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地理思想史是一部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思想的进展史。古代时期产生了以适应和利用地理条件发展经济活动的思想;近代时期经济地理学作为学术领域出现;现代时期I重视自然条件的利用,从国家需求角度研究生产布局与地理条件的关系;现代时期II从国土整治与国土规划角度切入人地关系,构建“点—轴系统”理论等空间结构理论,根据区域差异扩大趋势提出调控思想;现代时期III结合主体功能区研究人地关系,注重产业集聚、都市经济区、农区衰退及振兴等问题。中国经济地理思想演化可以梳理出3支脉络：① 史志脉络通过历史文献对经济区位和地方差异的描述,逐步探究经济活动与地理条件的关系;海量的地方志,以实例支持人地关系思想。② 从游记考察到现代考察和观测分析,为经济地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事实发现手段。③ 国外引进脉络与多元思想本土化,带来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思维逻辑。后两支脉络逐渐融入前一脉络,以突出中国特色之趋势。经济地理思想史研究可对当前经济地理学发展提供3点启迪：① 加强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条件规律探索;② 鼓励问题导向的批判性思维;③ 弥补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弱项,如与整体论对应的还原论,与归纳法对应的演绎法。

本文指出中心地理论中k = 3系统由市场原则生成的几种传统说法的缺陷;提出所有相邻级别中心地,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① 正三角形的中心地分布和中心地之正六边形市场区;② 较高级别中心地提供相应级别及比其等级低的货物,它们的市场区（或腹地）之大小应尽可能地接近,以尽最大可能地减少相邻级别中心地市场区之间的差距,进而降低所生成的中心地系统对要配置的商品或服务因其上限或下限范围之要求产生可能的排除,这即是市场原则之合理说法。本文的新提法能够调和克里斯塔勒自上而下和哈格特自下而上建构中心地系统所产生的规模等级及其解释之差异。从廖什的空间垄断竞争型中心地建模理念看,根据此提法建立的中心地系统尽可能地降低了厂商的空间垄断性,以减少厂商取得的超额利润,其符合正常市场理性原则。本文对中心地理论中k = 3市场原则内涵的修正能够提升中心地理论对现实世界的分析和实践指导作用。

青藏高原城镇化肩负着捍卫国家安全屏障与护卫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及“亚洲水塔”的特殊使命,对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确保“地球第三极”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现代化、让青藏高原各族人民生活更幸福、使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更牢固、使国家安全屏障更坚固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详细论述了青藏高原新型城镇化与内地截然不同的特殊驱动过程、特殊发展道路、特殊发展目标、特殊发展格局、绿色发展模式与路径,认为青藏高原城镇化是一个在高寒缺氧环境下,由单一投资拉动、游客带动、服务驱动、对口支援等特殊驱动形成的低度开发型、文化传承型、守土固边型、护卫水塔型、小聚大散型、社会包容型、生态富民型城镇化过程。未来发展思路是：以守土固边为先导,保障国家安全,快稳有度,确保边境和农村地区有足量人口,到2035年高原常住人口将达到1600万人,城镇化率宜为52.5%左右,将长期稳定在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全面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以绿色发展为主导,不断提高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能力及水平,突出特色,彰显民风,弘扬文化,住在镇里,牧在乡里,就近就地镇民化,建设高原美丽城市与城镇;以小聚大散为布局原则,聚散有度,在散聚中形成由“三圈四带多节点”构成“星星点灯”式固边型城镇空间格局,突出“三圈”（西宁都市圈、拉萨城市圈和柴达木城镇圈）、“四带”（青藏铁路沿线城镇带、川藏铁路沿线城镇带、唐蕃古道沿线城镇带、边境地区固边城镇带）和“多节点”（多个重要城市节点和重要固边城镇）的集聚效应;以通道建设为保障,超前建设青藏高铁等基础设施,筑牢国家安全保障线,加快引进“新基建”上高原,建设高原智慧城市;加快边境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建设边境土地改革试验特区,以国土安全为重,在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和国土空间规划中优先考虑边境城市。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本要求,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路径和遵循经济实践规律的根本所在。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和二次指派程序（QAP）分别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空间关联网络的关联度一直为1,且网络密度稳定在0.2~0.26之间,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通达性较强且存在多重叠加现象和一定的等级性,但关联紧密程度有待提高,各网络指标保持相对稳定。② 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可以分为4个板块,其中以西部省份为主的“净溢出”板块获益最小;以中部省份为主的“经纪人”板块起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以环渤海省份为主的“双向溢出”板块和以长三角、东南沿海省份为主的“净受益”板块在空间关联网络中的掌控和支配作用更大,且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极化作用大于涓滴作用。③ 人力资本、城市化水平、金融科技和环境质量的地区差异都会直接造成地区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差异,人力资本差异对其贡献超过了90%。

