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城镇化带来了城市多元空间的深度互嵌与交融，也衍生出不同的人地矛盾问题。其中，学校与城市内部各主体、各功能空间发生的空间摩擦现象仍然未被充分地认识和研究。选取广州市KL城中村内的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小学为案例，通过半结构访谈、参与式观察等田野调查方法，以异托邦理论作为切入点，审视城中村打工子弟学校空间的异托邦属性，并解读学校作为异托邦式空间的生产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① 学校之于城中村是异托邦式的存在，被理解为城中村的一片“绿洲”；② 学校为在城中村中保持自身空间的独特性和独立性，采用多种方式维护和强化其异托邦属性和边界；③ 学校与外部城市空间存在着复杂的空间摩擦和协商，但其在地方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研究在理论上揭示学校作为异托邦空间的社会性，延伸了人文地理学视域下对于异托邦空间研究的类型学，丰富了教育空间研究的知识体系，同时有望加深学界对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生存困境的空间发生机制的理解，唤起社会各界对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关怀，从而为城乡流动儿童创造一个更加良好、公平的教育环境。

在农地利用转型研究中引入全程耦合视角，进行空间维度的系统集成，有望能够更加确切地揭示城乡土地系统的遥相关机理。为此，本文在综述农地利用转型研究进展、揭示土地系统“遥相关”研究不足的基础上，从全程耦合框架和食物系统纽带两个方面论证理论创新的科学基础，将食物系统作为衔接城市与乡村、以及整合“流空间”与地点空间的纽带，提出“城市食物系统全程耦合下农地利用转型研究的理论框架”。本文明确了城市食物系统全程耦合下农地利用转型的概念内涵、农地利用转型解释的研究路径以及农地利用转型研究的内容体系。认为城市食物系统全程耦合下的农地利用转型是资源内禀力、要素外驱力、市场配置力和政府调控力通过城市生产要素回馈路径、城市辖区食物短缺路径和城乡居民需求驱动路径协同作用的结果。深入解析城市食物系统全程耦合下的农地利用转型需要采取地理空间网络化思维，即需要将“流空间”与地点空间整合起来，从要素供求以及环境层面连接到案例区的其他多个区域出发来解释案例区的农地利用转型。本文同时介绍了农地利用转型解释中需要关注的5种要素流效应，指出食物系统全程耦合下的农地利用转型研究应重点关注农地利用转型机制、城市食物域内农地利用形态的空间差异及演变规律、农地利用对需求变化的响应水平及影响因素、以及农地利用转型调控等方面的内容。本文有望拓展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领域，并为解决新时代的“三农”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把握民生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演变规律对新时代协同区域民生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运用定基极差熵权法、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和空间Markov链、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研究2010—2021年中国民生发展水平的空间演变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2010—2021年中国民生发展水平大幅提升，四大区域呈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依次递减特征；民生发展水平空间依赖关系增强，具有明显的高值簇和低值簇集聚特征，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形成了稳定的热点区，四川形成了稳定的冷点区。② 中国民生发展水平的重心由东北向西南方偏移，空间方向性增强；全国和四大区域民生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性逐渐增强，且全国和西部存在极化趋势；民生水平等级空间转移方向受到邻近省份的影响。③ 经济、科技、人口老龄化、财政分权对民生产生了正向作用，城镇化为负向效应，且5个因素的影响具有空间分异特征。

基于2015年和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产业链的上市公司数据，从价值链视角构建其产业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和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不同价值环节网络的特征、演变、差异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研发型、生产型和服务型网络规模同步扩张，均向效率更高的“小世界”网络演化；度分布均始终呈现幂律分布且指数均下降，网络异质性增强；各价值环节节点度呈显著正相关性，同一节点在不同网络中的重要性相似；② 除服务型网络中始终无权力型节点，其余各环节的权力—威望、权力和威望型节点数量均在增加，具有不同程度的集聚指向：研发型网络中节点具有总部所在地及高等级城市指向，服务型具有直辖市、副省级及省会城市指向，生产型具有传统生产基地指向。③ 各价值环节在追求不同要素禀赋和集聚效应下形成不同的集聚类型，并形成了具有各自特征的最强联系产业网络结构。在社会、技术和地理邻近影响下研发网络始终为一体化联系紧密的多个核心—边缘结构社群；在社会、地理和制度邻近影响下服务型网络由一体化联系紧密的多个核心—边缘结构社群向多个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社群转变；在社会、地理和行政边界制度邻近的影响下生产型网络由部分一体化的核心—边缘结构社群向分散化多个独立的核心—边缘结构社群演化。

