发建设为金融业发展打开了区位机会窗口;在快速发展阶段,金融机构衍生是金融业集聚和集群化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在全面提升阶段,区域产业分叉是金融业态创新和高端要素集聚的主导力量;在郑东新区金融业集聚演化的全过程中,持续改进的政府支持与制度安排使制度厚度不断加厚,自增强机制使制度空间的粘性作用不断增强。与制造业的企业衍生、产业分叉过程不同,金融业集聚演化缺乏从大学实验室、科研机构、已有产业衍生和分叉出以技术为纽带的相关企业的实践,但对制度空间的粘性作用有更强的依赖。

利用2004-2014年中国在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对外直接投资）的4616家企业数据,分析了其行业结构特征、地理分布特征及其变动,建立了东道国的属性特征和东道国—母国的关系特征相融合的OFDI区位决定模型,定量识别了中国在美洲OFDI的国别决定因素及其行业间差异。研究发现：① 中国在美洲OFDI的国家分布高度集中,行业主体是服务业,国有企业为主导投资者,私营企业投资地位不高。但随时间推移,国家分布趋于离散,制造业地位提升、服务业地位下降,私营企业比重上升。② 国内制造业企业是中国在美洲OFDI的投资主体,且投资行业高度集中于批发零售、商务服务、进出口贸易,这是制造业企业构建国际价值增长链,参与全球化的客观表现,印证了其逐步且连续的国际扩张历程。与制造业公司向服务领域的延伸不同,进出口贸易公司、商务服务公司侧重于原有主营业务优势的拓展。③ 关系变量的引入,有效提升了OFDI国家差别的解释力度。出口显著促进了OFDI,符合互补模型的表现,预示着中国在美洲的OFDI仍处于熟悉海外市场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良好且紧密的政治社会关系能有效促进OFDI,并且民间力量的推动逊色于国家力量的推动。④ 中国在美洲的OFDI,市场寻求动机最为明显,能源获取动机、技术获取动机、降低生产成本的动机,没有获得模型的充分确认。⑤ 与批发零售业、商务服务业、制造业追求市场规模的共性不同,地质勘查与开发业更侧重于资源寻求,并由此决定了良好政治关系以及国有企业的特殊重要性。

外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围绕区域制度环境和区域吸收能力,探讨影响知识密集型企业进入方式的区域环境,旨在揭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外商进入方式的地理驱动机制,有利于加深理解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区域与城市获得外生技术发展动力的机制。采用从1982-2014年德国在华投资企业数据库,结果发现,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呈现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张、沿海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的时空趋势,并且在1995年后,其进入方式从合资为主向独资为主转变。逻辑计量模型显示,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的进入方式受到多项区位因子的影响,其中地方人力资源水平和产业专业化水平是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选择以合资方式的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区位因素,表明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是形成全球—地方战略协同的关键变量;另一方面,实际使用外资存量和地方专利授权量这两个区位影响因素则会显著促成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采用独资的进入决策,反映了区域制度环境对吸引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战略核心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作用。

中国财产保险业（简称产险业）的经营状况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性,且近些年中国产险公司进行了较快速的地理扩张,那么,地理扩张如何影响了公司的盈利能力?本文基于2006-2015年中国64家产险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地理加权方法估计了每家公司的利润效率,并基于多个地理扩张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① 地理扩张与盈利能力呈显著正相关,六成以上的正相关来自于有更强盈利能力的产险公司更会去实施地理扩张。② 地理扩张对产险公司的盈利能力仍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产险公司经营的省区市数目增加10家、产险公司来自于非总部所在的省区市的保费收入份额增加10个百分点、产险公司在各省区市的保费收入的集中度降低单位标准差、产险公司总部与分部的平均距离增加1%,那么,产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分别提高样本中单位标准差的2%、1%、2%、1%。③ 采用基于普通方法估计的利润效率时,难以得到地理扩张影响产险公司的盈利能力的结论。

随着技术进步和贸易自由化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的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迅速发展并不断深化。全球生产网络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契机。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出口贸易的发展方式亟待转变,对出口产品升级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而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可能是中国出口产品升级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测算,并以此为基础衡量出口产品升级。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有波动上升迹象,东中西区域产品质量基本呈现递减趋势。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直接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升级,尤其是深入融合到价值链中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的研发投入能够促进出口质量升级,但研发投入不能通过提高垂直专业化的程度来提升质量,印证了出口企业提升价值链地位能力的不足。地区财政自主权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地方政府倾向于支持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升级。