基于2009年、2014年和2018年全国陆路交通数据,集成路网密度、人口加权平均交通邻近度和区位优势度3个指标,构建陆路交通优势度评价模型,刻画2009—2018年中国县域陆路交通的规模、邻近水平和通达水平,揭示陆路交通优势度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经济效应。研究表明：① 2009—2018年中国陆路交通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陆路交通优势度增长热点具有由城镇密集区向区际通道拓展的特征,与“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密切相关,陆路交通劣势主要位于西部、东北和省际边界地区,是交通均衡发展补短板的关键区域。② 中国陆路交通优势区域的空间结构在不同区域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其演化过程大致经历极核式、点轴式和轴辐式3个阶段,未来交通建设应强化重要区域、交通主轴、关键走廊之间的衔接。③ 中国陆路交通优势度的总体经济效应为显著正效应,其间接效应约为直接效应的1.5倍。但是交通建设并不总是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交通优势的不同维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同,在不同区域背景和经济发展阶段也存在差异,需要重视区位优势度改善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产业集聚是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之一,也是经济地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然而对产业集聚的机制解释往往由于没有很好的区分产业空间分布形态和产业集聚阶段而出现偏差。本文基于3次全国经济普查企业微观数据,利用DO指数方法计算了2004—2013年京津冀地区三位数制造业行业的空间分布形态,利用Hurdle模型定量解释了集聚形成和集聚提升两个阶段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结果表明：① 2004年、2008年和2013年京津冀地区分别有124个、127个、129个三位数行业集聚,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强度较高,但整体集聚强度出现下降,从0.332下降至0.261。② 制造业集聚存在两阶段且主导因素存在差异。在集聚形成阶段,企业主要考虑基础条件,农业资源和交通运输有负向作用,劳动力池和外商投资有正向作用;在集聚提升阶段,企业更侧重于集聚经济和政策等因素,产业内部关联和产业外部关联有正向作用且前者作用更强,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和电力燃气水资源起负向作用。③ 影响因素对产业集聚的作用具有尺度效应,均随距离扩大呈现减弱趋势,但不同因素对距离的反应存在差异。

平原农区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区,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协同有利于缓解平原农区经济发展、耕地保护、生态保育等多重压力,保障乡村振兴政策落实。本文以“问题研判—策略梳理—机制构建—实证检验”为研究主线,探讨两者协同机制。研究表明：① 平原农区“三生”空间利用冲突显著,生产空间低值低效、生活空间无序空废、生态空间污损衰退共同制约乡村转型发展;② 面向土地价值提升、人居环境改善、产业融合发展的土地综合整治优化策略,有利于推动乡村转型发展;③ 新时期,土地综合整治由“以地为本”单要素调控转向“人、地、业、权”多要素协同综合整治,权利重组、空间重构、产业重塑是推动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协同的核心机制;④ 平原农区典型地区禹城市,聚焦土地权属调整、空心村整治和现代产业培育,实现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的协同推进。本文有利于深化平原农区人地系统科学新认知,为构建现代化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参考。