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是提升产业竞争力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其具有部门和空间属性，且随着产业分工的深化，不同生产单元两链融合的方式与格局不同。本文以珠三角城市群电子计算机产业链为研究对象，基于细分行业的专利申请数据与企业数据，运用区位商、加权平均等方法分析了2010—2020年不同环节的生产中心和创新中心空间格局演化特征。结果表明：珠三角城市群电子计算机产业在生产与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非常明确的分工格局，肇庆、江门等后发边缘城市在上游行业的创新优势强但生产优势弱；东莞、广州等先发核心城市则在产业中下游有较强的生产优势与创新优势。在产业分工与升级背景下，肇庆、江门等后发边缘城市通过技术追赶在电子元器件等上游环节形成创新中心，但在区位粘性、路径依赖作用下，上游环节的生产中心依然集中在东莞、佛山等先发城市；物联网技术、软件开发等下游高附加值环节受市场影响，其创新中心与生产中心则在广州、深圳等先发核心城市集中。本文从实证角度探讨了产业分工与升级背景下珠三角城市群电子计算机产业链产创融合空间动态变化机理，对地方和国家电子计算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与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是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流域人地关系协调的综合表征。本文基于“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视角构建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灰色关联-TOPSIS、空间马尔科夫链、地理加权随机森林（GWRF）模型等方法，深入剖析2011—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人居环境动态演变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黄河流域城市人居环境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正向聚集空间分布特征，形成以西安市、郑州市、青岛市和济南市为主的人居环境高值区，以铜川市、中卫市和嘉峪关市为主的人居环境低值区。② 黄河流域城市人居环境动态演变具有显著的空间交互作用和动态转移趋同现象，人居环境等级存在一定程度的转移路径“自身锁定”效应，人居环境水平通常只在相邻等级间发生转移，发生跨等级转移的概率较小。③ 人居环境是经济水平、环境质量和社会资源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水平占据主导地位，消费水平、空气质量和交通资源等是影响城市人居环境水平的主要因素。④ GWRF模型能够有效解释影响因素在局部地理空间上所表现出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可成为人居环境研究领域一项更有效的解释工具。本文深化了人居环境研究理论方法，并为推动黄河流域人居环境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反映了人类改造和利用环境的过程，涉及复杂的人地互动关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中国跨境基础设施活动在不同尺度空间范围内开始显著增长，引发了学者对相关议题的密切关注。本文比较了中外地理学研究对基础设施相关议题的关注，反思了地理学视角下基础设施研究的重点议题，认为基础设施映射了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目的与方式的变化。当前国内地理学研究更注重基础设施的经济功能属性，而国外更关注基础设施所涉及人地关系中“人”与“地”的异质性。本文认为这种学术边界是由社会发展阶段对基础设施的不同诉求所导致的，其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在对国内外地理学有关基础设施研究差异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本文从更加动态、多维、系统以及关系化的本体观讨论了基础设施如何对人地关系进行校正和调节，并探讨了这一系统基础设施本体认知背景下基础设施涉及的核心地理学议题。从学理上来说，本文整合了地理学中国内外基础设施研究的本体差异，为国内外地理学研究进行有效的对话构建了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和本体基础。从应用价值来看，在中国“走出去”战略基础设施先行的背景下，本文对中国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活动也具有借鉴价值。