以安徽省淮南市为案例,借助国民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和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图等资料,以ArcGIS空间分析、SPSS统计分析结果为基础,构建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与城市空间形态耦合评价模型,从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和空间响应指数两个方面测度了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演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化的耦合过程、特征。结果表明：① 在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与城市空间形态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关系。② 产业结构通过生产要素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化起着推动作用,两者间的耦合协调性较强,耦合度介于0.5~0.65之间,呈上升趋势;协调度维持在0.99以上,处于中度耦合良好协调状态。③ 城市空间对产业结构的响应度经历了增高、降低、再次升高的变化过程,表现为前期和后期高、中期低的“U”型特征。本文还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不同产业结构生产要素的空间效应和环境效应入手,分析了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演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化耦合机理,认为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形态演化是产业结构演替过程中生产要素通过空间效应作用实现的自我修复结果。

产业结构优化是人文—经济地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也是政府部门加强宏观调控的作用对象,更是近年来中国步入“新常态”面临的现实问题。研究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结合线性规划,构建了节能和就业导向下产业结构整体最优的模型和优化度模型。结果表明：① 节能导向下,安徽的产业结构优化度最高（0.763）,山西的产业结构优化度最低（0.662）;就业导向下,江西的产业结构优化度最高（0.768）,山西的产业结构优化度最低（0.659）。② 节能导向下,产业结构优化度与单位产值能耗、重工业比重负相关;就业导向下,产业结构优化度与国有经济比重、大型企业比重负相关。③ 如果考虑节能和就业不同的目标导向,中国中部6省之间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存在明显的差异。④ 整体看,中国中部地区应保持不变或适度提高资源型产业比重,较大提高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现代制造业的比重,适度降低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比重。在服务业方面,较大提高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旅游业等比重,适度降低或较大降低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的比重,保持不变或适度降低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的比重。

地区经济发展与其生产结构紧密相联。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地区生产结构的演化受技术关联的影响,是一个路径依赖过程;一些研究也认为产业和区域政策等因素可能创造新路径,实现路径突破。本文沿用Hidalgo等定义的贸易产品空间方法,基于2001-2013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产品贸易数据,对中国出口产品空间（Product Space）的演化路径进行探讨。结果发现：中国四大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出口产品经历了较为明显的结构转型,不同区域的转型方向与路径各异。在2001-2007年间,四大区域的出口产品空间演化受到技术关联的显著影响,体现为路径依赖的过程。在2008-2013年间,东部、中部与东北地区的产品空间演化仍受技术关联的影响,而西部地区则更多受到产业和区域政策的推动,体现了路径突破的演化过程。本文研究启示,虽然中国区域生产结构演化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现有区域能力、技术和知识积累,但是区域性制度政策创新可以突破原有路径,为区域发展创造新的机会。

工业企业区位和城镇体系布局的空间耦合关系是地理学综合性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协调工业区位选择与城镇体系布局, 促使工业化和城镇化在空间关系上形成良性互动, 现实意义重大。在初步探讨了工业企业区位与城镇体系布局空间耦合的价值和一般过程的基 础上, 以洛阳市为例, 讨论了不同时期内洛阳市工业布局指向对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以部门和典型企业走访、企业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 重点调查大型工业企业近期研发和管理、核心生产、配套企业等生产链不同环节的布局区位指向, 分析其对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演化可能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 基于企业近期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取向的工业企业区位选择同城镇体系空间组织模式的耦合关系不尽合理, 这不仅对城镇体系的完善、也对工业企业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基于此, 提出符合城镇服务功能最大化的城镇体系布局意向及其对工业发展区位的期望, 分析了在符合企业意愿和政府作为的基本前提下, 引导大企业的配套企业向距离中心城市30 km 县城集聚的可行性。并进一步从中心城市与县城的快速通道建设、政府补贴弥补土地价格差价、提高县城的公共服务支撑能力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工业化与城镇 化良性互动所需要采取的措施, 为城镇体系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企业区位选择研究是从微观角度理解城市结构变动的重要视角, 本文构造了一个制造业区位选择作用于城市空间重构的理论框架, 并以南京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理论框架的 基础上, 首先采用计量模型检验了制造业企业郊区化扩散和重新集聚一系列影响要素, 其次 从要素空间分布及集聚经济的角度分析制造业的扩散和集聚的微观行为对城市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由于土地有偿使用、城市外围交通改善、政府“退二进三” 的规划管理、城市开发区建设等因素的作用, 南京制造业明显的郊区化扩散和集聚, 对南京城市的郊区化 和空间重构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 污染密集型制造业较其他制造业具有更加强烈的郊区化趋势, 这对提升城市功能和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提出了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概念, 通过分析1953-2005 年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过程与偏差, 构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强度系数模型、产业结构 演变的城市化响应机理模型, 探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形态及空间效应, 并划分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地域类型。研究表明： 1953-2005 年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与产 业结构变动整体呈波动性变化, 城市化与非农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的偏差;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 演变的城市化响应系数不断增大, 表明城市化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响应强度在不断增大, 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具有空间差异性; 城市经济密度提高、城市人口密度和规模的扩大以及区域人口数量的增长是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动力因素;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形态包括各类开发区、都市经济区、城市产业整合体、交通经济带、资源型城市和口岸型城市等, 各类形态的发育对产业结构演变发挥了重要的空间效应; 东北地区可以 划分为大城市地域、资源—加工地域、传统农业地域、边境口岸地域、生态环境脆弱地域五种地域类型, 产业结构优化与城市空间的整合、协调是各地域类型的主要调控模式。

