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中国嵌入世界生产网络的既有模式遭遇内部红利消失与外部贸易摩擦的双重困境,探讨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间的产业联系特征及其动态演化机制,对寻找中国产业对外联系的破局方向至关重要。基于1995—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库,从国家尺度刻画世界产业相互依赖网络,并着重关注中国在这一格局中的角色与地位演变。研究发现：① 1995—2014年中国从世界生产联系网络的边缘国家演变成为沟通东亚、东南亚地区与其他新兴市场的桥梁,并从美欧主干联系的“局外人”升级成为链接欧美产业网络的重要枢纽。而2015—2019年中国对外产业联系拓展逐渐进入曲折发展的瓶颈期。② 从供给角度看,中国基础资源行业和制造业正不断嵌入世界生产网络的供给侧。相比之下,中国大部分服务业对世界产业网络的供给能力低于世界平均水平。③ 从需求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与基础设施建设大国,在制造业与基建方面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然而中国的交通、物流、金融等生产型服务业的国际影响力在2005年后逐步下降。④ 中国产业获取本地附加值总体持续增长,但附加值捕获的效率较低。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多维邻近性、贸易保护对中国—世界产业联系的作用,发现：中国对外产业联系的演化受地理、认知、社会与制度4个维度的邻近性影响并形成路径依赖。其中地理与认知邻近性的影响最为广泛,而社会与制度邻近性仅对产业联系形式更加复杂的中间生产联系与发展较为成熟的最终需求联系有促进作用,技术贸易壁垒与反倾销调查会削弱中国对外产业联系;卫生安全检疫措施对最终市场需求联系有显著削弱作用,而对中间产品生产联系的作用并不显著。综上所述,生产型服务业与总体附加值获取效率是中国对外产业联系拓展的潜力方向,而内销—出口平衡与多元化的产业发展策略是中国对外产业联系拓展的合理举措。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油气时代向可再生能源时代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国能源需求结构和能源利用形式的变化决定了中国与全球能源的互动逻辑发生了深刻转变。为更好理解中国与全球的能源互动过程,本文探讨了全球能源互动的基本理论认知,并借助复杂网络、投入产出分析等技术方法分析了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格局及其变化。研究发现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从油气贸易到可再生能源贸易,从油气为主的投资到多元化能源品种的投资,从传统能源贸易到隐含能源贸易等方面,中国逐渐塑造了多元化的全球能源格局。主要结论为：① “多煤少油缺气”的能源生产结构和巨大的油气需求,决定了保障海外油气供应是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最直接的逻辑,互动区域主要集中在油气富集的国家和地区。②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逻辑从单纯的油气贸易转变为涉及可再生能源相关产品的贸易,凭借制造业优势,互动范围从油气富集的国家和地区拓展到全球拥有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装机需求的国家,形成了覆盖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可再生能源贸易新格局。③ 中国的海外能源投资目标从有限数量的东道国扩展到欧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投资业务不仅局限在油气领域,也扩大到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及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④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在全球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部分能源隐含于全球生产网络和贸易网络中进行二次分配,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范围进一步拓展到与中国具有一般商品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全球“能源中枢”的功能。本文可为深刻认识中国与全球的能源互动关系,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参与全球能源经济治理提供理论视角与决策依据。

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和中国角色演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当前学界偏重从国家经济模式和国际贸易角度来解释这种格局的变化,而较为缺乏基于生产组织视角的经济地理解释。因此,本文从经济地理视角出发,解析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变动与中国角色的演变。本文揭示了在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从“核心—边缘”到“链式重构”再到“网络不均衡”的演变过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如何从“贸易全球化”转变为“生产全球化”,继而朝“多元全球化”演进。本文还论述了中国如何通过战略耦合模式的动态调整实现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到变革者的转变。本文认为这种角色转变,改变了西方发达经济体对后发经济体的预设发展路径,以及经典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所预测的空间秩序,为全球化格局的变动带来新的重构动力与可能。最后,本文结合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球爆发带来的影响对未来经济全球化发展存在的可能路径进行分析,并从经济地理学视角为中国未来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选择提供了参考建议。

专利转移是国家和地区获取外部技术的重要通道,也是刻画技术流供求关系最直接的方式。基于全球—地方视角,本文建构了技术转移的跨国—国内城际双通道理论框架,融合社会网络、GIS空间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尝试刻画中国城市跨国城际技术通道的空间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跨国城际技术通道网络的空间异质性显著但随时间逐渐减弱。② 跨国城际技术通道加速东移,从北美和西欧（以美国纽约湾区和硅谷地区技术创新中心、加勒比海离岸金融中心、伦敦全球金融中心等为核心）快速向东亚（以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和东南亚（以新加坡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扩展,中国对美国和西欧的专利技术依赖性明显减弱。③ 以北京、上海、深圳—中国香港、台北—新竹为核心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台湾北部四大创新集群成为中国跨国城际技术流的集散地和全球性技术创新枢纽。中国香港凭借跨国公司及分支机构云集及离岸金融低税收优势,技术中介作用不断增强并成为技术转移的首位城市,而中国台湾的核心作用不断减弱。④ 国内通道的规模、强度以及城际紧密度有利于跨国城际技术引进通道的扩展;此外,地方经济实力对跨国联系通道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技术实力和对外经济联系程度则具有多方面的影响。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土地覆被发生了剧烈变化,人类活动对土地覆被变化的影响成为“人类世”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科学评估全球土地覆被变化的时空过程和新态势,分析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并提出优化路径,成为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应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任务之一。本文基于多源土地覆盖数据,运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定量刻画了全球土地覆被变化的时空演化过程,从景观尺度分析了地类间的转化关系以及全球“变绿”和森林覆盖度的变化趋势,揭示了中国对全球土地覆被时空变化的贡献。结果表明,1992—2015年全球土地覆被经历了显著变化,全球土地覆被变化度在南美洲中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亚、东南亚和东亚等地形成显著的热点区。中国森林覆盖率从1990年的12.98%增至2020年的23.34%,湿地面积增长1908 km²,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了力量,同时在城市用地增长、草地和其他用地减少等方面也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与全球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城市扩张占用耕地面积居全球第一位,高达7.3万km²。1999—2019年全球叶面积指数存在全球性的显著提高趋势。中国以仅占全球6.6%的植被面积,贡献了全球20%左右的叶面积增加量,引领了全球“变绿”过程。1990—2020年全球森林覆盖度变化呈现出空间集聚性。中国森林面积增长62.84万km²居全球前列,其中西南林区和秦巴山区是林地增长的主要区域,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内蒙古东部部分地区是森林覆盖度降低的主要区域。中国未来应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均衡协调度,持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和更多经验。