本文从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联合决定企业规模的视角出发，搭建了城市属性、企业属性在内的企业规模决定因素分析框架，基于地方劳动力市场规模与结构的认识，建立多元回归决定模型，以环渤海地区日企为对象，围绕通用劳动力、专用劳动力，分析了日企规模的决定因素及其时空变化。结果发现：① 环渤海地区地方劳动力规模、通用劳动力规模具有相同的日企规模抑制作用，专用劳动力规模具有日企规模扩张作用。② 2001年前后两阶段，地方劳动力供给规模的抑制效应始终稳健、显著。通用劳动力规模的抑制效应由不显著转向显著，专用劳动力规模的扩张效应由显著转为不显著。专用劳动力规模的扩张效应弱化、通用劳动力规模的抑制效应强化，导致了环渤海地区日企规模的收缩。③ 企业年龄对日企规模的扩张效应、独资进入及服务业的抑制效应显著且稳健，是最重要的企业属性。地方开发区数量的扩张效应明显，是最重要的地域属性。本地企业集聚的扩张效应在山东省最为明显，在环渤海地区专用劳动力模型中不显著，在劳动力规模及通用劳动力规模的模型中趋于强化。

目前从全国层面对区域双核结构的实证分析还较为鲜见，如何界定双核结构特征的省份并分析其影响，也需要进一步实证探讨。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259个地级市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中国区域双核结构的分布特征及其对省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11个省域呈现双核结构特征；区域双核结构对于所在省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南北地区表现出较大差异；区域双核结构对于省域产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且有助于促进当地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总体来看，与部分省会城市规模不大、辐射带动力不强的单核结构省份相比，区域双核结构可以凭借中心城市数量及空间分布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短板，相对来说更有助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及科技创新。

区域经济韧性与其产业结构状况密切相关，二者的演变是否存在时空关联性以及如何关联需要进一步探究。基于企业和产业的微、中观视角，利用京津冀地区多年份经济增长和企业状态数据，检验了地区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关联性，筛选了影响地区经济韧性的主要产业，剖析了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的耦合关联机理。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与缓慢增长阶段交替出现，经济韧性呈现波动增强的态势；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等城市中心区表现出较高的经济韧性，空间上呈现中心—外围结构。② 地区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空间关联显著，在较为发达的北京、天津等地区高经济韧性—高产业结构多样化关联集聚较为明显；时间序列上，二者表现出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和演变的一致性。③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逐步改善，相比产业结构效应，区域竞争力效应对经济韧性的贡献较大；第一产业、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对地区经济抵抗力韧性的提升发挥了关键作用；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地区经济恢复力韧性的提升。④ 地区产业结构的演替驱动了发展路径的演化以及经济韧性的分异；京津冀地区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的时空耦合关联以时间尺度为主，空间上并未导致地区空间结构的根本性重构，中心—外围结构仍较为显著。

乡村地区生态资源丰富，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战略叠加背景下的生态产业已经成为乡村地区新兴产业和乡村振兴的新动能。本文梳理了中国生态环境政策的演化过程，从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生态产品与经济发展、生态产业化与乡村振兴角度系统阐述了生态产业化发展与区域乡村振兴的作用途径及促进机制，并以陕西洋县为例，探讨了依托区域生态资源，发展现代有机产业，实现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模式与路径。结果表明，中国生态环境政策主要经历了重经济轻环保、环境保护与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阶段。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福祉体现为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人类利用自然的主观能动性，生态产品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以效益为核心的“自然—生态—社会—经济”驱动体，生态产业化与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人—地—业—权”保障机制。有机化是生态产业化发展的典型模式和重要方向，陕西洋县“产品—产业—产区”的有机化发展范式，促进了从业人员从“单主体经营”转向“多主体运营”，土地利用方式从“资源优化配置”转向“人地关系协调”。未来汉江流域现代有机农业与乡村振兴样板建设的重点在于有机产品“提质增产”、有机产业“融合增值”和有机产区“降耗增效”，促进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发展。