以1993 年和2000 年对中国七个不同乡镇的近百家乡镇企业和近4000 名企业职工两次 实地调研的数据为基础， 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探讨了20 世纪90 年代中国乡镇企业改制过 程中乡镇财政收入、乡镇企业职工工资和福利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变化。结果表明： 乡镇 企业改制对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由于乡镇工业发展缓慢和集体工业的改制， 私营经济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 其与乡镇政府的直接经济联系有所减弱， 乡镇企业税收对财政的支撑作用有所减弱； 乡镇企业职工工资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但增长幅度不大， 乡镇企业职工的福利没有得到显著改善，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十分突出； 私营企业 通过提高劳动效率、加大劳动强度和增加劳动时间来增加企业效益， 这也导致90 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对劳动力吸引能力的减弱。乡镇企业劳动力市场基本还局限在镇区范围， 只有当镇区劳动力资源短缺时， 跨区域的劳动力市场才会发育。

广东省外资分布的地域差异是导致省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主要分 析改革开放20 多年来广东省外商投资的总体时空扩散模式， 并探讨不同来源地的外资在不同 时期的分布与扩散情况及各自投资动因的变化。研究表明， 广东省外商投资的时空模式不断 演变， 经历了由外资增长极向外扩散的过程﹔随着省内投资环境日趋成熟， 政策因素对外商 投资的吸引力减弱， 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市场规模是吸引外资最重要的因素； 不同来 源地的外资的时空扩散模式与动因皆有一定的差异。最后， 对广东省改善投资环境与利用外 资工作提出了建议。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 大都市生产者服务业具有强烈的向中心商务区聚集的特征， 同时 随着产业分工深化和技术进步， 也具有向郊区扩散的趋势。利用空间基尼系数、经济计量模 型分析等方法分析北京市的金融服务业、信息咨询服务业、计算机服务业三大类生产者服务 业在城市中尤其是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的的空间分布和聚集情况， 发现北京市的生产者服务 业呈现明显的聚集特征， 而向郊区扩散的趋势并不明显， 并且金融业、信息咨询业、计算机 服务业三类生产者服务业的聚集特征有所差别。北京市生产者服务业空间区位选择是由市场 规律、政府规划、城市特色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结国内外的研究结果发现， 生产者服务业的 空间分布主要由经济活动的联系特征、生产要素特征和区位条件三个要素所决定。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有机融合、互动发展既是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 也是中国走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途径。以北京市为案例区， 运用相关分析、投入产出模型、空间自相 关模型、变异系数、地理联系率等， 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产业关联与空间分布进 行实证研究， 旨在为首都产业结构优化、空间布局调整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 ① 生产性 服务业投入与制造业效益提升呈现正相关性， 但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较低； ② 制造业对生产性 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结构不断提升， 不同类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结构存在明显 差异； ③ 生产性服务业对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趋于下降， 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中 间投入趋于上升， 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④ 制造业 与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性， 但集聚与分散的空间格局存在明显差异， 就 业空间分布的一致性较差， 进一步验证了制造业与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空间可分性。