乡村治理是中国治理体系的底层与基座,产业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也是考量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方面。在现行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政治能人替代传统乡贤成为新的乡村治理主体,探究其治理能力与产业融合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及作用机制,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构建“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在系统检视政治能人—产业融合发展耦合关系和作用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分别建构了政治能人治理能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测评指标体系,以甘肃省金昌市139个行政村为评价单元,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了治理能力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 139个行政村中,“内生”型（En型）和“内生+嵌入”型（En-Em型）村庄分别占45.3%和54.7%,两类村庄中,内涵特征指标值差异较小,而外延指标值En-Em型村庄较En型村庄大;② 产业融合以中低水平为主,且En-Em型村庄产业融合的基础、广度和深度以及效果均好于En型村庄;③ 单因子探测显示两类村庄乡村产业融合受外延因子的影响较内涵因子大,且En-Em型村庄较En型村庄弱;双因子交互作用探测显示内涵因子在En型村庄中的作用较En-Em型村庄强,而外延因子相反,表明嵌入型政治能人治理能力对产业融合的作用较为显著。

个体在空间移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使疫情传播具有复杂性和空间不确定性。但现有学术研究较少在理论上综合考虑个体的空间移动及移动过程中近距离接触分析疫情的空间扩散。本文综合考虑个体移动及移动过程中接触,提出基于个体“移动—接触”的空间交互网络的理论构建框架。鉴于公交刷卡数据能够有效地反映个体的移动路径及车厢内接触的群体,以北京市公交系统为例开展实证研究,构建基于个体“移动—接触”的空间交互网络,采用加权度中心性和K-shell分解方法识别疫情高风险区域,提出管控措施,并通过模拟管控措施前后网络社团结构变化来评价管控措施实施效果。结果发现疫情高风险区域集中分布在城际交通枢纽、商务中心、居住区周边区域。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对基于各类交通系统的疫情风险评估具有普适性,研究结果可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及时启动有效的疫情防控应急响应政策具有借鉴作用。

均衡的公共卫生服务是保障人民有效享受健康公平权的重要途径,医疗机构布局、人口分布以及建设用地与公共卫生服务均等性密切相关。本文运用空间统计分析、可能—满意度模型、“公共卫生服务均等性—建设用地—人口分布”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分析1980—2019年湘鄂豫三省的公共卫生服务均等性时空演变规律,以及均等性和建设用地、人口分布耦合协调关系的变迁特征。结果表明：① 公共卫生服务均等性总体在中等水平（0.7~0.8）左右波动,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湘鄂豫公共卫生服务均等性的平均增速分别为-7.68%、-0.96%、 -2.11%;② 湘鄂豫公共卫生服务空间上存在显著聚集特征,“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极化效应明显,且8个方位内公共卫生服务均等性差异明显,说明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③ 公共卫生服务与建设用地、人口分布的相互作用程度和同步发展程度较弱,三者协调发展程度处于失调向协调的转型期。在中国新发展阶段,为顺应复杂的“人—地”关系变迁规律,公共卫生服务均等性的时空发展格局以及其方位差异特征可为优质公共卫生服务资源的均衡配给和公平性提升提供决策依据。

基于1997—2017年中国60个城市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数据,辅以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时空格局,并借助二次指派程序方法对合作网络演变的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60个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强度逐渐增强,国家层面合作网络结构逐渐显现,合作强度前5名的分别为广州—深圳、北京—上海、北京—天津、上海—苏州和上海—深圳。② 整体网络特征上,网络密度逐渐增加,整体网络通达度在提升,城市“领导者”地位在下降,网络整体均衡性在提升,且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间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城市合作最紧密,西部地区城市次之,中部地区城市紧密度最小。③ 个体网络特征上,将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分为外向型、内聚型、均衡发展型和孤立型4类,且权力角色上呈核心领导者、次核心领导者、一般合作者和边缘合作者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④ 地理空间邻近性、旅游资源差异、旅游接待能力差异、城市规模等级和旅游交通情况的相近性对网络提升具有显著影响,对外经济贸易差异对中、西部地区城市旅游合作的影响是正向的,而对整体网络和东部网络的影响是负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