探究城市在跨尺度网络中的功能地位及关联效应，对于提升城市功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选取2003—2019年占中国电影总票房75%以上的中国电影为样本，基于电影产业链出品、制作、发行环节分工，辨识城市在地方、全国、全球多尺度网络中的功能分化，探究不同功能类型城市跨尺度网络功能关联效应演变。研究发现：① 城市在多尺度产业链联系网络中的功能分化明显，呈现出多样化核心型、多样化枢纽型、多样化节点型、复合化节点型和单一化边缘型5种类型。② 城市跨尺度网络功能之间具有动态关联效应，且存在城市功能类型分异和产业链环节分异，尺度功能完备和产业链功能多样的城市比功能较为单一的城市更显著。③ 多样化核心&枢纽型城市在各环节均具有显著的关联效应，显著性和关联强度因不同环节的网络结构和外部性大小而具有差异。金融驱动下的出品环节是多样化节点型和复合化节点型城市通过网络外部性逐渐获得提高企业集中水平这一有限效益的主要渠道，而较弱的企业集中水平和城市内产业链互动未能促进其融入对外联系网络。尺度功能和产业链功能单一且发育水平较低的单一化边缘型城市尚未表现出显著的关联效应。

全面认识“一带一路”贸易网络连通性、科学识别“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关键节点，对于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网络连通性视角出发，本文提出了“门户国家”的概念，综合集成Top网络、组团识别、门户系数等前沿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时空格局演化，剖析贸易组团结构性变迁过程，识别贸易门户国家及其功能作用，以期为中国开展对外经贸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科学决策依据。研究发现：①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地区）贸易规模持续增长，逐步形成了联系日益紧密、结构日趋复杂、层级特征明显的贸易网络结构。② “一带一路”主干网络核心节点突出，极化效应显著，由“相对均衡”向“一极独大”态势演进，中国已成为贸易网络中的主导性力量。③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交互作用的背景下，“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形成了4~5个贸易组团，组团结构呈现出地理邻近性和动态演化性。④ 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新加坡、马来西亚、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埃及、以色列和黎巴嫩等贸易大国或占据特殊地理位置的枢纽国家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重要的门户国家。作为凝聚和支撑“一带一路”贸易体系的功能性节点和战略性枢纽，门户国家在提升贸易网络连通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应成为中国与沿线地区开展经贸合作的优先战略选择。

国际学术会议交流是科技全球化与全球创新网络流变中涌现的重要功能，其时空复杂性成为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新兴主题。基于国际学术会议交流理论框架，融合大数据挖掘、数理统计、GIS空间分析及计量模型等方法，从时空多尺度刻画了2000—2019年全球学术会议交流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全球学术会议交流规模遵循“衰退—复苏—繁荣—萧条”螺旋上升式的中周期律，月际变化形成6月和9月双峰结构；交流领域集中于“巴斯德象限”，计算机、电力电子、控制科学、材料、通信等应用导向型基础研究成为核心前沿。② 全球学术会议交流规模高度集聚，呈现以北美、西欧、东亚—东南亚为核心的多中心区域化结构，学术会议交流空间变迁呈路径锁定与路径创造双重性，遵循“资源—经济”导向的区位选择律。③ 学术会议交流领域高度集中于计算机、电子工程和物理学三大学科，与全球应用科学转向趋同，其“规模集中度—学科优势度”关系类型异质性显著，形成梯次联动的功能分工格局。④ 全球学术会议交流不仅与其地方根植性密切相关，也受到学术声望的提升、交流环境的改善与交流成本的降低共同推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学术会议交流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

地理距离是企业银行贷款过程中的客观约束,而地理距离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是金融地理学的基本命题。在分析地理距离对企业银行贷款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中国银行业分支机构与民营上市公司贷款数据,刻画城市银企贷款的地理距离特征,探究地理距离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银企地理距离对企业贷款规模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地理距离越近,贷款额度越多;借贷双方地处相同城市或相同省份时地理距离对贷款规模的影响更为显著。② 中心城市、大型城市和发达城市企业银行贷款相对距离大,而非中心城市、小型城市和欠发达城市企业银行贷款相对距离小。银企地理距离对企业信贷的影响在中心城市、大型城市和发达城市更为凸显。③ 企业规模、上市年龄和国有控股历史可以缓解地理距离对银行贷款额度的约束。④ 信息化水平与地理距离在贷款可得性上具有替代关系,信息化发展有助于降低地理距离对银行贷款额度的制约,但无法消除地理距离的影响。本文认为缓解地理距离约束对于企业融资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1934—2019年《地理学报》期刊发表的154篇工业地理学论文分析中国工业地理发展脉络与主要领域研究进展。中国工业地理在融合了西方工业地理理论和苏联工业地理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逐渐发展出兼顾理论研究和实践双重任务驱动下的特色学科体系,在经历了诞生探索、成长总结、视角转换、稳步发展4个阶段后,学科内容和范式逐渐与国际接轨,成长为一门相对成熟且具有重要意义的学科。在学科建设方面,未来需要继续服务社会经济建设,增强理论创新能力,加强新技术手段应用,结合中国制度环境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的工业地理学。