文化扩散是文化地理学和传播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以往关于文化扩散的模型多以时间为主要变量， 少以空间位置作为变量。文化地理学更关注有空间变量的模型。本文以美国肯德基炸鸡连锁店(KFC) 为例， 分析外来连锁消费企业在北京城区的空间扩散。KFC 的扩散属 于扩展扩散， 该类扩散对目的地的要求高于迁移扩散， 而北京为KFC 早期的进入提供了社会基础。以KFC 总部提供的数据建立了刻画扩散过程的数学模型， 以期对以往研究有所补足。 研究发现KFC 不是按商业中心地等级扩散的， 因此以商业中心地等级为基础设计了6 级扩散 环。以环级数、极半径作为空间变量的建模尝试均不理想； 以极角度作为空间变量的模型通过检验。研究结论为： ① 极半径、极角度和扩散环是以往扩散模型中没有使用过的空间变量， 且极角度模型通过了检验。② 所建模型可为中档大众消费连锁式餐饮企业在大都市内部的布局提供一种决策参考， 即中心扩散应强于周边扩散， 但方位上差别不明显。③ KFC 扩散主要受经济规律控制。本文的不足是把扩散环级作为静态的空间基础， 同时也没考虑同一商圈内其他同类快餐连锁店的竞争关系。本研究因数据局限模型变量较少。

根据浙江省环杭州湾产业带2005 年TM 影像和2005-2020 年城市规划数据， 利用GIS 空间分析方法， 分析了规划期间建设用地扩展对湿地的侵占威胁， 并对湿地退缩的潜在风险 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① 环杭州湾产业带湿地资源丰富， 类型多样， 分布广泛， 现状建设用地在空间上与湿地交错分布， 关系十分密切。② 未来15 年， 城市建设用地扩展规模大、速 度快， 将侵占大面积湿地， 主要是分布在杭州湾南岸湿地围垦区的坑塘、养殖水面类湿地；宁波、杭州、慈溪是湿地退缩最严重的区域。③ 由于现状建设用地与湿地空间分布紧密相关， 湿地被建设用地侵占的潜在风险整体上较大， 且随着建设用地的扩展， 对湿地的侵占有加剧的趋势。④ 建设用地增长幅度及其规划布局对湿地减少有重要影响， 应通过调整建设用地规划、湿地占用补偿、城市湿地公园建设等措施， 加强湿地保护。

从粮食获取能力和粮食安全保障阈值的角度， 综合考虑粮食供需平衡、粮食安全储备、 经济补偿能力等因素， 构造综合评价指标—粮食安全保障的财政压力水平， 以粮食安全保障 费用不超过地方财政收入水平的25%作为可接受水平， 共识别出6 个不同类型的粮食安全区。 在没有重大灾害事件发生和现有粮食播种面积不变的前提下， 全国有14.5%的县(市) (1 级和3 级粮食安全区) 能够通过粮食生产或者经济补偿能力保障小康水平的粮食安全。全国29.4% 的县(市) 属于2 级粮食安全区， 其中57%的地区是中国的主要余粮区， 约占全国主要余粮区 中的72%， 因财政收入低、人口密度大， 不能负担庞大的小康水平粮食安全储备费用。中国 粮食安全最脆弱的地区(6 级区) 占全国县(市) 总数的30%， 不具备温饱水平粮食生产能力和 经济补偿能力， 主要包括两类地区： ① 夏季季风区边缘地带的农牧交错带及秦岭地区， 以及 南方贫困的丘陵地区属于“资源型粮食短缺地区”； ② 广西、广东南部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等 富裕地区属于“结构性粮食短缺地区”， 过低的粮食自给率已影响到粮食安全应急保障能力。

借鉴西方经济地理学中的新区域主义和企业与区域联系的关系型理论框架， 对中国国 有企业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 发现中国的国有部门存在显著的内部差异。分省看， 存在显著的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华北和东北的国有企业在规模上要远远大于华东和华南的国有企业， 但是前者的生产效率却要落后于后者。分地市看， 高生产效率的国有企业呈现逐渐 向沿海都市经济区集聚的空间态势。统计检验表明地方化的贸易和非贸易性联系是影响国有 企业生产效率的区域因素。具体而言： ① 与地方经济有着较多的生产和市场联系的国有企业， 受区域外部经济效应的影响， 其生产效率越高； ② 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程度有利于国有企业采取灵活的薪酬制度和劳动力管理措施来提高生产效率； ③ 与外资企业的非贸易联系可以方便国有企业学习和采纳行之有效的组织行为和管治结构， 并促进其生产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