在以模块化为代表的第三次汽车工业生产方式变革背景下,新生产方式如何影响汽车工业空间组织演化,如何基于经济地理学阐释其发生机制及剖析对特定产业集群的影响作用,成为亟需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以一汽-大众为例,基于整车制造的本土全覆盖一级供应链映射产业集群组织,探讨地方—区域尺度下模块化生产对于汽车产业集群空间组织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地方式微：本地集聚程度下降。模块化生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运输成本,导致大型整车集团产业转移后对东道地生产依赖的下降和零部件供应商空间集聚的降低;② 超越地方：生产网络跨区重构。模块化生产将重组区域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反映出尺度生产和尺度重组过程对空间经济动态的重要性。长三角地区凭借制造业区域优势和完整汽车零部件产业链,以产业集群作为行动主体参与到一汽-大众全国4个城市整车厂生产网络的分工协作中,产生了“超越地方”的竞争优势;③ 规模经济效应、知识技术共享和企业组织强化共同驱动模块化生产下汽车产业集群的空间组织重构。研究有助于理解生产方式调整与制造业产业集群空间组织结构演化的互动机制,同时为以经济、制度、社会和创新为视角的产业地理研究提供有益补充。

基于价格扭曲效应拓展资源错配模型,使用中国285个城市2004—2017年的工业投入产出数据,测算土地资源错配导致的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损失,并分析其时空变化。结果表明：① 土地资源错配对中国城市工业GTFP损失的年均贡献率为10.05%,已与能源错配并列成为继资本错配之后城市工业GTFP损失的重要贡献者。② 土地资源错配导致中国城市工业GTFP损失呈现“先小幅下降,再大幅上升,后较大幅度下降”的时序变化特征,但总体趋于上升,损失值介于1.10%~2.48%之间,纠正土地资源错配,中国现有城市的工业GTFP有望实现年均2%左右的再增加;东、中部地区土地资源错配导致的城市工业GTFP损失呈现出与全国层面类似的变化特征,西部地区的城市工业GTFP损失整体保持高位,总体稍有下降,东部地区是中国城市工业发展的主要阵地,其土地资源错配导致的城市工业GTFP损失主导着全国层面的城市工业GTFP损失变化。③ 土地资源错配导致中国城市工业GTFP损失的空间格局呈连片集聚化的发展特征,城市工业GTFP损失较高和高等级省份的数量有所增加,逐渐集中到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损失低和中等等级省份的数量相应减少,逐渐集中到长江流域及东部沿海地区;土地资源错配导致中国城市工业GTFP损失的总差异呈缩小态势,三大地区内城市工业用地配置效率不均衡是土地资源错配导致中国城市工业GTFP损失差异的根本原因,其中西部地区内城市工业用地配置效率不均衡是主要原因,近年来的区域协同发展有利于三大地区间城市工业用地配置效率差距的缩小。

为探究数字经济增长的动力构成、地域差异以及与区域收入之间的空间分布规律,本文以中国数字经济创新高地浙江省为样本,构建了数字经济增长动力要素指标体系,并首先提出了数字经济“增长动力指数”构想。借助Weaver-Thomas模型、灰色关联分析以及GIS分层设色法,从地级市层面对浙江省数字经济增长的主导动力构成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并验证了其与区域收入的关联性。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数字经济增长动力类型特征呈弱波动状态。② 从整体空间格局来看,数字经济增长呈现以杭州和宁波为核心的“双核心”空间格局现象,产业供给动力主导型主要分布在浙西南地区;市场需求动力主导型、信息应用动力主导型及创新驱动动力主导型主要分布在浙西北地区。③ 数字经济“增长动力指数”与区域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较高的数字经济增长动力指数对应的地区收入也处于较高水平,反之亦然。数字经济主导动力结构的变化正在形成一种复杂多样的区域经济增长行为模式。

产品相关多样化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经济学研究认为企业内部因素会影响企业的产品多样化策略,而一些地理学研究则发现企业外部的地方因素也会影响企业发展。为了弥补当前研究中关于企业微观发展战略外部影响因素的空白,本文基于2012—2016年中国出口产品贸易数据研究地方出口产品结构对企业出口产品相关多样化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地方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① 在出口产品相关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多产品企业的出口相关多样化倾向会越强。② 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均会影响地方和企业尺度在出口产品相关多样化方面的一致性关系。地方的社会信任属于非正式制度环境,会增强地方与企业在出口产品相关多样化方面的一致性。正式制度环境包括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进程,其中地方市场化程度对地方与企业在出口产品相关多样化方面的一致性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地方的全球化和分权化进程则表现为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了地方产业集群环境、企业微观发展策略以及地方制度背景三者之间存在关联。政府可以通过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等政策影响地方内企业联系,为地方产业发展创造新的机会。

新常态背景下,东北地区与其他区域相比经济下行明显,适应能力较差,即区域经济韧性较弱。产业和企业是区域宏观经济的中微观载体,有助于揭示区域宏观经济韧性的中微观特征,却鲜少有研究。本文从宏观经济增量、中观产业增量及结构变化和微观企业空间动态,分析了1978年以来沈阳市经济韧性的特征。研究发现：① 在全国经济周期影响下,沈阳市经济韧性的变化呈现出“弱—强—弱”的周期性特征,主要是受第二产业韧性的波动变化影响。以支柱产业演替为代表的新老路径产业的韧性变化差异明显,其中老路径产业中机械产业韧性的“强—弱”变化对第二产业的韧性变化影响较大,其韧性减弱主要是由自身竞争力不足造成的。② 在全国经济“增速换挡”放缓的影响下,企业存活率的结果表明,老路径产业企业的韧性强于新路径产业企业的韧性;除食品产业外,其余产业老企业的韧性都强于新企业的韧性。另外初步发现,老路径产业和新路径产业中的电子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新进入企业表现出对中心城区的“空间”路径依赖性,“空间集聚”对企业存活存在正向积极作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合作框架正催化全球经济版图格局发生剧烈演变,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以环南海区域为战略基点,在深入研究区域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建设“中国+东南亚”战略性一体化经济区的可能性并付诸实施。本文以环南海区域为重点,结合区域发展重点指标描述了其整体发展特征,利用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和贸易结构重合度指数,对环南海区域产业与对外贸易的结构性特征进行了剖析,并刻画了环南海区域核心增长区域的空间网络特征,最后讨论了环南海区域构建多元一体化经济区的前景并提出政策建议。结果表明：① 2000—2017年环南海区域主要发展指标增长态势强劲,发展速度和质量远超全球同期平均水平。② 在全球产业转移周期阶段与空间路径的双重驱动下,环南海区域形成了“澳新港—粤闽台文马—滇桂琼泰印菲越—缅老柬”四大梯级发展格局。③ 环南海区域11个国家间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和贸易结构重合度指数均处于较高水平,兼具“横向一体化”和“纵向梯级化”复合特征;产业结构与全球贸易商品结构呈现出“高端化”和“低端化”并举的态势。④ 环南海区域已经形成九大核心增长区域,增长极的极化与扩散效应使得不同区域之间的优势产业和出口商品类型呈现相似性和互补性。⑤ 展望未来,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及其引致的全球价值链重组将构建起深度匹配地区资源禀赋特征的区域一体化生产—消费网络,而城市群、高速交通等空间实体所构建的“点—轴”空间网络和“内—外”开放合作政策平台也将更好保障一体化经济区的构建与发展。

交通是老工业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评价和研究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分异规律和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建立了基于交通路网密度、交通干线影响度和区位优势度的综合评估体系,并以东北地区为例,通过网络分析、冷热点分析、多变量线性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深入探讨了交通优势度总体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交通优势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其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以哈大线为轴的“核心—外围”结构,交通优势度高值多沿交通干线分布。② 东北地区整体交通优势度空间极化现象显著,高值区多在高铁沿线集聚,低值区在内蒙古东部及黑龙江省北部集聚,且其空间差异逐渐增加。③ 快速交通方式对东北地区交通优势度贡献高,人口承载能力对交通优势度时空分异的影响作用逐渐增强,扩充交通干线、增加交通枢纽有助于提升东北地区交通优势度水平。

城市轨道交通及其沿线土地一体化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提高城市轨道交通可持续性和土地资源配置合理性的关键需掌握轨道交通客流与土地功能之间的依赖关系,而回归分析是研究二者关系的主要方法。既有研究对于土地利用的描述多基于用地面积等概略数据,难以揭示各类属性的用地对客流的影响机理及其空间效应。采用百度地图POI数据以刻画用地信息,提出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吸引范围内用地功能的细粒度描述方法,基于全局常参数和局部变参数的回归模型研究车站早高峰出站客流与粗细粒度土地利用的相互依赖关系及其空间效应。针对北京地铁的案例研究表明：车站出站客流与不同功能用地及POI的依赖程度和空间特征存在显著差异。早高峰出站客流更多地受到与就业通勤相关的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影响。在细粒度层面上,出站客流对写字楼和政府机构的依赖性更大,二者显著分布在就业岗位密集的中心城区功能分区和城市核心区。基于细粒度POI的局部变参数模型能较好地识别各类土地利用对车站客流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案例研究表明车站客流与土地利用的依赖关系是各类属性功能用地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的叠加。

土地利用形态是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核心内容。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是引起土地利用系统变化与土地利用转型的深层因素,当前学者从多个视角对耕地利用形态展开了系列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但从农户层面深入探讨耕地利用隐性形态及其形成机理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揭示农户耕地利用隐性形态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以农户耕地利用效率为切入点基于平原区寿光市和山区沂源县农户调研数据,从农户家庭劳动力要素变动与农业生产决策视角对农户的耕地利用效率进行了测算,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农户耕地利用效率的驱动机制。研究表明,寿光市和沂源县耕地利用效率较低,并且存在地貌类型和农户类型上的差异,平原（寿光市）耕地利用效率要高于山区（沂源县）,老年农户耕地利用效率低于年轻农户。在影响路径方面,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生产要素投入和耕地产出直接影响耕地利用效率,而种植结构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理论为理解人地系统结构与功能演变提供了新思路与分析框架。本文采用风险—适应能力指数评估乡村人地系统适应性,构建气候变化与政策实施双重驱动的农牧复合型乡村人地系统适应性评价体系,对1952—2017年达茂旗建旗以来乡村人地系统适应性循环演化的阶段、特征、主控因子及影响机理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 乡村人地系统经历了重组—快速发展阶段（1952—2002年）,人口数量增长260%,耕地面积增长13%,牲畜数量增长134%,草场面积退化增加了16.33%;快速发展—稳定守恒阶段（2003—2010年）,人口数量增长2.8%,耕地面积减少2.3%,牲畜数量减少13.6%,草场退化面积减少10.7%;稳定守恒—释放阶段（2011—2017年）,人口数量减少2.6%,耕地数量减少0.2%,牲畜数量减少10.6%,草场退化面积减少3.8%。② 乡村人地系统适应性指数时间上呈现出缓慢上升（-0.016~0.031）、缓慢下降（0.031~0.003）、快速上升（0.003~0.088）的变化过程,空间上呈现“中部高度适应、北部中度适应、南部低度适应”格局。③ 1990—2000年系统适应性演化主控因子是人均有效灌溉面积（22.31%）、人均牲畜头数（23.47%）,2005年是土地沙化程度（25.06%）、土地利用强度（21.27%）,2010—2017年是农牧民人均收入（20.08%）、人均牲畜数量（18.52%）。④ 在气候暖干化与政策实施驱动下,农牧户与乡村社区两个尺度主体相互联系构成了乡村人地系统适应性循环演化层级结构,尺度间的关联作用影响着不同尺度主体适应行为,从而影响系统适应性循环演化趋势,使系统结构与功能呈现“协调—不协调”的循环往复波动发展态势。同时,小尺度的农牧户生计适应行也深刻影响着乡村人地系统未来的演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